〔1〕《拉施特书》（“部落”，页31）所称南家思（Nankiyâs）就是南方中国人，这是指宋帝国（由于中文nan此言“南方”），参阅伯希和，《南家思》，《亚洲学报》，1913，I，460—466。在蒙古语里面，也有Nangkiyad这一词用以指在南方的中国人，这个名称蒙古人是从女真种的金人那里转贩而来的。参阅Ligeti，《La collection mongole Schilling von Canstadt》，通报，1930，169。说到这个问题，可以提到伯希和所说的话，长久以来，蒙古人总是通过金人而认识中国：“蒙古人如果从突厥人那里学得许多语言和文化，他们从女真人那里所得到的几乎相等。一直到忽必烈，可以说蒙古人所认识的只是由金人所改变与采取的中国制度。”（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465）。——另一方面可以提到《秘史》125节称宋宁宗（1195至1224年）为Djaougon或Djaogon，这“应该是蒙古人对于他个人名字赵扩的对音”（伯希和，《通报》，1929，130）。
〔2〕哈剌鲁。突厥的故事为拉施特和阿卜哈齐（Abou'l-Ghazi）所搜集，解释哈剌鲁（Qarlouq）这个名称以突厥的qâr这一词，此言“雪”；哈剌鲁人可能是指雪地的人。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332—333。
〔3〕哈密绿洲原则上也是属畏吾儿人的地方（伯希和注释，哈密是突厥城名Qamil的中国缩短名称，这个地名在蒙古语变做Qamul，读做Qomul）。
〔4〕关于成吉思汗攻金人的战役，当然趋向于参考中国史源，这样有在地理上和在日期上准确的好处。纵使是这样，蒙古的史源，即《秘史》，因为比较上地点相近，在这里要比伊朗诸战役明确得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秘史》告诉我们（第247节 ）成吉思汗攻取抚州（Foudjeo），这是在张家口地区（Herrmann，《中国地图》，第49张），海涅士（页120）误为Fou-ning，现今的永平，之后，攻取宣德府（Suandeifou），现今的宣化。两个蒙古大将，者别和古亦古捏克（Guyigunek）被派为先锋（manglaï ilebe）。于是攻取Tchabtchiyal，海涅士认为这是指居庸关，长城里面的要塞，在宣化：昌平和北京的路上。成吉思汗自将中军（qol tcherik）。他和敌人作战勇敢无畏，蒙古史诗在这里赞他（“勇敢和无畏的战士”erekun omoqoun tcheri'ud）。战事也说得很残酷。在Tchabtchiyal，敌人的死尸积叠如砍下的树木一样（花剌子模大使Bekâ ed-Dîn Râzi所作的关于他在北京附近旅行的报道，也说到这种可怕的现象：尸体的碎段腐烂在地上，原野布满白骨，瘟疫流行。Tabaqât-i Nâçiri也有这样的叙述。参阅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393—394）。《秘史》还告诉我们，者别攻取东昌。成吉思汗这时候建营于Chira-dektur，“黄色高原”，海涅士（《Wörterb.》，35）认为就是在居庸关南口的龙虎台。蒙古人攻击许多有城垣的城镇，qotot qotot balaqat，并没有列举其名，这里纪事似乎概括的提到。中都，就是北京，也被攻击，金国的一个大臣王京丞相（tchingsang Ongging），劝他的主人阿勒坛汗，和蒙古人议和。这个丞相为了这个目的往见成吉思汗。阿勒坛汗送给成吉思汗一位公主（goundjou）（实际上不是他的女儿，只是他前一个金主之女）和许多金、银、绸缎（altan, munggun, a'urasun）。以这样的代价，换得成吉思汗退兵。这个丞相伴送他直至抚州。
《秘史》第251节 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又一度侵入唐兀之后，在羊年（qonin-djil）派遣一个使节至“Djaougon”处，这就是说中国南方的皇帝（宋朝，杭州朝廷），赵扩（或宁宗）处，以主卜罕（Djoubqan）为其大使，但是所有这些这位蒙古征服者派往宋朝的使臣（eltchin），在中途被金人所拘留（当然是金人欲阻止蒙古人和宋人结成联盟以对抗他们，足以包围他们，在这一件事上面，和后来“蒙古”旅行商队被讹答剌的花剌子模长官杀死的事件一样，成吉思汗主张“国际公法”为自己辩护）。成吉思汗以这个事件为理由，于犬年（noqaï djil）出发和金人战争。（依照中国史源，出兵理由是金廷企图避免成为附庸的命运，从北京——这座城已经在蒙古骑师控制之下——迁都至开封府，以黄河为障蔽）。成吉思汗进兵向要隘（amasar）潼关，把守潼关的是金将亦列（Ile）（无疑这是一个以耶律为姓的人，即是说，是契丹一个王子）、合答（Qada）和豁孛格秃儿（Höbögetur）。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和出古古里坚（Tchougou-guregen）（罗按：出苦，《元史》作赤苦、赤驹，因其出古“驸马”为成吉思汗之婿，故称之“赤驹驸马”古儿坚（guregen），蒙语为“女婿”之意。）予以急攻。金人的精兵“红衣军”（Houla'andegelen）（按：这里应作“红帽军”，而格鲁塞原文是Habits Rouges，指“红衣”）被他们击溃。他们并击败金将亦列和合答。金人的尸体（《秘史》这里说乞答惕，不是用人种上的意义指“契丹人”，而是用做“中国人”的意义——有如在今俄语一样）堆积（形象地重又说到）就像枯树一样。阿勒坛汗，即金主从中都（北京）出亡至于南京（开封府）。（可见《秘史》颠倒史实的前后次序，因为根据中国史源，金人迁都之后，成吉思汗才再兴兵）。无论如何，依照这个蒙古史源，成吉思汗于奖赏了拖雷和出古之后，驻营河西务（按：现今河北省武清县北运河西岸），在靠近北京的“黄色草原”（chirake'er），里面。者别（又一次）占据Tchabtchiyal（居庸关）要隘的周围。阿勒坛汗留将军合答在北京为总督或留守。这位将军早就决定投降，因为他已经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报明北京所有金银绸缎的数目。此后的事，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成吉思汗派往北京点收这些财富的三个使者中间，汪古儿博尔赤（bao'ourtchi）（“司厨者”）和阿儿孩哈撒儿接受合答送给他们的个人提取部分。唯独是第三个蒙古使者失吉忽都忽，予以拒绝，上面说到后来成吉思汗如何公开地表扬和赏赐他，而汪古儿和阿儿孩哈撒儿受到严厉的责备。
最后，《秘史》第253节 向我们证实，阿勒坛汗逃避至南京（开封），在那里承认是成吉思汗的臣民。成吉思汗令其一子和贵族（nokot）一百人入侍。
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元史》的日期上所排列的地方，《秘史》明白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付托他的兄弟拙赤哈撒儿以左翼军（沼温合儿）出征，沿着海（dalaï-gidjin）向永平和辽西的门户。哈撒儿驻营北京（Beiging），［按：这是金的北京，即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县地（翁按：在今热河凌源之西）取得该城。他和他的同伴们：主儿扯歹、阿勒赤和脱仑扯儿必降伏了一个女真人首领名叫夫合纳（Djurtchedun Fouqano），前进直抵讨浯儿河（Tao'our-muren），这或者就是在齐齐哈尔之南的嫩江右支流洮儿河（Taor或Tolo）。
〔5〕《秘史》第248节 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承认：Mongghol-oun ba ärä aqta qadjar ha'uchiyädju költchirgämui；这是说，蒙古的士卒和马匹不宜水土（指在中国北方），见生瘟病，（鲍乃迪译，《亚洲学报》，1925，I，216）。
〔6〕金人的契丹军队归附蒙古人。可以举一个降于成吉思汗的金将明安，他帮助三木合占领北京。明安之子名石抹咸得不，以成吉思汗的命令，于1216年继明安为北京的达鲁花赤。（案：《元史》卷150，“石抹明安传”，石抹明安长子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正是石抹，于1220年在北京接待了前往阿富汗会见成吉思汗的道教旅行家长春。（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53）。
〔7〕在《拉施特书》里面（别列津本，XV，原文，页42）三木合把合秃儿（Sâmoûqa bahâdoûr）是撒勒只兀惕部人。同样的名字见于他的撒勒只兀惕（Sâldjîoût）纪事（“部落”，页180）。中国的对音见于《元史》的作三木合。令人奇怪的是《秘史》里面没有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