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合儿合孙这个名字，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拼音应作Harghasoun（伯希和，《Mots à h initialw》，《亚洲学报》，1925，I，205）。蒙古人写做Arghasoun，有如arghal，“干兽粪（“燃料”）”。这是《萨囊彻辰书》，页76，I，5.的写法。我们记得“蒙古人替小孩起名字每用母亲于产后眼睛触到的第一件东西”（伯希和）。
〔2〕在各大城组织行政管理，《秘史》第276节 特别指明这是指关于建造的城，有城垣的城，dabtamal qatangqou balaqat，这常常是蒙古人觉得惊奇的事物。——综言之，窝阔台的统治时期是游牧政体和定居政体的妥协时期。人们可以稍微迂回一些这个意义而给它加个旁注，就是《秘史》第277节的一句话：ke'er-un uyile ke'er-e gou noyalaqou bule'e; ger-un uyile-tur gou noyalaqou bule'e。这是说“草原的事在草原处理，家中的事在家中处理”（海涅士译，《Wört.》，51）。
〔3〕窝阔台的正妻在《秘史》第198节 叫做朵剌哈纳（Dörägänä）这就是说秃剌哈纳（Törägänä）或秃列真（Töregene）。有时读做Töregune（朵列格涅）。阿剌伯-波斯的写法是Torâkîna（秃剌勤纳）。在中国文字里面为脱列哥那，脱列忽乃。她是，人们记得，以《秘史》第198节为证，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长子忽都的妻室之一（另一人是Toqaï），她于1204年末或1205年初被俘，成吉思汗将她给与第三子窝阔台。《拉施特书》（别列津“部落”，页74）则以为她不是前兀都亦惕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媳妇，而是前兀洼思篾儿乞惕首领答亦儿兀孙的妻子。伯希和认为《秘史》在这里所说的比较可靠。中国史源说她的出生是乃蛮人。参阅伯希和，《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3——这是离奇的，看到成吉思汗的死敌的媳妇，有一天会君临蒙古帝国。
〔4〕失烈门（Chiremön或Chiremun）在蒙古语中指铁，“生铜”。伯希和先生怀疑失烈门这个名字是否来自Chlemun这一词，这是“所罗门”（Salomon）这个名字的伊朗化形式。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4，I，498和《Revue de l'Orient chétien》（《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1931，203和《通报》，1931，419。——在中国文字，作失烈门，（按：亦作实勒们）。
〔5〕修士柏郎迦宾，他于1245年4月16日离开里昂，于1246年2月3日离开基辅。他到达昔剌斡耳朵（Chira-ordo），地点距哈剌和林仅半日程。他在那里居留直到11月13日，因此亲见贵由于8月24日即位。
〔6〕以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言为证，秃剌哈纳于她的儿子贵由即位后两三个月死去（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页195）。（翁按：元史秃剌哈纳死于至元二年，至元为忽必烈年号，在贵由即位后20年。）
〔7〕贵由生于1206年，在他即位时候，恰好是四十岁。
〔8〕上面说过，贵由的客列亦惕人“丞相”镇海，和他的财赋管理人合答（Qadaq）是聂思脱利教徒。拉施特好几次埋怨这两个聂思脱利教徒敌视伊斯兰教徒（伯劳舍本，II，249，254，273，为伯希和所引，《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5，多桑引，II，235）。——这种情形在事先似乎有利于拉丁种的教士们被教皇派到大汗那里去的。而柏郎迦宾的例子，他所得到的经验，聂思脱利教徒阴怀不满之心，证明事实不是这样。由镇海和合答交给柏郎迦宾的贵由对教皇因诺森四世的回信，肯定证明“蒙古”聂思脱利教徒的嫉妒心，对于“这个罗马教会，自以为单独代表基督教而藐视其它教派”。而且伯希和先生研究蒙古文字，发现蒙古人所做的分别，1．一方面是ärkägun（中国对音为也里可温）或上亚细亚的聂里脱利派基督教徒，在原则上都是属于突厥种，蒙古人认为他们是被征服人民的一部分，是忠心于并且或多或少同化于蒙古人的；2．在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基督教徒，kiristan或tarsâ（中国的对音为迭屑，t'ie-sie），罗马教的天主教徒归于这一类，原则上他们还是列在背叛不服的人民（boulgha irgèn）里面。汪古人的聂思脱利教徒首领阔里吉思，变成为“乔治亲王”的，改奉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面所发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这是在朝廷之上和直到成吉思汗系家族之中的有头衔的聂思脱利教派的保护人，加入了罗马教会。
〔9〕这是《元史》告诉我们，贵由于1248年的阴历3月（3月27日至4月24日之间）卒于横相乙儿之地，这个地名，伯希和先生说，或者可以还原为突厥词Qoumsängir，此言“沙的岬”。根据《志费尼书》，他死于距离别失八里（现今乌鲁木齐的东北，古城附近的西北）一个星期的路程（＝前于，就是说东北）的地方。伯希和先生的举证，见于《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