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官修史表上的是赵，生于1270或1271年，于1276年被俘，居留北京直到1282年。于此时他被移置上都，在那里居留至于1288年。这时候他已成人，被送至吐蕃学习喇嘛教，在河西，就是说甘肃，为僧。于1323年死去（伯希和，《通报》，1929，136—137）。
〔2〕马可·波罗向我们提到一段异闻，海都有一女，马可·波罗称之为Aigiaruc，这个女将军引诱向她求婚的人战斗，将他们战败。马可·波罗所拟的草图可能供给莱昂·迦恩以模型，以描写他的“女杀人者”（“la Tueuse”），即速不台的侄女。伯希和先生将马可·波罗的牵强说成的名字用Aï-yarouq代替它，在突厥语中，此言“月光”。这位公主的正式蒙古名字是Qoutouloun（忽都龙）。
〔3〕海都和忽必烈中间发生分裂的藉口，是海都向忽必烈要求分给他应得的一份征服中国的战利品。有如伯希和先生所指出的，所有成吉思汗系的亲王对于征服的国家有权分得一部分。所以成吉思汗于取得河中之后，将这个地方留给他的四个儿子并没有分配，而每人有他们的“世袭财产”（Majorats）在那里。河中靠近察合台系在伊犁的封地，后来单独落到这一系人的政治隶属的时候，其它各系的成吉思汗子孙在那里还保有他们的“世袭财产”。另一方面，忽必烈于1275年和窝阔台系的海都以及察合台系的都哇——八剌（Baraq）之子——开始斗争时候是有关于这些特权的“号令牌照”的。（按：《元史》至元十二年，“敕追诸王海都八剌金银符”，格鲁塞这里有括符注hou-fou, p'ai-tseu，指虎符牌照。）
〔4〕忽必烈在战胜海都以前，曾努力于树立他的实际权力于伊犁和喀什加里亚。这段历史的全部经伯希和先生整理。——于1268年，忽必烈的将领在别失八里（济木萨）附近击退海都的第一次进攻，追逐敌人直至于阿力麻里以外（伯勒什奈德，II，36）。——关于喀什加里亚，我们知道，当1271年，忽必烈的威权在和阗还被承认，因为他在那里征收捐税。1274年，他决定在和阗和叶尔羌地区设立约十五处驿站。这一年，他蠲免和阗人的贡赋，即他们所应交付的山中玉石。也在这一年，他颁发䘏金与二百四十九个和阗人家属之战死于围攻襄阳帝国军队行列之中者。从1274年至1276年，由于海都在上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引起全面的抗命，和阗不受忽必烈的管辖。
喀什加里亚于是归于海都和他的将领帖木德儿（因为必须记得，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并不属于在谢米列契和伊犁的察合台汗国，而是处于在中国的拖雷系汗国和在塔尔巴哈台的窝阔台系汗国争夺之中）。伯希和先生说，海都的权力代替了忽必烈的权力在这三个喀什加里亚的绿洲，应该是实现于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地方大约六个月以后，所以马可·波罗没有说到。至于聂思脱利教长老马·查巴拉合三世传记里面所说的“Oqo”王子约在这个时期残破和阗城，伯希和认为这是指察合台系的都哇（Doua或Dougha），这时候他是海都的藩属。
虽然如此，情况又有新的转变。1276年，人们看到忽必烈在和阗成立一个军事基地，派一个代表团到这座城以及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职在“绥抚”这些地方的居民。1278年，忽必烈派他部下的一个伊斯兰教徒将军阿拉哀丁（Ala ed-Dîn）驻扎和阗。1279年，他发饷金给和阗的这个汉、蒙守兵并增加其实力。1282年，海都的将领玉龙伊撒（Yu-louen Yi-sa）攻和阗，但被击退。虽然如此，中国和和阗中间的邮递联络又一次中断于1282年间，但是终于1286年恢复。——综言之，我们在这里根据伯希和撮要叙述有关于和阗的情况，连带证明，所有喀什加里亚地方，忽必烈所能最后保存的仅仅是其最东的绿洲，即和阗。
喀什加里亚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变迁有关于著名拜圣者聂思脱利教徒马·查巴拉合）和拉班扫马的历史。——马可（Marcos），后来成为教长（patriarche）马·查巴拉合（“Dieudonné”）的，生于1245年，其父名Bainiel是高昌（“Kochang”＝Tochang＝Tongcheng或Toqto，在汪古人地方的一个教区掌教（archidiacre）。拉班·扫马约在1225年间生于北京地区，其父名失班（Chiban）是当地有爵位的人。这两个教士，照伯希和先生的估计，是于1275—1276年间离开中国，他们打算拜谒圣地，于1276年年中抵达和阗，这时候该城已经被忽必烈所派遣的帝国官吏夺回。从和阗，这两个教士往喀什噶尔，正在这个地方，六个月后，帝国的人同样地从海都手中重新占领（1276—1277年）。之后，他们经由塔拉斯，这是海都的主要驻在地，海都在名义上是一个“旧派蒙古人”的首领，或者比忽必烈更为（或者还是更为）优待聂思脱利教派。由海都的地方，他们再前往聂思脱利教派在毛夕里和报达的教区，他们需要三年的期间，才于1278年抵达，因为他们的行程有如上面所说，遇到了忽必烈是一方，海都和察合台系人为另一方的不断战争所阻碍。马·查巴拉合的传记和马可·波罗所提示的一样，在这上面有决定意义。由于蒙古的统一而开辟的洲际通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之后，因为成吉思汗系人中间的竞争，又变成困难，从此历时近四十年。
〔5〕关于忽必烈命第四子那木罕赴突厥斯坦。王子那木罕，于1275年，在他东突厥斯坦的藩镇里面，迎接了一位参谋长和监护人，这就是木华黎的曾孙，《元史》在中国对音上称之为安童，拉施特称之为“汉童那颜”（noyan Hantoum）。——可注意的是，在伊犁地区，即现今的谢米列契，建立一个忽必烈系的藩镇，如果能够维持下去，可能制止察合台汗国的独立的转变过程而永续中国汗国和波斯汗国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对于洲际商务是很有利的。忽必烈在谢米列契的尝试归于失败，在这个一切可能的年代，在这个由于蒙古统一而“成型”的亚洲，肯定是文化前途的不幸。“安童”和那木罕一起于1276年被海都的同盟人所执。至1284年，他们才被释放，但是忽必烈继续对他们疏远。（翁按：安童并未被疏远，他在边十年，在至元二十一年还朝，忽必烈即召见加以慰劳，语至四鼓，并拜为右丞相。）
〔6〕关于驻扎阿力麻里。阿力麻里的地位，相当清楚地由耶律楚材说明，在他的《西游录》里面，他说“阿里马城之西，有大河名亦列”，这就是说伊犁河（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7）。
〔7〕关于药不忽儿这个名字，波斯史源作Youboughour中国史源作药木忽儿。
〔8〕关于乃颜，Nayan或Naiyan在蒙古语中意为“八十”。这个宗王是聂思脱利教徒。和忽必烈交战时候，他将十字架放在他旗帜之上，但被击败。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伊斯兰教徒、偶像崇拜者（佛教徒）和犹太人利用这个机会嘲笑十字架的无能，而忽必烈使他们缄默，对聂思脱利教徒说：“如何你们上帝的十字架不帮助乃颜，这证明他有区别，因为他是一个叛徒，对于他的君主不忠。”
〔9〕关于赤黑秃儿（在波斯文中）或势都儿（在中文中），G.B.博士怀疑，能否联想到藏文名字Chaktour（P'yag-rdor），这即是梵文的名字Vadjrapâni？（按：势都儿之名见《元史》卷一百〇七，“宗室世系表”内。）
〔10〕关于铁木耳完泽笃，依照《萨囊彻辰书》，页118至119，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位人铁木耳皇帝先以完者（Oldjeï, öldjeï此言“幸福”）为名。于他父亲真金死后，他随后又接受了完泽笃（öldjäitu或öldjeitu）的头衔，此言“快乐”。所以他被称为完者-铁木耳，也被称为铁木耳完泽笃。（按：即元成宗）
〔11〕甘麻剌（Kamala或Kanmala）的词源为梵文Kâmala。《萨囊彻辰书》中称之为噶玛拉（Gamala）。
〔12〕乔治亲王（le prince Georges）是“蒙古”历史里面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人物。他的名字，中国对音是阔里吉思——在突厥-蒙古语里面是Körguz。他是汪古亲王爱不花和蒙古公主，即忽必烈的女儿月烈（Yurek或Yuräk，中文为月烈）公主之子，有如伯希和先生（《通报》，1914，631）和慕勒先生（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236, 239）根据《元文类》予以证实的。《元史》误以为乔治的父母是爱不花的兄弟君不花和其妻，即大汗贵由之女叶里迷失公主（慕勒，前引，页239）。（按：参阅本书此处，成吉思汗系和汪古王室的婚姻关系。）
这个汪古亲王全家尽忠于忽必烈的事业。早在1260年，君不花和爱不花击败阿里不哥的将领阔不花，即哈剌-不花（Qara-bouqa）于“按檀火尔欢”。1262年，他们围攻李璮于济南，“独当南面的前线”。之后，他们往西北击阿里不哥的另一个党羽，名叫撒里蛮的于孔古烈地方。爱不花死于这个战役之中，其子乔治代其职（慕勒，前引，236）。
乔治亲王也被中国史源所描述，由伯希和先生和慕勒先生译出，他是一个勇敢和有远见的将军，并且似乎是一个保护文学或艺术的人，他创立若干教堂（聂里脱利教的）和学校。在他的“宫”里面，筑万卷堂，每日和诸儒讨论经史、哲学、天文学、数学。他先娶忽答的迷失公主，这个公主是忽必烈儿子真金之女，后来他又娶爱牙失里公主（一作海牙迷失），她是皇帝铁木耳完泽笃的女儿。当铁木耳完泽笃皇帝（就是他的岳父）在位时期，他请往“西北”效力，这是说往上蒙古里亚防御海都。1292年的夏季，他以少击众败敌兵于伯牙思地方。1298年的秋天，忽必烈的蒙古里亚的驻军诸将领相信海都将士们的在表面上的按兵不动，决议退至边境的附近过冬。阔里吉思劝止他们说：“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备不可缓”，（按：这一段引语径引《元史》原文），但竟归无效。冬天到来，乔治单独保卫前线。海都和都哇的军队进攻。他击退他们三次，但是他的马踬被擒。他不肯背弃皇帝和他的妻即皇家的公主。都哇于是命人将他杀死（1298年）。（翁按：阔里吉思（又作奇你济苏）其子名“专”，想是约翰的对音。）
人们知道，汗八里（“Cambaluc”, Khan-baliq，就是我们的北京）的拉丁总主教（archevèque）蒙德哥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约于1294年到北京（慕勒，《Christians in China》，172），在他旅居的第一年，变更“乔治亲王”的信仰，使他由聂里脱利教派改奉罗马教派。乔治之子也受洗礼为天主教徒，用儒安之名，即Jean（约翰），表示对蒙德哥维诺的尊敬。相反的，蒙德哥维诺在他的一封信里面怀恨乔治的兄弟们还是聂思脱利教徒，仇视罗马。（他的兄弟们叫做Asen-gaïmich, Albadaï和Djouhanan，后者就是Yohanan，即约翰）。蒙德哥维诺的信，见《Christians in China》，页174（翁按：见前页，约翰，《元史》作“专”又作“米安”）。
〔13〕关于海山（Qaïchan）这个皇帝的名字，中文作海山，他在位时期自1308年至1311年（翁按：是为武宗），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14。
〔14〕伯希和先生曾指出，当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至1294年）永久性的征服制度在好些方面一直实行于中国，当他的继位人铁木耳完泽笃临朝时期（1295年至1307年）。在征服的时候，开始让位给一种比较正常的制度。宗王和蒙古贵族占据中国土地的大部分作为个人产业，并且将它尽情搜刮。等到横暴掠夺的时期似告结束，为了保证有法度的剥削，这些既得利益的蒙古人首领们，很巧妙地想出花样，有如伯希和先生予以证实的，借给中国人民就是从他们那里侵夺而来的钱，而收取很大利息。这种借款是由钱庄公会的媒介而借给本地人。这些公会，一般是回回人所组织，以ortoq之名著称（ortoq是突厥词ortaq的蒙古形式，在中国语称为斡脱）。回回人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既像中世纪时期我们的“伦巴第”（Lombards）人，又像十七世纪时候我们的田间代理收税人（fermiers généraux）。伯希和先生说：“他们是蒙古人时代在远东的银钱巨贾”。而在1298年，有一项诏敕，其日期是在铁木耳完泽笃在位时期，这个诏敕经过伯希和先生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南方的，即从前宋朝帝国的中国人，此后应认为是蒙古人一样是善良人，把他们从蒙古的贵族们的专制金融家那里解放出来的时期已到。任意聚敛的制度由此告终。中国人民得到保障以抵制斡脱的回回人公会的没有证明文件而追索欠款，抵制债权人们夺取妻女儿童；等等……其它诏敕公布于1301年和1302年，也是在铁木耳完泽笃临朝时候，禁止替蒙古亲贵们服务的斡脱（ortoq）在征收捐税时候曾经发生的其它暴行。〔按：斡脱，格鲁塞在这里译音为wo-(eul)-t'o认为源流于突厥词Ortaq。关于斡脱，可参阅《元典章》，户部十三，钱债，“斡脱钱”。至于这里所举的伯希和对于铁木耳时代的诏敕所做的研究，应该是指大德二年八月二十日令“斡脱钱为民者倚”和大德五年六月，大德六年的两次敕令。均见《元典章》。然而这些官样文章，并没有改善南方中国人民的生活，或者免减其受重利剥削。在忽必烈时代，例如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奏：“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为婢使，或为妻妾……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牲口无异。”（《元典章》，刊部十九，“禁典雇”）而在铁木耳时代，情形是怎样呢？例如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奏，每当秋成之际，佃户纳佃税之外，为了支还田主借金母利，“合得粮米，尽数偿之，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迁移，土地荒废。”这也是指中国南方的情形。再查《元史》各种记载，重利盘剥，豪强侵夺，终元一代，没有已止。陶宗仪的《辍耕录》里面的“检田吏”七古诗，所描写的是元末情况，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