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粮食等饮食作为人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也是流通最广泛的商品，其价格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影响着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农业与手工业、商业。尤其是在灾荒年间，粮价不仅对人民群众而言关乎生死，对统治者而言，如果人民买不起粮食而挨饿，就会引发变乱，所以官府对粮价同样十分重视。其价格所呈现的两大特点，一是空间上地区差价明显，二是时间上年份、季节差价多变。有关宋代粮价，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这里在前人基础上再作概括、补充或订正，并按地区论述，以探讨各自的规律和差异。
一、粮食
1.全国粮价的基本趋势
宝元二年（1039年），吏部流内铨由于地方官职田问题，透露出各地粮食价格的不同：
相度欲以幕职令录与判司簿尉各作一等，大约随路分斛斗贵贱分定石数。如京东、京西、河北、淮南、两浙、江南，皆物价中平，其幕职令录以岁收一百五十石已上、判司簿尉一百石已上者为有职田；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即幕职令录以二百石、判司簿尉以一百五十石为限；唯川峡谷贵，与（诸）路不同，其幕职令录断自百石已上、判司簿尉五十石已上，并为有职田处。[1]
怎么看待这条史料呢？有以下几点应该注意：一，同样职位石数少者，意味着当地粮价贵，与石数多者在那里卖出的价钱大致相同。二，照此可大致分为3大区：京东西、湖北、淮南、两浙、江南粮价比较便宜：“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粮价更低；川蜀4路粮价最贵。三，这是的当时情况，未必十分准确，更不代表前后期各地粮价，仅作参考。
我们主要想谈的是，根据有限的资料，勾勒出不同时期全国平均粮价的变化。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7至8文，[2]每石70至80文。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说道：“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3]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300文。与前相比，增长4倍左右。
熙宁元年（1068年）以前的15年间，即皇祐后期至治平年间，全国的平均粮价是：“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4]也即中等价是每石700文（98陌），合686文足。是天圣八年的2倍多。
元祐元年（1086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5]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200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仅140至150文。价格明显回落。
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报告道：“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6]这条史料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熙宁以前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每石600文至700文，另透露出当时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每石2贯500文至3贯。以前者700文、后者3贯计，50多年间价格增长率为428%。
绍兴九年（1139年），东南地区米“三万石以中价计之，自不下十万缗”，[7]每石约3贯300余文，高于宣和年间的价格。比较同时的北方金国，粮价却很低廉：在完颜亮正隆以前即绍兴二十六年前，“米斛极贱，米不过二三百一石”。[8]每石仅200至300文。
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报告：“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9]每石不足2贯，价格回落。
绍兴二十九年，王之道言：“今兵食计之，大率不过三百万斛，略论中平之直，为钱不过五百万缗。”[10]平均每石1贯666文，比以前降幅不少。
乾道三年（1167年），有臣僚指出：“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11]当时秋收后的粮价是每石1贯200文至1贯300文，再次下降。
乾道六年，户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史正志说道：“户部去岁降本钱三百九十五万余贯，每斗约三百文省为率，约籴米一百三十万硕。”[12]乾道五年，朝廷在东南地区籴买130万石粮食，每石平均价钱是3贯省。粮价开始上扬。
南宋后期，未见全国性的一般粮价数据，但就各地的总体情况来看，呈普遍上涨态势。
下边分路考察具体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粮食价格。
2.开封府
端拱二年（989年）李觉报告道：“近岁以来，都下粟麦至贱，仓库充牣，露积红腐，陈陈相因，或以充赏给，斗直十钱”。[13]开封府的粟、麦每斗仅10文。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秋天，“京师粟斗钱三十”，[14]粟每斗30文。虽然比以前增长不少，但仍是很低廉的价格。
熙宁二年（1069年），朝廷“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执政大臣王珪表示反对，奏道：“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15]由此可知，开封周边市场的米价是每斗40文，朝廷打算用每斗100文的价钱收购驻军士兵的饷粮，显然是很不合算的，所以遭到反对。熙宁三年，郑侠指出：“自三月初十日以来，闻知市易司抵当米（往）［住］支，十一日以后，闻米价日有增长，自八十五文一斗，增至二十五日米一斗一百五文。准三月二十七日勅，京城差官于诸寺舍粜米，当日米价顿减，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价斗七十五文。”[16]则是当年三月间，米价自每斗85文增至105文，最后又降至75文。熙宁七年初，“都下米麦踊贵”，米价每斗150文。朝廷调出200多万石以平籴粮价，市场价降至每斗100文；至三月，又降到90文。[17]当年四月，又诏令三司：“以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于乾明寺米场听民赊请，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零粜与贫民。”[18]上等粳米以每石1贯的价钱赊给百姓，中等粳米以每石850文的价格零售与贫民。熙宁八年九月，吕惠卿记载道：“八年九月十六日，进呈罢运米，令市易俵放文字。余曰：‘元初只见在京八十价籴了米，司农寺以一百价赊籴了米。”[19]米价在每斗80文到100文之间。与北宋前期的价格相比，增长数倍。
宋哲宗元祐初，右司谏王觌上奏，请求提高京师常平米粜价。当时开封诸仓出粜常平米，价钱是“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他认为虽“有以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而惟以利民为务也”，但“官粜甚贱，非所以致商贾也……京师之民，旧多食麦，而今多食米，以米贱故也。使旁郡之米、麦入京师者浸少，岂长久之策哉”。他希望“京师常平米，一斗其价，以百钱为定”。将官方粜价提高到每斗100文省。[20]大概每斗100文省，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般价格。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作）局部。描绘的是一些停在岸边卸粮的私船。
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的报告中指出：“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21]虽没有明确是那里，但至少应包括开封，粮价已涨到了每斗250文到300文之间，比北宋中期又增长了二三倍。
3.京西
京西路的粮价，与土旷人稀、消费有限有关，常年低贱。
景德四年（1007年），蔡州等地的麦子每斗10文，粳米“斛钱二百”，[22]即每斗20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襄州、邓州粟每斗30文，菽、麦每斗10文；许州米每斗30文，麦每斗12文。[23]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据说京西以及其他各地都获得大丰收，米斗卖钱7至8文。[24]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负责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供应的行在三司使丁谓报告说：自东京至泰山即京西路东部、京东路西部地区，粟麦每斗不及10文钱。[25]考虑到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天书、封禅等活动，必须祥和的气氛配合，所以这些丰收的喜报和低廉的粮价当打折扣。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据陈州知州冯拯报告说：“部内麦斗三十钱”，[26]当地的麦子每斗卖30文。
天圣六年（1028年）十一月，京西路报告的当地谷价是每斗10文：“谷价每斗十钱”。地方官因此忧心忡忡：“恐太贱伤农”，请求三司及早籴买。[27]天圣年间，襄州营田务历年收获的粮食，“都计三十三万五千九百六石九斗二升，依每年市价，纽计钱九万二千三百六十五贯”，每斗约27文；唐州营田务的历年收获，“所得课利计六万四千九百三十一石四斗六升，依每年市价，纽计钱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八贯五百三十四文”，[28]平均每斗40文。庆历四年（1044年），据包拯报告：陈州“见今市上小麦，每斗实价五十文”。[29]小麦每斗50文。皇祐年间，孟州政府“每岁抛降和籴小麦万数，多是过时收籴，每一斗官支价钱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间麦熟之时所直市价，常多三四十文……麦熟时民间价例，止于六十文”。[30]麦熟时的市场价为小麦1斗价钱60文。与宋真宗末期的陈州麦价相比，增长了一倍。
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京西麦斗钱不过三十”。[31]京西路麦子每斗30文以下，恢复到了宋真宗末期的价格。元祐六年（1091年），颍州常平仓“元籴价”的粮食价格是：粳米每斗118文有奇，绿豆每斗72文有奇，小麦每斗54文。是年逢淮南、两浙发生自然灾害，流民即将进入境内，官方准备出粜封椿库粮食，按当时市场价格估定为粳米每斗80文，小麦每斗60文，绿豆每斗55文，粟米每斗90文，豌豆每斗60文。[32]
至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京西路诸州“数年以来，物价滋长”，如“小麦孟州温县实直为钱一百二十，而折科止五十二，颍川汝阴县为钱一百一十二，折科止三十七”。[33]孟州温县小麦每斗120文，颍州汝阴县小麦每斗112文，比之元丰七年的每斗30文，20余年间增长4倍。但与全国粮价相比，仍是低廉的。
4.京东
与缺京东路的土地价格资料一样，也未见京东路有效的粮价资料。除了在京西路中涉及京东的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月两条可疑资料外，仅见三条，还不属于正常的或真实的价格，仅供参考。
一是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宋神宗的一道诏令中说：“闻齐、兖、济、郓州榖价贵甚，斗直几二百，艰食流转之民颇多。”[34]每斗将近200文，属于灾荒年间的粮价，平常价格肯定低于此。
二是元丰七年宋神宗的一条批语：“知青州邓绾言：‘本路夏秋丰稔，米斗直五七钱。’”未知虚实，宜令京东西路提举司具州县米榖市价以闻。’既而绾言：‘昨以秋成，故奏菽粟斗六七钱，今虑提举司奏物价稍增，乞照察’。上以绾佞，知其初奏不实也。”[35]每斗价钱仅5至7文，是地方官邀功谎报的虚假价格。真实价格如何？却没有记载。
三是宣和七年（1125年），陈东在上皇帝书中批露：“去岁东京（按：应为京东）盗起，米斗千钱”[36]每斗1贯，是兵荒马乱情况下的非正常价格。
5.河北
地处边防、屯驻重兵的河北粮价较高。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河北米斗7至8文。[37]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对宰臣王旦等人说：“近览边奏，皆言今岁物价甚贱，刍藁三钱易两围，麦粟斛百余钱。”[38]河北边防地区粮价每石100余文。大中祥符二年四月，镇州、定州地方政府向朝廷报告说：“乔麦斗直百钱。”[39]乔麦每斗100文。
至和二年（1055年），虞部郎中薛向陈述河北籴法的弊病道：“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而岁常虚费三百万缗，入于商贾蓄贩之家。”[40]如此看来，当时河北沿边地区的实际粮价是每石1贯250文。熙宁二年（1069年）河北农业丰收，米“每斗不过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41]每斗75文至85文省，与全国平均价格“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九十八陌”相比，[42]还要低廉。同样是河北沿边地区，元祐元年（1086年）按中等年份“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不过可直三十来千”，每斗30余文，而全国内地的平均价格是20文。[43]绍圣元年（1094年），知定州苏轼报告说：“本州见管常平米二十七万余石，每斗衮纽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实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无人收籴。”[44]定州常平仓米收籴时每斗104文，绍圣元年的市场价格是每斗82文。政和五年（1118年），河北东路提刑司奏：“准朝旨，沧州无［棣］县民昨发政和元年内输均籴白米，每斗支价钱六十至四十，政和二年内，又斗支一二十，而市价为百二十，并今体量到逐年均籴白米价例，比街市私籴价钱委有低少钱数。”[45]政和二年，沧州无棣县白米的市价是每斗120文。宣和末年，真定府“米麦”每斗550文。[46]在此不妨比较一下：北宋后期，辽国燕京地区的粮价相当廉价：
“承平时年粟不过百钱”，[47]每斗一般不超过100文。
6.河东
河东路地处山区，又是边防地区，但出乎意料的是，其粮价在北宋时期非但不高，而且长期低贱。
河东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收复，入宋以后的几年中，“人希物贱，米一斗十余钱”。[48]每斗仅10余文。吕惠卿曾回顾河东路收复后的情况道：河东路太原、汾等13州军，“正税之外，别有和籴。体问得始据田亩，视其苗稼，等第科籴。米每斗钱三十文，粟十六文，大豆二十二文，草每束十文，虽估价颇贱，而民于登稔之际，先期得钱，未以为病”。[49]这种和籴，是在两税额很轻的情况下筹集军需的强制措施，但还属于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从反映当时草价的另一条资料草1围8文，[50]也可看出这点。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河东米斗7至8文。[51]大中祥符四年，代州报告说粟每斗10余文；次年十二月，“河东丰稔，米斛百钱”。[52]每斗10文。大中祥符九年，河东粟、豆的价格是每斗19文。[53]由此也可看出，前此每斗30文的官买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天圣年间，“麟州粟斗，实直钱百”。[54]地处边防前线的麟州，每斗粟的价钱是100文。
《大豆图》（南宋任仁发绘）
元祐元年（1086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河东缘边州郡四五十千”[55]当时河东路的边防地区粮价最高，也不过每斗40至50文。
7.陕西
陕西虽是北宋时期的边防重点地区，在一般情况下粮价并非想像的那样高昂，只有战争期间由于供应军队等因素，才明显上涨。但由于陕西战事经常发生，所以粮价在北方地区中是比较高的。
庆历年间，“陕、虢以西，米斗钱五百至六百”。[56]每斗500到600文，是宋夏战争导致的异常高价。宋英宗治平末年，是和平时期，“长安钱多物贱，米麦斗不过百钱，粟豆半之”。[57]米麦粮价在每斗100文以内，粟、豆杂粮只有50文以下。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司马光指出由于当年陕西饥馑，粮食“在市贵价”，陕西常平广惠仓司准备将“陈次斛斗（细）［纽］作见钱，支散与人。又豫定将来粟麦之价，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今将陈色白米每斗（细）［纽］作见钱七十五文，若折计作小麦价钱支俵，每斗四十文”。[58]所预定的粮价，应是当地一般情况下的价格，即粟每斗25文足，小麦每斗40文足；当时准备散放的陈旧白米价格是每斗75文，小麦40文。熙宁五年（1072年），据司马光报告：陕西“即今每斗白米价钱一百文足”，[59]每斗100文足，保持着治平末的价格。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边防地区煕、河州每斗米的市场价是120文：“在市乃百二十，”[60]与陕西内地相比，仅高出20%。沿边的鄜延路，“熙宁、元丰十余年间米价，除元丰五年系军兴，每斗三百四十文外，其余年分，贱止八十文，贵不过一百八十文。自元祐、绍圣以来，铁钱日益轻，故米价日长”。[61]在宋神宗时期，除了元丰五年（1082年）因战争米价涨至每斗340文外，其他年份低者80文，高者不过180文（均为铁钱）。元祐元年（1086年），沿边地区与河东沿边相同，每斗40至50文。[62]渭州原来米麦每斗不过100文，元符二年（1099年），每斗300文以上，在新边城寨，官方收籴价更贵，至500文到600文；[63]同月，延安府“官籴米价五百二十文足，市新米七百八十文足，陈米七百二十文足”。官籴米价每斗520文足，市场新米价格是每斗780文足，陈米720文足（均为铁钱）。主要原因就是“钱轻”即铁钱贬值。[64]
宋代燕文贵《扬鞭催马送粮忙图》局部。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范纯仁报告：“去岁夏秋，两经丰穰，而物价未甚减少。如鄜延路新城堡寨，今春籴买米斗，犹有至一贯四百文者，则一方艰食，可以概见。”[65]每斗1贯400文。以后不断增长，至宋徽宗政和年间，“陕西斛斗价高，数倍于昔时”。[66]主要还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如宋徽宗时经营河湟地区，大开战端，“竭府藏以事边，募商人运粮，不复问其直贵贱，鄯、廓至斗米钱四千”。[67]每斗米竟高达4贯，但不属于市场价格。
8.淮南
北宋时期南方地区的粮价，大多像北方京西地区那样长期比较平稳，淮南就是一个典型地区。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淮南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据说米斗7至8文。[68]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淮南地区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69]熙宁三年（1070年），宿州上色绿豆每斗75文，次色绿豆每斗72文。[70]宋神宗时，据在当地居住的苏轼记载：黄州“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71]外县船运贩卖到黄州的米，每斗仅20文。元祐元年（1086年），受灾的淮南，“米价斗直一百七十”，[72]每斗170文。元祐四年至七年，扬州糯米每斗“不下八、九十文足。”而此前不过50文足。[73]元祐六年三月，淮南宿、亳等州发生灾伤，“米价高处七十七文”，[74]每斗77文。即使在受灾的情况下，粮价仍不高。两宋之际，叶梦得说道：“淮南、京畿去年种粟麦甚广，冬春之间，金人驱虏强壮过河，夏田成熟，收多食少，谷价甚平，小麦一斗一百三十文省，大麦一斗八十文省，粟一斗七十文省。”[75]每斗合足钱为：小麦100文，大麦61.6文，粟54文。
进入南宋时期，淮南粮价发生变化，增长幅度较大。但与东南其他地区相比，仍属低价地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贱的地方，每斗120至130文，因“米价极贱”，朝廷有伤农之忧。[76]与元祐六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粮食高价相比，此时的最低价也高出64%。当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报告了全国平均粮价：“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77]每斗不足200文，当时显然已是低价了，那么淮南的最低价格120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低价。绍兴三十二年，在淮南路的舒州望江县，糯米每石（绍兴斗）1贯500文足，在其州城怀宁县，糯米每斗160文省。[78]
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楼钥路过宿州，看到“城中人物颇繁庶，面每斤二百一十，粟谷每斗百二十，粟米倍之，陌以六十。”[79]小麦面粉每斤210文，粟谷杂粮每斗120文，小米每斗240文，都是60陌。折足钱的话，面粉每斤126文，粟谷杂粮每斗72文，小米每斗144文。乾道六年正月，朝廷诏左藏南库“支降会子十二万贯，均付两淮总领所，差官置场收籴马料十万硕。”[80]每石价钱1贯200文。乾道七年，奉使淮西的薛季宣言：“浮光比岁不稔，谷价高过常年四倍。盖光之市用钱，旧以四百为贯，米石一千，今为钱千六百矣。”[81]“浮光”是光州的别称，米价在此前的正常年景为每石足钱400文。乾道八年底，黄州丰收，“米价每硕不过一贯四百文”，[82]每斗不超过140文。乾道九年闰正月，官方在鄂州置场收籴粮食，淮南等地的下等大米，每石2贯700文省；来自淮南的下等占米，每石2贯300文省，均为会子。按当时“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计钱八文四分足”换算，1贯400文会子等于800文铜钱。则是来自淮南下等大米的每石2贯700文省，实际等于1贯540余文；来自淮南下等占米的每石2贯300文省，实际等于1贯310余文。[83]乾道九年，扬州1石稻子约1贯500文，折合为米约为每石3贯。[84]
绍熙二年（1191年）十二月，知扬州钱之望报告：“本路旱伤，民户已自乏食，赈粜诚不可缓……见用铁钱内有破缺并私钱，艰于行使……乞念疲民，将赈粜米每升并作二十文足，不问官钱、私钱，衮同交受。伏准十二月十日诏，支拨镇江府陈次米十五万石，令淮东转运提举司日下般取，每石计破缺钱及私钱一贯四百文足收换……已降指挥，分拨镇江府桩管陈次米一十五万石付本路转运、提举司，收换破缺及私钱，每升十四文足。”[85]据此可知，在灾荒年间，官府照顾性的粜粮并允许人们使用破缺钱及私钱购买，每石1贯400文足，相当便宜。绍熙五年闰十月，“今岁淮东、两浙多被旱潦，如常、润、扬、楚、盱眙等处，当此收成之时，斗米至为钱四百上下，无下三百足陌者”。[86]受灾的淮东地区，每斗米价在300文到400文足左右。
9.两浙
开宝三年（970年），睦州米每斗20文：当地的一个古井陶栏上“识岁月其上，盖开宝三年三月也。且识‘是年米斗二十钱’”。[87]三月份米斗20文，在当地显然是少见的低价，所以铭记了下来。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末，处于灾荒年景的杭州，米价每斗65文足：“彼处米价，每升六十五文足”。[88]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两浙米斗7至8文。[89]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两浙杭、润等州米斗60文。[90]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说：“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省。”每斗60文至77文足，与五代吴越国时苏州50文籴1石相比，“其贵十倍”。[91]熙宁年间，据在苏州典有土地的吕惠卿说，苏州白米每斗50文。[92]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日僧成寻在越州用400文钱，买到5斗米：“以钱四百文买米五斗”，[93]则是每斗80文。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苏轼言：“去年八九月间，杭州在市米价，每斗六十文足，十一月长至九十五文足……今来在市米见今已是七十五文足……今访闻苏州在市米价，已是九十五文足。”[94]杭州米价在每斗60文足、95文足、75文足的价格间波动，苏州当年最后米价为95文。元祐六年三月，水灾后的杭州米价每斗70文足：“浙西去岁米价例皆高贵，杭州亦是七十足钱收籴一斗”。[95]上虞县文化馆藏有一宋代青瓷砚，上有题记云：“置此研子永不失者。其年米佰价正。绍圣五年二月十一日。”[96]似可表明，绍圣五年（1098年）冬季，越州上虞县的米价为每斗100文。北宋后期，台州“米斗百钱”，[97]米每斗100文。总之，北宋时期，两浙米价通常都在每斗100文以下。
《耕织图》（清代陈枚绘）中筛米的场景。
南宋时的东南地区，米价扶摇直上。[98]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宋高宗问大臣道：“昨夕闻已籴新米，莫少减价否？”张守回答道：“有人自浙西来，前此每斗一千二百者，今减作六百。”宋高宗大喜道：“不但军不乏食，自此可免饿殍，在细民岂小补？当须及时广籴，以备岁月。”[99]每斗600文，就使皇帝喜出望外了。绍兴二年七月，常、润、苏、秀等州获得大丰收，“米价极贱”，据吕颐浩的报告是“米斗二百”。[100]所谓极贱的价格，已高出北宋时期最高价的一倍了。正如绍兴四年有官员所说：“今来米谷、饮食，时价高贵。”[101]绍兴五年，据知湖州李光报告说：“近来两浙米价（倒）［例？］长，街市每斗已七百文。”[102]每斗高达700文。绍兴八年，侍御史萧振上奏道：“臣尝询浙西凡秋成米贱之时，其价概以官斗，每一斗民间率用钱三百足，亦有三百已下。今来收籴，须是量增价直：如民间每斗用钱三百足，官中须用钱三百三十至四十文足。”[103]每官斗米的民间市场价为300文足或不及300文足。绍兴十四年六月，秘书省正字吴芾奏云：“江浙昔号粒米狼戾，虽歉岁，斗值二百。今岁丰反倍之。盖由州县重征，税监官觊美赏，巡拦利掊取。若蠲其算，价自平矣。”[104]按他的说法，北宋后期即使灾荒年景，东南地区的粮价每斗也不过200文，而绍兴中期即使丰收年景，每斗也要400文，原因在于官方对流通的粮食多方征税，提高了成本。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据户部尚书韩仲通言：“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如辇毂之下，诸军云屯，仰哺太仓，终岁之用，亦有余数。若岁取所余之数，别置仓廪贮积，以一百万石为额，常以新易陈，阙即补之，遇有水旱，助给军食，减价出粜，以资民用，实为经久之利。”朝廷因而建立了丰济仓。[105]说明两浙的粮价是每斗200文，与前相比，下降幅度很大。
乾道七年（1171年）十一月，处州官方籴米价钱是每石2贯900文：“每石价钱二贯九百文。”[106]淳熙四年（1177年），朝廷在江浙一带州郡和籴大米，每石的价格大约是（新印会子品搭钱银）2贯500文省：“每石大约价钱二贯五百文省。”[107]淳熙五年，朝廷在东南各地和籴粮食，每斗价钱300文省即每石3贯省。[108]淳熙七年，处州籴米价是每石2贯900文（会子）。[109]淳熙九年，两浙发生旱灾，朱熹请求朝廷拨款200万贯，“则一路可得米五十万石……今乃仅得三十万贯，则是一路得米不过七万余石”。[110]平均每石4贯。同年，据衢州诸县报告的米价，每升均为40文上下，[111]即每石4贯左右。淳熙中，江、浙地区大丰收，“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钱”，[112]每石1贯500至1贯600文。淳熙十三年十月，司农司以每石2贯200文的价格籴米，朝廷认为“每石作二贯二百文价（大）［太？］贱，可增一百以利农”。[113]要求加价100文即每石2贯300文，以保护农民利益。淳熙十二年，司农司以会子20660余贯籴到马料14430余石：“已支二万六百六十余贯，籴料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余石，”[114]每石合会子1贯400余文。淳熙十三年八月，诏令封桩库“更支降会子五万贯，接续收籴马料桩管，截日已籴过三万三千三百八十余石，价钱不等，共用过钱四万四千四百余贯，目今止有见在钱五千六百余贯文，可以五七日间籴足。窃缘马料稻子系用早谷，今来正是秋成，早谷到来数多，每石一贯二百文，宜趁此价平，广数收籴。”[115]每石1贯200文。淳熙十四年，司农司报告的马料市价是每石1贯200文：“即月市直，每石一贯二百文省”。[116]淳煕末年，蔡戡指出：“自去岁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钱。今浙西雨旸时若，高下之田，皆有丰登之望，新谷既升，其直愈贱。老农咸谓数十年来所未尝有……今也负担适市，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入，不足以纾目前之急。”[117]因为大丰收，粮价大幅度下降，每石最多能卖到600文，是整个南宋时期两浙的最低粮价，与大中祥符六年的价格相同。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如此低的粮价损害了农民利益。
绍熙三年（1192年），蔡戡报告说：“臣所历淮、浙八郡，苏、秀中熟，常、润所收仅六七分，自江而北，截长补短，大率不减六分，斗米不过二百五六十钱，钱会流通，民旅安便，盗贼不兴，边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优游无为，两宫交欢，朝野多娱之日。”[118]中等年景的一般粮价，每斗250-260文，已让统治集团很宽心了。绍熙五年闰十月，周南报告说：“今岁淮东、两浙多被旱潦，如常、润、扬、楚、盱眙等处，当此收成之时，斗米至为钱四百上下，无下三百足陌者。”[119]每斗400文左右。
大约是在庆元年间，浙西地区“米仅及二百，父老皆谓二十余年未有此稔。及今广籴，恐正其时”。[120]大丰收后的米价是每斗200文。宋宁宗开禧时，湖州米的市价是每斗405文官会：“见在市价，每斗四百五文官会。”[121]嘉定初，越州政府“粜谷五百石，得官会一千八十贯”。[122]每石是会子2贯160文。
宝庆三年（1227年），庆元府酒务耗费的粮食原料数量及价格为：“糯米九千六百八十五硕三斗六升五合，每硕钱三贯九百九十文，计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贯六百七文。”[123]1石糯米价值3贯990文。端平二年（1235年），嘉兴府官府以1万贯籴米3000石，[124]每石合3贯333文。嘉熙初，华亭县“取樽节余钱一万缗，籴三千石，规县东为屋五楹别储之，华亭于是乎有平籴仓。”[125]则是每石3缗300文。嘉熙二年（1238年）的春天，苏州“米斗二十千”即20贯，[126]此数应是纸币。嘉熙四年，嘉兴府华亭县“楮币一缗，仅得米二升有半”。[127]每斗4贯纸币。淳祐元年（1241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128]则温州米价每石4贯铜钱，台州、处州等地米价更于此高。淳祐元年（1241年）十月，庆元府两次兴工淘沙，支付工钱的方式不同：“本月初十日兴工至二十六日毕，自马家营至堰上水口，共五百十三丈，为工四千，每工官钱五百文、米二升半……本月十三日兴工至二十日毕，为工一千，每工支官钱一贯五百文，不支米。”[129]推算可知，1贯官会折米2.5升，4贯1斗，1石米的价格就是官会40贯，是为淳祐年间明州的粮食价格。淳祐四年在庆元府，“制帅殿撰赵公纶拨钱五十二万三千贯，籴米一万九千五百石有零”。[130]每石合计26贯825文（会子）。当时庆元府的17界会子1贯合铜钱70文足，26贯825文会子实际等于铜钱1贯878文。淳祐年间，“都城米升六百旧会，似更廉于外处”。[131]临安府米价每石达17界会子60贯，外地价钱更高。景定五年（1264年）婺州浦江县有关官员“将元桩交承之钱且照时下时价，每一秤十五斤计四贯，作急收籴，拘桩在仓”。[132]所籴当为大米，每斤达到18界官会260余文。
大约在宋度宗初期，车若水记载：“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群灯环之，光闪半空。问之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铜镪三万。’予曰：‘嘻，此三百人一日之粮也！”[133]按其计算，每人每天需100文铜钱买的粮食，以日食2升计，每升50文。则是台州当时粮价每石约5贯左右。
南方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产小麦不多。南宋绍兴初，由于北方人大量南下，需要面食，小麦价格猛然上涨，“麦一斛至万二千钱”，一石高达120贯，由此引发起种麦高潮。[134]随着麦子的广泛种植，价格自然逐渐下降。乾道三年（1167年），平江府灵岩山一座寺院的僧人，卖掉其先师贮藏的麦子110石，得到现钱330贯足。[135]则是当时的市场价是每石3贯足。淳熙十年（1183年）闰十一月，宋孝宗说：“闻外间米面甚平，见老兵云，三十文买面一碗，可饱终日。”[136]在临安府，30文钱买到的小麦面粉，足够1人吃1天。若以2升计，则是150文1斗。淳煕十三年，范成大在家乡苏州写道：“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137]麦收后的价钱是每斗100文，与米价比较，可谓相当便宜。宝庆三年（1227年），庆元府酒务耗费的粮食原料数量及价格为：“曲麦二千二百八十八硕三斗九升八合七勺，每硕三贯六百文，计八千二百三十八贯二百三十六文。”[138]1石麦子3贯600文。
大麦价格也有一例。乾道七年（1171年），两浙等地“二麦丰熟，倍于常年”，朝廷收籴大麦作马料，其中在“镇江府于桩管朝廷会子内各支一十万五千贯，收籴大麦各七万硕；浙东委沈夏，提领南库所支降会子一十万九千贯，收籴大麦七万硕”。[139]显示的价钱分别是：镇江府每石2贯214文，浙东1贯557文（会子）。
10.江东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江南米斗7至8文。[140]10多年后，便有明显增长。天圣四年（1026年），江南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141]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说：“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省。”[142]每斗60文至77文足，比以前有所下降。嘉祐初，在宣州太平县，“岁丰则斗米三十钱，歉亦自倍”。[143]米价在每斗30文至60文之间。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江东米价最高的地方是每斗70文：“江东米价高处七十文”。[144]由此可知，至少在有史料传世的年代里，北宋时期的江东路粮价比两浙还低，通常都在每斗70文足左右。
南宋时粮价大增。绍兴二年（1132年），“建康米斗不及三百。”[145]建康府的米价，每斗将近300文。绍兴三十年五月，朝廷拨付江东转运司银7万两，籴大麦20万斛。[146]每斛大麦价值银3钱5分。按当时银价每两约3贯400文计，[147]每斛约合1贯190文。乾道七年（1171年）至淳熙三年（1176年），建康府马料的价格是每石1贯200文：“每石实价一千二百文。”[148]淳熙六年（1179年），南康军发生自然灾害，地方官库有钱24052贯550文省，计划“趁此米价未起之间，收籴米斛，约计可得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余石。”[149]每石合2贯余省。同年七月，建昌县支拨义仓所存陈米出粜，“每升计价钱一十文足”，[150]按市价每斗100文足。淳熙九年左右，广德军的建平县，“丰熟年分及今年五六月间，米价每升一十二文。今来缘为旱伤，米价至一十八文。”[151]前期为每石1贯200文，后期为每石1贯800文，虽然是丰收时与灾伤时的价钱，但差距并不算大。淳熙十三年秋，江东路池州等地大丰收，“号为大稔”，其“马料、谷价……每籴一石，为钱一千有奇”。[152]大丰收的池州等地，稻谷每石1贯。南宋中期，江东饶州乐平村民借张家大麦2斗5升，“为钱五百”，[153]则是每斗大麦200文。
嘉定八年（1215年），江东路发生自然灾害，“目今麦价所在踊贵，其最平处，每石为钱亦不下二贯有奇”。[154]麦子最便宜的地方，也达每石2贯余。嘉定八年，宁国府“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155]籼米每石800文足，粳米每石1贯文足，相当便宜。嘉定九年初，知广德军真德秀报告说：“昨者制司分拨米斛，本军所得凡五万五千余石，以每石三贯为率，计钱十六万贯有奇。”[156]每石3贯。宋理宗绍定年间，宁国府长官吴泳言当地“一斗之米，向者百钱，今九倍其直矣。”[157]则是每斗大约900文，当为会子价。淳祐十一年（1251年），建康府设立义庄，规定：“如委的簪缨之后及见在学行供职事生员，或有吉凶，请具状经学保明申上，给米八石、麦七石，米每石折钱三十六贯，麦每石折钱二十五贯。”[158]当时的粮价大约是米每石36贯，麦每石25贯（均为会子）。
11.江西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包括江西在内的江南等地大丰收，米斗价钱7至8文。[159]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江南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160]增长十余倍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说：“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省。”[161]每斗60文至77文足，比以前有所下降。皇祐四年（1052年），丁忧在家乡建昌军南城县的李觏言：“大抵东南土田美好，虽其饥馑之岁，亦有丰熟之地。比来诸郡，各自为谋，纵有余粮，不令出境。昨见十程之内，或一斗米粜五六十价，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价。”[162]米价低者每斗50余文，显然是丰收的地方；高者230文，显然是歉收的地方。
大约在绍兴五年（1135年），官方在“湖南籴米一十万硕，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贯四百文支降，籴米四十四万贯”。[163]可知江西官府的籴米价也是每石4贯400文。从后文所叙述的湖南实际情况看，这个价格未必是市场价，可能远低于市场价。次年，李纲“到任之初，米一升价钱至一百三十四文。近来雨泽沾足，早禾已熟，米价顿减，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164]价格由每石13-14贯，骤降到4-5贯。乾道八年（1172年）底，江西等地丰收，米价每石不过1贯400文会子，而且留有可以折合铜钱的数据：“朝廷行下会子，不无折阅，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每石合840文铜钱。但有官员对此表示怀疑：“自旧即无上件价例，窃恐传闻差误，未敢擅便施行。”[165]看来是觉得价钱太低，令人难以相信。乾道年间，隆兴府进贤县知县程迥指出：“力田之人，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于税赋，是以出粜。”[166]细米每斗95文，在此显然是低价。淳熙七年（1180年），南康军“节次借拨官钱五万三百四十四贯三百七十九文，差拨公吏前去江西得熟州军，收籴到米共二万三千五百二石二斗四升五合，回军赈籴及支遣军粮。”[167]以50344贯379文省，收籴到米共23502石2斗4升5合，则当时江西平均每石2贯100余文省。淳熙十三年四月，江西转运司用30万贯籴米155918.11石，[168]每石平均将近2贯。到了南宋后期，粮价才有明显的上涨。嘉定十三年（1220年），袁州政府“乃括公瘐之赢，得米二百余斛，易缗钱八十万有奇”。[169]每石将近4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