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宋代楼 耕作图》（元代佚名）中的米仓。
12.福建
福建山多地少，人口密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史料所见，其粮价并不高，与河东相同。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福建等地大丰收，“米斗钱七八”。[170]米斗7至8文，这是所见北宋时期唯一的福建粮价史料。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宋高宗问：“闽中米价每斗几钱？”陈诚之禀报道：“去年丰稔，糙米只是三百以下钱。”[171]则是绍兴二十七年，福建因丰收，糙米每斗不足300文。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在福建邵武言：早秔收成时，当地“斗谷售十五钱”，[172]每斗早稻15文。淳熙年间，福州的夏税中，有按中等价格折纳的粮价，小麦每斗430文，米每斗460文足。[173]淳熙中的某年，福州“去岁丰熟，今岁米价不至甚贵，永福县在市白米，每斗不过二百三十文足”。[174]每石白米2贯300文足。真德秀记载，宋宁宗时的某年二月，浦城发生饥荒，但其平洲一带粮价低贱：“行行至平洲，景象顿殊异。白粲玉不如，一升才十四。”[175]大米1斗140文。还有更便宜的：嘉定十一年（1218年），泉州丰收，“米斗百钱”，[176]大米1斗100文。嘉定年间，黄榦指出：建宁府“山川险峻……土壤狭隘，故大家寡恩而啬施。米以五六升为斗，每斗不过五六十钱，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今岁五六月间……遂索价愈高，至于百八九十金，而无可籴之处。较之常年，则是三倍其直矣。”[177]可知平常时期，米石500文至600文，按10升1斗计最多每石1贯200文，仍相当便宜；灾荒年间涨至1贯或者1贯900文，按10升1斗计最多每石3贯800文。在当地已是骇人听闻的价格，与外地相比，仍不是极端价格。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报告说：在当地居住的宗子供应浩大，“以米言之，每岁支二万二百余石，以中价计之，每硕为钱三贯文，计钱六万六百余贯”。[178]泉州米价一般为每石3贯。端平年间，汀州“捐见钱六千缗为籴本，岁储米五千足石。”[179]每石1贯200文。淳祐年间，莆田知县蔡次传向上级申请将秋税米折钱数“依潮州例，每石价钱二贯四百五十文，民甚便之。”[180]宝祐年间，汀州米“每石时价十七界会四十贯文”，[181]每石17界会子40贯，当时的17界会子每贯不过数十文。以宝祐六年（1258年）值56文计，17界会子40贯不过铜钱2贯200余文。
13.湖北
在土旷人稀的湖北，粮价比较低廉。
太平兴国年间，荆湖南北路转运使李惟清报告说：官场卖盐每斤为钱64文足，“百姓每以三数斗稻价，方能买一斤，此亦甚不易也”。[182]由此推知，稻子每斗约20文足。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湖北的荆南、归州、峡州等地，“米斛钱三百，麦斗钱十二”。米每斗30文，麦每斗12文；同年九月，荆湖等地米斗7至8文。[183]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荆湖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184]北宋后期，据方勺记载：“江湖间米直，比二十年前倍贵，他物称是。”[185]大概每斗超过了200文。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有臣僚报告说：“湖南北两路二年之间，雨晹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186]所指当是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连续两年的丰收，使粮价每斗100文，可知以前肯定在100文以上。绍兴十三年继续丰收：“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187]获得大丰收的荆湖地区，每斗米仅6至7文，是该地区两宋时期的最低价。绍兴二十八年，荆湖地区又获大丰收，“米升不过六七钱”即每斗60至70文。[188]由上可知，宋高宗时期的湖北粮价，即使全是丰收年景，波动也比较大：每斗有的100文，有的仅6文。
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湖北荆门军、襄阳、郢州获得丰收，因而“米价低平”，每石不过1贯；沙市、鄂州等地由于“舟车辐辏”，流动人口众多，购买、消费量大，“米价亦不过两千”，[189]每石也不超过2贯。乾道六年二月，刘珙言：“契勘京西、湖北皆有屯、营田谷斛，民兵每人合日给米二升半、钱五十文省。一月计之，米七斗五升、钱一贯五百文省。谷每石可得米四斗，为钱可准一贯省。”[190]湖北1石谷的价钱是1贯省，1石米为钱2贯500文。同年九月，陆游在江陵府公安县看到：“井邑亦颇繁富，米斗六七十钱。”[191]每石米600文至700文。乾道九年闰正月，官方在鄂州置场收籴粮食，来自复州等地的下等大米，每石2贯700文省；来自鼎、澧等州的中等占米，每石2贯600文省，均为湖广会子。按当时“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192]换算，1贯400文会子等于800文铜钱。1贯会子等于600文铜钱。则是来自复州等地下等大米的每石2贯700文省，实际等于铜钱1贯540余文；来自鼎、澧等州中等占米的每石2贯600文省，实际等于铜钱1贯480余文。乾道年间的鄂州，“秋熟之时，粜谷一斛，得钱二百五十足”。[193]在丰收的秋天，每石仅250文足。
淳熙年间发生了变化，价格增长。赵蕃有诗云：“东南米最贱，旧说湖南北。”大约是与江、浙、淮地区相比，过去湖南、湖北的米价最低贱。但在淳熙年间发生变化：“及今身见之，价岂下江国。”[194]价格与江南等地的高价趋向一致了。淳熙十二年，江陵府报告说：“淳熙五年米每升一十九文，淳熙九年米每升二十三文……今秋早晓稻收成，即日已依元籴过米数，补籴到米七万五千六百八十四石八斗八升三合，每石价钱不等，自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五十文。”[195]淳熙五年的米价是每斗190文，淳熙九年升到230文即每石2贯300文，淳熙十二年的米价自每石1贯600文至2贯50文不等。淳熙十三年闰七月，鄂州籴米价格为每石2贯会子。[196]
庆元初，彭龟年指出：“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种而不莳，俗名漫撒。纵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丰稔之年，仅足赡其境内……常年米价，每石若及两贯，已为极贵。”最贵也不过每石2贯。其中的江陵府，“当秋成米贱之际”，市直米每石1贯500文。[197]宋宁宗时，知汉阳军黄榦的报告中指出：“目今米价，四贯以上官会可籴一石”。[198]每石4贯会子。嘉定八年（1215年），汉阳军“向来米价，每硕二千，目今已是七八千方籴一硕。”[199]每石2贯湖北会子，已达到前十几年的最高价，况且当时因旱灾，价钱猛增到每石8贯。绍定元年（1228年），地处偏僻少数民族山区的靖州，“八九钱一升白米”，[200]每石800文至900文，多不过1贯。[201]咸淳八年（1263年）六月，朝廷“以钱千万命京湖制司籴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202]则是湖北等地粮价为10贯买1石，当为会子价。
14.湖南
湖南与湖北的经济状况大致相同，粮食价格除了个别时期外，也是相当低廉的。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荆湖米斗7至8文。[203]10多年后，价格就增长10余倍：天圣四年（1026年），荆湖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204]北宋的资料就这两条。
湖南粮价在绍兴初期很高，以后大幅度下降。大约在绍兴五年（1135年），“湖南籴米一十万硕，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贯四百文支降，籴米四十四万贯。……况即今湖南之米，每升一百余钱，今所定和籴价既低小，又非一色见钱，虑恐饥馑之余，不堪如此。”[205]官府籴米价是每石4贯400文，而市场价是每石10余贯。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末，湖南斗米1贯五六百文，“人民阻饥，老稚转徙，饿殍相望，贼徒充斥。”经过吕颐浩的治理，加以“雨旸以时，年榖丰熟，今则新米每斗四百文，仓米每斗三百文”。[206]新米每斗400文，仓储陈米价钱低些，每斗300文。绍兴十一年八月，湖南大部分地区米斗100余文：“今每斗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207]价格跌入一个前此少见的低谷。绍兴十二年十一月，有臣僚报告道：“湖南北两路二年之间，雨晹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208]所指当是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连续两年的丰收，使粮价继续保持在每斗100文的低价位上。绍兴十三年继续丰收：“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209]获得大丰收的荆湖地区，每斗米仅6至7文。绍兴二十八年，“荆湖大稔，米升不过六七钱”。[210]同样的大丰收的荆湖地区，米斗60至70文，比10余年前已抬高了10倍。绍兴三十年九月，知道州季南寿言，本州“舟车不至，商贾不通，其民朴野，惟农桑作业，米一升八钱”。[211]每斗80文。荆湖地区米价，以湖南的中心潭州最低，自绍兴五年后，连续38年丰收，至乾道九年（1173），斗米仅2至3文：“乙卯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斗米二三钱。”[212]乾道八年底，湖南等地丰收，米价每石不过1贯400文会子。“朝廷行下会子，不无折阅，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计钱八文四分足”，合每石840文铜钱。但有官员表示怀疑：“自旧即无上件价例，窃恐传闻差误，未敢擅便施行。”[213]但根据以前的史料看，这个价格是可信的。大约在乾道年间的薛季宣更言：“湖外谷价，低昂不等，约其中数，硕谷为钱五百。”[214]每石才500文。
嘉定十五年（1222年），湖南潭州官方和籴粮米，价格是“每石计官会三贯七百五十文。”[215]每石3贯750文会子。绍定元年（1228年），桂阳军“蓄钱半万，广行收米。又无舟运，仅得米三千斛”。[216]即以5000贯籴买3000石米，平均每石1贯666文。淳祐中，湖南永州“市民为户，不过三千，率多贫弱，春夏之交，苦于贵籴”，官府“以其四千（贯）籴二千斛……米升为钱二十”，[217]每石2贯。淳祐十一年（1251年），湖南潭州湘乡县官府“得钱二百三十万，计可籴千石，别为仓，名曰平济”。[218]每石2贯300文足。
15.广南
广南地区东西两路，因为人口稀少，米价是最低之处。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有诏书指出：“岭南管内诸州官仓米，先每岁粜之，斗为钱四五，无所直。”[219]岭南地区官仓的卖米价，是每斗4至5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广南等地米斗7至8文。[220]北宋末年的个别偏僻之地，如博白县的一些地方，“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221]由于闭塞，粮食卖不出去，每斗米仅可以卖到1至2文。是两宋时期全国最低的粮价记录。
南宋初年，广西官府籴米的价格是：“每一石为钱五百足”，[222]每石500文足。乾道末，广西提点刑狱林光朝报告：梧、藤、柳、象等州，“粒米狼戾，岁上熟米斗三十钱，中熟、下熟以是为差，大率不过五六十钱。是西路终岁老苦，米价常低小”。[223]每斗低者30文，高不过60文。淳熙初，广西米一般为每斗50文：“广西米斗五十钱，谷贱莫甚焉。”[224]淳祐九年（1249年）上升至每斗100文，10年后的开庆元年（1259年），广西首府静江府已涨至每斗380文足，邕州每斗500文足：如李曾伯报告所说，“臣十年前帅此时，米价每升多不过十钱，今静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225]80多年间，价格上涨了7-10倍多。
淳祐七年（1247年），广州长官方大琮说道：“向闻南米升三四钱，厥后腾踊，去秋虽稔，犹七八文。”[226]广东首府广州米价原来每斗三四十文，后来猛涨。即使在淳祐六年秋季丰收后，每斗仍是七八十文。但与全国同期其他地区相比，还属于低价。
在海南岛的一些地方，尚未推广水稻等作物，居民多以薯芋为粮食，也有价格记载。绍兴年间，海南昌化军“地瘠狭，米资之泉、广，土人以薯为粮，其大径尺，每斤不过一二钱，故少饥民。”[227]每斤薯芋仅卖1至2文。
16.四川
与地旷人稀的岭南不同，地狭人稠的成都府路等地，由于生齿日繁，粮价比较高。四川是铁钱区和交子区，有时也用铜钱衡量比价，所以其只有数字的价格，尚难以确认实值，但一般是铁钱。是为其粮价复杂之处。
宋真宗咸平末至景德年间，成都府“米斗直钱三十六”，[228]米每斗36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夔州路的夔州、归州、峡州等荒凉山区，“米斛钱三百，麦斗钱十二。”[229]米每斗30文，麦每斗12文。中间有段米价暴涨时期，到至和元年（1054年）下降：赵抃言益州路“每岁米贱，每一斗只直大钱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230]下降了的每斗米价格，尚在大铁钱130文至200文之间，数倍于宋真宗时。熙宁初，四川各地的职田，“计实直都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一百二十文省”，[231]中等价格是每斗120文省。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侍御史周尹说：“近成都府路盐价涌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232]每斗米的价钱是125文。熙宁末，由于免役钱的征收等原因，“二年以来，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米每石一贯二三百文”，[233]米每斗120文至130文。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又提高到300文。[234]元祐初，米价下降，成都府路“民间米每斗六七十文”，[235]市场价为每斗60至70文。同时的吕陶也说道：“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236]每斗70至80文。
南宋时期的四川成为边防前线，频繁的战事加上驻军备战，粮价与北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四川“诸军折色米麦，各以军屯所在之直为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千”。[237]粮价在每斗800文到1贯200文之间，与元祐初相比，至少增长了10倍。绍兴二十七年，价格下降，当时“所有合发买兑买省司税斛及籴买价钱，依今来估钱高价从总领所支降。内成都府路每石五道四分，潼川府路每石五道半，比仿利路诸州体例，立为定价拨还，从逐路转运司任责措支兑籴，应付支遣。”[238]籴米价格每斗在钱引540文到550文之间。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知夔州张震报告说：喂养川马纲马的大麦，“每硕二贯”，[239]每石2贯。乾道二年，四川马料每石1贯500文（钱引）。[240]
还是来看米价。夔州路此前的米价为每斗500文左右：“夔州毎常米价，止是钱引五道左右”，乾道初由于旱灾，翻了1番：“今已是十道以上”。[241]但到了秋后，“夔路秋收，大约不均，总之可及五分，粟豆可及七分。诸州米价，每石止钱引五道上下”。广安军“其在市米价，毎石钱引五道左右”。[242]可见一般情况下的米价，为每石5贯左右。乾道五年，成都路长官晁公武，“差官往泸、叙、嘉、眉等州乘时收籴米斛，约可得六万余石，津运前来府仓别敖收贮，复韩亿永利敖所桩岁籴之数，仍以广惠仓为名，每斗减价作三百五十文，专充赈粜，不许他用”。[243]每石3贯500文应是日常价格。乾道时，四川调民夫往边防地区运粮，成本极高，“以一夫十六万钱计之，直米五十硕”。[244]也即当时米价是每石3贯200文，下降了许多。乾道年间，朝廷在泸州设东川帅司，驻军增多，军需供应成了大问题：“而郡无粒米之征，岁所仰以供军者，官赋泉四万缗，使民输米二万石。方泉贵米贱，民未甚害也。而岁有丰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为泉十数缗。”[245]乾道年间大约是1石米2贯，后来增长到每石10余贯。乾道末，绵州米价为每石5贯：“绵之米价，石伍千。”[246]淳熙八年（1181年），处于“极边”的黎州，“重山复岭，物产荒薄，又经去岁骚动，民力凋乏，理宜优恤。契勘本州米价，每石不过五六千”。[247]黎州米价每石保持在5贯至6贯之间。淳熙十一年，四川官方籴粮价格是“每石价钱七道，”[248]也即钱引7贯。
庆元五年（1199年），四川“今次补籴到米一十万三千九百三十六石四斗八升，每石价直不等，共约计籴本钱引三十五万七千一百七道七十八文”。[249]平均每石合3贯435文。开禧二年（1206年），有官员在文州问当地居民：“粮之直几何？”回答说：“每石五千。”[250]文州粮价是每石5贯。嘉定元年（1208年），利州路米价每石高达10余贯：“其实市直乃十余千。”[251]嘉定十六年，汉中等地沿边逃田开禁，听任民间自行耕垦，第二年就大见成效，垦田100余万亩，官方耕垦者也有3万余亩。“始时麦石为缗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年，麦十有二，粟十有六，边实人足。”[252]麦子由15贯1石降为12贯1石，粟由25贯1石降为16贯1石。降价幅度虽大，但价格仍是骇人听闻的。大约在嘉定年间，合州乡民创办救济的社仓，“行之巴川者合二十家，为钱一千缗，岁得谷三百石”。[253]每石合3贯300余文。
大约在宋理宗前期，吴泳言汉中：“家粮一石五劵钱”，[254]即纸币5贯买1石粮食。淳祐年间的“余玠任内，民间米直，大约每石四五百贯。而官司秋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贯文，以京券价揆之，才比十八界五百文，仅是铜钱一百文足耳。”宝祐年间“蒲泽之权司以来，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券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255]可知钱引贬值严重。按此比价，淳祐年间的民间米价，每石相当于铜钱1贯足；宝祐年间的民间米价，每石相当于铜钱1贯600文足。这一价格按说并不算贵，但此时此地并不能按当地并不行使的铜钱衡量。此前的绍定年间，四川粮价猛增，再次突破10贯大关。如泸州地方长官曾“出缗钱万有三千，籴米千斛”。[256]缗钱13000贯籴米1000斛，合每斛13贯（铁钱）。
总之，北宋前期，各地粮价普遍低贱，中期以后逐步上涨。北宋上涨的地方主要在边防地区，南宋主要在两浙、四川。北宋时粮价最低者，是岭南地区博白的每斗1-2文。北宋初北方地区最低者多是10文，最高者是北宋中后期西北沿边地区的500余文。南宋时粮价最低者是绍兴年间湖南潭州的2至3文，最高价在南宋后期，但由于此时多用纸币且折阅多变，难有确切数字，据前文估计每斗当在500文以上。个别地区如两浙，据前引叶適言：“米粟布帛三倍于旧”，比北宋时增长3倍。叶適还指出：
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钱为率耳。[257]
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众多，粮价贵重，上涨速度快；经济落后地区粮价低贱，上涨速度慢。周去非分析广西粮价低贱的原因时说：
夫其贱，非诚多榖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衘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榖贱，其实无积贮尔。州郡久不赈发，一连遇大凶年，米斗仅至二百钱，则人民已有流离之祸，州县拱手无策以处之，然则谷贱之果不足恃也。[258]
粮价低贱不是生产发达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社会保障落后的产物。此外，缺乏现金使用，也是粮价上不去的一个原因。如绍兴十一年八月，湖南大部分地区米斗100余文，有臣僚分析道：“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今日钱荒之弊，无甚于湖南，兼并之家积谷于廪，以待凶荒。中人之产，仰给者惟田，而谷虽多，市者少，则钱益荒而民日益困矣。”[259]市场价格的变动，取决于商品价格、商品流通量、货币流通量三个方面，在这里的突出表现是钱荒即货币流通量少直接造成购买力低下，粮价下降。其三，剥削也会压抑粮价。南宋初年，王之道分析说：“淮南累年以来，常苦水旱相半，所入既薄，而米贱如土，直不满百。斯民艰于得钱，而私债官逋督责既严，不敢不偿，故日就贫窭。秋成之日，场未及涤而百室已告竭矣。”[260]在自然灾害频繁、产量有限的情况下，粮价仍低贱如土，原因在于急于卖钱还债，不得不抛售。
注释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7至8；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二月癸亥，第5册第2895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3]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10《上资政晏侍郎书》，第233页。
[4]《永乐大典》卷7507《仓》，引曾巩《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第3370页。按《曾巩集》未收录此文。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6]《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1页。
[7]廖刚《高峰文集》卷2《论赐圩田札子•又札子》，第1142册第337页。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辰，第3219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2836页。
[10]王之道《相山集》卷21《乞卖度牒籴军粮札子》，第1132册第682页。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5。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41之6。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四月，第2册第679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末，第3册第1635页。
[15]《宋史》卷175《食货志》上3，第13册第4243页。
[16]郑侠《西塘集》卷1《开仓粜米》，第1117册第374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甲子，第10册第6137页。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乙亥，第10册第6156页。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戊申注，第11册第6489页。
[20]（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5，王觌奏，第4册第3227页。
[21]《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1页。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末，第3册第1486页；《宋史》卷7《真宗纪》2，第1册第135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末，第3册第1524页；卷69，大中祥符元年七月末，第3册第1552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丙午，第3册第1570页。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1，天禧二年四月乙卯，第4册第2112页。
[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十一月末，第5册第2485页。全汉昇《北宋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年9月）、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47页）均误作乾兴元年。
[2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2；参见《宋史》卷176《食货志》上4，第13册第4267页。
[29]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1《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第17页。
[30]陈襄《古灵集》卷6《知河阳县乞抛降和籴小麦价钱状》，第1093册第534页。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8，元丰七年八月戊辰，第14册第8342页。
[32]苏轼《苏轼文集》卷33《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第948-949页。
[3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2。
[3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辛亥，第12册第7206页。
[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元丰七年十月乙酉，第14册第8370页。
[36]陈东《少阳集》卷1《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第1136册第288页。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6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第3册第1578页。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第590页，将年代误作“大中祥符二年”，将地点误作陕西。按原文为：“上谓王旦等曰：‘近览边奏，皆言今岁物价甚贱，刍藁三钱易两围，麦粟斛百余钱，此民间储蓄之时。岁有丰约，固亦常理，古之善教不若备预也。况北戎愿保欢好，颇见其情。但固守封疆，足以安吾生聚。或言敌多狡诈，急当为寇，此非远识也。’旦曰：‘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顺盖，人事和而天象应也。’”足见所言“边奏”来自河北而非陕西。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第3册第1602页。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1，至和二年十一月丁巳，第7册第4382页。
[41]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笺注》附录《韩魏公家传》卷8，第1843页。原句断作“……至八十五文，省以来……”误；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0；《宋史》卷176《食货志》上4，第13册第4282页。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壬戌纪事（第303页）作：“常平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每斛75文至85文，明显太贱不可信。
[42]《永乐大典》卷7507《仓》，引曾巩《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第3370页。按《曾巩集》未收录此文。此为熙宁元年以前15年间的全国平均粮价。
[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44]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第1035页。
[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24；70之154。
[46]（清）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13《石香炉题记》，第41页。
[47]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6，宣和五年二月丙戌，第1414页。
[4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18。
[4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0，元祐二年五月乙卯注，第16册第9746页。
[50]岳珂《愧郯录》卷15《祖宗朝田米直》，第865册第198页。“围”，苏轼《苏轼文集》卷16《司马温公行状》（第486页）作“束”，可知二者可互用。
[5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5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己亥，第3册第1808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7。
[5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庚申，第4册第2019页。
[54]《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34页。
[5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56]晁补之《鸡肋集》卷68《殿中侍御史赵君墓志铭》，第6页。
[5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第20册第2269页。
[58]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4《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第5页，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光《传家集》卷46《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校正。
[59]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3《乞不添屯军马》，第9页。
[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己丑，第12册第7138页。
[6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第20册第12182页。
[6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6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第20册第12181页。
[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第20册第12182页。
[65]范纯仁《范忠宣集》附《恭献遗文•议进筑非便》，第1104册第808页。
[6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2。
[67]《宋史》卷472《蔡卞传》，第39册第13730页。
[6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6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2；42之11。
[7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6。
[71]苏轼《苏轼文集》卷52《答秦太虚》，第1536页。
[7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己酉，第15册第9114页。
[73]苏轼《苏轼文集》卷35《申明扬州公使钱状》，第985页。
[74]苏轼《苏轼文集》卷32《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贴黄》，第911页。
[75]叶梦得《堂白乞降盐钞淮南京畿收籴粟麦札子》，《全宋文》第147册第241页。
[7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癸未，第2866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9。
[7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2836页。
[7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编《宋人佚简》第5册《舒州使院孔目官陆彦伸等帮借申覆状》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在城酒务账》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79]楼钥《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第12页。
[8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
[81]薛季宣《浪语集》卷17《奉使淮西与虞丞相书》，第1159册第292页。
[8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8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8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3；61之87。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5，乾道六年，有“稻子两石折米一石”的记载。
[8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92。
[86]彭龟年《止堂集》卷5《论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总领司籴买奏》，第2024册第70页。
[87]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4《古迹》，第5册第4380页。
[8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第2册第1003页。
[8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9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乙巳，第3册第1815页。
[91]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第53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第6册第3440页。
[9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第11册第6557页。
[93]〔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20页。
[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元祐五年十一月末纪事，第18册第10832-10834页。
[95]苏轼《苏轼文集》卷32《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第910页。
[96]孙彦、张键、万金丽《中国历代陶瓷题记》，第84页。
[97]林表民《赤城集》卷1，陈公辅《临海风俗记》，第1356册第624页。
[98]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专列《南宋江、浙米价》表（第191页），第1例为平江府建炎四年“平时价格”米升50文。史料出自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0。按，史料原文为：“故自金人南渡硇砂，破金陵、广德、杭、秀、常、润、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盖以兵多将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堕敌计，则又再遭官军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钱五百。有自贼中逃归者，多困饿僵仆，或骤得食而死，横尸枕藉，道路泾港为实，哭声振天地，自古丧乱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第206页）此价显然是兵荒之后的非常价格，不宜作为“平时价格”，本书不予采用。其表所载价格，既不说明省陌、足陌，也不说明铜钱、纸币，似也不妥。如言乾道九年，江西米价每升14文，实际是会子价，而“朝廷行下会子，不无折阅，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每升实为8.4文铜钱。
[9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3至14。
[100]熊克《中兴小纪》卷13，绍兴二年七月己卯，第1册第353页。
[10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3之22。
[10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庚戌，第1468页。
[10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3。
[104]周必大《文忠集》卷55《吴康肃公芾湖山集并奏议序》，第1147册第580页。
[10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2836页。
[10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0。
[10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5。
[10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6。
[10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0。
[110]朱熹《朱熹集》卷17《奏救荒事宜画一状》，第697页。
[111]朱熹《朱熹集》卷21《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第862页。
[112]蔡戡《定斋集》卷4《乞平籴札子》，第1157册第602页。
[1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6。
[11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2载：淳熙十一年，马料稻子（旱谷——旱稻？）每石1贯200文。
[1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2。
[1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9。
[117]蔡戡《定斋集》卷4《乞平籴札子》，第1157册第602页。
[118]蔡戡《定斋集》卷5《论时事札子》（第二首），第1157册第618页。
[119]彭龟年《止堂集》卷5《论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总领司籴买奏》，第2024册第70页。
[120]周南《山房集》卷2《代监司乞行下浙西广籴札子》，第1169册第27页。“米仅及二百”，不言单位。按原文前有：“臣闻汉谷石五钱，遂置常平；隋人社仓，亦因谷贱。臣询问今米仅及二百”云云，则应为石。但每石米卖200文，在南宋显得太贱，不可信。接合前边的史料考虑，当为斗价。
[121]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三省枢密院公札•内小贴子》，第1155册第697页。
[12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银花》，第273页。
[123]罗浚《宝庆四明志》卷5《酒》，第5册第5048页。
[124]《永乐大典》卷7514《仓》，引《松江郡志》，第4册第3428页。
[125]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华亭县建平籴仓记》，第18页。
[126]谢采伯《密斋笔记》卷5，第18册第246页。
[127]（元）陈栎《定宇集》卷9《通守陈公传》，第1205册第276页。
[128]吴泳《鹤林集》卷23《与马光祖互奏状》，第1176册第222页。
[129]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淳祐元年十月余参政委淘沙》，第576册第28页。
[130]罗浚《宝庆四明志》卷6《桩积仓》，第5册第5063页。
[131]方大琮《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巻20《（与）福建赵仓纶（书）》，第89册第563页。
[132]王霖龙《社仓广惠仓收籴事申状》，《全宋文》第356册第85页。
[133]车若水《塔灯记》，《全宋文》第346册第204页。
[134]庄绰《鸡肋编》卷上，第36页。
[135]释德新《灵岩山显亲崇报福院为前住当山广照和尚忌辰追修请公据状》，《全宋文》第225册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