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张师正《倦游杂录•蚁鲊》，第48页。
[39]方岳《秋崖集》卷8《蟹至十数日而价比异时特贵贫者只得忍口薄暮有以为饷者作诗回饷》，第1182册第218页。
[40]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9《海盐巨鳅》，第1122页。
[41]刘弇《龙云集》卷16《上陈按察次升书》，第1119册第198页。
[42]张九成《横浦集》卷3《子集弟寄江蟹》，第1138册第306页。
[43]孙应时《烛湖集》卷15《沌中即事》，第1166册第706页。
[44]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8《四月八日》，第749页；同书卷1《大内》（第41页）也载：“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
[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38。
[46]王洋《东牟集》卷2《又题琳师房刘行简给事墨竹》，第1132册第338页。
[47]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5《俭约》，第208页。
[48]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4《宝积行者》，第909页。
[49]（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19《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第273-274页。
[50]王铚《默记》卷中，第34页。
[51]苏辙《栾城集•三集》卷1《春无雷》，第1470页。
[52]何薳《春渚纪闻》卷4《宗威愍政事》，第55页。
[53]（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第536页，第523页。
[54]张知甫《可书•道君逊位东下》，第427页。
[5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0，绍兴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1088页。
[56]员兴宗《九华集》卷24《平河之功士以赏薄致怨》，第1158册第209页。
[57]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28《白云端禅师》，第1052册第768页。“大光钱”未详有何特意，多见之于佛教典籍。如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卷21（第一辑第二编乙第5册第405页）：“福田院里贫儿叫唤，乞与我一文大光钱”。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93《纪事》（第4册第4207页）也载：余杭县吏何某，“置两竹筒于堂，择小钱数千，分精粗为二等，时掷三两钱或一钱于筒中。诸子问何故，曰，‘吾蒙知县委任，凡干当一事了，则投一钱。所以分为二者，随事之大小也。子竟不深晓。迨谢役寿终，始告之曰，“尔曹解吾意乎？吾免一人徒罪，则投一光钱于左筒；免一杖罪及谕解一讼，则投一糙钱于右筒”。’”照此，则所谓光钱是指品相好的1文铜钱。
[58]恵洪《（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卷8《刘跛子说二范诗》，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国内传的版本多含糊混乱，如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60页）作：“范家子弟多狎戏之。有范老见之，即与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吃碗羮。’于是以诗谢伯仲曰：‘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羮。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则文中“大范”与“范老”不合，诗中“二十四”与“吃碗羮”不合，“小范见时吃碗羮”则无事实。
[59]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第86-87页。
[60]郭彖《睽车志》卷3，第1147册第244页。
[61]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饮食果子》，第190页。
[62]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天晓诸人入市》，第357页。
[63]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州桥夜市》，第115页。
[64]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4《食店》，第430页。
[65]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十六日》，第597页。该书记载北宋开封有多家“瓠羹店”，如“徐家瓠羹店”（卷2《东角楼街巷》，第144页）、“史家瓠羹”（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第274页）、“桥西贾家瓠羹”（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第283-284页）等。至南宋临安，此味渐消失，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食店》载：“有名存而亡者，如瓠羹是也。”
[66]（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杀鳝悔悟》，第98页。
[67]耐得翁《都城纪胜•食店》，第590册第6页。
[68]周密《武林旧事》卷7《德寿宫起居注》，第590册第257页。
[69]恵洪《冷斋夜话》卷8《钱如蜜》，第62页。
[70]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41《一钱》，第1043页。程大昌《演繁露》卷4《饴饧》（第852册第97页）指出：“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通语也，今人名为白糖者是也，以其杂米蘖为之也。饴即饧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饮中者也。后汉明德马后谓‘含饴弄孙’者是也。”
[7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8《与王观复书•又》，第473页。
[72]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4《戎州》，第145页。
[7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38。
[7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和赵南塘离支五绝》，第15页。同书卷9《和南塘食荔叹》（第19页）云皱玉为新品种：“自从陈紫无真本，皱玉晩出尤称雄”。
[75]陈舜俞《都官集》卷14《山中咏橘长咏》，第1096册第549页。
[76]王十朋《王十朋全集•诗集》卷20《晚过沙滩……味酸》，第350页。
[77]师明《续古尊宿语要》卷4《铁鞭韶和尚语•小参》，第26页。
[78]赵蕃《淳熙稿》卷17《从俞少孟觅橘》，第2259册第382页。
[79]《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5册第1346页）：开元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又《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第1册第189页），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
[80]王十朋《王十朋全集•诗集》卷28《知宗柑诗用韵颇险予既和之复取所未用之韵续赋一首三十韵》，第532页。
[8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3。
[82]范成大《吴郡志》卷30《真柑》，第445页。
[83]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第11页。
[84]参见拙作《宋钱计量单位及名称小考》，《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85]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8《立秋》，第805页。
[8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乙丑，第13册第7674页。
[87]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8《张拱遇仙》，第520页。
[88]谭章《开福道宁禅师语录》卷上，第228页。
[89]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街市点灯》，第1页。
[90]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4《范良臣见过云有食粥之忧以斛米助之因得长句》注，第1979册第62页。
[91]（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第328册第50页。
[92]（元）杨瑀《山居新话》卷2载（第1040册第356页）：“影堂长明灯，每灯一盏，岁用油二十七个，此至元间官定料例，油一个该一十三斤，总计三百五十一斤。”以此参考，按一夜读书4个小时计，约用油0.16两。
三、饮品
1.酒
（1）酒水
酒价不但因酒不同，因地不同，还因时不同。如苏颂言：“都城大雪酒价高。”[1]唐庚诗云：“黎城酒贵如金汁，解尽寒衣方一吸。狱曹参军到骨穷，簿书吻燥何由湿。”[2]又言：“贫家无酒食，待客独有茶汤。”[3]酒价之贵，连普通下级官员也很难喝到。但社会上的嗜酒之风，并未因此而稍息。喝不起好酒，低档酒还是要喝的。如“山前有老农，给我薪水役。得钱径沽酒，醉卧山日夕。”[4]乡村之酒，面向的是农民，价格不可能脱离实际生活水平，必须便宜。两宋之际的福建人刘子翚诗云：“打麦蓬蓬响莫田，儿童拾穟笑争先。市头米价新来减，一醉瓷瓯五六钱。”[5]价格低时，五六文就可以买1小碗酒解解谗。
宋代各州城内都设置有官办的酿酒务，“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6]官卖酒的价钱是：秋季出的小酒最高价钱是每斤30文，最低价是5文；夏季出的大酒最高价钱是每斤48文，最低价是8文。这是宋太宗时的官方统一价格。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杭州酒务“每岁卖酒一百万缾，每缾官价六十八文，本务添作七十文，岁收羡钱二千贯，自来以钱顾民充役”。[7]两浙杭州酒务所卖酒，每瓶实价68文，但官方为多收羡利，卖出价为70文。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川“每法酒一斗，民间值大钱一贯以上”。[8]四川境内的官造法酒，每斗卖大铁钱1贯余，相当于小铁钱10余贯。北宋中期，蜜酒大约1斗值钱100文：苏轼言蜜酒“百钱一斗浓无声”即是。[9]此数字为诗中语言，未必确切，当大致如此。梅尧臣在湖州有诗云：“大门多奇酝，一斗市钱千。贫食尚不足，欲饮将何缘。”[10]每斗1贯的美酒，是“多穷而少达”的梅尧臣喝不起的。煕宁七年（1074年），朝廷诏令以前不许造酒的各州军，可以用公使钱酿造，每100贯造10石。[11]造价是每石10贯，合每斗1贯。若出卖的话，价钱肯定高于1贯。元丰年间，退休在建康府的王安石，有诗歌颂元丰年间的太平盛况，其中提到：“百钱可得酒斗许”。[12]一斗酒的价钱，看来不到100文。北宋后期，青州人刘跛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为人谈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戏之。有大范者见之，即与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酒。”[13]洛阳的1角酒48文。按一角为4升，[14]每升合12文。宋徽宗时，开封酒“每梢三斗许，一贯五百文”，每斗约500文，每升约50文；羊羔酒则每角81文，每升合20文；银瓶酒每角72文，每升合18文。[15]建炎初，宗泽任开封府尹时，风雨飘摇中的开封物价暴涨，“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酒二百也”。宗泽要求店家“即换招榜，一角止作百钱足”。[16]酒每角成本70文足，市场上售价200文，每升合50文。官方为稳定市场，强制压价至每角100文足，每升合25文。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内这座标明“正店” “孙羊店”的酒楼，是一家有酿造特许权的经销兼批发的酒店。
《西湖清趣图》（明代佚名）局部。描绘的是一处南宋时期西湖边上的酒楼。
官办的酒务，酒价由政府统一制定：“先是，酒有定价，每增须上请。”南渡以后，地方政府以敛财为要务，控制了定价权：“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或主于提刑，或领于漕司，或分隶于经、总制司，惟恐军资有所未裕。……郡县始自增，而价不一矣。”朝廷也在经常下令统一提价。建炎四年（1130年），“以米曲价高，诏上等（酒）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曲价平依旧。”每升分别提价20文、18文。绍兴元年（1131年），“又增诸酒钱上升二十文，下十文”。绍兴五年（1135年），“令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17]仅此5年间增长的数额，上等酒每升就达45文，下等33文。另有记载显示，绍兴三年四月八日，朝廷“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钱起发”。[18]则是绍兴三年前酒价是每升120文，此后是150文足。那么，经绍兴五年再增5文，酒价一般为155文足。绍兴末年，淮南舒州衙西店所买酒每升150文足，瓶子酒每“个”80文足。[19]
乾道八年（1172年），知常德府刘邦翰抱怨道：“湖北之民，困于酒坊，至贫之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20]即使是穷人家的一场婚丧礼宴，买酒至少也要花费10贯，足见官方垄断下的酒价之贵。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言台州酒217瓶计价钱43贯290文足：“酒二百一十七瓶，计价钱四十三贯二百九十文足。”[21]平均每瓶199文。正如南宋中期的叶適指出的那样：“故酒之为胜（升）也，几至于二百。”[22]每升酒将近200文，看来是比较普遍的价格。宝庆元年（1225年），家居镇江府京口的俞德邻作《沽酒行》言：“去年斗酒贯三百，路逢曲车常啧啧。”[23]则是嘉定十七年（1224年）镇江的酒价为每斗1贯300文，每升130文，比较昂贵。南宋末，华亭县的酒质量下降，口味比较寡淡，有人作歌谣《竹香子》讽刺道：“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缾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缾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水，一斤缾。”[24]其酒每瓶的容量是3升，价钱是1贯会子，合每升333文会子。优质酒的价钱肯定高于此。洪迈载信州弋阳人吴滂至酒肆，“自入库中，取巨瓮两人不能胜者，独挈之出，其直千钱，举瓮尽饮之，乃去。”[25]一至少需要两人抬动的大瓮中的酒，价格一贯。
乡间的酒价，为适应市场的购买力水平会便宜些——自然酒的质量也差。淳熙时，湖南潭州湘乡县乡村的酒20文1升：“村酒二十钱一升耳。”[26]偏远荒凉的广西历来没有酒禁，听任百姓自造：“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酝。”宋孝宗时，“诸处道旁率沽白酒，在静江尤盛行。人以十四钱买一大白及豆腐羮，谓之豆腐酒。”[27]14文就可以买到一碗酒外带一碗下酒的豆腐羮，符合最广大下层群众的消费水平。
（2）酒曲
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地位和情况特殊，不实行榷酒法，而是由官方造曲向民间出售，私家自己造酒。曲价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
宋初，政府规定的“卖曲价：东京、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西京减五”。[28]东京、南京每斤酒曲价钱155文，西京150文。开宝七年（974年）六月，诏令东京买曲人户，自今特与减价，每斤只收100文足陌。[29]减少了55文，降价幅度较大。但后来不知何时又涨了上去，达200文。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诏令中说道：“在京卖曲每斤原定二百文，八十五陌，自今斤减五十文。”[30]由200文减为150文（85陌），合127.5文足。其后又曾涨价。熙宁四年（1071年），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开封酒曲“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31]则是熙宁四年以前，开封的酒曲价格已是每斤168文（85陌），合足钱142文8分，此时提价至每斤200文省，合足钱154文。元丰元年（1078年），“增在京酒户曲钱，较年额损曲三十万斤，闰年益造万斤。二年，诏：‘在京鬻曲，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斤直钱二百五十，俟鬻及旧额，令复旧价。酒户负糟、糯钱，更期以二年带输，并蠲未请曲数十万斤。’先是，京师曲法，自熙宁四年更定后，多不能偿，虽屡阁未请曲数，及损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负”。[32]元丰元年增至250文省，元丰二年再增为300文：“斤为钱三百。”[33]
南宋的有关资料很少。建炎四年（1130年），“以米曲价高，诏上等（酒）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曲价平依旧。”[34]可知曲价上涨，只是不知具体数额。绍兴三十二年（1153年），淮南舒州酒务所需的细面曲，每斤150文省。[35]
（3）酒糟
酒糟是粮食造酒后剩下的脚料或者叫副产品，通常用作饲料等。政和四年（1115年），朝廷有勅云：“州县见卖糟酵，每斤只计一文三分或一文五分。今每斤添作三文足。”宣和四年（1122年），“经制司措置官监酒务，见卖糟价钱，每斤添二文足，应副移用。”[36]官方所卖酒糟，原来每斤1文3分或1文5分，政和四年增为每斤3文足，宣和四年再增长2文成了5文足。
2.生活、生产用水
饶节有言：“都城甘水啬于酒，”[37]说的是城市饮用水的珍贵。其具体价格，如宋仁宗时，孙甫言一担水直3文。[38]具体地点不详，应是城镇居民用水的价格，很可能是以挑水为生者担入人家一担水的价格，也就是说所谓的水价，实际上包括了运费。杭州“惟附山乃有甘泉，其余井皆咸苦”，城中共有饮用水井7眼。元祐年间，位于美俗坊的沈公井废坏，居民离其他水井距离远者，“率以七八钱买水一斛。”[39]每斛水价值7到8文。
淳化三年（992年）以前，郓州每年向皇帝进贡阿胶，所用阿井水由百姓挑担供应：“发民汲井，供用取水，一人所能荷者，输钱三十。”[40]尽一人之力量所能担的阿井水量，每担30文。此水属于生产资料。
3.茶
宋代茶叶一般可分三类：一类是散茶，就是炒后自然状态的茶叶；一类是片茶，就是把采下来的茶芽通过蒸、揭、拍、焙、穿、封等制作工艺加工成片状，“片茶蒸造，实棬模中串之”；一类是腊茶：“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41]就是把茶芽蒸后，碾成膏状，压成茶饼，饼中间留有小孔，焙干后10饼串为1串。这种产于建、剑州的团茶、饼茶，又称“腊茶”“蜡面茶”，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精品片茶。宋代茶叶基本上是禁榷物品，所以其价格具有指令性、相对稳定性和占主导地位三个特点。
（1）建茶
宋代茶以建茶即福建建州所产最佳。袁文指出：“自唐至宋，以茶为宝。有一片值数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贵如此。”[42]所说其实是指建茶。宋仁宗庆历年间，蔡襄担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开始制造精品建茶上贡：“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43]以当时金价大约每两9贯计，约合18贯。宋仁宗时，建州王家的白茶极有名，“唯一株，岁可作五七饼，如五铢钱大……一饼直钱一千”。1饼值1贯，而且数量有限，“非其亲故不可得也”。[44]宋徽宗时，精品建茶1饼价值40贯：“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45]是奢侈风气促成的高价。
姚宽记载道：建茶中的龙园、胜雪白茶，为“茶之极精好者，无出于此。每胯计工价近三十千。”[46]每胯将近30贯。绍兴六年（1136年），建州的“水芽”茶（即龙园、胜雪白茶）1胯值12贯足。[47]南宋前期，曾几得到友人所送的龙团、胜雪茶两胯，“其直万钱”，合每胯5贯。[48]宋孝宗时，每年的仲春即二月上旬，福建转运司即向皇帝进呈第一纲茶，名“北苑试新”，极其精致：“皆方寸小弮（一作 、夸），进御止百弮，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笈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弮之直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49]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南宋建茶多用胯为量词。1弮或1 、1胯是多少呢？按 本为腰带上的扣板，作为量词，当是与其大小相近，即“方寸小夸”，类似现代的火柴盒大小，而且文中说明是仅够泡数杯的分量，不过几撮而已。然而价钱居然高达400贯，其高贵珍奇可想而知。
附带说一句：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规定死亡官员的赙赠中有茶，每斤500文。[50]属于高档茶的价钱。
（2）东南茶
宋朝的基本茶政是：“天下茶皆禁，唯川、陕（峡？）、广听民自卖，不得出境。”[51]即除了四川、广南外，其余各地——也即东南地区一律实行禁榷制度即官方垄断买卖，其价格自然也是官方制定的垄断价格。东南茶除了精品建茶外，产量最大，销售最广，价格地位自然也最重要。因而，其资料也是最丰富的。
宋太宗至宋真宗时，官方统一的买茶价和卖茶价是：
宋代刘松年《撵茶图》。描绘了磨茶、点茶、挥翰、赏画的文人雅士茶会场景。撵茶，是指转动石磨磨茶。
凡买价：蜡面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其贸鬻，蜡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52]
等级和价格分的相当详细。下表就是其简明的价目和利润表：
官方的买卖——统购价和统销价差价较大，而且是有赔有赚。其特点，一是低挡茶的统销价低于统购价，适应下层民众的需要；二是赔的少赚的多。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最关心的是朝廷的卖出价即他们的买价。从上可知，15至47文一斤的低档茶，大众是消费起的。宣和七年（1125年）杨时言：两浙晩春采造的黄茶，乃是下等劣茶，每斤不过20文至30文：“每觔不过三二十钱，故细民得以厌食”。[53]是下层百姓的消费品。
此外，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茶品，价格多有变动。
端拱二年（989年），户部郎中张洎上奏说：“湖南山色茶，每斤官中榷买，用本钱二百二十文，辇运支费约破钱一百文，官中于地头出卖，计收钱九百六十文。”[54]官方垄断下的茶叶买卖，每斤买价是220文，卖价是960文，利润是640文。淳化三年（992年），淮南榷货务所卖的岳州茶，每斤150文。这里还有“陈恶”茶266000余斤，盐铁使李惟清遂自作主张，每斤减价50文即每斤100文出卖。[55]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饶州茶品价格是：片茶庆合每斤143文，运合122文，仙芝110文，不及号77文，头金500文，腊面415文，头骨355文，茗茶、末茶并41文，鹿黄37文。[56]最高价为500文，最低价为37文。天圣元年（1023年），舒州罗源场出产的茶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57]每斤56文，其中成本即收购价是25文。
沈括记载了嘉祐六年（1061年）淮南茶场的有关数字：
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
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
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
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太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
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58]
现在，我们将上文的数据列表计算如下：
所谓的买茶数字是官方统购斤数，卖钱数字是官方统销钱数，我们得到的是平均每斤价格：最高为寿州麻步场的104.9文，最低为光州光山场的40.5文，整体的平均价格为每斤60.9文。比较前文所引天圣元年（1023年）舒州罗源场茶每斤售价56文，与表中显示的数据基本一致，也即这一价格是宋仁宗时期淮南茶叶基本稳定的价格。
大约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官方从东南地区茶农——园户手中买茶的价格，有着完整的记载。请看下表：（单位：斤/文。分厘）[59]
①原作“处”州，江西无处州，按其繁体字形，当为虔州之误。
②原作建“国”军，江西无此军，当为建昌军之误。
接下来，再看同时期同样比较完整的官方在东南地区的卖茶价格。请看下表：（单位：斤/文。分厘）[60]
①罗愿《新安志》卷2《茶课》（第8册第7631页）所载与此稍异：“今于在京及榷务入纳见钱，算请真州务卖歙茶，胜金为钱五百四十三，嫩桑五百八十八，华英五百二十，运合五百三十八，来泉四百六十二，先春四百八十八，仙芝五百三十，不及号四百四十六；无为军务卖先春四百七十一，来泉、嫩桑并四百六十二；而州自卖折税茗茶，每斤二十七。”
①罗愿《新安志》卷2《茶课》（第8册第7631页）所载与此相同。
②罗愿《新安志》卷2《茶课》（第8册第7631页）所载与此相同。
比较以前的数据，可以找到两组价格以资对比。
一组是饶州，现将前引大中祥符二年的价格和元丰年间的价格列表如下。
以上可见，在真州榷货务、无为军榷货务，元丰年间的片茶价格数倍于大中祥符二年，但在原产地饶州的头金等茶保持着原价。前者不能只看绝对数字认定大幅度上涨，因为在饶州的价格并没有改变，那么其价格之所以高，恐怕是加上了从饶州到真州、无为军的运输费用和地区差价。
另一组数据是淮南茶价。根据前两表综合为下表。[61]
①两处史料一作“鹿黄”，一作“粗黄”，应是同一名称而字异。
两个时期相比，元丰年间的价格有增有减，增多减少，整体增长率为111%，幅度并不大。再比较天圣元年舒州罗源场的每斤56文，都可以表明，北宋中期东南茶价比较稳定，结合前一组数据，可以说北宋东南茶价的增长幅度有限。
除了建茶外，南宋有关史料极少。仅见绍兴末，荆门军一带的茶商“就官入纳，每茶一斤为钱一百八十一文足，就旁近土产处买下等粗茶杂以木叶，每斤不直百文”。[62]向官方买进茶叶价是每斤181文足，在产地买“杂以木叶”的“下等粗茶”，每斤不值100文。淳熙时，桂阳军住卖茶引，“每道一百斤，价钱二十三贯四百一十九文省”。[63]每道100斤，价钱23贯419文省，每斤合304文足。管孔窥豹，已知南宋茶价像其他物价一样，远远高于北宋了。
宋代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图中茶贩们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杯品茶的。右边有一挑茶担者，专卖“上等江茶”。旁有一妇拎壶携孩边走边看。
（3）四川茶
无论是茶叶的产量还是质量，四川都无法和东南地区相比，一般而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64]四川长期实行的是茶叶通商政策，民间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四川茶价是市场价格，但未见到有关资料。熙宁年间改变政策，对川茶实行禁榷，倒有传世的资料。
熙宁十年（1077年）前，四川彭州九陇县的早茶，每斤卖90至100文（铁钱，下同）：“往年早茶，每斤货卖得九十至一百文。”至熙宁十年，降至60至70文：“今来官中置场收买，每贯上出息钱三百文，招诱客人货卖其茶牙子并兴贩，客人为见官中息钱，却只于茶园人户茶货上估定，价例低小，每斤卖得一百文以来者，今只卖得六十至七十文。”[65]熙宁十年，成都六月以后采摘的晩茶，价格低廉，贵者每斤不过30文：“六月以后，犹有晚茶一色，贵者每斤三十文。”[66]四川茶多属粗茶，官方收购后通常用于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元丰元年（1078年），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公事李稷报告：“往时刘佐定熙河，名山茶每驮直三十七贯省；吕大防用慕容允滋，价减为二十五贯一百六十省。然去冬民间且二十七贯足。”[67]四川的名山茶，在熙河地区的官方估价是每驮值37贯省，熙宁十年民间买卖价为27贯足。元丰末，“川茶贵者每斤三百，贱者三二十文。”[68]价格在20至300文之间，平均价格为50文。元祐元年（1086年），四川“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69]即违法贩卖的私茶每斤才20文，比官茶便宜的多。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在黎州购买附近的少数民族马匹，价钱中有“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折价钱三十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70]则当时的全价是每斤60文（铁钱）。宋徽宗时，川茶积累5万余驮，估价每驮值铁钱273贯，改为夹锡钱后，每驮为100贯省。[71]
建炎二年（1128年），赵开在四川变茶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1112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72]这种批发给商人的价格，每斤春季70文，夏季50文（铁钱）。绍兴末，达州东乡县“出产散茶并饼团茶，自来客人止贩饼团茶，每团二十五斤茶，价每斤一百二十文，计三贯文”。[73]达州所产饼团茶，茶商购买的价格是每斤120文，1个饼团25斤，共3贯（铁钱）。
（4）茶水
熙宁五年（1072年）四月二十二日，日本僧人成寻在杭州，见到观歌舞演出者“物人与茶汤，令出一钱”；在市场里“以银茶器每人饮茶，出钱一文”。[74]饮茶者每人出钱1文。
注释
[1]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送王秀才出京》，第9页。
[2]唐庚《眉山诗集》卷3《黎城酒》，第1124册第288页。
[3]唐庚《眉山文集》卷10《客至说》，第1124册第379页。
[4]刘子翚《屛山集》卷10《老农》，第1134册第437页。
[5]刘子翚《屛山集》卷16《莫田》，第1134册第482页。
[6]《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14页。
[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6。
[8]赵抃《清献集》卷9《奏状乞止绝川路州军送遗节酒》，第1094册第875页。
[9]苏轼《苏轼诗集》卷13《蜜酒歌》，第4册第1116页。
[10]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11《永叔赠酒》，第10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煕宁七年正月己亥，第10册第6066页。
[12]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37《歌元丰》，第330页。
[13]恵洪《（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卷8《刘跛子说二范诗》，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第71页。
[14]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第850册第466页）：“淮以南酒家以升记，淮之北以角记……四升曰角”。
[15]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般载杂卖》，第326页；卷2《宣德楼前省府宫宇》，第82页。
[16]何薳《春渚纪闻》卷4《宗威愍政事》，第55页。
[17]《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20页。
[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4，第170页。
[19]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编《宋人佚简》第5册《在城酒务账》，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2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4，第172页。
[21]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第750页。
[22]叶適《叶適集•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1，第775页。
[23]俞德邻《佩韦斋集》卷3《沽酒行》，第1189册第26页。
[24]陈世崇《随隐漫录》卷2，第2880册第15页。
[25]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1《遇仙楼》，第278页。
[26]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1《薛湘潭》，第1223页。
[27]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酒》，第233页。
[28]《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15页。
[2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六月乙巳，第1册第32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丁巳（第9册第5441页）又载：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国初，曲价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始减五十”。与此不同。
[3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3。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丁巳，第9册第5441页。参见《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17页。
[32]《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17-4518页。
[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元丰二年八月戊申，第12册第7282页。
[34]《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20页。
[3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编《宋人佚简》第5册《在城酒务账》，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36]罗浚《宝庆四明志》卷5《酒》，第5册第5049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12至13。
[37]饶节《倚松诗集》卷1《邻居遗汤沐浴》，第1117册第213页。
[38]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1，第71页。
[39]苏轼《苏轼文集》卷31《乞子珪师号状》，第902页。
[4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39。
[41]《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7页。
[42]袁文《瓮牖闲评》卷6，第56页。
[43]欧阳修《归田录》卷2，第24页。
[44]蔡襄《蔡襄集》卷34《茶记》，第633页。
[45]不著撰人《南窗纪谈》，第26册第434页。赵汝砺《北苑别录•细色五纲》（第1480册第13页）也载：“龙园、胜雪为最精，而建人有直四万钱之语。”
[46]姚宽《西溪丛语》卷上，第53页。
[47]庄绰《鸡肋编》卷下，第100页。
[48]曾几《茶山集》卷5《逮子得龙团胜雪茶两胯以归予其直万钱云》，第2255册第62页。
[49]周密《武林旧事》卷2《进茶》，第590册第197页。
[5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4之27。
[5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5，第174页。
[5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5，第174页。《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8页）所载与此数字有异：“蜡面茶每斤自三十五钱”作“买腊茶斤自二十钱”。又按，原文不载具体时间，但这组数据后紧接着就是：“至道末，卖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故其价当为这两朝数字。
[53]杨时《龟山集》卷4《论时事》，第1125册第129页。
[54]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8，张洎《上太宗乞罢榷山行放法》，第1162页；（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63，张洎奏，第4册第3437页。
[55]《宋史》卷267《李惟清传》，第26册第9217页。
[5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5。
[57]《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84页。
[58]沈括《梦溪笔谈》卷12《官政》2，第95页。
[5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8至10。
[6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10至14。
[61]元丰年间的平均价，是从表中相关州场的不同茶价合计而来。
[62]洪适《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第2页。
[63]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19《桂阳军乞画一状》，第276页。
[64]《宋史》卷184《食货志》下6，第13册第4498、4510页。
[65]吕陶《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第1921册第10页。
[66]吕陶《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贴黄》，第1921册第15页、卷11《申府帅并二司状》，第1922册第116页。
[6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51。
[68]吕陶《净德集》卷3《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第1921册第34页。
[69]《宋史》卷184《食货志》下6，第13册第4501页。
[7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80。
[7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98。
[72]《宋史》卷374《赵开传》，第33册第11597页。
[7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13。
[74]〔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14页。
四、食盐
食盐为民生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利润极厚，因而历代多实行官府专卖，价格垄断。民间为反抗高价官盐，往往冒险买卖私盐，价格自然低贱。所以历来有官价、私价之分。宋代食盐主要分三种，即颗盐（陕西路所产的解池盐和河东路盐），末盐（沿海地区所产的海盐），四川所产的井盐。宋代盐政基本政策是：“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1]为了实行禁榷，政府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销售区域，但在有的地区也实行通商，盐价问题因而十分复杂。在此，我们根据资料条件，大致按北方、东南、四川、广南四大地区考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