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主要行销解盐、河东盐和东北盐（即京东、河北的海盐）。开宝年间，各地盐价均被朝廷命令降价，原来每斤卖60文者降至50文，40文者降至30文：“先是，令诸州卖盐，斤六十钱者减为五十，四十者为三十。”至开宝九年（976年），颗盐再次减至每斤40文。[3]宋太宗至道年间，朝廷统一规定：“凡颗盐、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卖价，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末盐卖价，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三十一等。”[4]解盐卖价每斤自44至34文凡3等，海盐卖价每斤自47文至8文凡31等。可见解盐质量差别不大，海盐质量则有很大的差距。
咸平年间，在陕西路的鄜、延、环、庆、仪、渭等州，产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青盐（也即石盐）每斤不过15文：“未禁青盐之时，每一斤不过十五钱，百姓皆食。”[5]景德元年（1004年），由于入中制度的需要，“定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沿边的环、庆、延、渭、原州、镇戎、保安军7地，每斤12文足；次边的仪、鄜州2地，每斤14文足；再次边的邠、宁、泾州3地，每斤16文足；内地的秦、坊、丹、乾、陇、凤、阶、成州、凤翔府9地，每斤18文足；东部的同、华、耀、虢、解州、河中府、永兴军府、陕府8地，每斤26文足。[6]意思是：向这些地方输送钱供应军需，按离边防距离远近，可以到解池批发不同数量的盐，如向环州等地输送10文钱、向同州等地输送26文钱，得到的都是1斤盐。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盐价，顶多算是鼓励商人向沿边地区输送钱物的批发优惠价。同时，为了保证居民不食用私盐，又诏令解盐通商的永兴军、同、华、耀州等地，“仍以户口市盐钱数分配部民，随夏税输纳，每钱四十四支盐一斤”。[7]强行配卖于民间的盐价为每斤44文，是前此朝廷规定的解盐的最高价。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据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报告：安邑、解县两池“见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掩，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百缗”。[8]合计每斤55文，超出了原来规定的解盐最高价每斤44文。
天圣六年（1027年），有诏令云：“秦州据每年合要酒米、曲麦，并许客旅入中，依自来本州入中军粮白米、小麦例纽筭，每交入纳石斗钱数贯百，支与川界嘉、邛等州军请见钱铁钱。如或客旅愿要筭请解盐，即依近敕每斤作十八文足支还。”[9]批发给商人的解盐价格是每斤18文足。庆历八年（1048年）度支员外郎范祥任制置解盐事时，开始在陕西实行钞盐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则是解盐的批发价是24文1斤；而当时京师的食盐价，每斤一般在30文至40文之间。[10]40多年后的元祐六年（1091年），澶、怀、滑州、阳武县等处所卖盐，“许客人于河阳都盐场务入中，其价钱每席定八贯二百”。[11]按每席116.5斤计，解盐的批发价约是70文1斤。
大观四年（1110年），朝廷要求开封的铺户到都盐院批发官盐，“每斛官收价钱四十五文足”，[12]每斤45文足。韩淲记载：“西安州定戎寨盐池，本州月收七百余斤，计为钱一百四十万”。[13]按其字面意思，北宋后期，西安州每月收700余斤盐，价值1400贯，则每斤近2贯（铁钱）。
西和州“盐多地狭”，消费量有限，地方官为了多收盐利，所以官卖盐价格就定的高，每斤400文，“民甚苦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有诏“减西和州官卖盐直之半”，即每斤200文。[14]宋理宗时，西和、成、凤州等地的解盐价格，仍是每斤200文：“每斤犹为钱二百云。”[15]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代唐慎微撰）卷四中的晒盐解盐图。
河东路除了晋、绛、慈、隰州居民食用解池盐外，其余州军皆食用本地并州和汾州的东、西永利监所产盐，由于质量较差，其价格低于解盐。北宋中期，“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16]永利监向铛户收买的盐价是每斤6至8文，面向民户的卖出价却是36文，转手赚取了五六倍利润。
辽国境内的燕京，原来“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即1贯400文买盐120斤，合计每斤仅11文多，与宋朝相比便宜的多。宣和年间宋人收复燕京后，利令智昏地提高了价格：“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17]猛然增长到每斤250至280文足，实在是因小失大的荒唐作法。
2.东南地区
宋代的东南地区通常指淮南、江东、江西、湖北、两浙、福建6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为适应统一的需要，朝廷调整东南盐法，官卖盐价按地区而不同，每斤为40文到50文足：“淮南诸旧禁法卖盐处，斤为钱四十；内庐、舒、蕲、黄、和州、汉阳军去建安军水路稍远，斤为钱五十。襄州等十四处，旧颗盐通商，今并禁止，每斤钱五十足陌，令襄州都大于建安军般请……昇、润、常、宣、池州、平南、江阴、宁远军去建安军稍近，依江北诸军例，斤为钱四十。江、洪、筠、鄂、抚、饶、袁、台（去？）建安军稍远，斤为钱五十。歙、信、建、剑接近两浙界，斤为钱五十，就两浙般请。虔、汀二州接近广南界，斤为钱五十。”[18]调整的范围涉及淮南、江东、江西、湖北、两浙、福建诸路或部分州郡，每斤50文的最高价，已超过了原来的47文。太平兴国八年，湖北路转运使李惟清报告说：湖北官卖盐每斤64文足：“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民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朝廷于是下诏每斤减10文，即54文足1斤。[19]减价以后的价格，仍然高于3年前朝廷制定的各地盐价中的最高价。
煕宁三年（1070年），权提点江西刑狱张颉指出：“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20]官卖盐质量差，分量不足，价格却高达每斤47文；而私盐质量高，分量加饶50%，价格却仅卖20文。私盐的泛滥因此有着广阔的基础和群众市场。元丰年间，福建、广南沿海地区盐每升5文：“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21]按朝廷统一规定的“五斤为斗”计算，约合每斤10文。说明地区间价格差别越来越大，福建、广南沿海地区的盐价远低于两浙盐价。元祐七年（1092年），扬州江都县盐6两卖15文5分足，每斤28文足：“元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22]比以前其他地区盐价便宜。北宋后期，越州萧山县的钱清盐场，官府购买亭户的盐价格极低，每斤不过四五文，致使无利可图的亭户“多窜亡，至追捕拘系之，乃肯就役”。[23]一方面极力压低统购价，一方面不断提高统销价，是官府盘剥渔利的惯用手段。
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等人在改变盐法的基础上，“又以算请盐价轻重不等，载定六路盐价，旧价二十钱以上皆递增以十钱，四十五者如旧；算请东南末盐，愿折以金银、物帛者听其便”。[24]前此东南六路统一的批发盐价，大概是每斤最低20文，最高45文，按前文所载，海盐共分31等。这次价格调整，中心意思是提价，除了最高等次和最低等次的盐价格维持原价外，其余中间等次均涨价10文。政和元年（1111年），左司员外郎张察上奏道：
奉圣旨均定东西六路盐价，已均定奏闻。契勘自祖宗以来，东南六路卖盐，惟绍圣之间最为增羡，臣今来所定，比绍圣价上每斤增钱二文，至九文足，以酌中纽筭，每岁以增及一百八十余万贯。若候转运司会到，止是一路利害，互为异见，与臣将诸路地理远近照应相接、州县通行均定利害不同。伏乞以臣所定价例先次颁行，如或逐路更有增废去处，只乞下逐路转运司比附相近场务立价闻奏。
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又感到不满足，进而诏令：“东南六路盐于张察所定价上，每斤各添钱一文。”[25]按这条资料的记载，宋哲宗绍圣年间已经大幅度增长了东南盐价，政和元年张察建议每斤再增加2至9文足，朝廷起初批准了他的方案，随即又嫌还不够，再提高1文，即每斤增加3到10文。除了不知道其具体数字外，我们也不知道绍圣年间的价格。
政和三年（1114年），“时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其鬻者听增损随时，旧加饶脚耗并罢”。[26]官方批发价平均为每斤33文余。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报告说：“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每硕米价不过六七百，是时盐价每斤六七十，今（来）［米］价每硕二贯五至三贯，而盐价依旧六十，实所未谕。况崇宁年曾定盐价，买钞折算，每斤酌中者四十足，今每斤二十七文足，所亏官钞稍多。”[27]如此，熙、丰以前东南地区的盐价一般为每斤60至70文，至宣和年间仍然不变。这与前文所载严重不符。所言价格仍是钞盐制度下批发给盐商的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
北宋末，严州“每一丁官支给盐一斗，计五斤，每一斤计钱三十一文二分省。”[28]每斤31.2文省，这是官定的丁口盐价，也即官府按人丁强制摊派的盐价。
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盐价更混乱，起伏差别很大。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江湖盐价每斤七八百钱”。[29]“江湖”地区当是指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等路，盐价每斤为700文至800文，大大高于北宋时。这是因为金兵占据、扰乱淮南，盐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以道路阻断，原为东南盐区（即淮盐）的江湖地区失去了主要供应渠道，造成紧缺，所以盐价昂贵。绍兴末的两浙江阴军，私盐1斤50文，“而官盐百余钱一斤，终无一金之入”。[30]官盐1斤100余文，但有价无市，卖不出去。淳熙元年（1174年），浙西路各盐场收购亭户额内盐（必须低价卖给官方的盐）的价格是每斤16文，额外盐是每斤19文。[31]淳熙三年，湖北靖州官方所卖盐，“每斤要钱二百五十文足。盐价既高，又亏斤两，多杂沙泥，无人愿买”。[32]卖盐价是每斤250文足，而且质量很差。景定二年（1261年），浙东地区“官盐买价每斤不过二百文旧会，实则不过十一文见钱”。[33]仅卖到铜钱11文1斤，当与地处沿海、盐业资源丰富有关。
福建的情况特殊而且资料较多，可以单独论述。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朝廷对福建盐政作了改革：“除福建诸州盐禁，官卖之，斤为钱二十五。”[34]官卖盐的定价是每斤25文，远低于东南其他地区。元丰年间，福建沿海地区盐每升5文，“比浙贱数倍”。[35]约合每斤10文的价格，远远低于两浙。
绍兴初，杨时指出：“闽中旧官卖盐，每斤二十七文。今民间每斤至百二三十文，细民均被其害，而盗贩所以公行也。”[36]大概是指北宋中后期福建大部分地区官卖盐的价格是每斤27文，比宋太宗时仅增长了2文。但到绍兴初猛然上涨到每斤120至130文，也是战乱的缘故，不会持久。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福建转运司盐本钱即官方买入价为每斤为25文：“漕臣盐本钱每斤为二十五钱。”[37]绍兴三十一年，邵武军签判赵不已言：“本路每岁遂抱纳钞盐钱一十万缗，节次增至三十万缗为额。钞钱每增，盐价遂长。顷年每斤不过三五十文，今甚者至百有余钱矣……且如本路岁卖盐一千一百三十万斤，以钱百二十为率，计收钱百三十五万六千缗。”[38]可见在绍兴中，福建官卖盐价每斤不过30至50文，彻底改变了绍兴初的非常价格；但至绍兴末又有提高，最高达到120文。
乾道初，福建从事盐业生产的埕户，“售盐一斤，实得四五文”，[39]卖给官方的价钱是每斤4至5文。淳熙十三年（1186年），福建转运副使赵彦操等上奏道：汀州长汀、上杭、莲城、武平等县，官方强制性的科买盐价是每斤162文，清流县144文，宁化县149文，“价既高，人不乐买，是以至于科敷。”[40]只好使用官府的惯用伎俩——强制配买。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言：建宁府政和县“有小路数条，通罗源、宁德海乡，步行不过两三程可到，故私盐每斤不过四十五文。而官盐则必泝流运纲，或半岁而后达，脚费不赀，故官盐立价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从来民间只吃私盐，而官盐自非科抑，虽铢两无售者”。[41]官盐由于运输成本高，销售价格每斤在90文以上；私盐由于来源便捷，价格每斤不过四五十文。
嘉定九年（1216年）前，建宁府建安官卖盐每斤88文足（另饶盐1两2钱）；嘉定九年后，每斤1包的盐卖70文足，每两1包者，两包即2两卖9文足，不再饶盐。[42]嘉定年间的建宁府各县每斤盐价是：建安88文足，建阳县99文足，崇安县108文足，蒲城县114文足，政和县106文足，松溪县117文足。[43]同时，漳州官方强卖给百姓的盐，价钱是每斤17文足，虽然单价相当低廉，但每户至少要买9至12斤：“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44]吃不了也必须购买。绍定五年（1232年）前，不产盐的汀州食用的是沿海福州所产盐，“其纲凡一经度岭，两次易舟，方至本州界，再雇夫脚，始到城下。盐场脚乘縻费稍重，所认纳上供钞盐钱及诸司增盐等钱并原借助纲官钱，自来立定盐价，每斤一百八十文足，方可及数”。[45]成本费用高，必须定价每斤180文足才能完成任务。这已是所知宋代福建盐价的最高数字了。
3.广南地区
开宝四年（971年）四月，朝廷下诏新收复的广南地区实行盐禁，官方制定的盐价因地而异：“其岭北近荆湖、桂管州府，即依荆湖诸州例，每斤六十足。近广南诸州即依广州新定例，每斤四十足”。[46]南部每斤40文足，北部与邻近的荆湖地区一样，每斤60文足。所体现的基本规律是：在南部沿海地区，由于产盐而价格低廉；北部远离产盐区而价格增长了66%。其后，沿海地区的盐价呈现下降趋势。如景祐元年（1034年），右班殿直龙惟亮言：“广州濒海煎盐，户输官盐，每斤给钱六文。广、恵、端三州官鬻盐，斤为钱十五文，故民间多私贩者，请减为十文。”朝廷予以采纳。[47]官方收购盐户的价格是每斤6文，但转手再卖给百姓时，就变成了每斤15文。在龙惟亮的要求下，销售价降到了每斤10文。元丰年间，广南沿海地区的盐价为每升5文，即仍然保持每斤10文的价格，“比浙贱数倍”，[48]远低于两浙。
南宋初，广东官方收买制盐专业户——亭户的盐价，原来是每斤7文。绍兴三年（1133年）尚书省言：“昨缘柴米高贵，恐亭户盘费不足，节次增添，见今每斤一十二文，增钱几倍，而所买未广。契勘两浙买盐本钱，见今额外每斤一十七文足，正额每斤一十四文足，缘价直适中，亭户煎到盐货愿中入官。（令）［今？］广盐与浙盐价皆是应副客算，若价直一体，公私为便。”朝廷随即批准，诏令：“广南东路亭户中官盐货，正额与额外之数，并依两浙正额盐价一十四文足收买”。[49]由于费用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广东官方收购亭户的盐价升为14文足1斤，比过去翻了一翻。而两浙则分正额（按规定应交纳的数量）与额外两种价格，正额每斤14文，额外每斤17文。绍兴十二年广东改变盐法，取消官方直接卖盐，交由客商卖钞贩盐，价格也大异。如沿海产盐的钦州：“已前官卖盐每斤四十七文足，今来客贩盐每斤一百二十文足”。商人卖盐的价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255.3%。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情况呢？“盖缘本州滨海，系产盐地分，虽多方招诱，客旅终是稀少，难以趁办如官卖之数。”[50]原因在于本地产盐，商人担心在这里买不出盐而来者稀少，不料价格因少而贵。但以理度之，这一价格不会持久，只是暂时的特殊现象。
隆兴二年（1164年），广西雷、化、高、廉4个产盐州郡，“见今收买亭户盐货，每斤十八文足，官卖盐每斤五十文省”。[51]官方收购亭户的盐是每斤18文足，再卖给百姓是每斤50文省即38.5文足。淳熙初，邕州官卖盐每斤100文，不久就增为160文：“邕州官卖盐每斤百钱……增其六十。”[52]淳熙三年（1176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栻请也。栻去而漕臣赵公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53]转运司一度将广西的盐价统一由每斤100文增长为160文，但不久即被朝廷制止。周去非曾记载广西平均盐价为每斤140文足：“权以广西盐价，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为率”。[54]所言时间也是淳熙初期。淳熙十年，广西静江府由盐商贩到的雷州蚕村盐，每斤60文足。[55]淳熙末，广西一些州郡实行官般官卖盐，因而规定按户等必须买不同数量的盐，价格因地不同：
廉州每斤22文
雷州每斤32文
化州吴川县每斤30文
石城县每斤35文
石龙县每斤38文
高州茂名县每斤32文
电白县每斤45文
信宜县每斤45文
钦州每斤45文。[56]
最低的是22文，最高的是45文。
嘉定五年（1212年），广东提举司向朝廷报告：潮州原来官卖盐价是每斤73文，根据居民产钱按7等定额摊派盐量，如潮阳县第七等户每年是4斤半，“每年纳钱不过三百二十八文足，每日食盐不及一文，未为重困”。后来增为每斤110文足，“是以小民难于送纳”。遂恢复到原来的价格。[57]这里所谓的盐价，根本不是市场价。
4.四川地区
川蜀四路主要行销本地出产的井盐。乾德三年（965年）正月，适应统一后的优抚需要，朝廷有诏：“西川城内民户食盐，伪蜀估定每斤百六十足陌，自今减六十文，诸州取逐处价减三分之一。”[58]后蜀时，西川城市居民所食官方盐价为每斤160文足，入宋后的乾德三年，政府减去60文，为100文足。单看其绝对数字，价格远高于同时的其他地区，有学者因而曾言：“至于蜀盐，其价殊昂……是则蜀中井盐官卖价直，远较颗末盐为高。”[59]其实不然。对待四川所有物价、钱数，必须牢记那里是铁钱区，所行用的铁钱不能与铜钱等价看待，只能按当时10比1的比价来确认其真实价格，即每斤约合铜钱10文，与其他地区相比，可谓相当便宜。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右拾遗郭泌向朝廷提出建议：“剑南诸州盐每斤钱七十，豪民黠吏，相与交通，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每斤钱数百。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则豪猾无以规利，而民食贱盐。”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60]四川盐官定价是每斤70文，低于乾德三年的定价。但豪民狡吏狼狈为奸，操纵市场，低价从官方买进，高价卖给百姓，以至于每斤高达数百文。官方于是提高定价为每斤150文，使其无利可图。如此又高于乾德三年定价，接近后蜀时的价格了。
庆历六年（1046年），梓州路盐的市场价是每斤140文：“鬻于市，斤为钱百四十”，[61]比以前有所下降。各地价格有较大的差别，如侍御史周尹言：“伏见成都府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之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虽多，人常有余，自来取便贩易，官私两利，别无奸弊。”西川的成都路州县户口众多，所产盐供不应求；而东川的梓、夔等路产盐多，人口少，因而盐价出现明显的地区差别：如熙宁九年（1076年），“近成都府路盐价涌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贫下之家，尤为不易。东川路盐每斤却只七十”。[62]成都府路每斤250文足，是北宋时期四川的最高盐价，当时正值丰收年景，粮价低贱，2斗米才能换得1斤盐；而东川地区1斤盐只卖70文。元丰七年（1084年），四川井盐批发价是：“约百斤之价，为四千”，[63]即每斤40文。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上言：“见今西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每斤一百二十文。为近年咸泉减耗，多夹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小井白盐，贩入逐州，其价止七八十。”[64]西川地区所卖的蒲江井官盐每斤120文，而梓州路、夔州路商人贩来的盐和民间小井所产白盐，价钱只有每斤70至80文。
南宋时期，四川官卖盐价大幅度上涨，一般每斤都在200文以上，高达300余文。南宋初，四川官盐的价格是每斤300文，绍兴十七年（1147年）减去50文，绍兴二十二年又减去20文，[65]降到了230文。以当时铁钱、铜钱比价大约为2：1计，约为115文铜钱。乾道年间，邛州蒲江的井盐，每担60斤，价值14贯，[66]约233文1斤。绍熙六年即庆元元年（1195年），知黎州王闻诗言：“本州……岁计元系转运司科拨邛州蒲江井盐一千七百九十六担有奇变卖。自今每斤计钱三百二十文，比年内郡盐价比日前愈更低小，而本州岁额之盐尤发卖不行，科俵于民，虽贫乏下户，计口纳直，各有定额，负盐直而流徙者，不可胜数。内则省计愈亏，外则边民告病。顷者言之制帅……所科拨盐，每斤只以钱引三分出卖，每分计铁钱七十足。”[67]黎州盐价由原来的每斤320文，降到了每斤210文足（以上均为铁钱）。
注释
[1]《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13页。
[2]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下册第860-863页，载有关于盐价的3个表格，一为国家收购价格的变动表，二为官盐价格表，三为对商人的批发价表。本节予以参考。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七月乙酉，第1册第374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十二月戊子，第4册第2261页。《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27页）作：“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三月辛亥，第2册第1185页。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7至8。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景德元年八月己亥，第3册第1258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丁亥，第4册第1982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30所载价钱略有出入，作“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
[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26。
[10]沈括《梦溪笔谈》卷11《人事》2，第88-89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7，元祐六年十月戊午，第18册第11145页。
[12]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9，大观四年八月己巳，第987页。
[13]韩淲《涧泉日记》卷上，第2983册第7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第3067页。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43。
[1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解盐》，第301页。
[16]《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69页。
[1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第176页。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20至21。
[19]《宋史》卷267《李惟清传》，第26册第921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末纪事，第1册第567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煕宁三年七月辛丑，第9册第5178页；《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43页。
[21]方勺《泊宅编》卷3，第14页。
[22]苏轼《苏轼文集》卷34《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第962页。
[23]杨时《龟山集》卷1《上渊圣皇帝》，第1125册第108页。
[24]《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45页。
[2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5。
[26]《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0页。
[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17；参见《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1页。
[28]吕祖谦《东莱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第1150册第24页。
[2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绍兴元年十二月辛巳，第888页。
[30]孙觌《鸿庆居士集》卷12《（与）沈相书》2，第1135册第132页。
[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3。
[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98。
[33]黄震《黄氏日抄》卷71《申陈提举到任求利便札状》，第708册第708页。
[3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三月甲申，第1册第541页；《宋大诏令集》卷183《许漳泉福建汀剑兴化邵武军盐通商建州铸大铁钱诏》，第664页。
[35]方勺《泊宅编》卷3，第14页。
[36]杨时《龟山集》卷20《答胡康侯》8，第1125册第305页。
[3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8，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癸亥注，第2941页。
[3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庚戌，第3148页。
[39]朱熹《朱熹集》卷24《答陈漕论盐法书》，第1016页。
[4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26。
[41]朱熹《朱熹集》卷29《与漕司札子》，第1230页。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2之30。
[4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2之34。
[44]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第1168册第856页。
[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33。
[4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19。
[4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三月丙寅，第5册第2671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37。
[48]方勺《泊宅编》卷3，第14页。
[4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11。
[5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28至29。
[5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14。
[5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广盐》，第297页。
[53]《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68页。
[54]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5《广西盐法》，第184页。
[5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18。
[5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广西盐法》，第785页。
[5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53。
[5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18。
[59]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64页。
[6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四月辛卯，第1册第402页。
[6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五月戊子，第7册第3827页。
[6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煕宁九年十一月己卯，第11册第6826页。
[6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辛丑，第14册第8321页。
[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第15册第8906页；《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4页。
[6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蜀中官盐》，第300-301页。
[66]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议大夫李公墓志铭》，第9页。
[6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