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属
1.金
贵金属黄金属于朝廷严格控制的禁榷物品，其价格一般都是官价。日本学者加藤繁对此有过研究，其名作《唐宋时代之金银研究》中的《金价表》，列有宋代价格11条。[1]汪圣铎先生在《两宋货币史》中，也有专节研究黄金与铜钱的比价。[2]在前人的基础上，本书所收集的史料稍多些，对前人使用过的资料，取舍理解也不尽相同。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西转运使上奏道：“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征，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该请示得到了朝廷的批准。[3]其时江西上等金的官方价格由每两10贯降至8贯。但这不是正常的金价，而是官方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种措施，只可作为参考价。就正常价格而言，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王栐曾分析了金价上涨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统治集团奢侈所致：“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寖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明确指出其界限始自宋真宗的崇道、封禅等活动。在此之前的咸平年间，金每两5贯，而至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便急剧上涨，[4]据宋真宗言“今则增踊逾倍”，[5]即金每两10贯多。
天圣四年（1026年），京东登州蓬莱县金矿制订的官方购买矿工的金沙价是：“凡上等，每两支钱五千，次等四千五百，俱于在城商税务内置场收买，差职官勾当。”[6]登州蓬莱县所产沙金，官方购买价是上等者每两5贯，次等者4贯500文。天圣六年，朝廷为提高矿工生产积极性以提高产量，增添了官府买金的价格：“买金逐等第每两各添钱一贯，自是金数多。”[7]如此，上等金增至每两6贯，次等金增至5贯500文。天圣六年，广东恩州所产金，官方“自天圣五年十月至今年二月，共买四百八十余两，支价钱四千二百八十余贯”，[8]每两约合8贯900余文。这些都是官方垄断价格，自然是尽可能地压低。到了北宋后期，据孔平仲说：“今金两有直万者。”[9]即每两黄金价值10贯，想来应是市场价，与大中祥符末年的高价相同。宋徽宗初，苏轼自岭南返回，有士人带自己的文章去拜见。苏轼看过后大加赞赏：“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10]所谓“紫磨黄金”就是上等黄金，其价格大约即1两17贯500文。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代唐慎微撰），卷四中的信州生金图。信州即今天的江西上饶，宋代的生金产区。
宋仁宗时，广西的广源州被当地土著、侬智高的父亲占据，此地“地产金，一两直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11]在天高皇帝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官府无力掌控禁榷，黄金价格是市场价，而且相当便宜，每两仅值1匹绢。
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占领开封的金人狮子大开口，向宋政府索要金1000万铤，银2000万铤。朝廷下令群臣捐献，又置局面向社会购买金银，金价至每两50贯，银至每两3贯500文。[12]靖康二年正月，由于未能完成金人索要的金银数额，宋政府只好张榜说：“如民户别无金银表段，亦许量力抄上钱，径赴本壁根括送纳，金每两三十五千，银每两二千五百省，表缎每匹五千，官为收买。”二月二十一日，金兵“督责金银尤峻，后妃帝姬首饰之类及宫人钗钏之属，金使自入内中，亲手尽皆抽去。官司犹惧其未能多集，乃于四壁置场数十处，堆垛官钱以收买，金每两三十二千，银每两二千五百，多有赴场卖者。”[13]每两金32贯省，每两银2贯500文省。虽然背景特殊，但仍属于市场价。
岳珂记载，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军“今于行在榷货务支……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文”。[14]临安府的官价金是每两30贯。隆兴二年（1146年），有官员“取到所管众军口食钱三千五百贯文，买金一百两”，[15]合每两35贯。嘉定初，四川收兑90界钱引，“金每两直六十缗”即60贯。而当时的钱引每贯价值不足400文：“每缗止直钱四百以下。”[16]则是每两金子实际合24贯铁钱。嘉定二年（1209年），官卖金每两40贯（11、12、13界会子）。[17]端平二年（1235年），魏了翁奉命开督府，朝廷拨给督府的钱财中有“金二千两，约计官会十六万”。[18]每两合官会80贯。
《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绘）里的金店。
2.银
白银在宋代已具有货币功能，有关价格也有学者作过研究，本书再作进一步探索，并予以概括、补充和纠正。[19]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剑南诸州……自今本犯窃盗、强盗及他赃，并望以铜钱一千为银一两定其罪”；[20]太平兴国九年，朝廷也规定：“进马者依骐骥院估到价（银）［钱］，每一千赐银一两。”[21]可知宋太宗时期的银价大约为每两1贯。
此后到宋真宗时，有所下降：咸平中，银每两800文。[22]景德二年（1005年），朝廷在巩县皇陵区建造永昌僧院，工程预算为8000余贯，但并不支拨现钱，而是“遣中使取诸陵寝宫白金什器八千余两充费”。[23]这里所说的白金即白银，意味着银每两值钱1贯。景德四年，河东路银的市场价格是每两1贯：“诏河东路所赐戍兵白金，每两之直以一千为限。先是，岁一遣使赐银鞋，使回，言本州无银，每两给钱七百五十，其实市价千钱，乃计司不预为备。故有是诏。”[24]通过这两例可知，景德年间，开封等地的银价均为每两1贯。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灵州的厮铎督贡马3匹，潘失吉贡马3匹，“所进马每匹赐银五十两，失吉马共赐百五十贯”。[25]可见其银子也是按每两1贯折算的。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说：“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26]若然，则是银价每两超过了1贯600文。康定元年（1040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建议：“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有诏予以实行。[27]此时全国的银价，大约是每两2贯。
后来，价格有所下降。韩元吉回顾道：熙宁二年（1069年），福建路银价每两不过1贯，“祖宗以来，福建有岁额钱二十万贯，熙宁二年始令买银，时价低小，一贯止得一两，故为银二十万两”。[28]熙宁中，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道：“江东今年夏旱，米斗三百，银每两不至千。”[29]灾荒年间，以粮食为贵，银价自然要下降的，正常情况下当在1贯以上。元符年间，广东连州盛产白银，专业工匠上千人：“地不爱宝，元鱼、同官之烹炉以技计者千数”，银价“每两止六百”，[30]每两仅600文，是所见北宋一朝最低的银价。大观年间，广东的韶、连、惠、英、南雄州银矿得到大开发，大量银子进入市场，因而“银价低少，每两只六百或七百文”。后来银矿停废，“又累经盗贼残扰，”供需关系改变，北宋末至南宋初，“价增数倍，每两至三贯陌”。[31]银价从每两600文增长到3贯。在此期间的政和六年（1117年），福建路银价由于购买量不断增多，官方配买于民间，每两增至1贯400文足，“所买银搬运至都下，官中每两已费二千，及颁给赏赉，得者货卖，每两不过一千六七百市陌”。[32]则是开封银子的市价，为每两1贯600-700文市陌。按孟元老所说：“都市钱陌……金银七十四。”[33]开封金银买卖的市陌是以740文为1贯，那么以每两1贯650文计，合1贯221文足。宣和六年（1124年），银价踊贵，潭州湘潭县每两至3贯。[34]总的来看，北宋一朝的银价由每两1贯增长到3贯，增长率为300%。[35]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代唐慎微撰）卷四中的饶州银屑图、饶州生银图。饶州即今天的江西鄱阳县，宋代银产地。
南宋初，银价先有所下降，然后又增长。绍兴三年（1133年），户部支拨钱物作籴本，“余不足钱三千贯，并以银折支，每两作二贯二百。”[36]每两2贯200文，估计应当是按当时的银价折算的，因为要面向的是粮食市场。绍兴四年，有臣僚报告：“广东上供白金，近岁每一两率为钱三千有畸。比至输于太府，准价以给官吏军旅，则为钱二千有畸。”[37]每两白银在广东约为3贯余，与前述当地价格一致，在两浙等地则为2贯余。具体有岳珂的记载：绍兴四年，岳飞军“今于行在榷货务支银一十万两，每两二贯五百文”。[38]临安府的官价银是每两2贯500文。绍兴二十三年，江西南城有人得到一块白银重10两，在市铺换钱22贯：“将银卖与市铺，其重十两，得钱二十二千。”[39]银价是每两2贯200文。绍兴二十九年，中书舍人洪遵等言：“欲依旧料次，银三千两计一万二百贯。”[40]每两合3贯400文。所言为朝廷行为，当是在临安的官价。绍兴三十年，广西诸州官方买银，“用本路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贯或四贯以上，”[41]价格是每两3至4贯或更多，比以前有所增长。
宋孝宗时，官、民银价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3贯左右，官价高，多为3贯200文以上；民价低，多为3贯甚至不到3贯。隆兴二年（1164年），镇江府等地的银子，“每两官价三贯三百文入中，其市直只三贯文入中”。[42]官价是每两3贯300文，民价即市场价是3贯。隆兴三年，朝廷诏令支给（宝）［内］藏南库银8000两修筑六合城，“先是淮东总领所当办修城工费二万七千缗免之”。[43]看来是等价支付，则1两银子等于3贯375文。乾道五年（1169年），有人报告说：“递年民户输银于官者，每两折直三千二百，而输之左藏库，却折三千三百，每两暗赢人户百钱。”[44]可知当时杭州的官价是每两3贯300文。同年的徽州，“银则每两为价三千三百”，[45]官价也是每两3贯300文。宋孝宗时还有银子的会子价，如乾道八年（1172年），户部尚书曾怀等报告：“本部已申朝廷，乞将取到纲运并诸色发到会子，除经常支用外，约一百八十万余贯可以收买银五十万余两，贴凑支遣。”[46]每两约3贯600文会子。湖南官定银价原来是每两3贯699文9分足，淳熙二年（1175年），朝廷予以调整下降，“指挥行下本路，于每两价银上减钱三百三十六文七分足。今每两折钱二贯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至与市估低平相等”。[47]这就是说，降价后的银子与市场价一致，为每两2贯363文2分足。淳熙十年，广东官方银价是每两3贯50文（98陌）：“广东路奉行钞法，自绍兴间客铺赴广州卖钞库入纳，皆是用银，每两价钱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筭钞，以示优润。”[48]合2贯989文足，与当地绍兴初的价格大致相等。可能是撰于宋孝宗时的《三阳志》载：潮州“新旧减下吏人食钱一百四十七贯七百文省，买银四十两六钱一分八厘”；“锡本钱一千八百贯省，买银四百九十五两起发赴韶州通判厅交纳。”[49]可知潮州银价是每两3贯636文省，合2贯800文足。
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时上奏：“本州上供钱物，一岁之数，通及四万余贯。除一万七千余贯买银五千两解发，又有大礼年分银一千两，该钱三千五百余贯，不在常年解发数内。”[50]每两价钱约3贯500文。嘉泰初，李心传载：“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引六，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51]临安的朝廷购买价，仍是原定的每两3贯300文，而民间的市场价却是不到3贯。与前引隆兴二年（1164年）镇江府等地的官、民银价基本相同。嘉定十六年（1223年），汀州“大礼年分进奉本色银二千两及支犒诸军八千余贯，两项共为一万五千缗。”[52]15000贯减去8000余贯，剩下的将近7000贯就是2000两银子的价格，也即每两约3贯400余文。宋宁宗开禧时，湖州银市价每两4贯200文官会：“共支银一千七十三两，市价每两四贯二百文官会。”[53]在宋宁宗时的临安，商人言锣儿“响得噪杂可人爱，价直不下一两银”。举例言高丽铜铸造的锣儿，“唐声有韵者，不下直千（钱？）三千”，1两银大约就是3贯，[54]是为市场价。宋宁宗时，京西路房州科买银，“科之吏民，每两犹四千八百，遇其亟窘，或五千余不暇计也……而责之必办，买之于京西，非五六百千不可”。[55]在科买逼迫下，房州银价增至每两4贯800文至5贯乃至6贯。
宋理宗宝庆年间，庆元府有提刑司上供“圣节抛降银二百五十两，计八百二十五贯文”。另上供“银一千两，每两折钱三贯三百文省”。[56]当地官价还是每两3贯300省，合2贯541文足。绍定元年（1228年），朝廷规定：“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57]既然是自愿折输，当属于民众能够接受的官价，每两3贯300文（参考前文，应为省陌）。绍定五年，知泉州真德秀请求朝廷拨款供应在当地的宗子时说：“就拨合解上供银八千三百八十两，计价钱二万九千余贯。”[58]泉州的银价，每两约合3贯460文。端平二年（1235年），魏了翁奉命开督府，朝廷拨给督府钱财中有“银十五万两，约计官会一百五万贯”，[59]每两合官会7贯。嘉熙二年（1238年），吕午上奏说道：徽州“土不产银，官勒输纳，旧止三贯一两，州人办纳已艰。中间朝廷知之，且以银品低次，免纳本色，以会代输……比乃行下复勒纳银，银价骤高，五倍于昔，追纳既急，其价愈增”。[60]徽州此前的银价只是每两3贯，相当低平，而随着官府要求居民赋税输纳银子，竟导致价格上涨到15贯（17界会子）！但这并不是正常的市场，只是短期的特殊价格。淳祐末年，包恢向朝廷报告说：东南沿海百姓“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竟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两贯文”。[61]可见当时市场价每两为3贯余。广州不是产银之地，宝祐年间，广东运使吴泳奏道：“照买银省价租（祖？）例，每两支钱三贯五十文陌。数十年前银价，每两只是两贯六七百左右，比之省价，每两尚争二三百钱，故前手漕计见谓从容。比年以来，银价日穷，今已增至三贯五百陌而未止……今来市价三贯五百文陌。”[62]广东官方买银的惯例是每两3贯50文（官价），数十年前的市价为每两2贯六七百文，宝祐年间的市价已涨至每两3贯500文。与北宋末、南宋初相比，增幅并不大。宝祐四年（1256年），李曾伯指出：四川“银一两虽曰七千五百引，实计银交七（千）［十］五贯，亦如东南银一两十七界七十五贯无大相远也”。[63]由此可知，当时东南地区银价每两75贯（17界会）。当时的会子价大约为每贯60余文铜钱，则75贯大约等于铜钱4贯500余文。数年后，他又称：“其银每两八十贯文，共计十七界官会六十万贯……见存十七界会一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贯文，准银二千一百八十九两……计十七界会四十六万贯文，约买银五千七百五十两，通见存官会约银二千一百八十九两，总计二万两。”[64]以17界会子计的银价又增为每两80贯。宝祐六年李曾伯又说道，广西每两银直17界会子80贯：“银二万两，每两作十七界会八十贯”。按他的记载：“钱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二百八十七文省，缩计钱三十三万二百六贯二百五十一文足，纽准十八界官会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九贯三百八十文。”[65]1贯会子等于铜钱239.9文，那么，每两银子实际等于19贯192文。
四川银价要单独述说，一是其为铁钱区，二是“川峡素不产银”，[66]需要外地输入。
后蜀广政二十五年即宋建隆三年（962年），四川“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67]四川每银1两，直铁、铜钱1贯700文。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法寺言：“剑南诸州……自今本犯窃盗、强盗及他赃，并望以铜钱一千为银一两定其罪，亦犹内郡国以绢论。”朝廷予以批准。[68]可以说明四川的银价每两按铜钱的价格为1贯，比以前上涨了。天圣五年（1027年），益州白银的市场价，是每两值小铁钱20贯足：“今缘益州街市银，每两见卖小铁钱二十千足”。[69]说明小铁钱严重贬值了。康定元年（1040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提出：“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陜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令实行。[70]则是1两银子值四川大铁钱2贯，和天圣五年的价格基本相同。庆历六年（1046年），梓州路转运司向朝廷请求增添银、 、绢之直，三司以为：“银、 、绢直视旧虽增至三千以上，然盐直亦非旧比，鬻于市，斤为钱百四十。”[71]梓州路的银价为每两3贯余（大铁钱），比以前增长不少。熙宁八年（1075年），蜀州银每两官折2贯300足，而市价为1贯600文；熙宁九年银每两官折2贯200文足，市价1贯400文（均为大铁钱）。[72]熙宁十年，据吕陶报告：“臣伏见二年以来，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银每两、绢每匹各只直一贯四五百文。”[73]前此为每两3贯，此时价格大跌，每两1贯400～500文。崇宁三年（1104年），黎州购买少数民族马匹，价钱中有“银六两，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74]每两银的实际价钱，约为铁钱2贯500文（均为大铁钱）。
绍兴二十六年，宋高宗言：“朕闻蜀中银价高，比江浙间过一倍。”[75]当时四川的具体价格不详，如前文所言，临安等地银价每两3贯数百文，则是四川银价约为6至7贯。如绍兴末，四川官方经总钱“共有铁钱一百二十万贯，川价约买得银十七万两而止”。[76]铁钱120万贯约买银17万两，每两约7贯铁钱。宋高宗恐怕是只看到了绝对数字，忽略了四川行使的主要是铁钱。而当时铜钱与铁钱的比价是1∶2，也就是说，四川银价实际上与东南地区是基本相同的。乾道年间，“夔路银两估六千”。[77]夔州路银价每两约6贯铁钱。绍熙元年（1190年）夔州路权发遣大宁监郭公益奏：“契勘官破本钱支俵民间，每两不过支引半，而在市银价却当五引半。民间每一两而遂有四引亏折。”[78]市场价格为钱引5贯500文。嘉泰初，李心传载：“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引六”。[79]官买价格每两钱引6贯。嘉定初，四川官方收兑90界钱引，银每两折合6贯200文。而当时的钱引每贯价值不足400文，[80]则每两银子实际等于铁钱2贯400余文，显然不是市场价。宝祐四年（1256年），李曾伯言：四川“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银一两虽曰七千五百引，实计银交七（千）［十］五贯，亦如东南银一两十七界七十五贯无大相远也”。[81]与东南地区价格持平。
宋代银铤。
总的来看，南宋一朝的银价，正常情况下一般保持在3贯左右，100多年间并没有多大起落，也即银子的购买力相当稳定，令人吃惊，值得高度关注。只是在宋末败亡之际，才狂热涨价，但更多的是反映了纸币贬值现象。
3.铜
宋代各朝，为防止私铸铜钱或化铜钱为铜器，多实行铜禁，千方百计地把铜从民间聚集到官府，铜价也多是官价。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朝廷下令川峡诸州犯罪当赎者，“每铜一斤输铁钱四百八十”。[82]而此时川峡铁钱4文直铜钱1文。[83]也就是说，四川当时1斤铜值铜钱120文。四川官府原来向夷人买铜，每斤铁钱200文：“斤给铁钱二百。”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转运司计划铸铜钱，向朝廷打报告请求将价钱提高到每斤给铁钱1贯：“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但朝廷的批复只允许向夷人买铜，价钱却规定“斤止给钱五百，然铜卒难得”，[84]有价无市，很难得到，看来这个价钱还是低于市场价，而转运司原提议的每斤1贯，是经过调查得到的当地市场价。宝元初，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上书：“欲望朝廷诏关中州县，有犯过误连累之罪情愿收赎者，许令召保于沿边诸郡入粟赎罪，每铜一斤，准粟五斗。”[85]如果找到宝元陕西的粮价，就可以推知铜的价钱。可惜当时的粮价未见记载，数年后的庆历年间，“陕、虢以西，米斗钱五百至六百”。[86]每石5贯到6贯，是宋夏战争导致的高价，又不可当作宝元初的粮价。高聪明博士估计宝元时陕西粮价为每斗五六十，进而估计出每斤铜的价钱“即在250或300文以上”。[87]但是，他所估计的宝元初粮价为每斗五六十，并没有史料支撑，所以，只能存疑。
熙宁年间，王安石废除了朝廷一贯执行的铜禁：“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88]因此有了民间买卖的价格。元丰二年（1079年），有信徒向广州的天庆观施舍钱，指定买铜铸钟：“弟子林英舍钱一十五贯文足，买铜一百斤。”[89]每斤合价钱150文足。元祐元年（1086年），政府有诏重申铜禁，要求全国军民“除诸军官员器用、鞍辔及寺观士庶之家古器、佛道功德像、钟、磬、铙、钹、铃杵、相轮、照子等许存留外”，其余铜器限期赴官送纳，“每觔支钱二百文”。[90]每斤200文是官价，民间价格当与此不同，应高于此。宣和七年（1125年），官府向坑冶户买铜的价钱是1斤铜100文：“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91]应当属于强制性的低价。绍兴十二年（1142年）有臣僚言，信州铅山铜坑，“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数十年以来百物翔贵”。[92]所言当为北宋后期事，信州官方向坑冶户买铜的价钱是每斤250文。
高聪明博士认为北宋铜价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原因是铜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的进步，新矿增设，铜产量增加，特别是胆铜技术用于生产，使北宋后期的铜价下降较多。[93]而根据以上史料，有效的几条如宋太宗时四川的每斤合铜钱120文，元丰年间的每斤150文足，已是上升迹象；元祐年间的官价200文，宋徽宗时的信州官方向坑冶户买铜价250文，更是急剧增长；宣和七年官府向坑冶户买铜价100文，只是官府剥削坑冶户制定的低价，根本不是市场价格。事实可以表明，北宋一朝铜价其实呈明显的上升态势。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代唐慎微撰）卷五中的信州自然铜图，火山军自然铜图。信州即今天的江西上饶，火山军即今天山西河曲县东北八十里。
南宋时，铜材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以至于买卖的量词少用斤而多用两了，而且官方运用行政手段，故意强制压低铜价。绍兴年间，民间私自铸造贩卖铜器严重，“且以铜钱一百文足为率，变造成器物十两，卖钱仅一贯，获利至厚”。[94]10两铜器可以卖到1贯钱。绍兴十二年（1142年），户部、工部联合要求：“将民间见买卖铜器之物，立定每两价钱不得过二十文足。”朝廷要求民间的铜器买卖，每两价钱不得过20文足，辄增价钱1文以上，予以决杖100的刑罚。[95]按每斤16两计，每斤320文。从后文可以看到，宋代铜镜一般都是按重量定价的，每两60文至100文，以100文居多。那么，其铜价无疑在100文以下。
乾道元年（1165年），韶州岑水场官府向坑冶户收买的黄铜，“堪用者实少，盖坑户只于旧坑中收拾苴滓，杂以沙土，或盗他人胆铜，烹成片铤，其面发裂，殆若泥壤，每斤价直计二百二十文省，徒费官钱”。[96]质量如此低劣，价格尚每斤220文省。乾道九年，权发遣处州姚述尧报告道：“库山等四处铜坑，依王文等责到状，将净铜就官卖，约计工费，乞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97]官价是每斤0.25两即2钱5分银子。按当时银价每两3贯500文计，每斤约合875文。淳熙三年（1176年），福州古田的莒溪坑出租，“佃户借工料钱二百千省，烹炼得铜一百十六斤，准钱五十八千二百三十四省。”[98]官买价每斤502文省，合387文足。庆元三年（1197年），朝廷申严铜器之禁，“内出铜器付尚书省毁之。民间旧有者，限两月赴官投卖，每两以三十钱酬之，民间多不尽输”。[99]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把铜低价卖给官方，每两30文，每斤480文，比绍兴十二年的强制价格增加了三分之一。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的法令规定，官员犯法赎铜者，“每斤一百二十文足”。[100]如绍兴二十年（1150年），进呈监察御史汤允恭指出：“窃谓刑辟之设有金作罚刑，后世著在律文。凡罪丽三等者，皆有罚铜之条，自一斤以至（自）十有二斤，计其直自百有二十金以至万有二千而止，此律之大法也。”[101]照此，1斤铜的定价是120文，可能是针对官僚的优惠价。
4.铅、锡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朝廷有诏“虔州岁市铅锡六万斤，斤为钱二十九，增六钱。信州市铅，斤为钱十五，增五钱”。[102]如同金银一样，坑冶户采炼到的铅、锡必须卖给官方。虔州官府向坑冶户买铅、锡由原来的每斤29文增为35文，信州官府向坑冶户买铅由原来的每斤15文增为20文。同年有诏，饶州官方收买私人的铅，原来“斤为钱十五，自今请增三钱；锡十五万斤，为钱二十九，增六钱”。[103]铅由原来的每斤15文增为18文，锡由每斤29文增为35文。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都不是市场价，而是官方的垄断价格，市场价一般应高于此。乾道九年（1173年），处州铅矿“所有坑户收到铅货，以十分为率，内二分纳官，八分给坑匠，即就勒赴官中卖，量立价，每斤支钱二百文收买”。[104]官买价涨到了每斤200文。
5.铁
在所有的金属中，铁的使用量最大，销售量也最大，可惜价格资料不多。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四川使用景德年间的新铸大铁钱已将近10年，“以铁重，民多镕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105]合计每斤铁价值大铁钱40文，当时大铁钱与铜钱是1∶1，也即合铜钱40文。嘉祐年间，四川兴州济众钱监所用的生铁，都是在衙前酒场和买：“每斤支十四文，虽有赔费，缘酒场利息稍丰，未见破产。自卖酒场后以来，本州劝诱炼铁之家，通抵产预借钱，每斤支三十文。”[106]每斤14文铁钱是官府支付的低价，酒场要用高于此的价钱买来上交，因有赔费，后来增加到每斤30文铁钱。参考大中祥符七年的价钱，仍低于市场价。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代唐慎微撰）卷四中的生铁图。
庆历末，陕西同州韩城县的铁价，为每斤24至25文：“本处见卖每斤价钱二十四五文。”[107]煕宁七年（1074年），陕西“斤铁为钱二十”，[108]铁20文1斤，价格有所下降。乾道元年（1165年），韶州胆铜所用铁，“每斤实支价钱一百三十文省”，[109]官方定价为每斤130文省，远高于北宋时期各地的20余文（铜钱）、三四十文（铁钱）。
注释
[1]〔日〕加藤繁《唐宋时代之金银研究》，第373页。
[2]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911页。
[3]《宋史》卷174《食货志》上2，第13册第4204页。“金上等旧估两十千”，《金泥玉屑丛考》第233页误引作“金上旧估二十千”。
[4]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第1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第4册第1956页。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14。这条史料前仅系“四年”，上有“天圣”二字划去。若然，则当与前文年号“至道”相关。但据后文系年年号，实应为天圣四年。
[7]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62《坑冶》。原文不载具体地区，据其下文有“诏奖本州长吏以下。宰臣王曾等言：‘获金虽本州长吏以下虽多，深虑耕凿之民弛废农业，争趋厚利。望谕本州常切体量止绝。’遂从之也。”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二月戊寅（第5册第2465页）：“上谓辅臣曰：‘登州采金，岁益数千两，其官吏宜降诏褒谕。’王曾对曰：‘采金既多，则农民皆废业而趋利，不当更诱之。’上曰：‘诚如所言，然官吏勤事，亦不可不劝也。’”可知确为登州。
[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15，第5396页。
[9]孔平仲《珩璜新论》卷2，第7册第289页。
[10]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第7页。
[1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第270页。
[12]《宋史全文》卷15，靖康元年十二月甲子，第860页。
[13]丁特起《靖康纪闻》，第4册第19、30页。
[14]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续编》卷5《朝省行下事件省札》，第1210页。邓之晨《骨董琐记全编•骨董琐记》卷4《宋时金银价》（第122页）言：“《靖康孤臣泣血记》载：……金每两准三十千，银每两准两贯三百文。按《金佗续编》，绍兴四年省札岳飞本军……今宽剩支降银一十万两，每两二贯三百文，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文。……金银之差为十五倍，与靖康时无异。岂当时有一定准则耶？”其意揣测至少在两宋之际宋代金银有统一价格。恐非如此。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2之38。
[1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第790页。
[17]《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08页。
[18]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28《奏乞增支督府钱物》，第7页。
[19]日本学者加藤繁《唐宋时代之金银研究》第7章《唐宋时代之金银价格》所载《银价表》（第373374页）列有16条。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有专节《金银的购买力及其与其他货币的比较》。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一书也有《北宋银价变动简表》《南宋银钱比价变动简表》，但本书对其所用资料的取舍多有不同。如其第176页表中载天圣七年银价约为1000文，史料摘要是：“告获文思院盗银一两赏一千”。按史料原文是：“诏文思院造作金银生活，近频有告论工匠入外科添和金银及诸奸弊。自今许人告捉。如得金一两，支赏钱二千；银一两，支一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2）显然只是赏钱的数量，不是银子的折价。照其引用思路，当时的金价是每两2贯了，而实际上从前文可知，金价要贵的多；又如第198页载建炎四年银价为2000文，但根据所引史料为：“御营司有激赏库，专充军书警奏间探之用，凡银五百两、钱千缗为一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甲戌，第658页）也不是银钱转换的价格；第199页载绍兴十二年桂阳军银价为“2000文省”，史料为“绍兴奉行经界，本路漕臣见得银价大重，遂立条约，每两折钱二贯，贯八百文足。”（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19《桂阳军乞画一状》，第273页，将此句断作：“每两折钱二贯贯八百文足。”校记中认为：“其中‘贯’字疑为衍文。”误。）每贯的陌制是市陌800文，不能说成是省陌；再者，这是官方折税银价，不是正常的银价。
[2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2。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62之21。
[2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第14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四月壬寅，第3册第1330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癸丑，第3册第1513页。
[2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21之23。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第4册第1956页。
[27]《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3页。
[28]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0《上周侍御札子》，第1981册第183页；廖刚《高峰文集》卷1《投省论和买银札子》，第1142册第315-316页。
[29]（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69，彭汝砺奏，第4册第3515页。
[30]《永乐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第9册第8416页。
[31]廖颙《论广东上供银疏》，《全宋文》第198册第157页。
[32]廖刚《高峰文集》卷1《投省论和买银札子》，第1142册第316页。
[33]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都市钱陌》，第332页。
[34]胡寅《斐然集》卷15《缴湖南勘刘式翻异》，第316页。
[35]汪圣铎先生的结论是：“北宋正常时期每两银以铜钱计算的价格大约为一贯省至一贯足之间。”（《两宋货币史》第917页），与本书大不相同。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乾道郊赐》（第127页）载：乾道六年虞允文曰：“旧来银一两为钱四百，绢一匹为钱七、八百，故千匹两，其直不过千余缗”。按其所说，北宋时期银价曾每两400文，但不详何时，又未见其他佐证，存疑待考。
[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7。
[3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22。
[38]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续编》卷5《朝省行下事件省札》，第1210页。
[39]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10《李氏二童》，第959页。
[4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57之75。
[4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第3115页。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9。
[4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9之4。
[4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9之11，68之10。
[45]罗愿《新安志》卷2《折帛钱》，第8册第7629页。
[4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1之48。
[47]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19《桂阳军乞画一状》，第273页。
[4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22。
[49]《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土贡》，第3册第2458页。
[50]朱熹《朱熹集》卷19《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第775页。
[5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金银坑冶》，第353页。
[52]卫泾《后乐集》巻13《应诏举真徳秀章采赵崇模充亷吏状》，第625页。
[53]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三省枢密院公札•内小贴子》，第1155册第697页。按：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918页）将此时间定于宋金隆兴和议以后，恐误。据四库全书《双溪类稿》的提要，作者王炎为“乾道五年进士”，隆兴和议时及后5年尚未入仕。
[54]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锣儿》，子部第78册第801-802页。
[55]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5《与杨总领书》，第1166册第318页。
[56]罗浚《宝庆四明志》卷6《监司窠名》，《朝廷窠名》，第5册第5063页。
[57]《宋史》卷179《食货志》下1，第13册第4366页。
[5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第15页。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201页表中将此系于端平三年，误。因为真德秀卒于端平二年（见《宋史》卷42《理宗纪》2，第3册第808页）。
[59]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28《奏乞增支督府钱物》，第7页。
[60]吕午《左史谏草•戊戌六月二十六日奏为……伏候敕旨•贴黄》，第427册第401页；吕午《左史谏草》附《左史吕公家传》，第427册第406页。
[61]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第1178册第714页。
[62]吴泳《鹤林集》卷22《奏宽民五事状》，第1176册第213-214页。文中有“合贴银头钱三万一千八百单三贯三陌，展计四万四百七十六贯九百二十七文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201页表中将此系于淳祐十二年。
[63]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3《救蜀楮密奏》，第1179册第616页。
[64]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7《奏已桩管银两》，第1179册第697页。
[65]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6《回奏宣谕》（5），第1179册第683页；卷7《奏已桩管银两》，第1179册第697页。
[66]《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3页。
[6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八月戊寅，第1册第525页；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后蜀后主本纪》广政二十五年，第2册第730-731页。
[6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2。
[6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10。
[70]《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3页。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五月戊子，第7册第3827页。
[72]吕陶《净德集》卷1《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注，第1921册第5页。
[73]吕陶《净德集》卷1《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贴黄》，第1921册第2页。
[7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80。
[7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庚辰，第28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