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时期，人口本身可以买卖，因而是有价格的；而在几乎所有时期，人为社会、团体、个人提供的劳力和各种服务，一般都有不同形式的报酬或价格，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社会中，人及劳动力和服务的买卖十分兴旺，价格表现各异。
一、人口
宋代人口买卖比较盛行。这种野蛮、丑恶的现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官方禁止的掠买人口，一种是灾荒年间的儿童买卖，一种是官方允许的国内妾、婢等女口买卖。但都不准将人口卖出境外，早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就有严令：“敢以女口私市与戎人者弃市，吏知而不以闻者论如法。”[1]官员也不准从事赢利性质的人口买卖。如庆元初，知临江军詹抡曾“专事贩卖生口，前后起发归乡，几六七十舟”，因而受到被放罢的处分。[2]
有关资料，集中在女口方面，是一夫多妻制的产物。
买卖妾的价格因相貌美丑，差距很大，达到上百倍。相貌丑的，仅值数贯钱。如常州人胡道修，即曾用数贯钱买得一“寝陋可骇”的村女。[3]相貌美的，可值数百贯。如宋太祖时，河北沧州的一位乡间美女，“直钱五百缗”即500贯。[4]
宋初，河北窦禹钧的家仆因盗用主人“房廊钱二百千”即200贯钱，打算将自己十二三岁的女儿出卖以偿还：“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5]则是此少女约可值200贯。宋真宗曾赐王旦家银3000两，令为王旦买妾。[6]按当时的银价，约合3000贯。景德二年（1005年），据河北霸州报告，被契丹兵掳掠到辽国境内的一位宋朝妇女，在当地被以20贯的价格卖出为人妻。[7]应是当地普通已婚妇女的价格。宋真宗朝后期，开封有人为还债而不得不出卖其15岁的女儿，价钱是400贯：“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后被当时在开封游学的士子曾公亮出钱解救。[8]
天圣年间，宰相张知白的妻子遵照皇太后的旨意，为丈夫买了二位侍妾，连同“首饰服用，不啻三十余万”。[9]每人价格大约100贯左右。庆历末，韩琦在定州任长官时，有门客彭知方因嫖娼晚归，韩琦悯其单身，出资给他买妾：“特以百缗遣一指使，呼吏报都下，市一女奴赠之。公之爱士待客皆类此。”[10]在开封买的这位小妾，花了100贯。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奉宋仁宗之命为王旦撰写墓志铭，王旦的儿子为答谢，除了支付润笔财物外，“即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11]所买的侍女，平均每人500贯。宋仁宗时，王安石的妻子为其买一妾，原是无品小武官的妻子，价钱“九十万”即900贯。[12]王德用曾向宋仁宗进献美女，在大臣的劝谏下，皇帝立即命令内官“赐王德用所进女口钱各三百千”，押出内东门。[13]为皇帝购买的这两位美女，价钱不算贵，每人只有300贯。北宋中期，阳武人时某为郑州牙校（衙前），出差押纲至成都前，因年已64岁而无子，其妻子说：“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至蜀，求一妾以归，庶有子以续后。”[14]可见用100星银子可以在四川买一妾。此处1星当即1两，100星就是100两银子，按北宋中期银价约为每两2贯，约合200贯。
元丰五年（1082年），宗室赵仲騑以数百贯钱购买一女子为妾，不久因醉酒烧坏了她的容貌。厚颜无耻的赵仲騑竟投诉于开封府，要求归还原价。知开封府王安礼驳斥道：“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善姿首也。今灼败之，则无能自鬻，此与炮烙何异？”乃奏于皇帝，“请勿复其直，并厚谴之。”[15]宋神宗时，韩琦以300贯买一张姓已婚妇女为妾：“以三十万钱买女妇张氏，姿色美丽。”后来得知其为修职郎郭守义的妻子而奉还。[16]宋徽宗时的朱彧记载，由于“近岁贵人，务以声色为得意”，京师妾价腾贵，“至五千缗”，[17]价格高达5000贯。北宋后期，长安李妹家中甚贫，刚到及笄之年，即被其母卖给了担任同州节度的一位宗室，“才得钱十万。”[18]仅卖了100贯。从北宋实际买卖女口的价钱看，最高为北宋末的5000贯，一般多为300贯左右。[19]
明代《帝鉴图说》之《纳谏遣女》。讲的就是宋仁宗纳谏遣送王德用所献美女的故事。
南宋绍兴中，温州的山区有人自称军官，因故卖其少女，要价500贯。[20]绍兴年间，四川吴宣抚“乃以二千缗买一士族女”，送给岳飞当妾。[21]2000贯可以买一破落的大家闺秀。同时，临安有官员妻子被奸人拐骗，卖给另外一官员为妾，“得钱三十万”，[22]价钱是300贯。绍兴后期，房州竹山令的女儿被继母卖为妓女，“得钱七十千”即70贯。[23]看来这位狠心的继母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将其逐出家庭。嘉泰元年（1201年），韩侂胄的一位爱姬因犯了小错被赶出，程松“亟召女侩，以八百千市之”。[24]花800贯将其买回。韩侂胄是权势熏天的悍相，其爱妾定是色艺超群；程松将其买下又是为了将来讨好韩侂胄，所以此价应是高价之一。宋理宗时，江西吉州人朱某，“以八百券为质”，买得一失过身的富家官员之孙女，[25]贞操的无形资产丧失了，仅值800贯会子。一位担任通判的官员，在成都花700贯买一美女为妾：“与直至七十万钱。”[26]洪迈记载：延平富人林氏，“用千缗买美妾”，[27]花1000贯买了一位美丽的小妾。两浙衢州龙游人虞孟文，曾以140贯买一妾：“以钱十四万买妾，颇有姿使，蒙专房之爱。”[28]总的看来，南宋时各种物价都大幅度上涨，但女口价格却低于北宋，最高不过2000贯。所谓：“千金买骏马，百金市蛾眉。”[29]人口增多而不值钱，充分暴露了南宋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生活的悲惨。
宋代买妾，年限上有区别，有终身者，有数年者。如前引窦禹钧的家仆要卖女儿以还债，即是“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30]还有年限约定者，如潭州贫妇将其次女卖给湘阴主簿，“岁满不得归。继父死，厥母经官取之”。[31]期满后被主人超期滞留，经过一番官司才返回家中。淳熙中，一王姓士人买一妾，“立券时，父母先约不可令近水火”。[32]这些例子意味着，买妾并不是买的终身，也不可任意使唤，也即服务年限和范围事先有限制。南宋庆元年间，一位官员在临安买了个小妾叫银花，色艺双全，约定有年限，身价是每月1石米。3年后期满，自愿留下，该官对她十分满意，提出今后每年给钱100贯（会子）：“约以每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33]淳熙末年，临安牙侩处有吴知阁家所出的3位当妾待卖的妇女中，“其一少艾有乐艺，”价才80贯（纸币，后同），“其二差不及，而为钱皆四五十万，”即400贯到500贯。原因是：“少者受雇垂满，但可补半年，故价值不多。彼二人则在吴宅未久，当立三年券，今须评品议直耳。”问题清楚了：年轻而色艺双全者，半年期限卖80贯；其他两位是3年期限，虽然色艺差些，但价钱高的多，经讨价还价，两人被用600贯买走，每人合300贯。[34]按此推算，如果那位年轻而色艺双全者是3年期的话，价钱当是480贯。按买妾时间定价，和包养妓女的性质差不多。
说到妓女，其身价不高，不过数十贯。宋代话本小说记载，宋仁宗时，柳永在杭州余杭用80贯替1妓女赎身：“当日就唤老鸨过来，将钱八十千付作身价，替月仙除了乐籍。”[35]1位妓女的身价为80贯。北宋时期，地方州郡都有官妓制度，为官员服务：“官妓岁选十人，各给身资十千，五年期满，归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二帝北狩后始革除。”[36]官妓的服务价格合1年2贯，如果有官员将某位官妓带走，需要再支付20贯，是为赎买妓女的价格。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作）局部。孙羊正店挂起栀子灯，表示有陪酒女郎，该店有很多贵宾房，里面有女子陪酒，佐以歌舞表演，甚至有妓女。
灾荒年间，贫苦人家往往忍痛卖儿卖女，以换取救命的粮食以及放儿女一条活路。吕南公有诗云：“东家卖儿价何卑……得钱未足三日饱。”[37]大概仅仅是数斗粮食的价钱。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陕西饥民有卖子者，“口不满千钱”。[38]卖个小男孩不足1贯。宝元元年（1038年），江西筠州僧人智本，“生五岁大饥。有贵客过门，见其气骨，留万钱与其父母，欲携去”。但被其祖母阻挡。[39]这位受到赏识、颇有气质的5岁男孩，价钱是10贯。宣和元年（1120年），淮东大旱，贫苦百姓流离失所，“康（？）、衢之间，百钱卖一儿，斗粟易一女”。[40]1个小男孩只卖得100文，1个小女孩只卖得1斗粮食。史料记载的有关价钱都在饥荒年间，也就是说大都属于极端价格。但无论个案还是其他，卖儿卖女可以说都是极端情况下的行为，不可能有正常的市场价。
南宋时，南方有专门贩卖人口者，他们以客旅身份，以招婢仆、担夫的名义，将人骗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则缚而卖之，一人取黄金二两。州洞转卖入交趾，取黄金三两，岁不下数百千人。有艺能者，金倍之；知文书者，又倍”。[41]每人价值根据能力大小不等，一般是金3两，识字者贵至9两。有的1人可卖生金5至7两：“平民一入蛮洞，非惟用为奴婢，又且杀以祭鬼。其贩卖交易，每名致有得生金五七两者。”[42]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广西横州长官报告说：“交广俗诱民男女，易翠羽，蛮中初犹一夫直十二羽，今仅得其半。岁掠卖数百人，多烹以祭鬼。”[43]其价值由大概是翡翠羽毛之类的翠羽所决定。
注释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2之3。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2。“临江军”原误作“临将军”。
[3]张邦基《墨庄漫录》卷5《胡道修嬖怪》，第147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三月戊戌，第1册第190页。
[5]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别集》卷4《窦谏议录》，第511页。
[6]苏辙《龙川别志》卷上，第74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景德二年五月庚戌，第3册第1334页。
[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曾鲁公与旁舍生钱偿鬻女直》，第350页；洪迈《夷坚志•补志》卷3《曾鲁公》，第1567页。
[9]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佚文》，第133页。
[10]（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81，刘斧《青琐诗话》，第7册第3747页。
[11]曾慥《高斋漫录》，第2854册第1页。
[12]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2《王荆公》，第122页；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第121页。
[13]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第3页。
[14]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2《时邦美》，第126页。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元丰五年二月丙寅，第13册第7784页。
[16]（明）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第717册第232页。
[17]朱彧《萍洲可谈》卷1，第127页。
[18]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1《长安李妹》，第1309页。
[19]附带提及：清人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9（第9页）载：“维扬秦君昭，妙年游京师。其执友邓载酒祖饯，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曰此吾为部主事某人所买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达……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五十缗耳……至临清”云云。经核查，此文出自（明）陶宗仪《辍耕录》卷4（第218册第74页），所言从扬州北上经临清至京师，显然是到元大都而不是宋都开封。《宋稗类钞》误收此条，不可作宋代资料使用。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第411页也误收此条。
[20]洪迈《夷坚志•乙志》卷2《蒋教授》，第195页。
[21]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第1590页。
[22]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1《王从事妻》，第632页。
[23]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9《董汉州孙女》，第1123页。
[24]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12，嘉泰元年八月，第328册第1004页。《宋史》卷396《程松传》（第34册第12077页）载“以百千市之”，与此价异，疑脱一“八”字。
[25]张端义《贵耳集》卷中，第51页。
[26]廉宣《清尊录》，第21册第104页。
[27]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6《张抚干》，第322页。
[28]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5《虞孟文妾》，第491页。
[29]刘过《龙洲集》卷3《谒郭马帅》，第18页。
[30]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别集》卷4《窦谏议录》，第511页。
[31]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10《赵主簿妾》，第869页。
[32]洪迈《夷坚志•支庚志》卷4《王氏婢》，第1164页。
[33]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银花》，第273页。
[34]洪迈《夷坚志•补志》卷8《郑主簿》，第1621页。
[35]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12《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第178页。
[36]（元）徐大焯《烬余录》乙编，第10册第268页。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琐记》卷4《宋官妓营妓》（第122页）引作：“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身价误。
[37]吕南公《灌园集》卷4《别离》，第1123册第35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第3册第1674页。
[39]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0《夹山本禅师传》，第94-95页。
[40]《宋史全文》卷14，宣和元年十一月戊辰，第823页。
[4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7，第2594页，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5。
[43]周必大《文忠集》卷33《靖州太守李君发墓志铭》，第1147册第362页。
二、劳动力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宋代更多的劳动力走向市场，做为特殊商品换取金钱报酬。劳动力价格又称工价，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劳动力价格大致与物价一样，一般来讲，根据供求关系的不同，在大城市较高，在小城市和乡间较低。正如王安石曾经指出的那样：“京师雇直太重”，而地方如江西，则“雇直至贱”。[1]下面，分别考察有关问题，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1.官府劳动力的买卖
宋代官府需要劳力时，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征集：一是向民户征发无偿徭役，二是向民户征发有偿徭役，三是向社会募集有偿服务。后两者一般都有较高的报酬，一般价格按时间计算，每人每天数十文至300文不等；根据不同工作，也有记件工资。
开宝四年（971年），朝廷绫锦院女工的报酬是：每人月粮2石，米豆6斗。[2]按当时的粮价大约每石1贯计，约合钱2贯600文，平均每天约86文。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解池畦户，“籍州及旁州民给役，”凡380户，“复其家，户岁出夫二……给户钱四万，日给夫米二升，岁二月垦畦，四月引池为盐，八月而止”。[3]每丁服役7个月，报酬是钱20贯，平均每月2贯857文，每天95文外加2升米。这是种有偿的劳役，应该说收入不错。故而天圣年间，有诏“为安邑畦户者，三年一代之，愿长役者听”。[4]可见有情愿长期服役者。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绘）中的军巡铺，里面的弓手既负责治安，也负责消防。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代唐慎微撰）卷四中的解盐图。
煕宁九年（1076年），知彭州吕陶要求招募维护乡里治安的弓手，每月薪水是4贯：“月募之直，人不过四千，比之养兵，费亦相称。”[5]平均每天约133文（铁钱）。煕宁九年，朝廷要求广南西路沿边左右江州峒团结丁壮，以备攻讨，“除老弱令农作，其强壮并追集。”强制性的兵役，每人日支粮2升，钱20文，“于要害控扼处立寨栅，分番训练”。[6]熙宁年间建立的四川龙州寨子弓箭手，每夫月给钱1贯，[7]平均每天约33文（铁钱）。元丰五年（1082年），陕西雇民夫向边防前线运送军粮，到州界交替（即仅限于本州路程）每人每天钱50文，米2升。[8]同时，主持陕西军事的李宪向陕西都转运司调夫运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诏，若军须不办，听擅斩都转运使以下。’民间骚然，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泽，不受调。”[9]陕西雇民夫运送军粮的价钱是每人每天200文，但无人愿意应募。元丰七年，朝廷又专门下诏鄜延、环庆路，凡兴修城寨和雇人夫，每人日支钱100文，米2升。[10]
元祐五年（1091年），朝廷规定：地方政府接送到任、离任的官员时，允许差派禁军或厢军，“委无人，即支雇钱，每人每程一百文足”。[11]所谓1程，就是1天的路程，雇佣接送的报酬的100文足。元祐七年，宿州修筑城墙，准备每夫用70文省1天的价钱召募，苏轼认为价格低，“又七十省钱，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扰不细”。[12]元祐年间，京师雇夫每人日支126文省，而雇河工则每人日支200文，“已为过厚”。[13]但百姓仍然不愿意服役，官府只好由和雇变为摊差，民间再贴陪100文才能另行雇人应役。[14]则是1天300文的高价了。
政和年间，平江府管理渠道的闸匠每人每天工钱100文，米3升。[15]北宋后期，秦凤路边防地区西安州盐池的役夫，“日支铁钱四百”，[16]每天可以得到铁钱400文。北宋晚期的朱彧言：“州县选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给雇钱人二百”。[17]为地方官调动搬家所役使的雇工，按规定每人每天200文，也是固定的官方雇价。与前言元祐五年的雇钱相比，价格增长了1倍。
南宋时期，整体上看雇价没有多明显的增长，与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不大相称。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临安府修筑城墙，每天支付工匠钱每人350文，米2升半。[18]同一年，官府准备于平江府开浦兴修水利，预计每工支钱10文，米3升。[19]主要以米为支付方式。绍兴三十二年，淮南舒州在城酒务所雇的酒匠，每日支食钱300文省，作夫即杂工每日支食钱250文省。[20]绍兴后期，江东路镇江府丹徒县的一位衙役自言：“我持梃日得百钱，已足自养。”[21]每天100文。绍兴末，朝廷所雇乐工在演练期间的“肄习之日，日支食钱四百文”。[22]每天400文。
《歌乐图》（南宋佚名）。乐工伴奏的情景。
乾道元年（1165年），四川茶马司雇佣的运马水手，每人每天口食、雇钱平均约500文（铁钱）。[23]乾道年间组建的淮南名为神劲军的民兵，每人日支钱300文，米3升。[24]成都路南边黎、雅、嘉等州，皆有轮流巡守边界的土丁，淳熙中，上等者月给钱3贯500文，每天合116文；次等者1贯400文，每天合46文（铁钱）。[25]
绍煕三年（1092年），潭州修筑城墙，1个劳力每天需支付300文：“日须支工钱三百”。[26]南宋中期，绍兴府余姚县修筑海堤，“大率岁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计工一十二万，费缗钱万有五千”。[27]1个劳力每天125文。嘉定年间，永康军建造评事桥，所雇的堰匠“人支庸百七十钱”，[28]每天170文。宋宁宗时，湖州按朝廷指令每天造甲二副，“所用工匠，并是追逮，则非应募。其人在甲局，每日等差支钱，日二百，下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敢减克。然只能养其一身，而不能养其一家”。[29]这属于强制性的劳役，每天工资150文至200文，按当时物价，这点钱只可以供个人食用而不能养家。庆元府的西渡，宋宁宗时，有“管堰洪子”18人，每人月支“和雇钱”2贯，[30]每天平均66文。开庆元年（1259年），庆元府作院所雇的民匠，每日支付1贯500文（会子？）。[31]咸淳元年（1265年），建康府创办收养遗弃婴幼儿的及幼局，所雇佣的奶妈每人月支18界会子6贯，米5斗。[32]以钱而论，每天平均200文会子。按当时的比价，约合铜钱50文。
有的是记件工资。如绍兴四年（1134年）诏：“杂买场依榷货务例，雇人串省陌钱，每贯支钱六文……般担钱至左藏库送纳，每贯支长短脚钱三文足。”[33]在钱库中工作，内容是将足陌和其他短陌钱改串为省陌钱，每贯支付6文；从杂买场向左藏库运送缗钱，每贯的运费是3文足。
从事文字抄写的雇佣者，报酬有的按字数，有的按天数。崇宁年间，朝廷校书省雇人抄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34]每天约合116文，竟不如当时体力劳动之价。淳熙十六年（1189年），朝廷编修日历，“与自今接续所修日历通为一书，写成副本，约为二千卷。依淳熙六年体，每卷约五千字，雇工钱四百五十文”。[35]平均每11字合1文钱。按上条史料所言的1天2500字计，每天约225文。淳熙年间，秘书省雇人抄书，“约计合书写五千万字，用钱五千贯省。”[36]每千字合100文。嘉定二年（1209年），安州刻宋庠《元宪集》、宋祁《景文集》，两书共80余万字，“工以字计，为钱几四百万，米以石计百有二十，他费不预焉”。[37]至少约每5字支付1文钱、0.015升米。嘉定六年，朝廷招募在贡院誊录试卷的抄写者，“每日食钱五百十文”，[38]每天510文，不知是铜钱还是会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北伐契丹，进驻河北定州附近契丹的金台顿时，招募当地人为“乡导者百人，人赐钱二千”，[39]每人2贯。
嘉泰年间，连州城外的楞伽山贞女峡东崖遭地震，发生滑坡，堵塞了湟水河道：“江流壅底，舟弗通行，郡为荒瘠。法曹李华有巧思，且自诡疏导，公知其可用，命董厥事，斥钱缗六千资之。不数月，石之为水患者尽平，连人镵石颂公德。”[40]清理江水滑坡土石，疏通航道，这一浩大工程的费用是6000贯。
由上可知，宋人为官方服役，一般有比较优惠的报酬，而不是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种无偿劳役。
2.民间劳动力的买卖
与官方相比，宋代民间雇工的价格比较低贱。如北宋中期的东南地区，像蔡襄所指出的那样：“南方地狭榖鲜，又浮海通商，钱散不聚。丁男日佣，不过四五十文。”[41]在市场上钱币流通量少的背景下，一个男丁的工钱，一般每天仅40至50文。宋神宗时的四川彭州九陇县的茶园户，逢忙季雇工，每人日支60文（铁钱），“并口食在外”。[42]若加上伙食费，当为七八十文。两宋之际，建州茶场“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43]每天的工钱是70文足。
与北宋时相比，南宋民间雇工价格有下降迹象。南宋前期，饶州“有小民朴钝无它技，唯与人佣力受直”，曾被人雇用舂谷，每天30文：“日以三十钱雇之舂谷。”[44]淳熙年间，淮南黄州人崔三，受雇于当地茶肆，“月得雇直不过千钱，常不足给用”，[45]平均每天也是30余文。偶尔也有高价者，如成都卖工市场上，曾有杨秀才雇人，“议工钱每人二百”，用200文铁钱的价钱为其夜间工作（盗窃）。[46]这属特殊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宝庆二年（1226年）是大比之年，李昴英在临安府高中探花后，顿时身价倍增，来往应酬频繁，于是雇佣“轿番四名，每月二十余千（会子），书司、厅子二名，每月亦十五千”。[47]轿夫每人每月会子5贯余，每天不过160余文或200文以下，随从、秘书之类的书司、厅子每人每月会子7贯500文，每天250文。
明代仇英《独乐园图》一角。描绘司马光雇佣民工植树修园的场景。
其他从事文字等脑力劳动者的价钱，也有数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新淦县扬名乡胡某，“使铁钱一百二十贯足陌，写经六十卷”。[48]也即雇人抄写佛经，平均每卷花费铁钱2贯足。按当时的比价，铁钱10文当铜钱1文，[49]则是每卷约200文足。北宋前期，郢州土豪李孝源，施舍家财1万余缗雇人抄写佛经一藏：“施家财万余缗，写佛经一。”[50]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传本为5048卷。若以12000贯计，合每卷2贯370余文。北宋时，开封的一位“营妇”即军人的妻子以数十文钱，托一秀才给出戍的丈夫写信：“以数十钱托一教学秀才写书。”[51]宋孝宗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写成后，朝廷诏令临安府提供笔札在李焘家抄录，临安府长官韩彦古“阴戒书吏传录，每一板酬千钱”。[52]属于私人偷录的副本，所以酬金比较高，每页1贯。
技术性强的劳动，则另当别论，难以时日计酬，也很难有固定价格。如北宋时，有人为揭裱一幅“绢地朽烂为数十片”的唐太宗的侄子、江都王李绪画的马，支付了40贯：“酬佣直四十千。就书室背之。乃以画正凑于卓上，略无邪，侧用油纸覆，微洒水，以物砑之，着纸上，毫厘不失。然后用绢托其背，遂为完物。崇宁初，归上方矣”。[53]技术十分高明。宋孝宗淳熙时，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列帝图》，已“断烂不可触，亟以四万钱付工季，谨葺治，乃可观”。[54]装裱费也是40贯。
南宋临安府的高档厨娘，服务价格奇贵。当地平民生育重女轻男，所生女儿最差者也从小教她学习厨艺，然后到高官贵族家服务，由于价码太高，“非极富贵家不可用”。宝祐年间，“其例每展会支赐，绢帛或至百疋，钱或至三二百千”。[55]自带厨具登门制作一场高档宴席，价钱高达300贯。
《历代帝王图卷》，即为书中提到的阎立本《列帝图》。
庆历年间，开封人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56]杀1只鸡收10文钱，价格不低。南宋前期，鄱阳县的女侩——经纪人施三嫂，为人“买婢，君约谢我钱五千，至今未得，我怀之久矣。”[57]介绍买1婢女的佣金是5贯。南宋中期，饶州为人书写土地买卖契约的“庸书人”，每次收报酬数百文。[58]南宋前期，鄱阳地理术士杨九巡，贫困到连出门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抓住梁侍郎去世的机会，为其家选择墓地，得到犒赏钱200贯。[59]
在战争中具有冒险性质的运输等活动，雇直往往很高。康定二年（1041年）宋夏战争时期，河东边防麟、府地区运送军需粮草的费用就很大，如司马光所说：“人户请搬粮草、雇赁脚乘，所费至重。臣取得人户雇脚契帖，每搬随军草一束、粮一斗，不以远近、日数，计钱一贯文省。如此费耗，若一两次，何以任持？”[60]1束草和1斗粮的运费为1贯省，连官方也感到受不了。元丰四年（1081年），河东转运司调夫11000人随军，坊郭上户有被差夫400人者。这些人户不得不广泛招募劳力，一时间一夫雇直高达30贯以上。[61]元丰五年，范纯粹回顾了去年陕西为宋夏战争调发民夫的情况道：“臣窃见去年调夫出界，其近上等第人户有至独出数十夫之家，其贫下户人亦须数户共出一夫，雇直至及百贯。”[62]雇值更超过河东，高达100贯。嘉定年间的战争中，“扬、楚间转输不绝……独枣阳陆运，夫皆调于湖北鼎、澧等处，道路辽邈，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屦与夫所在邀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雇替一夫，为钱四五十千”。[63]一夫雇直40贯到50贯。这里所谓的雇值，虽说也属于民间自由交易的市场价，但却是在官府逼迫下的无奈之举，所反映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行为，不如说是政治压迫。我们在此揭示的意义在于：从被雇佣者的角度看，那些敢于冒险的闲人是有机会发一笔财的；况且就上述史料看，更主要的恐怕不是有风险，而是在紧急情况下一时找不到足够的闲人应募。
《征人晓发图》（宋代佚名）。描绘的是一个士兵或者官员即将远行前的情形。
女佣的价格相对较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敦煌文书中的一道《卖家妮子胜契》显示：
伏缘家中用度□，久阙匹帛。今有家妮子胜，年可贰拾捌岁，出卖与常住百姓朱愿松妻男等。断傥人女价，生熟绢五匹，当日现还生绢三匹，熟绢两匹限至来年五月尽填还。[64]
被出卖的这位28岁的“家妮子”应是婢女，价钱仅为5匹绢（当时大约等于5贯钱），其中2匹还是第二年才能得到的期货。这是偏远地区的情况，雇值相当便宜，内地则贵得多。北宋中期，买一下等婢女需500贯，如司马光所言：“鬻一下婢之资五十万。”[65]这里所谓的买，并不是买其人身，实际上是长期雇佣的意思。而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买一乳婢，价钱30贯：“以三万得之”。[66]乳婢就是奶妈，买也是雇佣，因使用价值不过哺乳数年，故价格不高。女佣作为一种商品，还会出现因交换者运作不同而价格大异的情况。南宋后期，“阿陈之女方于前年十一月雇于郑万七官者七年，止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于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随即雇于铅山陈甘九，身子钱已增至七百贯矣”。[67]数月间，身价已由旧会220贯转手升至700贯。
注释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第11册第6411页。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6。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十二月末，第4册第2260页；《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15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六月辛巳，第4册第2410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4，煕宁九年四月丙午，第11册第6710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5，煕宁九年五月癸亥，第11册第6725页。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龙州寨子弓箭手》，第416页。
[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8之18。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乙卯，第13册第7869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辛未，第14册第8235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9，元祐五年三月庚寅，第18册第10582页。
[12]苏轼《苏轼文集》卷35《乞罢宿州修城状》，第987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4，元祐五年六月末注，第18册第10696页；苏辙《栾城集》卷46《论雇河夫不便札子》，第1017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第18册第10557页。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5，61之105。
[16]方勺《泊宅编》卷3，第15页。
[17]朱彧《萍洲可谈》卷1，第115页。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2之21。
[1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53。
[20]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编《宋人佚简》第5册《衙西酒店卖酒收趁则例》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参见同册《舒州在城酒务造酒则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1]薛季宣《浪语集》卷27《书丹徒五百事》，第1159册第424页。
[22]洪适《盘洲文集》卷43《乞减乐员札子》，第7页。参见朱熹《朱熹集》卷96《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第4908页。
[23]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4《夔州论马纲状》，第635页。
[2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淮南万弩手》，第412页。
[2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7《黎雅嘉定土丁廪给》，第812页。
[26]周必大《文忠集》卷191《赵子直丞相》绍煕三年十一月，第1149册第172页。
[27]楼钥《攻媿集》卷59《余姚县海堤记》，第8页。
[28]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8《永康军评事桥免夫役记》，第5页。
[29]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宰执乞权住造甲》，第1155册第690页。
[30]罗浚《宝庆四明志》卷4《津渡》，第5册第5039页。
[31]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第6册第5996页。
[32]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庐院》，第2册第1707页。
[3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4之18。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14。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104。
[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37。
[37]宋庠《元宪集》，嘉定二年陈之强《序》，第1087册第402页。
[3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14。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六月丙寅，第1册第454页。
[40]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6《湖南运判刘公墓志铭》，第10页。
[41]蔡襄《蔡襄集》卷27《上庞端公书》，第469页。
[42]吕陶《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状》，第1921册第11页。
[43]庄绰《鸡肋编》卷下，第100页。
[44]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1《钱为鼠鸣》，第462页。
[45]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2《茶仆崔三》，第805页。
[46]（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幻术为盗》，第88页。
[47]李昴英《文溪存稿》卷20《第二家书》，第217页。
[48]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第13页。
[49]王栐《燕翼诒谋录》卷3（第24页）：“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
[50]沈括《梦溪笔谈》卷20《神奇》，第148页。
[51]（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34，吕居仁《轩渠录》，第4册第1577页。
[52]周密《癸辛杂识》前集《韩彦古》，第39页。
[53]范公偁《过庭录•忠宣藏江都王马》，第325页。
[54]周必大《文忠集》卷15《题阎立本列帝图》，第1147册第145页。
[55]（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47，廖莹中《江行杂录》，第5册第2168页。
[56]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杀鸡报》，第135页。
[57]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1《施三嫂》，第457页。
[58]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7《张三公作牛》，第1437页。
[59]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4《杨九巡》，第994页。
[60]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2，第238页。
[6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乙丑，第13册第7674页。
[6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乙酉，第13册第7842页。
[63]《宋史》卷175《食货志》上3，第13册第4261页。
[64]韩愿定《卖家妮子 胜契》，《全宋文》第7册第101页。
[65]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9《答刘蒙书》，第11页。
[66]王明清《玉照新志》卷3，第2页。
[6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蔡杭《卖过身子钱》，第357页。
三、润笔[1]
润笔是古代稿酬的雅称，在民间，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官方，通常也是一种优遇词臣的制度：“词臣润笔，国之常规。”[2]沈括也记载道：“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3]无论是内制还是外制，所起草任命给事中以上官员的制诏，都可得到被任命者支付的润笔财物，宋太宗还亲自规定数额并刻碑立于舍人院，因而可以公然行文催索。[4]为避免因名气大小、文笔优劣而造成贫富不均，润笔财物不归执笔者个人独有，而是分给院中所有人员。[5]元丰官制改革后，润笔制度被罢除。[6]但不久即又恢复，因为至迟在元祐八年（1093年），史料中就见到有范祖禹的《辞润笔札子》。[7]
朝廷对负责内外制的官员润笔数量虽有规定，但未见具体的数字。所能见到的是实例，既有金钱，更有物品，数量也多随意。
宋太宗时，王禹偁曾起草盘踞在西北的李继迁制，“继迁送马五十匹润笔，公却之”。[8]给马50匹，确实是笔很大的财富，据说此润笔“数倍于常”。[9]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奉宋仁宗之命为王旦撰写墓志铭。王旦的儿子王仲仪为答谢，“送金酒盘醆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欧公辞不受，戏云：‘正欠捧者耳！’仲仪即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答云：‘前言戏之耳。’”[10]仅两侍女就花了1000贯，此润笔当超过2000贯。王珪起草《宝庆公主加恩制》，润笔是银100两，彩100匹；又草《卫王高琼神道碑》《康王高继勋神道碑》，应得润笔银绢各500两、匹，金腰带1条，衣1袭；[11]还奉命撰写《庞籍神道碑》，前宰相庞籍家“以古书画、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为润笔”。[12]欧阳修曾奉命撰写程琳墓志铭，因其人生前品德不佳，被人怀疑“受润笔帛五千端”。[13]元祐八年（1093年），范祖禹奉勅撰故魏王墓志，其家人“送润笔银二百两，绢三百匹”。[14]宋徽宗时，薛绍彭草撰米芾《会稽公襄阳公丹阳二夫人告》，米芾“以智永临右军帖为润笔，可谓奇古之甚。”[15]周邦彦曾为刘昺之祖父作墓志铭，刘昺“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16]虽不详具体数字，但已知其数额庞大，大概是白银数百两。为皇室其他成员起草表章，也有润笔。宋仁宗嘉祐末，立后来的宋英宗为皇子前后，他一再辞避，让为他起草辞让表章的秘书大发其财：“初让宗正，与记室周孟阳谋之，所上表皆孟阳之笔也，每一表，饷孟阳十金。孟阳辞，皇子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于朝，方当厚赏尔。’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17]润笔可谓优厚，可以使人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