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宋时期，润笔更多。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因正在举行科举，内制官都被派到贡院工作，监察御史王纶被诏令临时充当内制官，起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此制受到宋高宗的称赞，“称其有典诰体，润笔殆万缗，赐砚尤奇。”[18]为皇帝起草制文，皇帝不但支付他润笔近1万贯，还另奖赏一枚珍奇的砚台。有人贪得无厌，甚至额外多求。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即曾揭发大臣周麟之：“在翰苑，则因草制而多求润笔。”[19]淳熙三年（1176年），周必大奉旨撰写《韩忠武王世忠神道碑》，收到其子户部侍郎韩彦“送到金器二百两充润笔。”[20]宋孝宗乾道年间，张孝祥任镇江长官，离任时，适逢多景楼落成，“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21]这是地方官库支付地方官润笔的例子，仅书写“多景楼”3字，就值200两银子。周密记载南宋后期的册皇后仪时说：“先一日，宣押翰林院学士锁院，草册后制词，赐学士润笔金二百两。”[22]有幸起草一篇皇后册文，可得黄金200两，是价因人贵的例子。
《周必大像》，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旧藏。
用书法技能书写文章，同样有润笔。如绍兴后期，蒋灿“以善书著名”，曾因解救岳飞得罪了秦桧，被罢官赋闲。一日时来运转，奉命书写宪圣慈烈皇后之弟吴郡王的神道碑，获“宪圣及后族赐赉至数千缗、缣帛文房之具。蒋久闲废，颇窘匮，赖以少苏”。[23]仅现金就有数千贯，解救了他的困境。
以上都是官方按规定或按情绪支付的文字报酬，尽管这些文字多属专职词臣在值班期间的职务作品，但出于对文化、文字的敬重，仍可额外获取相当丰厚的合法收入。词臣号称清贵，就实惠而言，恐怕就贵在润笔收入。
在民间，同样如此。
宋初徐铉在开封作官时，曾对人说：“余近撰碑，获润笔二百千。”[24]为人撰写一篇墓志铭，报酬是200贯。皇祐三年（1051年），李觏应邀为本地的新城院撰写《新城院记》，得润笔10贯。元祐年间，转运副使张商英路过此地，写诗为李觏打抱不平说：“田翁不知价，只得十千钱。”[25]意思是寺僧给的钱太少了。宋仁宗时，有位大宦官求刁约为其家人作墓志，“送钱三百千”，[26]奉送酬金300贯。元祐中，京东人赵挺之在馆阁曾对同僚夸耀其家乡道：“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27]说的是京东路民间最重视墓志铭的润笔，常常支付最为丰厚的财物，以至于要用太平车装载。南宋初，曾任执政大臣的席大光，请善写楷书的著名书法家吴说（字傅朋）书写其母亲的碑铭，“皆数千言……以文房玩好之物尽归之，预储六千缗而润毫。或曰傅朋之贫脱矣”。[28]文具等物品的价值不说，仅钱就有6000贯，足以使之致富。南宋末，知州方回在严州极为贪猥，“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索钱，几至挥拳”。[29]方回倒是一点也没有知州的架子，为市民诗集作一小序仅要价5文，大概属于薄利多销。连这么点蝇头小利也孜孜营求，宋人所谓的“士大夫无耻”，此事可谓典型。
润笔属于士大夫从事文字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实际上是名正言顺地将撰写“委任状”、墓志铭等文字商品化了。而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士大夫经常得此巨额外财，生活自然会更加优裕。如宋徽宗时的孙觌，“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30]可谓锦上添花。
注释
[1]王兆鹏《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学术月刊》2006年9期）曾对宋代润笔做过一些研讨，本节有所参考。
[2]文莹《湘山野录》卷下，第58-59页。
[3]沈括《梦溪笔谈》卷2《故事》2，第11页。
[4]欧阳修《归田录》卷1（第10页）：“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杨文公辞诰润笔与同列均分》（第364-365页）：“杨文公亿，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内外制。当时辞诰，盖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出其手。俟其当直，即乞降命。故润笔之入，最多于众人。盖故事，为当笔者专得。杨以伤亷，遂乞与同列均分，时遂著为令。”
[6]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庚子，第13册第8040页。
[7]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辞润笔札子》，第1100册第305页。
[8]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第10页。
[9]欧阳修《归田录》卷1，第10页。
[10]曾慥《高斋漫录》，第2854册第1页。
[11]王珪《华阳集》卷8《免学士院润笔札子》《免撰高卫王康王碑润笔札子》，第1912册第90页。
[12]高似孙《纬略》卷12《润笔》，第852册第403页。
[13]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2，第171页；费衮《梁溪漫志》卷8《程文简碑志》，第95页。
[14]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辞润笔札子》，第1100册第305页。
[15]高似孙《纬略》卷12《润笔》，第852册第403页。
[16]庄绰《鸡肋编》卷中，第70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八月辛丑，第8册第4777页。
[18]周必大《文忠集》卷175《淳熙玉堂杂记》中，第1149册第15页。
[1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第3200页。
[20]周必大《文忠集》卷123《辞免润笔札子》，第1148册第363页。
[21]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多景红罗缠头》，第209页。
[22]周密《武林旧事》卷8《册皇后仪》，第449-450页。
[23]陈槱《负暄野录》卷上《蒋宣卿书》，第17册第325页。
[24]王君玉《国老谈苑》卷2，第4册295页；曾慥《类说》卷45《市宅》，第8册第23页。
[25]李觏《李觏集》卷24《新城院记》注，第266页。
[26]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杂志》，第237页。
[27]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五集》续集卷1《黄庭坚》，第2册第800页。
[28]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第71页。
[29]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方回》，第252页。
[30]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1，第210页。
四、教书
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私塾先生，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雇值稍高，更因水平、名气而有很大差别。
一般教师收入微薄，仅可以勉强糊口甚至不能养家，大多属于穷秀才之列。北宋中后期的刘斧记载：李秀才“家贫，置小学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给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苏。谓其妻曰：‘我死，地下见姚状元，主判人间衣食簿，与我昔日有同场之好。谓我曰：“甚贫矣，宜早归。衣食某之本职，不敢私，特为君添学生一十人，赠银一笏，是某之私羡也”。’其后，人忽送儿童上学，比旧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获白银一挺。”[1]教10个学生，所得钱不够养家，20个学生的学费才可维持温饱。开封的李秀才“聚闾巷小童为学”，但很穷困，其妻子得了重病“甚危，居贫不能得医”。[2]北宋中后期，冯贯道在京师开封相国寺附近“以训童子为业……月得钱不过数千”。[3]顶多维持个温饱。南宋抚州人王某在城里坐馆教书时，“月得束脩二千”，自己感叹道：“二千之入，至微矣。”[4]每天仅平均66文。北宋时，开封有破落户子弟，“还亏得识得几个字，胡乱在这主家教他小学生度日而已……每月千钱，不够充身。图得个朝夕糊口，不去寻柴米就好了。”[5]每天平均33文，仅够自己糊口。
稍好些的教师，收入可以保持小康水平。北宋末，镇江人刘微有姻家汤氏，“为子择师，得名士上饶王君，须钱三千缗起家。汤氏聚族而谋，仅得六之五。先祖时在座，作而曰：‘愿奉五百缗，以幸教吾子。’众皆愕，谓力不雠。退即鬻常产五百缗，先众而具。”[6]3000贯是聘请名士为家庭教师的价格，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限。宋代一般是按月或按年付酬，这3000贯很可能是年薪。两宋之际的苏州长洲人周子勉，“年二十四，馆同门家课其子妷，岁取脩脯四十缗。同门固富家，故倍于常人”。这位年轻的教师优惠年薪是40贯，而当时的价格一般应为20贯。建炎四年（1130年），他又来到洞庭山就馆，“脩脯十二缗，自若也”。[7]从每天平均109文下降到32文。瓯宁人范斗南，淳熙二年（1175年）登第后，待次某州教授。一天告诉其妻子说：“浦城赵氏遣仆持书，欲月与钱三十千，而邀我作馆客。”[8]他做家庭教师的身价是每月30贯，每天平均1贯，相当优厚。铅山周氏世代义居，宋孝宗时，“周氏岁入不能二千斛，内外几六百指，养其偏亲，时其祭祀，给其嫁婚，皆有定式。岁又以十万钱招延儒士，俾其幼稚学礼无缺者。”[9]每年以100贯聘请一位教师，每月平均合8贯300余文，日均270余文。建昌军南城人刘巢林，大约于宋理宗淳祐前期在一富户家教书，年薪也是100贯：“岁俸百缗。”[10]每天平均270余文，足够养家糊口了。
清代《闹学玩戏图》。左右将进门的成人为私塾先生。
注释
[1]刘斧《青琐高议•补遗•李生白银》，第259页。
[2]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7《孙氏记》，第70页。
[3]邹浩《道乡集》卷40《冯贯道传》，第1121册第530页。
[4]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6《王省元》，第503页。
[5]（明）凌濛初编《二刻拍案惊奇》卷22《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第423页。
[6]刘宰《漫塘集》卷32《先祖十九府君墓志》，第1170册第740页。
[7]（元）徐大焯《烬余录》乙编，第10册第269页。
[8]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8《范斗南妾》，第1029页。
[9]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6《铅山周氏义居记》，第1982册第311页。
[10]（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馆俸前定》，第39页。
五、占卜
占卜在古代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务，术士则是一支庞大的职业队伍。其所收取的金额，因名气大小差异很大。
天圣末，处士钱知微在洛阳天津桥下卖卜，“一卦帛十匹”。[1]每卦要10匹绢。北宋后期，在开封大相国寺，有位来自四川的算命先生，“一命必得一千”。[2]每算一命，定价1贯钱。王安石载，真州扬子的一位筮者，“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3]每天收入以100余文为限。北宋末，在开封甜水巷寓居的一位术士，为人算一命的价钱是200文。[4]宋徽宗时，开封相国寺有日者张榜标价：“一卦万钱”，每算1卦收钱10贯，但每天只看一人。[5]如此故弄玄虚，就是为了待价而沽。宋徽宗时，开封有一位士兵，拿100文找日者算命：“持百钱来筮。”[6]同时，邵武军有明道人善于推算人的前途，每人须100文。[7]北宋末的周紫芝载，有卜者马生，“不知何许人，少以卜自业，日得百钱。”[8]每天收入100文，具体到每次就更便宜了。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东门外有一个卦摊。
南宋初，四川制置司干官郭大夫，向占卜名家杨抽马支付30贯：“捐三十千问二十年休咎。”[9]南宋前期，温州有隐士居住在瑞安的陶山，“易筮如神，每岁一下山卖卦，卦直千钱，率十卦即止”。[10]每卦收1贯，收10贯为止。绍熙年间，临安中瓦“精于卜筮”的夏巨源，每算1卦，价钱是500文。[11]另一位中瓦术士杨二官人，结交了宫中权贵，“依之为课息……占必千钱”。[12]为权贵算命的价钱是1贯。宋孝宗时，衢州刘枢干以算命灵验著称，郡人郑元礼以30贯请其占卜平生。[13]衢州城内的另一位术士沈生，为人算命的价码是350文：“但每问弗许过三事，钱止三百五十文。”[14]淳熙年间，有道人来到复州卖卜，“荒郡少售，每日所得，不及百钱。”[15]由于人少地穷，每天赚不到100文，那么每卦所得就更少了。南宋时的武陵，街市上的骷髅卜，收费也很低廉：“市有骷髅卜者，以二十钱往问之。”[16]一次仅收20文，面向的自然是穷人。
注释
[1]黄仲元《四如集》卷3《赠杨愚谷序》，第1188册第642页。
[2]张端义《贵耳集》卷中，第29页；无名氏《东南纪闻》卷2，第1140册第210页。
[3]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86《处士征君墓表》，第657页。
[4]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9《甜水巷蛤蜊》，第1371页。
[5]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7《相国寺日者》，第361页。
[6]朱彧《萍洲可谈》卷3，第158页。
[7]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5《道人相施逵》，第1509页。
[8]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49《卜者马生》，第1141册第344页。
[9]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2《杨抽马卦影》，第1483页。
[10]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王浪仙》，第538页。
[11]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5《夏巨源》，第1003页。
[12]佚名《鬼董》卷2，第1266册第386页。
[13]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3《刘枢干得法》，第1485页。
[14]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3《沈承务紫姑》，第1487页。
[15]洪迈《夷坚志•补志》卷13《复州王道人》，第1670页。
[16]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4《屈老娘》，第1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