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对宋代的评价多么不同，但都不得不承认宋代文化昌盛发达。雕版印刷的迅速发展以及活字印刷的发明，加以基础教育的普及，使书籍量猛增，遍及到了民间。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书画作品市场也越来越兴旺。
一、书籍与文字
1.印刷书籍
宋代印刷业进入突飞猛进阶段，书籍已大规模地商业化生产，自然也有定价。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言：
宋时国子监板，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今北宋本《说文解字》后，有“雍熙三年中书门下牒徐铉等新校定说文解字”，牒文有“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板，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钱收赎”等语。
官方出版出售的书籍，也是有定价的。据叶德辉所见宋版书籍所显示的有关文字，可作为确切的书籍价格举例。
（1）绍兴十七年（1147年）刻王禹偁《小畜集》30卷8册，定价5贯省。前记一则云：
黄州契勘诸路州军，间有印书籍去处。窃见王黄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后学，所在未曾开板。今得旧本，计壹拾陆万叁仟捌百肆拾捌字。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申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除依上条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捌册，计肆佰叁拾贰版。合用纸墨工价下印书纸，并副板肆佰肆拾捌张，表背碧青纸壹拾壹张，大纸捌张，共钱贰佰陆拾文足。赁板棕墨钱伍百文足，装印工食钱肆佰叁拾文足，除印书纸外共计壹贯壹佰叁拾陆文足。见成出卖，每部价钱伍贯文省。右具如前。绍兴十七年七月日。
该书共432页，163848字。印刷成本是纸张钱260文足，租赁版钱、工费、材料费等1贯136文足，共1贯396文足。定价5贯省，折足钱是3贯850文，利润是2贯454文足。平均每册价钱481.2文足，每卷128.3文足。
（2）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本州长官曾穜《大易粹言》20册，定价8贯足。本书所附前牒文云：
今具《大易粹言》壹部，计贰拾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壹仟叁百张，装背饶青纸叁拾张，背青白纸叁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赁板钱壹贯贰百文足。库本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捌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
该书共1300页，20册。成本是租赁版钱1贯200文足，工费、材料费等1贯500文足，共2贯700文足。卖价8贯足，利润是5贯300文足。平均每册价钱400文足。
（3）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刻林钺《汉隽》2册，定价600文足。杨王休记后云：
象山县学《汉隽》，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造用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
该书共160页，连同封面、封底162页。成本有租赁版钱100文足，工费、材料费等160文足，共260文足。卖价600文足，利润是340文足。平均每册价钱300文足。
（4）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本孔平仲《续世说》12卷，6册，工本费815文。前有记二则，其一云：
沅州公使库重修整雕补到《续世说》壹部，壹拾贰卷，壹伯伍拾捌板，用纸叁百壹拾陆张。右具如前。
其一云：
今具印造《续世说》一部，计六册，合用工食等钱如后：一印造纸墨工食钱，共五百三十四文足：大纸一百六十五张，计钱三十文足；工墨钱，计二百四文足。一褾褙青纸物料工食钱，共二百八十一文足：大青白纸共九张，计钱六十六文足；面蜡工钱，计二百一十五文足。以上共享钱八百一十五文足，右具在前。
可惜没有定价。
从上可见，宋代印书成本低廉，利润丰厚，定价也不高，大约300文到600余文足可以买到一册。无怪乎清人叶德辉感叹道：“可见宋时刻印工价之廉，而士大夫便益学者之心，信非俗吏所能企及矣。”[1]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原因。
接着要考察的是，史料中记载的书籍实际销售价格。情况表明，比上文所言的定价还要低。
苏象先记载：他的祖父苏颂庆历初在开封游相国寺，“时浙本中字《前汉书》方出，祖父戏博扑之，为钱五千，十三淳一掷皆红。鬻书者云：‘未尝领所下金’。祖父遂行，不取”。[2]以博彩的方式卖书，所言“为钱五千”当即是新出版的《前汉书》价格。按《汉书》100卷，[3]合每卷50文。皇祐年间，有人指出：“今名山剧寺必有《大藏经》，奉为伟观秩字之宗，费常数百万。”[4]1部《大藏经》需数千贯。嘉祐中，王琪出任苏州长官，当时社会上正时兴《杜甫诗集》，但民间苦于没有全本。王琪家藏有雠校精良的本子，随即在公使库刻印了1万本，每部定价1贯出售：“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5]按宋代所传《杜甫诗集》为20卷，[6]若然，则每卷也合50文。北宋中期，张亢在濮州应举时，“因醉乘驴过市，误触倒杂卖担子，其人喧争不已。视担中，只有《乐记疏》一册，遂五十钱市之，其人乃去”。[7]50文也可以买到1册旧书。此后，佛经的价格更便宜。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京师印经院购买《十钵文殊经》10卷、《宝要义论》10卷、《菩提离相论》1卷、《广释菩提心论》4卷、《圆集要义论》4卷、《祥符法宝录》21卷、《正元录》2卷，共52卷，“与钱一贯五百文了”。[8]平均每卷28.8文。不久，成寻又从印经院购买了《大教王经》30卷、《除盖障所问经》20卷，“与一贯二百文了者”。[9]平均每卷24文。这些实例表明，至少在北宋时期，大约20余文到50文便可以买到1卷书。
宋版《梦溪笔谈》。
南宋时期，书籍等印刷品价格上涨。宋高宗时，有位僧人卖掉冬裘得钱26贯，换取圆觉寺所刊刻的一部《华严经》：“得钱二万六千，就易此经”，是为“工墨之直”即工本费，尚非市场价。[10]按《华严经》一般传本为80卷，合每卷325文。同一时期的沙县栖云寺，有人捐钱1000贯，购买佛经5048卷：“捐钱百万，易经五千四十八卷。”[11]平均每卷198文。隆兴二年（1164年），季翔任台州知州时，“出帑藏之赢五百缗，置监书三千五百卷，命藏之学”。[12]花了500贯购置监本书3500卷，以充实州学藏书，平均每卷142文。宋孝宗时，辛弃疾从金国山东投奔宋朝，很快适应了崇文风气。“宋士夫非科举莫进，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铜三百，易一部时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凫博爵者乎？’”[13]一部科举时文书籍，价格是300文。南宋中期，陈藻曾“百钱聊买时文看”，[14]大概是100文可以买到出版的科举文章。南宋中期，徐师垕大肆低价出售家集，每本定价300文：“徐照名齐贾浪仙，未多诗卷少人看。惜钱嫌贵不催买，忽到鸡林要倍难。”[15]嘉定十六年（1223年），科举考试用的工具书“小册韵略本”，市场上卖150文1册。[16]宋宁宗时，庆元府鄞县人周模，出资1000贯刻印其父周锷的文集20卷：“以千缗为锓版、印造之费，始得家有此书。”[17]可见印刷量很大。宋理宗嘉熙年间，有人向湖州报国寺“施财叁伯贯文，印置《大般若经》六百卷”，[18]印刷工本费每卷合500文。南宋末年，临安府有人在市井中贩卖《小儿学书字本》，“一贯三张。”[19]1贯（会子？）钱买3张。
单篇文章也有印刷出售者。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作省元时，其试卷所作的赋被商人摹印出卖：“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20]一篇名赋的印本，价值2文。
单幅版画也有出卖。宋宁宗朝韩侂胄当权时，颇多民愤，临安“有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云‘满潮（引按：寓朝廷之朝）都是贼’”。[21]这类印刷的政治漫画1文1幅。
非常情况下的文章，价格奇贵。宋徽宗时，曾严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字流传，“是时，书肆畏罪，坡、谷二书皆毁其印。独一贵戚家刻印印之，率黄金斤易坡文十。盖其禁愈急，其文愈贵也。”[22]在政治高压下，苏轼的文章只能于地下交易，反而奇货可居，价格达每篇1两金子，约相当于10余贯或更高。
历书是人家常用的印刷品，对朝廷而言，既是政治行为也是经济行为，有官卖的也有民间私卖的，有大本也有小本。熙宁初，民间印卖的小历每本值1至2文：“更印小历，每本直一二钱。”如此低价，便于普及家户。或者说价格虽低，但发行量很大，照样赚钱。但到了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尽禁小历，官自印卖大历，每本直钱数百，以收其利”。[23]官方垄断了历书的出版发行，以每本数百文的高价出售，以获取高额利润。熙宁六年正月初一，开封出售的新历2卷，卖60文，[24]每卷合30文。宣和年间，沈晦在开封卖旧货的挑担上以10余文买了1本旧历书：“有旧书一小帙，问取视之，乃历书也。沈以十余钱买之以归”。[25]乾道四年（1168年），太史局每年笺注的历日，由两浙转运司雕版，由秘书省印造颁发于内外臣僚，然后将其版由榷货务印造向民间出卖，“每本立价三百文出卖”，定价300文，不准盗印。[26]是为垄断价格。嘉定年间，台州“每年承转运司降下一千五百册，每册拘钱七十文，计一百五贯。”[27]两浙转运司每年向台州发放历日1500册，每册收钱70文。可以将此价钱视为批发价。
书籍的印版，也有买卖甚至出口者。如元祐五年（1090年），泉州商人徐戬即受到官员的指控：“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28]徐戬非法走私经书雕版，获利3000两银子。以当时银价大约2贯略计，合6000贯，每版约2贯。
2.非印刷品书籍、文字
梅尧臣是宋代著名诗人，其作品颇有市场。欧阳修晚年曾记载道：“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29]喜爱其诗的皇室人员，花数贯钱购买1首。科举考试时作弊用的小抄，自然是秘密交易的紧俏货，价格不低。嘉祐二年（1057年）知贡举欧阳修上书报告说：“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30]一本小抄，价值20贯至30贯。元祐三年（1088年），袁正规知长乐县，“既视事，亟议修建（长乐县学）。邑人林通者，作县图经，命鬻之，得钱二十万”。[31]一部《长乐县图经》手稿，可以卖200贯。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陆游见“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禠。”[32]唐玄宗时代刘长卿的文集，一般为11卷本，这部书为陆游乡里前辈尹耘师手抄本，陆游以100文买下。价格低廉，乃是因为佣书人不知其价值。
绍兴八年（1138年），胡铨上疏反对秦桧主和，要求朝廷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宋高宗。“封事一出，金人购以千金得之”。[33]金国花1贯的价钱购买这篇文章，当是为了其所反映的情报价值。
另有一些手写书籍，因作者身份不同寻常或年代久远，价格也较高。如宋徽宗朝名臣陈瓘亲手编写的《通鉴节要》真迹15册，“其间错杂，尚匪全本。”嘉定八年（1215年）七月，岳珂在临安“以钱三十万得之”。[34]收购价格是300贯。唐代才女吴彩鸾，家贫不能自给，每天靠书写韵书出售以度日。其手写的《唐韵》，据南宋中期的楼钥所说：“当时所直才五缗，于今千金价未均。”[35]唐代值5贯，南宋时约值1000贯，显然不是一般手抄本书籍的价格，而是文物的价值了。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序》中摆书图。古代活字印刷场面。
附带说一下官方编修正史的费用。嘉祐年间，朝廷组织修撰《新唐书》的费用是10万贯余：“仁宗深患七史读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诏重修。唯《唐书》卒业，所费缗钱十万有奇。”[36]其中包括了各种费用，成本相当高。
3.官方购买书籍
重视文教的宋政府，多次下诏征购图书，以充实朝廷的藏书。如咸平三年（1000年），诏中外臣庶家凡捐纳三馆所没有的书籍，每交纳1卷，给钱1贯。[37]咸平四年，再次重申“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38]仍是每卷1贯的价钱。嘉祐五年（1060年），为充实三馆藏书，诏令“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每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39]这些都均属于奖励性质，而且都是罕见的珍贵古籍，所支给的钱财等，肯定高于一般市场价格。
注释
[1]（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第112页。
[2]苏颂《苏魏公文集》附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8，第1166页。
[3]《宋史》卷203《艺文志》2（第15册第5085页）：“班固《汉书》一百卷（颜师古注）”。
[4]朱处约《北岩宝林禅院藏经殿记》，《全宋文》第46册第100页。
[5]范成大《吴郡志》卷6《官宇》，第52页。
[6]《宋史》卷208《艺文志》7（第16册第5344页）：“杜甫诗二十卷，又外集一卷”；《宋史》卷381《洪拟传》（第34册第11750页）：“注杜甫诗二十卷”。
[7]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45《张客省》，第595页。
[8]〔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8，第266-267页。
[9]〔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8，第268页。
[10]王之道《相山集》卷27《跋思古上人华严经》，第1132册第741页。
[11]邓肃《栟榈集》卷18《沙邑栖云寺法雨》，第1133册第354页。
[12]林表民编《赤城集》卷5，季翔《台州州学藏监书记》，第1356册第659页。
[13]（元）王恽《玉堂嘉话》卷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31《过稼轩先生墓》（第6页）诗中也云：“青铜三百了时文，大节知公在致君。”
[14]陈藻《乐轩集》卷3《谢余荐鸮听易惠诗一首》，第1152册第63页。
[15]叶適《叶適集•水心文集》卷8《徐师垕广行家集定价三百》，第135页。
[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9。
[17]楼钥《攻媿集》卷109《周伯范墓志铭》，第2页。
[18]释净月《报国寺布施记》，《全宋文》第341册第47页。
[19]（元）吾衍《闲居录》，第2885册第7页。
[20]文莹《湘山野录》卷下，第59页。
[2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潮都是贼》，第189页。
[22]杨万里《诚斋集》卷第83《杉溪集后序》，第15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寅注，第9册第5360页；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辛酉注，第9册第5553页。
[24]〔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6，第187页。
[25]王明清《投辖录•沈元用》，第16页。
[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92；31之8。
[27]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6《起发转运司》，第7册第7414页。
[28]苏轼《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88页。
[29]欧阳修《归田录》卷2，第24页。
[3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11《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第1677页。
[31]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诸县庙》，第8册第7873页。
[32]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26《跋尹耘师书刘随州集》，第2224页。
[3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张通古》，第125页。
[34]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8《宋名人真迹》，第813册第776页。
[35]楼钥《攻媿集》卷5《题汪季路家藏吴彩鸾唐韵后》，第13页。
[36]张舜民《画墁录》，第1037册第165页。
[37]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1，第9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十月甲子，第2册第1080页。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嘉祐五年八月壬申，第8册第4640页。
二、书画作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样化以及文化的发达，宋代书法、绘画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书画大师米芾言：“书画不可论价，”[1]是指书画作品因买卖双方兴趣、鉴赏水平等不同，同一幅作品的价格会差异很大。如宋徽宗时以画供奉翰林院中的刘生，南宋初流落四川时，“老来摹写益神妙，指麾草木回春风。时将一幅换斗米，千金旧价无由逢”。[2]一幅画在和平时期价值千金，战乱时期只能换一斗米而已。
1.绘画
李华瑞教授曾专门研究过宋代的画市场，有专节论述《宋代画价管窥》，并作《宋代画价一览表》，列举了18例价格，是前此最早的研究和最丰富的资料，值得赞扬，但也有缺漏、错误。[3]本节在其基础上多有增删。
北宋前期，成都著名画师许偏头“善传神”即善于画人物肖像，所画朱真人像每张卖1贯（铁钱），十分畅销：“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钱……求售者日十数。”[4]景祐中，有画僧在市场中见到旧功德画一幅，乃是慈氏菩萨即弥勒佛像，左边一人执手炉，裹幞头，衣中央服；右边一妇人，捧花盘，顶翠凤宝冠，衣珠络，泥金广袖。画僧感到该画“立意非俗，而画法精高，遂以半千售之。”[5]以500文买了下来。宋仁宗时，淮海富商陈永，愿以100贯的价钱要求宫廷画家高克明画一幅《春龙启蛰图》：“以百千求《春龙启蛰图》”，但高克明“以非素习者，坚让不从。一时流辈多称之。”[6]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接到一桩欠钱20贯的诉讼案。被告人以制扇为生，由于当时数月连连阴雨，扇子卖不出去，所以无法偿还赊欠的绫绢钱。苏轼见其状可怜，便让他取来所制白团夹绢扇20个，用案上的判笔随手在扇面上书写行、草书或画枯木、竹、石，交还他出卖还债。其人抱扇刚走出府门，就被好事者以1扇1贯的价格哄抢一空。[7]遂还清了20贯的债务。他卖的是苏轼的画，并非是自己的扇子。翟院深是北宋前期画家，师承同乡李成，善画山水，与李成相比几可乱真。北宋后期，他的一幅上有一骑马秀才的山水画，“元要五千卖，只着三千，后来宝月五千买了”。即以要价5贯成交，米芾想“增数千买取”。[8]在5贯的基础上，欲再加价数贯买下。李公麟是北宋后期的官员，元符三年（1100年）退隐在龙眠山，自号“龙眠居士”，是当时著名画家。南宋后期的张侃，曾以10贯价钱收购了他的两幅小品：“新定赵养源家《天马图》，族人德元家《抱月乌图》，龙眠居士墨戏也。予近以万钱得横轴，两家所有悉囿于此。”[9]每幅平均5贯。
绍兴七年（1137年），湖州有人出售《罗汉像》一堂，笔法奇古，有可能是北宋前期四川著名画家孙知微的作品，“虽绢素已碎，而装幖尚新”。葛胜仲“意忻然欲之，以钱七万售焉”。[10]花70贯买下。宋孝宗时，楼钥用5贯钱买了一副画鱼屏风：“五千买得见屏风，白鱼相逐菇蒲中。俊尾泼剌有生意，旁人未易分雌雄。屏后诸孙更雍容，濈濈无数迷西东。”[11]南宋前期的江西清江人杨无咎（字补之），创造了两种新的画梅方法：一是烘托法，用水墨在绢上烘染作为底色，托出点点洁白的花朵；一为圈花法，即用墨线勾出花瓣。到南宋后期的江西，他的作品升值，“今江西人得补之一幅梅，价不下百千金”。[12]一幅梅花不下100贯。宋末元初，有人给周密拿来北宋前期四川画家赵昌的“《小折枝芍药萱草》两片，欲十千。皆谢立斋子如翁物也。不及酬价，还之。”[13]卖主要价10贯，但未能成交。
《四梅图卷》局部（南宋杨无咎）
民间的职业画家，往往有数代专攻一门者，作品价格不菲。如海州朐山贺氏，世代相传画观音像，全家为此食素，画一幅历时年余，“精巧费日”，每本（幅）价值五六十贯。[14]治平年间，皇帝敇令长沙民间画家易元吉，在皇宫开先殿的西庑，“张素画百猿图，命近要中贵人领其事，仍先给粉墨之资二百千”。[15]这幅《百猿图》壁画，预支的基本价格就达200贯。苏轼在一封信中写道：“此中近忽有一人能画山水，极可爱，本无人知，仆始擢之。居人过客，争求其笔，遂渐艰难，异时必为奇物也。今将一轴奉献，如要六幅图，但与一匹细画绢、钱两千省便可也”。[16]这位刚成名的地方画家，一幅6幅规格的山水画，要价是细画绢1匹、钱2贯省即可，价格大约是3贯多。南宋中期，台州有人拿3幅画到质库典当，一幅寿星图，两幅祠山神像，称“吾买时用钱三十万，此名笔也。”以价值300贯的画像为抵押，借贷了10贯。[17]
前代绘画传世作品，在宋代市场上价格较高。
宋初，滑州翻修老子庙，庙里有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壁画，“老杜所谓‘冕旒俱秀发，旌斾尽飞扬’者也。官以其壁募人买，有隐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18]这幅吴道子的壁画，被懂得其奥妙者以300贯价钱买下。长安有唐明皇所建的藏经龛，“其门四达八版，皆吴道子画。阳为菩萨，阴为天王，凡十六躯。广明之乱，为贼所焚。有僧忘其名，于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负，又迫于贼，恐不能全，遂窍其两版以受荷，西奔于岐而寄。死于乌牙之僧舍，板留于是”。嘉祐年间，被人以钱100贯买走：“客有以钱十万得之，”转卖与苏轼。[19]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列帝图》，凡画13位皇帝，宋孝宗淳熙时，被周必大之兄“用钱二十万”即200贯购买。此图品相不好，已“断烂不可触，亟以四万钱付工季，谨葺治，乃可观”。[20]仅装裱费就花了40贯。
五代名家荆浩的一卷山水画，被“宋内侍乐正宣用钱十万购之。后为黄伯鸾所见，加三十万得之，犹以为幸”。[21]宋初的宦官乐正宣，花100贯买了这幅画，后来又被另一著名画家黄居寀以300贯的价格买得。虽然比原价贵了两倍，但黄居寀仍然感到幸运。开宝末灭南唐时，宋军的一位步卒李贵，在建康府的一处佛寺中，得到南唐著名宫廷画家王齐翰所画的16轴罗汉图。随即拿到市场出售，被商人刘元嗣以白金200星（两？）的高价买走。此画后来带到开封，并受到赵光义的大加赞赏。[22]五代南唐时著名画家徐熙画的《牡丹图》，堪称当时花鸟画中的一绝，他创造了迭色渍染法，落墨较重，薄施丹粉，用笔清秀，意趣生动，使牡丹的内在美得以充分地再现。崇宁年间，开封有人出卖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23]要价是200贯。五代后蜀的著名画家黄荃，擅画花卉禽兽，北宋中期，有人挟其《梨花卧鹊图》向著名收藏家唐彦猷兜售，“其花画全株卧两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合用价数百缗”。后来才知道是赝品。[24]宋末元初，有人给周密拿来几幅画推销：其中有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朝的内廷供奉卫贤所画“《骡鸣图》一片，二十千……不及酬价，还之”。[25]大概是嫌20贯的要价太贵，没有成交。
米芾既是书画名家，又是高明的鉴赏家和大收藏家，在其《画史》中，记载有不少书画作品的价格，现列举如下：
“刘子礼以五百千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不开看，直交过，钱氏喜。既交画，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百千矣。其他常笔固多也。”卢鸿是唐代著名书画家，其《草堂图》约值100贯。
宗室赵君发，曾“以七百千”即700贯的价格，购买了唐朝画圣阎立本的《太宗步辇图》。该画“以熟绢通身背画，经梅便两边脱磨得画面苏落。”品相较差。
富弼的女婿范大珪，北宋后期在开封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得《雪图》，破碎甚古，如世所谓王维者。”以700两银子（？）买得一幅可能是唐代著名书画家王维的已破碎的《雪图》。
后蜀大画家黄筌的《狸猫颤葧荷》，笔法“甚工”，被蒋长源以“以二十千置”即20贯买得。
著名藏画家邵必的孙子，曾出卖据说是唐代韩滉的《散牧图》，画有20余头驴子，“绢素染深黄，丝文总紧”，要价400贯。因“诸人共笑其伪”，遂以50贯作了抵押。[26]
纵观宋代的绘画市场，本朝人的作品，正常的价格最多不过100贯；前代名家之作，贵不过700贯。
《步辇图》（唐代阎立本绘）。
2.书法
与绘画一样，书法作品也有着广阔的市场，价格不亚于甚至高于绘画。
苏轼作为大书法家，在当时知名度就很高。元丰年间被贬在黄州时，“人争以金钱购其墨帖，每一帖直百金”。[27]此处的“百金”，究竟是100文呢还是100两银子乃至金子？若是100文，似乎嫌少；但从下文看，若是100两银子或金子又嫌太多，存疑俟考。苏轼的书法作品很多，但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民间所藏只剩下十分之一二。至宣和间，朝廷内府开始捜集，“一纸定直万钱”，即一幅最少值10贯。而大宦官梁师成以300贯收购了苏轼的《英州石桥铭》：“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宦官谭稹则以50贯钱买到《月林堂》榜名：“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28]淳煕十三年（1186年），有官宦子弟出售苏轼《高无雪》二帖，周必大“以七千官陌得之。”[29]以7贯省买下。同年，居住在通州琅山的僧智显大病垂死之际，叮嘱徒弟将其珍藏的苏轼《吴子野远游庵铭》，“易钱二十万”，以200贯的价格卖给了周必大。[30]
宋代苏轼墨迹。
另一大书法家蔡襄的作品，价格也不低。北宋末期，赵明诚在开封“以二百千”即200贯，卖得蔡襄《神妙帖》3幅。[31]
黄庭坚的草书，在市场上相当值钱。他曾“游荆州，得古本《兰亭》，爱玩之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笔意，作小楷日进。曰：他日当有知我者。草书尤奇伟，公殁后，人争购之，一纸千金”。[32]所谓的千金，至少是1贯。
书法名家米芾，有次被宋徽宗召至皇宫里的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盖十八笏，九百两也”。[33]书写4扇屏风得赏银900两，可以为米芾书法价格的参考。
宋孝宗时，张孝祥任镇江府长官，离任之际，多景楼落成，“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34]200两银子是酬价，100匹红罗是要价，其价钱恐等于或不及200两银子。宋宁宗时，黄荦“生平不治产业，惟法书名画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数十卷，直千金，倾槖而偿之”。[35]所言黄廷坚的作品价值“千金”，当指1000两银子。
帝王墨迹，既有艺术价值，更有文物价值和政治价值。宋徽宗于宣和四年（1122年）手写的楷书御批指挥：“指挥天章阁：高伸每岁生日，可特许前二日受赐。李彦。”嘉定年间，被岳珂以10贯钱买得之：“臣以万钱得之。”[36]宋高宗御笔草书临古法帖《四皓帖》4行，嘉定年间，被岳珂“以三万钱得之”，即30贯钱在临安买得。[37]宋高宗皇帝御书除目手札，凡11幅真迹1卷，宝庆年间被一乳医媪——妇科女医生在建康府秦桧旧居见到：“故卷轴堕房庑间，扯裂过半，因携以出。”岳珂见了，“谩从求售，遂以三镮得此”。[38]价钱仅300文，原因是那位乳医媪不知道其价值，让岳珂检了个便宜。宋高宗的皇后所临摹的《兰亭帖》，流失在民间，绍兴十五年（1145年），韩世忠“以钱百万得之”即1000贯买得。[39]也是字因人贵的例子。
前代名家作品，在宋代虽然珍贵，但奇怪的是，价格并不贵。已知有以下几例：
苏轼言：“昔年尝见李驸马玮，以五百千买王夷甫帖。”[40]王夷甫即西晋的王衍，其帖在北宋中期卖500贯。
米芾载：“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干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41]这幅传世名作，在北宋后期原先仅值1贯，后来价钱为20贯。
米芾记载道：王羲之《来戏帖》，“黄麻纸，字法清润，是少年所书。满一幅，其间数字难辨，六朝写经，褊字注之，后人复以雌黄涂盖。岁久，胶落字见五分。在丁晋公孙受绘像恩泽者房下，云晋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见归，余即以其直取。君以与余来往，议此帖书粘于后，质于其邻大姓贾氏，得二十千，盖意其可赎也。今十五年矣，犹在贾氏。曾经人用薄纸拓书，墨即透数行，仍污静地，深可叹息”。[42]王羲之的《来戏帖》，在北宋后期价值20贯。与王献之的《送梨帖》价格相同。
米芾还记载道：六朝人所临写的王羲之《来戏帖》，麻纸，“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43]这幅作品曾以10贯的价钱作抵押。米芾还提到一幅从开封传至苏州的玉轴黄纸草书一幅，“间道有数小真字注不识，草字末有‘来戏’二字。向要十五千，只著他十千，遂不成。”后来又想按其要价甚至更高价买下：“如十五千肯，告买取，更增二千不妨。”[44]愿意出价至17贯。
王羲之的《王略帖》（又名《破羌帖》），总共81字，五代时从宫廷流传到民间，“跋记完备”。崇宁年间，米芾在开封以150贯买下后，发现品相有损：“然已使庸工折背翦损矣。”[45]
前代书法精品的摹本，价格倒不让其他原作。
程师孟曾以40贯买到古摹《兰亭》一本：“四十千置得古摹兰亭一本，白玉轴。”[46]唐人临摹的王羲之《留女帖》一卷，原为秦桧家所有，“桧之孙有某者不肖，游娼肆，荡无一簪，几不能自存。初以此求售于所托。上有绍兴一玺，前后有古半印八，中缝有古墨印一，皆不可辨。纸甚类唐，硬黄而尤奇。末着本朝李公择、钟离等四跋，盖赐书明甚。予以二十万钱得之，某大喜。”[47]岳珂花200贯买到后，大喜过望。山阴僧伪作的王大令（即王献之）书《保母墓志》原石，南宋中期被韩侂胄“以千缗市其石”，[48]用1000贯买去。米芾青少年时，曾临摹唐颜真卿《不审》、《乞米》二帖，20年后，此贴重新出现于一户富豪家，因分家，“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众乃许”。[49]所折价格是800贯。米芾还记载道：
王文惠孙居高邮，并收得禇遂良黄绢上临《兰亭》一本，乏赀之官，许余以五十千质之……后数日，王君携禇书见过，大叹曰：‘沈使其婿以二十星资其行，请以二十千留禇书。’余因不复取。后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邮，欲成姻事，因贺铸持至仪真，求以二十千售之。[50]
唐禇遂良所临的黄绢本《兰亭》，价格是20贯。
刻板印刷的法帖，价钱则相当高。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朝廷捜访到许多古人墨迹，然后令王著编辑，用枣木板摹刻10张于秘阁，用李廷珪墨拓打，印出后以手摸擦，墨不沾手。这部淳化帖仅赏赐给亲王、宰执、使相等贵族高官每人一本，“人间罕得，当时每本价已百贯文”。当时每本价钱为100贯。庆历年间，其版毁于火灾。[51]《绛州法帖》20卷，是重模淳化帖并参入别帖的善本，庆元年间，长沙有故相家藏有原刻本，“其家珍蔵，非得千缗官陌不肯与人。乃北纸、北墨，精神焕发”。[52]开价1000贯省即770贯足。黄庭坚言：“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当时皆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群臣，今都下用钱万二千便可购得。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遗宫僚，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又多本横裂纹，士大夫不能尽别也，此本可当旧板价之半耳。”[53]朝廷用歙州贡墨版印的10卷法帖，北宋后期在开封市场上价值12贯；亲贤宅借出原版用潘谷墨印的本子，质量稍差，仅值6贯。
概括以上情况，似乎可以看出这么个迹象：宋代书法作品整体上贵于绘画作品；绘画作品中，前代名家之作贵于宋代；书法作品中，宋人之作贵于前代名家之作。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3.拓片
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叙》，传至宋代，以定武石刻本为善本。宋仁宗时，定州藏此石刻的李家出卖拓片，“每本须钱一千，好事者争取之”。[54]每本价钱1贯。同时期的饶州荐福寺所藏唐代欧阳率更碑拓片，“墨本直千钱”，[55]也是每本1贯。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买《不空三藏碑》二本，各百廿文，《大证禅师碑》百卅文，《大达法师碑》百五十文”。[56]《不空三藏碑》和《大证禅师碑》都是唐代书法家徐浩的作品，拓片每本分别是120文、130文；《大达法师碑》是唐代柳公权的作品，拓片一本150文。不久，“照大师、圣来、张行者至感慈塔院，买来《天圣惣目录》一部三帖，六百文者”。[57]3张帖600文，合每帖200文。
宋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记》
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拓片，在北宋中后期卖到200贯。黄庭坚记载道：“今世有好书癖者荣咨道，尝以二十万钱买虞永兴《孔子庙堂碑》。予初不信，以问荣，则果然。后求观之，乃是未劖去‘大周’字时墨本，字犹有锋锷，但墨纸有少腐败处耳。”[58]从黄庭坚的口气看来，200贯的价钱太高了，只有“好书癖者”才会购买。
本朝名家书法作品的拓片，也多上市出卖。欧阳修撰写的《石曼卿墓表》，是苏舜钦的书法，邵餗的篆额，有三绝之妙。刚刚刻成，开封市场上即有拓片，1本“半千买得”，是为省佰500文，即385文足。[59]宋哲宗绍圣年间，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所书《上清储祥宫记碑》的拓片，据其子蔡绦言，“一本售五千焉”，[60] 1本卖到5贯。苏轼撰写的《司马温公神道碑》，“市中有板，数十文可置”。[61]价值数十文。王安国所撰吉州名士王某的墓表（石碑），“（王）职方父子庐陵名士，平甫兄弟四海文儒。而此石寿未百年，几以货泐。”乾道元年（1165年），周必大“用万钱赎得之”，[62]即以10贯卖下。
乾道三年（1167年），周必大在溧阳茅山上的寺院中，“呼匠摹一二碑及三茅君像，偿以千钱”。[63]以1贯钱雇工匠拓了两三幅碑刻图文。
注释
[1]米芾《米芾集•画史》，第156页。
[2]晁公遡《嵩山集》卷4《宁江侨人刘生徽宗时以画供奉翰林中近过元汝功见其画甚多皆刘生笔也》，第1139册第24页。
[3]李华瑞《宋代画市场初探》，《美术史论》1993年1期（此据氏著《宋史论集》第374-395页所收）。《宋代画价一览表》列有：高公会有韩干《于阗黄马》1轴，价格400贯。按“高公会”应为“高公绘”，所言“400贯”也是误解。原文出自米芾《画史》。按《米芾集•画史》（第162页）：“唐韩幹图《于阗所进黄马》一轴，马翘举雄杰。余感今无此马，故赋云：‘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万之数，而随方以分色焉。’”所谓“勒四十万之数”，是指唐朝马政兴盛时的马匹数量为40万，以至于可以按马色分队，而非韩幹《于阗黄马》的价格。
[4]张师正《括异志》卷6《许偏头》，第70页。
[5]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慈氏像》，第230页。
[6]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2《高克明》，第812册第463页。
[7]何薳《春渚纪闻》卷6《写画白团扇》，第93页。
[8]米芾《面谕帖》，《全宋文》第120册第368页。
[9]张侃《张氏拙轩集》卷5《跋李伯时马》，第1181册第427页。
[10]葛胜仲《丹阳集》卷9《十八罗汉赞并序》，第1127册第498页。
[11]楼钥《攻媿集》卷3《醉题鱼屏》，第14页。
[12]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画辨•杨补之》，第871册第27页。
[13]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图画碑帖》，第2877册第52页。本书多有古董、书画、碑帖价格，但作者为由宋入元之人，所载价格大多为“钞”、“定（锭）”，显然已入元，故不取。本书仅取以缗钱计者4例。
[14]洪迈《夷坚志•补志》卷24《贺观音》，第1772页。
[15]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4《花鸟门•易元吉》，第159页。
[16]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2《苏文忠公书简帖》。
[17]洪迈《夷坚志•三补志•祠山像》，第1814页。
[18]康与之《昨梦录》，第20册第378页。
[19]苏轼《苏轼文集》卷12《四菩萨阁记》，第385页。
[20]周必大《文忠集》卷15《题阎立本列帝图》，第1147册第145页。
[21]（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卷1《古画无价》，第32页。“黄伯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王伯鸾”，误。
[2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3《王齐翰》，第123页；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1《王齐翰》（第812册第452页）作白金400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