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具、乐器、珍宝古董等文化用品，是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或载体。在重文抑武、文化昌盛的宋代，此类商品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利用。
一、文具
宋代文化发达而且普及，文房四宝等文具作为文明的载体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拥有更广阔的市场，适应各种需要的高、中、低档文具充斥于社会。
1.笔
南唐的宜春王李从谦，喜爱书法，讲究用笔：“学晋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号为‘翘轩宝帚’，士人往往呼为‘宝帚’。”[1]这里所说的“十金”，不会是10文，应为10两银子，大约相当于10贯钱。宋太宗时，开封市场上所卖写大字的毛笔，1枝100文：说的是王著“善大书，其笔甚大，全用劲毫，号散卓笔，市中鬻者，一管百钱”。[2]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在岭南用20文买了两枝笔，形状既不佳：“形制粗似笔”，而且“墨水相浮，纷然欲散，信岭南无笔也”。[3]10文钱1枝的毛笔，质量自然低劣不堪。
还有更便宜者——鸡毛笔。宋徽宗时，黄庭坚在广西宜州用3文买了支鸡毛笔：“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因以三钱鸡毛笔书此卷”。[4]广西多用阉鸡羽毛制笔，色甚艳丽，“人取其颈毛丝而聚之以为笔，全类兔毫，一枝直四五钱。然毫短锋齐，软而无力，止宜细书，茍字大半寸，难书矣”。[5]这类色泽艳丽的鸡毛笔，1枝价值4文至5文。
宋高宗初期，笔工屠希名气很大，并曾跟随着宋高宗流亡，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贵希笔，一筒至千钱，下此不可得”。1枝笔的价钱高达1贯，其“技诚绝人”，所制笔“入手即熟，作万字不少败，莫能及者”。70余年以后，其孙屠觉继承祖业，但并没有得到真传，质量下降，1枝笔才卖100文：“财价百钱，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败矣。”[6]使用寿命很短。
羊毛笔为“笔之最下者”，[7]宋理宗时，刘克庄曾“五钱买得羊毛笔，”[8]羊毛笔1枝5文。
2.墨
宋初，名士徐铉所藏的1锭月团墨，自言“价值三万”即30贯。[9]兖人名匠东野晖所制的墨，在北宋中期，据苏轼说：“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也。”[10]每枚价值10贯。元祐初，制墨名家潘谷在开封设肆卖墨，定价是“每笏止取百钱”即100文。[11]北宋后期的一位制墨名家陈赡，起初其墨“每斤止售半千，价虽亷而利常赢余。”每斤只卖500文，属于薄利多销。到宣和年间，随着陈赡的去世，其墨因数量有限而贵重，“已自贵重，斤直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12]价格猛增至每斤50贯。五代宋初的南唐造墨名家李廷珪，所制墨有“天下第一品”之誉。到北宋中期的庆历年间，李廷珪墨已传世不多，“尤难得，而屡以万钱市一丸。”[13]价至10贯1枚。到了宣和年间，乃至有“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之说。[14]据说宋徽宗也曾亲自制墨：“尝以苏合油搜烟为墨。至金章宗购之，一两墨，价黄金一斤。”[15]大概也是猎奇，更多因素是墨因人贵。广西容州多产大松树，为当地制作松烟墨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其人能制墨，佳者一笏不盈百钱，其下则一斤止直钱二百。”[16]优良的容州松烟墨，南宋前期不过1枚100文，一般的则是论斤卖出，每斤才200文。
南宋时，有人珍藏古墨1笏，上有铭文云：“唐水部员外郎李慥制”，被人用1枚端砚换走，此砚后来在临安有宦官欲以50贯买下：“行朝有贵人欲以五万钱易研”，但收藏者没有舍得出手。[17]
《西园雅集图》局部，近代潘振镛。桌子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
3.纸
南唐李后主时所造的澄心堂纸，是当时纸中极品，非常珍贵，在宋初的江南地区，价格每张约100余文。江南平定后60多年后，其纸犹有存者。梅尧臣曾得到两幅（也称两轴），对其“滑如春冰密如茧”的质量赞叹不已，并言：“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18]这里所谓的“百金”，不是1两黄金，也不是1两白银，指的是100文铜钱，南宋人程大昌引用该诗时有议论说：“一纸已直百钱，亦已珍矣”即是。[19]
绍兴十九年（1149年），海南经界覆量官王琮，“自雷取纸，每幅定价七十”。[20]从雷州贩卖到海南岛的纸，每幅定价70文。按其背景而言，所定是高价，也即其纸实际价格不值70文。
南宋修内司所造的蠲纸，也是优质产品。据南宋中期临安商人所言：“内司蠲纸成匹者，价直不下一十千。若论一张直一百，糨纸减半五十钱。”解释道：“蠲纸修内司抄成者，成匹无缝，长二长四五大尺，小者如札子长短。捣糨成纸，低，比蠲纸轻薄，近日有卖者。”意思是成匹的蠲纸价值不下10贯，裁成张卖是1张100文；糨纸价格是每张50文。[21]此处蠲纸的意思是经过处理的纸，洁白光滑，赵与时有解释说：“临安有鬻纸者，泽以浆粉之属，使之莹滑，谓之蠲纸，蠲犹洁也。”[22]故而价格高贵。
普通的印书纸相当便宜。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本孔平仲《续世说》12卷，前有记中提到用纸量及其价钱：
今具印造《续世说》一部，计六册，合用工食等钱如后：……大纸一百六十五张，计钱三十文足……一褾褙青纸物料工食钱，共二百八十一文足：大青白纸共九张，计钱六十六文足……[23]
印书纸每张仅0.18文，褾褙青纸每张7.3文。
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本秦观《淮海集》中有题记云：
高邮军学《淮海文集》计四百四十□板并副叶裱背共享纸五百张：三省纸每张二十文计一十贯文省，新□纸每张一十文计□贯文省，竹下纸每张□文计二贯五□文省……[24]
所用3种纸，每张价钱从20文省、10文省到数文省，价格高于10多年前的沅州。这里说的1张即1幅，而不是书籍的一页。
4.砚
砚台因质地和工艺、名气等因素，价格差别很大。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磨墨用砚，一类则成为把玩收藏的工艺品。
宋仁宗时，有人送给孙甫1砚，说是“直三十千”即30贯。孙甫惊奇地问道：“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回答说：“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25]意思是自身蓄水饱满，所以价格很高。南宋初，绍兴府有位老者回忆说：“右军之后，持一风字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减端石，云右军所用者。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26]石扬休是宋仁宗时人，以20贯买了据说是王羲之用过的风字砚。王羲之用过的另一枚“右军古凤池紫石砚”，被“苏子瞻以四十千置往矣。”[27]苏轼以40贯买得此砚。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弹劾枢密使周麟之时，揭发道：“有浚井而得古砚，麟之欲偿以百金，得其砚而弗偿也。”[28]这块古砚的交易价格是100两银子（？）。南宋中期，周南见一人家有砚，“索价不啻二万钱之贵”，[29]要价20贯。南宋时，衢州出现了一枚苏轼的“东坡砚”，后刻《东坡铭》曰：“东坡砚，龙尾石。开鹄卵，见苍璧。与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湿。今何者，独先逸。同参寥，老空寂。”被一汪姓官员“以五千”即5贯买去。[30]
端州所产著名的端砚，号称绝品者价值10余贯：“亦不过十来千。”[31]米芾在列举了一些端砚后说：“已上砚平生约见五七百枚，十千已上无估。”[32]意思大约是最低价也要10贯。一枚苏轼使用过的端砚，因多星斑而名为“涵星砚”，制作精美，“广四寸，其长倍蓰，高寸有半”。刻有苏颂的字“子容”二字，“意其初得也”，也即最早苏颂也拥有过此砚。南宋中期，此砚在成都以150贯（铁钱？）成交：“史君以百五十缗购得之。”[33]南宋前期，临安府有贵人出价50贯要买一端砚：“欲以五万钱辍研”，但卖主舍不得出手。[34]南宋时，有一农夫在田中锄地时，刨出了1枚被锄断的古端砚，“绝佳，虽中断，墨位犹全”。后来被人“以缗钱千、故砚一易之”。[35]价格至少是1000余贯。端砚以有眼为贵：“大抵以石中有眼者最为贵，谓之鸲鹆眼，盖石文之精美者，如木之有节也……工人每市石材，必以眼之大小多少为之重轻，若石之无眼，虽资质甚美，其大者不出千钱。”[36]没有眼的砚石，再好也卖不过1贯。
宋人还珍爱瓦砚。苏轼有诗云：“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37]说的是用曹操在邺城所建铜雀台瓦改制的瓦砚，倍受士大夫的喜爱，价值很高。另有武昌古安乐宫瓦砚，“旧传此宫中古瓦皆澄泥为之，可作砚，一瓦值钱一千文”。[38]澄泥古瓦砚1枚价值1贯。
此外还有陶砚，价格更昂贵。河东泽州高平人吕老，原来以造墨为业，后来有人有教会他制作陶砚，“研成坚润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书吕字为志”。吕老死后，这一技术失传，“好奇之士，有以十万钱购一研不可得者”。其砚100贯1枚也很难买到。相州汤阴人看到了商机，遂纷纷仿制其砚，但在京师开封市场上却卖不到100文：“持至京师，每研不满百钱之直。”鉴别真假的方法是，“以金铁物划之，不入为真”。[39]显然真砚极为坚固。
以上昂贵的砚台，数量是有限的，拥有者多将其当作工艺品或古玩收藏，越是贵重的砚台，使用价值反而越不高。一般使用的砚台，还是大众化的普通廉价砚。宋徽宗时，唐州方城仙公山下的新寨，大量产砚，颜色有紫、青、白三种，“石之易得，一枚不过百钱”，[40]每枚仅售100文。婺源出产歙砚，当地匠人多以此为生，“终日成一砚，少有病，不直数十金，幸完好，直五七千以上无估”。[41]价格一般从数十文到7贯以上不等。两宋之际，曾有人在歙州用3贯买了1砚：“出捐三千钱，售眉子石一，随辄予人莫惜”；当时有人对洪适说：“使君雅无长物，诸郎案头研不百钱直。”[42]似可说明，一般士人家中所用，不过是价值100文左右的普通砚。
南宋龚开《壶天聚乐图卷》局部。可见笔墨砚。
5.笔架
北宋前期的钱惟演，有一珍爱的珊瑚笔格经常被子弟偷去，“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43]其市场价格大约也在10贯左右。
注释
[1]陶榖《清异录》卷4《宝帚》，第2846册第266页。
[2]杨亿《杨文公谈苑•置御书院》，第120-121页。
[3]苏轼《苏轼文集》卷70《书岭南笔》，第2236页。
[4]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5《题自书卷后》，第645页；卷26《跋与张载煕书卷尾》，第679页。
[5]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笔》，第201页。
[6]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25《书屠觉笔》，第2220页。
[7]度正《性善堂稿》卷1《昨蒙谓卿机宜学士佳章宠寄谨依元韵酬谢乞幸笑览》，第1170册第156页。
[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书考一首》，第14页。
[9]陶榖《清异录》卷4《月团》，第2846册第259页。
[10]（元）陆友《墨史》卷中，第1495册第34页。
[11]何薳《春渚纪闻》卷8《潘谷墨仙揣囊知墨》，第122页。
[12]何薳《春渚纪闻》卷8《陈赡传异人胶法》，第122页。
[13]王洙《王氏谈录•李廷珪墨》，第2846册第6页；（元）陆友《墨史》卷上，第1495册第12-13页。
[14]（元）陆友《墨史》卷上，第1495册第17页。
[15]（明）陶宗仪编《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31下，佚名《下黄私记》，第4册第1471-1472页。
[16]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墨》，第202页。
[17]何薳《春渚纪闻》卷8《唐水部李慥制墨》，第130页；罗愿《新安志》卷10《墨》，第8册第7761页。
[18]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7《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第52页。
[19]程大昌《演繁露》卷9《澄心堂纸》，第852册第141页。
[20]李光《庄简集》卷2《海外谣》注，第1128册第444页。
[21]佚名《百宝总珍集》卷10《蠲纸》，子部第78册第810页。
[22]赵与时《宾退录》卷2，第24页。
[23]（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第121页。
[24]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第225页。
[25]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1，第71页。
[26]不著撰人《砚谱•右军风字砚》，第1498册第1页。
[27]米芾《米芾集•书史》，第134页。
[2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第3200页。
[29]周南《山房集》卷4《弃砚答》，第1169册第50页。
[30]张世南《游宦纪闻》卷6，第55页。按其铭文又见苏轼《苏轼文集》卷19《卵砚铭》（第554页），唯“更寒暑”作“更险夷”。
[31]杜绾《云林石谱》卷下《小湘石》，第1507册第25页。
[32]米芾《米芾集•砚史•端州岩石》，第175页。
[33]张世南《游宦纪闻》卷9，第78-79页。
[34]何薳《春渚纪闻》卷8《唐水部李慥制墨》，第130页；罗愿《新安志》卷10《墨》，第8册第7761页。
[35]王质《雪山集》卷10《章德茂破砚铭•序》，第1991册第112页。
[36]朱长文《墨池编》卷6《砚》，第812册第924-925页。
[37]苏轼《苏轼诗集》卷5《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第1册第211页。
[38]袁文《瓮牖闲评》卷6，第62页。
[39]何薳《春渚纪闻》卷9《吕老煅砚》，第135页。
[40]张邦基《墨庄漫录》卷7《砚石评》，第210页。
[41]米芾《米芾集•砚史•歙砚婺源石》，第175-176页。
[42]洪迈《辨歙石说•跋》，第843册第84页。
[43]欧阳修《归田录》卷1，第14页。
二、乐器
1.琴
“琴阮”以梓木造者为优，价格也高于桐木造者。在宋宁宗时的临安，优良的琴阮，有价值10贯以上者。[1]此处所言琴阮，当指一种叫阮的月琴。[2]
至于前代名琴，为士大夫收藏珍品雅物，价格更不一般，尤以唐代蜀郡雷氏制造的琴最受追捧：“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宝也。”[3]如杭州沈振收藏一古琴，取名“冰清”，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蜀郡雷氏制造，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再修，“声极清实。”北宋中期，沈振的侄子沈述欲以100贯出售，但未能卖出。沈述死后，其妻以20贯的价格卖于僧人清道，后又被人用50贯买走，“极珍秘之”。[4]宣和年间，开封有僧人得到一旧琴，有古篆“霜镛”二字，声音“清越，声压数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被一位宦官“以七百千得之”，[5]价钱是700贯。淳熙六年（1179年），广西宜州知州解嵩收藏一雷氏琴，“可值千金”，罢任归途中在广州去世，该琴和所藏名画数十轴被广东转运判官赵公翰取走，“酬以百千，其家冤泣，不敢言”。[6]这里所说的价值“千金”，至少应理解为1000贯，仅得到100贯自然属于遭受欺压。姚宽也记载道：“欈李僧智和蓄一琴，云和样，天池上题云：‘南溟夷岛产木，有坚如石文横银屑者，夷名曰伽陀罗。余爱其坚，又贵其异，遂用作此。临岳制。’五行，行七字，下横四字‘李阳冰书’。后，智和云：没官，乃入乐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钱五万得之，妄矣。”[7]该琴为唐代李阳冰制造，所言价格是50贯。姚宽说的“妄矣”，否认的是出售，不是否认价钱。前一例可以佐证，唐代琴卖50贯是可以接受的价钱。南宋时，南昌一士人家藏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当弦、不碍声，号曰玲珑玉。”被一位达官“以千缗市之而去”，[8]卖了1000贯。嘉定年间，有人在临安贩卖仿造的唐代雷氏琴，买家出钱1000贯也不答应，被高人识破为赝品后，因其琴确实音质良好，“顿损直十之九得焉”，[9]大约以100贯成交。这一价格，可以视为当时人制作的优良琴的价格。
《听琴图》（宋代赵佶）。
2.鼓
江西鄱阳的大户人家，有储鼓的习俗。庆元初，有人在街市上卖鼓，被一士人以5贯卖下：“捐五千钱买之”，以备将来中进士时，按当地风俗击鼓召集亲朋庆祝使用。[10]
月鼓即堂鼓，也属打击乐器。在宋宁宗时的临安府，价格在5贯到30贯之间：“暗钉鞔鼓皮紧贯好者，不下五千；螺钿通当钱三十贯已下。”[11]
宋理宗嘉熙年间，有人向湖州的报国寺“施财壹佰贯文，鞔造大法鼓一面”。[12]寺院用的大鼓，约值100贯。
3.笙
笙以用四川竹子做的为优。宋宁宗时，此种笙“手弄多年，深深紫颜色，约直钱十五千”，在临安约直15贯；另一种紫竹做的笙，“约直千四五钱”，[13]大约是1贯多。
4.箫筦
宋宁宗时的临安，箫筦一般价格是5贯，“如是银丝缠满，不下六两银”。[14]当时1两银大约值3贯，则是缠银丝的箫筦价值约18贯。其中包含着银丝本身的价值。
5.琵琶槽
琵琶槽指琵琶上架弦的格子，也代指琵琶。四川用红桑制作的琵琶槽，在南宋前期的临安，价格在100贯到200贯之间：“往日不下直钱一二百贯，今日不比旧日，”[15]宋宁宗时价格有所下降。
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画中可见琵琶揭鼓牙板等乐器。
6.角球
角球也是一种乐器。宋宁宗时的临安，新做的角球最大者重4斤“计六十四两，上行价例一十千买得”，[16]价钱高者可卖10贯。
7.磬
宋宁宗时的临安，没有破损、“声长圆、十斤以下者，每斤值钱两贯”。[17]论重量买卖的磬，每斤2贯。
8.铙钹
铙钹是对击的铜铸打击乐器，宋代也俗称“滑仗”。南宋时主要产于建康府，“明、越州亦有”，以建康府铸造的最好。在宋宁宗时的临安，“高者每副直钱十千已上已下，低者有直钱四贯者”。[18]优质者每副10贯左右，质量一般者价钱4贯。
9.铃杵
铃杵在宋代俗称“汤瓶”，“最高铃杵，中间有六臂”，周边铸有小龙图案。在宋宁宗时的临安，“价例至小也直五十贯，亦有价直已上者，其次低者亦有直钱三两贯者”。[19]价高者为50余贯，低者2贯到3贯。
10.锣儿
宋代商人对锣儿的描述是：“鼓板锣儿盏口大， 之声范足人忻。响得噪杂可人爱，价直不下一两银”。大概与现代所说的云锣相似，约合钱3贯。用高丽铜铸造的锣儿，“唐声有韵者”，在宋宁宗时的临安，“不下直钱三千”，[20]价钱3贯。
11.轮车
轮车，不详是什么乐器。宋宁宗时的临安商人记载：“朱红轮车三四等，最新大者约十千，其次五千并三贯，旧者别作小价看。若是杂解库，大者千五二贯收之，如买旧者，价直不可依新做价商量。”[21]轮车价格按大小、新旧不同，有10贯者，有3贯到5贯者，旧的更便宜，抵押到解库者，最多给1贯520文。
12.响铁
宋宁宗时的临安商人记载：“土铸响铁隔尺高，声范不差半分毫。”每副16片，以两浙所造为优，两浙又以湖州箐村余家的产品为最。每副音质好者价格100贯以上，差的也有卖50贯者。四川产的响铁形制“狭小”，在临安府没有市场：“都下不用”，“川铁狭小无人要”，每副仅卖4贯到5贯，还“难着主”即不好卖。[22]
13.钟
钟是一种特殊乐器，宋代多用于寺庙。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广西郁林州僧人法永，“施衣钵钱贰拾伍贯文足，铸造大洪钟一口七百斤”。[23]25贯足钱可以铸造了一口重700斤的大洪钟。每斤合35文余，应是铁钟。元祐元年（1086年），道州宁远县九疑山承福寺僧人善义，“舍钱二十贯文，制造大钟一口”。[24]大概在北宋时期，20余贯可以铸造一口大钟。
绍熙三年（1192年），全州的湘山寺“去小钟，治洪钟，会士女以落之。度钱四千余缗”。[25]这口大钟的造价是4000余贯（会子？）。台州庆善禅寺因火灾被毁，淳祐十一年（1251年）在毁坏的旧钟基础上重铸，总重6000斤，“其于工匠，与凡佐用，为费计钱，百五十万”。[26]这1500贯看来主要是人工等费用。景定五年（1264年），澧州石门县有乡民向本州的存志观“谨施家财壹佰贯，铸造洪钟一所，舍入本观烧香，祝延圣寿”。[27]是口造价100贯的洪钟。
注释
[1]佚名《百宝总珍集》卷5《琴阮》，子部第78册第799页。
[2]详参高承《事物纪原》卷2《阮》，第1209册第73页。
[3]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第284册第5页。
[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事志》，第104页。
[5]张邦基《墨庄漫录》卷4《霜镛琴》，第126。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25。
[7]姚宽《西溪丛语》卷上，第37页。
[8]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琴辨•琴面有穿孔》，第871册第7页。
[9]岳珂《桯史》卷13《氷清古琴》，第155-156页。
[10]洪迈《夷坚志•支庚志》卷1《洪先辈鼓》，第1140页。
[11]佚名《百宝总珍集》卷5《月鼓》，子部第78册第800页。
[12]释净月《报国寺布施记》，《全宋文》第341册第47页。
[13]佚名《百宝总珍集》卷5《笙》，子部第78册第799页。
[14]佚名《百宝总珍集》卷5《箫筦》，子部第78册第800页。
[15]佚名《百宝总珍集》卷5《琵琶槽》，子部第78册第800页。
[16]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角球》，子部第78册第801页。
[17]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钟磬》，子部第78册第801页。
[18]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铙钹》，子部第78册第801页。
[19]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铃杵》，子部第78册第801页。
[20]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锣儿》，子部第78册第801-802页。
[21]佚名《百宝总珍集》卷6《轮车》，子部第78册第801页。
[22]佚名《百宝总珍集》卷7《响铁》，子部第78册第803页。
[23]（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03，法永《龙兴寺钟款》，第722页。
[24]释善义《九疑山承福寺钟款》，《全宋文》第109册第66页。
[25]林岊《湘山寺钟楼记》，《全宋文》第304册第143-144页。
[26]郑大惠《庆善禅寺新钟铭》，《全宋文》第341册第160页。
[27]（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20，李梦庚《存志观钟款》，第852页。
三、珍宝古董
首先看珍珠的价格。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广州的一位戢姓客商，“于广州用钱一千余贯买到上件珠子，只自广至潭，又入京师，其价已须两倍”；但他行至湖南潭州便病死，“随行有珠子约重五斤，元计价钱三千余贯”。[1]在广州用钱1000余贯购买约重5斤的珍珠，每斤约合200贯；若带到开封出卖，“价已须两倍”即值3000余贯，合计每斤约值600余贯。苏轼曾“纳银一笏，托用买圆熟珠子二千枚”，[2]按银1笏为50两，[3]大约可买珍珠2000颗。以当时银价2贯计，约合100贯钱，平均每颗50文。嘉祐年间，广州市场上有人货卖1颗美珠，要价“五百缗”，还价一半即250贯成交。[4]宋仁宗时，孙沔任知杭州，“州人许明有大珠百，沔妻弟边珣以钱三万三千强市之”。[5]平均每颗330文。从“强市之”看来，这100颗大珠的价格肯定高于33贯。宋哲宗元符时，朝廷在河北抛买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6]北珠1颗，价钱高达94贯。宣和年间，北珠“围寸者，价至三二百万。”[7]即1颗周长1寸的大北珠，价值2000至3000贯。南宋中期，荆湖地区复州有士卒藏有从大户人家抢来的大北珠3颗，“各可直千缗”，[8]每颗价值可达1000贯。
嘉祐年间，曹皇后“有百宝念珠，价直千万，挂领间。”[9]不详念珠质地，而所谓千万者，当为10000贯。
倭国水晶数珠，在宋高宗时的临安城，“每串不下百千至五十贯”。即50到100贯，至宋宁宗时减价三分之二：“目今价例三分减二”；两广商人贩到临安的象牙数珠，买者不多：“少有人要，大者价直贯百文”即1贯多点儿，“此物多发淮上，被客使用”。[10]
南宋时，有人在信州灵山发现一块水精（晶），“光辉射人，就视之，真宝石也，高阔如大瓮……已而市侩皆传闻，相率来观，共酬价六千贯，朱犹未许。临安内苑匠闻之，请于院珰，求假至信，视已立价，复增三千贯。朱付之”，即以9000贯的价格卖给了朝廷内苑，发财之后，其家由此“赖以小康”。[11]
珠筛有铜筛、银筛、铁筛，商人的描述是：“珠子铜筛与银筛，铁者多应是古筛。一套若全二十只，隔过之时好穿排。”一套完整的是20只。铁筛若只有10只，在宋宁宗时的临安城，值钱10贯到20贯；一套20只官样铜筛，“约直钱百千，亦有直五十千者”，[12]价钱在50贯到100贯之间。
玉器是常见的商品。北宋中期，韩琦出任大名府长官时，有人向他兜售2只玉盏，说是“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世宝也”。韩琦买下，“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13]这对古玉盏的成交价大概是银子100两。宣和年间，有人在开封拿1件羊脂玉花樽，说道：“此瓶直千缗”。[14]宋徽宗时，开封一富户人家妇女胳膊上佩带的一条“古玉条脱”即古玉手镯，“时直数十万”即数百贯。[15]北宋末期，“丁石韫顷监花靥榷场。一日，数贾人用绵裹一物至，玉注椀也，非但表里莹澈无纎瑕，制琢亦甚精。贾人云：‘此未足为珍，试注以酒，顷刻即温’。已而果然。椀底刻安美二字。诘之，云：‘得于长安古圹中。’索银百笏，酬十之二，不售”。[16]这件出自长安古墓中的珍奇玉注椀，要价白银100锭即5000两。[17]扬州平山堂一带，原来皆隋炀帝故宫苑，其地多已耕垦为园田。淳熙九年（1182年），村民在取土时发现白玉钗半股，“质理温润，上碾龙鳞甲寸余，黄栗色，光采欲动。统制官朱振出钱三千买之”，[18]卖了3贯。淳熙年间，一位朴野士子在两浙偶尔发现了1枚小玉印，“温润洁白”，刻有两个篆字。带到临安后，卖给一小商人，要价5贯，被还价至3贯成交。小商人在德寿宫门前又卖给提举官张某，要价5贯成交。张某带入皇宫后，被太上皇宋高宗认出是自己丢失了四五十年的故物，于是赏赐张某2000贯，收下这枚玉印。[19]出自南洋的䗶子，是一种红、紫或酒色的玉石。宋宁宗时的临安，大的䗶子，值钱500文到600文。[20]
宋仁宗时，文彦博在长安的宝货行，用5贯钱购得1玛瑙质地的鱼袋。[21]
宣和年间，由于宋徽宗雅好古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于是掀起了一场崇尚文物古董的风尚：“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捜剔山泽，发掘塜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22]秦汉及先秦的古物，珍贵者价值1000贯。蔡绦也记载了这场热潮：“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23]所言价格，也是数百贯至上千贯。
《南唐文会图页》（宋代佚名）。左右桌子上摆的都是士大夫品鉴的文玩古董。
淳熙中，淮南和州一寺庙里藏有一铜瓶，“虽微有损蚀处，然形制高古可爱”。被知州的客人熊祖显索走带到建康后，一古董商人“识其异”，报告给转运使赵师揆，赵师揆立即以观赏的名义借来，并赖着不还：“不复可出。”最后给熊祖显500贯将其打发走：“饷以钱五百千。”[24]这个古铜瓶的价格，显然不止500贯。
绍兴初，有人向朝廷献上一件古鼎，“高一尺三寸有咫，两耳，旁出三足，与首皆类牛腹，外周纹如篆籀，腹内篆铭曰：‘维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亿万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乃宋孝武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上赐白金三千两，赐三茅观。”[25]这件南北朝刘宋孝建元年（454年）铸造的鼎，此时已670余年，而且同为一个朝代号，比较吉祥，所以朝廷奖励银子3000两，当与市场价相差不远。
乾道三年（1167年），北方（金国）人东路总管李邦也派人带两样古物到楚州出售。一件铁鼎，可容纳1斗米，口广7寸，高1尺5寸，形状甚粗拙；一件铁甑，形状与瓦鼎相似，底广7寸，口广1尺7寸，高1尺5寸，底部有窍，“以透湿气”。两件炊器的使用特点是：“三伏内炊物于中，经一月不馊腐”，实验后果然如此。只是不知其年代。两件古器要价5000贯：“需钱五千缗……然于用不甚急，无肯售者”，[26]没有卖出。
注释
[1]赵抃《清献集》卷7《奏状乞取问王拱辰进纳赃珠》，第1094册第847页，卷6《奏状乞勘鞫潭州官员分买客人珠子》，第1094册第836页。
[2]苏轼《苏轼文集》卷50《与范子丰》6，第1452页。
[3]张知甫《可书•徽宗赐米元章书屏风银十八笏》（第432页）：“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盖十八笏，九百两也。”
[4]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3《异鱼记》，第134页。
[5]《宋史》卷288《孙沔传》，第28册第9689页。
[6]罗愿《罗鄂州小集》卷6《王提刑汝舟传》，第1142册第530页。
[7]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第105页。
[8]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9《复州谢黥》，第1534页。
[9]王明清《投辖录•百宝念珠》，第1页。
[10]佚名《百宝总珍集》卷2《水晶珠》，子部第78册第791页。
[11]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7《灵山水精》，第1023-1024页。
[12]佚名《百宝总珍集》卷2《珠筛》，子部第78册第791页。
[13]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2《韩魏公》，第125页。
[14]（明）凌濛初编《二刻拍案惊奇》卷8《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第169页。
[15]王明清《投辖录•玉条脱》，第10页。
[16]周煇《清波别志》卷3，第1039册第121页。
[17]宋代金、银、铅等，一般1锭或1笏为50两。如张知甫《可书•徽宗赐米元章书屏风银十八笏》（第432页）：宋徽宗“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盖十八笏，九百两也。”每笏50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7，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716页）：“开封府等处镕金银，共四千炉，金银每锭各五十两。”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4《张拱之银》（第1084页）：“得大银二十枚（原注：叶本作“锭”），各重五十两”。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第28页）：铅“每五十两为一铤。”也有中锭25两、小锭12两者。锭也作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正月乙未（第1225页）载宋真宗还是襄王时，经张旻介绍召入一位四川女子，但其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不悦，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银五百两与旻，使别筑馆居之。”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6（第109页）中，也作“以银五挺与之”。
[18]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3《折玉龙钗》，第991页。
[19]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9《鲤鱼玉印》，第1290页。
[20]佚名《百宝总珍集》卷5《䗶子》，子部第78册第798页。
[21]江休復《醴泉笔录》卷下，第7册第511页。
[22]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第2787册第59页。
[23]蔡絛《铁围山丛谈》卷4，第80页。
[24]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9《和州僧瓶》，第1533页。
[25]陈世崇《随隐漫录》卷5，第2880册第35页。
[26]洪迈《夷坚志•补志》卷21《铁鼎甑》，第17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