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这个金钱世界中，用金钱来衡量的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商品，还渗透在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活动的花消、费用，决定着生活品位和自由度。
一、官职
官职（包括封号）并不是商品，但胜似商品。为什么这样说呢？按礼法，官职乃天下名器，选拔于德才兼备者之中，非金钱可以左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可供买卖的官职，而且有买方市场，有卖方市场；有明码标价，有讨价还价。官职买卖历来都有，宋代发展到新阶段，所谓“今之鬻爵，泛滥极矣。”[1]生意红火的卖官鬻爵，对朝廷来说，是公开的行为，既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也是官僚队伍的来源之一；对私下卖官牟利的权贵来说，也是公开的秘密。古人早有言：“将钱买官，谓之铜臭”[2]这两者结合起来，既污染了官职，也污染了铜钱，成为铜臭一词的来源。宋代朝廷公开卖官的目的是筹集钱粮，本节主要论及官职的钱价，兼及粮食。
庆历初，大理评事一职卖到1万贯：“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3]庆历七年（1047年），三司使张方平揭露说：“比来鬻官，六千缗者与簿、尉，万缗则殿直。”[4]6000贯可买到从九品的主簿、县尉，1万贯可买正八品的殿直。元丰七年（1084年），朝廷有诏：“昨西贼围兰州，有投来蕃部伦约克先报，最为信验。与迁三资，如不愿迁资，支钱三百千。”[5]奖励立功首领的一资，可以抵钱100贯。北宋后期，范纯粹“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6]过去卖官多只是卖的地位、名分，现在发展到可以实际担任职务。大观四年（1110年），朝廷因在西北作战缺乏军需物资，大肆出卖官职：“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如假将仕郎官直三千二百缗。”那些豪滑兼并之徒以及市井之人，纷纷由此混进官场。[7]假将仕郎一职，官方定价是3200贯。将仕郎是最低一级的文官，假将仕郎是代理、非正式的将仕郎，也就是准官员的意思。
南宋初，为了更便捷地筹措军费，挽救亡国的败局，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出售官职。李纲曾在衢州见到都督行府札子颁降官告，“劝诱上户进纳，文臣自宣敎郎至廸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价直各有等差，计钱六十一万贯。内宣敎郎六万贯，廸功郎一万贯，其余升降，各以万五千贯为率”。[8]文武官职都有，依大小价钱有高低，如文官的宣敎郎（正七品）是6万贯，廸功郎是1万贯。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尚书省报告：“人户愿将金帛钱粮献助者，计价依条补授名目……每路差监司一员専一提举，委官劝人户献纳，依随处在市实价，如纳已七千贯补承节郎，六千贯补廸功郎。”[9]交纳7000贯可以成为承节郎，6000贯可以得到廸功郎。建炎三年，朝廷下诏出售空名官告，“立价召人纳钱书填”：承直郎（正六品）25000贯，儒林郎（正九品上）20000贯，文林郎（从九品上）18000贯，从事郎16000贯，迪功郎10000贯，修武郎45000贯，从义郎35000贯，秉义郎30000贯。[10]绍兴初，浙西为筹措军需，出卖空名官诰，承节、廸功郎各4000贯，承信郎3000贯，进义校尉1000贯。[11]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颁发廸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军粮，每道卖4000缗：“每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12]即按正式官员对待。绍兴六年，都督行府请示道：“乞将大姓已曾买官人，于元名目上升转。文臣廸功郎升补承直郎一万五千缗，特改宣教郎七万缗，通直郎九万缗，武臣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二千缗，保义郎已上带阁门祗候三万缗，武翼郎已上带阁门宣赞舍人十万缗。已有官人特赐金带五万缗，并作军功，不作进纳，仍与见阙差遣。日下起支请给，其家并作官户，见当差役科敷并免。”朝廷随即批准。[13]这是在卖官的基础上，再卖更高的官职。对买官者来说，是花钱升官。
宋孝宗时期，朝廷继续卖官，特点主要是灾荒年间地方政府以卖官来筹集赈灾钱物。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湖南、江西因旱灾，米价高涨，官府要求各州县长官动员劝谕富室上户，“依今来立定格目给降付身，补授名目。内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四千石补承信郎，五千石补承节郎”。[14]平民白丁交纳1500石粮食就可以当上进义校尉，5000石就可以当上承节郎。乾道七年（1171年），诏吏部给降太儒人告300道，每道价格按700贯出售。[15]宋政府广开财源，又向妇女出售封号了。淳熙年间朱熹在两浙赈灾时，按规定在当地开展卖官入粟的工作，上报说：“婺州金华县进士陈夔献米二千五百石，凖淳煕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廸功郎。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良裔献米二千石，凖淳煕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上州文学。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石，凖淳煕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上州文学。处州缙云县进士詹玠献米二千五百石，凖淳煕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挥，合补廸功郎。”[16]价格是廸功郎2500石，上州文学2000石。
嘉定元年（1208年），湖北官方为赈灾筹措钱粮出卖职官，价格如下：“无官人米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四千石补承信郎或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计钱一万贯承信郎，上州文学计钱八千贯，进武校尉计钱四千贯，进义校尉计钱三千贯，进武副尉计钱二千贯，不理选限；将仕郎计钱一千贯，诸州助教计钱五百贯。”[17]嘉定二年，朝廷准备回笼第11界会子，方法之一是计划出卖告敕绫纸补帖1400道，计价钱440万缗。其中廸功郎告每道1万贯，承信郎告8000贯，进武校尉绫纸4000贯，进义校尉绫纸3000贯，上州文学勑每道8000贯，助教告每道500贯，进武副尉帖每道2000贯，不理选限将仕郎绫牒1000贯；左右选转官循资告940道，共约计价钱330万余缗。其中宣教郎转通直郎一官计7000贯，承务郎至宣教郎每官5000贯，训武郎转武翼郎1万贯，修武郎转训武郎5000贯。选人循资每员3000贯，其中承节郎已上转官，每官4000贯，承信郎转承节郎3000贯；封赠冠帔敕告600道，计价钱28万缗。其中生封安人诰每道1000贯，孺人诰800贯，冠帔勑100贯，赠父母廸功郎、承信郎各500贯，追封孺人300贯；副尉减年公据300道，计价钱6万缗，每年100贯。“于是，行在会子每千为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云。”[18]这些官诰价，均为第11界会子价，实际上临安每贯值铜钱700文，其他地方每贯仅值350文。在此不妨将其折算成铜钱如下表：
从上可以看到，朝廷把各种情况考虑的很周全，适应了有关人员的多种需要。宋政府卖官赚钱，可谓不遗余力。
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强行收买官僚地主超出规定限额的土地，官方支付以低廉的价格或给予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19]这是朝廷强制卖官的做法。
在朝廷公开卖官的同时，掌握任用官员大权的权贵私人卖官同样兴盛。如宋徽宗时，宰相王黼公然私下受贿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民间哄传：“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20]通判是差遣，一州的副长官，价钱是300贯；直秘阁是正八品的官，价钱是500贯。南宋初价格上涨，当时的民谣讽刺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21]直秘阁的价格增长了10倍，通判的价格增长了6倍多。宋宁宗朝韩侂胄当权时，其所亲信的赵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22]私下买卖高级军官的价格，在数十万至10万贯之间。
狡黠的吏人虽然没有任命官员的权力，但也会利用工作之便卖官。淳熙年间，吏部一吏人对广州增城县尉张某说：“君欲改秩乎？……我不与君剧，君能信我，事且立办……君不深信我，我请毋持钱去，事成乃见归。”他向张县尉“索缗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缗成约。”两个月以后，果然通过篡改文书，使之当上了福州永福县令。[23]该吏主动承揽生意，主动开列价格，而且是事成后再收钱，显然是驾轻就熟，卖官老手了。
当官场腐败变成商场时，一切都可以变成有价钱的商品。绍兴末，左正言刘度就揭发参知政事杨椿：“贪懦无耻，顷为湖北宪，率以三百千而售一举状。”[24]若有人向其索要升迁的举荐书，需要交纳300贯，与受贿无异。宋孝宗时，有关弊端愈演愈烈，如胡铨所指控的那样：“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赂吏部主吏，虽有文字五纸，不放举主。士大夫至相谓：‘无五百千，莫近临安。’而五纸文字，非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执、侍从关节，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纸文字须三百千经营乃可得，合五纸之费为千五百缗。”[25]看起来，300贯一份举荐书是普遍价格。当一个物品有定价时，无疑就是市场化了。
注释
[1]戴植《鼠璞•鬻爵》，第23册第19页。
[2]佚名《释常谈》卷上《铜臭》，第26册第383页。
[3]李觏《李觏集》卷27《寄上范参政书》，第300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庆历七年十二月末，第7册第3898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庚戌，第14册第8286页。
[6]《宋史》卷314《范纯粹传》，第29册第10281页。
[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39。
[8]李纲《李纲全集》卷103《与右相条具事宜札子》，第986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卯，第327页。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44。
[11]赵鼎《忠正德文集》卷2《条具宣抚处置使司画一利便状》，第1128册第666页。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乙酉，第1547页。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绍兴六年正月戊戌，第1607页。
[14]朱熹《朱熹集》卷16《奉劝谕到赈济人户状》，第636页。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50。
[16]朱熹《朱熹集》卷17《乞推赏献助人状》，第674--675页。
[17]曹彦约《昌谷集》卷9《湖北提举司申乞赈济赏格状》，第1167册第111页。
[1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东南收兑会子》，第788-789页。参见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二年五月甲寅，第207页。
[19]周密《齐东野语》卷17《景定行公田》，第314页；《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三年四月，第137页。
[20]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第772页。朱弁《曲洧旧闻》卷10《王将明卖官鬻爵有定价》（第225页）所载有异：“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21]杨尧弼《伪齐录》卷上《伪齐诏谕士民榜》，第26页。
[22]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第170页。
[23]岳珂《桯史》卷5《部胥增损文书》，第52-53页。
[2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8，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己丑，第3337页。
[25]（眀）黄淮、杨士竒编《历代名臣奏议》卷49，胡铨奏，第1册第665页。
二、度牒与紫衣、师号帖
1.度牒[1]
度牒是朝廷对于依法得到公度成为僧道者发给的证明文件，也即出家资格的证书。由于是朝廷中主管部门祠部颁发的，又称祠部牒、祠牒。北宋时期，度牒为纸质本：“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刋印板，用纸摹印”。[2]但由于“伪造度牒之人雕成一板，则摹印无穷，兼染成黄纸，便可印造。”为了防止伪造，朝廷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下令：“改用绫纸，背造仿官告，如法书写。”[3]仿照官告的形制，显得更加正规庄重。
度牒本应免费发放，但官府有时为了筹集资金，早在唐朝就变无价为有价，开始标价出卖。入宋以后，也有零星出卖的记录。如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户部郎中侯陟请示道：“沙弥、童行剃度文牒，每道纳钱百缗，自今望令罢纳，委处据名申奏，于祠部给牒送逐处。”朝廷随即“诏祠部实封下本州，令长吏与本州判官给付。”[4]可见宋初的度牒，曾是按100贯的价格出售的。到了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开始正式出卖，由此度牒便成为可以流通的有价证券，发行度牒则很快成为朝廷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形式。度牒有朝廷规定的价格，但根据需求情况，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价不一”。[5]也即定价之外，还有市场价格，几乎等同于货币或相当于有价证券，可以在市场自由流通。
煕宁元年（1068）出卖的最早定价，是130贯：“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煕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6]也就是说，每年卖度牒所得的130万贯，一度成为朝廷新的固定财政收入。下边，就看其以后根据供需不同而发生的价格变化情况。
煕宁二年，“鬻祠部三千，盖六十余万缗”。[7]每道合计约200余贯，价格已有大幅度的增长。元丰六年（1083年），度牒每道130贯：“每道为钱百三十千”，[8]恢复了原价。同年，朝廷赐环庆路经略司度僧牒1000道，“令贸钱十三万缗，别封桩”。[9]每道即是按130贯出售的。同年，朝廷又指示“岁给度僧牒五百，限五年止，为钱三十二万五千缗，付广南西路经略司应付宜州蛮事。”[10]共2500道，卖钱325000贯，也是合每道130贯。同年底，赐陕西转运使李察空名度牒500道，“每道为钱十三万”即130贯。[11]元丰七年，门下省报告：“度僧牒已著令每道为钱百三十千。检会敇夔州路转运司每道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欲送中书省，价高处别取旨。”宋神宗表示同意。[12]朝廷的定价是130贯，但在不同地区已经开始有不同的价格，比如在夔州路，就已经卖到了300贯。王栐也记载道：“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13]从300贯又降到了190贯。
朝廷的定价也随行就市，开始改变。元祐四年（1089年），“应在京及诸路见在未卖空名度牒，每道并作一百七十贯出卖，披剃钱在外”。[14]全国统一定价升到了170贯。具体如元祐五年，杭州的度牒就是每道卖170贯：“朝廷近赐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贯，为钱一万七千贯。”[15]元祐八年，度牒每道卖到了200贯，如知定州苏轼所说：“勘会度牒每道见卖钱二百贯文”。[16]绍圣三年（1096年），“今度牒直金二百千”。[17]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继续升值，朝廷诏：“祠部每年额合给一万道，已降朝旨每道价钱二百二十贯文”。[18]朝廷定价每道220贯。
《老僧补纳图》（宋代刘松年绘）。画一老僧坐禅榻上，穿针引线，缝补旧衣。边坐一青年僧人，注视着老僧的动作。屏风后一僧一俗，为老僧调药。
但是，一方面是朝廷的定价不断增长，一方面是民间违法低价买卖，宋政府不得不进行整顿。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批示道：
度牒之直，禁不得减。兼并权豪之家公然冒法，买不如价，至或高估物直，以相交易，是法不足以禁而令有所不行也。自今度牒除年额所出、御前所用，增不得过常数之半。不如价交易，其钱没官，已度为僧道者皆还俗。由是而推之，应法令之在天下者违犯寡矣。其各遵守，毋或有违，仰御史台觉察弹劾以闻。[19]
要求严格按照定价买卖，以维护朝廷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利益。但是，已经成为商品的度牒的价格，不会遵照行政命令而是遵循着价值规律，随行就市：朝廷发行多则价格下降，发行少则价格上涨。大观四年（1110年），“以其岁给数多，民间止直九十已下缗”。[20]由于发行过多，民间每道度牒的实际价格降到了90贯以下。还有史料讲的更具体：“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21]抛售的结果，是出现每道度牒20贯的超低价。宣和二年（1120年），为了挽救度牒价格，保障收入，朝廷下令将各州县库存的空名度牒毁抹就是销毁。结果福州民间已经买到空名度牒的人，恐怕也会遭到毁末的命运，“遂贱价出卖，止于二十余贯”。[22]急忙贱价出手，价格一度降到了20余贯。宣和七年，“如度牒一道，官价二百千，抑配民间，仅不得三之一。”[23]度牒官价是200贯，但在民间实际上卖不到三分之一的价钱，大概就是60余贯。靖康元年（1126年），占领开封的金人曾搜刮金银，开封府折还百姓金银时，抵账的物品中有度牒，价值是150贯。[24]
明代《帝鉴图说》之《上清道会》，描绘的是宋徽宗笃信道教、荒唐乱国的故事。
南宋时期的度牒价格，整体上高出北宋数倍。其原因一是南宋物价整体大幅度上涨，二是南方地区信佛教的人口大大多于北方，尤以福建、两浙为甚。[25]
宋高宗时期，度牒价格像当时的形势一样多有波动。舒州修筑城墙时，朝廷支拨的经费不是现金，而是100道度牒，计2万贯：“降度牒一百道，计二万贯文”，[26]合计每道200贯。建炎三年（1129年），“度牒每道见卖一百一十贯，今添一十贯”，所添为绫纸工费钱，[27]总共是120贯。同年出卖“度牒二万道，此时为直二百二十万缗”。[28]合计每道110贯，显然不包括绫纸工费钱。绍兴二年（1132年），江南、两浙、福建等地每度牒1道为钱120贯：“每度牒一，为钱百二十千”。[29]绍兴四年，临安府度牒每道200贯：“度牒直二百千”。[30]同年，朝廷拨给鼎州度牒500道令变卖造船，“依榷货务见买价直，每道一百二十贯”。[31]每道120贯。绍兴六年，“至是，配卖度牒益多，官直百二十千，民间三十千而已。议者乞权住五年。”于是“诏诸州试经给降度牒，权住三分之二。”[32]官价还是120贯，民间度牒价格仅30贯。朝廷只好听从臣僚的意见，减少发放数量，变平衡供给为有限供给。对这一段度牒的价格情况，李心传记载道：“渡江后，增至二百千。其后民间贱之，止直三十千而已。绍兴初，李仲永初入朝见上，为上言：‘今岁鬻度牒万，是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上纳其言。十三年，既罢兵，遂不复鬻……三十一年春，朝廷闻虏亮欲败盟，始放度牒，增直为五百千。其后，所放滋益多。”[33]从绍兴十三年起，停止发放度牒。但18年后的绍兴三十一年，在金主完颜亮计划南侵，大战在即的背景下，为筹措军费，再开发卖之门。宋政府考虑到已停售多年，市场急需，所以变本加厉地大幅度提高价格，每道定价500贯。是年二月二十五日，“诏复卖度牒，每道五百贯”。[34]陈良翰指出：“昨立住卖度牒二十余年，人民生聚不为无益。辛巳春，边事既作，用度浸广，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争买，其价则五百千。其限则三个月，其数不过万道，未足以病民。今则减价作三百千。”[35]则绍兴三十一年重新卖度牒后，最初宣称只卖3个月，价钱为500贯省；3个月后延期再买，但降至300贯省。但到了第二年，价钱又升至新高。绍兴三十二年（时宋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十月十九日，户部言：“诸路提刑司、总领所并诸州军见卖度牒，元立每道价钱五百一十二贯，已展限两月，每道权减作三百一十二贯出卖。”[36]定价是512贯，期限以外减到312贯。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执行降价标准：“隆兴初，诏减为三百千。因出度牒二万，鬻于江、浙、湖南、福建，计直六百万缗，期以一季，州县皆抑以予民，民大以为扰。周元持御史言于上，乃损为二百五十千。”[37]定价为300贯，但由于官府采取了强卖手段，扰民为害，只好降到了250贯。同是隆兴元年，汪应辰要求朝廷特免福建寺观出卖趱剰田产，“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计之，为钱六十万缗”。[38]福建度牒价钱当时也是300贯。隆兴二年，朝廷颁度牒籴买军粮，户部请求“所降度牒，乞每道减价作三百一十二贯出卖”。得到皇帝的批准。[39]每道减价为312贯，可知正式定价高于此数（从下文可知，正式官价是500贯），减价要得到批准。乾道时，吉州道士萧惟清以自己的“护身符”即度牒抵押，借贷了200贯。[40]乾道六年（1170年）初，朝廷令度牒从500贯减为400贯。有臣僚言：“旧法每道价钱五百贯，乾道六年正月十三日指挥减作四百贯。缘此富豪之家曾先请买，增价出卖，有至五百贯以上者，乞稍复旧价。”至淳煕四年（1177年），遂有诏：“应给降度牒每道作四百五十贯文，钱会半之。”[41]又升至450贯。前此其实已有如此调整了，淳熙三年，有诏左藏库出卖度牒由每道500贯减价至450贯：“诏左藏南库出卖度牒，每道减作价钱四百五十贯。每道旧系五百贯。”[42]淳煕四年，“蜀中一度牒卖钱引七百一十道”即710贯，次年六月，四川总领所言：“本所度牒昨承指挥每道增作铜钱四百贯，细折川钱引七百一十七道。近又承指挥每道铜钱增作四百五十贯，细（钮？）折川钱引九百道，缘此无人承买，乞免增添。”于是诏令四川总领所出卖的度牒，“每道减作川钱引八百道”。[43]四川度牒每道卖钱引710道（折合铜钱约400贯），第二年升至钱引800道。淳熙八年，朱熹在两浙言：“度牒本价止四百贯（省）”，即当地价格是400贯省，朝廷要求每道“且卖五百贯文省”。[44]涨价100贯省。淳煕九年，朝廷令广东、福建帅臣，“晓谕愿为僧道之人，每名备米三百石，请换度牒一道”。[45]300石米也可以换取一道度牒。淳熙九年，“诏礼部给降度牒一千道，就南库出卖，每道五百贯”。[46]朝廷发行度牒1000道，每道定价500贯。淳熙十四年，朝廷向江西、湖南发生灾害的地区拨度牒300道，售价是“每道依例价钱七百贯”。[47]按照前此的价格，定价700贯。可见行情看好，价格上涨。
从淳熙后期开始涨价到700贯的度牒，持续到宋光宗朝并增长到800贯。绍熙二年（1191年），朝廷颁发度牒1000道交付封桩库出卖，“每道价钱七百贯文，许用银、会中半入纳”。[48]每道定价700贯。按规定，僧道死亡后，寺观应将其度牒缴还官府，但由于度牒含金量高，多隐瞒拖漏。绍煕三年，中书门下报告说：“亡僧道度牒，申缴绝少，显有弊幸。”于是朝廷“又增其直为八百千”，[49]价格提高到800贯。绍熙四年，朝廷“诏礼部各给降度牒一百道，下江东、浙东提举司，每道价钱作八百贯，令两司措置出卖”。[50]每道按800贯价钱出卖。绍熙五年，朝廷拨付常州度牒50道：“礼部给降度牒五十道，付常州措置出卖，每道价钱八百贯文。”[51]每道价钱800贯；拨付江州度牒30道：“礼部给降度牒三十道付江州，每道价钱作八百贯，措置出卖。”[52]每道价钱也是800贯。
此后，度牒长期在800贯的高价位上运行，个别地方、个别时间也上下浮动。庆元元年（1195年）左右，建康府百姓周翁，在知府的好心建议下，“捐钱千贯，买度牒一道，使之出家为僧。”[53]拿1000贯为其忤逆之子买了道度牒。是所见宋代度牒的最高价格。庆元二年，江东路度牒每道800贯：“支降度牒一百道付本司，每道作价值八百贯变卖。”[54]开禧初，赵彦卫言：“今度牒卖八百贯，人克买之。”[55]每道卖800贯，行情仍很好。嘉定元年（1208年），四川度牒每道1200贯（钱引），而当时的钱引每贯值铁钱不足400文。[56]其价合铜钱不足480贯。李心传载：“自淳熙后，四川总领所岁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补还酒课蠲减之数。而东南诸路委都司官给卖，岁亦不下二千三百有奇。以三十年计之，是失十万农也。然僧、道士有金钱而度牒不可得，故蜀中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间至千六百引云。”[57]四川度牒官价是1000贯，市场价却哄抬到1600贯了（钱引）。所言淳熙后的30年，大约就是嘉定中，此时钱引约值500余文铁钱，合计铜钱170文。[58]则每道度牒官价约合铜钱170贯。嘉定二年，东南地区度牒每道1000贯（11界会子）：“每道为钱一千贯。”[59]嘉定四年，楚州度牒每道为钱800贯。[60]嘉定五年，湖广总领“以度牒、茶引两色收兑第五界旧会，每度牒一道，价钱五百缗（原注：官卖价八百缗），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61]湖广度牒一道，官价是800贯，实际只卖到500缗（均第5界湖广会子）。嘉定十二年，“圣旨令：封桩库于见桩度牒内，支降一十五道付泉州，每道作官会八百贯变卖”。[62]泉州度牒每道800贯官会。嘉定十七年，朝廷拨付福州度牒1000道，“每道作八百贯文会子变卖”。[63]每道价钱800贯会子。同年，两浙度牒也是每道800贯。[64]绍定年间，泉州度牒每道800贯：“每道作八百贯变卖”。[65]总的来说，南宋后期，度牒的定价一般为800贯会子。
2.紫衣、师号帖
度牒是剃度为僧的凭证，紫衣、师号帖则是高级僧侣的凭证。既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紫衣、师号帖也不能例外，只是价钱不能与度牒相提并论，比较便宜。
紫衣、师号帖的出卖，开始于财政状况极为艰难的南宋初年。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初卖四字师号，每道价二百千，即犯公私罪杖非伤人及盗者，听赎一次”。[66]除了荣誉外，实际作用等于花钱200贯买得一次免罪特权。建炎三年，“紫衣见卖四十贯，师号每道见卖三十五贯”，[67]紫衣每道40贯，师号每道35贯，价钱大跌。嘉定二年（1209年），朝廷打算回笼第11界会子，计划出卖“紫衣、师号帖三百道，价钱三万缗，每帖一百贯”。紫衣、师号帖100贯，第11界会子在临安每贯实际仅折铜钱700文，其他地方每贯仅值500文。[68]也就是说，一道紫衣、师号帖，在临安的实际价值是铜钱70贯。
注释
[1]汪圣铎《两宋财政史》附表19-2《宋代度牒官卖价格表》，简单列举有26条价格。
[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第50页。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8。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所载有异（第50页）：“（宣和）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
[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4。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2。
[6]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第50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第331页）作：“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冬始鬻之。（原注：“《长编》云：‘始于熙宁元年秋，’盖误。）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
[7]杨时《龟山集》卷6《神宗日录辨》，第1125册第146页。此为杨时引《神宗日录》有关记载后的议论，据《宋史全文》卷11（564页），此事系于煕宁二年九月戊辰。
[8]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1，元丰六年十月，第511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甲午，第14册第8152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77。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己丑，第14册第8186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35。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辛卯，第14册第8214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丙子，第14册第8237页。
[13]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第50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4，元祐四年十月丙午，第17册第10462页。
[15]苏轼《苏轼文集》卷57《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第869页。
[16]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第1023页。
[17]蔡蹈《论赐杨琰度牒奏》，《全宋文》第102第253页。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2。
[1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3。
[2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3。
[21]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第50页。
[2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4。
[2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9之17。
[2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2，靖康元年十二月七日，第542页。
[25]参见拙作《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1期。
[26]张守《毘陵集》卷5《又论淮西科率札子》，第1127册第729页。
[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8。
[2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注，第514页。
[2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第1040页。
[3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4，绍兴四年三月甲戌，第1229页。
[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6。
[3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0，绍兴六年四月丙午，第1640页。
[3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第331页。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4。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4。
[35]《宋史全文》卷23上，绍兴三十年九月末（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1册第254页，标点本无此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乙丑（第3152页）载：“中书言：‘昨以僧徒冗滥，令礼部权行住给度牒，已经二十余年。望量行制造度牒，立定价数，分降诸路州军。’诏户、礼部措置。户部乞每科给降二千道，每道价钱五百千，绫纸钱十千，皆省陌。”同书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第3260页）诏：“减度牒之直，每道为钱三百千。”
[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5。
[3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第331页。
[38]汪应辰《文定集》卷13《请免卖寺观趱剰田书•又》，第1988册第184页。
[3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36。
[40]周必大《文忠集》卷40《助赎萧惟清度牒戏书》，第1147册第431页。
[4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6至3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5：乾道六年正月十三日，“诏行在及诸路日下依旧给卖度牒，每道作四百贯，以见钱、会子中半请买。”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1之9。
[4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7。
[44]朱熹《朱熹集》卷17《乞给降官会等事仍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苖丁钱并行住催状》，第669页；卷17《奏救荒画一事件状》，第686页。
[45]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中《度僧》，第964册第38页。
[4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38。
[4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7。
[4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2之19。
[4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第332页。
[5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94。
[5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19。
[5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95至96。
[53]洪迈《夷坚志•补志》卷6《周翁父子》，第1604页。
[5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8。
[55]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第65页。
[56]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十一月戊戌，第200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第790页。
[5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第332页。
[5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第791页）：嘉定元年收兑钱引后，“而引直仅为铁钱五百有奇，若关外用铜钱，每引止直百七十钱而已。”
[59]《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08页。
[6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32。
[6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东南收兑会子》，第789页；参见《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13页。
[62]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注》，第14页。
[6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150。
[6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30之95。
[6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再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第18页。
[6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癸未，第363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7。
[6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28。
[6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东南收兑会子》，第788-789页。参见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二年五月甲寅，第207页。
三、其他宗教事物
1.雕塑、神像
至道中，有人在开封卜肆上，以50贯钱买了1座摩尼教的“佛像”。[1]庆历五年（1045年），京东路莱阳县趣果寺僧人方教，“舍己财三十万，遣徒南抵余杭，购白檀模大圣真像”。[2]这座从杭州购买来的白檀木佛像，花费了300贯，估计应包括运输成本、流通费用等。嘉祐年间，有官员施钱2000贯，在常熟县的乾元宫“塑三清圣像及真人十有五躯”。[3]共15尊塑像，平均每像的造价是133贯余。元丰年间，郓州东阿僧人“将造五百罗汉像于钱塘，而载以归，度用钱五百万”。[4]在杭州所造的500罗汉像连同运回东阿，历时6年，费用共5000贯，平均每尊10贯。苏轼兄弟曾施舍绢100匹，托杭州的辩才禅师为其父母造地藏菩萨1尊并座，以及侍者2人，明确规定：“菩萨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费尽以此绢而已，若钱少，即省缕刻之工可也。”[5]规格是真人中等个头大小。元祐八年（1093年），临安县九仙山无量院募集资金300贯：“率财计三百缗，雕造八尺弥陀像。”[6]政和年间，济州一官员“以月俸三十万，造真像”，[7]捐钱300贯造尊真武像。
南宋初，南剑州天宁寺塑一佛像，“縻金钱二百万，鼎作塑像，雄伟庄严，过于曩昔”。[8]用钱2000贯。苏州一位渔民所塑造的“盘沟大圣”，身高1尺许，“所售之直，亦以千钱为率”。[9]售价1贯。乾道六年（1170年），浮梁新安院请木工雕刻了三将军神像，其彩绘的价格是10贯：“立取钱十千付寺，以助设色”。[10]乾道九年，镇江府金山寺重建南水陆堂，又用2000贯“而像设具”，主要是“凡吾教之所严事与所振拔者，咸肖其状于壁，总为像七百有六。”[11]平均每尊塑像2贯800余文。绍熙三年（1192年），平江府大旱，以至于舟车不通。为求神，有商人集资“得二十余千”即20余贯，在西馆桥头请工匠塑造一座龙像，“创造洞穴，绘画云气，作飞龙取水之状”。[12]绍熙五年，饶州的东岳行宫被火灾毁坏后，临时草创了10间，其舍外小室中的一尊神像，经重新彩绘，价钱是3贯会子：“装绘一新，正用楮币三千。”[13]嘉泰年间，洪州城外山中的澄心寺大殿建成，有李姓人“出钱五十万，塑大雄尊像于中，菩萨善神，翼卫于旁”。[14]费用是500贯。宋理宗前期，有人向湖州报国寺“施财壹百贯文，装塑佛殿涌璧罗汉一龛”。[15]则是100贯钱可以塑造1龛罗汉像。
《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本）里的佛像店，虽为明代绘画，但也大致能反映出古代社会佛像店的景象。
雕塑之外，还有刺绣神像。如嘉祐初，僧人宝月大师托苏轼在四川购买一幅观音绣像，苏轼“寻便召人商量，皆言若今日便下手绣，亦须至五月十间方得了当。如成见卖者即甚不佳，厥直六贯五六”。[16]市场上卖的观音绣像价值6贯500文至6贯600文。南宋初的章甫有《绣观音》诗，描述了四川所绣观音的情况：“蜀人多巧思，组绣用功深。生绡三尺余，成此观世音。慈悲欢喜容，如出旃檀林。莲花随歩武，缨络缦衣襟。手中杨柳枝，时布慈云阴。誓度诸有情，能以音声寻。”[17]可见是栩栩如生，艺术价值很高，故而价值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