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轮藏
轮藏是佛寺中可以回转的佛经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轴绢》（北宋佚名）。
架。转轮藏是为不识字，或者识字但没有时间阅读佛经者提供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作用与诵读佛经相同，但要交费。两宋之际，在平江府常熟县的寺院里，一般价格是“每转三匝，率用钱三百六十”。每转一圈合120文。也有的可以只转一圈，价格为36文。[18]建炎二年（1128年），李易高中状元后，在扬州的寺院“特施钱二缗（一本作一缗）转大轮藏，欲为阵亡追福。由是闻者笑之，谓其所欲者奢也”。[19]转大轮藏的价钱是2贯。南宋时，临江军恵历寺刚造成轮藏初，寺僧曾规定：凡为死去的亲人荐“冥福”者，“限得千钱，则转一匝”，[20]必须交纳1贯钱才可以转1匝。
3.祭奠
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在郑州的灵显王庙上香，用了808文：“八百八文买纸幡一百连香一裹，供奉烧香了。”[21]苏轼曾寄往杭州奠文1篇、银2两，委托僧人参廖代为采办茶果，祭奠其朋友辩才禅师：“今有奠文一首，并银二两，托为致茶果一奠之。”[22]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吕祖谦在严州时，写信给潘叔度，委托他祭奠同舍友人蒋从道：“钱八百五十足……办只鸡斗米之奠”，[23]费用是850文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官方祭祀的费用相当浩大。在此仅举两例：一是寝陵的祭祀。绍兴十二年，朝廷规定昭慈、永祐二攒宫，“岁用祠祭钱八千四百余缗”。[24]每年花费8400余贯的日常祭祀钱。二是孔庙的祭祀。淳熙年间，台州4县一年孔子庙的“释奠物之直，缗钱十六万，举天下郡县，岁凡费四千万”。[25]每州费160贯，全国约4万贯。南宋中期，漳州每年祭祀孔庙，“闻官府例破牲牢钱六十贯”。[26]费用是60贯。嘉定八年（1215年），方大琮在南剑州学任职时，按照古礼制造了1套祭器：“如是而豆笾，如是而簠簋，为俎、为尊、为爵、为坫、为罍、为洗、为鼐、为登、为盘、勺、巾、篚，大略已具。”费用是所“得四十万金”即400贯。[27]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绘）局部。扫墓归来，轿子上插满鲜花和柳条，祈福禳灾。
4.法事
天圣初年，王钦若再次被任命为宰相后，随即举行报答的宗教仪式：“既拜命谢恩，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28]为感谢宋真宗的这次道场——即规模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费用是500贯。北宋后期，一富商为答谢拾其巨财而归还、又不接受重金酬谢的太学生林君，在开封“以数百千就佛寺作大斋，为林君祈福”。[29]一次祈福大斋，花费了数百贯。北宋后期，一李姓官员向天庆观“载钱二百千”即200贯，让道士设九幽醮，荐拔其重病的儿媳妇。[30]朝廷规定，诸州出现狱空时，拨钱给地方政府作道场，“道场钱：节镇，一十贯；余州，五贯”。[31]也就是说，大州郡的道场场面大，费用是10贯，其他小州郡的费用是5贯。
大户有大户的大做法，小户有小户的小做法。北宋中，湖州一僧人“有母冢在山前约一里许，晨朝徐步诵经一部而归。湖人争请诵经。必得钱五百乃开帙，目数句携钱以去”。[32]该僧开价500文为人家念经，但仅念经数句而已。绍兴三十年（1160年），一僧路过沅州，“会邻村有死者，急唤僧诵经入殓。”“得钱七百以还。”[33]为死者诵经一次700文。绍兴末，淮阴有小民丧女，到了寒食节，欲作佛事荐严，但家贫无以为资。当母亲的便剪去自己的长发，卖得600文钱，“出街将寻僧，值五人过门，迎揖作礼，告其故。皆转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34]看来用600文请一位僧人作次简单的佛事，一般僧人是嫌价钱低的。庆元四年（1198年）二月，饶州天庆观设黄箓大醮即道教坛醮中的一种斋法，面向民众广泛招募为其死去的亲人作超度道场，“每一位为钱千二百”，[35]即每人定价1贯200文。绍熙年间，金华县民在太平寺“请僧于佛前许《孔雀明王经》一部，以祈阴护……及秋暮，始践前约，恰费钱一千文”。[36]请僧人念颂《孔雀明王经》的价钱是1贯。
5.长明灯等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明州天童山东谷庵收到6笔施舍，都是要求点长明无尽灯一碗，钱数也都是36贯（其中3笔标明是足钱）。[37]
大约在宋度宗初期，车若水记载：“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群灯环之，光闪半空。问之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铜镪三万’。予曰：‘嘻，此三百人一日之粮也！”[38]在台州巾山的佛塔燃灯祈福1夜，需交纳铜钱30贯。
6.道符
大中祥符年间，河北发生大瘟疫。道人用丹砂书写的符篆，说是可以治疗，向患者出售，“一符止取百钱”。[39]1张100文。
注释
[1]（明）何乔远《闽书》第1册第172页。
[2]徐振《莱阳县趣果寺新修大圣殿记》，《全宋文》第48册第184页。
[3]沈垧《乾元宫兴造记》，《全宋文》第135册第266页。
[4]苏轼《苏轼文集》卷37《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第393页。
[5]苏轼《苏轼文集》卷82《与辩才禅师》3，第1857页。
[6]释元照《无量院弥陀像记》，《全宋文》第112册第344页。
[7]李昭玘《乐静集》卷6《济州真武殿记》，第1122册第278页。
[8]邓肃《栟榈集》卷17《南剑天宁塑像》，第1133册第349页。
[9]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盘沟大圣》，第116页。
[10]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7《三将军》，第1022页。
[11]周孚《蠧斋铅刀编》卷24《金山重建南水陆堂记》，第1154册第658页。
[12]洪迈《夷坚志•支庚志》卷5《西馆桥塑龙》，第1172页。
[13]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7《劝善大师》，第849页。
[14]涂禹《重修澄心寺佛殿碑记》，《全宋文》第306册第52页。
[15]释净月《报国寺布施记》，《全宋文》第341册第48页。
[16]苏轼《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4《与宝月大师》1，第2528页。
[17]章甫《自鸣集》卷1《绣观音》，第1165册第390页。
[18]庄绰《鸡肋编》卷中，第68页。
[19]陈善《扪虱新话》卷12《王忻公李顺之优劣》，第2页。
[20]费衮《梁溪漫志》卷10《恵历寺轮藏》，第118页；鲁应龙《闲窗括异志》，第23册第234页。
[21]〔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5，第144页。
[22]苏轼《苏轼文集》卷61《与参廖子》6，第1861页。
[23]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10《答潘叔度》注，第1150册第249页。
[2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丙寅，第2360页。
[25]林表民编《赤城集》卷6，应椿年《台州增学田记》，第1356册第664页。
[26]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8《上传寺丞论释奠五条》，第1168册第879页。
[27]方大琮《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32《南剑州学造祭器记》，第89册第717页。
[28]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第7册第600页。
[29]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2《林积阴德》，第100页。
[30]洪迈《夷坚志•丙志》卷7《安氏冤》，第420页。
[31]谢深甫编《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杂事》，第806页。
[32]宗晓编《法华经显应录》卷下《湖州端师子》，第434页。
[33]洪迈：《夷坚志•丁志》卷4《沅州秀才》，第567页。
[34]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2《淮阴民女》，第642页。
[35]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2《天庆黄箓》，第1319页。
[36]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8《陈二妻》，第860页。
[37]释智宣《东谷无尽灯碑》，《全宋文》第214册第208页。
[38]车若水《塔灯记》，《全宋文》第346册第204页。
[39]张师正《括异志》卷7《孙锴》，第80页。
四、婚丧
婚丧嫁娶，人生大事。既是社会重要活动，更是古代礼法的基础。但在充满商品经济气息的宋代，早已冲破了传统礼法约束，更曲服于当时习俗。宋神宗朝，吕大防在专门上书请求制定婚嫁丧祭之礼时，指出：“臣窃观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丧葬祭，皆无法度，惟听其为，而莫之禁。夫婚嫁，重礼也，而一岀于委巷鄙俚之习；丧祭，大事也，而率取于浮图老子之法。”[1]所揭露的就是这种情况，要求按传统礼法严加约束，但在宋代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婚丧嫁娶通常耗费巨大，“厚于婚丧，其费无艺”，[2]是社会、家庭主要消费形式之一，无论是在经济史还是社会史中，都有重要意义。
1.婚嫁
（1）娶妻
娶妻费用主要包括彩礼、婚房、婚礼等，一般主要集中花费在彩礼和婚礼上。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为其在苏州的义庄制定的规矩中，明确规定接受义庄救助的族人娶妻，支钱20贯省。[3]这一数额，可以视为当地穷人娶妻的基本费用。宣和年间，湘阴的一位富人临终遗嘱要接济族中穷人，其中规定：“男议婚钱十千，再婚减其半”。[4]娶妻支给10贯，再娶支给5贯。庆元五年（1199年），广东政府建立惠济库，专门照管抚恤亡故官员的家属，其中规定：“在宅之人……娶妇三贯。”[5]也是属于救济性质的、最低限度的费用。
隆兴二年（1164年），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报告：“北界归正蕃军无家累之人，欲取问如愿婚娶者，有官充职事人给钱百千，散军三十千，从主帅保明支给。”朝廷予以批准。[6]对于那些从金国投降过来的少数民族军人，宋政府支拨的娶妻费用是军官100贯，士兵30贯。
官宦人家的婚礼当然豪华。南宋前期，吕祖谦制定的《家范》中，专门规定了婚嫁费用：“嫁壹伯贯文省，婚伍拾贯文省。其余随本位之有无，遇宅计不足，则取之诸位。”[7]娶妻费用50贯省，是为基本费用，如不够，其余费用根据各小家庭财力自行增减。由此可以推测士大夫阶层的有关费用，大约多于50贯。
贵族的婚礼更加铺张。宋神宗时规定的朝廷支付赵宋宗室娶妻的财费是：“裁省浮费所申：宗室娶妻财费，缌麻二千二百五十千，袒免二百五十千；再娶，缌麻七分，袒免全支，今后缌麻三支一，袒免不支。”[8]缌麻亲2250贯，袒免亲250贯，这是裁省后赵宋皇亲的基本费用标准，前此肯定更多。从再娶者“袒免不支”可以得知：远亲要自己筹集资金，说明这个标准并非宗室娶亲的全部费用，而只是朝廷的补助费用。至于皇家的大婚，费用更是无算，仅知聘皇后的礼金是：北宋银5万两，金5000两；南宋减少过半，为银2万两，金2000两。[9]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广大汉族以及汉化的女真人同样重视婚嫁的彩礼，官方还规定有具体数额，可资比较参考：“官民婚聘财礼仪：一品不得过七百贯，三品以上不得过五百贯，五品以上不得过三百贯，六品以下及上户庶人不得过二百贯，中下户不得过一百贯。若婚嫁和同，不以等数为限。”[10]如此规定，也是为防止迫于风俗数额无度而设置的限制。
（2）嫁女[11]
嫁女的费用，普遍高于娶妻，主要花费在嫁妆方面，而且需多年准备。袁采曾谆谆告诫道：“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12]如果不提前积攒，到时拿不出大批资金，只有卖房卖地紧急筹措了。因为社会风俗如此：“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13]宋人在婚姻大事中孜孜追求的，不是永恒的爱情，也不是传统的门户，而是现实的嫁妆——金钱。
先从最低费用考察。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为其在苏州的义庄制定的规矩中，明确规定接受义庄救助的族人嫁女支30贯省。[14]宣和年间，湘阴一富人临终遗嘱家人要接济族中的穷人：“女议嫁者钱三十千，再嫁则减其半。”[15]嫁女的费用，同样为30贯。绍煕初，庆元府的义庄也规定有资助出嫁的费用：仕族“孤女之不能嫁者，给五十缗。”[16]南宋物价上涨，全额资助的士族嫁女费用，是50贯。庆元五年（1199年），广东官府建立惠济库，专门照管抚恤在当地亡故官员的家属，其中规定：“在宅之人……嫁女五贯”。[17]资助的费用为5贯。南宋后期，建康府的军事长官马光祖要求，诸军家属有女14岁以上者，应在军中选择年龄相当者出嫁。每人官方支付18界会子20贯，米1石，绢1疋，酒4瓶。[18]接受资助的出嫁费用，应属于最低费用了，一般在5贯到50贯之间。大约在宋孝宗时，盐官有世代杀狗卖肉的屠户，“因娶妻得资装数十千”。[19]像这样的普通人家，嫁妆一般也要数十贯。
稍微讲究些的嫁礼，费用就高的多。宋神宗时，福州有位官员病故后，其女儿无依无靠。知州刘瑾颇为仗义，“出钱二十万，嫁之为士人妻。”[20]全额资助旁人出嫁，也需要200贯。明州人丰有俊，在临安府的青楼中偶尔遇见一小倡，询问得知原来是朋友的女儿沦落至此。于是向其熟识的临安府尹求救道：“某仅有钱百千，从公更贷二百千嫁之。”最终“厚奁具，择良士嫁焉。”[21]这一事例说明，即使如此身份、如此困境，按士人的档次办一像样的嫁女婚礼，至少也要300贯。福州风俗，在婚丧嫁娶方面非常奢侈。宋神宗时孙觉知福州，力图移风易俗，予以约束：“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伍。”[22]以行政手段将婚礼和葬礼的费用，限制在100贯以内，说明100贯是富户有关费用的中等标准。南宋初，赵鼎在《家训》中明确规定：如有婚嫁，“每分”各给500贯足，男女相同。[23]显然属于宰相家的豪华，而且男女平等。南宋前期，吕祖谦制定的《家范》中，也专门规定了婚嫁费用：“嫁壹伯贯文省……其余随本位之有无，遇宅计不足，则取之诸位。”[24]也即嫁女费用是100贯省，是为基本费用，其余费用根据各小家庭财力自行增减。但这是节俭家庭的开支，实际上许多高官富室，为了炫耀排场，往往“破产以嫁子”，[25]费用要高的多。大约在宋光宗时，饶州有位贩卖陶器的富户郑百三，将次女嫁给了小盐商的儿子，“奁具亦二千缗。”[26]仅嫁妆就价值2000贯。
最豪华的嫁礼，当属公主出嫁。宋仁宗时，契丹人要求与宋朝结婚时，富弼说：“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27]长公主的嫁妆是10万贯。但这只是陪嫁，整个出嫁费用更高。如熙宁初，宋神宗抱怨朝廷花费太大时指出：“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28]一位公主的出嫁就花费了70万贯，确实太奢侈了，连皇帝都感到过分。可见习俗如此，天子也无奈。
过分讲究嫁妆和高昂的嫁女费用，带来恶劣后果。或因无力而导致婚嫁失时：“娶妇必责财，贫人女至老不得嫁”；[29]或因嫁女而陷入贫困，宋代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的谚语，[30]意思是多女之家已经无财可偷了。由于恐惧为女儿筹办嫁妆，有的地方如浙东以致不养女孩：“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31]从而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严重社会问题。
（3）买婚卖婚
宋代婚姻论财，为了金钱，买卖婚姻的情况十分盛行，代表性的有进士卖婚和宗室卖婚。
进士卖婚主要是新科进士利用自己的骤贵身份和无量前途，与富贵人家结婚以换取丰厚的财物。宋朝的富贵人家为了给女儿找个进士做女婿，流行“榜下捉婿”，类似于抢婚，只不过逼迫的手段是财富而已。嘉祐年间，贵为枢密使的执政大臣曾公亮也不能免俗，榜下择婿，仅礼钱就花了300贯。[32]北宋后期，富商榜下捉壻者，怕士人拒绝，便多出金钱以收买：“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壻至千余缗。”[33]也即要给新女婿1000多贯钱，等于买了个女婿。又如宋孝宗时，福州人黄左之中进士后被富家选为女婿，“得奁具五百万。”[34]仅嫁妆就5000贯，整个嫁女费用无疑更高。
宗室卖婚是指赵宋皇帝的亲属——主要是宗女利用金枝玉叶的身份，与富豪结婚以换取巨额彩礼，这些富豪之家则借此提高政治、社会地位和获得官户特权。宋朝规定：“宗室袒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民争市婚为官户。”[35]供需两旺的政治、经济联姻市场，为实现既贵且富或既富且贵的目标，甚至明码标价：开封富商——著名的“帽子田家”就经常炫耀：“见说是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36]到底是商人，娶县主为妻，干脆说是买，每个5000贯，这家居然买了10个，花费当为五万贯。更有甚者，开封的另一巨富“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37]可见有钱就能多买！北宋中期还有一实例：一位富户之子娶了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孙女为妻，“费用几二万缗”，因“奏补三班借职。”[38]将近2万贯的钱物当是彩礼——买价。宗室的尊严，就这样被买去了。
2.丧葬
（1）棺材与陵墓
宋代一副简陋的棺材，价钱大约数贯。宋初，深州陆泽人邢超拖欠官租，“里胥督租与超斗，超殴里胥死。”其子邢神留“年十六，诣吏求代父死。州以闻，特诏减死，赐里胥家万钱为棺敛具。”[39]1具棺材外加寿衣等葬费，为10贯钱。其中，朝廷所赐的具有优恤性质的棺材，当不至于很简陋，但不过数贯。大约在宋仁宗时期，四川青城山中“有媪行丐于道，人与钱者皆不受，曰：‘我须千钱’。……明日，媪持所得钱以予里胥曰：‘我且死，汝买棺以葬我于道左。”[40]由此可知，最低档次的棺材仅价值1贯（铁钱）。陆游在一首诗中说：“一樽且复罄幽欢，不是痴顽强自宽。死去何忧累儿子，千钱可买市成棺”。[41]则是南宋时1贯钱也可以买到简陋的棺材。乾道元年（1165年），临安府收敛街市死亡的流浪者，“每名给钱三贯文，收买棺木埋瘗。”[42]1具棺材3贯。庆元二年（1196年），临安一市民临去世前，求人给3贯钱买棺：“望以久预笔墨之故，与三千买棺。”[43]
敦煌壁画，莫高窟第332窟《涅槃经变》，依据世俗社会的丧葬礼仪和真实情景绘制而成，可以说是一幅完整的中古时期上层社会的丧葬礼仪图。
中档棺材大约数十贯。熙宁年间，秀州的1副棺材板，大约价值30贯。[44]东南地区人喜欢进口的日本木料和棺材，如乾道年间，陆游在遗嘱中吩咐：“厚塟于存殁无益，古今达人，言之已详。余家既贫甚，自无此虑，不待形言。至于棺柩，亦当随力。四明、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45]既自认清贫，又强调薄葬，其所选择的优良棺材价格尚且30贯。宋理宗时，在临安的太学旧例，凡有太学生死亡，支官楮（会子）500贯置办棺木。[46]当时会子严重贬值，实际价值很低。对太学生而言，顶多是一具中档棺材。
高档棺材的价格，则是相当昂贵，多至数百贯。绍熙五年（1194年），洪迈的从侄孙洪佋之妇彭氏，产后病危，家中预为置棺，“且预漆饰，凡为钱百千”。[47]1具豪华的棺材大概是100贯。绍熙时，平江府某官去世，“其家以五十万就买新制者而用之”，[48]所买的棺材价钱是500贯。
帝王和后妃的寝陵就是其死后的宫殿，通常也是极其宏伟，造价很高。景祐三年（1036年），宋仁宗的乳母、保庆皇太后去世后，“内出缗钱十万佐园陵费”。[49]也就是说至少花费了10万贯。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三司计山陵当用钱、粮五十万贯、石”。[50]三司预算营造山陵当用钱、粮50万贯、石。绍圣元年（1094年）正月，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去世，朝廷花费了17万贯匹：“以元丰库钱十万、绢七万应宣仁皇后山陵之费。”[51]一位皇后的陵墓费用，至少是17万贯、匹。宋徽宗时，周贵妃在开封“启寿藏于周氏茔南，傍建僧屋，费缗钱六万”。[52]这座自建的冢墓外加附带的小寺庙，花费了6万贯。绍兴末，宋高宗母亲韦太后的显仁园陵，花费了57万贯：“向来显仁园陵，用钱五十七万。”[53]淳熙中，宋高宗的永思陵攒宫，至少耗费了82万余贯：“永思陵攒宫共费八十二万余缗。”宋孝宗说：“内库支银绢尚在外。去冬印会子七十万，仅可充此费。”[54]可见这82万余贯是会子。
形成天壤之别的，是简陋的公共墓地。漏泽园是宋政府为安葬无主尸首设置在各地的公共墓地。两浙东阳县西五六里的地方，开辟有该县的漏泽园，庆元二年（1195年）重建时，“为墙三百二十有一堵，又于其中建屋3间，外立门屏，命道家者流居其下，以司起闭。凡用钱二十三万有奇”。[55]就是在偏远的地方用围墙圈起一块荒地，盖3间房子供管理人员使用居住，设有大门和门内的影壁（遮挡园内的坟墓），建筑造价是230贯。还不及一具高档棺材的价格，可见其简陋。淳熙四年（1177年），福建建安县建成了常平义垄，性质与漏泽园相同。在城外5里私人捐出的30余亩地上，官方“剪除棘榛，畚土辇石，缭以墙垣，中敞三间，翼以两挟，榜曰‘归真堂’。后结庐以庇，苦行居守，凡像设、床几、器用毕备，对峙藏骨二塔。垣之外，为化人台，建大门，植表于道，周揭以常平义垄之路。”历时半个月，“费缗钱一千有奇”。[56]包括平整土地、围墙、3间归真堂和住房及家具、两座藏骨塔、火化台、大门等，总费用为1000贯。
（2）丧葬
宋代丧葬是分开的，中间有较长时间的间隔。司马光曾指责道：“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冈畎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举世惑而信之，于是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57]古人多厚葬，之所以迟迟不能入土埋葬，除了拘于阴阳地理以外，主要是费用问题。如李廌，“家素贫，三世未葬”。[58]可见如果讲究的话，埋葬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包括择风水、墓地、土木建筑、棺椁、葬礼等等。熙宁元年（1068年），知谏院吴充言：“士大夫亲没，或稿殡数十年，伤败风化，宜限期使葬。”朝廷遂有诏著为令，[59]但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期限。元祐六年（1091年）朝廷再次诏令：“有臣僚父母亡殁，无故十年不葬之人，即依条弹奏。”[60]明确以10年为限，实际上也很难落实。而在民间，有的因为无力埋葬，甚至将亲人的遗体投进水中。如：“凤州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61]如此做法，显然不是信奉水葬，而是贫苦无奈之举。
官员的葬费至少是100贯。建隆四年（963年），秘书监、判光禄寺张铸去世，因家中清贫：“及卒，身无兼衣，家人鬻其服马、园圃，得钱十万以葬。”[62]宋初一位官员简陋的葬礼，也需要100贯。至道二年（996年），礼部侍郎贾黄中卒，宋太宗“以其素贫，别赐钱三十万，给葬事”。[63]皇帝赏赐的葬费为300贯。淳化初左谏议大夫刘蟠卒，皇帝“赐钱十万给其丧事”。[64]雷有邻死后，宋太宗赐其父亲雷德骧“钱十万，以给丧事”。[65]丧费大约都是100贯。咸平年间，彰信军节度副使周渭去世，“上闵其贫不克葬，赙钱十万”即100贯。[66]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朝廷诏襄州赐卢多逊之子卢察“钱三十万”即300贯，令葬其父母。[67]天禧四年（1020年），秘书丞致仕李行简去世后，他的妻子向朝廷上书称因家贫不能埋葬，于是有诏赐其家“钱十万”即100贯以营葬。[68]天圣末，知兴化军曹修古去世，“其故僚率吏民钱三十万，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69]募集的葬费为300贯。胡旦在襄州死后，子孙非常贫困，无力营葬，只得寓柩于民间。皇祐末，经知襄州王田向朝廷求情，“得钱二十万以葬”。[70]官拨的葬费是200贯。嘉祐元年（1056年），知府州折继祖因为要改葬其父，请求预借月俸为经费，朝廷特赐钱500贯：“仍赐钱五十万……因以推恩也。”[71]这500贯钱，大概就是改葬的费用。宋神宗时，外戚向传范曾“以槖中赀千余万，葬族人在殡者六十四丧”，[72]平均每人的葬费约为160贯。元祐中，吏部侍郎蔡延庆卒，朝廷“赐钱三十万，官庀其葬”。[73]官葬的费用是300贯。元祐五年（1090年），朝廷赐故龙图阁直学士孙觉家钱500贯：“钱五百缗，令所属给葬事。”[74]官员以及其亲属的葬费，一般在100贯到500贯之间。宋理宗时，无门慧开禅师圆寂，“恭奉理宗皇帝圣旨降，赐钱三千贯宣葬于护国灵洞山”。[75]皇家支拨的高僧丧葬费为3000贯。
如果官员在任时死亡而且又有皇帝的旨意由本地、本部门安葬，费用更高：“诸臣僚身亡，得旨令所属量行应副葬事者，所须人、物计功、直，通不得过一千贯。曾任执政官以上者，不拘此令。”[76]凡是朝廷下令官方筹办葬事的费用标准，连同人工、物品，不得超过1000贯，但曾经担任过执政大臣的高官享有特权，不受限制，可以花费更多。
皇族的有关费用高的多。庆历元年（1041年），豫王赵昕暴卒，陪葬永定陵。知谏院孙沔言：“今一品仪仗尚用千余人，附葬诸丧，各备执事，车骑导从，仅万余众，往复劳挠，非五十万缗恐未能毕事。”[77]贵族、高官的葬礼，按一品的规格，需费50万贯。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朝廷按惯例“优赏诸军如乾兴故事，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三司奏乞内藏库钱百五十万贯、 绢二百五十万疋，银五万两助山陵及赏赉。从之”。[78]照此数字，总费用大约为1000多万贯。绍兴二十年（1150年），宋高宗的乳母寿国育圣夫人王氏卒，追封福寿国夫人，赐帛2000匹、钱1万缗为葬费。[79]宋孝宗的李贤妃，淳熙十年（1183年）病故，“时李焘在经筵，尝谏省后宫费。帝曰：‘朕老矣，安有是？近葬李妃，用三万缗耳’。”[80]按他的口气，李贤妃的丧葬费3万贯，已经是很节俭了。贵族的葬费，约3万贯乃至50万贯。
民间百姓的差别同样很大。
普通百姓的丧葬费用一般为数十贯，多不过300贯。宋初，大名有书生因为家贫，未能埋葬父母，柳开问需要多少费用，回答说：“二十万可矣。”[81]求资200贯以埋葬其父母双亲，每人合100贯。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为其在苏州的义庄制定的规矩中，留下了丧葬费用标准：
尊长丧事支10贯，葬事支15贯；
次长丧事支5贯，葬事支10贯；
卑幼19岁以下者，丧、葬共支7贯，15岁以下者3贯，10岁以下者2贯。[82]
成年人的丧葬费用在25贯至15贯之间，未成年人的丧葬费用在7贯至2贯之间。政和二年（1112年），王禹偁的后人王升之，曾“葬其亲，至破产。雅不喜孅啬，又体羸多疾，日事药饵，因积贫窭。”刚到京师得一官，还没有来得及到任就病死，遂归葬于郓州家乡，“索槖中，空无有，卖屋未即售，合凡赙赠，得钱九万五千，乃使斵石治穿，买椽席灰苇，诸下里物，事皆前为之期，如期而窆。”[83]因陋就简，费用为95贯。宣和年间，湘阴一富人临终遗嘱，要求今后子孙应接济族中穷人，其中涉及丧葬费用：“备丧者钱十千，及葬更给其半。”[84]丧葬费用共15贯。北宋后期，仁寿县君蔺氏在开封倾家财200贯：“倾其簏，为钱二十万”，埋葬了公、婆以及丈夫供备库副使木某，[85]共3人，人均66贯余。绍煕初，庆元府的义庄规定：“仕族亲丧之不能举者，给三十缗。”[86]丧葬费用是30贯。临安府城南设有太学义冢，嘉定元年（1208年）规定：“两学生员有不幸身故，家贫地远合葬义冢之人，本斋长谕保明申学录，备申本监，请官会贰拾千充结砌等费。”[87]所谓的“结砌等费”，当即丧葬费用，每人20贯会子。从有关法令中，也可看到政府的限制条文：“诸户绝有财产者，厢耆邻人即时申县籍记，当日委官躬亲抄估，量其葬送之费，即时给付，共不得过三百贯，财产及万贯以上，不得过五（十）［百］贯，责付近亲或应得财产者同为营办。”[88]对于没有后代继承家产的绝户人家，一般由官府在其财产中拨出300贯为丧葬费，家产超过万贯的富室为500贯。
在一些风俗过份重视丧事的地方，费用几乎能倾家荡产。如福建，就是典型：“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89]相邻的广东，风俗也是如此：“粤人治丧，以丰侈为孝。而游手无赖，贪慕饮食，坌集其门，意不满，则怙众群噪不可奈。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资，聚而后办。贫者遂不克葬，权厝佛寺，岁久破露狼藉。”[90]一次丧葬，能费尽家产，估计需数百贯。
高官贵族也可能因此而破产，那就是奉皇帝命令、由官方主持的敕葬：“敕葬，丧家无所预，一听于监护官，不复更计费，惟其所欲，至罄家资有不能办者。”因而有谚云：“敕葬破家。”[91]估计要上万贯。原本是种难得的高贵待遇，一经铺张浪费反而成了灾难。
最底层人民和落魄之人的丧葬费用，一般在数百文到7贯之间。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朝廷拨款掩埋汴河流尸，“每一尸，官给籧篨三片，钱一镮，置酒、纸、脯、膳，即令收瘗”。[92]钱1镮即100文，籧篨就是用苇和竹编的粗席，除了万人坑外，这大概属于最少的葬费了。宋仁宗后期，著名孝子、知永城县杜谊大发善心，“岁捐奉钱三十万，以收瘗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余”。[93]平均每位7贯左右。在人均费用方面，其个人的慈善事业超过了官府。元丰二年（1079年），四川汉州灾伤户绝之家有暴骸未葬者98人，朝廷指示：“人给钱二千收瘗。”[94]每人给铁钱2贯埋葬。元丰二年三月，朝廷又诏开封府界在佛教寺院寄放的无主棺柩，官方为之埋葬，“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95]仍以2贯为最低葬费（不包括棺材）。大观二年（1108年），朝廷在开封府赈济贫民，凡因家贫而不能埋葬死亡亲属者，“人给钱两贯，小儿一贯”。[96]每人给钱2贯，小儿1贯。同时，河北邢州发生水灾，朝廷诏令被淹死者由官方埋葬，每人5贯：“每人支钱五贯文，买衣衾、版木，择高阜去处安葬”；大观三年，河北冀州水灾，淹死者仍由官方埋葬，也是每人5贯：“人支钱五千，择高阜安葬。”[97]这两例之所以比前边所说的多出3贯，是因为讲究了不少：既要有死者的葬服，又要有棺木，还要选择地势高的墓地。庆元五年（1199年），广东建立惠济库，专门照管抚恤亡故官员的家属，其中规定：“在宅之人，亡殁支钱三贯。”[98]丧葬费是3贯。嘉定年间，台州漏泽园对于那些“有地而无力者，官量给其费：宗室、命士，大五千，小二千，余则大三千，小一千五百。”[99]除了墓地以外的葬费是：大人5贯到3贯，小儿2贯到1贯500文。嘉定年间，建康府创建的慈幼庄，是收养被遗弃婴幼儿的慈善机构，按其规定，所养育的小儿如果不幸死亡，支拨埋殡钱1贯。[100]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纸马铺，门口招牌上书四字：王家纸马。
3.婚丧等随礼
婚丧是人生大事，亲戚朋友以及乡里街坊都会前往贺喜或吊唁，随上一份礼钱。熙宁年间的《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是陕西吕大钧等兄弟制定推行的乡里公约，其中规定：
凡遗物婚嫁及庆贺用币帛、羊酒、蜡烛、雉兔、果食之类，计所直多少，多不过三千至一二百。
丧葬：始丧则用衣服或衣段以为襚礼，以酒脯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则用钱帛为赙礼，用猪羊、酒、蜡烛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五千，少至三四百。
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刑狱之类，助济者以钱帛、米谷、薪炭等物，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二三百。[101]
根据关系的远近和自家的经济条件，婚嫁随礼物品价值最多不超过3贯，最少100文；丧事吊唁随礼物品价值3贯到100文，埋葬奠礼物品远比婚嫁、吊唁贵重，价值5贯到300文；慰问有灾难之家的物品价值3贯到200文。这反映了关中地区的一般情况。
以上考察，主要目的在于为有关研究提供经费方面的数据，以及揭示婚丧背后的金钱支柱。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其一，在重礼俗、厚葬观的支配下，宋代的婚丧嫁娶无论对哪种经济条件的人家来说，都是笔巨大的费用。其中尤以葬礼为代表，在不良习俗左右下，甚至有破产的危险。其二，不同阶层之间费用悬殊很大，正如其政治、经济地位的悬殊一样，决定费用和排场的是经济实力和社会需要。其三，这些爆发式的高消费，几乎能耗尽全部积蓄乃至卖掉部分家产，无疑削弱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也无疑刺激了相关消费品市场的发展，调节着家庭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关系。其四，政府和家族乃至亲朋，多有慈善设施和资金，用于帮助贫困者完成人生大事，体现了关心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努力。
注释
[1]（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20，吕大防奏，第2册第1582页。
[2]《宋史》卷344《孙觉传》，第31册第10927页。
[3]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2《义庄规矩》，第798页。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范文正公还乡》（第60页）、范成大《吴郡志》卷14《园亭》（第202页）载钱公辅撰《范文正公义田记》言：“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与此有异。
[4]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2《先志碑记（代）》，第1116册第449页。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1。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15之14。
[7]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1《宗法•婚嫁》，第1150册第176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7，元祐五年正月甲申注，第17册第10526页。
[9]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第18册第113页。
[10]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5《官民婚聘财礼仪》，第501-502页。不详具体年代。《金史》卷9《章宗纪》1（第1册第216页）又载：明昌元年，“制民庶聘财为三等：上百贯，次五十贯，次二十贯。”与上不同，或许是不同年代所致。
[11]宋东侠《宋代厚嫁述论》，《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2期，做有论述。
[12]袁采《袁氏世范》卷中《事贵预谋后则时失》，第104页。
[13]蔡襄《蔡襄集》卷34《福州五戒文》，第618页。
[14]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2《义庄规矩》，第798页。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范文正公还乡》（第60页）、范成大《吴郡志》卷14《园亭》载钱公辅撰《范文正公义田记》言：“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与此有异。
[15]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2《先志碑记（代）》，第1116册第449页。
[16]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1《乡人义田》，第5册第5137页。
[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1。
[18]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9《诸军婚嫁》，第2册第1977页。
[19]洪迈《夷坚志•补志》卷3《余三乙》，第1574页。
[20]吕惠卿《宋故朝奉大夫……刘公墓志铭》，《全宋文》第79册第142页。
[21]（明）陶宗仪编《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47，赵葵《行营杂录》，第5册第2161-2162页。
[22]《宋史》卷344《孙觉传》，第31册第10927页。
[23]赵鼎《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第1128册第766页。
[24]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1《宗法•婚嫁》，第176页。
[25]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647册第6页。
[26]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4《郑百三妻》，第1248页。
[27]《宋史》卷313《富弼传》，第29册第10252页。
[2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2，第232页。
[29]《宋史》卷456《侯可传》，第29册第13406页。
[30]李光《庄简集》卷4《某近复得女补之有诗次韵为谢》注，第1128册第459页。
[3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第1889页。
[32]程俱《北山集》卷31《承议郎信安江君墓志铭》，第1130册第305页。
[33]朱彧《萍洲可谈》卷1，第127页。
[34]洪迈《夷坚志•甲志》卷7《黄左之》，第767页。
[35]晁补之《鸡肋集》卷62《朝散郎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杜公行状》，第11页。
[3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2，元祐七年四月戊午，第19册第11264页。
[37]朱彧《萍洲可谈》卷1，第113页。
[38]何薳《春渚纪闻》卷2《瓦缶冰花》，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