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宋史》卷456《邢神留传》，第38册第13389页。
[40]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41，范镇《张寺丞文蔚墓志铭》，第450册第517页。
[41]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6《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又》，第933页。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26；59之42。
[43]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6《王法师》，第1101页。
[4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注，第11册第6575页。
[45]（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5，引陆游《放翁家训》，第1041册第90-91页。
[46]（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奸吏诳官》，第77页。
[47]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3《彭妇棺》，第819页。
[48]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1《王大卿》，第975页。
[4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一月戊寅，第5册第2811页。
[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8，嘉祐八年五月庚戌，第8册第4806页；《宋史》卷328《薛向传》，第30册第10586页。
[51]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8《用度损益》，第408册第734页。
[52]《宋史》卷242《周贵妃传》，第25册第8623页。
[53]周必大《文忠集》卷172《思陵录上》，淳熙十五年二月己丑，第1148册第920页。
[54]周必大《文忠集》卷173《思陵录下》，淳熙十五年五月丁未，第1148册第936页。
[55]赵彦秬《重建漏泽园记》，《全宋文》第242第200页。
[56]宋之瑞《常平义垄记》，《全宋文》第259第144页。
[57]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71《葬论》，第14页。
[58]《宋史》卷444《李廌传》，第37册第13117页。
[59]《宋史》卷312《吴充传》，第29册第10239页。
[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3，元祐六年八月壬辰，第18册第11070页。
[61]范镇《东斋记事》卷3，第26页。
[62]《宋史》卷262《张铸传》，第26册第9069页。
[63]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76，至道二年正月丁卯，第158页。
[64]《宋史》卷276《刘蟠传》，第27册第9389页。
[65]《宋史》卷278《雷德骧传附有邻传》，第27册第9455页。
[66]《宋史》卷304《周渭传》，第29册第10056页。
[6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九月癸未，第3册第1688页。
[6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二月癸卯，第4册第2231页。
[69]吕祖谦《宋文鉴》卷150，章望之《曹氏女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00页。
[70]《宋史》卷432《胡旦传》，第37册第12830页。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二月己未，第8册第4461页。
[72]《宋史》卷464《向传范传》，第39册第13580页。
[73]《宋史》卷286《蔡齐传附蔡延庆传》，第28册第9640页。
[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9，元祐五年三月丁卯，第18册第10568页。
[75]普敬编《无门慧开禅师语录》卷下，《附录》，第264页。
[76]谢深甫编《庆元条法事类》卷13《亡役殁•服制令》，第283页。
[77]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93，孙沔《上仁宗乞权住豫王葬礼》，第1006页。
[7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癸酉，第8册第4794页。
[7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六月丙辰，第2615页。
[80]《宋史》卷243《李贤妃传》，第25册第8653页；参见《宋史》卷388《李焘传》，第34册第11919页。
[81]《宋史》卷440《柳开传》，第35册第13028页；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3《奇节》，第32页。
[82]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2《义庄规矩》，第798页。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范文正公还乡》（第60页）所载不同：“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
[83]刘跂《学易集》卷8《王升之诔》，第1121册第622页。
[84]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2《先志碑记（代）》，第449页。
[85]李昭玘《乐静集》卷29《仁寿县君蔺氏墓志铭》，第1122册第407页。
[86]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1《乡人义田》，第5册第5137页。
[87]王介《宁远记》，《全宋文》第293册第339页。
[88]谢深甫编《庆元条法事类》卷51《亡殁》，第724页。
[8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7，嘉祐三年七月癸酉，第8册第4516页。
[90]孙觌《鸿庆居士集》卷40《宋故太淑人刘氏墓志铭》，第1135册第440页。
[9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第67页。
[92]文莹《玉壶清话》卷4，第37页。
[93]《宋史》卷456《杜谊传》，第38册第13402页。
[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甲寅，第12册第7210页。
[9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辛未，第12册第7217页。
[9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7。
[9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8。
[9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1。
[9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5《漏泽园》，第7册第7320页。
[100]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庐院》，第2册第1704-1705页。
[101]吕大钧《吕氏乡约•礼俗相交》，第4-5页。
五、日常生活费用
1.餐费等
一个人吃一顿饭花多少钱？几个人吃一桌酒席花多少钱？宋人给我们留下一些资料。
（1）便饭与宴席
淳化三年（992年），饶州判官白稹写便条给通判丁谓借钱，云：“为一故人至，欲具飱。举箧无一物堪质，奉假青蚨五镮。”[1]要借500文招待一位客人吃顿饭。
北宋前期，宋庠兄弟青年时代在安陆读书，生活清贫。冬至时，请同人宴饮，宋庠对客人说道：“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2]则是1两银子约1贯钱，可以支付一桌穷人的节日宴席等费用。
宋仁宗时，张昪与程戡两人下第后，盘缠已经花尽，步行来到开封南边的朱仙镇。当天是立春，俩人“就肆买食，共探怀得数十钱，仅能买汤饼，无钱致肉也，相与摘槐茁荐食而去”。[3]数十文钱只够俩人吃顿简单的面食，不够买菜肴。
北宋中期，“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西北名将之家种氏的子弟，一次在当地乡村“醵钱五千，具饭会”。[4]用5贯可办一场宴席。以将门子弟的身份，必是一场像样的酒席。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十一日，日僧成寻一行“至新昌县，以钱九十八文与夫十三人酒料了”。十二日“至天姥。出钱百五十文，令吃酒十三人”。十三日在天台县，“至清家休息，赖缘供奉出钱百五十八文，十三人令吃酒”。[5]招待所雇13位民夫吃酒，不会仅是管酒水，应是顿带酒的饭食，分别是98文（人均7.5文）、150文（人均11.5文）、158文（人均12.1文）。也即一位民夫吃顿带酒水的饭，一般在10文左右。
苏轼曾说：“张怀民与张昌言围棋，赌仆书字一纸，胜者得此，负者出钱五百足作饭会，以饭仆。”[6]士大夫之间的一次小聚，500文也就可以了。
《文会图》（北宋赵佶），宋徽宗饮宴场景。
宋徽宗时，开封相国寺有算命术士张榜标价：每算1卦收钱10贯。一位小官员、开封人郑居中笑道：“我有万钱，即登旗亭痛饮，决不与此曹。”[7]旗亭就是酒楼，因为酒家筑亭道旁，挑旗门前故称。也就是说，10贯钱足以在开封酒店办场符合官员身份的酒席。
宋高宗时，明州有两人向刘八郎行贿，邀请他到酒家赴宴。其中刘八郎“饮酒五杯，买羮三味”，3人共花费1贯800文：“为钱千八百，”[8]平均每人600文。
乾道元年（1165年），江陵一位以卖纸为生的穷人，正月初一这天来一客人，称：“吾适有百钱，能过酒垆饮否？”遂与其同去。[9]说明100文也可以让两人喝一场酒。
陆游有诗云：“杖头高挂百青铜，小立旗亭满袖风。莫笑村醪薄无力，衰颜也得暂时红。”[10]在乡间酒店里喝一次酒，价钱是100文左右。
宋宁宗时，临安府的大酒店“物贱”，“两人入店买五十二钱酒，也用两支银盏，亦有数般菜”。[11]只要买52文的酒，就会搭配几样小菜，也即52文也可以让两人小酌一场。
端平年间的临安城，饭店内酒菜的价格比较贵。据耐得翁的记载：“大凡入店，不可轻易登楼上阁，恐饮燕浅短。如买酒不多，则只就楼下散坐，谓之门床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问买多少，然后别换菜蔬。亦有生疏不惯人，便忽下筯，被笑多矣。大抵店肆饮酒，在人出著如何，只如食次，谓之下汤水，其钱少止百钱，五千者谓之小分下酒。”[12]味其意思，大概是吃顿酒食，最少也要100文，多者5贯。其价高的高档席面，与北宋中期种氏子弟在河东乡间办桌酒席的价格相同。
以上是一顿普通饭菜的价钱。贵族高官的饮食消费，则另当别论。其价格之高，令人惊叹。
司马光曾说道：“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羮，器用甆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按，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13]宋仁宗初期朝廷官员请客只是普通宴席，到北宋中后期变成了豪华宴席，价钱当数倍增长。至宋徽宗时更甚，典型如权相蔡京有次请僚属吃饭，仅其中的蟹黄馒头一味，就“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4]一场宴席至少也要上万贯。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对大臣披露道：“向侍太上时，见太上吃饭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相对应的是奸相秦桧：“其家人一二百千钱物方过得一日。太上每次排会内宴，止用得一二十千；桧家一次乃反用数百千。”[15]宋高宗每顿饭所吃的，显然只不过是平常的饮食，一顿饭也就100文到200文，而权相秦桧家每天最少也要100多贯。其实二者之间有个差别：那就是宋高宗是一人吃饭的花费，秦桧却是一大家人的花费。但皇帝举办的宫内家宴只要10到20贯，秦桧家的家宴却要数百贯，超过皇帝的十余倍，足可说明其奢侈。更有甚者，淳熙中，王希吕为平江知府时，“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16]地方官请朋友的宴会，一次竟花费1000余贯！之所以如此大方、如此挥霍，乃是因为用的是公使钱，盖公款消费矣。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朝廷专门发文严禁公款吃喝：“嘉泰三年，上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然远方自如。”但虽有禁令，只是临近朝廷的两浙等地有所收敛，其他地方根本不理。典型如：“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饭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17]一顿宴请，耗费3400贯甚至6800贯！到了嘉定时，腐败的官员更是穷奢极欲，如程卓指责的那样：“磬中人十家之产，不足供一馈之需；极细民终身之奉，不足当一燕之侈。”[18]想来必是上万贯的排场。
（2）学生伙食费
宋代的州县学校及中央的太学、国子监等学校，通常都管食宿。其伙食费由官府支拨。
熙宁元年（1068年），谏官縢中、刘庠联名报告：“庆历中，太学内舍生二百员，并官给日食。近年每人只月支钱三百文添厨，其余自备，比旧所费殊寡。”[19]则是宋仁宗后期以及宋英宗时，太学内舍生的伙食费下降，每人每天10文，其余都是自费。元丰三年（1080年），“初，给外舍生食人月为钱八百五十，至是增至千一百”。[20]朝廷支给国子监外舍生每月的伙食费，原来是850文，当年四月涨为1贯100文。原来每天的伙食费是28文3分，此时为36文6分。显然，这是个足以吃饱的标准。崇宁三年（1104年），中书舍人薛昂报告道：“窃见太学外舍生日破钱二十八文，内舍又加二文，米面、蔬肉、薪炭、料物之直，尽在其中。契勘朝廷岁赐钱三万五千贯赡给生员，每年支用不尽。欲望特诏添给太学上舍、内舍、外舍月给食钱，各添四百文。”[21]外舍生的伙食费，不知什么时候又降到了每天28文，内舍生多2文为30文。至此，建议每月增加伙食费400文，平均每天增加13.3文，则是外舍生每天为41.3文，内舍生为43.3文。由吃饱提高到了吃好。
地方学校的情况基本相近，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载两浙杭州“居养安济人，给米二升、钱二十。为士者，所给如其数，加四钱耳”。[22]杭州的州学生，每人每天供应米2升，钱24文，应当是吃喝无忧。绍兴九年（1139年），福州州学的学生，“每人食钱止一十九文”。[23]即每天19文，待遇较差。严州州学学生的伙食费，淳熙年间，“每人不及二百文会，虽官价有三十余镪，而物价无一斤菜羹”。相当于铜钱30余文，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比较紧张。当时“太学例，人给四百会食钱”，[24]太学生的每天伙食费，约合铜钱60余文。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25]每天米1升4合，钱60文，是比较宽裕的标准。
（3）军官伙食费
庆历年间，陕西边防的渭州军方，“见管指使使臣及都虞候已上共六十余人，主兵官及通判、职官、参谋等近二十人，共八十余人。逐日例破当食纳计钱共七贯，每月计二百一十贯；逐月五次聚食，一次张乐，共约钱三十贯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设军员二百贯；非次专使抚问，或教场内军员吃食，官员射弓，及添助造酒糯米并节辰送物，逐季又约一百贯文。每一季都计使钱一千贯文，依此约度每年合用钱四千贯文”。[26]按83人计，每天日常伙食费为每人84文（一日两餐，合每餐42文）；每月“五次聚食，一次张乐”共6次会餐花费30贯，每餐人均60文。他们全年花费4000贯，每人平均每月4贯余，平均每天133文。
2.卫生
（1）沐浴
熙宁五年（1072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时，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在杭州“向浴堂沐浴，八人料钱八十文。”[27]则是每人10文。次年，成寻在开封停留期间，多次沐浴。有“以百文沐浴了”、[28]“今日行南浴堂沐浴了，与百文了”、四月十四日“戌时，行浴堂沐浴了，实与三十文了”[29]“行向南浴堂，沐浴了，与百文毕”等记录，[30]虽没有写明是几人，但从书中有“斋后，小师等行向相国寺浴堂，赖缘供奉一人留，以通事送薪，沐浴成寻一人既毕”[31]“自沐浴了”[32]等个人记录可以推知，上文当是8人的集体行为。大约每人12文，比杭州贵些。熙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寻等八九人在郑州奉宁驿，“以百二十文买柴、沐浴。”[33]120文是冬季自助沐浴的价钱，每人合10余文。大约在北宋时期，在洗澡堂沐浴一次10文左右。
（2）理发
政和初，在成都一户镊工家，有“髽髻道人”来要求剃胡须，先与钱200文。镊工妻谢绝道：“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34]剃须的正常价格是10文（铁钱）。
宋高宗时，临安府市场上现钱不足，出现金融危机。秦桧招来一镊工为其理发，给了他当二钱5000：“以五千当二钱犒之”，并说马上就要废除此钱了，要尽快花掉。镊工传出这一重大消息，市场上的现钱骤然增多。[35]秦桧支付镊工的5000当二钱，有权谋在内，不能等同于一次理发的价钱——太昂贵了。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城门内的理发摊。
3.学费
治平三年（1066年），国子监直讲黎錞在报告中说道：“检会祥符三年本监奏称：‘《六典》：“学生初入学，行束脩之礼于其师。”国初以来，但补为生者，即纳束脩二千，属监司公用。又言：监生及第后纳钱，谓之光监，然实是初入学见师之礼，本非光监。乞令举人补监生，并各先纳钱二千，方许就试。’如此，则非实愿补试，必不肯至。若补中，更不纳光监钱。”朝廷予以批准。[36]则是在此之前，进入国子监的学费是每人2贯，并不昂贵，以后干脆免除了。
淮南无为人贾易，北宋中期，“七岁而孤，母彭，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易不忍使一钱，每浃旬，辄复归之”。[37]10文钱是给他的1天的学费。但不知他为何没有交给老师？若说是给他的零花钱，以其家境，每日10文未免太多了。可存疑，俟考。
宋仁宗时，社会最底层人家子弟的学费，是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的：“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38]大约是每天1到2文。北宋中后期的刘斧记载：李秀才“家贫，置小学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给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苏。谓其妻曰：‘我死，地下见姚状元，主判人间衣食簿，与我昔日有同场之好。谓我曰：“甚贫矣，宜早归。衣食某之本职，不敢私，特为君添学生一十人，赠银一笏，是某之私羡也”。’其后，人忽送儿童上学，比旧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获白银一挺。”[39]教10个学生，所得钱不够养家，20个学生的学费才可维持温饱。按下层人民一家平均每天生活费100文计（详见第十三章），20个学生的学费大约是接近这个数字，若然，则每个学生每天的学费大约4至5文。
至于上私塾接受教育，学费自然要贵的多，只是缺乏学生交纳的具体数额。只有教师的酬金资料，前文已经论述，此不赘言。
4.科举公证费
南宋末期，科举省试前要交纳有关个人资料到公证机构——书铺公证：“试前一日，省试院引保，或不用亲临，只贡之书铺。书铺纳卷，铺例五千，自装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无定价，过此无害也。宗子又有一宗，文字颇多，非四千不可。特奏名纳卷，亦三千。”[40]价格在2贯到5贯之间。
5.起诉费
宋孝宗时，江西临川县后溪居民王四残暴不孝，经常殴打其父。乾道六年六月，“父不胜忿，走诣县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钱，遮道与之，曰：‘以是为投状费。’盖言其无所畏惮也。”[41]到县衙递交状子的费用，大概就是其所说的200文。宋代话本小说中提到，南宋初期，在夔州路南部，夷人到官府告状的起诉费是3文：“旧例：夷人告一纸状子，不管准不准，先纳三钱纸价。”[42]若然，则是优惠边远少数民族的低收费。
6.饲养马牛费
熙宁八年（1075年）枢密院的报告中透露：“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43]官方饲养一匹马的费用是每年27贯，平均每天74文。乾道元年（1165年），知夔州张震报告说：川马纲马“每匹日支大麦八胜（引按：即升）、粟草十三斤”。[44]
庆元府的西渡，宋宁宗时，官方养有8头牛服役，每头月支草料钱1贯。[45]意味着喂养1头牛的草料费用，是每月1贯钱，平均每天33文。
宋代陈居中《柳塘牧马图》。
注释
[1]文莹《湘山野录》卷下，第45页。
[2]王得臣《麈史》卷2《度量》，第28-29页。
[3]朱彧《萍洲可谈》卷3，第156页。
[4]何薳《春渚纪闻》卷4《胶黐取虎》，第56页。
[5]〔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22-23页。
[6]苏轼《东坡志林》（12卷本）卷9，第863册第77页。
[7]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7《相国寺日者》，第361页。
[8]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5《刘元八郎》，第1086页。
[9]洪迈《夷坚志•补志》卷12《傅道人》，第1654页。
[10]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51《对酒戏作》，第1255页。
[11]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第17页。
[12]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第590册第4页。
[13]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9《训俭示康》，第4页。
[14]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第81页。
[15]胡铨《淡庵文集》卷2《经筵玉音问答》，第1137册第28页。
[1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公使库》，第394-395页。
[1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第695页。
[18]程卓《论诸州公帑妄非费奏》，《全宋文》第287册第289页。
[1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辛酉，第12册第7389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8之10。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8之15。
[22]杨时《龟山集》卷12《余杭所闻》，第1125册第228页。
[23]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庙学》，第8册第7859页。
[24]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卷1《学校》，第5册第4310页。
[25]朱熹《朱熹集》卷100《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第5111页。
[26]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25《分析公使钱状》，第3-4页。
[27]〔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13页。
[28]〔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6，第212页。
[29]〔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8，第267、272页。
[30]〔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7，第252页。
[31]〔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6，第198页。
[32]〔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8，第289页。
[33]〔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5，第176页。
[34]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2《成都镊工》，第287页。
[35]张端义《贵耳集》卷中，第34页。
[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8之5。
[37]《宋史》卷355《贾易传》，第32册第11173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6册第3646页。
[39]刘斧《青琐高议•补遗•李生白银》，第259页。
[40]（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0《省试》，第10册第249页。
[41]洪迈《夷坚志•丁志》卷8《雷击王四》，601页。
[42]（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19《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第280页。
[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癸未，第11册第6405页。文中又言：“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岁为钱二十二千。”“二”与“七”形近，或为刊刻之误。
[4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3之30。
[45]罗浚《宝庆四明志》卷4《津渡》，第5册第5039页。
六、医药
1.医疗
医疗价钱，从来无一定之规，多属因事而异：“或与酒，或与钱，或与缣帛，随大小效验以答之。”[1]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名医或身怀绝技者价高，普通游医价低。就宋代的具体事例而言，一般分为事先商约价格、医生开价和患者酬谢三种。
（1）商约价格
北宋后期，迪功郎周仅在京师开封时，患有“膀胱气，外肾偏坠。有货药人自云能治，立谈间可使之正。约以万钱及三缣为报。相次入室中，施一针，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数付金帛而去。后半月，其疾依旧，使人访医者，已不见矣”。[2]用针灸治疗疝气，协商的价钱是10贯钱外加3匹绢。江东路当涂外科医生徐楼台，世代以善治疖疽而闻名，以其门首画楼台为标记，所以人称徐楼台。绍兴八年（1138年），溧水县蜡山富人江舜明背疽发作，前来求医。徐楼台表示可以治疗，“与其家立约：俟病愈，入谢钱三百千。”[3]医患双方协商的价钱是300贯。绍兴年间，饶州市民余百三患有严重的鼻衄症，经历了十几位医生也没有治愈。最后找到一位善于针灸的退役士兵，他见其家富裕，谋图大赚一把，“深有所邀需。余妻上官氏许以三十千，方为领略。”以30贯的报酬才谈妥，并很快将其治愈。[4]南宋前期，崇仁县有富户生病，请当地的名医治疗，约好治愈后支付5000贯：“约以钱五百万为谢”。[5]
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一家药材铺。
（2）医生开价
宋仁宗时，陕西华州士人郭行的父亲患了重病，“医邀钱百千”，[6]医生开价100贯才予治疗。北宋中后期，淮南和州历阳的杜医生善于“治疡，尝以二万钱活一人。”[7]以20贯的价钱治愈了一位患者。宋徽宗时，衢州江山县的武唐公，“素精医技，凡所拯疗，用药皆非常法”。曾医治一怀孕24月的难产妇女，开玩笑地索要200贯：“索钱至二十万，始留药一服”。[8]北宋末，在开封居住的妇女邢氏，“生疽于颐，久之，颐颔连下腭及齿，脱落如截，自料即死，访诸外医。医曰：‘此易耳，与我钱百千，当可治。’问其方，曰：‘得一生人颐与此等者，合之则可。’”这种价格100贯的下巴活体移植外科手术，后来果然实施成功。[9]洪迈记载，宜兴名医段承务，医术精妙，但十分贪财。吴江有富人患病请他治疗，诊后说：“此病不过汤药数剂，然非五百千为谢不可。”要价500贯，富家还价250贯不果，只好答应，并另付银50两为药费，段承务坚持要100两，才出药治疗。富人的病很快痊愈，但由于医生开价太贪婪，据说随后就遭到报应而死。[10]这里反映的是社会舆论对乘机要挟、漫天要价的恶医的谴责。这类价格通常很高，属于买命钱。福建名医田嵓，善于治疗“瘵疾”即痨病，总是根据病情来定价：“察形诊候，度疾浅深，以计所酬之直。约定始肯为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疾平，筹受期以时月，未尝有失。”[11]医疗费最少100贯，多至500贯。
（3）患者酬谢
王明清一连记载了三例有关报酬：应天府名医宋道方，历来只在家中治疗，从不出诊。政和初，地方长官田登的母亲病危，但请不动他。田登大怒，强行将其抓来，威胁说三天内若治不好就杀了他。病情好转后，田登大喜，酬以1000贯：“用太守之车，从妓乐，酬以千缗，俾群卒负于前，增以彩酿，导引还其家”；宋道方的女婿王况也是名医，宋徽宗时在开封行医。当时有位大盐商因盐法突变而受惊吓，吐出舌头后不能收缩，“经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其家人揭榜于市，悬赏求医，声称有能治疗者以1万贯为酬谢：“有治之者，当以千万为谢。”王况应招前来，一针而愈，其家遂如约支付；另一位名医杨介的女婿李生，在灵璧县治好了富家妇女的肠胃病，“富家大喜，赠钱五十万”即500贯。[12]至于为皇家治病而痊愈者，酬谢更丰厚。如宣和年间，“东宫得疾，国医不能治。有诏召草泽医。”开封民间医生何澄应诏前往，“进剂而愈，朝廷赐钱三千贯，与初品官”。[13]仅钱就是3000贯。南宋初，袁州有人得了“劳瘵之疾，垂殆传于次室女也……即祷于城隍神，每日设面饭以斋云水，冀遇异人，且许谢钱三十万”。[14]这300贯，属于悬赏性质。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冬，义乌县有人以偏方治疗了州钤辖的翻胃病，得到报酬50贯：“谢以钱五万。”[15]沙阳医生邓献臣，夜间酒后误给一位80岁老人开药，歪打正着地治好了病，其家“以十千为谢”，[16]酬谢金额是10贯。
以上可知，宋代医生是个很赚钱的行当，稍有名望的医生很容易就成为巨富。一个典型例子是，南宋初家于福建福州的太医王继先，其家世代为医，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以黑虎丹自名，因号黑虎王家”，“富甲一郡”。[17]是当地的首富。
问题的另一面是，一般的江湖游医，技术既不高，面对的又是广大贫苦群众，所以收费低廉。如宋高宗时吉州吉水的一位眼医徐生，“负笈盘术，日得百钱”。[18]所得了了，仅够糊口而已。南宋中期，婺州的一位牙医说：“脱一齿仅得米二升，吾母老、妻瞽、子幼，一日不脱数齿，则将不能给矣。”[19]拔牙1颗，收费2升米。
2.成药
北宋中期的沈兴宗，“常病痰喘，不能卧，人扶而坐，数日矣。客有见之者曰：‘我曾如此，得药一服瘥。我以千缗酬之，谓之千缗汤，可试为之。’兴宗得汤，一啜而愈”。这付价钱为1000贯的奇药，药方不过是齐州半夏（七枚，炮裂四破之）、皂角（去皮，炙一寸半）、甘草（一寸）、生姜（两指大），[20]贵在对症。
同时的欧阳修，“常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帖，甚效。”果然“一服而愈”。其方十分寻常：“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21]每帖3文。
北宋中后期，开封有人卖“治胃气虚、霍乱吐泻、转筋腹痛”的药，“一服三百钱。”据说“一并服二服，至死者亦活。”[22]每服300文。
宋哲宗时，赵挺之出使辽国，见其皇帝和大臣用一种黄色药膏涂抹耳朵防寒，赵挺之也被涂满两耳，感到“其热如火”。接待者告诉他：“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堕而无血。”但不肯告诉药为何物，只是说：“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匕直钱数千。”[23]一小勺就值数贯。
宋徽宗时，开封街市上有人叫卖：“咳嗽药，一文一贴，吃了今夜得睡。”“其色浅碧，用淡虀水滴麻油数点调服。”内医官李防御购买10贴，治好了皇妃的咳嗽病。“天颜绝喜，锡金帛厥直万缗。”该方其实很简单：“只蚌粉一物，新瓦炒令通红，拌青黛少许尔。”[24]只卖1文钱1贴。
蔡绦记载：“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授以千钱，乃从窗隙度药一粒，号‘解毒丸’，一粒可救一人命。”[25]北宋后期在成都，1贯铁钱可以买1粒解毒丸。
《眼药酸图页》（南宋佚名）。
北宋末，京口有人卖眼药百余贴，“皆细如芥子，问其直，曰：贴须三钱”。[26]每贴3文。
洪迈记载，临川有人以弄蛇货药为业，一日被毒蛇咬伤垂死，“遍身皮胀作黄黑色”。一位旁观的道人说：“我有药能疗。但恐毒气益深，或不可活，诸君能相与证明，方敢为出力。”在众人怂恿下，“乃求钱二十文以往。才食顷，奔而至。命汲新水，解裹中药调一升，以杖抉伤者口，灌入之。药尽，觉腹中搰搰然，黄水自其口出，腥秽逆人，四体应手消缩。良久复故，已能起，与未伤时无异，遍拜观者，且郑重谢道人。道人曰：此药不难得，亦甚易办，吾不惜传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当以麦门冬汤调服，适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27]则是20文钱的香白芷，就能解去蛇毒。
南宋时，临安三省大门前金葫芦张家，“卖独体朱砂圆，每贴一百贯。”[28]相当昂贵。徽州婺源县怀金乡民程彬，自制致命的毒药“邀险牟利”。他“多杀蛇埋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则蒸出菌蕈，采而曝干，复入它药。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为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饲蛙，视其跃多寡以为度，美其名为万岁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数千金密市之”。[29]所谓的“数千金”，就是数贯。南宋平江府有妇人卧病三年，“状如痨”，医生黄师文“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赎青木香丸一帖与之”，遂愈。[30]一付药10文。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最左边的赵太丞家即是当时汴梁城里的品牌医馆，兼卖成药。左店招是“太医出丸医肠胃药”，右店招是“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
兽医药价格一例：南宋时，朝廷规定：“灌啖官马糖脂药钱，每匹八十文。”[31]80文大概是治疗马匹常见病一个疗程的药费价钱。
3.药材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交州在广州纳干桂心皮5300斤，“价钱千七百贯文”。[32]每斤约320文。
福建治蛊的解毒丸，其中有丁香、木香、麝香，“三香之价，嘉祐十文”，嘉祐年间配置一服分别用10文即可，至宋宁宗时“须数倍乃可耳。”[33]价格增长数倍也即需要数十文。
北宋中期，淮泗间有异人叫卖据说可以治病的豆，要价每粒1贯200文足。[34]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交易钱廿五贯，买麝香上品十三脐了”。[35]大约1只上等的麝香将近2贯。
宋神宗时，福建应向朝廷提供干姜10万斤，“价钱一千一百六十八贯文足”，[36]每斤合880余文。
苏轼记载：舒州所卖的白术，“每两二百足，细碎而有两丝，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润肥厚，远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极肥美，当用此耳”。[37]舒州白术每两200文足，宣州、湖州的白术不仅质量优良，价钱也低廉：每斤才250-300文足。
元符年间，庞安时言：“广顺年，巴豆每两千二足……人参，当皇祐年，每两千四五；白术，自来每两十数文，今增至四五百。”[38]后周广顺年间，巴豆每两1贯200文足，宋初当也是如此价格；皇祐年间的人参，每两1贯四五百文；白术每两10余文，到元符年间涨到四五百文了。
出自河东潞州的党参，“土人得一窠，则置于板上，以色茸缠系，根颇纤长，不与擢场者（引按：指高丽参）相类，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岐者，其价与银等，稍为难得”。[39]按其文意，有10条根须的老参，宋徽宗时的价值是同等重量的白银。
牛黄是一种珍贵的中药：“药中之贵，莫复过此。一子及三二分，好者直五六千至一万。”[40]宋徽宗时，1枚优质牛黄，价值五六贯乃至10贯。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四中的戎州巴豆图。戎州几今宜宾市。
蕲州所产的白花蛇，是名贵药材，以轻小者为佳。两宋之际，“四两者可直十千足”。[41]4两重的白花蛇，价值10贯足。
绍兴元年（1131年）吕颐浩上奏，请求朝廷允许京东、河北的商贾前来贸易，举例说由于南北不通商，北方产的甘草在南方价格很贵：“甘草一两，为钱一贯二百，而市亦无卖。”[42]1两甘草1贯200文，还是有价无市，买不到。
黄州山中大量出产苍术，当地仅卖1斤数文：“就野人买之，斤数钱耳。”[43]广西宜州有种山獭，“洞獠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敷治立消。一枚直金一两”。[44]而在南丹州，“其土人号之曰插翘，极为贵重，一枚直黄金数两。私货出界者，罪至死”。[45]价值黄金1两到数两，并以死刑威慑，严禁出口。
注释
[1]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4《王居正封驳》，第796页。
[2]方勺《泊宅编》卷下，第97页。
[3]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0《徐楼台》，第618页。
[4]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8《杨道珍医》，第1280-1281页。
[5]洪迈《夷坚志•甲志》卷9《王李二医》，第73页。
[6]《宋史》卷456《侯可传》，第38册第13406页。
[7]苏轼、沈括《苏沈良方》卷7《治痈疽方》，第1434册第58页。
[8]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4《武唐公》，第656页。
[9]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9《邢氏补颐》，第169页。
[10]洪迈《夷坚志•补志》卷18《段承务》，第1714页。
[11]（明）陶宗仪编《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25，范正敏《遯斋闲览•医巫》，第4册第1187页。
[12]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2，第307-308页。
[13]张杲《医说》卷10《医不贪色》，第742册第227页。
[14]张杲《医说》卷4《遇道人治传劳方》，第742册第84页。
[15]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5《义乌孙道》，第1007页。
[16]曾慥编《类说》卷47，《遯斋闲览•误探澡豆末》，第8册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