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对促进社会分工，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价格也是非常复杂的。
一、交通工具▓船
宋代交通工具很多，可惜的是只有船的价钱。
庆历年间，福建人崔唐臣落第后，用50贯买了艘渔船：“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在江湖间经商。[1]治平元年（1064年）三司使蔡襄言：“一舟之费，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载官物，不过数千缗之直。”[2]官船的造价，按大小在500至700贯之间。北宋后期，零陵市户吕绚以钱200贯打造了1艘大船，准备送邹浩返回两浙：“零陵市户吕绚，以钱二十万造一大舟，日俟予还，送至浙中。”[3]绍圣时，朝廷在开封的金明池新造供皇帝游玩的龙船，“费用万贯，肆为侈靡，穷极工巧”，[4]如果此数是实数，则是花费了大约1万贯。此船为当时名匠杨琰设计打造，“独铁费十八万斤，他物略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5]非常雄伟，极其豪华，显然是观赏价值高于实用价值，以至于重心不稳。政和末，楼异建议朝廷在明州设置高丽司，“创百舟，应使者之须，以遵元丰旧制……徽宗纳其说。改知明州，赐金紫。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6]用于接待高丽使者的船只，每艘造价600贯。宣和三年（1121年），延福宫西城所在京西收买了两艘运输船，“价钱一千二百贯”，[7]每艘就是600贯了。宣和年间大兴花石纲时，朱勔采石于太湖，得到一块长4丈余、宽2丈余的太湖石，和1棵据说是唐代白居易手栽的桧树，因而专门创造了两艘大船运往开封。这两艘大船“费八千缗”，[8]每艘4000贯。北宋末期，浙江民间有一种钓鱼船，谓之“钓槽”，面广1丈2尺，长5丈。两宋之际，有人认为其船尾阔可以分水，面敞可以容纳士兵，底狭尖可以破浪，“粮储器仗，置簧版下，标牌矢石，分之两傍，可容五十卒者……率直四百缗”。价值400贯。请求朝廷招两浙豪民入中以为战船。[9]
宋高宗建炎中，平江府战船的造价是：长8丈的8橹战船“为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造价是1159贯；长4丈5尺的4橹海鹘船“为钱三百二十九贯”，[10]造价是329贯。绍兴三年（1133年），江西路打造战船200艘，运输钱粮船100艘，“工费不下十余万贯”。[11]共花费10余万贯，平均每艘约330余贯。绍兴四年，为镇压杨幺起义，鼎州打造20丈车船（大约可承载700人左右）6艘，每艘“所用板木、材料、人工等，共约二万贯，若以系官板木，止用钱一万贯”。[12]也即该型号的船，每艘仅木料价就是1万贯，全部造价是2万贯。绍兴五年，朝廷诏令江浙四路“共造五车十桨小船五十，仍以贴纳盐袋钱五万缗为造船之费”。[13]“五车十桨小船”的造价是每艘1000贯。绍兴五年，吴申上奏：“臣又见近日诸路打造战船，劳民动众，耗国损财，往往取笑贼臣，见嗤勍敌……其长则二十余丈，其阔则二百余尺，高及五寻，厚方十寸，遇风则不可战，欲速则不得前，火攻则易焚，炮攻则易破。将欲捍江，所用不少，将欲破贼，已出贼计。今一舟之费，动以数万。”[14]则是当时官方打造战的费用，动辄数万贯。据李纲所言：官方所造海船，每艘由朝廷支2000贯：“每只官破钱二千贯……经制等钱私下贴赔，又不在此数也，”“又官中造船，决不如民间私家打造之精致，海上风涛使用，未必可以长久”。[15]官方造船质量差，造价高，每艘至少需要2000贯，乃至数万贯。绍兴三十一年，“以财雄东南，因纳粟授官”的金鼐，为升官而行贿，造海舟献给得宠的医官王继先，“其直万缗，舟中百物皆具”。[16]这艘能远航的海船本身，造价小于1万贯。
明代《帝鉴图说》之《应奉花石》。描绘的是宋徽宗穷奢极欲，四处搜求奇花异石的场景。院中着朱衣者即朱勔，他正指挥手下强拆百姓的房屋和院墙，以搬运抢来的树石。
隆兴二年（1164年），淮东宣谕使司报告说：“去年三月，都督府下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近都督府再令造船，每十只之费，公家支经总钱三万贯，兼材打采木，公私受弊。”[17]两浙明州、温州制造的平底海船，每艘造价3000贯。乾道元年（1165年），知夔州张震报告：载马18匹的川马纲船，“每只打造縻费八百贯文”，[18]造价是800贯（铁钱）。同年，王十朋也说，四川茶马司运马船每艘打造费约“八百余千缗”，估计应为800余贯（铁钱）。[19]乾道二年，四川合州制造运马船，“每只合用物料、人工、口食等钱共四百四十贯”，[20]包括物料、人工、口食等费用共440贯（钱引）。乾道五年，殿前司长官要求在明州制造多桨船：“其船系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头）尾通长八丈三尺，阔二丈，并淮尺。计八百料，用桨四十二枝，江海淮河无往不可，载甲军二百人，往来极轻便。”“造船每艘计用钱一千六百七贯七百有奇，其所造五十艘，计钱八万三百八十九贯。”[21]每艘造价是1607贯700余文。淳熙六年（1179年），温州打造海船100艘，朝廷“支降官会一十万贯”，[22]每艘合计1000贯会子。
绍熙三年（1192年），楚州要求制造双桅多桨海船：“欲措置造双桅多桨、梁头阔丈二三海船二百只，不过费朝廷十万余缗”，[23]凡200艘共需10万余贯，每艘造价约为500余贯。嘉定十五年（1222年），鄂州都统制司打造济渡船只：“欲创打大小马船三十只、脚船三十只，计料到约用收买材物价钱九万五千六十贯一百七十五文湖会。”[24]以95060贯175文湖会，造船60艘，平均每艘的材料费为1584贯。嘉定年间，泉州长官真德秀向朝廷提出申请：“乞支降官会二万贯，内五千贯付本军，打造战船二只。”[25]以官会5000贯打造战船2艘，每艘合2500贯会子。南宋中期，东南地区官方制造的500料运粮船，“一舟用金二十万”即200贯。[26]宝庆三年（1227年），庆元府打造往来于舟山岛的渡船2艘，“守胡榘梋楮券五百缗有奇，新造二船”，[27]每艘的造价是250贯会子。
民间小船的价钱，相当便宜。南宋中期，陆游曾花1贯钱买小船，在越州镜湖上使用：“即今境界别，千钱买短篷。镜湖三百里，往来寒日中。小甑炊雕胡，玉食无此美。卧闻水鸟声，世念去如洗。知此恨太晩，享此恐不足。南山忽已昏，更就渔村宿。”[28]又言：“野艇千钱买，眀当泛渺茫。但能容一榼，家具不须将。”[29]又言：“千钱买轻舟，不复从人借。樵苏晨入市，盐酪夕还舍”；[30]又言：“人生有至乐，莫若江湖中。千钱买短䑧，青箬织孤篷。”[31]还有诗说道：“千钱买一舟，百钱买两桨。朝看潮水落，莫看潮水长。持鱼换盐酪，县郭时下上。”[32]1贯钱买条小船，100文买两支桨。显然，这是一叶供一人划乘的小舢板，也是当地日常交通工具，价格低廉。
《莲舟新月图》（南宋赵伯驹绘）。描述的是周敦颐爱莲的故事。
钦州海山出产奇异的木材二种，其一为乌婪木，是做船柂的极好材料：“用以为大船之柂，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柂。他产之柂，长不过三丈，以之持万斛之舟，犹可胜其任，以之持数万斛之蕃舶，卒遇大雨于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钦产缜理坚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如以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頺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此柂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广州）、温陵（泉州），价十倍矣。”[33]在当地价值数百贯，贩卖到东南沿海地区就变成了数千贯了。周密也记载道：乌婪木做的柂梢“出钦州，凡一合直银五百两。”[34]大约就是1500贯左右。
总括宋代船只价钱，民间小舟1贯，海船近1万贯。官船造价多在数百贯到数千贯之间，高者达数万贯。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汴河里的各种船。
注释
[1]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第2787册第94页。
[2]蔡襄《蔡襄集》卷22《论兵十事》，第388页。苏轼《苏轼文集》卷34《论纲稍欠折利害状》（第974页）载，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于扬州造载2000石的转运船，每造1船，支钱1000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可参考并与宋代比较。
[3]邹浩《道乡集》卷12《吕四•序》（第1121册第272页）。诗中又言：“平生亲友谩纷纷，有几书来寂寞滨。二十万钱捐不惜，可怜湖外有斯人。”
[4]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4，绍圣四年三月，第600页；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1，陈次升《上哲宗论龙船费用》，第100页。
[5]蔡絛《铁围山丛谈》卷4，第71页。
[6]《宋史》卷354《楼异传》，第32册第11163页。
[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之29。
[8]张邦基《墨庄漫录》卷1《朱勔进石》，第32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己亥，第179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8。
[10]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第5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1。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5。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5。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癸未，第1483页。
[14]（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87，吴申奏，第2册第1207页。
[15]李纲《李纲全集》卷121《与张枢密书别幅》，第1170页。
[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绍兴三十一年三月辛卯，第3158页。
[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0。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3之30。
[19]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4《夔州论马纲状》，第635页。
[2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3之3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纲马水陆路》（第430页）载：“每只约物料、人工、食费四百五十贯钱引。”与此数梢异。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2至23。
[2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28。
[2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31。
[2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35。
[2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9《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第2页。
[26]赵善括《应斋杂著》卷1《足兵食札子》，第1159册第11页。
[27]罗浚《宝庆四明志》卷20《津渡》，第5册第5250页。
[28]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0《十月三日泛舟湖中作》，第815页。
[29]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7《新秋以窗里人将老门前树欲秋为韵作小诗》，第954页。
[30]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9《余读元次山……回映•扁舟皆到门》，第1016页。
[31]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45《寄题严居厚伴钓轩》，第1127页。
[32]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47《渔父》，第1167页。
[33]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柂》，第219-220页。
[34]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蛆》，第157页。
二、运输
运输价格是价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相对独立的体系。有关价格史料比较多，可分别介绍。
1.乘轿
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在杭州短暂停留。拜访高僧后，被用轿子送回住处，支付轿夫每人50文：“轿子担二人各五十文”，[1]共100文。他又在剡县城内从住处到国清寺之间用轿，“轿子功七十文”，花了70文；继续前进向邻近的新昌县，“私以六百七十文钱雇二人乘轿，余人徒行。过卅五里，至新昌县”。[2]以670文雇了一顶二人抬轿子，行走了35里，约合每里每人9文余。到台州后拜访寺院、官府，用轿多次：“担轿二人，各与六十文钱了”，共120文；又一次“担轿二人，各与钱卅文”，共60文；又一次“轿人各与廿四文钱了”，共48文。[3]大概是在本地的短途数十文到100余文，到邻县的长途数百文。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绘）中的乘轿者。
2.骑马
熙宁五年，日僧成寻来到京师开封后，主要以马为代步工具。从住处往返皇宫，一行8人加翻译租了9匹马，付钱900文，合每匹100文：“马人人与钱九百文了，各百文有也。”[4]数日后的一天租马9匹，参拜了几处大寺院，付钱1贯500文：“今日借马九匹，与钱一贯五百文了。”[5]每匹约167文，大概属于包天的价格。次年正月又两次租马，每匹均支付100文：“借马九匹，马主来，且取三百文毕，残六百文来日可取者”；“马九匹主与九百文毕。”[6]三月，又租马到显圣寺，价钱是70文：“马各七十文毕”；租马到吴枢密家，价钱是100文：“马人与百文了”；次年四月，“三藏共行寿圣院尼大师斋所，通事、小师二人同去。路极远，三十里，北门外院也……马人与一百五十文。”[7]所谓的150文，自应是每匹马的乘骑价格。来回60里，每里平均2.5文。
《春游晚归图》（宋代佚名）中的乘马者。
宋徽宗时，开封城内多有出租马供人骑乘：“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8]在京师城内乘坐出租马，大概最远不超过100文即可（当今在开封市区乘出租车，一般不会超过10元）。
北宋末，开封的1头驴子从城外向城里驮运麦子，“一往返才直三十八钱许”，[9]来回一趟的价格为38文。
3.乘船
日僧成寻记载道：熙宁五年（1072年）在杭州，“如员以小船运来，问官之恩，不可思议也。小船赁三百文钱与了”。[10]在杭州租用小船支付了300文。据说是苏轼所作的《艾子》记载：“人有徒行，将自吕梁托舟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造舟师。师曰；‘凡无赍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吾不汝载也。’”[11]从徐州吕梁洪镇乘船，沿南清河往西数十里外的彭城，单人不带行李者100文。
范成大载道：“昔有白须老人至镇江江步买船，自云后（从？）长沙来。与船人钱十千，先付五千，余钱约至苏州阳山看亲处还。登舟，即令篙工悉睡，日暮抵许市（浒墅）上岸去，盖已三百六十里矣。”[12]360里的水路船租费是10贯，平均每里28文余。庆元元年（1195年）五月，一妇女从湖州租乘一叶小船往60里外的易村，价钱是200文：“凡行六十里……腰间解钱二百，偿雇值。”[13]合3.3文1里。宋理宗时的方岳有诗云：“才出城来便不同，绿杨微拂藕花风。过湖船用百钱买，卧看云归南北峰。”[14]过湖船费是100文。宋理宗时的欧阳守道载：“国用分教古洪，借其姻家吴氏舟以往。吴氏舟，峡所造，盖送太守还者也。国用登舟，予送之。国用视所携具，不能称舟所容之十一，而悔曰：‘予何为借是！予川行五百里尔，而篙师棹卒之费，为钱六十千。”[15]500里的路程付费60贯，平均每里120文。
游船租价不尽相同。宋理宗时的方岳，曾租船避暑于水上：“火云散鳞甲，万瓦如炊 循。东华车马尘，襬襶不自禁。谁能半日闲，脱身此窥临。百钱买渔篷，横截南北岑。追随二三子，未害山水淫。”[16]费用大约是一天100文。南宋后期的临安城西湖上，游船如织，如二月八日及寒食、清明时租船，必须事先预约，而且价格较贵，一般一天需要200至300贯会子：“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赁。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船中动用器具，不必带往，但指挥船主一一周备。盖早出登舟，不劳为力，惟支犒钱耳。”[17]价钱中包含了器具用品的租用。南宋末，吴龙翰在秀州用1贯钱租船：“天与东风便，千钱买一舟。嘉禾三月路，阴木四山秋。”[18]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遇到麻烦的客船。
4.船运
对于官方雇佣的民间船只，运输费用的支付在法令中有明文规定：“支地里脚钱者，依《图经》，每一百里，陆路一百文；水路，溯流三十文，顺流一十文。”[19]船运价格比车运便宜得多，每百里百斤的顺水运输，仅10文，逆流则为30文。沈括也记载有官方运盐的费用标准：“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20]每百里每斤的标准是：陆运4文，水运1文。换算成每百里百斤的费用标准，是陆运400文，水运100文。
天圣年间，襄州政府每年雇船到荆南，运输布匹至本州，“每万匹出雇脚钱百贯，并缘行它费不少”。[21]价格是每1万匹100贯，合计每匹10文。
判大名府文彦博曾提到：熙宁七年（1074年），自汴河入黄河运粳米220500余石至北京大名府下卸，“止用钱四千五百四十余贯”，[22]费用是4540余贯，每石约合20文。同时，自内地用御河船运粮至河北沿边，“若僦私船，百里之地，斗才一钱三分至五分”。[23]每石每100里的费用是14文左右，比官方雇价便宜得多。衡州茶陵县原来每年以税米折纳船材运至潭州造船，官方和民间都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公私縻费”。元丰三年（1080年）予以改革，朝廷有诏茶陵县民：“税米听输县，米一石别输船脚钱七十，官为运至潭州。”[24]即官方的标准是：从茶陵到潭州1石米的运费是70文。
宋徽宗时，为建设艮岳兴起的花石纲，运费高得惊人：“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至用三十万缗”；[25]“龙鳞薜荔一本，辇致之费逾百万”。[26]从东南地区运一块奇石到开封不惜花费30万贯，运一棵龙鳞薜荔竟不惜花费100余万贯，显然不是单纯的运输费用了。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官方面向社会招雇运送江西诸州上供米纲，“其自备人、船，每石三千里，水脚钱三百文”。[27]水路3000里，价格是每石300文，合每百里10文。绍兴二十九年，诏诸路和籴米斛，“并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自备船装载，每石千里，支水脚钱二百文。二万石补进义校尉，其他皆以远近多少为差，除耗及搭带一分税物如旧”。[28]每石每百里20文。乾道元年（1165年），知夔州张震报告了川马纲一段运输的费用：每纲50匹，需船3艘，每艘载马18匹，船工有摇橹水手36人，梢工4人，每纲用120人，每人日支雇钱200文，食钱300文。自夔州顺流3天至归州，自归州空船返回约12天，总共15天，需支付900贯（均应为铁钱）。[29]乾道年间，从广州市舶司运往临安的粗色香药货物，每2万斤为1纲，“依旧例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三百三十七文省”，[30]运费是1662贯337文省。淳熙时，南康军从建昌县调拨赈济米4000石运送到相邻的都昌县，“其合用雇舟水脚钱，每石支钱三十五文省，并每石支搬脚钱四十文足”。[31]每石运费35文省，装卸费40文足，合计每石66.95文足。开庆年间，官方在“永州发米一石入桂，已当水脚六贯会”。[32]从湖南永州经湘水、灵渠到广西桂州，中间隔了一个全州，大约300里左右，每石米运费需6贯会子。湖南“全、永州米一石，到邕州该水脚十七贯文”。[33]从湖南全州、永州往广西邕州运米，运费更高，每石达17贯（估计也是会子）。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绘）中运粮漕船。
5.挑担
北宋前期，有官员写信给邻县官员，委托他代买1贯钱的酒，并专门交代“纳钱二百，烦雇一人担来”。[34]担1贯钱买的酒，量必不大，行走约数十里，费用是200文。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按日本僧人成寻的要求，为其印刷了佛教经典413卷，由印经院雇挑夫运往在传法院的住所，成寻支付“担夫八人各五十文，各皆称不足由”。每人50文的搬运费，并不能令人满意。当天往汴河码头的船上运送归国的行李，“担兵士七人、雇夫一人，各二度往还运物，与实钱六十文”。[35]每人各支付了60文，每趟30文。
宋代佚名《送别图》里的挑担的脚夫。
南宋后期的一道算题为：有甲乙两郡各合起上供银绢去京，甲郡去京1000里，每担1里，佣钱6文足；乙郡去京980里，每担1里，佣钱4文2分足。[36]这里记载的数据虽不足信，但说明挑夫的费用是按里程计算的。
6.其他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还有一些运费史料，不详具体是用哪种方式运输的（估计是车运或牲口驮运、挑担），在此单独列出，以资参考。
嘉祐六年（1161年），朝廷所定的诸州衙前搬送纲运合请（即应得）脚钱，是“依《图经》地里”而定：“详定所检会《庆历编敕》：上供及支拨官物等，如官有水陆回脚，并许差人管押，附搭送纳。其陆路无官般及无军人者，许破官钱与押管人和雇脚乘，仍依图经地里，每百斤百里支钱百文。”[37]每100斤100里的费用是100文，是为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一般价格。
元丰四年（1081年），绛州运枣1000石往麟、府州，“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千”。[38]总价值是400贯，运输费是3万。元丰七年，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报告说：“本路沿边诸处，久来难得见钱。逐处岁计，除以本路课利所入，应副支费外，其所少之数，并是于永兴、商、虢、华、陕等州钱监收积，及于近里诸处雇脚般运前去，其所用脚钱，糜费极多。且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39]运费是货物价值的将近27%。宋哲宗时，宋军在西北的青唐、邈川开边作战，“即煕、河二州蕃部馈运皆困，往年自河州般草至湟州，每草束计费一十二贯乃到”。[40]运费远远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官方运价通常成本很高，如宣和三年（1121年），舞阳县往开封运送1万贯钱，脚钱即运费却是600贯：“舞阳县起纳万贯，不下脚钱六百贯。”[41]运费是货物价格的6%。开禧二年（1206年），文州边界发生骚扰，官军前往平息。有官员问：“此去军前几何？”回答道：“百里。”又问：“粮之直几何？”答曰：“每石五千，脚乘四百。”[42]每石粮食运输100里的价钱是400文（铁钱）。
注释
[1]〔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17页。
[2]〔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22页。
[3]〔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32，33页；第2，73页。
[4]〔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4，第128-129页。
[5]〔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32页。
[6]〔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6，第190，191页。
[7]〔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7，243，246页；第8，266-267页。
[8]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4《杂赁》，第410-411页。
[9]洪迈《夷坚志•丁志》卷7《夏二娘》，第596-597页。
[10]〔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13页。
[11]赵与时《宾退录》卷5，第63页。“自吕梁托舟趋彭门”，按“吕梁”应为“吕梁洪”，是彭城附近的镇名；“彭门”即徐州及其州治彭城的别称。参见王存《元丰九域志》卷1《徐州》，第18页。
[12]范成大《吴郡志》卷13《阳山灵济庙》，第182页。
[13]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2《易村妇人》，第892页；（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118，侯君素《旌异记》，第8册第5432页。
[14]方岳《秋崖集》卷2《过湖》，第1182册第150页。
[15]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9《送王槐城序》，第1183册第572页。
[16]方岳《秋崖集》卷13《避暑冷泉》，第1182册第274页。
[17]吴自牧《梦粱录》卷12《湖船》，第184页。
[18]吴龙翰《古梅遗稿》卷1《嘉禾舟中》，第1188册第843页。
[19]谢深甫编《庆元条法事类》卷37《给纳》《旁照法》，第581、605页。
[20]沈括《梦溪笔谈》卷11《官政》1，第88页。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3。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十月辛亥，第11册第6811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丁丑，第12册第7219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甲寅，第12册第7387页。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2，第234页；《宋史》卷179《食货志》下1，第13册第4361页。
[26]《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第39册第13665页。
[2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庚申，第2975页。
[2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十月乙亥，第3058-3059页。
[2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3之29。
[3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9。
[31]朱熹《朱熹集•别集》卷10《都昌县搬张刘二家米等事》，第5604页。
[32]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6《回奏两次宣谕》，第1179册第677页。
[33]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6《回奏宣谕》（11）注，第1179册第690页。
[34]张舜民《画墁录》，第1037册第162页。
[35]〔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8，第271页。
[36]秦九韶《数学九章》卷6上《折解轻赍》，第797册第495页。
[3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20；48之17。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乙丑，第13册第7674页。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癸丑，第14册第8258-8259页。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庚午注，第20册第12093页。
[4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之29。
[42]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正月乙巳，第158页。
三、交通
1.河渡
端拱二年（989年），位于许州郾城县的东螺湾渡口，为私人所承包后，收费苛刻，即使是交纳赋税的车辆过往也要收费：“计出渡钱七十五文”，[1]每辆出渡钱75文。天圣六年（1027年），荆南公安县（长江？）渡口新增收渡牛钱，每头牛50文：“每一牛五十文”，但寻即被朝廷下令罢除。[2]
南宋初，金兵侵犯河南，北方居民南下逃亡。叶梦得下令所辖江东路所有渡口不准哄抬价格：“应北来往来渡口并严行约束……空身人每人渡钱不得过一百文足，有担仗一百五十文足。”[3]这是防止摆渡者乘机抬高过渡船价的限价命令，平时价格当不会超出此价。南宋前期的王之望言：湖南“州县榜卖河渡，实封投状之人，多是过立高价，以争必得。既给卖后，却以增添官钱为名，加倍收取渡钱。数年以来，此风特甚。今乡村小津渡，空行人亦不下收钱一二十，担擎客旅可知，其广阔津渡又可知。”[4]由于投标承包时竞价定的金额高，所以过渡的价钱相应抬高，空手一人通过寻常小渡口，也收10至20文。隆兴二年（1164年），广东贺州、广西贵州、象州的津渡，商旅行人“每经历津渡，人纳百钱，如诱掠妇女，人纳千钱”。[5]每过1人纳钱100文，如果摆渡者知道所过是掳掠贩卖的妇女，过渡费会提高到每人1贯，有敲竹杠的意思。嘉泰元年（1201年），临安府的浙江、龙山、西兴、渔浦4渡，“日常津发民旅，依已降指挥，每人出备钱三十一文足，买牌上船过渡。除官员、军兵、茶盐钞客、乞丐、僧道免出牌钱外，若有担仗、轿马，增折人数”。[6]坐船者每人用31文足钱买票过渡，行李和交通工具折成人数纳钱买票。庆元年间，奉化县北部与鄞县交界处的北渡，“往来负担者，人取钱三文，以充输官之用。士夫、僧道则免。迄今四十余年，人甚便之”。[7]普通商旅、百姓，每人收取3文钱，官员和出家人免费。从位于舟山岛的昌国县到庆元府所在的鄞县，远隔海水，南宋中期，“本府元有大渡船二只，委江东寨兵分番撑驾，各支小券钱米。应过渡人，每名止收钱五十文足”。[8]乘船过海的费用是每人50文足。福州的洋下渡，嘉祐中官方设置摆渡，渡者每人交纳7文；元祐六年（1091年）又造4艘官船，大船限载100人，水手15人，小船限载15人，水手8人，渡者每人交纳5文；淳熙年间，增为30文。[9]南宋时，湖碛渡口（大约是潭州城东北浏阳河的渡口）是私人承包的官方渡口，曾发生价钱纠纷而出了人命官司：撑船者严四向过渡者索取17文，其中的饶十四只愿支付5文，行进间两人殴打，致使饶十四溺水而亡。[10]
《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绘）中的客货混装船，可当渡船用。
2.过桥
建炎二年（1128年），赣城建成了浮桥，“费直百三十万……桥成，令过者人输一钱，持以二僧。居半岁，尽偿所贷”。[11]为了偿还建桥的贷款，官府向过桥者每人收费1文，半年就还清了1300贯。
3.传递
隆兴初，成都有村民挽车入市，遇见一道人给他交子2贯：“遗交子二千”，雇他将一封书信送给仙井监的唐八郎，“民接书即行”。[12]显然是合理价格，欣然成交。
4.路费
这里所说是路费，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盘缠，即前往一地的路途花销，一般包括交通、饮食、住宿等费用。
苏轼的外祖父程公，早年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13]从开封到四川的1人路费，约3贯200文。宋真宗时，王禹偁被贬谪到黄州，毕士安“亦罢职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贫，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两赆禹偁，禹偁乃能为黄州之行。”[14]一家人从开封到黄州的盘缠，大约需300两银子，按当时银价折算，约合300贯钱。太常博士任伯傅母亲病故后，徒步护送灵柩回梓州永泰县，丁忧3年后留家不起。嘉祐二年（1057年），有御史在朝廷上提到此事，宋仁宗有诏赐钱50贯：“钱五万，令梓州敦遣赴阙，与堂除差遣。”[15]任伯傅很清贫，朝廷所赐，当属前往开封的路费。熙宁五年（1072年），在提举司天监沈括的建议下，朝廷征召“精于历术”的楚州人卫朴来开封参校新历，“仍赐路费钱五十千”即50贯。[16]宋徽宗时，有人从润州茅山奔赴开封告发妖人谋变，向人借钱10贯为路费。[17]
宋高宗时，苏钦自临安出任巴州知州，该州与其他州不同，历来不派兵迎接到任官员，而是支付路费：“无迓兵，例出脚乘三千缗。公悉封还，以代输赋，邦人立碑纪其事。”[18]一位知州及其家人，在没有士兵迎接的情况下，自行从临安府到四川巴州的路费，大约是3000贯。宋宁宗时，四川张夫人随同丈夫来到扬州，有僧人见其养女（即后来宋宁宗的杨皇后）相貌不凡，鼓励他们前往临安寻找机遇。他们“以无资告”，僧人“以二千楮假之”。[19]一家3口从扬州到临安的优厚路费，是2000贯纸币。
最具体而且有典型意义的是真德秀的回忆：庆元初，他从家乡建州浦城到临安参加贡举，因家中贫寒，勉强凑够10贯钱，步行10天，“嚢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这次科举没有成功，第二次“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20]可见步行从建州浦城到临安的费用是10贯，合计每天1贯。
绍兴元年（1131年），广西邕、宾、横州的土丁被差派牵马到杭州，每人官方发和雇盘缠钱5贯省，但远远不够实际花费，还需各自带钱40至50贯足钱才能往还。[21]
范仲淹设在家乡苏州的义庄，有资助对象包括进京参加科举者的项目。“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今（庆元二年——引按）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伯千。”[22]这100贯会子，是从平江府到临安府的盘缠，恐怕还包括在临安考试期间的费用。
注释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4。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5。
[3]叶梦得《奏措置存恤河南官吏军民脱身南来事件状》，《全宋文》第147册第169页。
[4]王之望《汉滨集》卷5《湖南提举司论河渡奏议》，第1139册第723页。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10。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15。
[7]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4《桥梁》，第5册第5187页。
[8]罗浚《宝庆四明志》卷20《津渡》，第5册第5250页。
[9]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洋下渡》，第8册第7834页。淳熙年间的过渡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10文。
[1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严四为争渡钱溺死饶十四》，第556页。
[11]洪适《盘洲文集》卷30《知政桥记》，第8页。
[12]洪迈《夷坚志•丙志》卷3《唐八郎》，第390页。
[13]苏轼《苏轼文集》卷20《十八大阿罗汉颂》第587页。
[14]毕仲游《西台集》卷16《丞相文简公行状》，第262页。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戊寅，第8册第4476页。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8，熙宁五年九月戊辰，第10册第5802页。
[17]费衮《梁溪漫志》卷10《范信中》，第113页。
[18]赵与泌、黄岩孙《仙溪志》卷4《苏钦传》，第8册第8329页。
[19]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20]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万桂社规约序》，第7页。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4之32。
[22]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附录6《历代义庄义田记•清献公续定规矩》，第1168页。
四、桥道
连接河流两岸的桥梁，随着社会交流的频繁而普遍建造。一般而言，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大江大河上多建浮桥，在较小的河流上多建固定桥梁。无论哪类，其费用都很大。正如嘉定年间陈耆卿所说的那样：“余观南方治一桥，费缗钱辄十数万。”[1]此外，道路的修建也是颇费财力的大工程。
1.桥梁
从皇祐五年（1053年）四月到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泉州用6年多时间，建成了横跨于洛阳江入海口江面的万安渡石桥：“垒趾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之数而两之。靡金钱一千四百万。”[2]造价为14000贯。这是我国古代第一座跨海巨型石梁桥，也是中国现存建造时间最早的石料海港大桥：用大石块砌出46座桥墩，上放巨大石梁，然后铺石板。此即现存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洛阳桥，有福建桥梁的状元之誉。1950年实测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桥墩31座。墩端部呈船头形，墩孔净跨8米，桥面石板桥长11米、宽1米、厚0.8米，上置6-7条石板。
嘉祐中，台州建造桐山石桥，“不逾月而桥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镵板二十，为钱总五十万”即500贯。[3]元祐年间，温州乐清县万氏捐资3000余贯，历时6年，建万桥于海滨，“遂筑成东西两滩，上下一百寻，截江三十丈……乃累横石为四柱。其形锐而大，一柱之广纵二寻，横一寻有半，其三寻有畸埋滩淤之下，出滩之上者才二寻有半。上跨木为梁，其柱疏以立，其间迂而阔，以石不能跨故也”。[4]为木石结构的桥梁。绍圣年间，官方在杭州新城县山水经过之处建岁寒桥，“其址东西相去二百尺有奇”，“钱凡费三万”。[5]桥长200余尺，费用当为3万贯。绍圣年间，广东惠州政府计划修建一桥，“差官估所费，盖八九百千。”[6]预算为800至900贯。大观二年（1108年），衢州州城建成溪桥，“凡三十五架，其修二百六十步，会其费庸，为钱四百万”。[7]用钱4000贯。政和年间，衢州龙游人祝某，在通往婺州的交通要道派溪上，自费建起一座石桥：“采巨石为桥，隐然坚壮，而往来之人如履平地。度用钱三百万，”[8]总经费3000贯。
绍兴八年（1138年），临安府北关镇重建永安桥，“比旧桥尤坚厚雄牡，可以经久，观者称叹。仍以新旧桥余材于桥之东建一小阁屋二厦，上安诸天圣像，下接待云游僧道。计用钱四千余缗”。[9]造价为4000余贯。绍兴十五年，鄞县建仲夏桥，“柱板皆以石，纵一百六十尺，衡十有二尺，费缗钱二千有奇”。[10]这座长160尺、宽12尺的石桥，造价是2000贯。同年，鄞县又建百梁桥，“采山植柱，作砥中流，设以巨板，纵长二百八十尺，横广二十四尺。覆屋二十有二楹，回环棂槛，对峙瓦亭，类皆飞梁劲角，布藻垂文。费约二十余万缗”。[11]这座廊桥的造价是20余万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