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关注，[1]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注释
[1]〔日〕斯波义信《南宋米市场分析》（《宋史研究集》台北国立编译馆1969版）、《宋元代粮食消费与生产水准之探讨》（《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粮食角度探讨了有关问题。何忠礼《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浙江大学学报》1989年4期），从个案出发研究了具体的日常消费。谷更有《宋代乡村户之生活水平析议》（《经济史论丛（1）》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研究了乡村的有关情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和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从购买力的角度对宋代币值在动态方面作有论述。
一、下层百姓每天的收入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北宋后期，张耒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写诗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1]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2]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3]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全家尚吃不上饱饭。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4]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的部分打酒买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洪迈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5]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以上足见，100文及数十文是乡村下层百姓普遍的每天收入。不过一家一般不会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挣钱的能力，所以一般会高于100文。
《渔乐图》（宋代佚名）。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6]在城镇卖水果的利润收入是每天数十文。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7]日均收入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8]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我们还见到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9]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10]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李昭玘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蠯，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11]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淳熙年间，临海县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指出：“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12]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注释
[1]张耒《张耒集》卷13《感春六首》，第230页。
[2]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9《嘉州江中镜》，第1124页。
[3]袁说友《东塘集》卷2《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第1154册第159页。
[4]吕南公《灌园集》卷18《达佣述》，第1123册第167页。
[5]洪迈《夷坚志•补志》卷1《都昌吴孝妇》，第1555页。
[6]郭彖《睽车志》卷2，第1047册第236页。
[7]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8《鲁四公》，第1283页。
[8]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6《吴民放鳝》，第670页。
[9]洪迈《夷坚志•补志》卷13《曹三香》，第1665页。
[10]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8《游伯虎》，第1278页。
[11]李昭玘《乐静集》卷11《代四兄求荐举书》，第1122册第312页。
[12]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彭仲刚《崇俭素》，第7册第7579页。
二、居民每天生活费用
那么，一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是多少呢？
吃饭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费。宋人与现代人不同，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贵为宰相的张商英在荆南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晩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1]庆元年间的饶州寓士许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2]饶节、喻良能等人均曾提到：“百年七万二千饭”，[3]都是按一日两餐计算的，说明是普遍的饮食习惯。
再具体到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时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4]富贵以后的范仲淹，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的穷人，日常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岁衣丝一匹。”[5]南宋后期的婺州人王柏说道：“某虽无用于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谓古今之幸民。”[6]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说，东南地区的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7]如王禹偁所言，这都是“至俭”的穷人标准，未必能吃饱。
有一天1升多的。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8]学生的标准是每天米1升4合。南宋末方回指出：“近世东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9]一顿吃5合，一天两顿即1升，加上中午的点心，就是1升多了。
有一天2升的。春天调发挖河的民夫即“春夫”，历来“不给口食，古之制也。”宋太祖“恻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10]一天2升是民夫的口粮。大中祥符年间，范仲淹在南京求学时，生活清苦：“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晩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11]这是每天食小米2升的实例。北宋后期，李復有诗云：“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12]这是随军运粮民夫的定量。两宋之际，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民李甲，40岁了还未娶妻，食宿于弟妇家。日常靠伐木烧炭出卖为生，“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尝妄费。”[13]这是自我定量。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14]是为大肚汉的饭量。南宋后期的严州人方逢辰有诗云：“清溪眇如斗大邑，万山壁立土硗瘠。……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醝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5]这户有雇工两人的人家，应属于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吕颐浩也感叹道：“良田万顷，日食二升”。[16]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风吹到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17]日食2升是朝廷抚恤外国难民的标准。南宋中期的赵汝愚说：“吾曹盛壮时，日食二升米饭，几不满欲。”[18]青壮年男子，2升米还嫌吃不饱。法令规定：“流囚居作者，决讫日给每人米二升。”[19]囚粮标准也是每天2升。
《峨眉雪图》（明代谢时臣绘）局部。描绘的是民伕运粮的情景。
有一天2.5升的。绍兴初，在福建镇压范汝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费米二升五合，钱一百。”[20]绍兴末，官方计划从利州路向大散关边防“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十一万三千五百斛”。[21]也是前线战士的口粮标准。宋孝宗时袁说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给，虽等杀不同，大率不过二升半米，与百金而已，此固从昔定数。”[22]士兵的口粮平均也是2.5升。士兵、体力劳动者或者壮汉，一般日食2升半。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言：“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23]供应民夫的口粮是每天3升。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为前往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提供路途盘缠，规定得非常具体：每天“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漆斤。”[24]是为朝廷招待外国僧人的标准。元丰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25]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粮3升，外加10文菜钱。这些显然是足够吃饱的标准。
对于低消费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综合男女老幼，平均标准应以1.5升为宜。但仅有粮食是不行的，还必须煮成饭，还需要柴、菜、调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的两浙人方逢辰，在首诗中有笔账目：“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醝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26]照此计算，9口之家的日常消费，总共为2至3斗粮食，权且约以2.5斗计，那么除了1.8斗的口粮外，其余7升粮食的价钱为“茗醝酰酱菜与薪”，即副食与燃料的价钱，人均0.77升即7合7勺。也就是口粮的38.8%。由于粮价因地而异、因时不同，要综合考察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和钱一起综合衡量，或以钱为综合衡量单位。
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因大雪苦寒，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救济：“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27]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资，升合之米，则不死矣。”[28]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购买食品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也即在当时的开封，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是每天20文。宣和二年（1120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中，官方为居养人每天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和“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29]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30]每人每天给米2升，钱20文。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规定，对那些无人供饭的囚犯，由官方拨钱供应：“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31]在临安府者每天支钱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临安府物价高，20文可以保证其饿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够了。绍兴三十二年，洪适言：“沿边已招纳降胡，若使之饥寒失所，则必怨望。如萧鹧巴一家余二十口，券钱最多，日不过千六百金，尚不给用，则其余可知。”[32]招待投降的金国大将一家，官方每天的拨款是1贯600文，若以22人计，则人均72文，对于大将家庭来说，确实不够用。宋孝宗时，陈造与人讨论淮南救灾问题时，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一夫日与米五升，钱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钱五十，其余劣可饱二三口，彼何患不乐从。一家二人从役，则六七口免涂殍矣。某亲见熟乡之募人垾田，食之而日与百钱，民奔趋之。”[33]一位青壮男子，每天的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50文。南宋中后期，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费用提高。如宋宁宗时，湖州按朝廷指令每天造甲二副，“所用工匠，并是追逮，则非应募。其人在甲局，每日等差支钱，日二百，下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敢减克。然只能养其一身，而不能养其一家”。[34]每天工资150文至200文，只可以供个人食用而不能养家。宋宁宗时朝廷赈灾：“朝旨人日给米二升，钱二十。”[35]人均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20文。建康府于宝祐四年（1256年）所创建的安乐庐，是安置旅行中的军民客商的官办医疗救助机构，除了医药费外，“每病人一名，日支白米一升，柴炭钱三百”。[36]官方再每人每天支付白米1升，柴炭钱300文（会子？），是为病人的优恤标准。宝祐六年（1258年）建康府创建的实济局，是收养流浪者的救助机构，每名月支米6斗（日均2升），盐菜钱15贯，柴钱5贯（均为17界会子）。[37]按宝祐六年的17界会子1贯只值铜钱56文足，[38]则其盐菜钱日均28文，柴钱日均9.3文，共约30文。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大约是20文左右。另有一例可以佐证：绍兴末，有官员任满后到临安求官待调，“累岁无成。孥累猥众，素不解生理，囊槖为之一空，告命亦典质。妻子衣不蔽体，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得钱籴米而无菜资，但就食店拾所弃败叶，又无以盛贮，惟纳诸袖中”。[39]靠乞讨度生，全家每天最少需要100文才能解决口粮，吃菜则要另外拣拾。史料中说他“孥累猥众”，若以8人计，人均12.5文。宋仁宗天圣年间，孙复到南京应天府向范仲淹求助说：“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40]每天100文养活2人，人均50文，显然是比较优裕的。
宋人家庭每天的日常费用，就普通百姓而言，大体上低于所收入的100文。节俭的士大夫，也是这种水平。宋真宗朝，吕夷简刚出仕为幕职官时，月俸5贯800文，“公乃约家人，日用不过百金。有余，置竹桶盛之。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内子，八百以备伏腊。竹桶之积，具饭以待同僚。上下欣然，无不足之色”。[41]他的5贯800文省月俸是如此分配的：1贯供其母亲，1贯供其妻子，800文供过节，余下的3贯供全家日常经费，平均每天100文省即77文足。宋真宗朝，李若谷担任长社县令时也是节俭如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南宋张九成、郑刚中二家，每日的消费更少，都是数十文。如张九成所说：“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42]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时，“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每月初取钱4贯500文，分成30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摘取一份使用，则其“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剩余者专门藏在大竹筒中以招待来客。[43]每天限用150文。何忠礼先生对此有独到见解，认为所谓的“日用不得过百五十”，仅仅是供苏轼个人所花的零用钱，而不可能是全家的基本生活费用。[44]此说不无见地，至少这个问题提的有价值。我认为，就前文种种情况以及吕夷简、李若谷、张九成、郑刚中等4人的范例看，这150文作为全家的日常食用标准虽然能够成立，但像这样的官宦家庭，不可能每天买粮度日，苏轼的家庭日用，应是除了粮食之外的日常花销。[45]
不过应明确，这仅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一家一天花费100文左右是可以的，全年的费用则不能照此相加得出。因为必须有积蓄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服装的更新、住房的折旧、年节应酬、生老病死、婚嫁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费用。以仅次于吃饭的穿衣而论，平均每人每年最少要消费1匹纺织品。如王禹偁所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46]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也是“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47]在有的史籍中，简化为“岁衣缣一匹。”[48]经济专家张方平说：“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人衣布帛二端。”[49]则是一般每人每年平均2匹。元初磁州人胡祇遹《匹夫岁费》载：“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50]也值得参考。一般而言，每人每年正常消费是2匹。黄庭坚则言：“人生岁衣十匹，日饭两杯，而终岁薾然疲役，此何理邪？”[51]岁衣10匹，显然是官僚富人的标准了。庆元年间，湖州人、中级官员倪思言：“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阙。”[52]按他计算，全年所有的花销约每人每天平均274文。当然，一般老百姓不会有这么多，当在100文左右。
接着了解一般人家的日常生活水平。宋代实行募兵制，士兵靠军饷养家。宋仁宗时，张方平指出：“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53]中等禁军家庭每年50贯，平均每天130余文，这是个能解决温饱的钱数。到了南宋，随着物价上涨，士兵的收入增加了4倍。以乾道年间为例：“合钱粮衣赐，约二百缗可养一兵。”[54]这也意味着物价上涨了4倍。北宋中期司马光言：“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55]所言是中等人家的情况，每人日均粮食2.7升，钱50文。同时，如果在开封“日得一缗”即1贯，那么就可以“数口之家，寒衣绵，暑衣葛，丽日食膏鲜”。[56]以5口人计，人均200文；以7人计，人均142文，显然是比较富裕的生活。咸平三年（1000年），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呼延赞说：“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57]其家每月花费约为40余贯，平均每天1贯余。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以后，朱翌开始担任州县官时，“月俸钱万二千，米石五斗，麦如米之数，十口之家取足。已而官朝廷，禄十倍之。然日食肉犹一脔，衣常百结，退视其室，其空如故。南来已老，内外食者四十人，婚姻、宾客、伏腊不论，论其常，一岁钱千二百缗，米百八十斛。拱手端坐，炊烟屡绝。”[58]宋徽宗后期，朱翌家人日均40文，米1升，“十口之家取足”，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到了绍兴初，人口增加到40口，仅日常消费，就是人均钱82文，人均米1.2升。但由于物价上涨，经常吃不上饭。绍兴七年（1137年）仇悆在明州担任长官时，问一幕官：“公家日用多少？”回答说：“十口之家，日用一（一作二）千”。仇悆又问道：“何用许多钱？”答道：“早具少肉，晚菜羮。”仇悆吃惊地说道：“某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59]所谓“贪官”嫌疑人的家用，人均100文或200文，主要标志是每天吃上一顿肉。其实，以仇悆的收入并非吃不起肉，只是生性节俭而已。
仇英临萧照《中兴瑞应图卷》中的南宋官员。
再看赵宋宗室和皇室的生活费用。绍兴元年（1131年），南外、西外的宗子女妇共525人，“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西外一百七十六人，岁费约三万缗”。[60]每年供养费用为9万贯，平均每人每月14贯余，每人每天470余文，相当优裕。建炎年间，皇太后孟氏“性俭约，有司日供，千缗而止”。[61]每天1000贯的消费，对一位皇太后来说，还算是节俭的。
注释
[1]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2《张天觉小简》，第647页。
[2]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10《安国寺观音》，第1300页。
[3]饶节《倚松诗集》卷1《为卿昙辅作一枝庵诗》，第1117册第220页；喻良能《香山集》卷15《磨勘转朝请郎》，第1151册第739页。
[4]《宋史》卷293《王禹偁传》，第28册第9797页。
[5]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忠孝》，第36页。参见范成大《吴郡志》卷14《园亭》载钱公辅撰《范文正公义田记》，第202页。
[6]王柏《鲁斋集》卷17《回陈樵翁》，第1186册第255页。
[7]方回《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第853册第368页。
[8]朱熹《朱熹集》卷100《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第5111页。
[9]方回《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第853册第367页。
[10]王曾《王文正笔录》，第4册第130页。
[11]彭乘《墨客挥犀》卷3《范文正公道旧日修学时事》，第305页。
[12]李復《潏水集》卷11《兵馈行》，第1121册第110页。
[13]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1《石溪李仙》，第1052页。
[14]庄绰《鸡肋编》卷中，第81页。
[15]方逢辰《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第1187册第555页。
[16]吕颐浩《忠穆集》卷6《与雪峰清了书》，第1131册第316页。
[17]《宋史》卷491《日本国传》，第40册第14137页。
[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3《经籍考》50《食治通说一卷•赵丞相序略》，第1798页。
[19]谢深甫编《庆元条法事类》卷75《编配流役》，第785页。
[20]廖刚《高峰文集》卷1《投富枢密札子》，第1142册第319页。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第3221页。
[22]袁说友《东塘集》卷9《宽恤士卒疏》，第1154册第255页。
[23]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知苏州时），第265页。
[24]〔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5，第143页。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辛未，第14册第8235-8236页。
[26]方逢辰《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第1187册第555页。
[27]司马光著、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卷1，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第36页。
[28]（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5，范祖禹奏，第4册第3219页。
[29]《宋史》卷178《食货志》上6，第13册第4340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36。
[30]杨时《龟山集》卷12《余杭所闻》，第1125册第228页。
[31]《宋史》卷200《刑法志》2，第15册第4993页。
[3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丁巳，第3374页；洪适《盘洲文集》附录《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行状》，第6页。
[33]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4《与奉使袁大著论救荒书》，第1166册第304页。
[34]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宰执乞权住造甲》，第1155册第690页。
[35]袁燮《絜斋集》卷14《秘阁修撰黄公行状》，第1157册第194页。
[36]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庐院》，第2册第1703-1704页。
[37]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庐院》，第2册第1706页。
[38]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7《楼店务地》，第6册第6004页。
[39]洪迈《夷坚志•丁志》卷6《奢侈报》，第583页。
[40]魏泰《东轩笔录》卷14，第159页。
[41]苏颂《苏魏公文集》附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10，第1176页。
[42]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5《俭约》，第208页。
[43]苏轼《苏轼文集》卷52《答秦太虚书》，第1536页。
[44]何忠礼《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浙江大学学报》1989年4期。
[45]苏轼《仇池笔记》卷上《二红饭》（第11页）：“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可以证明其家不是每天买粮。他也并非没有存钱，在黄州时，苏轼的一封书信中提到：“尚有二百千省，若须使，乞示谕，求便附去。”（《苏轼文集》卷55《与杨元素十七首（以下具黄州）》9，第1653页）之所以低标准限制日常费用，既是节俭，也是被贬斥时的一种姿态。
[46]《宋史》卷293《王禹偁传》，第28册第9797页。
[47]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2《义庄规矩》，第797页。
[48]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忠孝》，第36页。参见范成大《吴郡志》卷14《园亭》载钱公辅撰《范文正公义田记》，第202页。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范文正公还乡》（第60页）作“岁衣人二缣”。
[49]张方平《张方平集》卷15《食货论•原蠧中篇》，第186页。
[50]（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23《匹夫岁费》，第1196册第429页。
[5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5《书赠俞清老》，第653页。
[52]（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75上，倪思《经 堂杂志•人生享用》，第6册第3481页。
[53]张方平《张方平集》卷24《论国计事》，第353页。
[5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乾道内外大军数》，第405页。
[55]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3《申明役法札子》，第9页。
[56]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5《任愿》，第45页。
[57]《宋史》卷279《呼延赞传》，第27册第9489页。
[58]（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朱翌》，第6册第6198页。
[59]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5《俭约》，第208页。按《宋史》卷399《仇悆传》（第35册第12128页），作“十口之家，日用二千”。
[6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7，绍兴元年九月壬子注，第847页。
[6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乙巳，第516页；《宋史》卷243《孟皇后传》，第25册第8637页。
三、家庭财产数量
中等人户的家产，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宋哲宗时，岑象求言：“十六七万缗，中人（千）［十］家之产也。”[1]每家平均约1600余贯。北宋后期的江西人谢逸写道：“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2]每家平均约1000贯。南宋初，程俱说：“且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3]3000贯大概是当时一户中等人家的标准。南宋中期，常州有地“为畮千八百有奇，何啻中民十家之产”。[4]大约当地中等人户的田产是180亩左右。南宋时，信州有朱秀才家，“旧颇赡足，十余年来浸浸衰落”。后在灵山发现一块水精（晶），“光辉射人，就视之，真宝石也，高阔如大瓮……已而市侩皆传闻，相率来观，共酬价六千贯，朱犹未许。临安内苑匠闻之，请于院珰，求假至信，视已立价，复增三千贯。朱付之，赖以小康”。[5]即以9000贯的价格卖给了朝廷内苑，其家由此成为小康人家。其家原有财产当不下1000贯，加上卖宝石所得的9000贯为10000贯，就是当地小康也即中户的标准。由此可见，北宋时的中户财产一般约为1000贯，南宋由于物价因素和经济发展等因素，中户财产一般为3000至10000贯。
在此，不妨与西汉做一比较：汉文帝曾打算建造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6]汉制黄金一金就是一斤，“黄金重一斤，直钱万”。[7]则是汉代中等人户的家产只合100贯，而宋人超出汉人10倍以上。宋孝宗时的吴箕，就看到了这个差异，指出：《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盖汉时兼并之风，犹未至甚，民之富者特止于是。自唐以来，财产蓄于私室，而贫民无立锥，宜乎货殖之多于古也”。[8]这里说的中人恐怕不能理解为中等人户，而是民间普通富户；也不能理解为中户的财产普遍为5万贯。其真实意义是与汉代相比，宋代富户的分量、数量普遍增加。同时要指出的是：穷人也更穷了，是兼并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叶梦得也曾经指出：“《汉书•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谷价甚贱，时至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9]对此，我有三点看法：
其一，汉代钱少而贵重，宋代钱多而轻贱，不能简单做绝对数字的对比。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汉代每石粮食5文钱固然低贱，其他商品未必如此。就土地价格而言，与宋代即有相近之处。汉代人多言关中良田亩值一金，南宋人王楙对此考证道：“按汉金一斤为钱十千，是知汉田每亩十千，与今大率相似。”[10]透露出宋宁宗时的苏州地价与汉代相同，每亩10贯。嘉定年间，赵与时曾说道：“贡禹被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以今江、淛田贾会之，不减二三千缗。车马之费，当不至是。则当时田贾，亦非今比。”[11]也就是说，西汉元帝时的山东地价没有宋代的贵，但买车购马等费用却比宋代还贵。
其二，所言“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显系夸张之言，既不会是下户的家产数量，也不会是中户的现金存量。如前文所言，当为中等人户的家产数量。宋祁曾指出：“豪猾兼并之家，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滞泉货使不流通，美食高枕。”[12]富室家庭的现金存量一般在500贯到30贯之间。
其三，宋代货币流通量远多于汉代，有钱的富裕人家也大大多于汉代，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整体水平大大高于汉代。汉代有1000万钱即1万贯的人家已是骇人听闻了，在宋代确实不值一提。在此再举一实例：研究宋史的人，有谁知道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或其寡妻刘氏呢？但其家是地地道道的巨富：“其家积钱数十屋，殆不可以百巨万计。”宣和年间，由于收复幽州之役，官府向民间搜刮军费，刘氏提出愿代本州下户输纳：“请于县官，愿以私钱一百万缗献纳，以免下户之输。盖空其积钱之屋十余间，而后能充其数。一郡数县之官吏得逭于简书，而其编户民得免于流亡溘死。”[13]仅现钱一次就捐出100万贯，还只是“数十屋”中的“十余间”，以三分之一计，其家储备现钱约300万贯，家产约上千万贯，类似于现代的亿万富翁。尽管如此，其家在当时并不知名。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如司马光所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14]固然夸张了许多，但也可从中看到平民生活的某些情形。
具体到各地，则不尽相同，且有很大的差异。
京师开封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富民众多。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王旦言：“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5]家产100万贯者很多，10万贯者比比皆是，像中等人户一样普遍，这是京师特殊地点决定的。开封小康人家的财产是多少呢？宋徽宗时，有位大盐商因盐法突变而受惊，吐出舌头后不能收缩，“经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其家人揭牓于市，声称有能治疗者以1万贯为酬谢：“有治之者，当以千万为谢”。有位叫王况的医生应招前来，一针而愈，其家遂如约支付，“又为之延誉，自是翕然名动京师。既小康，始得尽心《肘后》之书，卒有闻于世”。[16]看来，“小康”——中等人家的财产至少是1万贯，与南宋时信州的小康标准相同。
西北沿边的少数民族贵族比较富裕。王安石对宋神宗言：“今蕃户富者，往往有三二十万缗钱。”[17]家产20万到30万贯。
淳熙时，在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有房廊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富者家计不过五七千缗而止，营运本钱不过三二千缗而止。”[18]城市房产主的产业多则7000贯，流动资金在3000贯以下。
北宋中期偏远的辽州，是河东路最小的州郡，将城镇包括客户在内的居民划分为10等，其中“第七等一户高荣，家业共直十四贯文省，其人卖松明为活。第五等一户韩嗣，家业二十七贯文。第八等一户韩秘，家业九贯文。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19]倘若以第5等为中户的话，家产为27贯，可以视作河东路坊郭中户最低财产额。北宋后期岳州的渔民普遍贫穷：“华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时至建宁，南堤决即被水患。中民之产，不过五十缗。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其常产即湖地也。”[20]岳州洞庭湖里中等渔民的家产仅50贯。河北的情况比较接近。元祐元年（1086年），监察御史王岩叟报告说：“昨所治定州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21]第四等户属于下户，财产仅24贯，其中户的财产数量大概与岳州相近。但必须指出，他们之所以财产不多，主要是官府有意抬高民户户等以多收赋税所致，也既他们实际上顶多算是5等户。北宋后期，河北邢州牙人张某，“本以接小商布货为业……家资所有，不满数万钱”。[22]一位城市小经纪人，有财产数十贯。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家产裁定免出之法。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续诏乡村合随逐县民户家业裁定免出之法。至是提举司言，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户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轻重不均，故有是诏”。[23]而据熙宁七年（1074年）的记载：“诏两浙察访、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同相度，第五等户所出役钱至少，今若减放，以宽剩钱补充，如支用得足，即尽蠲之。其以家产或以税钱均出而不分等处，即截自若干贯百以下放免以闻。”[24]由此可知，“有家业不及五十千”的两浙乡村下等户为第五等户，中户即第三等户的家产大约接近100贯。但两浙也有经济落后地区，如绍兴府就比较穷。绍兴二年（1132年），知绍兴府张守上奏：“会稽民贫，一岁和买十七万余匹，得数太多，至今苦之。以家业钱计之，乡村人户率二十千当输一匹，询之他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业才二十千，一绢之直当四之一，输纳费用又复一两千，殆及三分家业之一矣。盖二十千之家，必庸贩以自资，然后能糊口。”[25]如此说来，南宋初越州普通农民的家产一般只有20余贯，中户的家产当与定州大致相等。绍兴八年（1138年），前知梧州郑鬲言：“广西之民，尤为凉瘠，号称上户者，家直才数百千。”[26]广西是贫困地区，即使富户也不过有数百贯的家产。
乾道四年（1168年），淮南地方官报告道：
窃尝询究淮上治田之具，盖每招一家（归正人——引按），必首给钱百二十缗，以其二买牛，一为室庐、耒耜之资。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艰得，计道途之费，固应倍于内地，又缘经历商税，费亦寖重……于宝应、山阳，得空闲水陆田五百余顷，劝谕到归正传昌等四百余名。欲人给一顷，五家为甲，一为之长，随处置庄，仍给备耕牛、农具、屋宇等钱，家与草屋二、两牛并屋一、种粮、万钱。[27]
由此看来，当时淮南沿边地区的一户人家，除了土地外，最基本的家产是120贯，再除了牛以外，只有40贯。考虑到所言当时因种种原因耕牛价比内地贵一倍，则在北宋时，最低限度的基本家产不足100贯。但若加上土地、随身带的衣服、生活用品，估计仍在120贯左右。宋高宗初期的张守，谈到淮南西路的中等人户财产时说：“臣契勘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28]家业钱额是将各户的田地、房屋与浮财折算而成的，淮南西路中等人户的财产大约以1000贯为多。
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诏令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计产养马：
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匹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以八岁以下为断，齿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提举司籍记之。于是，诸道各以其数来上：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29]
诏令要求：北方各地3000贯以上的坊郭户、5000贯以上的乡村户，各养1匹马供军用，每多出3000或5000贯再多养1匹，最多养3匹。其养马数，也就意味着是当地富户数量。现将各路数量以及《元丰九域志》所载各地主户数列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