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卒的就地殡葬
（一） 由军队负责收葬
（二） 由战地附近州县负责
二、将领的就地殡葬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综 述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在传统社会群体生活的各个环节，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早在西周，我国就形成了以吉、凶、军、宾、嘉为主体的“五礼”系统。此后，礼学一直是中国旧学的大宗，尤其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大背景下，礼学研究更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社会转型，旧学随之逐渐解体。更由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反帝制与反儒学是革命的两大主题，因此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一直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受到猛烈批判和攻击，由此.，直接导致对礼仪文化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
二战前后，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服部宇之吉、宇野精一、武内义雄等，开始通过研究儒学展开对礼制的研究，但其关注点多为礼如何作为一种时代与国民的精神，其研究则为礼的起源，时代下至汉代，罕及唐礼。这一时期，在国内，1935年，陶希圣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册》由新生命书局正式出版，该书从政治思想史研究出发，提出由于儒家的礼与律被隋唐订为国家法典，故传统的隋唐时期“儒学衰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1943 年，隋唐史研究大家陈寅恪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制是其正文的第一章。由于该书是对制度渊源进行探讨，故陈寅恪主要运用研究政治史的办法，对参与制礼的士大 夫身世、活动进行研究，较少涉及隋唐礼制本身。最后指出，隋代虽然继承了西魏北周的 政治衣钵，但论其礼制渊源，还是主要来自梁陈礼制和融入了汉魏礼制的东魏北齐礼制，而唐礼则主要是在隋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后，由于时代原因，不光隋唐礼制的研究出现了空白，而且整个礼制史研究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开始起步。在国外，日本学者西鳩定生和他的研究会对此贡献巨大。西嶋定生主要研究秦汉史，他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对比皇帝制与天皇制的差异来探讨中日国体的差异。作为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太庙、即位等礼仪开始受到关注。在他的学生中金子修一则主要研究隋唐礼制，尤其是对唐代的祭祀制度着力颇多，其所著的《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①和《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庙の制度について》②等文对唐代郊祀和宗庙祭祀制度作了充分研究和说明。在国内，同时期对礼制的研究则比较冷清，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宽所著《古史新探》一书。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杨宽集中对先秦的“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与“飨礼”、“射礼”“贽见礼”等古礼探本溯源。尤其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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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子修一：《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编》1976年，第25页。
②金子修一：《魏晋より附唐に至る郊祀・宗庙の制度につて》，《史学杂志》1979年第88编第10号。
蒐礼”和“射礼”的研究更是国内较早对先秦军礼的研究之一。但可惜的是由于其研究方向在先秦史，故对唐礼基本没有提及。可以说，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以唐礼为专题之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着手进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兴起对古代礼制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其关注 点仍然放在先秦礼仪，而没有放在隋唐礼仪上。而同时期的美国学者魏侯玮和英国学者麦大维（David L. McMuUen）则致力于唐代礼制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1985年，魏侯玮出版的专著《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仪和象征性》，对唐前期即位、郊祀、宗庙、先代帝王、巡狩、封禅、明堂等重要礼制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功能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唐前期是中国帝制时代礼制演变的一个分水岭。而麦大维则在其《唐代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中，通过唐人有关郊祀、太庙、明堂、封禅等礼仪之争论，对唐代礼制由《大唐贞观礼》到《大唐显庆礼》，再到《大唐开元礼》的变化轨迹进行梳理和研究，对后来国内学者研究唐礼多有启发和帮助。
事实上，国内学者对唐礼的关注始于对唐律的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国 内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注意到唐律的研究价值，唐律研究呈现蓬勃之势，成果显著。但由于从汉代开始，国家官僚们就把儒学精神、礼制原则，以及礼的规范直接融入法律之中，这种引礼入法的过程至唐代得以完成，一部《唐律疏议》就是这 一过程完成的标志。此后，到中国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贯穿着儒家所强调的礼法原则，因此，要研究唐律，势必不能回避对唐礼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计、《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②、王立民《唐律的礼法关系透视》③都是开 先河之作。此后，将唐礼研究与唐律、乃至唐令研究④相结合，遂成为唐礼研究中的一大领域。
但由于当时对唐律的研究是主流，因此学者多注意礼法互动之影响，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内才出现了以唐礼为专题的历史学研究。其中雷庆、郑显文《贞观时期的礼制改革》探讨了贞观时期关于讳礼、婚礼、尊亲礼等的改革。郑显文《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⑥则进一步指出唐代礼学有由贵族礼学向庶民礼学，由仪注化礼学向日用化礼学的演变趋势。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⑦则通过梳理《大唐贞观礼》、《大唐显庆礼》至《大唐开元礼》的修礼过程，对《大唐开元礼》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多将礼制视为统治者加强政治统治的权力工具，认为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现实，加强统治才促使礼制的不断革新。
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打破礼制研究时的这一固有思维模式，注意到礼的文化内涵，于是有了新的研究点。如胡戟的《中国古代礼仪》（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文化通志礼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尤其是后者分“礼仪的源起”、“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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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第10-21页。
②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70-80页。
③王立民：《唐律的礼法关系透视》，《儒学与法律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李玉生：《唐令与礼关系析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07第2，第40-47页。
⑤雷庆、郑显文：《贞观时期的礼制改革》，〈松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44-48页。
⑥郑显文：〈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第79-83页。
⑦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复旦学报》1994年第5，第87 - 92页。
的沿革”、“五礼分叙”三部分，对官颁五礼中六十种主要礼仪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归 纳。其中第十七章《军礼——同邦国耀武征服不驯的征伐之礼》分“征伐之礼”、“校阅之礼”、“田猎之礼”、“巡狩之礼”和“救日之礼”五部分对军礼进行了梳理，是国内较早较系统的军礼专门研究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研究唐代礼制的综合性专著，比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中国礼制史》（六卷本）对从先秦至明清的中国礼制进行了认真梳理，是难得一见的礼制通史著作。而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则在认真梳理唐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礼制与唐代社会的关系，是难得一见的唐代礼制专论。 为了照顾内容的完整性，两书都对隋唐军礼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可惜都未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陈戍国《隋唐五代卷》只是把一些有关隋唐军礼资料堆砌在一起，略做评论，浅尝即止。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中军礼部分更是着墨甚少，基本只是罗列各类军礼名目， 再加简单解释介绍而已。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礼制研究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唐礼的研究也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态势。总体说来，对隋唐吉礼、凶礼和嘉礼的研究硕果累累，所涉及具体仪式的 种类之多，是其他时代礼制研究无法比拟的，但对军礼和宾礼的研究则受困于史料缺乏， 重要成果较少。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军事热的出现，关注古代军礼及其相关内容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如张云胜《古代军队礼仪的文化内蕴与教化功能》①是一篇专门探讨古代军队礼仪教化功能的文章，其文首次将古代军礼与现代军队建设联系起来，明确提出要从古代军礼中汲取营养，陶冶现实军人的高尚情操，帮助养成明尊卑，严纪律的优良作风。但该文对仪式本身缺乏深入介绍和探讨，且所探讨的军队礼仪主要还是先秦礼仪。再如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②、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法实践及其礼制归属》④、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⑤、王瑜《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为中心》⑥、王政《战捷献俘馘：〈诗经>军旅祭典研究之一》⑦等。他们都将军礼中某一项内容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有的甚至还 超出了传统的“军礼”内涵，开始关注与军礼相关的一些内容，如鼓吹、军法等，进一步拓宽了“军礼”研究的范围。
而在一些礼仪制度专著中，军礼同样是无法回避的内容。如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探讨礼制沿革和历代礼典概况的同时，也用少 童篇幅对隋唐军礼进行了概貌性介绍。在军制史研究中，同样会涉及军事礼仪的研究，如徐永的《简明中国军制》、刘展的《中国古代军制史》、袁庭栋《解秘中国古代军队》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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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云胜：《古代军队礼仪的文化内殖与教化功能》，《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61 -168页。
② 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113-118页。
③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
④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法实践及其礼制归凤》，《人文杂志》2007第4期，第162-169页。
⑤ 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27-34页。
⑥ 王瑜：《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何题一以唐代为中心》，《求索》2009年第4期，第221 -224页。
⑦ 王政：《战捷献俘馘<诗经>军旅祭典研究之一》，《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第138-141页。
都零星地提到了军事礼仪文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大百科类的著作，大多辞条化，缺乏深入梳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中国传统军事礼仪文化尚缺乏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于隋唐军事礼仪制度作专题性综合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与军礼资料不如吉礼、嘉礼、凶礼等集中充足，导致学者的关注度不够有关。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军礼是一个庞杂的礼法系统，其中既包括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中的各类礼仪，也包括军事行动中的一些规章制度、纪律法规，其影响范围涵盖军事行动和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可以说，从出征、交战到回师，从阅兵、军演到特殊节令都有军礼的身影。尤其是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礼制成熟完备、民风尚武、军事活动频繁，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军礼中的神秘色彩已逐渐淡化，而真正具有凝聚军心，振奋士气作用的军礼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通过梳理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军礼，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隋唐时期军事活动与军队建设的多方面内容，对隋 唐军事史、礼制史研究作一个方面的补充，更希望能归纳提炼出有利于当前我军军队建设的合理礼仪形式和精神内核，达到加强管理，提升战斗力的现实目的。因此，笔者以《大唐开元礼》为框架，广泛收集与隋唐军事礼仪，尤其是征伐礼仪有关的资料，扩展其研究范围，撰成此文，以为抛砖之举，以祈方家指正。
引 言
任何时候，战争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①，为此，孙武提出对战争应慎而又慎，算而后动的主张。但不管人们事先对战争作多少准备、预测，甚至推演，战争往往又是具有极强不可预知性的人类活动之一。因此，围绕着战争，人类创造了很多与征伐有关的礼仪，或包涵着求神祈福的敬意，或迸射出振奋军心的激情，或承担宣布纪律的职能，如此种种，中国也不例外。
《礼记•王制》记，西周时期，“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②唐代杜佑《通典》自注，对此段话中提及的西周战争礼仪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周制，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肆师为帝位。（帝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类、宜、造，皆祭名。孔颖达云：‘天道远，以事类而祭告之也。社主杀戮，故求便宜。社主阴，万物于此断杀，故曰宜。造，至也，谓至父祖之庙也。言祢者，辞时先从卑，不敢留尊者命也。将出者，谓行幸巡狩。’）祃于所征之地。（耕，师祭也，为兵祷也，其礼亡。其神盖蚩尤，或云黄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则以黄帝、蚩尤之神，故亦皆得云耕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受命于祖，以迁庙主载于齐车③以行。（告祖以行，示不自专，故言受命。必以迁主行，言必有尊也。）无迁主，以币帛皮珪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礼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若有迁主，则载迁主而行，此币帛遂埋于阶间。）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受成于学。（定兵谋也。）过大山川，则用事焉。（用事，令太祝用祭事告之。’凡告必用牲币，反亦如之’。‘牲’当为’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释菜奠币，礼先师也。馘哉，所生获断耳者。）诸侯将出征，宜社造祢及无迁主以主命，并如天子之制。”④
从杜佑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按照周礼，周天子亲征之前除了要主持三场重要的祭祀——祭天、祭社、祭祖先外，还要主持太学议兵，定兵谋的仪式。大军开拔之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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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周）孙武：《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1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12《王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1 页。
⑶ 斋戒时所用之车。《周礼•夏官•齐右》：“掌祭祀会同宾客前齐车。”郑玄注：“齐车，金路。王自整齐之车也。”孙诒让正义：“《叙官•齐仆》注云：’古者王将朝觐会同必齐。’是齐车以齐戒为名。”《礼记•曾子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通志》等作“斋车”，其义相同。
④（唐）杜佑：《通典》卷76《军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61 -2062页。
了“示不自专”、“言必有尊”，还要将太庙庙主（象征祖宗的牌位）请出，载于齐车中，随同 大军一道开拔，称为祖，或行主。比如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①据《周礼•春官•小宗伯》记载：“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②可知，周代大军开拔前，除迁庙外，还需把太社社主一并迁岀，置于另一辆齐车中，作为随军的军社。在行军途中，每行军一宿或二十里就要祭告行主和军社一次。大军过大山川，也要由太祝祭告之。到达战地后，行“祃祭”，祭祀的对象是远古的战神——黄帝或蚩尤。因为征伐是“受命于祖”，所以回师后应祭告祖先。由于“受成于学”，所以回师后要呈俘虏和敌人断耳于学里，以祭祀先圣先师。与天子亲征相比，诸侯出征除无“类于上帝”之仪外，其余一如天子之制。可知，当时一场战争中涉及祭祀的礼仪相当多，几乎贯穿了战争的全过程。除了 数量众多的祭祀礼仪外，文中还提到了献俘礼，那么这些古礼到隋唐是否得到了完整 保留呢？
由于隋唐礼制与北朝礼制渊源颇深，所以在讨论隋唐军礼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北齐的做法。据《隋书》记载：
后齐天子亲征，纂严，则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蝉以出。誓讫，择日备法驾，乘木辂，以造于庙。载迁庙主于斋车，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衅军鼓，载帝社石主于车，以俟行。次择日陈六军，备大驾，类于上帝。次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乃为坎盟，督将列牲于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读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遍授大将，乃置于坎。又歃血， 歃遍，又以置坎。礼毕，埋牲及盟书。又卜日，建牙旗于土单，祭以太牢③，及所过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 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土单而耕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护》之音。礼毕，彻牲，柴燎。战前一日，皇帝祷祖，司空祷社。战胜则各报以太牢。又以太牢赏用命战士于祖，引功臣入旌门④，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罚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讫，振旅而还。格庙诣社讫，择日行饮至礼，文物充庭。有司执简，纪年号月朔，陈六师凯入格庙之事，饮至策勋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赏典焉。”⑤
这一段文字较为完备地记载了北齐天子亲征时的相关军礼，从中我们大致可以整理出北齐皇帝亲征时所行军礼的一个完整过程：
出征前，天子主持的一系列祭祀礼仪是从“纂严”开始的。所谓“纂严”即军队严庄、戒备，类似于今天的戒严。可惜的是《隋书》只记载了此仪皇帝的着装，对仪礼本身并未做详细描述。在这个仪式上，天子主要是换好戎装后出来发表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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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页。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1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7页。
③ 据《大戴礼记•第五十八•曾子天画》记：“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侍豕，曰馈食。”
④ 据《周礼•天官•掌舍》：“为帷宫，设旌门。”贾公彦疏：“食息之时，则张帷为宫，树立旌旗以表门。”可知古代帝王出行，张帷幕为行宫，宫前树旌旗为门，此门称旌门，故据此推断，此礼是在战地即时举行的。
⑤ （唐）魏征等：《隋书》卷8《礼仪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0页。
(2) 选择吉日，天子备法驾①，乘木辂②，到太庙和太社祭告。其仪为先告庙，将宗庙里的牌位，即庙主请出，置于斋车之中。随后告社，同时举行衅军鼓的仪式，再将太社里的石主请出，同样置于斋车中，完成“建军社”之礼，准备随同大军一道出发。
(3) 又择日类于上帝，这个祭祀的规格最高，六军俱陈，皇帝也备最高规格的卤簿大驾。
(4) 其后再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由于后土等诸神属阴，所以要掘坎(地穴)以祭。在这个仪式上，有司按礼宣读讨伐檄文，取牺牲血，与诸将欷血为盟， 礼毕，将牺牲和盟书并埋于坎下，以祭地神。在北齐完整的战争礼仪流程中，《隋书》的作者突出了对此礼细节的描写，究其原因，可能与此礼表面上是向后土诸神表达敬意，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诸将对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有关。
(5) 再占卜择日，于郊外大军驻扎之地平整一块场地，建牙旗，并以牛、羊、豕三牲齐备的祭品规格行祭牙旗之礼，此后，大军才真正出发。
(6) 大军所过之处，凡遇名山大川，皇帝均要派专人前往致祭，以求得山神、河神对大军行进的庇佑。
(7) 在即将到达战场之前，皇帝的大军就地驻扎下来，也就是说，在距离战场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设置大本营，开辟临时指挥所。这时皇帝要主持一次非常重要的祭祀——祃祭。此次祭祀，按例是要通过占卜，选择“十干”记日法中的甲日、丙日、戊日、庚日或壬日的一日作为祭祀之日。这五日相当于今天的单日，古人认为这五日居奇位，属阳刚，故有利于军事。选好日子，平整好场地后，皇帝率领大军齐集，做最后战前动员。此仪要准备黑色的牛羊作为祭品，在东南偏东的辰位设置柴堆。辰是地支的第五位，属龙，故将此方位作为最后焚烧祭品的地方。礼仪正式开始后，鼓乐奏《大护》之音，由大司马等相关人员奉上弓矢和牺牲的毛血致祭。仪式结束后，把供品放在柴堆上烧掉。但可惜的是此处并未说明祃祭的对象是谁。
(8) 战前一日，由皇帝和司空分别向随军的祖宗牌位(称为祖或行主)和太社石主 (即军社)祈祷。
(9) 一旦获胜，皇帝要用太牢礼向行主和军社行报祭之礼。在祭行主的同时还要用太牢礼的规格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祭军社时则行罚过杀罪之仪。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启出征有扈氏时，在誓师辞中告诫将士：“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可见， 此仪同样是遵循先秦军礼而设。值得一提的是，此礼与献俘礼并不是一回事，其一，此礼是在战后即时举行，而献俘礼是在大军班师回朝后举行：其二，周代献俘的地点是太学，而此礼所行地点为战地临时设置的军社、旌门等。
(10)回师后，首先要把当初请出随军的祖宗牌位和太社石主分别送回太庙和太社， 同时把战胜的消息告庙、吿社。此后择日行饮至礼，同时命人记录告庙、饮至的盛况，并作诗文歌颂其功绩。
对比这两段史料，我们不难看出北齐军礼是在基本保持周礼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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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子车驾的一种。中国古代帝王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规格。
② 即“木路”，古代帝王所乘的一种车，天子五路(玉辂、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之一，只涂黑漆而不覆以革。
“纂严”环节①，减少了“受成于学”和献俘于学的环节，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献俘礼。《隋书》的编撰工作由唐初名臣魏征负责，参加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均为一时名儒，也是唐初儒学复兴，礼仪修订的干将，所以不可能出现漏记，只可能是当时的确未行献俘礼，或者是献俘礼与战后赏罚礼仪已合二为一了。“其后，号称，宪章姬周’的北周，又恢复了‘献俘于太庙’的制度。至此，与征伐有关的古代军礼在形式上基本得到复原，并载入国家礼典，为后世遵用，直至清朝覆亡。”②此外，《隋书》的作者在记载上还弱化了战前的祭天、祭社等传统军礼的内容，突出了“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祃祭和战后赏罚等礼仪的细节，可见其军礼中的神秘色彩已逐渐淡化，而真正具有凝聚军心、 振奋士气作用的军礼则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变化趋势后来在隋唐军礼，尤其是唐代军礼中得到充分表现。
从以上两段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围绕一场军事征伐涉及的军礼是比较多的，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军礼，笔者根据战争的过程将与征伐有关的军礼分为出师前礼仪、出征礼仪、征战礼仪、凯旋庆功礼仪、丧葬吊恤礼仪等五大部分，逐一分析整理，以尽最大可能恢复隋唐军礼中事关征伐礼仪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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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认为“军事戒严之仪决非南北朝时期始创，应该是上古即已有之。”但见之文献者，则是从《晋书》开始，南北朝时逐渐增多。如《晋书》卷二十五：袴褶之制，未详所起。……又有纂严戎服而不缀标行留，文武悉同……”。另据《佩文韵府》卷二十九之一“纂严”一词记：“纂严：《南史•宋顺帝纪》：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不从执政萧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萧嶷镇东府，中外纂严。《唐书•礼乐志》：皇帝亲征纂严，其日上水五刻，侍
中版奏，请中严钑戟近仗列于庭。”故笔者认为不依文献记载，而依人情事理设想，就得出上古军礼中即有“纂严”一礼，尝不能成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此环节在上古可能存在，但先秦军礼重在祭祀礼仪，故并未将此作为军礼的一个内容。
②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5 - 4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