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升坐后，群臣在典仪的唱拜下行叩拜礼，随后“中书令承旨敕百僚讫，通事舍人以次引群官出。侍中跪奏：‘礼毕。’俛伏，兴。皇帝降御座，乘舆入自东房，侍中从至合如常。”④事实上，从此时起，京城就要保持戒严的状态，直到銮驾还宫，行过解严礼后，整个纂严方告结束。
（五）銮驾出宫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就是銮驾正式出宫的环节。据《大唐开元礼》的记载“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辂，备大驾及严鼓。侍中奏请进发，内外器服皆如常仪，前后备六军。（诸军严鼓一准大驾。）”⑤
皇帝出行，按仪仗队规模分为大驾、法驾和小驾三种，其中规模最大者当属“大驾”。 大驾卤簿相当繁复，通常包括车驾、护卫、仪仗和乐舞四大部分。单就侍从车的数量来看，“秦制，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关于“八十一乘”之数的由来，杜佑自注：“及周之末， 诸侯有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属车八十一乘”。以后强大的王朝大多相因此数，如“汉制，乘舆大驾，备车千乘，骑万匹，属车八十一乘”。西晋大驾的属车数量与汉同，迁江左后为时势所迫，一度改为五乘。北魏强盛时也规定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军戎、大祠则设之”；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巡狩、小祠则设之”；小驾“属车十二乘。……游宴离 宫则设之。”⑥
“八十一乘”之数到了隋唐陡然下降，隋文帝“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⑦这次数量变化十分巨大，看似突兀，又与汉魏北朝之制不合，实则不然。早在南朝刘宋孝武帝 孝建年间，尚书令建平王宏就提出：“属车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并不出经典，自胡广、蔡邕传说耳。又是从官所乘，非常副车正数。江左五乘，则俭不中礼。帝王文物旗旋，皆十二为节。今宜依礼十二乘为制。”⑧故隋文帝此举既是因为当时百废待举，他本人又个性节俭所致，也是对南朝文化的一种认同与吸纳，故陈寅恪先生指出：“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宋改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虽曰依宋，实因平陈之故得以效法。……于 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釆南朝文物之例证也。”⑨隋炀帝大业初，复备大驾，属车数量又恢复为八十一乘，但很快他自己就意识到其礼的繁琐之处，于是大业三年（607）二月“帝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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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6《肃宗本纪》，第99页。
②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2页。
③ 《新唐书》卷24《车服志》，第344页。
④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2页。
⑤ 《大唐开元礼》卷81《军礼一》，第393页。
⑥ 《通典》卷66《嘉礼十一》，第1842-1848页。
⑦ 《隋书》卷10《礼仪五》，第143页。
⑧ 《通典》卷66《嘉礼十一》，第1848页。
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2页。
多，大驾减为三十六乘，法驾宜用十二，小驾除之可也。”①一个“嫌多”就暴露出当时对汉魏礼仪有进一步合并简化的需求与趋势，但隋炀帝好大喜功，毕竟不愿恢复到文帝时的十二乘状态。到了唐代，大驾侍从车的数量才正式确定为十二乘，“大驾行幸，则分前后施于卤簿之内。若大陈设，则分左右施于卫内”。②
关于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礼中銮驾出宫的细节，《大唐开元礼》记载的十分简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新唐书》的记载尽力还原当时的一些情景：
“昼漏上五刻，驾发。前发七刻，击一鼓为一严。前五刻，击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前二刻，击三鼓为三严，诸卫各督其队与钑、戟以次入陈殿庭。 通事舍人引群官立朝堂，侍中、中书令以下奉迎于西阶。……既外办，太仆卿摄衣而升，正立执辔。天子乘舆以出，降自西阶，……千牛将军前执辔，天子升路，太仆卿授绥，侍中、中书令以下夹侍。黄门侍郎前奏‘请发’。銮驾动，警跸，鼓传音，黄门侍郎与赞者夹引而出，千牛将军夹路而趋。”③
当然，诸侍臣并不是全程步行跟随，在銮驾出了承天门后，侍臣皆上马跟随，千牛将军也登车陪乘。随后，侍郞“请发”，得到旨意后，大部队才正式浩浩荡荡地出发，“万年县令先导，次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皆乘路，卤簿如本品。”④可知，承天门在銮驾出宫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作为太极宫的南大门，承天门正对长安城中轴线——天街和朱雀大街，与朱雀门遥遥相对。承天门外与皇城之间，是一个宽达三百步（相当于现在的四百多米）的东西向横街，大唐帝国的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和受俘等许多重大朝外活动，多数都在这里进行，因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广场。从承天门到朱雀门的南北向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也就是所谓的“天街”，街两侧集中了多个中央衙署，如中书外省、门下外省等。所以，銮驾出宫时把侍臣上马的地点设在这里，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功能所决定的。
銮驾到了目的地后，按制“路南向，将军降，立于路右，侍中前奏‘请降路’。天子降， 乘舆而入。”⑤下面就开始进入正式的祭祀环节了。
（六）荐玉帛
所谓“荐”者，进献，祭献也。“玉帛”则是指古代祭祀、会盟、朝聘等使用的圭璋和束帛。杜佑认为“皇帝亲征类于上帝”时“荐玉帛”礼仪与“天子巡狩圆丘亲告仪”相同，故《通典》对此的记载略为简单：“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常卿引皇帝至内壝门，并如巡狩圆丘亲告仪。（天帝太樽二，实以泛齐⑥，明水实于上樽。山罍二，一实玄酒，为上，一实清酒；玉币以苍。唯无礼部尚书、太常卿陪从。）皇帝至版位⑦，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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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66《嘉礼十一》，第1849页。
② 《通典》卷66《嘉礼十一》，第1849页。
③ 《新唐书》卷23上《仪卫上》，第324 - 325页。
④ 《新唐书》卷23上《仪卫上》，第325页。
⑤ 《新唐书》卷23上《仪卫上》，第329页。
⑥ 古代按祭祀所用酒的淸浊，将其分为五等，合称“五齐”，亦作“五齏。据《周礼•天官•酒正》记载：“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温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沉齐。”可知“泛齐”是其中之一，因酒色最浊，上面有浮沫，故名。
⑦ 古代举行典礼时以板牌标明的参加者的就位处。据《通典》卷108《开元礼纂类三•序例下）记载：“位版制。（皇帝方尺二寸，厚三寸，题云皇帝位。皇太子方九寸，厚二寸，题云皇太子位。百官一品以下各七寸，厚一寸半，题云某品位。）”
博士退立于左。）太常卿前奏：‘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以下至奠玉帛讫，降坛还版位，乐止，并如巡狩亲告仪。”①
但是《大唐开元礼》卷81《军礼一》的记载相对详尽：
第一，祭器准备：“其日未明二刻，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樽罍及玉（天帝太樽二，实以泛齐，明水实于上樽。山罍二，一实玄酒，为上，一实清酒，次之。玉币以苍）太祝以玉帛置于龍，太官令帅进馔者实笾豆簠簋等，皆设于馔幔内。”
第二，人员就位：“未明一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太祝以下及执事者入行扫除如常仪，讫，各就位。驾将至，谒者、赞引各引告官以下及从告群官、客使先至者，俱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廽辂南向，千牛将军降立辂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之大次。”皇帝进入大次后，停留半刻钟，稍做休整，期间“郊社令以祝版②进署如常，谒者、赞引各引从驾群官就门外位。太乐令帅工人以次入就位（其升坛者皆脱履于下，降纳如常），谒者、赞引各引告官及从告群官、客使、诸将军次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
左版位跪拜：所有人员就位后，侍中版奏：“外办。”于是皇帝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至内壝门外，殿中监进镇珪，华盖仗卫停于门，近侍者从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随后“在太常卿统一指挥下，皇帝与众官在各自版位行跪拜礼，期间由协律郎③指挥乐工奏“豫和之乐，以圜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乐六成，偃麾，戛敔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工鼓柷④而后作，偃麾，戛敔⑤而后止）”。
第四，升坛跪奠：太常卿引导皇帝从祭坛南陛登坛，“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乐）”皇帝登坛后，“北向立，乐止。太祝以玉授侍中，奉玉东向进，皇帝措镇珪（凡授物则搢镇珪，奠讫执珪俛伏，兴），受玉币，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坐，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
若将此内容与《通典》卷118《开元礼纂类十三•吉礼十》中所记“皇帝巡狩告圆丘告社庙及归格礼并附”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
（1）关于时间，《开元礼》记“皇帝亲征类于上帝”诸告官从“未明二刻”开始填充各种祭器，而《通典》记“皇帝巡狩告圆”的则是从“未明三刻”开始。“类于上帝”时，各类人员在“未明一刻”到位，皇帝銮驾至大次。而“巡狩告圆丘”则将这一环节提前到了“未明二刻”。那么，针对这“一刻”的时间差，我们将作何理解呢？据《新唐书》卷11《礼乐一》记载：“五曰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良愬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太祝以玉币置于篚，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簋、簠于馔幔。未明二刻，奉礼郎帅赞者先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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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3 -3384页。
② 亦作“祝板”，是古代祭祀时用于书写祝文的木版、纸版等。《新唐书》卷12《礼乐二》：“祝版，其长一尺一分，广八寸，厚二分，其木梓、楸。凡大祀、中祀，署版必拜。”
③ 正八品上，隶属于太常寺，据《唐六典》卷14记载：“协律郎掌和六律、六吕，以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
④ 古代打击乐器，方形，以木棒击奏，用于宫廷雅乐，表示乐曲开始。《释名•卷7《释乐器》：“柷状如伏虎，如见柷柷然也，故训为始，以作乐也。”
⑤ 古代打击乐器，奏乐将终时，击之使演奏停止。《释名》卷7《释乐器》：“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乐也。”
位。”可知，“荐玉帛”开始的时间应该是《通典》所记的“未明三刻”，“未明二刻”则是各类人员就位的时间，而《开元礼》中出现的“未明一刻”应该是銮驾至大次的时间。
（2）关于礼乐，比较两书，在整个“荐玉帛”环节提及的礼乐略有不同，《大唐开元礼》“类于上帝”中提到“荐玉帛”时的礼乐有三处，它们分别是皇帝至版位后，行三拜礼时奏 “豫和之乐”：皇帝升坛的过程中奏“太和之乐”；升坛后，“受玉币，登歌，作肃和之乐”。但是在《通典》所记的巡狩亲告礼中却将“豫和之乐”记成了“元和之乐”。据《新唐书》卷 21《礼乐十一》记载：“初，祖孝孙已定乐，乃日大乐与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一曰《豫和》，二曰《顺和》，三曰《永和》，四曰《肃和》，五曰《雍和》，六曰《寿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并规定《豫和》“以降天神”，《顺和》“以降地祇”，《永和》“以降人鬼”，《肃和》“登歌以奠玉帛”等。可知《大唐雅乐》中并无“元和之乐”，那么是不是杜佑所记有误呢？其实不然，《通典》卷143《乐三》记载：“凡祭天神奏元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可见杜佑所记“元和之乐”即为“豫和之乐”。据此，唐代皇帝亲征类于上帝中“荐玉帛”的礼乐当为《豫和》、《太和》、《肃和》三乐无疑。
（七）进熟
“进熟”，即呈献熟食，这一环节相对比较繁复，包括了进馔、净手洗爵、皇帝升坛、军将升坛、赐胙、燎燔等几个内容。其中多数内容由于与吉礼相关，记载大致一致，故《通典》记载十分简略，只于军将升坛跪奠处着墨甚多。但《大唐开元礼》作为官方正式礼书，则是较为完整地记载了类天礼中“进熟”全过程，故以下内容主要依据《大唐开元礼》卷 81《军礼一》的记载分条梳理：
第一，进馔。在皇帝先前行“荐玉帛”礼之时，太官令已率领诸进馔者在内埴东门之 外的馔所等候，其中最重要的“天帝之俎”由司徒负责捧奉。“荐玉帛”结束之后，皇帝从祭坛上下来，还至版位，此时由太官令率领进馔者开始进馔，“初入门奏雍和之乐，以黄钟①之均（自后接神之乐皆奏黄钟之均）。至陛，乐止，馔升自牛陛，太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坐前（笾豆葢羃彻之如式）。”进馔完毕后，所有进馔者，包括司徒、太官令皆由东陛下坛，复位。
第二，净手洗爵。进馔完成后，皇帝要在门下省主官和副官一中、黄门侍郞的协助下完成净手和洗爵两项工作。《大唐开元礼》明确记载：“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②，乐作，皇帝至罍洗，乐止。侍中跪取匜①，兴，沃水。又侍中跪取盘，兴，承水。皇帝盥手，黄门侍 郎跪取巾于館，兴，皇帝帨手讫，黄门侍郎受巾，跪奠于篚。黄门侍郎又取匏爵于館，兴，进 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盘承水，皇帝洗爵，黄门侍郎又授巾如初，皇帝拭爵讫，侍中奠盘匜，黄门侍郎受巾莫于篚皆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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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二律的第一律。《吕氏春秋•适音》：“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裏也。”陈奇猷校释：“黄钟即今所谓标准音，故是音之本。但黄钟是所有乐律之标准……黄钟既是标准音，则自黄钟始，愈上音愈高，愈下音愈低，故黄钟是清浊之衷。”相当于今天钢琴的中央C。
② 物和洗皆是古代祭祀或进食前用以洁手的器皿。罍盛滑水，用枓取水洁手，下承以洗。
③匜是古代一种盛水洗手的用具，《说文解字》：“盥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相当于现代的瓢或舀水器。“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的的重要礼仪。
第三，皇帝升坛祭拜。同“荐玉帛”时一样，皇帝从祭坛南陛登坛。司徒率领斋郞奉 俎从东陛升坛。皇帝升坛后的礼仪主要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皇帝执爵斟酒、奠酒，第二 步太祝跪读祝文，第三步是皇帝祭酒、啐酒①，第四步是受胙肉②。首先，乐队奏“寿和之乐”，皇帝于酒樽所取酒，再由太常卿引至天帝神坐前，“北面跪奠爵，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乐止。”随后，太祝持祝版进于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读完祝文后，太祝将祝版奉于神座之前。皇帝再拜，再至天帝神座前，“北面立，乐作。太祝以爵酌上樽福酒③，合置一爵，一④太祝持爵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 啐酒，奠爵，俛伏，兴。”随后，诸祝各帅斋郎进俎，太祝将供在神前的胙肉切下，并“共置一俎”⑤。“太祝以俎授司徒，奉俎西向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饮，卒爵。侍中进，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复于坫。”随后皇帝从南陛下坛，还版位，司徒等均下坛复位。
第四，军将升坛祭拜。这一环节是军礼之类天礼中特有的内容，由于是皇帝亲征的重大军事活动，故皇帝降坛后就轮到诸军将登坛祭祀了。“谒者引诸军将诣坛东陛升，立于天帝神坐前，北向西上⑥”，同时“太祝帅斋郎以爵酌酌罍酒进立于军将之西，东面北上”。与皇帝一样，诸军将先要“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再由太祝“减神前胙肉以次授，军将受以授斋郎，军将俱跪，取爵，遂饮，卒爵，太祝帅斋郎受爵复于坫”，军将再拜后也下坛复位。
第五，赐胙。皇帝与军将皆祭奠后，就开始向众官行赐胙之礼，“诸祝各进跪彻豆，兴，还樽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于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者不拜），豫和之乐作。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
第六，燎祭。赐胙后，按礼应把玉帛、牺牲等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于是，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各执篚进神坐前，取玉币、祝版，斋郎以俎载牲体、稷黍饭及酒爵，各由陛登坛南行，经悬内当柴坛南东行，自南陛登柴坛，以玉币、祝版、馔物置于柴上户内讫。奉己曰：‘可燎。’东西面各六人，以炬火燎半柴。”燎祭完毕后，皇帝还大次，诸军将等群臣依次而出，焚祝版于斋所。
（八）銮驾还宫
《大唐开元礼》卷81在记到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的最后一个环节“銮驾还宫”时十分简略，只说“銮驾还宫如郊祀之仪”，于是在《新唐书》卷23上《仪卫上》中我们可以看到：
“鸾还，一刻，击一鼓为一严，仗卫还于涂。三刻，击二鼓为再严，将士布队仗，侍中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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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代酒礼，即祭毕饮福酒。《礼记•乡饮酒义》：“祭荐，祭酒，敬礼也；哜肺，甞礼也；啐酒，成礼也。”孔颖达疏：“啐，谓饮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礼。”
②祭祀时供神的肉。
③祭祀时供神的酒。
④按《新唐书》卷12《礼乐二》记载：“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度，太祝持爵授侍中以进……”故此处的“一”可能是衍文，也可能是强调诸太祝中的一个而已。
⑤ 《新唐书》卷12《礼乐二》，第207页。
⑥ 入门左首的位置。古代尊右卑左，主人迎宾，先据左位，表示尊重。《仪礼•聘礼》：“介皆与，北面西上。”郑玄注：“入门左之位也。”
‘请中严’。五刻，击三鼓为三严，黄门侍郎奏‘请驾发’。鼓传音，发驾，鼓吹振作。入门，太乐令命击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鼓柷，奏《采茨》之乐。至太极门，戛敔，乐止。既入，鼓柷，奏《太和》之乐。回路南向，侍中请降路，乘舆乃入，伞、扇、侍御、警跸如初。至门，戛敔，乐止。皇帝入，侍中版奏‘请解严’。叩钲，将士皆休。”
《新唐书》的记载还是比较笼统的，在《通典》卷109记载的开元礼之“皇帝冬至祀圆丘”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銮驾还宫”的全貌。
在燎祭结束之后，皇帝返回大次，“侍中版奏：‘请解严。’(将士不得辄离部伍)”，由于此时将士不能离开部伍，故此时的“请解严”仅仅是标志着銮驾还宫仪式的正式开始，与《新唐书》中所言的“请解严”不是一回事。
与銮驾出宫一样，銮驾还宫也是一个相当繁复的过程。首先，在皇帝停留大次期间，严鼓三响，仪卫要完成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皇帝停大次一刻顷，槌一鼓，为一严，转仗卫于还涂，如来仪。三刻顷，槌二鼓，为再严，将士布队仗。侍中版奏：‘请中严。’……五刻顷，槌三鼓，为三严，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于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诣大次奉迎。乘黄令进金辂①于大次门外，南向。千牛将军立于辂右。”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侍中才能版奏：“外办”。于是皇帝乘舆出次，再升辂，銮驾动，此时群臣皆步行跟随，“黄门侍郎、赞者夹引，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至侍臣上马所，经征得皇帝同意，侍臣方上马跟随，同时千牛将军登辂陪乘。随后“鼓传音，銮驾动，鼓吹振作而还。文武群臣导从如来仪。诸方客使便还馆。”
一路浩浩荡荡行至承天门外时，“銮驾权停，文武侍臣皆下马，千牛将军降立于辂右。”继诸方客使顺路还馆之后，在承天门外，“通事舍人承旨敕群官并还。”随后，皇帝入太极宫，千牛将军夹辂相随。入承天门再往北分别是嘉德门、太极门。“驾入嘉德门，太乐令令撞蕤宾之钟，左右钟皆应，鼓柷，奏釆茨之乐，至太极门，戛敔，乐止。入太极门，鼓柷，奏太和之乐，驾至横街北，当东上阁，回辂南向。侍中进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乘舆以入，伞扇侍卫警髀如常仪，侍臣从。至阁，戛敔，乐止。”此时，“侍中版奏：’请解严。’扣钲，将士各还其所。”②这才是整个仪式的结束。从整个仪式开始时的“请解严”，到结束时再次“请解严”，可知，銮驾还宫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严谨的解严过程。
纵览有唐一代，尽管唐玄宗曾经下过《亲征吐蕃制》③、《亲征安禄山诏》④，肃宗也曾下过《亲征史思明诏》⑤，但真正以天子身份亲征的唯唐太宗一人而已。贞观十八年 (643)因高丽、百济联合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再加之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君犯上，导致东北亚局势迅速恶化，太宗遂决意出兵攻打高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 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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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所引是“皇帝冬至祀圆丘”的礼仪，故作“金辂”。若按“皇帝亲征类于上帝”之礼，皇帝所乘当为“革辂”。
② 《通典》卷109《开元礼纂类四》，第2839页。
③ 《全唐文》卷21，第344页。
④ 《全唐文》卷33，第371-372页。
⑤ 《全唐文》卷43，第474-475页。
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①十月，车驾行幸洛阳，同时下《讨高丽诏》，给天下臣民分析了当时征讨高丽的有利形势，并列举了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安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等五大必胜因素。可见，此诏即正式宣战檄文，其目的在于宣示战争的正义性，鼓舞士气，争取民意。事实上，此诏一出，效果奇好，当十一月车驾至洛阳，诸军相继大集于幽州时，出现了“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②的盛况，“其人心齐一，自古出师命将未之有也。”③ 于是，十二月太宗下诏“类上帝而戒途，诏夏官而鞠旅”④，令诸军并举，与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讨击高丽。第二年二月，太宗车驾从洛阳出发，正式亲征高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诏书中提到了“类上帝而戒途”，但笔者翻检诸书，却未见任何关于此次出征前举行过类天礼的明确记载，故此次亲征，到底有无行过类天礼是一个问题，即使行过，可能规模也不大。
二、宜社礼
“宜”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象屋里俎上有肉的形状，故最初也与祭祀有关。在《尔雅•释天》中就提到“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岀谓之宜”⑤，可见“动大众”之前必“宜社”是古礼使然。事实上，在西周时期，社的军事功用不仅表现在大军出征前要先祭社，还表现在出征前需建军社，征战过程中，大军需载社主同行，以求社神的一路护佑，大军回师后，除了献俘太庙，还要送还社主，献捷祭社。此外，还有合朔伐鼓于社等。但至隋唐，军礼中已没有出征时建军社随军的做法，因此，笔者将主要就出征前的宜社礼进行梳理，至于征战中和回师后的祭社礼仪等将在后文作进一步说明。
隋开皇初，“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腊祭之。”⑥含光门是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皇城南墙偏西的一处城门，最早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这一年隋文帝诏令高颍等建新都大兴城于龙首山（今陕西西安旧城北）：一般而言，社稷与宗庙的建造位置相当，“列于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同也”，两者的位置或左或右，“左社稷而右宗庙者，得质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庙者；文之道也。”⑦含光门作为皇城南门中最西边的一处城门，其门内正是所谓“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之地也。由于中国古代以右为尊，故所谓“文”与“质”的区分，按 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说法“质家右宗庙，尚亲亲”，即把血缘亲族放在第一位：“文家右社稷，尚尊尊”，即以江山社稷为尊。故唐儒贾公彦在为《周礼》注疏时就提出将社稷置右，宗庙置左的做法是周礼正统，“是尚尊尊之义。此据外神在国中者，社稷为尊。故郑注《郊特牲》石：‘国中神莫大于社。’”⑧因此，隋文帝将社稷设于含光门内之右正是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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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太宗贞观十八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09—6210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7，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条，第6214页。
③ 《册府元龟》卷117《帝王部•亲征第二》。
④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亲征高丽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03-704页。
⑤ （晋）郭球注，（宋）刑呙疏：《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卷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⑥ 《隋书》卷7《礼仪二》，第99页。
⑦ 《隋书》卷7《礼仪二》，第98页。
⑧ 《周礼注疏》卷19，第487页。
了以社稷为尊之意。
唐承隋制，社稷亦位于含光门内之右，同样“仲春、仲秋二时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龙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并黑，笾、豆、簠、簋各二，铏、俎各三。”①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改先农坛为帝社坛，于太坛西立帝稷坛，礼同太社，太稷，其坛不备方色，异于太社。”②至此，唐太社、太稷、帝社、帝稷四坛齐备。其中太社是全国的总社，正如蔡邕《独断》所言是“天子所为群姓立社也”，故地位最高，是为天下祈福报功的场所③。而帝社(又曰王社)从周代始，即是天子为自家所立之社，正所谓“‘王自为立社曰王社’，于藉田立之。”④可见，帝社被定位为天子家族之社，其军事功能逐渐淡化，成为春耕时节皇帝行藉田礼的场所，唐代帝社的前身分别是藉田坛、先农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故隋唐军礼中涉及的社均为太社、太稷无疑。
关于唐代社稷坛的规制，唐初早有规定“广五丈，以五土为之者，社稷之坛也”，“高五尺，周四十步者，先农、先蚕之坛也。”⑤但有关太社坛布局和社主的设置，在中宗时期曾经历过一次大讨论，并进而有所改变。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下诏于东都置太社，于是令众礼官商议立社主等事宜。礼官们针对太社坛的方色设置，社主的材质、大小、形状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比如，关于太社坛方色设置问题，礼官们提出“旧坛之上，亦备方色，唯中央数尺，饰以黄土，则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于是建设改为“以方色饰坛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则以黄土覆之。”⑥再比如太社社主的材质也是争论的一个热点：
“时东都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问礼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齐贤与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尹知章等议：‘《春秋》：“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灵恩曰：“社主用石，以地产最实欤！”《吕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后魏天平中，迁太社石主，其来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间之社欤！非太社也。’”⑦
可知，先秦时期，为了建军社随军的需要，太社社主常常以石为之，木主则主要是民间社所用。但隋唐军礼中并不包含建军社随军的内容，所以太社用石主既是沿续前代的惯例，也是希望江山永固的意思。尽管如此，但社主的大小与唐初相比却有所变化：
“检旧社主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礼官博士议：‘社主制度长短，在礼无文。按韩诗外传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诸侯半之。”盖以五是土数，故坛方五丈。其社主，请准五数，长五尺；准阴之二数，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则神道设教，法象有凭。其尺请用古尺。’”⑧
关于社稷祭祀的规格问题，也许正是因为社稷与军事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所以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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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24《礼仪四》，第910页。
② 《通典》卷45《礼五》，第1271页。
③ 汉代班固《白虎通》卷2《社稷》中就提到：“太社为天下报功，王社为京师报功”。
④ 《通典》卷45《礼五》，第1263页。
⑤ 《新唐书》卷12《礼乐二》，第210页。
⑥ 《通典》卷45《礼五》，第1272页。
⑦ 《新唐书》卷199《儒学中》，第4353页。
⑧ 《通典》卷45《礼五》，第1271页。
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修《开元礼》时，社稷祭祀还仅仅是中祀的规格，但是从开元后期开始，由于他愈加重视边功，“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①因此到天宝三载（744）二月，玄宗便以“社稷列为中祀，颇紊大猷”为由，下诏“自今已后，社稷升为大祀。”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因为在随后杜佑的自注中就提到：“大历六年十一月，敕中祀并用少牢。至贞元五年九月，国子祭酒包佶奏请社稷复依正礼用太牢。诏从之。”②可知，至迟在代宗时期，社稷就又由大祀降为中祀，甚至一度用少牢祭祀，德宗时虽恢复用太牢礼，但应该仍属中祀规格。
尽管唐代社稷祭祀大多时间属中祀规格，但是仅从军礼中“皇帝亲征宜于太社”的内容来看，却与“皇帝亲征类于上帝”大同小异。
（一）皇帝亲征宜于太社
“天子亲征祭社，一是祈求社神保佑战争的胜利：二是表示军情大事一断于法，不讲私谊，不讲亲情。”③从程序上看，《大唐开元礼》卷82中所记的“皇帝亲征宜于太社”礼仪同样包括斋戒、陈设、銮驾出宫、荐玉帛、进熟、銮驾还宫等环节，如果再算上祭祀必有的卜日，那么与上卷所记类天礼相比仅仅少了纂严一项。但很难想像，皇帝出宫宜社，会没有相应的戒严程序和做法，加之“銮驾还宫”是其中一个独立环节，故笔者认为只是由于宜社礼的内容与类天礼有相当部分一致，导致作者可能在记载时省略了纂严。另外，《通典》卷132《开元礼纂类二十七•军礼一》是将宜社礼附于类天礼之下一并记载的，这也可以证明宜社礼中应当有纂严一道程序。当然，虽然在程序上两者几乎一致，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是不尽相同的。
（1）宜社礼的斋戒天数应少于类天礼。如上文所述，由于唐代规定：“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先蚕、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赠太子。”④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修《开元礼》时，社稷祭祀仍然保持中祀的规格，故按“凡大祀之官，散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⑤的规定，“皇帝亲征宜于太社”的斋戒当为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共五天，最后一天君臣均清斋一宿。按照清斋的惯例“凡应告之官，清斋于告所。（告社，斋于社所。告庙，斋于庙所。）……诸卫令其 属晡后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卫壝门（社则社宫门，庙则庙门。），与太乐工人俱清斋一 宿。”⑥所以在《大唐开元礼》中很清楚地记载着“前一日皇帝清斋于太极殿。凡与告之官清斋于太社署，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群官客使等各于本司及公馆，诸军将各于正寝清斋一宿（若在营者，斋于军幕。）。诸卫令其属晡后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卫社宫门，与太乐工人俱清斋一宿。”⑦
（2）由于宜社与类天的地点不同，方式也不同，故在陈设上，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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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15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壬子条，第6851页。
② 《通典》卷45《礼五》，第1272页。
③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④ 《新唐书》卷11《礼乐一》，第199页。
⑤ 《通典》卷第108《开元礼纂类三》，第2807-2808页。
⑥ 《通典》卷118《开元礼纂类十三》，第3004页。
⑦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6页。
第一，皇帝大次、告官以下次和军将次的设置方位与类天礼不同。首先，类天礼时皇帝“大次”和“御座”被设于外增东门之内、步道之北，而宜社礼时皇帝大次的方位则恰恰相反，被设于“社宫西门之外道北，南向”①，这一点与“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时皇帝大次的设置是一致的。其次，除皇帝大次外，宜社礼还需“设告官等次以下如祭社之仪。”②于是通过“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卫尉设文武侍臣次 于大次之后，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设诸祭官次于斋坊之内（摄事无设大次仪，但守宫设祭官次。）。三师于北门之外③，道西，诸王于三师之北，俱东向南上。文官从一品 以下九品以上于斋坊南门之外，重行，东向北上：介公、酅公④于北门之外道东，西向，以南 为上。诸州使人，东方南方于诸王西北，东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鄒公东北，西面：俱重行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于东门之外道北，南向，以西为上。诸国之客于东门之外，东方南方于武官东北，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北向：俱以西为上（摄事无三师以下至此仪。）。”⑤第三，由于是亲征前的祭社礼仪，所以随皇帝出征的军将也要出席宜社礼，为此，“设军将次于社宫北门之外，道西，东向北上。”⑥至此，宜社礼中告官以下人员帐幕设置问题就十分清楚了。从位置看，皇帝次在社宫西门之外，道北，而诸军将次设在社宫北门之外，道西，距离皇帝很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礼乐和瘗埳的位置与类天礼不同。类天礼是在祭坛南面设置“宫悬之乐”，而 宜社礼是“设宫悬之乐于坛北，又设登歌及举麾位于坛上，并如常仪。”⑦一南一北正体现 了祭天与祭社的区别。要知道“社，祭土而主阴气也”⑧，故在方位选择上首重北方：而祭 天时“兆于南郊，就阳位也”⑨，故以南方为重。另按《通典》的记载，宜社时“设乐悬等如 祭社仪。”⑩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关于宜社礼中“宫悬之乐”的设置情况，如“东方西方磬簴⑪起南，钟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东，钟簴次之。设十二縛钟⑫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灵鼓⑬于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⑭于四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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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3页。
②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3页。
③ 结合上下文分析，笔者认为此处的“北门”当与上句所言“设诸祭官次于斋坊之内”相衔接，与下句中提到文官所处的“斋坊南门”相对应，故此北门当为“斋坊北门”，而非“社宫北门”。
④ 据《旧唐书》卷24《礼仪四》记：天宝“十二载九月，以魏、周、隋依旧为三王后，封韩公、介、酅公等，仍旧五庙。”
⑤ 《通典》卷113《开元礼纂类八》，第2904 - 2905页。
⑥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3页。
⑦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6页。
⑧《礼记正义》卷25《郊特牲第十一》，第788页。
⑨《礼记正义》卷26《郊特牲》，第795页。
⑩《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3页。
⑪ 簴同虡，悬挂钟磬的立柱。《释名》卷7《释乐器》：“所以怂鼓者，横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从曰虡；虡，举也，在旁举簨也。集上之板曰业，刻为牙，捷业如锯齿也。”
⑫古乐器名。小钟和大钟，单独悬挂，与编钟不同。《资治通鉴》卷145梁武帝天监元年八月条：“先是，宫悬止有四例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虡。”胡三省注：“凡钟十六枚同在于虡，谓之编钟，特悬者（单独悬挂）谓之钮钟。”
⑬ 六面鼓。《周礼•地官•鼓人》：“以灵鼓鼓社祭。”郑玄注：“灵鼓，六而鼓也。”
⑭《汉书•何并传》记：“林卿既去，北渡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颜师古注：“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旁悬放也。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
右。）。设歌钟、歌磬各于坛上近北，南向，皆磬簴在东，钟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于坛下，重行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南为上，南方北方以东为上。”①从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上，也可以看到唐代出征前对宜社礼的慎重。
除设祭祀礼乐外，由于社神祭祀类属大地祭祀，故与类天礼搭建祭天的燎坛不同，宜社时需设置用以埋牲、玉帛的坑穴——瘗埳。按制“为瘗埳二于乐悬之北如常。”②正如上文所言，乐悬位于社坛之北，故瘗埳的位置也当在社坛之北。《新唐书》卷12《礼乐二》也记载：“瘗坎皆在内壝之外壬地③，南出陛，方深足容物。此坛埳之制也。”但对比“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我们发现祭大社时是“为瘗埳二于南门之内，于稷坛西南，（摄事为埋坎二于乐悬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④可见宜社礼中瘗埳的位置与皇帝祭大社不同，倒是与由王公大臣代行祭大社的做法大致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