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御位及群官版位的位置也与类天礼不同。宜社前一日，“奉礼设御位北门之内，当社坛⑤南向，设太祝等奉币血位于埳北如常，设告官及从驾群官版位于内外如常仪。郊社令帅府史一人及斋郎，以樽坫罍洗篚羃入设，皆如常仪。执樽坫篚羃者各位于樽坫篚羃之后。”⑥由于宜社礼的陈设与祭大社有很多一致之处，故《大唐开元礼》用“如常仪”三字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省略，这完全可以理解。但笔者发现《大唐开元礼》关于宜社陈设中一个关键位置不仅未用“如常仪”三字一笔带过，甚至是只字未提，这个位置就是“望瘗位”。按礼，存玉帛、进熟之后的一个重要程序就是填埋牺牲和玉帛，此时主祭者应驻立观看，故望瘗位的设置必不可少，如“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时就要求“设望瘗位西门之内，当瘗埳，南向。”⑦。但宜社礼的陈设中却根本未提到望瘗位的设置，难道是宜社时不用行望瘗礼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大唐开元礼》所记宜社礼的进熟环节中就提到“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瘗位。’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至望瘗位，南向立，乐止。”⑧可见宜社时也是要行望瘗礼的，于是笔者只能依据祭大社的陈设，理解宜社礼的望瘗位也应当是设在“西门之内，当瘗埳，南向。”
第四，所用牺牲不同于类天礼。皇帝亲征之前行“类于上帝”之礼，按制要准备苍牲作为祭品。宜社则不用苍牲，按《大唐开元礼》的记载：“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帅宰人烹牲于厨（牲用黑牛二，斋郎以豆取牲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设神席位如常。”⑨《通典》也专门提到“社，烹牲于厨，用黑牛二。斋郎以豆取毛血如常。”⑩很明确，宜社用的牲是黑牛二。正如前文所言，按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东、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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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113《开元礼纂类八》，第2905页。
②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6页。
③ 天干序数的第九位，在五行属水，位北方。《淮南子•天文训》：“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说文•壬部》：“壬，位北方也。”
④ 《通典》卷113《开元礼纂类八》，第2905页。
⑤ 按《通典》卷113《开元礼纂类八•吉礼五》的记载，皇帝祭大社时“前祭一日，奉礼设御位北门之内，当社坛之 北，南向。”故笔者认为《大唐开元礼》此处若加上“之北”二字，句义更清楚完整。
⑥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6页。
⑦ 《通典》卷113《开元礼纂类八》，第2905页。
⑧《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8 -399页。
⑨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6页。
⑩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3页。
北、中五个方位分别与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相配，故在祭祀五帝（东郊青帝、南郊赤帝、西郊白帝、北郊黑帝、中郊黄帝）时应分别使用代表其方位颜色的青牲、赤牲、白牲、玄牲和黄牲，在祭祀上帝时才供苍牲。宜社用黑牛二，从规格上虽低了类天礼一等，但也是极其难得了。
（3）如果说在陈设上，宜社礼与皇帝祭大社一致，那么在进熟这个程序上，其大部分 细节则与“皇帝巡狩告社”仪趋同。如杜佑在“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的进熟注文中就明确提到：“宜社，自引司徒降复位以上，同巡狩告社仪”，“宜社，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并如巡狩告社仪。”①按唐制，宜社礼的进熟一节跟类天礼一样，同样分为进馔、净手洗爵、皇帝升坛祭社、军将升坛祭社、赐胙、望瘗六大步骤。所谓“自引司徒降复位以上”指的就是从进馔开始，到皇帝升坛祭社完毕这一段的情形，而“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指的则是赐胙、望瘗以至焚祝版等步骤，也就是说进熟的六大步骤中只有军将升坛祭社一节才是宜社礼有别于“皇帝巡狩告社”礼的内容。于是，我们就可以依据“皇帝巡狩告社”礼来 完善宜社礼，从中不难发现宜社礼与类天礼的差别。
第一，进馔时所奏礼乐用律有别。据《大唐开元礼》记载：
“皇帝既升奠玉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入陈于西门之外，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太社太稷之馔入自正门，后土后稷之馔入自左闼。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馔至陛，乐止。（太社太稷之馔升自北陛，后土后稷之馔升自西陛。）诸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坐前，设讫，谒者引司徒以下降，复位，诸祝各还樽所。”②
对比类天礼和宜社礼，我们不难发现在奉馔而入时，两者均需奏“雍和之乐”，前者所奏“雍和之乐”是“以黄钟之均（自后接神之乐皆奏黄钟之均。）”③那么，后者所奏之乐是否与之完全一致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据“皇帝巡狩告社”仪的记载：“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以无射之均。自后接神皆奏无射。”④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宜社进馔时所奏 “雍和之乐”，与类天礼时所奏乃乐同而律不同也。值得注意的是，黄钟乃十二律之首，其音相当于今天的中央C，最为宏大响亮。无射为十二律中的第十一律，在十二律中是第二 高音（仅次于应钟）⑤，相当于今天国际通用十二个半音中A#。据《史记》记载：“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⑥而“社主于地，又为阴，而诛杀亦阴，故于社也。”⑦ 这就是说社神主管诛伐之事，正好属阴，因此宜社时，以“无射之均”奏“雍和之乐”正适合不过。
第二，皇帝升坛祭拜更加繁复：由于隋唐太社、太稷并在一处，“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龙配，稷以后稷配。”⑧故在宜社礼中，皇帝也需先后登太社、太稷二坛祭拜，在太社坛分别祭拜太社神和后土氏，在太稷坛则分别祭拜太稷神和后稷氏。从执爵斟酒、奠酒，读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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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132《军礼一》，第3384页。
②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7页。
③ 《大唐开元礼》卷81《军礼一》，第394页。
④ 《通典》卷118《开元礼纂类十三》，第3009页。
⑤ 中国古代的十二律，其音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⑥ 《史记》卷25《律书第三》，第1248页。
⑦ 《礼记正义》卷12《王制》，第368页。
⑧《旧唐书》卷24《礼仪四》，第910页。
到饮福酒和受胙，其仪虽与类天礼一般无二，但繁复程度却大为增加。此外，宜社时皇帝均是从北陛升坛，与类天时从南陛升坛也不相同，这与前文所言类天于祭坛南面，宜社则在祭坛北面设置“宫悬之乐”的原因是一样的，可以说，宜社礼在很多时候都体现了以北方为尊位的一种原则。
第三，军将升坛祭拜存在疑问：作为军礼中的特有环节，《通典》、《新唐书》等典籍都在相关部分对这一环节作为重点内容给以相对详细的记载，尽管如此，其中也有不够明确的地方。如据《大唐开元礼》记：
“皇帝既降，谒者引诸军将升自西陛，进立于太社神坐前，南面西上。初军将升，诸太祝各帅斋郎以爵酌罍福酒进立于军将之东，西面南上，军将俱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兴。诸太祝各帅斋郎进俎，减神前胙肉以次授，军将受以授斋礼军将俱跪取并遂饮卒爵。太祝帅斋郎受爵复于坫，军将兴，俱再拜。谒者引军将降，复位。登歌作，诸祝俱进彻豆，还樽所，登歌止（彻者，豆笾各一少移于故处）。"①
可见，除方位设计上与类天礼大多相反外②，军将升坛祭拜的程序与类天礼基本一致。但是《大唐开元礼》仅记军将登太社坛，祭太社神，却并未提及要跟皇帝一样逐一祭祀后土、太稷和后稷，那么是否宜社礼中军将登坛就只祭太社神呢？据《新唐书》记载：“其宜于社，造于庙，皆各如其礼而一献。军将饮福于太稷，庙则皇考之室。”③从《大唐开元礼》可知，军将在太社神前已经饮福受胙，故这里强调“军将饮福于太稷”，只能说明很有可能军将在祭完太社后，还是要祭太稷神的。
（二）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宜于太社
当然，皇帝亲征的情况毕竟少见，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亲王或大将受命领军出征，遇到这种情况，类天礼属皇帝专有，固然不能行，但宜社和告庙两项仪式则不可少。如开皇八 年（588）隋文帝大举伐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浚、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分八路进击。大军出征之前，史载“晋王广将伐陈，内史令李德林摄太尉，告于太祖庙。礼毕，又命有司宜于太社。”④隋代的内史令，唐时称中书令，为三省长官之一，可知，大将出征前的宜社和告庙礼均不由主帅亲自主持，而是由宰辅重臣受命代为主持。李德林所摄太尉一职虽乃 “秦官，……掌武事”⑤，但自隋撤销府与僚佐后，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多为虚职，通常是作为赏授功臣的赠官，故史载“祭祀则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行扫除。其位多旷，皆摄行事。”⑥通常情况下，凡“大祀，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⑦故大将出征前由重臣摄太尉一职担任宜社和告庙的主祭不仅有章可循，而且也是把大将出征宜社视为大祀并给予重视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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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唐开元礼》卷82《军礼二》，第398页。
② 《大唐开元礼》卷81《军礼一》记载类天进熟时“谒者引诸军将诣坛东陛升，立于天帝神坐前，北向西上，太祝帅斋郎以爵酌罍福酒进立于军将之西，东面北上。”
③ 《新唐书》卷16《礼乐六》，第251页。
④ 《隋书》卷8《礼仪三》，第113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
⑥ 《隋书》卷28《百官下》，第525页。
⑦ 《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31页。
根据《大唐开元礼》卷87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与“皇帝亲征宜于太社”相比，大将出征前的宜社礼在程序步骤上主要是省略了纂严、銮驾出宫、还宫等内容，但仍然保留卜日、斋戒、陈设、奠玉币、进熟、望瘗等必要程序。在陈设上，《大唐开元礼》记：
“守宫设告官以下次各于常所，设诸将次于社宫北门之外道西，东向，以南为上。右校清除内外，又为瘗埳二于南门之内，坛西南如常。奉礼设告官以下版位如常仪，设诸将位于北门之内，当太社坛，每等异位，重行南面，以东为上。设诸将门外位于北门之外道西，每等异位，重行东向，以南为上。部社令帅其属以尊、罍、洗、篚、羃、玉币之篚入设皆如例程，执尊罍篚羃者各于尊罍篚羃之后。”①
上文所述内容与《通典》卷133所记基本一致，两书均详细记载了告官次、版位和诸将次、版位等主要参与人员的位置。如诸将次设于“社宫北门之外道西，东向，以南为上”，诸将版位则设于“北门之内，当太社坛，每等异位，重行南面，以东为上。”另“设诸将门外位于北门之外道西，每等异位，重行东向，以南为上。”这些内容与“皇帝亲征宜于太社”时相比，除有个别上位方向不同的细微差别外，基本一致。但两书均未对除告官和诸将以外的人员位置做出说明，故有司摄行宜社时不在告官、出征诸将和礼官之列的文武百官是无需参加的。其次，两书均对陈设礼乐的位置只字未提，在奠玉币、进熟等环节也未 提到奏何种礼乐，因此，很有可能在有司摄行宜社礼时是无需礼乐伴奏的。这可能是因为 大将出征有司摄事，从规格上不及皇帝亲征宜社，更可能是因为大将出征较为常见，在祭祀礼仪上难免有所简化所致。
此礼虽然在陈设上有所简化，但在具体献祭的环节上仍一丝不苟，没有一点马虎草率的意思。按礼，率先登场的是告官，诸将紧随其后，当告官进入下一个环节时，诸将才跟进上一个步骤。首先，告官先于村外位等候礼官引导，当告官进入版位祭拜后，诸将方入门外位等候引导。告官在版位祭拜后，即前往太社坛奠玉币，此时诸将入版位祭拜。奠玉币礼仪只由告官一人完成，诸将无需再登坛行礼。按礼，告官应先登太社坛，分别向太社神和后土氏进奠玉币，其后再前往太稷坛，向太稷神和后稷氏进奠玉币，礼毕后降坛复位。随后便是最隆重的进熟环节，告官在礼官的引导下盥手洗爵后，再次登上太社坛，先向太社神和后土氏分别行酌酒跪奠之礼，待太祝分别宣读祝文后，再拜成礼。随后，在礼官引导下，告官在太社神和后土氏的神座分别饮福受胙，礼成后降坛，前往太稷坛。此时诸将方在礼官引导下，登上太社坛。诸将无需再行盥手洗爵，酌酒跪奠之礼，只需在太社神的神座前饮福受胙即可。告官前往太稷坛后，升献如太社坛之仪，礼毕，降坛复位。诸将再登太稷坛，“饮福受胙如太社坛之仪，讫，引还本位。”②撤馔后，行过望瘗礼，宜社礼成。综观大将出征前的宜社礼，较之“皇帝亲征宜于太社”更加紧凑有序。
唐时，虽然大将领军出征十分频繁，但关于出征前有司摄行宜社的记载却十分少见， 明确提到行过宜社礼的唯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讨伐西川节度刘辟一役。唐宪宗即位于唐永贞元年(805)，这一年是唐朝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份之一，从唐德宗到唐顺宗，再到唐宪宗，一年之中换了三任皇帝，唐顺宗朝“永贞革新”凸显出的朝臣与内宦之争，更使唐宪宗八月即位时，面临的就是一个局势动荡、人心不稳的烂摊子。恰在这时，剑南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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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唐开元礼》卷87《军礼七》，第415页。
② 《大唐开元礼》卷87《军礼七》，第416页。
节度使韦皋卒，其心腹刘辟自立为留后。宪宗刚刚即位，不得已隐忍不发，于十二月任命 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但刘辟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之地，于是第二年，正月，唐宪宗“令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领当道士马，与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掎角应接，仍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领马步五千人为左军，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马步二千人为次军，并相续继发”①，共同出兵讨伐刘辟。严砺、李康二人为地方节度，其军属藩镇军系统，只有高崇文和李元奕所部是中央的神策军。而当时选择高崇文“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②相当于任命他为神策军的主帅，这可是一次冒着相当大风险的决定。
高崇文生于幽州，其先渤海人，少从平卢军，也算是河北藩镇出身。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在对吐蕃的战斗中逐渐声名大振。贞元十四年（798），长武城神策军作乱，时任都虞候的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德宗遂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积粟练兵，军声大振。高崇文治军虽有成效，但毕竟长期担任一军之都知兵马使，所统不过五千长武军，缺乏统筹各部，协调作战的经验，一句话，即缺乏独挡一面的大将经历。之所以选择他为王师主帅，主要是由于宰相杜黄裳的极力推荐，故“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③可见，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由高崇文出任神策军的主帅，就连宪宗自己对于此战也没有必胜的信心，于是在讨伐诏书中才不得不说“如刘辟 禀奉朝经，抽兵却归本镇，朕务存诚信，必当委待如初。其效顺之诚，临镇归款，高位重赏， 当不食言。”④但是此役毕竟是唐宪宗即位后第一次正式处理棘手的藩镇问题，也是他对藩镇的第一战，可谓是稳定政局的关键一战，故宪宗和主故的宰相杜黄裳对此都极为重视。于是，在出征之前，为了提振士气，展现王师威仪，宣示战争正义，朝廷除按惯例下讨伐檄文——《讨刘辟制》，把出兵的原由、具体任务分配和处理原则都一一告知天下之外， 还专门为神策军举行了“筑坛受命，宜社徂征，形义色以即戎，沥忠诚而誓众”⑤的浩大仪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举行的出征仪式中就包含了筑坛拜将，誓师宜社等重要军ネし。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杜黄裳其人。杜黄裳，进士出身，曾任郭子仪朔方府留事，“诸将狠骄难制者，黄裳皆以子仪令易置，众不敢乱。”⑥可知其有一定的治将和出镇经验。入朝后，先后任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卿、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从他曾任太常卿一职的经历中，可见他对唐礼的熟稔。此役是他力主，主帅又由他亲荐，故从王师出征到交战，他在其中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奏罢中人监军，而专委高崇文。凡兵进退，黄裳自中指授，无不切于机”，故“蜀平，群臣贺，宪宗目黄裳曰：‘时卿之功。’”⑦由此， 我们不难想像，此次出征前朝廷安排如此浩大的出征仪式，当与他一力促成有直接关系。 浩大的出征仪式提振了士气，而战争的胜利又为唐宪宗元和中兴开了一个好头，故“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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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卷56《讨刘辟制》，第606页。
② 《旧唐书》卷151《高崇文传》，第4051页。
③ 《旧唐书》卷151《高崇文传》，第4051页。
④ 《全唐文》卷56《讨刘辟制》，第606页。
⑤ 《唐大诏令集》卷60（高崇文剑南西川节度使制》，第3115页。
⑥ 《新唐书》卷169《杜黄裳传》，第3991页。
⑦ 《新唐书》卷169《杜黄裳传》，第3991页。
号中兴，自黄裳启之。”①军事礼仪的巨大现实功用已不言而喻。
三、告庙礼
大军出征前的祭祀典礼，除类天、宜社外，还有告庙。由于中国人对祖先神灵的重视， 以致“凡巡幸、出师、克获，皆择日告太庙。”②在这里，我们先就出师前的告庙礼做深入研究。首先，按主帅的身份差异，出师前的告庙礼如宜社礼一样，可以分为“皇帝亲征告于 太庙”和“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两大类。其次，唐玄宗崇道尚武，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并规定“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③唐礼中又多了一项“大将出征告齐太公庙”的军礼。
（一）皇帝亲征告于太庙
“皇帝亲征告于太庙”的礼仪与大部分吉礼一样，主要包括斋戒、陈设、銮驾出宫、晨祼④、馈食、銮驾还宫、凯旋献俘、解严⑤等八大步骤。通过将此礼与类宜二礼作比较，笔者 发现有以下六点值得注意之处：
（1）由于唐代规定“大祀：天、地、宗庙、五帝及追尊之帝、后。”⑥故告庙所行的斋戒之礼应与类天礼大致相同，当属七日斋戒制，最后一日“皇帝清斋于太极殿，凡预告之官清斋于庙所，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群官、客使等各于本司及公馆清斋一日，诸军将亦各于正寝清斋一宿。（若在营者斋于军幕）诸卫令其属晡后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卫庙门，与太乐工人俱清斋一宿。”⑦
（2）在陈设上，据《大唐开元礼》记载，亲征告庙的陈设内容仍然包括皇帝大次、侍臣次、告官及从驾群官次、军将次、宫悬之乐、登歌及举麾位、御坐、告官及从驾群官版位、军将位、军将门外位和酒樽位等。具体而言：
“前告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庙东门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铺御坐。守宫设文武侍臣次于大次之后，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设告官及从驾群官次各如常仪：设军将次于南门之外，道东西向，以北为上。前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庙庭，设登歌及举麾 位于殿上，并如常仪，右校清扫内外。前一日，奉御设御坐于东陛东南，西向；告官及从驾 群官版位设于内外如常仪。设军将位于悬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以西为上。设军将门外位于南门之外道东，每等异位，重行西面北上。设酒樽之位于堂上前楹间，各于室户之左北向。”⑧
除此之外，陈设还包括祭器的选用，按要求，皇帝亲征告庙“春夏毎室鸡彝一、鸟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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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169《杜黄裳传》，第3992页。
② 《新唐书》卷48《百官三》，第815页。
③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5页。
④ 祼guàn古代酌酒灌地以祭。据《新唐书》卷11《礼乐一》记载：“凡祭祀之节有六：一曰卜日，二曰斋戒，三曰陈设，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庙之晨祼，六曰进熟、馈食。”
⑤ 对比《通典》、《大唐开元礼》和《新唐书》、《旧唐书》，笔者颇疑《通典》和《大唐开元礼》中所记“皇帝亲征告于太庙”的解严部分内容，乃是築严内容。可能因为解严从广义上讲是届于纂严的一部分，故将之记于其下。
⑥ 《新唐书》卷11《礼乐一》，第199页。
⑦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399页。
⑧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399-400页。
一、牺尊二、山罍二；秋冬斝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山罍二，皆加勺羃，俱西上，各有坫焉。”①《周礼》的规定，祭祀所用彝②、尊③各有六种。其中的鸡彝，亦作“鸡夷”，是一种刻画有鸡形图饰的酒尊。在《周礼•春官•司尊彝》中提到：“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郑玄注曰：“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④而牺尊则是刻为纯色全牛之形的酒器，在六尊中最为华美。
除以上提到的彝、尊等祭器外，《大唐开元礼》并未记载皇帝亲征告庙所使用的笾、豆数量，故笔者拟就此稍做说明。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⑤，许敬宗等人曾提到“按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祭宗庙，笾、豆各十二。祭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祭风师、雨师，笾、豆各二。”⑥可见，在各种祭祀仪式中，祭祀宗庙所使用的笾、豆最多，各十二：其次是社稷、先农，笾、豆各九：祭天地、日月、先蚕等才笾、豆各四；祭风师、雨师等最少，笾、豆各二。但从唐代对祭祀的规格划分来看“大祀：天、地、宗些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先蚕、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赠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州县之社稷、释奠。”⑦综合以上两段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唐显庆二年前祭祀所用笾、豆数量的大致情况。
唐显庆二年前祭祀所用笾、豆数量一览表
祭礼名 笾、豆数 规格
1 祭宗庙 各十二 大祀
2 祭社稷 各九 中祀
祭先农 各九 中祀
3 祭天地 各四 大祀
祭日月 各四 中祀
祭岳镇 各四 中祀
祭海渎 各四 中祀
祭先蚕 各四 中祀
4 祭风师 各二 小祀
祭雨师 各二 小祀
从上表可知，祭天地、宗庙同为大祀，按理所用笾、豆数当为一致，但事实上祭祀宗庙所用笾豆数量却远高于祭祀天地，由此也可以看出武德贞观年间对宗庙祭祀的重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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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0页。
②彜，也作“彝”，为古代祭祀所用的六种酒器。据《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八彝之名物，以侍°注：“六彝：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周礼注疏》卷19，第491页）
③ 尊，也作“樽”，为古代祭祀所用的注酒器。《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六尊，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周礼注疏》卷19，第491页）
④ 《周礼注疏》卷20，第516页。
⑤ 《唐会要》卷17《祭器议》记作“永徽二年”（651）。同书卷23《缘祀裁制》又记为“旧仪，毎祭，笾豆之数各异。至显庆二年，始一例。大祀笾豆各十二，中祀每十，小祀各八。”故笔者最终采纳《旧唐书》所记为“显庆二年”。
⑥ 《旧唐书》卷21《礼仪一》，第825页。
⑦ 《新唐书》卷11《礼乐一》，第199页。
种做法被许敬宗等人认为是大违礼制，故再三强调“宗庙之数，不可逾郊。”①因此，“显庆中，更定笾、豆之数，始一例。大祀笾、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②这次改制不是降低宗庙祭祀笾、豆的数量，而是通过规范祭祀规格，统一所用笾豆数量的做法，使中祀、小祀的笾豆数量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天地祭祀(大祀)的後豆数量，使之得以与宗庙保持一致。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宗庙祭祀仍然保持各十二的笾豆陈设，其规格未作任何改变。
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唐玄宗以“笾、豆之荐，或未能备物”为由，下令礼官、学士等对笾、豆数虽再次详议具奏。于是太常卿韦縚趁机请求“宗庙之奠，每室笾、豆各加十二。又今之酌献酒爵，制度全小，仅无一合，执持甚难，请稍令广大。其郊祀奠献，亦准此。”③此议一出，便遭到了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礼部员外郎杨仲昌、太子宾客崔沔、户部郎中杨伯成、左卫兵曹刘秩等人的一致反对，但却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史载：
“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于享祀粢盛，实思丰洁，礼物之具，谅在昭忠。其非芳洁不应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韦绪又奏：‘每室加笾、豆各六，每四时异品，以当时新果及珍羞同荐。’则可之。”④
经过此次调整，唐代祭祀宗庙所用的笾、豆数量由各十二变成了各十八，而其余郊祀奠献等大祀仍然保持各十二的规格未变。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开元末至天宝年间宗庙所用祭器由《大唐开元礼》所定每室笾、豆各十二加至十八，因此超过诸大祀三分之一这一情形来春，宗庙之礼实际上已经凌驾于诸礼之上。”⑤因此，“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所设笾、豆数量也当是各十八。
(3) 在牲牢的使用上，唐代“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所使用的牲牢是“每室各犊一”⑥，即活全牛一。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规格的牲牢呢？实际上，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一直实行的是太牢、少牢、馈食三级牲牢制。所谓牢者，是指牛羊等祭品在祭奉以前都要圏 养起来的意思。据《大戴礼记•第五十八•曾子天圆》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康熙字典》注“牢”字时也谓“牛曰太牢，羊曰少牢。”可见，太牢一般是指一头活全牛，少牢则指一只活全羊，而士绅使用的“馈食”就是一头活全猪了。这种等级的划分一直沿续到明朝，此后的清朝对此进行了修改。 据《清史稿》记载：“牲牢四等：曰犊，曰特，曰太牢，曰少牢。”⑦其中犊还是活全牛：特是活羊、活猪各一：太牢降格两等，改为牛、羊、猪三牲，但不必是活全牛，活全羊，活全猪：少牢为羊、猪二牲。而唐代“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所使用的牲牢是“每室各犊一”⑧，即活全牛一，当属牲牢等级的最高级别——清以前的太牢礼，这实际上也是沿续了唐代宗庙祭祀一贯高规格的基本做法。比如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在国家初创、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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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21《礼仪一》，第825页。
② 《旧唐书》卷24《礼仪四》，第911页。
③ 《旧唐书》卷25《礼仪五》，第969页。
④ 《旧唐书》卷25《礼仪五》，第972页。
⑤ 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⑥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0页。
⑦ 赵尔巽：《清史稿》卷82《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96页。
⑥《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0页。
得已下令“其祭圜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待时和年丰，然后克循常礼”①，但宗庙祭祀仍然使用最高规格的牲牢——太牢。到唐玄宗天宝六载(747)，明确规定了诸祀牲牢的规格：
“其年起。请天地合祭，四时各用二犊。五帝迎气各用一犊。冬至圜丘用一犊。夏至方泽用一犊。九宫贵神四时祭，每祭各用一犊。神州用一犊。太庙五享，每用一犊。东京准上。文宣王三祭，每祭各用一犊，东京三祭。五岳每载一祭，各用一犊。右据旧料，每载用犊五百一十四头，今请减一百六十五头，既用三十九头②。余祠享并请停用犊。”③
其中宗庙仍然是太牢规格。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国事艰难，九月敕文：“圜丘方泽，任依例程。宗庙诸祠，但临时献熟，用怀明德之馨，庶合西邻之祭。其年起，请昊天上帝太庙各太牢一，羊豕各三，余祭随事而供。(大庙羊豕，旧各九头。)”④从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宗庙祭祀与祭祀天帝的规格相一致，不仅要用太牢，还要用羊豕各九，唐肃宗当时减的是羊豕的数量，对主要祭品为活全牛一却未做改变。唐德宗贞元以后，虽然太牢的内容有所改变，“凡供祭用太牢者，皆犊一、羊一、豕一；若用少牢，则去犊”，但“宗庙、社稷、帝社、先蚕……文宣王、武成王并用太牢”⑤却坚持了一以贯之的陈设规格。
(4) 告庙之晨祼、馈食的基本程序和内容与类天奠玉帛、进熟环节大致相同，但由于 玄宗朝已经形成了天子九庙的格局，故在正式仪式开始前，太庙令要“升自东阶入开埳室，奉出献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于坐如常仪”⑥，后面所有祭奠都要从献祖开始，下至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最后到睿宗。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唐代宗庙规制的变迁。据《旧唐书》卷25《礼仪五》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贞观九年(635)，高祖崩，“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武则天天授二年(691)革命称帝，“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三室，余四室令所司闭其门，废其享祀之 礼。”可见当时长安太庙应该已是七室之制。而明确提到唐太庙七室之制的则是中宗神龙元年(705)有制以孝敬皇帝为义宗，升祔于太庙。其年八月，崇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于东都之太庙，躬行享献之礼。二年，驾还京师，太庙自是亦崇享七室”。这时的天子七庙，釆取的是“一祖六亲”组合，而没有选择“一祖二祧四亲”模式。“一祖二祧四亲”模式里，一祖固然代代祭祀，永不迁毁，二祧也是同样永世不迁的，和始祖其实享受着同样的至尊待遇。而“一祖六亲”模式里，除了一祖以外，其他六亲地位相同，都会随着时间的流转逐次迁迭。由于“二祧”的地位如此重要，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所以当时就釆取了更为简单易行的“一祖六亲”制。开元十年(722)，唐玄宗下制把中宗神主“移就正庙，用章大典，仍创立九室”，于是形成了“―祖二祧六亲”的九庙格局，此后这一格局遂成为李唐定制，故告庙礼中所有祭奠仪式都要遍及九庙。但是当时一祖二祧尚无定论，大历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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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卷1《减用牲牢诏》，第22页。
② 此处当有漏字，按上文所言，此处当为“三百四十九头”，漏了“百四”二字。
③ (唐)王溥：《唐会要》卷23《牲牢》，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47页。
④ 《唐会要》卷23《牲牢》，第447-448页。
⑤ 《大唐郊祀录》卷1，第732页。
⑥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0页。
年（779），在议代宗神主升祖太庙时，大儒颜真卿明确提出：“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① 至此之后，才最终确定了太祖李虎、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一祖二祧的三不迁制度，当然这已是后话了。不过，按唐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当九室遍祭则是定制了。
（5）礼乐的异同。告庙所奏礼乐先后为永和之乐，太和之乐，肃和之乐、雍和之乐。分别是版位跪拜时“鼓柷奏永和之乐，乃以黄钟之均，乐舞九成”，“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太和之乐作，皇帝至罍洗，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献祖尊彝所，执尊者举羃，侍中赞酌鬱酒讫，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圜钟之均。（自后登歌皆歌圜钟）”。进熟时“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以无射之均”。②
类天、宜社、告庙三礼所奏礼乐一览表
礼名 第一乐 第二乐 第三乐 第四乐
类天祀 豫和之乐
（圜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
太和之乐 肃和之乐
（大吕之均） 雍和之乐
（黄钟之均）
宜社礼 顺和之乐
（函钟之均） 太和之乐
肃和之乐 （应钟之均）
雍和之乐 （无射之均）
告庙礼 永和之乐
（黄钟之均）
太和之乐
肃和之乐
（圜钟之均）
雍和之乐 （无射之均）
观其乐与类天、宜社相比，除永和之乐不同外（类天礼奏豫和之乐，宜社礼奏顺和之乐），其余三乐均相同，其用无射之均奏雍和之乐，这一点又与宜社礼相同。
（6）告庙馈食与类天、宜社的进熟相比，除了进俎受胙，还多了一项进笾受饭的内容。首先，皇帝要完成九室酌献，之后按《大唐开元礼》的记载：
“诸太祝各以将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大祝持爵以授侍中，侍中受爵，北向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兴，诸太祝各帅斋郎持俎进，太祝减神前胙肉，又以笾取黍稷饭皆如常，还樽所，以黍稷饭共置一笾，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先以饭授司徒，司徒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又以俎授司徒，司徒奉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饮卒有，侍中进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复于站，皇帝俛伏，兴，再拜，乐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阼阶还版位，西向立，乐止，谒者引司徒降复位。”③
可知，在整个馈食环节，皇帝要先酌献九室，再受饭，受俎，最后“跪取爵遂饮”。皇帝降阶还版位后，“谒者引诸军将自东阶进立于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室户前，北向西上，……俱再拜受爵，跪祭酒，咋酒，奠爵，兴。诸太祝各帅斋郎受履复于站，军将兴，俱再拜，谒者引军将降复位，登歌作，诸祝各入室彻豆出，还樽所。”④可知，军将升阶后只需在九室中最后一室的户前跪祭饮福即可，相比皇帝而言大为简单。此后，奉礼官行赐胙礼，众官再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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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黄淮，杨奇士：《历代名臣奏议》卷17《郊庙•论元皇帝祧迁状》，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
②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1页。
③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2页。
④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2页。
成。最后由太庙令等官员“纳神主如常仪，其视版燔于斋坊”。①
（二）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
大将出征前的告庙礼，按周礼的做法，往往是与授钺、授鼓旗等仪式合在一起举行的， 如据《六韬》记载，武王曾向姜太公询问立将之道，太公的回答是：
“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钻灵龟，卜吉日。斋三日，至太庙以授斧成。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②
《六韬》的作者不仅主张大将出征之前的告庙礼当与命将礼同时举行，并且将记述的 重点放在命将授钺方面，而不在告庙礼上，所以后来北齐、北周大兴周礼时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做法。史载：
“后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太庙，为灵龟，授鼓族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至庙，拜于太祖。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柯，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又操斧授柯，曰：‘从此下至泉，将军制之。’将军既受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制。 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钺之成，愿假一言之命于臣。’帝曰：‘苟利社稷，将军裁之。’将军就车，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阃，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浑寇边。帝常服乘马，遣大司马贺兰祥于太祖之庙，司宪奉钺，进授大将。大将拜受，以授从者。礼毕，出受甲兵。”③
很明显，在北朝，大将出征前告庙实际上不单单是告知祖宗神灵，祈求祖宗庇佑，而且还是很庄重的命将拜将仪式。正因为如此，所以皇帝一般都要亲自主持此礼，其仪式地点也通常设于太祖之庙。在帝王庙号体系中，太祖多为创基立业者，常见于开国皇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唐人在记载前人礼制时也基本参照这一模式，如赵蕤的《长短经》就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