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既知兵，主既择将，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烦将军应之。’乃使太史卜斋择日，授以釜钺。君入太庙，西面而立，将军北面而立。君亲操哉，持其首，授其柄，曰：‘从是以上至天者，将军制之。’乃复操柄授与刃，曰：‘从是以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既受命，拜而报曰：‘臣闻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还诸。’乃辞而行，凿凶门而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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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2页。
② （西周）太公望：《六韬》卷3，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7年， 第 451-452 页。
③ 《隋书》卷8《礼仪三》，第112-113页。
④ （唐）赵蕤：《长短经•卷九•兵权》，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 1987 年，第943 - 944 页。
李荃《太白阴经》之《授钺篇》也记载：
“经曰：国有疆场之役，则天子居正殿，命将军，诏之曰：‘朕以不德，谬承大运，致寇敌侵扰，攻掠边陲，日叶忘食，忧在寤寐，劳将军之神武，帅师以应之。’将军再拜受诏，乃令太史卜，斋三日，于太庙拂龟。太史择日以授钺，君入太庙，西面立，亲操钺，以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上至于天，将军制之。’复操斧柄，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下至于泉，将军制 之。’将军既受命，跪而答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内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愿生还，请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 臣不敢将：君许臣，乃辞而行。’”①
事实上，对这种将大将出征前的告庙礼与命将礼合二为一的周礼惯例，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如据《尉缭子》记载：
“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踰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将军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②
对比《六韬》和《尉缭子》的记载，除了国君和将领所言内容有所不同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六韬》把命将授钺和告庙放在一起举行，而《尉缭子》则认为是“谋于庙，行令于廷”，也就是说先告庙，再于朝堂之上行命将授钺之仪。
汉魏、隋唐遵循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将告庙与命将授钺分而行之的做法。如汉高祖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就是“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军。”③其后问方略于信，部署诸将，东出陈仓，收秦地。当时刘邦尚无宗庙，故根本不可能在太庙告庙授钺，只能是专门设坛场，行拜将之礼。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父子多亲征巡狩，故曹魏的惯例是“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跪而推毂”④，这里不仅没有提到告庙礼，而且就算命将礼也是由符节郎代皇帝授钺推毂。因此后来虞世南在隋代著《北堂书钞》时就明确记载“出征授钺朝堂（汉魏故事云，夫遣将军出征，授节钺于朝堂）。”⑤唐初欧阳询在编《艺文类聚》时也提到：“挚虞新礼⑥议曰：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⑦可知，西晋时期，命将授钺也是单独举行的，并不与告庙礼一同行之。
到了隋代，“隋制，皇太子亲戎，及大将出师，则以豭肫一衅鼓，皆告社庙。受斧钺讫，不得反宿于家。开皇八年，晋王广将伐陈，内史令李德林摄太尉，告于太祖庙。礼毕，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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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李荃：《太白阴经》卷3，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7年， 第 489 -490 页。
② （东周）尉缭子：《尉缭子》卷4，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7 年，第404页。
③ （宋）郑樵：《通志》卷44《礼略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4页。
④ 《通典》卷76《军礼一》，第2083页。
⑤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64，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26页。
⑥ 挚虞，魏晋时期人，著名谱学家。据《晋书》卷51记载：“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颇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
⑦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59《武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064页。
有司宜于太社。”①可知，当时大将出征之前有衅鼓、告社、告庙、授钺等礼仪，但这段文字对是否在告庙同时授钺语焉不详。从军礼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看到开皇八年（588）晋王杨广伐陈之前的告社、告庙礼，都是由内史令李德林代行其礼，隋文帝本人并未到场，这与周礼的做法也不吻合，故很有可能隋代告庙与命将授钺也是分开举行的。
继立之李唐王朝也大致遵循这一做法，比如尽管在《旧唐书》、《唐六典》等唐代典籍 中都有类似“大将出征，皆告庙授钺，辞齐太公庙讫，不宿于家”②的记载，但是第一，这些记载都只能表明唐大将出征前要行告庙和授钺的礼仪，不能说明二者一并举行的关系。第二，初唐时期，太宗曾经提出希望恢复命将授钺的礼仪，但李靖提出“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耶？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③从李靖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出师告庙是一直坚持举行的军礼，但命将授钺的仪式却已经省略，李靖认为其礼无须在形式上加以恢复，其义尽合古礼内涵即可。第三，在《大唐开元礼》卷88记载的 “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诸仪中未见到在告庙同时授钺的内容。第四，另据《玉海》 卷151记载，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四月辛丑朔，临轩授副元帅浑瑊节钺。（传曰帝临轩授钺，用汉拜韩信故事。制曰：‘寇贼干纪，授尔节钺，以戡多难，往钦哉。’）”《白孔六帖》卷49也记：“帝临轩授钺。（浑瑊拜奉天行营副元帅，帝临轩授钺，用汉拜韩信故事。 制曰：‘寇贼干纪，授尔节钺，以戡多难，往钦哉。’瑊顿首曰：‘敢不毕力以对，扬天子休命。’乃率诸军趋京师。）”。之所以“临轩授钺”，一是因为西晋以来的礼仪惯例，二来也与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乱军攻陷帝都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不得已“临轩授钺”有关。但无论如何，此举至少说明唐代有将告庙与授钺分而行之的成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代大将出征的告庙礼与命将礼是分开举行的，而且在唐初，命将授钺的礼仪还曾一度省略。
唐制，命将出征，其礼仿皇帝亲征而略简，故“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礼所备牢馔是“每室用特牲一”，而不再是“犊一”，所用祭器也仅仅是“每室牺尊二”④。尽管陈设上大为简化，但其仪式过程除了没有纂严、解严、銮驾出宫、还宫等环节，最重要的晨祼、馈食均完整保留，但是在馈食礼上只受胙不受饭，这一点与皇帝亲征告庙礼略为不同，最后望瘗焚版，其礼成。
（三）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
释奠之礼，古已有之，但在周代，对先圣先师的祭祀不仅仅是为了尊师重道，更与大军 出征、凯旋有密切关系。按《礼记•王制第五》记载：“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可见太学在周代军礼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战前需在太学议兵定谋，战后要呈俘虏和敌人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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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书》卷8《礼仪三》，第113页。
② 《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35页。此外《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斧钺，辞齐太公庙：辞讫，不反宿於家。”《新唐书》卷46《百官一》：“凡将出征，吿庙，授斧钺。”
③ （唐）李靖：《李卫公何对》卷下，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7 年，第278 -279页。
④ 《大唐开元礼》卷88《军礼八》，第417页。
于学里，以祭祀先圣先师。但是随着周礼的衰落，这些与先圣先师有关的军礼逐渐废止。至东汉，始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其后历代沿革不一，至唐代确定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从此以后不再变更，但祭祀先圣先师之礼早已褪尽军礼色彩，成为单纯的立学之礼和祭孔之礼。
正因为如此，在武风大盛的唐代，文庙之礼已远远不能满足君臣对武的肯定和推崇，故继武德二年(619)于国子监设立周公、孔子庙，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之后，唐太宗“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①立庙。”②不仅如此，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唐太宗与李靖还多次提到《六韬》一书，并命魏征编纂了《太公六韬治要》，可见唐太宗是十分推崇姜尚的。当然，尽管如此，当时也仅仅是为姜尚立祠供奉而已。随着唐朝军力日盛，尤其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0)开创武举之后，武学逐渐兴起。于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二时，取仲月上戊日祭。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发日，便就庙引辞。仍简取自古 为将功业显著康济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配享。”③“其庙长安在子城南，含光门行道西，太平坊。”④而文庙正位于长安子城安上门道东的务本坊，文庙居东，太公庙居西，至此，唐初步形成孔子、姜尚一文一武的二先圣格局。
其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又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释奠用宫悬，并“以其嗣为文宣公，任州长史，代代勿绝。”⑤这是汉代以来孔子获得的最高封号。唐玄宗天宝六年(747)“诏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公庙，拜将帅亦告太公庙。”⑥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由于时处平定史思明乱军的关键一年，以兵戎之急，为奖劝武功， 遂追封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同文宣王置亚圣及 十哲等享祭之典。”⑦这也是太公望得到的最高封号，由是后人遂习惯以文庙、武庙分别称呼之。至此，唐正式形成文庙、武庙并峙的格局，文庙以孔子为主，颜回为配，武庙以姜尚为主，张良为配，二庙皆遍设于京城和天下诸州，在最兴盛的时期，实行一年春秋两祭。太公庙祭祀所用“牲、乐之制如文宣”⑧，并规定“凡大将出征厝告庙授钺，辞齐太公庙讫，不宿于家。”⑨因此，在《大唐开元礼》中就专门单列了“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礼。天宝六年(747)，又再次强调“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唐对太公庙的祭祀仪礼分为三大类，即一年两次的常祭礼、为 武举人饯行的谒庙礼、与征伐有关的告庙礼。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礼制要求，与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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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今安徽歙县境内，据郦道元《水经注•清水》记：“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
②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7页。
③ 《全唐文》卷23《立齐太公庙制》，第269页。
④ 《大唐郊祀录》卷10《飨礼二•释奠武成王)，第805页。
⑤ 《新唐书》卷15《礼仪五》，第244页。
⑥ 《旧唐书》卷24《礼仪四》，第935页。
⑦ 《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上元赦》，第22页。
⑧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5页。
⑨ 《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35页。
⑩ 《唐会要》卷23《武成王庙》，第436页。
有关的告太公庙礼又主要分为大将出征、拜将、克捷告庙等三礼，在这里，笔者讨论的重点是大将出征前的告齐太公庙礼。按《大唐开元礼》的记载，“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礼主要比照“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之仪而成，其礼在程序上基本与之一般无二，但在细节上却有诸多不同。
(1) 在陈设上，诸次的位置虽与大将出征告太庙之礼基本一致，“奉礼设告官位于内外并如常仪。设诸将位于庙庭横街之南道东，每等异位，重行北向，以西为上。又设诸将：门外位于南门之外道东，重行西向，以北为上。”①但是在祭器和牲牢的选用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① 祭器的数量：虽然《大唐开元礼》并未具体交待，但如前文所述，文庙、武庙祭祀属于中祀范畴，故按唐高宗显庆以来的规定，“春、秋释奠于孔宣父，先圣、先师，笾十、豆十、簋二、簠二、㽅三、钘三、俎三：若从祀，笾豆皆二、簋一、簠一、俎一。春、秋释奠于齐太公、留侯，笾豆皆十、簋二、簠二、㽅三、钘三、俎三”，“州县祭社、稷、先圣，释奠于先师，笾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②故告太公庙陈设的祭器当为笾豆各十，簋簠各二，㽅钘俎各三。至于所用酒器的数虽，按礼“齐太公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留侯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③但是由于《开元礼》明确提到大将出征告齐太公庙的酒器陈设是“牺尊二，一实以玄酒，一实以醴齐”④，故可知出征前的告武庙仪应该略简于春秋两祭的告武庙礼。
② 祭品的选择：按《大唐开元礼》的记载“告日未明十刻，太官预具酒脯醢如常。”⑤其中“脯”指的是干肉，“醢”则是用肉、鱼等制成的酱。按唐玄宗天宝六载(747)的规定“文宣王三祭，每祭各用一犊”⑥，按礼，武成王庙祭也当是用“一犊”，但大将出征前告太公庙仅仅是“具酒脯醢如常”，这就再次说明出征前的告武庙礼从规格上是低于武庙春秋常祭的。而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所备牢馔是“每室用特牲一”⑦，从这一点上看，出征告太公庙礼也是低于出征告太庙礼的。
(2) 在告献官员的选择上，《大唐开元礼》并未给出明确说明，但正如前文所述，凡“大祀，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⑧故大将出征前由重臣摄太尉一职担任宜社和告庙的主祭，太常卿为副祭是惯例。但是出征前有司告齐太公庙并不属于大祀的范畴，而仅是中祀，故其告官的选择按理应低于太尉的级别，很可能是由太常卿担任主祭，太常少卿担任副祭。这一点，可以从太公庙春秋常祭的告官任命上得到证实。如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年间，齐太公庙春秋常祭就是“以张良配，以太常卿、少卿三献。”⑨太常卿官至正三品，太常少卿正四品上，仅从中祀的角度来看，以最高级别的礼官充任告官，也是合乎礼法规范的。但是若对比当时文庙祭 祀告官的选任，我们又不难看出文庙重于武庙的事实。关于文庙祭祀的告官，正如唐高宗
① 《大唐开元礼》卷88《军礼八》，第417页。
② 《新唐书》卷12《礼乐二》，第213页。
③ 《大唐开元礼》卷55，第304页。
④ 《大唐开元礼》卷88《军礼八》，第417页。
⑤ 《大唐开元礼》卷88《军礼八)，第417页。
@《唐会要)卷23《牲牢》，第447页。
⑦ 《大唐开元礼》卷88《军礼八》，第417页。
⑥ 《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31页。
⑨《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7页。
时期中书侍郞许敬宗所言：“秦、汉释莫无文，魏则以太常行事，晋、宋以学官主祭。”，故唐 仿晋宋之制，规定“其中春、中秋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国学以祭酒、司 业、博士三献”①。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文庙祭祀的告官往往出现超规格充任的现象。如 高宗时“会皇太子释奠，自为初献，以祭酒张后胤亚献，光州刺史摄司业赵弘智终献。”②唐 玄宗开元七年(719)，“皇太子齿冑于学，谒先圣，诏宋環亚献，苏顼终献。”③宋璟时任吏 部尚书兼侍中，苏颂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修国史，与宋璟同当国，以他二人为亚献、终献， 可见这次释奠礼规格早已超出礼制的规定，故最终唐玄宗主动改以胄子充二献。由此观 之，唐人重文庙甚于武庙，不言自明。
至唐肃宗朝，因战事所迫，锐意武功，遂着意提高太公望的地位，不仅追赠其为武成王，更重要的是还规定“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献，兼进祝版亲署。”④此后肃、代两朝和德宗朝初期，以太尉告献武庙成为惯例，但此举在文臣心中一直被认为是 不合礼法之举。唐德宗贞元年间，文臣武将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力。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刑部尚书、知删定礼仪使关播率先发难，上疏奏称：
上元中，诏择古今名将十人，于武成王庙配飨，如文宣王庙之仪。伏以太公，古称大贤，今其下五亚圣，贤之有圣，于义不安；且孔门十哲，皆是当时弟子，今所择名将，年代不同，于义既乖，于事义失。臣请删去名将配享之仪及十哲之称。”⑤
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张良，而诸将不复祭矣。剪除了配享的名将后，紧跟着就开 始置疑武成王自身了，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兵部侍郞李纾摄太尉一职，充任了一回武庙祭祀的告官，事解后遂上奏唐德宗，指出：
“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师：张良即汉之少傅。圣朝列于祀典，已极褒崇，载在祝词，必 资折衷，理或过当，神何敢致。今者屈礼于至尊，施敬于臣佐，每谓御署并称昭告，于上下之祭，窃谓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为允。臣以为文宣王垂教，百世宗师，五常三纲，非其训不明，有国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轲称自生民以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圣之名，乐用宫悬，献差太尉，尊师崇道，雅合正经。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 岂可拟其盛德，均其殊礼哉。前件祝文，请自今更不进署，其敢昭告，请改为致祭。其献官 请准式差太常卿以下。”⑥
“李纾，其父为礼部侍郎李希言，少有文学。天宝末，拜秘书省校书郎。大历初，由吏部侍郎李季卿荐为左补阙，累迁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寻自虢州刺史征拜礼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择为同州刺史，寻弃州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可知此人靠门荫入仕，熟知礼典，是文官出身的兵部侍郎。”从李纾的上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庙祭祀 就是“乐用宫悬，献差太尉”，但这位文官出身的兵部侍郎对武庙祭祀也用此规格大为不满，公然提出“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岂可拟其盛德，均其殊礼哉”，“ 一同文宣王，恐未为允”，故请降低其祭祀的规格，其中一项建议就是取消太尉告献，仍然改由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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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2页。
②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4页。
③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4页。
④ 《唐会要》卷23《武成王庙》，第437页。
⑤ 《唐会要》卷23《武成王庙》，第436页。
⑥ 《唐会要》卷23《武成王庙》，第437页。
常卿以下担任告献之官，以示与文庙的差别。
“此议一出，唐德宗下令百官集议闻奏，时兼大理卿于願等四十六人，议同李纾。尚书右司侍郎中严涚等更进一步对武成王的王号提出置疑：
“谨按李纾所奏，援引训典，比量礼度，祀文轻重之杀，献官尊卑之节，诚至当矣。而推以广之，抑未尽也。夫大名微号，先圣王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谓其言可以范围，其行可以师表，其功可以施百代，其业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则不可虚美。其于太公，兵权奇计之人耳。当殷辛失德，八百诸侯皆归于周，时惟鹰扬，以为佐命，在周信有功矣，于殷谓之何苞？……太公之于圣人，非伦也：名至而德尊，非名也：德薄而名大，非顺也。有一于此，是为神羞，况三者皆谬，安可徼幸之哉！……愚以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旧令为齐太公庙，人无间言矣。享献之事，馀依李纾奏。”①
严涚一开篇就肯定了李纾主张文庙、武庙献官有别的论调，称“献官尊卑之节，诚至当矣”，进而以太公于殷乃为叛臣的道德之判，要求取消其王号。但事情并未就此打住，紧跟着刑部员外郎陆淳等六人又议曰：
“……窃以武成王，殷臣也，见纣之虐，不能谏之，而佐武王以倾之，于周即社稷之臣矣，于殷谓之何人哉？……(今圣上)犹使武成之名，与文宣为偶，权数之路，与道德齐衡，恐非不刊之典。臣愚谓宜罢上元追封立庙之制，依贞观于磻溪置相，有司以时享莫，斯得礼之正也。”②
严涚所议不过是要去除武成王的王号，恢复开元年间惯例，依旧称太公庙，而陆淳所议则更进一步要求连两京的太公庙都要废除，恢复贞观年间仅于磻溪立祠的做法。
文官们一道道上奏，要求越提越过分，而唐德宗听之任之，不外是因为当时藩镇割据，武人专横。唐德宗即位初期，一度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从执政的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开始，他就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先是强硬回绝了成德镇李惟岳继承父位的上请，又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以武力对付联手抗拒中央的河北藩镇。由于军情紧急，故当时德宗对武成王庙还是十分看重的，发现武庙破旧有损，屋宇倾摧，遂于“建中二年诏有司缮葺再修，祀事准旧，差太尉充献，祝版御署。”③战局一度十分有利，但是没想到建中三年(782)，形势急转直下，战火一下从河北変延到河南，东都告急。为振奋士气，建中四年(783)，唐德宗“又诏令选范蠡等名将六十四图形于壁，每因释奠皆从祭焉。”④可惜的是，当年十月“泾原兵变”，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削藩之战被迫终止。兴元元年(784)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 天下大乱的责任，并赦免参与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⑤，才得以挽回颓势，但就此错失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此后藩镇割据专横，积重难返。逃亡途中，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唐德宗以深深刺激，此后遂开始重用宦官掌禁军，并有了打压武将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在贞元年间纵容文官们借武成王庙祭祀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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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25严涚《祀武成王议》，引自(全唐文》附，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46页。
② 《唐文拾遗》卷26陆淳(祀武成王议》，第10660页。
③ 《大唐郊祀录》卷10《释奠武成王》，第803页。
④ 《大唐郊祀录》卷10《释奠武成王》，第801页。
⑤ 《资治通鉴》卷229，德宗兴元元年正月条《赦天下改元制》。
此事越闹越大，最后武将们坐不住了，以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为首的二十四人予以反击，其议曰：“当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劝今。欲有贬损，恐非激劝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时祠之，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礼，则无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固同，其 立废亦不可异。况其典礼之制，已历三圣，今欲改之，恐非其宜也。”①武将们要维护的不仅是武成王的名号，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地位，这一点，唐德宗不能不加考虑。同时“当今兵革未偃”，需要通过尊崇武庙来达到尊古劝今的目的，也是一个重要考虑。最终唐德宗承认“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开元旧仪，可为□则。其武成王庙，自今以后，宜令上将军以下充献官。馀依李纾所奏。”②“自是，以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为三献。”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武庙祭祀的告官最初由太常卿和太常少卿等礼官担任.，从 唐肃宗时开始由高官(通常是兵部官员)摄太尉一职担任主祭，至唐德宗朝改由上将军主祭，由此，唐大将出征前告太公庙的告官选任也应当大致如是。
(3) 关于祝文的撰写。虽然在《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中都记载了武成王庙春秋常祭的祝文，如其正座祝文为：
“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皇帝谨遣上将军姓名，敬祭于武成王。爰定韬略，载成七德，功业昭著，生灵攸仰。俾兹末学，克奉旧章，谨以制币、牲斋、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以留侯张良等配神尚察。”④
其配座祝文为：
“配座文(首同上唯去谨字云)：致祭留侯等，唯子等宣扬武教，光赞韬钤，大济生灵，遗范千载。谨以制币、牲斋、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从祀配神尚饗。”⑤
但是由于大军出征，往往事各有因，对手有别，故《大唐开元礼》只记出征前告齐太公庙“祝文临时撰”⑥，而没有给出制式祝文。
(4) 关于饮福受胙的缺失。在《大唐开元礼》卷55中明确记载“仲春仲秋释奠于齐太公”礼有饮福和受胙环节，但同书卷88所记“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礼却在告官完成荐玉币，跪奠爵，读祝文，跪奠版后，直接进入“望瘗”环节，随后宣布“礼毕”，不仅其间告官饮福受胙只字未记，而且也没有诸将升阶饮福受胙的记载。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恐与两礼一为吉礼，一为军礼有关，如前文所述，在陈设上，出征告太公庙已更为简略，故在行礼程序上也有所省略而已。
安史之乱后，文庙、武庙的祭祀都大不如前。唐肃宗朝停罢中、小祀，文宣王之祭由春秋二次减为秋季一次。唐代宗时，虽修复其礼，然官学日衰，祭礼之典，也不过草草而已。宪宗“元和九年(814)，礼部奏贡举人谒先师，自是不复行矣。”⑦文庙尚且如此，武庙理当难免。至五代后唐明宗时期，再次提出“武成王庙四壁英贤，自此每至释奠，准《郊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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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23《武成王庙》，第438页。
② 《唐文拾遗》卷5，德宗《将军以下充武成王庙献官沼》，第10420页。
③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7页。
④ 《大唐郊祀录》卷10《飨礼二•释莫武成王》，第805页。
⑤ 《大唐郊祀录》卷10《飨礼二•释奠武成王)，第805页。
⑥ 《大唐开元礼》卷88《军礼八》，第416页。
⑦ 《新唐书》卷15《礼乐五》，第245页。
各陈脯醢诸物以祭。”①长兴三年（932），礼院通过翻检《大唐郊祀录》，对此做出回复，其文曰：
“礼院检《郊祀录》，释奠武成王庙，中祀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见今行释奠之礼。 伏自丧乱已来，废四壁英贤之祭。今准帖，为国子博士幕同文奏，武成王庙四壁英贤，请各设一豆一爵祀享者。当司今详《郊祀录》，武成王从祀诸英贤，各笾二，实以粟、黄牛脯：豆二，实以菜菹、鹿醢：魚並簋各一，实以黍、稷饭，酒爵一。礼文所设，无一豆一爵之仪。”②
此后宋元两朝，武成王庙一直存于国家的正式祀典中，出征前祭告武庙礼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中书省上奏的遣将礼中，仍然可以一觅踪迹，“造庙宜社之礼，即命大将军具牲币，行一献礼，与遣官祭告庙社，仪同其告武成王庙仪。”③但随着关羽的被神化，最终在明代取消了对武成王的祭祀，此为后话，兹不赘述。
四、軷祭
所谓“軷”者，“出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坛四通，尌茅以依神，为軷。既祭犯軷，轹牲而行，为范軷”。④段玉裁注曰：“山行之神主曰軷，因之山行曰軷。《庸风》毛传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即此山行曰軷也。凡言跋涉者，皆字之同音假借。”故简而言之，軷者，道祭也，即一种出征前祭祀行道之神的礼仪。
（一）軷祭的由来
据《周礼•夏官•大驭》记载：
“大驭⑤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駆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軓，乃饮。”
这是有关“軷祭”的最早记载，此后《通典》、《通志》等诸书所记皆以之为本，大同小异。郑玄注文中提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栢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可见，当时在周天子出行之前，为祭祀行道之神，需在国门之外垒土为山，以作祭祀场所，并以“菩刍棘栢”等植物作为神主。其释文曰：“云‘封土为山象’者，郑注《月令》‘祀行之礼，为坛，厚三寸，广五尺’。……云‘菩刍棘柏为神主’者，谓于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为神主则可也。”大军行至土山后，“王由左驭，禁制马，使不行也”，大驭下路负责拜祭。其释文曰“酌仆者，使人酌酒与仆，仆即大驭也。大驭则左执 辔，右手祭两统，并祭轨之轼前三处讫，乃饮”。⑥酌祭完毕后，大驭重新登车，遂以车轮碾压过土山，以喻此去一路平坦顺利。
在西周时期，軷祭是周天子正式出行时祭祀行道之神的专用礼仪。一般而日，天子正式出行可分为亲征、巡狩、郊祀等情况，原则上，在这些时候均要使用到这一礼仪。虽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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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文拾遗》卷10《武成王庙四壁陈祭物敕》，第10471页。
② 《唐文拾遗》卷59《武成庙从祀英贤设笾豆奏》，第11031页。
③ 清高宗敕撰：《钦定续通典》卷72《军礼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九月版，第1574页。
④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十四篇上“車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27页。
⑤ 官名。周王所乘之“路”（军）中以“玉路”最为贵重，系祭礼时所乘，大驭即驾御玉路之官，隶属周代夏官司马之下。
⑥《周礼注疏》卷32，第853 -854页。
此，但《通典》、《通志》诸书均明确把軷祭归于天子诸侯亲征的军礼体系，《大唐开元礼》 也在皇帝亲征军礼部分记载有“亲征及巡狩郊祀有司軷于国门”的礼仪，可见此礼主要应归属于军礼范畴，尤其是天子诸侯亲征所用军礼，当无疑问。至唐代，大将出征时也行此礼，如据《新唐书》记载軷祭和所过山川祭告礼，“若遣将出征，则皆有司行事。”①
作为天子亲征的军礼之一，軷祭在西周之后“唯后周及隋唐用之，唐以后其礼久废。明成祖时虽尝举行而仪文不备”②，可见北周和隋唐时期，軷祭较为兴盛。比如后周明帝武成元年（559）春正月，“太师晋公（宇文）护上表归政，帝始亲览万机，军旅之事，护犹总焉。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三月癸巳，陈六军，帝亲擐甲胄，迎太白于东方。”③ 由于这是北周明帝正式执政的第一年，故借三月“迎太白”之事而行讲武阅兵之实④，为此不仅大陈六军，亲擐甲冑，而且按天子亲征巡狩之仪，“出国门而軷祭。”⑤但可惜的是，关于北周所行的这次軷祭，诸书均未记载其具体细节，故无法一窥其全貌。所幸的是北周礼仪于隋唐两朝得以相沿传承，以致隋唐军礼中均保留了軷祭的内容。
（二）隋唐軷祭的基本情况
据《隋书》记载：
“隋制，……亲征及巡狩，则类上帝、宜社、造庙，还礼亦如之，将发初，则軷祭。其礼，有司于国门外委土为山象，设埋坎。有司刳羊，陈俎豆。驾将至，委奠币，荐脯醴，加羊于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馔埋于坎。驾至，太仆祭两轵及軓轨前，乃饮，授寿，遂轹軷上而行。”⑥
在此基础上，大唐軷祭的记载进一步细化，如《大唐开元礼》卷84“亲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軷于国门”就详细记载：
“车驾出日，右校预于国门外委土为軷（軷谓为山象也），又为瘗埳于神坐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坐于軷前南向，太官令帅宰人刳羊，郊社令之属设尊罍篚羃于神坐之左，俱右向，置币于尊所。驾将至，太祝立于髪洗东南西向，祝史与执尊罍篚羃者俱就尊罍所立，太祝再拜，诣樽所取币进跪奠于神坐，兴，还本位。进馔者荐脯醢于神坐前，加羊于軷西首。太祝诣罍洗，盥手洗爵，诣尊所酌酒进，跪奠于神坐，兴，少退，北向立，读祝文讫 （祝文临时撰），太祝再拜，还本位。少顷，太祝帅斋郎奉币酌酒馔物，宰人举羊肆解之，太祝并载埋于疲，寘之，执尊者彻罍篚席。驾至，权停，太祝以爵的酒授大仆卿，太仆卿左执 辔，右受酒，祭两轵及軏前（轵轂末,軏轼前），乃饮，授爵，轹軷而行。”
通过这段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唐代軷祭与隋代一脉相承，大致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陈设，即祭祀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是大驾至軷之前的祭祀阶段，其做法基本与吉礼相吻合，整个仪式由太祝负责，需完成奠玉币、荐脯醢、跪奠酒，读祝文，望瘗，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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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16《礼乐六》，第252页。
② 《钦定续通典》卷72，第1569页。
③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4《明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6页。
④ 《册府元龟》卷124《帝王部•讲武》：“明帝武成元年三月癸未，陈六军，帝亲擐甲胄迎太白于东方。”
⑤ 《通典》卷76《军礼一》，第2064页。
⑥ 《隋书》卷8《礼仪三》，第110-111页。
罍篚席等主要步骤：第三阶段是大驾至軷后，由“掌驭五辂”①的太仆卿负责完成奠酒、饮福、轹軷而行等礼仪。通过研究，笔者认为：
（1）唐代軷祭是一个相当正式的礼仪，由于事关天子出行、大将出征等重大事宜，所以陈设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绝非一般人能够享用。比如，行軷祭之前需由“右校”负责委土为軷”。“右校”即右校署，与左校署一起隶属于将作监，左右校署各设令、丞二人，其职掌分工为左校署“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右校署“掌营土作、瓦泥并烧石灰、厕溷等事。”②在其他祭祀礼仪中，右校主要负责事前清扫内外的工作，而在軷祭中，右校署的 主要职责不再是打扫，而是“委土为軷”。这是因为“軷谓为山象也”，可知“委土为軷”是一个不小的土石工程，故需要“掌营土作”的右校署专门来垒砌完成。“委土如軷”完成后，唐代軷祭还需在軷前南向设置正式的神坐，在神坐左边设放置酒尊等祭器的尊所，在神坐西北方挖掘用于瘗埋供品的瘗埳。祭祀所用玉币、尊罍篚羃等物品一如吉礼陈设，一应俱全。其牲馔分别为羊牲和脯醢，据《钦定续通志》的记载：“诗言：‘取羝以軷。’周礼犬人祭祀共犬牲，伏瘗亦如之。孔颖达谓天子诸侯礼异，天子用犬，诸侯用羝。自隋唐至宋明天子皆用羝羊。”③故《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中均有明确要求：“軷祭用羝羊一。”④仅此一点就非一般士大夫能够享用的规格了，因为“大夫道祭者，无牲牢，酒脯而已。又于旁饮酒饯别，故云‘饮酒于其侧’也。”⑤
⑵由“掌营土作”的右校署所设之轅是一种临时性而非永久性的路祭场所，通常设于城门外的必经之道上，故唐代軷祭不是常祭，而是一种临时祭礼。事实上，在周代，祭祀行道之神有出行临祭和孟冬常祭两种不同的方式。唐儒孔颖达在为《诗经•邶风•泉水》“饮饯于祢”一句作疏时，就提到“行者之先（指行道之神），其古人之名未闻。天子诸侯有常祀，在冬。……行神之位在庙门外西方。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遗礼。”同书还依中雷之礼记道：“行在庙门外之西，为軷壤，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可见，这里提到的祭祀路神之礼由于有固定的祭祀时间、祭祀场所，当与唐礼所言 “軷祭”有所不同，故孔颖达随后明确指出“天子诸侯常祀（行神）在冬，与軷异也。”⑥后来清代修撰《钦定续通志》也记载：“軷行神其祀本在冬，祖道之軷则又因事而特祭者也，但孟冬祀行在庙门外之西，祖道軷祭在国门外为异耳。”⑦《续通志》的作者在此处明显把孟冬祭祀行道之神与“祖道軷祭”作了区分和比较。
当然，至唐代，这种对行神的常祭已经由天子诸侯主持的每冬一祭，演变为民间的春秋一祭了，因此隋唐官方并无此常祭之礼，此亦《大唐开元礼》等唯余“軷祭”之故。而所谓“祖道軷祭”，笔者认为当是“祖道”与“軷祭”联称所致。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指出 "軷祭，则天子诸侯卿大夫皆于国外为之。”可见，最初天子、诸侯与卿大夫的路祭都叫“軷祭”，故孔氏认为軷祭，一名道，又名祖，“以其为犯軷，祭道路之神，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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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25（职官七》，第706页。
②《通典》卷27（职官九》，第762页。
③ 清高宗敕撰：《钦定续通志》卷117《礼略七》，光绪十二年浙江书局上版。
④ 《通典》卷106《开元礼纂類一 •序例上》，第2772页（参见《大唐郊祀录》卷1）
⑤ 《周礼注疏》卷32，第853 -8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