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祃”？“祃”字从示旁，当与鬼神、祭祀有关。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①故其最通俗的解释为古代行军在军队驻扎的地方举行的祭礼。但其神为谁，其仪又如何，历代却不尽相同。
一、隋唐前之祃祭流变
（一）先秦祃祭探源
先秦时期的祃祭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 地。”郑玄注云：“祃，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②可见在先秦时期，祃祭是天子亲征的祭祀礼仪之一。按要求，天子出征前不仅要行类宜告之礼，出征后还要在战地行祃祭之礼。孔颖达疏进一步指出，祃祭是指到了作战地点以后，祭“造军法者”即黄帝或蚩尤，以壮军威之礼。可见，此礼并非祭祀战地之神的礼仪，而是祭所谓“造军法者”，即兵学之祖的礼仪。
（2）据《周礼•春官•肆师》记载：“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郑玄注曰：“貉，师祭也。貉读为十百之百。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贾公彦疏：释曰：案《大司马》，仲冬教大阅，教战讫，入防。将田，既陈，乃设驱逆之车。有司马表貉于陈前，此时肆师为位而祭也。”③可见，虽然田猎是模拟战争状态的准军事行动，但由于它并不是真正的军事行动，不能祃于所征之地，所以周人对祃祭之礼进行了变通，将祭祀的地点改为营表所立之处，时间也变成了正式田猎之前。地点和时间的变化，并不影响其礼的实质，它仍然以蚩尤或黄帝作为“兵祖”加以祭祀，其目的仍然是“祷气势之增倍也”。
（3）据《春秋公羊传•庄公八年》记：“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 其礼一也，皆习战也。”何休疏：“礼，兵不徒使，故将出兵必祠于近郊，陈兵习战，杀牲飨士卒。”解云：“何氏之意，以为祠兵有二义也：一则祠其兵器，二则杀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④可知，春秋时有在出兵前于都城近郊祭祀兵器，并斩杀牲畜以宴享士卒的军礼习俗。后来，清人郝懿行所著《尔雅义疏》曰：“按公羊庄八年传，出曰祠兵。何休注：将出兵必祠于近郊，是祠兵即祃祭，古礼犹未亡也。”⑤可见，郝氏认为此“祠兵”礼即是西周祃祭在春秋时代的延续。郝氏的看法并非臆想，唐代贾公彦在《周礼•春官•肆师》的疏部分
——————————
① 《说文解字》一篇上“示部”，第7页。
② 《礼记正义》卷12，第371页。
③ 《周礼注疏》卷19，第506页。
④（汉）公羊寿传，（唐）徐彦疏：《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⑤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中四《释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87页。
同样认为“以《公羊》说曰：‘师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剑、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可知，贾氏认为出兵前的“祠兵”乃是祭祀“矛、戟、剑、楯、弓”等五兵、军鼓及“战神”蚩尤。也许因为有蚩尤之祭，所以郝氏才视此礼为春秋时代的祃祭。
为此，有学者研究指出：“先秦时期，祃祭的内容比较宽泛，大致与军事活动有关，分三种情况：一是四时田猎时立表而祭，也就是田猎中的献获之礼；二是在军队出征之前，祭祀兵器和初造兵器之人，造兵器之人被称为‘战神’或‘军神’，一般认为是蚩尤和黄帝：三是到了征战之地举行的祭祀活动，主要是为了严军法、壮军威，祭祀的对象是战神黄帝与蚩尤。”①但笔者认为，此说不尽准确。事实上，周人自己是分得很清楚的，只有天子在所征之地举行的，以战神——蚩尤或黄帝为主要祭告对象的祭祀才叫做“祃”。而在田猎前，于营表处模仿“祃祭”而行的祭祀叫做“祭表貉”。后来唐人杜佑在写《通典》时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在记“周制……积于所征之地”时，注曰：“祃，师祭也，为兵祷也，其礼亡。其神盖蚩尤，或云黄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则以黄帝、蚩尤之神，故亦皆得云祃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②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权柄下移，原来天子出征、田猎时才举行的这两种军事祭祀礼仪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诸侯们对它们加以综合改良，于是出现了在出征前的“祠兵”之礼，不仅杂祭五兵、战鼓和战神，而且还杀牲宴享士卒，这就已经类似于后代的誓师礼了。
因此，严格说起来，西周所谓的“祃祭”必须具备几个要素：第一，天子亲征；第二，在战地举行：第三，祭祀的对象是蚩尤或黄帝。可惜的是，从春秋时期开始，这种标准的“祃祭”军事礼仪就随着周礼的没落而消亡了。反而是田猎前的“祭表貉”礼至唐代正式演变为祭牙纛之礼。春秋时代的“祠兵”礼则演变为后代的誓师礼。
（二）汉魏北朝之祃祭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行封禅泰山之大典，随后巡幸东方海上，途中“行礼祠名山大川 及八神”，八神中“三曰兵主，祠蚩尤。”③始皇此举乃天子巡幸途中祭告所过山川和八神， 其中包括兵主蚩尤，并非传统的“祃于所征之地”礼。
汉初刘邦初为沛公时，尚“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④后来“天下 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⑤ 但至东汉，时人已不知“祃祭”为何物。故郑玄云：“祃，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⑥而应劭在为《汉书》“上官幼尊，类祃厥宗”一句作注时，直接记为“至所征之地，表而祭之谓之祃，祃者，马也。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⑦可见，应劭就认为祃祭即在所征之地， 立表祭祀马神，这显然是对周代祃祭的误读。
魏晋虽然开始关注周代军礼，但由于祃祭消亡已久，导致人们的理解也有偏差。如晋
——————————
① 艾红玲：《古代祃祭流变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第3期，第95页。
② 《通典》卷76《军礼一），第2061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第1367页。
④ 《汉书》卷1上《高祖本纪上》，第10页。
⑤ 《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第1378页。
⑥ 《礼记正义》卷12，第371页。
⑦ 《汉书》卷100下，第4269页。
代的《仲春振旅》歌：“仲春振旅，大致人，武教于时日新。师执提，工执鼓。坐作从，节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祃，申法誓。遂围禁，献社祭。”①可见，晋代的“蒐田表祃”行在田猎之前，除祭表之外，还有“申法誓”等仪式，看起来更像是周代“祭表貉”和春秋“祠兵”礼的综合体。
南北朝时，天子多亲征，于是希望恢复周代军礼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北齐、北周大兴周礼，对后来隋唐礼制影响甚大。比如：
“后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马建大麾于莱田之所。乡稍之官，以旗物鼓铎钮镜，各帅其 人而致。诛其后至者。建麾于后表之军中，以集众庶。质明，偃麾，诛其不及者。乃陈徒骑，如战之阵。大司马北面誓之。军中皆听鼓角，以为进止之节。田之日，于莱之北，建族为和门。诸将帅徒骑序入其门，有司居门，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险好则徒前而骑后， 易野则骑前而徒后。既阵，皆坐，乃设驱逆骑，有司表桃于前。以太牢祭黄帝轩轅氏，于狩 地为埠，建二魂，列五兵于座側，行三献礼。遂搜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笈舍，遂苗田。仲秋练兵弥田。仲冬大阅，遂狩。其致禽享莉教习之仪，并如古周法。”②
北周军制，大司马以狩田教习军阵之法。其礼在周代田猎礼的基础上，融合了西周的“祃祭”和“祭表貉”礼。先是大司马建麾于军中后表，以集众庶，然后誓师，诸军入场就位。在开始正式演习前，“有司表祃于前。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于狩地为墠，建二旗，列五兵于座侧，行三献礼。”可见，其举行祃祭的时间相当于出兵之后，交战之前；祭祀对象虽只有黄帝（不再提蚩尤），但总体说来也与周礼相吻合。而“建二旗，列五兵于座侧”的陈设又可以让我们看到周代“祭表貉”的遗风。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周礼中并未提及“祃祭”的具体规格问题，而北周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以太牢祭祀黄帝，并行三献之礼，既是对周礼的补充完善，也足见北周对此礼的高度重视。
当然，北朝最典型的祃祭当属北齐祃祭。北齐天子亲征“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墠而祃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寞毛血，乐奏《大护》之音。礼毕，彻牲，柴燎。”③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还原北齐祃祭的一些基本情况：
（1）其礼主要举行于天子亲征时的行军途中，一般是择刚日而祭。所谓“刚日”，即单日，这是因为《礼记•曲礼上》曰：“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郑玄注曰：“顺其出为阳也。出郊为外事。”孔颖达疏：“外事，郊外之事也。刚，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外事刚义，故用刚日也。”④也就是说，北齐的祃祭是在战地，选 择十日内的甲丙戊庚壬五天中的任何一天举行。这与《孔丛子•儒服》中所说“凡类祃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刚日”是一致的。
（2）北齐祃祭是一个十分正式而隆重的祭祀礼仪，在场所的布置上要求“设柴于辰地，为墠而祃祭”。所谓“墠”，即经过整治的郊野平地，通常是作为古代祭祀或会盟用的场地。这与周礼要求在大阅或田猎前，平整场地的做法是一致。场地平整好后，在东南偏东的辰位设置柴堆，以备燎祭。据此也证明了祃祭并非祭地的礼仪，故孔颖达才说“郑
——————————
①《晋书》卷23《乐志下》，第707页。
②《通典》卷76《军礼一》，第2072页。
③《隋书》卷8《礼仪三》，第110页。
④《礼记正义》卷3，第89页。
(玄)既云祭造军法者，则是不祭地。熊氏以祃为祭地，非。”①
(3) 在祭品的选用上，北齐祃祭要求“备玄牲”，“大司马莫矢，有司奠毛血”。所谓“玄牲”即黑色全牛，这通常是祭祀社稷才使用的牺牲。另外，按中国古代“五德终始”的理论，北齐应木德，木德尚青色，但由于北齐“正朔服色，皆如后魏”，而“后魏初为土德，言继黄帝之后也，故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至孝文太和十四年，用秘书丞李彪等议，承晋后，改为水德，祖辰腊申。”②故其礼选用黑牲已是相当高的规格了。此外，献祭时采用二献的礼仪，也是高规格的一种表现。祭奠要用到目矢和毛血，实际上是对春秋“祠兵”祭五兵和杀牲习俗的一种延续。
综上所述，可见北齐祃祭除了未明确说明祭祀的对象是蚩尤或黄帝以外，从诸要素上 说已经比较接近周礼了，其礼仪规制为后来隋唐祃祭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真实可鉴的范本。
二、隋唐相祭的基本情况
在北朝祃祭的基础上，隋唐两朝愈发重视祃祭这一特殊的军事祭祀礼仪，并逐渐有了 一些创新和改良，减弱了其神化的色彩，突出了它的实用功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最终影 响到后来宋明辛马祭制度的形成。
(一)隋代祃祭
隋朝虽然国运短促，但举行祃祭的次数却不少。如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太尉晋王广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于河上，祃祭轩辕黄帝，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③这次祃祭由晋王杨广主祭，但我们都知道，祃祭礼本该是天子亲征的专属礼仪，隋文帝允许杨广以太尉身份主持此礼，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应当与隋代祃祭直接上承北周传统有关。比如杨广“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这一做法就很显然是比照了北周仲春振旅的规定。其次，北周科祭是由大司马主持举行，其职与隋代太尉一职大致相当，故由任太尉领兵出征的杨广主持祭祀，也是完全与北周传统相吻合的做法。当然，此举实际上更传递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半年后，即十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十一月，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后来隋炀帝登基，贵为天子，再行此礼就更是名正言顺了。因此，他三次亲征辽东，倒有两次都举行过祃祭仪式。第一次是在大业七年(611)隋炀帝首次征辽的前一年，这一年二月，隋炀帝离开江都赴涿郡，同时下诏备战。御驾停留涿郡期间，先后完成了宜社、类天、告祖、马祭等重大祭祀和命将授钺等出征礼仪。随后，从涿郡出发，“行幸观海镇，于秃黎山④为坛，祠黄帝，行祃祭。皇帝及诸陪祭近侍官诸军将，皆斋一宿。有司供帐设位， 为埋坎神座西北，内壝之外。建二旗于南门外。以熊席设帝轩辕神座于壝内。皇帝出次入门，群官定位，皆再拜奠。礼毕，还行官。”⑤第二次是在大业十年(614)第三次征辽时，
——————————
①《礼记正义》卷12，第372页。
②《通典》卷55《吉礼十四•历代所尚》，第1546页。
③《隋书》卷8《礼仪三》，第112页。
④ 秃黎山位于附柳城郡(今辽宁朝阳市)境内，其郡在唐代改称苜州都督府。
⑤《通典》卷76《军礼一》，第2063页。
“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亲御戎服，祃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①
比较隋代的三次祃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三次祃祭均在行军途中举行，其中两次是天子亲征时亲自主祭，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周代科祭的基本要求。第二，隋代全面继承了北周积祭单纯以黄帝为神主的做法，只祭黄帝一人，从而使周代以来对蚩尤的祭祀完全褪去。第三，史书对三次祃祭的记载不尽相同，第一次着重于牢馔的规格，第二次强调的是陈设和程序，第三次则加入了一个新的内容——“斩叛军者以衅鼓”，这反映出階炀帝在继承北朝礼仪的基础上，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周礼的现实。
笔者认为之所以三次祃祭各有侧重，其原因在于时移事迁，每次祃祭的背景不同，则其礼也就不尽相同。比如第一次祃祭，杨广的身份是太尉，故其礼参照的是北周定制。而第二次祃祭，杨广已贵为天子，其礼自然与任太尉时不一样，于是他以北齐天子祃祭为蓝本，再结合其他吉礼的做法，设计了从斋戒，陈设到最后拜奠还宫的完整仪礼环节，突出了帝王祭祀的隆重与严谨。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虽然其礼以北齐祃祭为蓝本，但在陈设方面却又与之有诸多不同，比如：①“为埋坎神座西北，内壝之外”，埋坎的设置是为了在祭奠 后沉埋祭品，这就与北齐“设柴与辰地”的做法完全不同，一埋一燎也显示岀炀帝对于科 祭的理解不同于北齐。②“建二旗于南门外”做法明显与北周建二旗于狩地相一致。 ③“以熊席设帝轩辕神座于壝内”的做法在北齐和北周科祭中都没有提及，故很可能是隋炀帝比附周礼所为。这是因为据《周礼•春官•司几筵》记载：“甸役则设熊席，右漆几。”郑玄注：“谓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设席。”贾公彦疏曰：“甸役，谓天子四时田猎。案《大司马》，大阅礼教战讫，人狩田，既陈，有司表貉于陈前，是时设熊席，右漆几也。”②也就是说，熊席是周代天子田猎前，大司马主持“祭表貉”礼时设置的熊皮坐席，所以南宋王应麟曰：“惟熊席、漆几设在野所征之地”③因此，炀帝在祃祭时用熊席设置黄帝神座明显是依周礼 所为。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了階代祃祭是杂糅周代与北朝祃祭礼仪的结果。
至于第三次祃祭，隋炀帝增加“斩叛军者以衅鼓”的环节，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也有二：①衅鼓之礼早已有之。如《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若大师，则掌其戒令，莅大卜，帅执事莅衅主及军器。”郑玄注曰：“大师，王出征伐也。莅，临也。临大卜，卜出兵吉凶也。……主，谓迁庙之主及社主在军者也。军器，鼓铎之属。凡师既受甲，迎主于庙及社主，祝奉以从，杀牲以血涂主及军器，皆神之。”④因此，历代大军出征前，都有衅鼓的礼仪，隋朝也不例外。如“隋制，皇太子亲戎，及大将出师，则以豭肫一衅鼓，皆告社庙。”⑤只不过不管是周礼，还是隋礼，衅鼓所用的都是动物血。当然，在历史上也有用人血衅鼓的先例，如公元前627年的靖之战，晋军大败秦师，并俘获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秦将。战后，晋襄公听从了嫡母文嬴的话，将三人释放回秦，“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注曰：“累，囚系也。杀人以血涂鼓谓之衅鼓。”⑥可见，春秋时就有以俘虏之血衅鼓的传统。据此可知，自周代以来，大军出征前或凯旋后大多有衅鼓的仪式，这是不争
——————————
① 《隋书》卷4《帝纪第四•炀帝下》，第60页。
② 《周礼注疏》卷20，第527-528页。
③ 《玉海》卷91《器用》。
④ 《周礼注疏》卷29，第781页。
⑤ 《隋书》卷8《礼仪三》，第113页。
⑥ 《册府元龟》卷744《陪臣部•有词》。
的事实。但是，此仪是否也适用于祃祭黄帝或蚩尤的仪式，就不得而知了。因此，笔者认为隋炀帝此次祃祭增加衅鼓一节虽然是有礼可依，但毕竟也算是他的一种创新吧。后来，唐代祃祭就延续了这一传统，据唐人李荃《太白阴经•衅鼓篇》记载：
“经曰：军临敌境，使游奕捉敌一人，立于六纛之前而祝日：‘胡虏不道，敢干天常，皇帝授我旗鼓，翦灭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纛者魄散。’令敌人跪纛前，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鼙，大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往，出胜敌，亦名‘祭敌’。”①
这不能不说是附炀帝当年祃祭的遗风。②威慑士卒的需要。大业十年(614)二月， 命百官讨论三征高丽，无敢言者，炀帝遂下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以击高丽。“三月， 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继。癸亥，至临渝宫，督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亡 者亦不止。”②可见，此役不得人心甚矣。虽然衅鼓有礼可依，但此次祃祭不用动物血，不 用俘虏血，而是用己方叛逃士兵的血，这就与传统的做法大不一样了。隋炀帝此举本欲立 威，但最终适得其反，造成士兵更大最地逃亡，此时距离隋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二)唐《开元礼》之“皇帝亲征耕于所征之地”
在隋礼基础上，唐代进一步明确将祃祭作为皇帝亲征的专属礼仪，故在《大唐开元礼》之“军礼”部分只有“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礼，而没有大将出征祃于所征之地的礼仪。《新唐书》云：
“若祃于所征之地，则为壝再重，以熊席祀轩辕氏。兵部建两旗于外埴南门之外，陈甲冑、弓矢于神位之侧，植槊于其后。尊以犠、象、山罍各二，馔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群臣戎服，三献。其接神者皆如常祀，瘗而不燎。其军将之位如禷。”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祃祭显然是以隋代祃祭，尤其是隋炀帝大业七年科祭作为范本而设置的。首先，两者均以黄帝作为祭主：其次，陈设也大致相同，均是在所征之地设两重壝，建二旗，陈甲胄、弓矢、槊等军器：第三，在程序上，也是皇帝主祭，行三献礼，最后瘗埋祭品。所不同者，唯在牲牢的规格上，隋代用太牢，而唐代则用特牲。
当然，《新唐书》的记载毕竟过于笼统，但是在《大唐开元礼》中还保存着关于唐代祃祭最详细的内容。根据《开元礼》卷84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对唐代“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有以下三方面的了解：
(1) 祭祀环节严谨完整，尽显皇家威仪。按制，其礼先需卜日，再行斋戒，要求“前祭一日，皇帝清斋于行宫。凡与祭之官清斋于祭所，近侍之官与从祭群官及诸军将皆于军幕清斋一宿。诸卫令其属各以其方器服守卫壝门，亦清斋一宿。”正式祭祀之日，“皇帝服武弁之服，诣祭所，诸将与从祭之官皆戎服陪从，如常驾。”至祭所后，皇帝先下马入大次，大约停留半刻左右，以完成署祝版的仪式。同时这半刻时间也是祭官、从祭群官和诸军将相继就位的时间。待所有人员就位后，侍中版奏：“外办”。随后皇帝才在太常卿的引导下，出大次就版位，西向立。首先举行的是奠玉币仪式，“太常卿引皇帝进神座前北向立，太
——————————
① 《太白阴经》卷5《预备•衅鼓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555页。
② 《资治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年三月条。
③ 《新唐书》卷16《礼乐六》，第251页。
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东向进，皇帝受币，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神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讫，太常卿引皇帝还版位西向立。”接着由司徒奉俎引馔入，随后在侍中和黄门侍郎的协助下，皇帝洗爵盛酒，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俛伏，兴。太常 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此时，由太祝在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皇帝刚刚亲笔御署的祝文， 读完后，进奠祝版于神座之前。随后，皇帝再次受爵，跪祭酒、哮酒、装爵。整个莫祝版的 仪式完成后，就是皇帝饮福受胙的仪式。这一切完成后，“太常卿引皇帝还版位西向立， 谒者引司徒还本位。”接着上将和次将先后上坛奠爵饮福，完成亚献和终献之仪。随后， 众官受脾，皇帝就“望瘗位”观看瘗埋祭品的仪式，所进奉的玉币、牲体、稷黍饭爵酒等祭 品统统埋人事先挖好的瘗焰，只有祝版是“燔于祭所” 〇最后，礼成，皇帝“还行宫如来仪， 若备六军及严鼓作止，如类告之礼。”通观唐代祃祭的整个仪式环节，除没有纂严外，从卜 日、斋戒、出宫、还宫、到奠币、祭酒、读祝文，进熟、饮福受胙，一应俱全，完全等同于类天、 宜社等重要祭祀。而且此礼由皇帝主祭，上将、次将任亚献和终献，侍中、司徒、兵部侍郎、 黄门侍郎等高官协助祭祀，这一切足以证明此礼虽然是在行军途中举行的军事祭祀，但一 点也不马虎，规格之高与前文提到的“告所过山川”之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陈设内容繁复而有特色，与隋代祃祭一脉相承。唐代相祭的陈设分三个阶段完 成。第一个阶段是祭祀前几天，主要是在外地东门和南门内外，完成大次、御座、文武侍臣次、群官次、诸军将次的搭建，以作祭祀前后皇帝和群臣停留休整之处。同时，“右校修除祭所，又为瘗埳于神座西北，内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这明显与隋代祃祭最后瘗埋祭品的方式一致，而与北齐柴燎的做法相异，是唐礼主要继承隋礼的又一明证。第二个阶段是祭祀前一日，主要是在内址内外完成包括御位、祭官位、执事者位、御史位、奉礼赞者位、从祭群官位、军将位、望瘗位和各类人员的门外位在内的各种位置划定。此外，兵部侍郎还要负责在距离南门三十步的位置建旗二面，而郊社令则负责率人把祭祀所用的各种器皿摆放到位。其中“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皆于神座东南，俱北面西上（尊皆加勺，幂有站以置爵）。设御洗又于酒尊东南，诸将罍洗又（于其）东南，皆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可见，酒尊的数量与唐出征前祭祀武成王庙的一致，“齐太公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留侯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①这两个阶段的陈设内容与唐代吉 礼的通常陈设一样，“有待事之次，有即事之位，有门外之位，有牲器之位，有席神之位。”② 一切都按祭祀的有关套路，按部就班地进行，虽然看似繁复，实则较为单纯。第三个阶段 是祭祀当天，“未明四刻，郊社令奉熊席入设黄帝轩辕氏神座于地内近北南向，兵部侍郎置甲胄弓矢于座侧，建稍于座后。”这是整个祃祭陈设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祃祭陈设有别于其他祭祀的部分，从中能看到北周，尤其是隋代祃祭的影子。
（3）牢馔等级较高。隋代祃祭是用太牢规格，行三献之礼，而唐代祃祭仅仅是“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预备特牲之馔（牲以犊）”。这种规格不仅低于隋代，而且似乎也低于 唐代祭告所过山川礼仪。因为按唐代“皇帝亲征及巡狩告所过山川”的规定“岳镇海渎用太牢，中山川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即用酒脯。”③因此，表面上看来似乎祃祭的
————————
① 《大唐开元礼》卷55，第304页。
② 《新唐书》卷11《礼乐一》，第200页。
③ 《大唐开元礼》卷84《军礼四》，第406页。
牢馔仅仅与祭告小山川的相同。其实不然，所谓“特牲”就是指在祭祀时只用一种牲畜，牛、羊、猪皆可。那么到底是选用牛、羊、猪中的哪一种，则视祭祀的重要性而定，如唐代皇帝亲征祭告小山川所用之“特牲”就是一只羊。但唐代科祭选用的特牲则是牛犊一只，当时“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所使用的牲牢就是“每室各犊一”。①由此，唐代祃祭虽然低于隋代的太牢规格，但唐人对于祃祭的重视程度已足见一斑。
尽管唐礼对于“皇帝亲征褂于所征之地”有十分详尽的要求，但由于唐代皇帝亲征唯唐太宗贞观年间征高丽而已，当时并未行祃祭之礼，故笔者认为此礼在唐代可能只存在于礼制文字当中，而并没有真正举行过。
（三）唐代祃祭的演变
如上文所述，在《大唐开元礼》中只有“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的礼仪，而无大将出征祃于所征之地的礼制，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将出征就没有科祭呢？其实不然。正如 “告所过山川”之仪一样，虽然军礼典章中并未有相关规定和仪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皇帝亲征过于少见，举行真正属于天子的祃祭，机会甚少，因此，唐人在总结历代关于祃祭的不同理解和形式的基础上，兼顾自己的实际需要与情况，对祃祭进行了广义上的延展。
据唐人李荃《太白阴经》卷7《祭文总序》记载：
“师初出，则才马军之牙门，祷马群厩。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师出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风伯雨师并所过则祭，不过则无妄祠。
毗沙门神，本西方法佛说四天王，则北方天王也。于阗城有庙，身披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化塔，祗从群诸殊形异状，胡人事之。往年吐蕃围于阗，吐蕃人夜见金人披发持戟行于城上，吐蕃众数千万尽忠疮疾，莫能胜。又化黑鼠，咬弓弦无不断绝，吐蕃扶病而遍。国家知其神，乃于边方立庙。元帅亦图其形旗上，号曰：“神旗”，出居旗节之前。故军出而祭之，至今州县府多立天王庙也。
一云：昔吐荐国安西，北庭表奏之救。唐玄宗曰：‘安西去京一万二千里，八月方到，到则无所及矣。’左右请召不空三藏，令请毗沙门天王。师至，请帝执香炉，师诵真言。帝忽见甲士前立，帝问不空，不空曰：‘天王差二子独捷领兵救安西，来辞陛下。’后安西奏云：‘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见兵人各长一丈，约五六里，至酉时鸣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国抽兵，彼营中有金鼠咬弓弦弩，器械并损，须臾，北楼天王现身。’②
正如在这部分开头就提到的，“祃”字从示旁，当与鬼神、祭祀有关。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③故对其最通俗的解释为古代行军在军队 驻扎之地举行的祭礼。很明显，唐人就是这样来理解妈祭的，所以根据李荃的记载，唐代 大将出征后，除了要祭告所过之名山大川，所遇之风伯雨师外，还要祃牙，祃马，祃蚩尤。唐玄宗之后，由于佛教大盛，唐军甚至还将其北方天王也纳入了祭祀范围。唐人将这类在 出征前或行军途中举行的祭礼都通称为“祃”。因此，根据祃的对象不同，唐代大将出征的祃祭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祃神，所谓“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则以黄帝、蚩尤之神，故
——————————
① 《大唐开元礼》卷83《军礼三》，第400页。
② 《太白阴经》卷7《祭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599-601页。
③ 《说文解字》一篇上“示部”，第7页。
亦皆得云祃神也。”①；第二种是祃牙纛；第三种是祃马：第四种是祃佛教的毗沙门神。此时的“祃”与“祭”同义。
其中第一种以蚩尤、黄帝为对象的祃祭是传统意义的祃祭，第二种祃牙纛即前文所述的祭牙纛，源自西周的“祭表貉”礼。第三种祃马，应该是受汉代应劭对祃祭释义的影响，李荃在《太白阴经》中就提供了一篇《祃马文》，其文曰：“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祭尔群牧马之神曰：……，惟尔马神，使我马肥，风驰电转，龙骤虎奔，……一举成功，投戈脱甲，示不复用，休尔于华山之阳而已矣。”②至于第四种祃毗沙门神，则完全是唐代的首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与当时佛教兴盛有关：其二是因为对此神的信仰在西域胡人中十分流行，所谓入乡随俗，唐朝在西域的统治需要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其三，唐在西域与突厥、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战争不断，绘毗沙门神形与旗上，对胡人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根据《宋史•礼志》记载：
“军前大旗曰牙，师出必祭，谓之祃。……太宗征河东，出京前一日，遣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祃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即北郊望气，坛用香、柳枝、灯油、乳 粥、酥蜜饼、果，祭北方天王。咸平中，诏大常礼院定祃仪。……又择日祭马祖、马社。”③
可见，唐代大将出征时所行四种祭祀，在宋代都得到全部保留。虽然如此，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四种祭祀中，宋代只称祭旗为“祃”，而将唐代所谓的祃马等祭礼统统改为“祭”。由此，祃祭完成了由祭黄帝到祭军旗的重大转变，此后，明代更将这种祭旗的祃祭上升为每年都要举行的常制。正因为如此，清人秦蕙田才说：“夫以祭造军法之人，而变而祭牙旗，又因旗神而及太乙五兵，又或兼祭蚩尤与旗神纷纷之制，皆非古也”④，它们都是祃祭在唐代逐渐完成转变的结果。
总之，正如清代总结祃祭之演变所言：“祃者，祭始造兵法之人，谓黄帝及蚩尤也，至后世则变而为旗纛之祭。顾恺之祭牙文曰：‘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神’则似祭牙即祭黄帝蚩尤。宋太平兴国中，既祭蚩尤又祃牙，则又分而为二，而祭蚩尤不名为祃矣。明世旗纛庙祭，神凡七位，祃祭至此益详，盖无事而祃者也。”⑤明世之祃祭就与本文所言之祃祭有了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