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礼•秋官•小行人》记载：“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禬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烖，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郑司农注云：“赙补之，谓赙丧家，补助其不足也。若今时一室二尸，则官与之棺也。……槁，谓犒师也。”⑥可见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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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76《军礼一》，第2061页。
② 《太白阴经》卷7《祭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602 -603页。
③ 《宋史》卷121《礼二十四》。
④ 《五礼通考》卷237《军礼五》。
⑤ 《钦定续通志》卷117。
⑥ 《周礼注疏》卷37，第1010、1015页。
出征在外，为了表示对将士的慰劳之意，从周代以来就有遣使至军中犒劳将士之礼。
通常帝王的宣慰劳问主要适用以下情况：“若乃遣帅徂征，宿兵在野；边候方警，戍守斯久：迨夫吊伐弭宁，振旅凯入，则必亲迓戎辂，巡省和门。亦复临遣将臣，申谕恩旨，是古者抚士慰下，劳还勤归之道也。至于敦谕反侧，绥懐寇乱，安辑降附，案覆诖累，咸政之大者，良可述焉。”①可知，凡是大军出征，征战在外、久戍边地、振旅凯旋、绥乱、抚降等六种情况均需要宣慰，与慰问军将有关的主要是前四种情况。所谓“遣使劳军将”，应当是派出使臣到军营慰劳军将，故大军出征前由皇帝劳军，或因凯旋而在宫中慰劳军将之类，理当不归其中。
根据这一标准，笔者对《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所记隋唐时期所有与之相关的劳军史实，加以整理研究，进而发现隋唐遣使劳军将之礼基本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差别甚为明显，于是将其列为以下表格：
一、安史之乱前的遣使劳军将礼
安史之乱前遣使劳军将一览表
时间
事由
使者
对象
方式
性质
仁海四年
(604)
讨伐汉王谅
修武公杨约
左仆射杨素
手诏劳军 征伐
武德三年
(620)四月
秦王平并州 司农卿
韦云起 秦王
世民
征伐
武德四年
(621)五月
秦王击败王世充 窦建德
尚书右仆射裴寂 秦王
世民
持节劳于军中
征伐
侍中 陈叔达
泰王 世民
赍百牢，上樽酒醼劳于近郊。
征伐
武德五年
(622)十二月
破刘黑闼军 尚书右仆射 裴寂
太子
建成 持节劳于军中 征伐
贞观十六年(642)
破焉耆，虏其王龙突骑支
安西都护郭孝悟
玺书劳之
征伐
贞观十九年(645) 二月 征辽，太宗军驾发洛阳，李世勣大军进至幽州
通事舍人 卢师让
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
赍玺书诣军中劳勉
征伐
贞观二十二年 (648)三月庚戌
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 破之②
通事舍人 韦燀 归兵道行军总管
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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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② 据《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记载：“二十二年三月庚戌，遣通事舍人韦舟往使归兵道行军宣慰士众。是年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其帅(杨)盛遂稽六清降，遗首领十人来渴军门。建方振旅而还，及至帝劳其勤苦，赐以上驷。”从这段记载推断，韦川之所以宣慰于归兵道行军总管，是因梁建击破松外蛮。但是笔者査阅了《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和《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条，关于梁建方破松 外蛮的时间，三书均记为“四月丁巳”。从“三月庚戌”至“四月酉巳”此间相差7天。此做何解？笔者推测“三月庚戌”是使者出发的时间，而“四月丁巳”是梁建方破敌的时间。也就是说，贞观二十二年因嶲州松外蛮叛乱，唐派大将 梁建方发巴蜀十二州之兵以讨之，在征讨过程中，三月庚戌，唐王朝按例派出通事舍人前往前线慰劳壮士，但使者出发仅7天后，梁建方就击破松外蛮。
(续)
时间
事由
使者
对象
方式 性质
龙朔元年(661)
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于前一年 (显庆五年 660) 拔百济之贞都城，俘其王义慈 左卫郎将 王文庶 辽东道行军 总管苏定方
赍玺书慰劳 征伐
永隆二年
(681)
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尽平突厥余党 户部尚书崔知悌
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装行俭 征伐
开元三年
(715)三月
唐征讨东突厥默啜之战①
兵部员外郎王上客
刑部员外郎 杨钦明等
征东突厥默啜诸军
征伐
开元十六年
(728)二月乙未
杨思勖讨平泷、广诸州僚民起事②。
朔方节度副大使、左金吾大将军、信安郡王祎 内侍杨思勖 征伐
开元二十六年 (738)十月壬申
唐与吐蕃争剑南安戎城，失利③
侍御史陈繇
剑南节度使王昱
敕书
征伐
(一)关于使臣的选择
在《周礼》中，犒师之责由“小行人”担任，其职一般由下大夫充当，设有四人，其品级仅高于士，属于中下层贵族。按照这一传统，唐代规定负责劳军的是中书省下属从六品上的通事舍人。唐制：“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庭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则引以进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节。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凡军旅之出，则受命慰劳而遣之：既行，则每月存问将士之家，以视其疾苦；凯还，则郊迓之，皆复命。”④但这似乎仅仅是一个制度规定而已。事实上，在安史之乱前，除唐太宗时期真正执行由通事舍人慰劳军将的制度外，其余时期都有不同的选择。比如隋末唐初，政权更迭，战争不断，为了显示对将帅士众的特别恩宠，一般会选择由心腹贵重之臣担任劳军使臣。比如隋炀帝选用的修武公杨约，他不仅是杨素之弟，而且也是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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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只记：“玄宗开元三年三月遣兵部员外郎王上客、刑部员外郎杨钦明等分往诸军，宣慰将士。”所为何事不明。笔者翻检诸书，终于在《唐大诏令集》卷130《命姚崇等北伐制》中发现事情的原委，因默啜背约，玄宗令姚崇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率张知运、李钦宪、吕休璟等诸军进讨之，制文特别提到“兵部郎中李休光、司勋郎中张敬忠、兵部员外郎王上客、刑部员外郎杨钦明、江州别驾李度等，或特达珪璋，所谓登坛之寶，或翩翻书记，曾闻及溜之词，可以光赞岀车，弘宣入幕，并可行军判官。”由此判定此次宣慰是为征讨东突厥默啜也。
② 据《资治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六年正月条记载：“乙卯，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璘、何游鲁反，陷四十馀城。行范称帝，游咎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命内侍杨思勖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故可知信安祎之行是为此事而来。
③ 安戎城，本唐高宗仪凤二年(677)益州长史李孝逸筑以防吐蕃者。据《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条记载：“初，仪凤中，吐蕃陷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北大雪山外)而据之，其地险要，唐屡攻之，不克。剑南节度使 王昱筑两城于其侧，顿军蒲婆岭下，运资粮以逼之。吐蕃大发兵救安戎城，昱众大败，死者数千人。昱脱身走，粮仗军资皆弃之。贬昱括州刺史，再贬高要尉而死。”
④ 《唐六典》卷9《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第278-279页。
炀帝的心腹，隋炀帝弑父篡位时，为稳定局势，派杨约入长安，易留守，矫称文帝诏书，赐故太子杨勇死，缢杀之。唐高祖选用的裴寂、陈叔达，韦云起也是位高权重之臣。其中裴寂为李渊太原起兵策划者之一，唐建国后，官居尚书右仆射，是最受高祖宠信的臣子。陈叔达出身贵胄，为南陈宣帝十六子，颇受高祖倚重，“方禅代时，书册诰诏厝其笔也。”①韦云起，隋文帝时除通事舍人，隋炀帝时，以一己之力统二万突厥兵攻打契丹，使“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皆膝行股战，莫敢仰视”②，因功拜治书侍御史。可见这些人都不是小小的通事舍人能够相提并论的。当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当时国家初创，典制不备，事多权宜之故。但唐太宗后，不管是唐高宗还是唐玄宗也不习惯用通事舍人作为劳军使者。从正三品的 右金吾大将军、正五品上的右卫郎将，从六品上的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下的侍御史，似乎在人选上并没有一个大致固定的等级，往往是视每次劳军的事由和对象临时选定。如苏定方平百济，裴行俭平突厥，杨思勖平南越，由于主帅本身的品级较高，因此使臣的身份也相应较高。特别是杨思勖平南越之后，唐玄宗派出信安郡王李祎作为使臣，更是煞费苦心。因为杨思勖虽然能征善战，但手段过于残暴，在战争结束后，唐玄宗派皇室宗亲，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朔方节度使的信安郡王李祎劳军兼宣慰岭南，既是对杨思勖大军的特别恩宠，更含有在岭南抚慰辑众，宣谕王教的作用。而开元二十六年的劳军应该是唐前期唯一因战败而遣使劳军将的事例了。当时，唐与吐蕃争夺剑南安戎城，剑南节度使王昱大败，士气极其低落，唐玄宗之所以选择由侍御史陈繇担任劳军使者，就因为要调查战败的原因，追究主将的责任。从品秩上看，侍御史仅仅是从六品下，比通事舍人的职位还略低 一些，但“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麟德以来，用人尤重，选授之命，不由住管。及李义府掌大选，宠任既重，始得补之。自义府之后，无出于吏部者。……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分判台事。”杜佑注：“旧御史遭长官于途，皆免帽降乘，长官戢辔，辞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为侍御史，意气颇高，途逢长官，端揖而已。自是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侧鞍弛，轻重无恒。开元以来，但举鞭耸揖而已。”③可见，侍御史一职位轻权重，对百官有纠察问责的权力，此次战败劳军，由侍御史出使，调查情况、抚慰诸军、并做出处理建议当然是十分合适的。
(二)劳军的目的和仪式
通观安史之乱前的劳军，基本上都是因唐军在外征伐作战，而遣使臣到战地宣慰。其仪在《大唐开元礼》卷84、《通典》卷132和《五礼通考》卷238中均有详细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遣使劳军将之仪主要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1) 陈设：“前一日，执事者预设使者次于营南门之外，道右南向。”将使臣略作停留的专用营帐设于军营南门之外，并取南向尊位，足见对天子使臣的尊重之义。
(2) 集众：“使者将到，兵部预集大将以下于南门之外，列左右厢，俱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可见，唐前期虽然实行的是行军大总管领军出征的制度，但负责安排劳军将仪式的则是尚书兵部。大将以下的将领率士众在军营南门外，北向一字排开，夹道立候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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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100《陈叔达传》，第3153页。
② 《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第2632页。
③ 《通典》卷24《职官六》，第670-672页。
甲胄锃亮，刀戟闪光，军容严整，气宇轩昂，场面可谓壮观之极。
(3) 使至：“使者至，谒者引之次。”在与等候在帐中的诸将短暂会面后，使者出次，诸将以下次出，劳军仪式正式开始。“谒者引(使者)立于门西东向，持节者立于使者之北。史二人持制书案立于使者西南，俱东向立定。大将北面再拜。”“若赐衣物，使者出次，立于门外。立定，执事者以衣物立于案南，俱东面北上。”
可知，使臣随身必带之物有二，一为节，二为制。节者，以示天子使臣之身份也，见节如见天子，故此节专门由一人持之，正式劳军时脱节衣以示军将，平时和礼毕后都要加节衣保护之，以示慎重之义。制者，按《太平御览》引蔡邕《独断》的解释：“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①至唐代，“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临轩册命则用之：二曰制书，大赏罚、赦宥虑囚、大除授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勉赞劳则用之；四曰发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 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②可见在唐代，制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于颁布有关国家重大赏罚、大赦或重要官吏任命的制书，一种是用于官僚褒奖嘉勉的慰劳制书。前者如唐玄宗《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③、《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击吐蕃制》④，而后者如唐宪宗《王智兴等加官爵制》⑤等。由于使者奉制入军，故使者又通常被称为“制使”，如唐穆宗《叙用勋旧武臣德音》就提到“制使、中使到行营，不得辄受人情物钱，及行非理鞭扑，当加访察，义不优容。”⑥这里把“制使”与“中使”分列，显然是特指奉制宣慰诸军的大臣，而非内侍了。
除了使节和制书，有时使臣还会带来天子的衣物赏赐。如开元十一年(723)冬，唐玄宗亲自主持郊祀大典，追令朔方军节度大使王晙赶赴京城参加大祀，但“晙以时属冰壮，恐虏骑乘隙入寇，表辞不赴，手敕慰勉，仍赐衣一副。”⑦再如唐代宗大历三年，因许杲之乱，唐将张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十二三，尽得其虏掠金帛妇人等，皆送致其家。…… 代宗发诏以劳之，赐衣一袭、宫锦十双。”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赐衣物外，美酒和牲畜也可用以劳军，如武德四年(621)，秦王击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高祖“遣侍中陈叔达赍百牢，上樽酒，醼劳秦王于近郊。”⑨当然，与之相比，衣物还是当时最常见的劳军之赐。
那么这些衣物具体包括些什么内容呢？据武则天时期，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 略云：
“紫袍、绯袍、绿袍、金带、牙笏、告身、金银器物等，即日军众已集，入贼有期。臣欲募死士三万人，长驱贼庭，一战扫定。军中未有高爵重赏，无以励勇使贪，伏望天恩赐给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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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593《文部九》，第2669页。
② 《玉海》卷64《诏令》。
③ 《唐大诏令集》卷4，第20-21页。
④ 《唐大诏令集》卷59，第315页。
⑤ 《唐大诏令集》卷60，第327页。
⑥ 《唐大诏令集》卷65，第362-363页。
⑦ 《旧唐书》卷93《王険传》，第2989页。
⑧《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第4075页。
⑨《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袍、带、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劝励士众，未敢虚用。”①
陈子昂所言的“紫袍、绯袍、绿袍、金带、牙笏、告身、金银器物等”就是当时劳军最主要的赏赐。当时，唐军军袍主要有五种不同的颜色，所谓“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曰绯袍，三曰黄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其注曰“今之袍皆绣画以武豹、鹰鸠之类，以助兵威也。”物艮显然，陈子昂所言的“紫袍、绯袍、绿袍”并非军中的常服，而应当是唐代高官的服色。
唐代官员服饰之服色带銙一览表③
官品
服色
带銙
官品
服色
带銙
三品
紫色 金玉带銙十三
七品
浅绿 银带銙九
四品 绯色 金带銙十一 八品 深青 錀石带銙八
五品
浅绯 金带銙十 九品 浅青 錀石带銙八
六品 深绿 银带銙九 流外官及庶人 黄 铜铁带銙七
故杜佑曰：大唐官员服色“三品以上紫衣，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衣，银鱼袋，皆执象笏。 七品以上绿衣，九品以上青衣，……青衣为碧。”④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合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玄宗下诏曰：“守珪及思顺并宜赐紫，其立功人叙录具状奏闻，必须据实，勿使逾滥。今内出绯紫袍，卿等领取量功分赏。”⑤因此，笔者理解，当时给军将所赐之衣就是赐给这种由高官服色制成的军袍，其上仍然绣以各种武将的图案花纹。’
但是从《大唐开元礼》中“若赐衣物”等语，我们可以判断在安史之乱前劳军时给予衣物之赐并非定制。另外，阿斯塔那四号墓文书中有“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⑥ (64TAM4：36)略云：
1. 麟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西域道征人赵丑
2. 胡于同行人左憧憙边贷取帛练
3. 叁匹，其练回还到西州拾日内，还
4. 练使了。到过其月不还，月别依
5. 乡法酬生利。延引不还，听拽家财
6. 杂物平为本练直。若身东西不在，
7. 一仰妻儿还偿本练。其练到安西
8. 得赐物，只还练两匹，若不得赐，始
9. 还练叁匹。两和立契，获指为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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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卷211，第2135 -2137页。
② 《唐六典》卷16《卫尉宗正寺》，第463页。
③ 《新唐书》卷24《车服志》，第352-353页。
④ 《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第1106页。
⑤ 《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第二》。
⑥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10. 练主左
11. 贷练人赵丑胡
从文中可知，赵丑胡和左憧息皆为“西域道征人”。行前赵丑胡因资装问题向左憧憙贷练三匹，并承诺如到安西后得到朝廷赐物，就马上还左氏练两匹，若在安西得不到赐物，那么等到战后回乡十日内还清。若自己阵亡，“一仰妻儿还偿本练”。可见，赵丑胡他们并没有把握能否得到赐物，足证这种赐物并不是给征行人发放的“行赐”，而是因获胜才能得到的“劳赐”。当然，这种赏赐固然要由军功获得，但并非每次打胜仗都有，有时使者带来可能仅仅是天子手诏或赐与将领的衣袍而已。
(4) 入营宣制：在营门外接受完大将等第一次跪拜后，使臣入军门，止于军中大将所在的军幕前，整个劳军仪式的宣制部分将在这里完成。唐制“谒者引使者，持节者前导入门而左，持案者从之。使者立于幕前南向，持节者立于使者之东少南西向，持案者立于使者西南东向。”若有衣物，也随使者一并进入军中。随后“谒者引大将以下入立于使者之南，依左右厢，俱重行北向，相对为首立定。持节者脱节衣，持案者进使者前，使者取制书， 持案者退夏位。使者称：‘有制。’大将以下俱再拜。宣诏讫，大将以下又再拜。谒者引大将进使者前，北面受制书，退复位。”若有衣物之赐，此时“执事者以衣物偏授之。大将以下受讫，又再拜。”
(5) 礼成：宣制结束之后，整个劳军最重要的仪式就结束了。此时“持节者加节衣，谒者引使者，持节者前导以出，持案者从之，俱复门外位。大将以制书授左右，拜送使者于门外。使者还，大将入。”①
这是历朝礼制中对遣使劳军将之礼最完备的一次规定，可见唐代劳军应当较为普遍，这才会促使礼官们在典籍中对此做出如此详尽的礼仪要求。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应该知道唐代遣使劳军是十分正式而隆重的礼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省即罢劳，激励壮武”②的作用。
二、安史之乱后的遣使劳军将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唐中央数度避难地方，威严扫地，于是遣使劳军将礼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唐中央派遣使臣宣慰劳军的次数明显增多，故在本文仅整理唐代宗、唐德宗两朝劳军史实以作说明。
安史之乱后代德两朝遣使劳军将一览表③
时间
事由
使者
对象
方式
性质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冬
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进讨史朝义叛军， 河朔初平
拜宗正少卿李涵左庶子兼 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
雍王李适 征伐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
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被诬有叛唐之心
以尚书右丞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 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
观迹说谕怀恩入朝
—————————— ① 以上文献均引自《大唐开元礼》卷84《军礼四》，第407页。
② 《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③ 《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续)
时间 事由 使者 对象 方式
性质
唐代宗永泰元年 (765)七月
平卢、淄青军士擅自改立兵马使李怀玉为节度①
尚书左丞李涵兼御史大夫于河北道宣慰 平卢节度留后李怀玉
敕书
宣布怀玉任命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六月
以幽州之难故②
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充河北道宜慰使
宣布希彩任命
唐代宗大历十年(775)
正月，因河北诸镇内乱③ 内侍孙知古 魏博节度田承嗣 晓示承嗣各守封疆
十月，上嘉李宝臣讨伐田承嗣之功 中使马承倩
赍诏劳之 征伐
唐代宗大历十一 年(776)正月
田承嗣上表靖罪④ 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
魏博节度田承嗣
许其自新
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
正月李希烈反，攻陷汝州
太子太师颜真卿 淮宁节度李希烈 劝降次年被杀
十月，朱泄进占长安，德宗初至奉天
金吾将军吴淑 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朱泚
观迹被杀
十二月，德宗避难奉天，大派使臣至诸道
给事中孔巢父、国子祭酒董晋等 淄青节度李纳河北
观迹劝降
唐德宗兴元元年 (784) 正月，德宗下罪己诏，遣使宣慰诸道 兵部员外郎李充兼御史中丞镇曾宣慰使等 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
劳军安抚
二月，李怀光反，田悦军厌战⑤ 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 魏博节度田悦 劝降观迹成功
四月，因二月李怀光反，德宗由奉天至梁州 屯田郎中沈房为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诸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 西域 劳军安抚
———————————— ① 据《资治通鉴》卷223，代宗永泰元年七月条记载：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被军士逐之，改奉其兵马使李怀玉为帅。“秋，七月，壬辰，以郑王遡为平卢、淌宵节度大使，以怀玉知留后，赐名正己。”
② 据《资治通鉴》卷224，代宗大历三年六月条记：“六月，壬辰，幽州兵马侦硃希彩、经略副使昌平硃泚、泚弟滔共杀节度使李怀仙，希彩自称留后。闰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選将将兵讨希彩，为希彩所败，朝廷不得已宥之。庚 申，以王缙领卢龙节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后。……(七月)乙亥，王缙如幽州，硃希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馀日而还。”
③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记：“十年春正月乙未朔。己酉，昭义牙将裴志清逐其帅薛摐，薛摐奔洺州，上章待罪。志清率众归田承嗣。”
④ 据《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年二月条“二月，乙丑，田承嗣诱卫州剌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居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逼孙知古与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将士割耳剺面，请承嗣为帅。”于是朝廷发兵讨之。
⑤ 据《资治通鉴》卷230，德宗兴元元年二月条，“田悦用兵数败，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兵马使田绪，承嗣之子也，凶险，多过失，悦不忍杀，杖而拘之。……三月，壬申朔，悦与孔巢父宴饮，……既夕，悦醉，归寝，绪与左右密穿后坦人，杀悦及其母、妻等十余人。”
(续)
时间 事由 使者 对象 方式
性质
唐德宗兴元元年
(784)
因五月李晟收复长安，六月宣慰 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
收复京师李晟等军
劳军慰勉
七月，因战局好转欲劝降李怀光① 给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宣慰
朔方节度李怀光
劝降被杀
唐德宗贞元元年
(785)，六月
朱滔病死，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怦知军事。李怀光势穷 兵部侍郎李纾
河东 劝降抚众
中书舍人齐映 朔方李怀光
怀光自杀
兵部尚书崔汉衡 幽州刘怦 宣布任命
唐德宗贞元二年
(786)四月
淮西李希烈平 尚书左丞郑叔则 淮西节度陈仙奇
宣布任命
唐德宗贞元十六
年(800)七月
徐州张建封卒，其子情愔将校所迫，俾领军务
吏部员外郎李鄘为宣慰使
徐州留后张愔
宣布任命抚众
(一)从劳军到宣慰——目的多元化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后唐中央遣使劳军，除次数明显增加外，劳军的目的也由单纯的“省那罢劳，激励壮武”变得更加多元化。
(1) 大军堪乱，抚众慰勉型。唐中后期，中央为遏制藩镇坐大，与藩镇间多次发生军 事冲突，中央往往派出禁军与节度使军联合作战，或诏谕节度使会同作战。为抚士慰众，振奋军心，中央会遣使劳军，这与唐前期劳军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犒赏使军队能更加勇猛作战。如上表中所列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进讨史朝义叛军，河朔初平，遂命使臣宣慰进讨诸军。大历十年(775)十月，因李宝臣讨伐田承嗣有功，遣使宣慰。除此之外，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等六道讨成德王承宗，诸军多互相观望，独义武节度使浑編屡胜，“五月丁亥，易定节度使浑镐以累败承宗之众上闻，即日命使宣劳。”②从“即日命使宣劳”一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这一类劳军，唐廷还是比较乐意为之的。且大军堪乱，如果设置了行营，那么宣慰劳军的地点通常是在行营，而非某个节度使的衙城。如唐文宗太和二年(828)“五月， 命左散骑常侍冯宿往河南道行营宣慰，以沧州李同捷拒命而诸军进讨也。”③
(2) 藩镇混战，出面调停型：除表中可见的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因河北藩镇内乱，唐廷派内侍孙知古宣慰河北，要求田承嗣等各守对疆界，不得更相攻伐外，再如唐宪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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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七月庚辰，诏：“……(李怀光)故元帅、河中之权，太尉、中书之秩，仍加实封，……今遗给事中孔巢父赍先授怀光太子太保敕牒，往河中宣谕，三日内便与怀光同赴上都”《资治通鉴》卷231， 德宗兴元元年七月条.“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巢父又宣言于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于是怀光左右发怒喧噪。宜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之止，复治兵为拒守之备。辛卯，赦天下。”
② 《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③ 《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和二年(807)八月“戊寅，命给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义武等军宣慰使。时三节度刘济、王士贞、张茂昭各交恶闻于朝，故有是命。”①这一类遣使宣慰主要是告谕性质的，使臣通常以玺诏的方式宣慰，大多不涉及钱物赏赐，因此其实际效果通常十分有限。
(3) 节度使身故或被逐，改命新节帅型：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志玄病死，唐肃宗派中使前往安抚将士，并察看军中谁可为节度使，即授以旌节。高丽人李玉为平卢裨将，擅自杀掉王志玄之子，煽动军士们鼓噪，推举其表兄侯希逸为节度使。事后，唐肃宗不仅不问怀玉擅杀和聚众要挟朝廷之罪，反而任命侯希逸继位为节度使，此举开藩镇将士擅自拥立节度使的先例，大大损伤了朝廷的威信，助长了藩镇专横跋扈的歪风。此后，李怀玉更加有恃无恐，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又唆使部下驱逐了侯希逸，自己当上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朝廷的威信完全扫地。唐中期后，藩镇擅自拥立的事件层出不穷，如果中央不予承认，则双方兵戎相见，故大多数情况，中央都会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遣使宣慰，加以任命而已。对于这类劳军宣慰，唐廷最不情愿。当然如果节度使的人选比较符合朝廷之意，则在宣慰任命的同时会有赏赐。比如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田季安死，子怀谏立，年十一岁。既而军乱，众拥田兴为帅。田兴以“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②与军众相约，暂时稳定住局面。随后立即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请示下，表明自己决不擅立的态度，可谓“恭顺如此”。③因此，十一月，宪宗“令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往魏博宣慰，亲谕朕意。仍赐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阴院诸道合进内库绫绢絁等，支送充赏给将士，及六州县百姓，差科宜给复一年，使之苏息。州县之中，或有残破偏甚者，委田兴逐一便宜处分。”④再如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十一月，“天平横海等军节度使乌重裔卒，命吴守志宣慰郓州，仍领增帛五万疋就赐军士，以郭帅新殁，抚而安之也。”⑤
(4) 藩镇作乱，劝降抚众型。这一类型的宣慰劳军数量也比较多，但相比前三种劳军，其危险系数较高，其中不乏扣押，甚至杀害使臣的事例。比如在德宗建中年间的削藩战争中，先后被藩镇杀害的使臣就有三个。第一个便是一代名臣颜真卿。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正月，淮西李希烈反，攻占汝州。德宗问计于卢杞，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于外，于是推荐其为宣慰使，“上以为然。甲午，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于道，不及。”⑥可见，这一类型的宣慰劳军危险性太高，故一般臣子是不愿担任宣慰一职的。后果不其然，. 颜真卿至李希烈军中宣谕大义不成，反被扣押，最后于第二年八月被李希烈遣中使杀于蔡州。第二个是金吾将军吴溆，当时因“泾原兵变”，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避难奉天，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朱泚进占长安，卢杞、白志贞等人尚幻想朱泚能奉迎德宗回长安，于是 “言于上曰：‘臣观朱泚心迹，必不至为逆，愿择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问从臣皆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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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②《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七年九月条。
③《资治通鉴》卷239，宪宗元和七年十月条。
④《唐大诏令集》卷117《宣慰魏博诏》，第610-611页。
⑤《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⑥ 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正月条。
惮，莫敢行。金吾将军吴溆独请行，上悦。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违其难，何以为臣！吾幸托肺附，非不知往必死，但举朝无蹈难之臣，使圣情嫌嫌耳！'遂奉诏诣流。滥反谋已决，虽阳为受命，馆溆于客省，寻杀之。”①第三个被杀的是给事中孔巢父，此人“博辩多智”②，曾多次承担宣慰重任，最成功的一次是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二月任魏博宣慰 使，宣慰魏博节度田悦。在当时的削藩战争中，魏博节度田承嗣死后，其侄田悦继立，“田悦用兵数败，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不久，魏博兵变，田承嗣之子田绪杀田悦，于是请命于孔巢父，巢父命其权掌节度。可能因为这次宣慰的成功，遂使孔巢父在后来宣慰朔方李怀光时犯了致命错误。当时因为李晟收复收安，整个削藩战局大有起色。七月，朔方节度李怀光遣其子谢罪，并请束身归朝。于是，唐德宗遮孔巢父带先前授李怀光太子太保的敕书，前往河中宣慰，朔方将士亦悉复官爵如故。但是孔巢父到了李怀光军中后，“李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 巢父又宣言于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于是怀光左右发怒喧噪。宣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之止，复治兵为拒守之备。”④孔巢父的狂妄自大使自己丢了性命，但藩镇之反复无常也足见一斑。
(5) 藩镇归降，安众维稳型。在与藩镇的军事对抗中，唐中央为了分而化之，往往对有意归降的藩镇，宽大处理，不仅允许其投降，而且还会派遣使者劳军宣慰。如唐宪宗元 和十四年(819)，因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平淄青李师道，于是宪宗诏户部侍郎杨于陵以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宣抚使，前往宣慰。为了让骄兵悍将们满意，这一类型的劳军通常都会有勋赏相伴，所以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六月，李晟在极言李怀光之“五不可赦”中，其四便是“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⑤ 可见这类劳军不仅要授勋级，还要行赏赐，其数额并不小。这些藩镇的将士，起兵作乱时 可以得到节帅的赏赐，兵败投降时，授首的只是主事者，余众不仅不会被追究责任，还会得到朝廷的勋赏，“赏不满望”，还可再反。如此宽松的环境，试问天下谁人不敢反？这种只问元恶，厚赏从众的姑息方法，正是唐中后期兵祸连绵之根源所在。
除以上五种不同目的的宣慰劳军外，其余诸如怀疑节帅有不臣之心，借宣慰之名观察其心迹，或宣谕其入朝的情况，不一而足，就不一一细述了。总之，唐中后期，遣使劳军将的目的已经由单一的犒劳慰众，演变出如此众多的目的类型，需要用到宣慰的场合之多，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劳军官员使职化的步伐。
(二)宣慰使职的出现
唐前期，从规定上看，负责劳军的是通事舍人。但正如前文所言，高宗、玄宗朝已经出现根据劳军的实际情况，临时挑选合适的官员出使劳军的做法，这可以说是唐代较早的使职差遣。而安史之乱后，各种使职差遣更得到迅速发展，如观察、黜陟、安抚、转运、盐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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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条。
② 《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第409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0，德宗兴元元年二月条。
④ 《资治通鉴》卷231，德宗兴元元年七月条。
⑤ 《资治通鉴》卷231，德宗贞元元年六月条。
租庸、度支、营田、庄宅使等，不下数十种，多以宰相和其他高级官员兼领，成为唐中后期职 官制度的突出特征。在这一大背景下，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劳军宣慰非常频繁，因此劳军官员的身份迅速固化为以本官兼御史大夫（从三品）或御史中丞（正五品上）、充宣慰使的样式，彻底告别了由通事舍人充使劳军的模式。其中本官是官员的真正官职和品级，御史之职是玄宗朝后唐代惯加的虚衔，宣慰使则表明其使臣身份和具体承担的出使任务。
既然原则上所有中央官员都可以充当宣慰使出使劳军，那么，什么样的官员才是比较理想的宣慰使人选呢？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使臣大多是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通常再兼御史大夫，虽为虚衔，但御史大夫在品级上是从三品，无形中又提高了使臣的身份。除了选择较高品级的官员出使之外，第二个要考虑就是官员的性格、能力是否能胜任这一工作，尤其在中央与藩镇关系较为紧张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