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仅举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唐中央与昭义镇较量一事为例。其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上奏，称从谏病重，请效河朔三镇之例，任命刘稹为留后。于是，武宗遣中使解朝政赴昭义，为从谏请医问疾，又遣供奉官薛士幹前往宣谕，命从谏到东都治疗，并令刘稹入朝，别加官爵。解朝政至昭义后，刘稹赠其钱物数千缗，遣牙将梁叔文随朝政入朝复命。随后，又命都押牙郭谊等率兵“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薛士幹），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崔士康）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 稹出见士众，发丧。士幹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①可见，解朝政和薛士幹二人，只有薛士幹是宣慰使，其职责是宣谕刘稹入朝，所以刘稹才让大军迎候于龙泉驿。最后刘稹决定不奉诏，士幹也就不得入牙门宣敕了。
与薛士幹这种尴尬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其后七月，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朔三镇一事。当时，因刘稹抗拒朝命，擅为留后，唐武宗命群臣集议昭义事宜。众皆以为回纥余党未灭，又讨昭义，国力不支，请暂以刘稹为该镇留后。独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以为昭义刘稹所恃，唯河朔三镇，若使三镇不与刘稹勾结，阻挠官军，必能平定昭义，擒拿刘稹。唐武宗听从德裕之言，决意讨伐刘稹，命李德裕草诏，分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这时就需要挑选一名合适的大臣前往三镇宣慰，据记载，会昌三年（843）七月：
“宰相奏：‘秋色已至，将议进军，幽州须早平回鹘，镇、魏须速诛刘稹，各须遣使谕旨，兼侦三镇军情。今日延英面奉圣旨，欲遣张贾充使。臣等续更商量，张贾干济有才，甚谙军中体势，然性刚负气，虑不安和，不如且命李回。若以台纲阙人，即兵部侍郎郑涯久为征镇判官，情甚精敏，虽无词辩，言事分明，官重事闲，最似相称。’上曰：‘不如令李回去。’即遣回奉使三镇。”②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宣慰三镇，一是要把朝廷将他们与刘稹分而待之的态度传达下来，二是要命三镇出兵讨伐刘稹，三是随便观察三镇的军情和人心顺逆。此次宣慰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武宗讨伐昭义刘稹的战局，故人选的选择尤为重要。唐武宗最先属意的是一名叫张贾的官员，但李德裕认为此人的优点是“干济有才，甚谙军中体势”，但此次要面对的是桀鹫不驯的河朔三镇，此人“性刚负气”，并非合适人选。于是李德裕推荐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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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47，武宗会昌三年四月条。
②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第596页。
回出使，并提议如果唐武宗认为台阁不可缺人，不愿李回出使，就推荐兵部侍郎郑涯为后备人选，理由是此人“久为征镇判官，情甚精敏，虽无词辩，言事分明”，加上“官重事闲”， 担任此职最为合适。由此可见，当时挑选宣慰使的条件不外有四，―是“官重”，二是强干善辩，三是熟悉藩镇军将的特点，四是性格稳重。郑涯除了口才差一点外，其他还是比较适合的，尤其是“官重事闲”，出使更好。但是唐武宗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最合适的李回出使。
李回，何许人也？其人是唐宗室之后，在《新唐书》中被列入“宗室宰相”一类。虽为宗室之后，但李回却不是凭门荫入仕的官员，“长庆中，擢进士第，又策贤良方正异等，辟义成、淮南幕府，稍迁监察御史，累进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①可见此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有丰富的任职经历，且“强干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无不理”②，唐武宗即位后，担任过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正四品下），判本司事。此人既有宗室的身份，又有较高的官职，既是中央台阁重臣，又曾起于地方，既精明强干，又遇事通达，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故唐武宗和李德裕都属意于他。李回也的确没有辜负武宗对他的信任，“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橐犍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③后来李回督战“至蒲东，王宰、石雄橐鞬谒道左，回不弛行，顾左右呼直史责破贼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则死之。未及期二日，贼平。”④从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唐前期使臣至军中宣慰劳军的盛况。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因此唐对劳军将的礼仪，也做了一定的变通：迎候使者于军门外的做法，变成了到衙城外的驿站迎接。使者入军门时的隆重仪式，变成了在使者入城时，节帅“具橐鞬郊迎，立于道左”，让使臣先行的做法。使者入军门后，大帐前宣诏也变成了使者入城后，在衙门宣诏。尽管有这些变通，但其基本做法仍然大致与唐前期的劳军将礼一脉相通，是显而易见的。
（三）沉重的赏赐负担
唐前期劳军的主要赏赐是衣物。从上文所引《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赐与士兵的主 要是练，赐与将领的则是衣袍和其他一些器物，且这种赏赐并非每次劳军都会有，有时劳军也可以是手诏勉劳而已。但是到安史之乱后，衣物之赐变成了钱帛之赐，非常之赐也变成了劳军宣慰时的一种经常性赏赐，这就给唐中后期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
如会昌三年（843）五月，唐武宗发兵征讨昭义刘稹，以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李彦 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率兵从西边攻讨。彦佐出兵缓慢，七月，奏请增加兵力，驻屯绛州（今山西新绛）休整。宰相李德裕以彦佐逗留观望，奏请以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防御使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诏责彦佐进屯翼城（今山西），并驳回所有奏请。九月廿四日，以石雄代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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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131《李回传》，第3556页。
② 《旧唐书》卷173《李回传》，第4501 -4502页。
③《资治通鉴》卷247，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
④《新唐书》卷131《李回传），第3556-3557页。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逾乌岭，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冬，十月，……诏赐雄帛为优赏，雄悉置军门，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馀悉分将士，故士卒乐为之致死。”①
可见，当时唐中央给军队的布帛之赐，按例是士卒一人一匹帛。按《太白阴经》的记载：“军士一年一人支绢布一十二匹，绢七万五千匹，布七万五千匹。”②李荃在这里说的是 军士一年的常规衣赐，按一军2500人计算的，一军一年绢布的供给员为5万匹，其中绢布各75000匹，一个士兵则是一年6匹绢和6匹布。与这种常规的年度性衣赐相比，一次劳军赏赐就有帛一匹，可见劳军赏赐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唐中后期的劳军宣慰赏赐中不仅有帛，还有钱。如前文提到的宪宗元和七年(812)，因魏博田兴在田承嗣死后，没有擅自拥立，表现十分恭顺，于是朝廷授以旌节，并派裴度亲自宣慰，“仍赐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阴院诸道合进内库绫绢絁等，支送充赏给将士”③。据记载：“魏博、成德的在籍军士，大历时五万，建中初，魏博达七万，卢龙更不止此数”④。若按此计算，朝廷这次劳慰不仅需要出钱150万贯，而且至少要赏赐帛7万匹。这样巨额的赏赐，不仅令魏博全军喜岀望外，“军中踊跃欢叫，向阙拜泣”，更令当时来魏州朝贺田兴继位的数十位诸镇专使“皆垂手失色，惊叹曰：‘自艰难以来，未曾闻此处置。恩泽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变，至今称之。”⑤虽然唐中央通过巨额赏赐，让河朔诸镇看到了所谓的皇恩浩荡，看到了中央的实力，从而对中央生出敬畏之心，但这样一大笔开 势必进一步加重中央的财政负担，以至当时就有人提出：“所赐太多，那得及此。后若更有，即又如何”⑥的忧虑。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先例，后来成德、幽州二镇在改立节帅时也基本参照了这一做法。如元和十五年(820)十月，成德节度王承宗死，十一月，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顺朝廷。于是唐穆宗“令谏议大夫郑覃，往镇州宣慰，亲谕朕意，仍共赐钱一百万贯，以内库及户部见在疋段支送充赏给将士。”⑦第二年，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幽州节度使刘总削发为僧，并奏请送其部将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人入京为官，朝廷改以张弘靖为新任幽州节度使，并“赐军士钱一百万贯，以内库钱充。仍令宣慰使、给事中薛存庆，亲谕朝旨”⑧。
唐中后期为了抚军安众，频繁遣使宣慰诸军，如此巨额的宣慰劳军赏赐，以至于赏赐都成为了兵士们在正常收入之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这就使本来就是艰难维持的国家财政更加难以维持。一旦赏不如意，骄兵悍将又会起兵闹事，如此恶性循环，唐的统治也就走到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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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47，武宗会昌三年七月条。
② 《太白阴经》卷5，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561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117《宣慰魏博诏》，第610-611页。555
④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
⑤ (唐)李绛：《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引自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第42页。
⑥ 《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第42页。
⑦ 《唐大诏令集》卷117《宣慰镇州诏》，第611-612页。
⑧ 《唐大诏令集》卷117《宣慰镇州诏》，第611-6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