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桓公二年》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ぐ可见 当时大军凯旋，按礼有饮至、舍爵和策勋等礼仪。而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里记载，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献楚俘于王”，周天子用飨礼招待晋文公，并予以重赏。同年“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故先秦时期，“征伐结束、军队获胜，要高奏凯乐，高唱凯歌，是为奏凯。天子亲征凯旋，百官大臣都要出城迎接（若是将帅出征凯旋，天子或亲率百官郊迎，或遣大臣出城迎接）。然后将庙主、社主奉还，并在太庙和太社报祭，行献捷、献俘礼。然后择日行饮至礼，即合饮于宗庙，以示庆 贺，同时论功行赏。”③可见，在先秦时期的凯旋庆功礼仪中是没有宣露布之礼的。那么何为“露布”？宣露布之礼始于何时，定型于何时？唐代宣露布礼有何具体做法？这些都将是本节需要探讨的内容。
一、“露布”的由来
“露布”者，顾名思义即上书文字以公之于众的布帛。对于“露布”的形制，虽然不同
————————————
① 《新唐书》卷94《侯君集传》第3084页。
② 《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第2512页。
③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9页。
时代有不同的尺幅大小，但研究者基本上都认可它是一种将文字书写其上以公示大众的 布帛。分歧在于，作为与军事相关的一种文书，这些写在布帛上的文字应该是什么内容， 到底是讨伐的檄文，还是告捷的捷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对“露布”到底为何物、 作何用途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
（一）讨檄之文
据南朝刘總《文心雕龙•檄移篇》云：
“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也者，皦也，宣露于外，峨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①
可知露布作为军旅文书，可上溯至春秋时期，只是当时还没有“露布”的叫法。到战国时，人们开始把这种声讨他国的文字叫做“檄”。由于这种声讨的文字往往要公诸天下，以便让民众知道战争的原委和己方之正义性，故通常需要用布帛明白书之，宣露于外，因此有人就将张仪檄楚时书于尺二之帛上的文书叫做“露布”。
后来南梁任昉在《文章缘起》中也说：“露布，汉贾洪为马超伐曹操作。”②显然这里所说由贾洪所作的“露布”也是讨伐檄文的意思，所以其注文专门提到：“露布者，露而不封， 布诸视听者也。……文章明辨云：岂露布之初，告伐告捷，与檄通用，而后始专为奏捷云。”③
《太平御览》引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世说曰：桓武北征，袁虎（袁宏）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蹔辍，俄顷得七纸，殊可观。王东亭亦在侧，绝叹其才”④袁宏倚马而作的也应当是讨伐檄文一类的文字。
后来唐代李贤为《后汉书•鲍昱传》作注时，也称：“檄，军书也，若今之露布也。”⑤故可知，在唐代仍然有把檄文称为“露布”的习惯。武则天时期，权奸李义府作恶多端，获罪流放，当时，就有人利用露布的形式，书其罪状声讨之。史载“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先多取人奴婢，及败，一时奔散，各归其 家。”⑥时人戏作之“露布”也当是声讨之义。北宋熙宁七年（1075），越南李朝大将李常杰和宗亶带领二十万大军，水路并进，悍然发动了对宋朝的进攻。为师出有名，李军四处张榜，表明进军的原由，其榜文即曰《伐宋露布》。
作为檄文的“露布”多用于军队出动之前，有时也用在两个战役之间，用以宣扬战争的合理性，鼓舞斗志，瓦解敌人。但这种对“露布”的解释是比较少见的一类，常见的理解还是将其作为战后报捷的一种军旅文书。
——————————
①（梁）刘勰：《文心雕龙》卷4《檄移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8-149页。
② （梁）任昉：《文章缘起》，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11页。
③ 《文章缘起》，第11页。
④ 《太平御览》卷597《文部十三》，第2691页。
⑤ 《后汉书》卷59《鲍昱传》：“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李贤注曰：“檄，军书也，若今之露布也。”
⑥《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70页。
（二）献捷之书
据《封氏闻见记》卷4记载：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已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是也。
宋时沈璞为盱眙太守，与臧质固拒魏军，军退，质谓璞城主，使自上露版。
后魏韩显宗大破齐军，不作露布。高宗怪而问之，答曰：‘顷闻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
然则露布、露版古今通名也。
隋文帝时，诏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仪。开皇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请依新礼，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讫，舞蹈者三，又拜。郡县皆同。自后因循至今不改。
近代诸露布，大抵皆张皇国成，广谈帝德，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云。”①
根据封氏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露布”作为捷书的一个发展脉络：
1. “露布”一词最早当出现于汉代
据《后汉书•鲍昱传》记载：西汉末年，鲍永为司隶校尉，其子鲍昱于
“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报曰：‘吾故欲今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②
李贤在其注文中引《汉官仪》的内容解释道：
“汉官仪曰：群臣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凡制书皆玺封，尚书令重封，唯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③
另据东汉蔡邕《独断》卷上记载：
“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④
可见按汉代的公文规矩，群臣上书皆不言姓，下行公文制书、使符等都是有封印的，不公开的，唯有赦令和赎令等由司徒印封，然后“露布下州郡”，即晓喻天下。所以当光武帝特意要鲍昱封“胡降檄”，即署名这份檄文时，鲍昱就提出了置疑，认为这份檄文不该由司隶校尉来封印，更不能用他个人之名公开署名，而应当由司徒来“露布”，即由司徒来公开下达。而汉光武帝告诉他，自己的本意就是要让鲍昱署名封印，以这种超出常规的处理方式，向天下显示对忠臣之后的恩宠之意。
汉桓帝年间，外戚宦官为祸，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诛灭外戚梁
————————————
①《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第30-31页。
②《后汉书》卷29《鲍昱传》，第1022页。
③《后汉书》卷29《鲍昱传》，第1022页。
④（东汉）蔡度：《独断》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第4页。
氏，政权落入宦官之手。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白马令李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①，对立后一事公开表达自己的忧虑。李贤对其注曰：“露布，谓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可知，这里的“露布”指的就是不封口的上书。
综合以上事例，可知最初的“露布”一词并不是指某一类特定的文书，而是指文书传递的一种方式。“露”，暴露；“布”，公布，宣布之义，故“露布”即不封缄，公开下达、公诸于众，以便于四方速知的意思。
2. 露布作为文书种类之一，始于魏晋时期
在汉代“露布”的基础上，魏晋时期，“露布”由一种文书传递的方式逐渐演化为文书名称。其义有三：一是指不缄封的文书，类似于布告、公告一类。比如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提到：“人有劝（袁）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② 此处之“露布”就是用公告的形式昭告天下的意思。再如曹操《表论田畴功》中提到田畴 在助曹操北征乌丸时：“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③这里的“露布”显然就是曹操征乌丸时的安民告示一类文书。
二是指一种紧急文书。如西晋“八王之乱”时，赵王伦等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发动宫 廷政变，“诏尚书以废后事，仍收捕贾谧等，……尚书始疑诏有诈，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伦等以为沮众，斩之以徇。”④露版者，露布之通名也。因为当时有人将这类紧急文书写在木板上，故称露版，其目的也是便于让大家火速了解最新形势，起到政治宣传和鼓动的作用。故封演在其书中才记：“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
三是指军旅文书。正是由于露布兼具公告、声讨和紧急公文等特征，因此在魏晋时期，它还逐渐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演变为军旅专用文书。正如封演所引《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露版上插羽毛，表示急上加急，正所谓“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 露版以宣众，不可使义隐”⑤也。可见三国时的“露布”或“露版”还是一种类似于今天军事加急件的军事文书。
另据《册府元龟》记载：“贾洪，汉末以儒学为县令。其后马超反，超劫洪，将诣华阴， 使作露布，洪不获已，为作之。司隶钟繇在东，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⑥清人赵翼在《咳馀丛考•露布》就提出：“自贾洪作此讨曹操后，遂专用于军事。”⑦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时开始专用于军事的“露布”还主要是一种讨伐檄文。“故文心雕龙又云，露布者，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称肃将王诛，是本以声罪致讨也。”⑧
3. 露布作为报捷和自陈军功的军事专用文书，始于北魏
在魏晋时期，露布既可以是公告，用于军事加急件，也可以是讨伐檄文。但是在北魏
——————————
① 《后汉书》卷57《李云传》，第1851页。
② （汉）曹操：《曹操集》文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 -76页（参见《册府元龟》卷48《帝王部•谦德》）。
③ 《首操集》文集卷1，第35页。
④ 《晋书》卷59《赵王伦传》，第1599页。
⑤ 《文心雕龙》卷4《檄移第二十》，第149页。
⑥ 《册府元龟》卷915《总录部•废滞》。
⑦ （清）赵翼：《咳余丛考》卷21，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12页。
⑧ 《咳余丛考》卷21，第412页。
时期，北魏统治者赋予了露布一项新的功能，即将其作为报捷和自陈军功的捷书。故唐代杜佑在其《通典》卷76《军礼一》中就专门记载有：“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名为露布，自此始也。其后相因施行。”
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二十一年（497），车驾南伐萧齐，右军府长史韩显宗将别军屯赭阳。萧齐大兵攻其营，显宗力战破之，斩萧齐裨将高法援。“显宗至新野，高祖诏曰：‘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案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嫌，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空卷帛，解上而已。’”①由韩显宗所言，可知当时战胜后，用露布报捷已成定制.韩显宗不为露布倒显得特立独行了。
又如太和二十二年（498），北魏孝文帝御驾南征，其异母弟——彭城王勰领中军大将军一职，从征沔北。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继而大败 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高祖令勰为露布，勰辞曰：‘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必须宣扬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岂足大用？’高祖曰：‘汝岂独亲诏， 亦为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人见者，咸谓御筮。高祖曰：‘汝所为者，人谓 吾制，非兄则弟，谁能辨之？’勰对曰：‘子夏被蚩于先圣，臣又荷责于来今。’”②由于此役乃孝文帝御驾亲征之役，故元勰不敢妄自撰写露布，得高祖之令后，其所撰露布全然以孝文帝的口吻写就，以至“有人见者，咸谓御笔”，可知皇帝亲征获胜也是要写露布，以昭告天下的。
北魏这种大军一旦获胜，即书捷报于布帛之上，高悬竿首，由士兵从战场上一路快马加鞭，高举露布，传递捷报的制度，可谓是所经之处，路人皆知，的确起到了振奋人心、以正视听的功效，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此后，北齐、北周征讨敌手，露布报捷的做法就屡见不鲜了。比如537年十月，西魏权臣宇文泰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大破东魏高欢军，高欢丧甲士八万。史载“沙苑之捷，命（吕思礼）为露布，食顷便成，太祖（宇文泰）叹其工而且速。”③543年，东魏高欢渡河，与西魏军战于河南邙山，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时杜弼“从高祖破西魏于邙山，命为露布，弼手即书绢，曾不起草。”④由此可见，第一，当时的露布篇幅较小，言简意赅，体要不烦，所以对于吕思礼、杜弼一类的撰文能手而言，均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与唐代动辄数千字的长篇露布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北魏创立的露布告捷制度对整个北朝影响甚大，不管是东魏、西魏，还是北齐、北周，甚至后 来的隋唐都基本沿用了这一军事礼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北魏的露布告捷之制，重在书写露布和露布的沿途传递之仪，对于宣读露布之仪言之甚少，这说明露布告捷制度在北朝时期虽然十分流行，但还没有发展为成熟完备的宣露布之礼。
4.隋文帝时期，宣露布之仪被正式写入国家礼制，并得到实践和规范
据《隋书》卷8《礼仪三》记载：
————————————
① 《魏书》卷60《韩显宗传》，第1344页。
② 《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第573-574页。
③ 《周书》卷38《吕思礼传》。
④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24《杜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48页。
“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郡县亦同。”
其中提到的行礼地点“广阳门”即唐代长安城宫城之南门一承天门。据《陕西通志》卷72《古迹一》记载：“正殿南承天门，隋开皇三年作初名曰广阳门，仁寿元年改日昭阳门，唐武德元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改为承天门。……元正、冬至，大陈设宴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御承天门以听政。銮驾出宫，守宫设从驾之官五品以上次，于承天门外东西朝堂。”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废太子杨勇时就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以戮之。……乃移勇于内史省，立晋王广为皇太子。”①把宣露布礼放在广阳门举行，足见隋文帝是将此礼视作与受万邦朝贡、除旧布新相类的重大国家礼仪的。
可见宣露布礼真正上升为一种完备成熟的军礼，当是在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583) 至开皇九年(589)之间。文帝在北朝露布告捷制度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完整的宣露布礼仪，并在开皇九年平陈之役结束后，按新制订的宣露布礼隆重接受了晋王杨广的献捷露布，不失为附代军事礼仪文化的一大盛事。从中可以看到，整个宣露布礼的重点是在露布途经各地州郡，并最终传至京城后，地方、中央该如何接受露布、宣读露布这一部分。此后历朝历代宣露布礼皆是以隋礼为基础，进一步细化而来。
总之，露布一词，在汉代仅仅是指文书传递时不缄封，以示众的一种方式，后来在魏晋时成为文书之一，并逐渐与军旅相结合，最终在北魏时期由战前公告性的檄文类文书，演变成战后军队专用的献捷文书。隋代进一步发展充实内容，最终使宣露布成为历朝历代非常重要的凯旋庆功礼之一。
二、唐代宣露布之仪
唐承隋制，同样把宣露布礼作为凯旋庆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宣露布者，即当众宣读捷书一一露布也。其仪主要是通过隆重的集众宣读露布仪式，表彰将士之功劳，彰显国家之威势，正所谓“宣露布所以彰成功之盛也”。②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七月，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节度副使高仙芝出兵攻打小勃律，监军边令诚随行。八月，仙芝俘获小勃律王及其所尚吐蕃公主而返。九月与边令诚等会合后，随即遣使奏捷状于京师。史载高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自奏捷书。仙芝军还，节度使夫蒙灵詧都不使人逆劳，骂仙芝曰：‘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此罪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中使边令诚具奏其状，制授仙芝代灵詧为节度使，徵灵詧入朝。”③可见当时战胜奏捷虽是惯例，但越级自奏捷书，却是按律当斩的死罪。高仙芝获胜凯旋，按理应当第一时间向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报告，再由夫蒙灵詧向朝廷上奏露布，但是他却在回军途中擅自上奏捷书，也难怪夫蒙灵詧会如此大发雷霆。那么，高仙芝为何甘冒死罪，也要擅自奏捷呢？笔者认为，这当与唐玄宗重视边功有直接关系。正因为
————————————
① 《隋书》卷45《文帝四子传》，第827页。
② 《大明集礼》卷34《军礼二》。
③ 《册府元龟》卷431《将帅部•器度》。
天子重边功，于是在《大唐开元礼》中专门写入了“平荡寇贼宣露布”的内容，将领们自然也就十分看重能否有受宣露布之仪的机会了。
（一）宣露布之仪
据《大唐开元礼》卷84“平荡寇贼宣露布”仪记载：
其日守宫量设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闻，仍承制集文武群官客使于东朝堂。群官客使至，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礼设群官版位于东朝堂之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又设客使之位如常仪。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向。
量时刻，吏部、兵部赞群官客使出次，谒者、赞引各引就位立定。中书令受露布，置于案，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之。典谒引中书令，举案者从之，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于中书令 西南，东面立定。持案者进中书令前，中书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复位。中书令称：“制。”群官客使皆再拜。中书令宣露布讫，群官客使义再拜，皆舞蹈，讫又再拜。谒者引兵部尚 书进中书令前受露布，退复位。兵部侍郎前受之，典谒引中书令入，谒者引群官客使各还次。①
很明显，唐代宣露布之仪是在隋礼的基础上细化而来的。但与隋礼相比，唐礼也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隋代宣露布的地点是在广阳门，即唐之承天门，此门为宫城之正南门，正对着的就是长安城的横街，是长安城南北轴线上非常重要的地标之一。而唐代宣露布的地点是在东朝堂。其位置在宫城正殿之前，与西朝堂相对，平时是供百官上朝前暂时休息之处。在唐礼中，东朝堂之前又是常见的设次之地，如銮驾出宫、临轩醮戒、临轩册皇太子等礼，或设文臣之次于东朝堂之南，或设太子之次于东朝堂之北。虽然与广阳门相比，东朝堂的位置更靠里，但不管是广阳门还是东朝堂都属于外朝，距离长安城最重要的东西大道——横街不远，便于士庶共瞻此礼，共享此荣，这一点倒是一致的。
第二，隋代宣露布礼的记载过于简略，只提到兵部奏请行宣露布礼，由内史令宣读之，其余不知其详。要知道《隋书》的作者均是唐初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且修史时间距离隋亡不远，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也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还有不少修史人本身就曾亲身经历过隋唐两个王朝的统治。那么，对隋代宣露布礼记载之略，其原因恐不在于史料缺乏，而在于隋代初创此礼，故显粗略所致。而唐礼在隋礼的基础上，对宣露布礼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仪礼环节，故记载十分详细。
通过《大唐开元礼》的记载，可知唐代宣露布的全过程由中书令、兵部尚书、兵部侍郎来共同完成。露布到京后，一般首先上呈尚书省下属之兵部，由兵部侍郎奉而进奏，随后皇帝才下制，要求集百官于东朝堂行宣露布礼。行礼当日，中书令受露布和制书从内廷出，并当众宣读。众所周知，隋朝定三省制，三省长官分别为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均为宰相。唐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故唐之中书令即隋之内史令，其职仍然是负责宣读露布。宣毕，兵部尚书代表兵部上前承接露布，退而复位后，兵部侍郎再从兵部尚书手中接过露布，收纳之。
在盛唐时期，如此隆重的宣读露布之礼，对将士而言是莫大的荣耀，对士庶而言也能
————————————
① 参见《通典》卷132《开元礼•平荡寇贼宣露布》、《新唐书》卷16《礼乐六》。
激发其对国家强盛的强烈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以说，非植根于隋唐浓厚的尚武土壤不能成其礼。但是唐中期后，藩镇割据，武人为祸，时人对于宣露布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比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汉州刺史充威胜军使王真上所撰《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一书，其中就指出：
“古者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为所杀者皆吾人，安得不以丧礼处之乎！后代则不然，……设有一胜，必先以大帛显书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将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为千、以千为万，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诈欺，且借以为势，务立其威。此则使人怨于显明之中，神恕于幽暗之处。故曰：‘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如此为将，岂得谓以道佐人主乎！”①
可见，王真就认为由于大宣露布，盛赞军功，才导致露布中存在谎报军功，不仁好杀等与古礼不合之处，所以战胜后不必大宣露布，“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
宋太祖得天下后，更是对武人有诸多顾忌，于是崇文抑武之风大盛，宣露布礼在这一大环境下，也逐渐有了一些变化。比如《明集礼》卷34《军礼二》中记载：
“唐宣露布于东朝堂，文武百官朝服序立，中书令宣露布讫，群官客使舞蹈称贺。宋献俘、宣霹布于明德门楼，或于宣德门楼，百官朝服序立，通事舍人于文武班南宣露布讫，群官客使舞蹈称贺如唐仪。国朝大将师还，则于午门楼前献俘、宣露布，百官朝服序立，大将献俘毕，礼部官宣露布，百官舞蹈称贺，以露布付中书省，颁示天下，其仪见后。”
从《大唐开元礼》的记载来看，唐代宣露布是一个单独而隆重的礼仪。而从明人的记载来看，从宋以后，其礼与献俘礼联系在一起，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庆功礼仪，此其一。其二，宋代负责宣露布的是通事舍人，而明代则笼统地记载为“礼部官宣露布”，与唐代由中书令宣露布相比，宣读者的品级也降低了。因此，可以说，此礼始于后魏，成于隋代，大盛于唐，此后宋明之仪式虽愈加繁复，但尚武之实质已失，唯余“张皇国威，广谈帝德”② 而已。
（二）撰写露布的要求
唐代公文之制规定，“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谓祭祀，支度国用，授六品已下官，断流已上罪及除、免、官当者，并为奏抄。）二曰奏弹，（谓御史纠劾百司不法之事。）三曰露布，（谓诸军破贼，申尚书兵部而闻奏焉。）四曰议，（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状：（蔡邕《独断》：“凡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奏，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表制度，自汉已后，多相因循。《隋令》有奏抄、奏弹、露布等，皇朝因之。其驳议、表、状等至今常行。其奏抄、露布侍中审，自余不审。）皆 审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书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 尚书施行。）”③
据此亦可证，在汉代，露布还仅仅是公文的传递方式，而不是具体的公文种类，此后历
——————————
① （唐）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2，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 1987年，第831页。
②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第31页。
③ 《唐六典》卷8《门下省》，第241 -242页。
魏晋北朝之演变，在隋代才成为正式公文之一，与奏抄、奏弹等并列。唐代进一步把“露布”列为六大类上行公文之一，并规定专用于诸军破贼献捷之事。其上行程序为“申尚书兵部而闻奏焉”，此后，需经由门下省主官侍中审查纠核，才能送达天子处。唐代门下省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如认为不当，则封还和加以驳正，此为“封驳”。在六大类上行公文中，唯奏抄和露布需要侍中审査纠核，足见其特殊性。露布由兵部上奏后，为什么还需侍中审查呢？这就主要涉及到露布的内容了。据《唐六典》卷 5《尚书兵部》记载：“既捷，及军未散，皆会众而书劳，与其费用、执俘、折馘之数，皆露布以闻，……（诸军将若须入朝奏事，则先状奏闻。）”
由此可知，第一，作为一种公文，露布在唐代已经有固定的公文格式和公文用语。其基本写作样式为：
“尚书兵部：臣某言臣闻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等云云，臣无任庆快激切屏営之至（唐露布云：不胜庆快之至，或云无任庆跃之至）。谨遣（或云谨差）某官奉露布以闻。”①
在“臣闻云云”这一部分主要是写战争的原由，己方征讨的正义性等，“恭惟皇帝陛下云云”则是表明征伐是天子授意，并得到天子的指挥和护佑。从“臣等云云”开始才是露布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部分就需要写明战斗的经过，“费用、执俘、折馘之数”，比如“拔贼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领某人若干，斩大将若干级，斩首若干级，获贼马若干匹，甲若干领，旗若干面，弓弩若干张，箭若干只，枪牌若干面，衣装若干。”②在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所上的一篇露布原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公文结构和内容要求：
“尚书兵部，臣韦皋等言：臣闻天讨有罪，兵应者胜义者王：夷不乱华，师直为乎曲为老。……有吐蕃之丑类。侵败王略，……臣等请奋其旅，以歼乃仇；……诸将陈洎等，统五万军，出十一道，……荡平七城，斩馘万级，获铠械五十万计，燔堡垒百七十馀。遂贾通而围昆明，将决胜而定青海。……臣等承帝之明，敌王所忤。开远门损候，坐收西极之旧封：紫微殿受俘，重睹昆兵之茂靖。臣等无任庆快激切屏营之至！正遗某官奉露布以闻。”③
正是因为在露布中需要写出具体的战斗经过，关系到军将们的战功大小，这才需要侍中进行审查纠核。
第二，唐代军将的上行公文主要有两种，若是一般奏事，即用状；若是告捷，则用露布。故告捷既可以用捷状，也可以用露布，当然如果是捷状就无需行宣露布之礼。一般的小胜小捷大多就是以捷状的形式上报，只有重要战役的重大胜利才以露布的方式上呈。故宋人“西山先生（真德秀）曰：露布贵奋发雄壮，少麤无害，不然则与贺胜捷表无异矣。”④可见在唐代，贺表捷状与露布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要“张皇国威，广谈帝德”，唐代露布的篇幅通常都较长，“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云。”⑤比如唐德宗时，于公异所写《破朱泚露布》⑥就洋洋洒洒数千言。很难想
————————————
① 《玉海》卷203《辞学指南•露布）（参见［元］潘昂宵，《金石例》卷9《露布式》）。
② 《太白阴经》卷7《捷书露布篇第七十九》，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610-611页。
③ 《全唐文》卷453，韦皋《破吐蕃露布》，第4627 -4628页。
④ 《玉海》卷203《辞学指南•露布》。
⑤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第30-3I页。
⑥ （宋）姚铉：《唐文粹》卷30上，《中华传世文选》（任继愈主编）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象篇幅如此之长的露布写在布帛之上，挂于竿首，沿路传递，事实上，这样的露布也无法起到让沿途民众一目了然，了解战况的作用，唐代的露布很可能就不再像后魏一样书于布帛之上了。不仅篇幅增长，而且唐代露布的语言还要求雄壮有力，形象生动，使人读之仿佛身临战境，心中豪气顿生。起草还需迅捷，上呈必须及时，如此才能保证其时效性，故上贺表捷状易，上露布难。在唐代，擅长写露布的无一不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俊杰之辈，如唐初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薛收，“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①其中也不乏因为露布写得好，而一写成名的例子。如唐玄宗时期的名将封常清就因为替高仙芝写了一篇好的露布，才得以从高仙芝的随从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官至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唐人对于露布的重视程度之深，足见一斑。
总之，在附唐崇尚武功的大背景下，继隋代首次在国家礼仪体系之中增加正式的宣露布礼之后，唐代的宣露布礼更为详尽完备。露布作为唐代六大上行公文之一，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此后，历朝历代皆大致沿袭这一定制，遂使中国古代军礼在周礼的框架外又得以增一新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