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战胜建功，振旅凯旋时，必有告功献俘之礼。相对于宣露布而言，告功献俘的军事礼仪更为古老。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郑玄注：“功，胜也。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为将威也。先犹道也。兵乐曰恺。献于社，献功于社也。”②这里是说，周代大军凯旋要奏凯，献功于太社。但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又记“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其注文曰：“大献，献捷于祖。恺乐，献功之 乐。”③因此，郑玄的弟子赵商曾经就这一问题请教郑玄，到底是献捷于祖，还是献功于社？郑玄的回答是“司马主军事之功，故献于社。大司乐，宗伯之属，宗伯主宗庙，故献于祖。 若然，军有功，二处俱献，以其出军之时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④事实上，郑玄的回答还不尽准确，因为据《礼记•王制》记载，西周时期，王师“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⑤郑玄注曰：“释菜奠币，礼先师也。讯馘，所生获断耳者。”孔颖达疏：“讯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之所以要献俘于庠序学校，主要是因为周代出师前要定兵谋于学里，所以回师后有呈俘虏和敌人断耳于学里，以向先圣先师告成功的礼仪。故孔颖达认为 “此记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礼》不云献恺于学者，亦文不具。”也就是说，孔颖达认为周代凯旋告功有三献之礼，即献学、献祖和献社，其间奏恺乐，所献者生俘与断耳也。
比如周武王克商后，就举行过浩大的献社告功仪式，史载：
“用武王克商之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
——————————
① 《旧唐书》卷73《薛收传》，第2587页。
② 《周礼注疏》卷29《大司马》，第782页。
③ 《周礼注疏》卷22《大司乐》，第592页。
④ 《周礼注疏》卷29《大司马》，第782页。
⑤ 《礼记正义》卷12《王制》，第371页。
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珍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堂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①
在这场浩大的告社仪式中，周武王及一干宗亲重臣悉数登场，以最隆重的祭典向社神报告了自己灭商代商的事实，并表明此举“受天明命”的合法性。
告功于社，是表明受天命恭行征伐之义，告功于庙则是由于宗法血缘社会的特质，表明不忘祖宗庇佑之义。因此，此后历朝历代皆把献俘、告功于社庙作为主要的凯旋礼仪予以保留，献俘于学里的礼仪则逐渐被废弃。而在告功献俘仪式中，不管献俘的地点在哪里，高奏凯乐均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礼仪内容。
一、入城奏凯
（一）隋唐凯乐的由来
1.周代凯乐
在周代以大宗伯为首的春官体系中，有不少乐官的职掌就与军乐奏凯有关。乐官之长为大司乐，“大司乐，中大夫二人：乐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②其下还有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矇、胝蒙、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韍师等各类乐工和府、史、胥、徒等数址众多的工作人员，共计1339人③。在王师回军大献时，他们要各司其职，奏凯助威。如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④。乐师“凡军大献，教恺歌，遂倡之”，贾公彦疏曰：“云‘教恺歌’者，恺谓恺诗，师还未至之时，预教瞽矇入祖庙，遂使乐师倡道 为之，故云‘遂倡之’。”⑤而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⑥可知，《九德》、《六诗》之歌就是周代军队的凯乐，在王师大献时，由预先进入祖庙的瞽矇负责歌诵之。此外，还有视瞭“宾射，皆奏其钟鼓，鼜、恺献，亦如之”⑦。御师“军大献，则鼓其恺乐”⑧。
总之，周代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且分工极其明确的乐工队伍，它不仅在各种祭祀、朝仪中负责发挥礼乐的作用，而且也负责在大军回师献捷时，大奏凯乐，高唱凯歌，以壮军威。
春秋时期，虽“礼崩乐坏”，但奏凯献俘之礼仍然被视为国家生活的一大盛事而被诸侯沿袭传承，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后，晋军于“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人于晋，献俘，授䤋，饮至，大赏。”但随着周天子势力愈加衰落，周代礼乐也随之渐至不闻。秦统一六国后，周代军乐更难觅踪迹了。
————————
① 《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
② 《周礼注疏》卷17《春官宗伯第三》，第439页。
③ 《隋书》卷13《音乐上》记：“《周官）大司乐一千三百三十九人。”
④ 《周礼注疏》卷22《大司乐》，第592页。
⑤ 《周礼注疏》卷23《乐师》，第601 -602页。
⑥ 《周礼注疏》卷23《瞽矇》，第616-617页。
⑦ 《周礼注疏》卷24《视瞭》，第618页。
⑧ 《周礼注疏》卷24《镈师》，第628页。
2.汉魏凯乐
汉祚兴起，“汉高祖时，叔孙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庙。唐山夫人能楚声，又造房中之乐。武帝裁音律之响，定郊丘之祭，颇杂讴谣，非全雅什。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饶歌乐，军中之所用焉。……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则令凯歌’者也。”①可知东汉明帝时，短箫饶歌乐即是献捷时所奏的凯乐。其乐共二十二曲，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按汉时有短箫饶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翁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雅、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元云、黄雀、钓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②
汉末“董卓之乱，正声咸荡。”③此后，随着汉王朝的没落，汉之雅乐也渐渐流散。汉代短箫饶歌本来共二十二曲，“及（曹）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言代汉 之意。”④此十二曲之内容、曲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屡经变动，但十二之数基本固定。比如萧齐永明八年（490），随王萧子隆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梁宁南北秦六州、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大诗人谢朓奉随王之命，于荆州道中作《齐随王鼓吹曲》十首，“一曰元会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钧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猎曲，七曰从戎曲，八曰送远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钧天已上三曲颂帝功，校猎已上三曲颂藩德。”萧梁时，梁高祖又 命文学家沈约作《梁鼓吹曲》十二首，“一曰木纪谢，二曰贤首山，三曰桐柏山，四曰道亡， 五曰忱威，六曰汉东流，七曰鹤楼峻，八曰昬主恣淫慝，九曰石首局，十曰期运集，十一曰于穆，十二曰惟大梁”。⑤
可见，周代奏凯之制由于其凯乐年代久远，实在难以恢复原貌，故仅仅是为后世奏凯献俘提供了仪礼蓝本，而汉代短箫饶歌才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凯乐直接继承和模仿创作的对象。
（二）隋唐凯乐之演变
隋唐凯乐之演变与两朝礼乐之兴衰密切关联，同时又根据各自时代的特点，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并不断更新着乐歌的表现形式。
1.隋代凯乐
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朝“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⑥。自隋文帝践祚伊始，文帝随即着手增修雅乐之事宜，但一直到开皇九年（589）平陈后，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⑦在这一大背景下，隋代的凯乐创作也得到重视。据宋人郭
——————————
① 《隋书》卷13《音乐上》，第195-196页。
② 《文献通考》卷128《乐考一》，第1147页。
③ 《隋书》卷13《音乐上》，第196页。
④ 《文献通考》卷128《乐考一》，第1147页。
⑤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0《鼓吹曲辞》，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3页：第296-297页。
⑥ 《隋书》卷13《音乐上》，第196页。
⑦ 《旧唐书》卷28《音乐一》，第1040页。
茂倩《乐府诗集》记载，隋代凯乐主要有《述帝德》、《述诸军用命》和《述天下太平》三首。其辞分别为：
“述帝德：于轸我皇，睿哲钦明，膺天之余，载育群生，开元创历，迈德垂声，朝宗万寓，祗事百灵，焕乎皇道，昭哉帝则，惠政滂流，仁风四塞，淮海未宾，江湖背德，运筹必胜，灈征斯克，八荒雾卷，四表云褰，雄图盛略，迈后光前，寰区已泰，福祚方延，长歌凯乐，天子万年。
述诸军用命：帝德远覃,天维宏布，功高云天，声隆韶护，惟彼海隅，未从王度，史赫斯怒，元戎启路，桓桓猛将，赳赳英谟，攻如燎发，战似摧枯，救兹涂炭，克彼妖逋，尘清两越，气静三吴，鲸鲵已夷，封疆我（一作在）辟，班马萧萧，归旌奕奕，云台表效，司勋纪靖，业并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阪泉轩德，丹浦尧勋，始实以武，终乃以文，嘉乐圣主，大哉为君，出师命将，廓定重氛，书轨既并，干戈是戢，弘风设教，政成人立，礼乐丰兴，衣裳载缉，风云自美，嘉祥爰集，皇皇圣政，穆穆神猷，牢笼虞夏，度越姬刘，日月比赧，天地同体，永清四海，长帝九州。”①
从内容上看，隋代凯乐以歌颂天子圣明，军将勇猛为主，较少沿袭汉魏凯乐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形式上，隋代凯乐也与汉魏凯乐不同，后者多为五言体制，间杂三言、七言，而隋代凯乐以四言为主，句式工整，喜好铺陈，显然直承《诗经》和汉赋的写法。整体风格堂皇凝重，所不足者，大气有余，生气不足矣。
此后，由于众口难调，莫衷一是，由协律郞祖孝孙修订的大隋庙乐“竞不施用。附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由此可见，当时南北初统，双方文化在汇通交融方面尚存在诸多困难，但所幸的是“隋末大乱，其乐犹全。”②
2.唐代凯乐
（1）初唐时期：唐高祖受禅之时，祖孝孙也投奔麾下，但“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③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苏定方执贺鲁，李世勣平高丽，皆举凯歌入京师，盖用前代旧制也。”④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初唐时期凯乐的构成既有前代旧制，也有自创编排之作。
比如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率军攻打高丽辽东城时，“命检校太常卿鄂国公敬德，领黄门之军乐，奏元云之雅歌，将帅闻而增愤，士卒繇其作气。”⑤可知，汉魏短箫饶歌中的《元云》一曲在当时攻高丽的关键战役中还发挥了极大的激励士气的作用，此为前代旧制之明证。
但是据《乐府诗集》记载，唐代凯乐有四，分别为《破阵乐》、《应圣期》、《贺圣欢》和《君臣同庆乐》。郭氏指出：“太常旧有破阵乐，应圣期两曲歌辞。至（文宗）太和三年始具
————————
① 《乐府诗集》卷20（鼓吹曲辞》，第301页。
② 《旧唐书》卷28《音乐一》，第1网页。
③ 《旧唐书》卷28《音乐一》，第1040-1041页。
④ 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⑤ 《全唐文》卷7 ，太宗（四）《克高丽辽东城诏》，第89页。
仪注，又补撰二曲为四曲云”①据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载：“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②唐太宗平刘武周是在武德三年 (620)，可见《秦王破阵乐》最早在此时由军中创制。由于当时唐太宗还是秦王，故此曲根本不可能成为唐军的凯乐。但是等到唐太宗即位之后，“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③可见，此时《破阵乐》已经被纳入朝廷雅乐之当中，故初唐时期，以此为凯乐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后来，太宗又改乐为舞，就是另一回事了。
唐初《破陈乐》辞为：“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应圣期》辞为：’圣德期昌运，雍熙万寓清。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辟土欣耕稼，销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泽，执贽贺升平。”④与隋代凯乐相比，初唐凯乐显然受到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五言为主，篇幅短小，虽然也是歌颂之作，但语言通俗浅显，注重声律，使人易于接受，朗朗上口。因此虽然：“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执贺鲁，克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都，然其礼仪不传”⑤，但是这些凯歌却最终得以流传下来。
(2) 盛唐时期：自则天建周，毁唐宗庙，太宗、高宗两朝君臣在前朝基础上拟制的大唐礼乐随之被破坏，凯乐也不例外。同时，由于时移事迁，汉魏古曲因不合时用也自然消亡。故至玄宗时，李白拟古作《鼓吹入朝曲》，南宋郑樵便感慨“观李白作《鼓吹入朝曲》，亦曰‘锐歌列骑次，飒沓引公卿’，则知唐时犹有遗音，但大乐氏失职耳。”⑥但是这样的“遗音”远远不能满足盛唐诗人的创作欲望。此时的唐朝正是国力最鼎盛的时期，也是诗歌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加之天子好武功，军队捷报频传，于是一大批诗人投身军旅，走向边塞，用他们手中的笔讴歌英勇善战的军队，英明神武的将领，圣明伟大的君主。因此，这一时期 是唐自创凯乐的高峰期。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他在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期间，为封常清率领的唐军创作了大虽军旅诗歌，其中就包括《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
其一曰：
“汉将承恩西破戎，捷书先奏未央宫。天子预开麟阁待，祗今谁数贰师功。”
其二曰：
“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剑尾，葱山夜雪扑旌竿。”
其三曰：
“鸣笳擂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大夫鹊印摇边月，天将龙族掣海云。”
其四曰：
“日落辕门鼓角鸣，千层面缚出暮城。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
其五曰：
——————————
① 《乐府诗集》卷20《鼓吹曲辞》，第302页。
②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页。
③ 《旧唐书》卷28《音乐一》，第1045页。
④ 《乐府诗集》卷20《鼓吹曲辞》，第302页。
⑤ 《新唐书》卷23下《仪卫下》，第339页。
⑥ 《通志》卷49《乐略第一》，第626页。
“暮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徧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
其六曰：
“暮雨旌旗湿未干，胡尘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①
这些凯歌在形式上多为五言或七言绝句，在内容上或着力描写将士们浴血奋战，不计艰险的战斗场面，或极力铺陈大军得胜回营的凯旋场景，大大减弱了以前凯乐中歌功颂德的色彩，其情辞悲壮慷慨，诗风浓郁雄浑，成为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的凯歌。
(3) 中唐以后：安史之乱后，肃、代、德、宪诸朝忙于避难、平叛、削藩，自顾不暇，于是从肃宗朝开始，礼乐诸事一律从简，因此，盛唐以前盛大的奏凯仪式已经模糊不清，鼓吹饶歌散落殆尽。于是唐宪宗元和年间，柳宗元谪居永州时，遂自创《唐饶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献。在序文中，柳氏自述创作之原委：
“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臣为即时，以太常联礼部，尝闻吹署有戎乐，词独不列。今义考汉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晋曲十六篇，汉歌词不明纪功德，魏晋歌功德具。今臣窃取麹晋义，用汉篇敦，为唐钱歌鼓吹曲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②
柳宗元认为“汉魏以来，代有饶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尝闻鼓吹署有戎乐，词独不列”，唐代凯乐的衰微可见一斑。其所创十二首鼓吹镜歌，一曰晋阳武，二曰兽之竆，三曰战虎牢，四曰泾水黄，五曰奔鲸市，六曰苞枿，七曰河右平，八曰铁山碎，九曰靖本邦，十曰吐谷浑，十一曰高昌，十二曰东蛮。主要用以“纪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劳之事。”但郭茂倩认为，按此诸曲史书不载，疑宗元私作而未尝奏，或虽奏而未尝用，故不被于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③柳氏自创十二曲鼓吹饶歌虽未被朝廷采纳用作凯乐，但是此事反映出当时文人们对奏凯一礼的关注度在上升。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唐中央重新重视奏凯仪礼和凯乐创作，于是模仿原有的《破阵乐》、《应圣期》二凯乐，再创作《贺圣欢》和《君臣同庆乐》二曲以增补之，从而形成了唐官方的凯乐四曲，在献俘 时通奏之。
其中《贺圣欢》一曲，其辞曰：“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着，今日告成功。”《君臣同庆乐》其辞曰：“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由于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混战，对中央时叛时顺，战事不断，故这两首凯乐主要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天子圣明，消弥战争，恢复太平盛世的渴望。
总之，通过对唐代凯乐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隋唐时期，汉魏凯乐的影响已逐渐淡去，唐人开始根据自己的时代特点，创作符合自身精神需要和审美习惯的凯乐。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中国文化整体发生了由雅至俗的变化，于 凯乐也逐渐市井化，宋人沈括在其所撰《梦溪笔谈》中写道：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都俚之语。予在廊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吟之，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
——————————
① 《乐府诗集》卷20《鼓吹曲辞》，第303页。
② 《柳河东集》卷1《雅诗歌曲》，第7-8页。
③ 《乐府诗集》卷20《鼓吹曲辞》，第303页。
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成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㟴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荐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①
这些凯歌从形式上更加口语化，“皆市井鄙俚之语”；在内容上完全以反映普通的军旅生活为主，这与周代凯乐的庄重肃穆和汉魏凯乐的大气凝重距离就更远了。因此，隋唐凯乐是中国军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凯乐由献俘的太庙、太社和都门，逐渐走进了普通的军营之中，由歌功颂德逐渐归于抒发士兵情感，最终完成了来自军营，服务军营的功能性转变。
（三）隋唐奏凯仪式
据《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记载：
“隋高祖开皇九年四月，晋王平陈还，帝幸骊山亲劳之，三军凯入，献俘于大庙。”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月秦王平王世充、窦建德，凯旋，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万余骑，甲士十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器物、辇辂，献于太庙。帝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
“（唐高宗）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勘破高丽，虏高藏男建男产等以归京师。帝令领高藏等俘囚便道献于昭陵，仍备军容，奏凯歌，入京城献于太庙。”
可见隋至唐初，大军凯旋时是有奏凯这一传统礼仪的。但有意思的是，到唐文宗时期，唐人自己已经发现“谨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②于是，太常礼院遂参酌今古，补充了奏凯的陈设和仪式。根据新旧《唐书》、《唐会要》等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将唐代奏凯可分为三个阶段：
（1）陈设：唐制规定“凡命将征伐，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歌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也。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散之前。”③据此可知凑凯所用的乐器有笛、筚、篥、箫、笳、铙、鼓等7种，据杜佑《通典》注文记载，隋炀帝大业七年（611）第一次征高丽时，每军设有“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棡鼓、金征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④可知凑凯所用的乐器均是当时军中常见的铙吹乐器，这就充分体现了奏凯之乐与一般祭祀、朝仪音乐的不同之处。此外，七种乐器各有二名乐工，共14名乐工，再加上歌工24人和相当于指挥的鼓吹令、丞，整个唐代奏凯的礼乐队伍一共约40人左右。乐队一行骑马分行于大军和俘虏之前，成为整个献俘队伍的先导。这与周礼规定王师未至之时，预先让瞽矇进入祖庙等候，遂使乐师倡道的做法是十分不一
——————————
①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5《乐律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8页。
② 《旧唐书》卷28《音乐一》，第1053页。
③ 《唐会要》卷33《凯乐》，第607页（参见《旧唐书》卷28《音乐一》，《新唐书》卷23下《仪卫下》）。
④ 《通典》卷76《军礼一•岀师仪礼》，第2079-2080页。
样的。
（2）三奏凯乐。乐工最主要的工作是奏乐导引，整个告功献俘其间要三次演奏《破阵乐》等四曲。第一次是大将入都门时，“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队边奏凯 乐，边导引大将、兵马和俘虏前往太社和太庙。“候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并于门外陈设，不奏歌曲。”这与周礼规定要在社庙里面奏乐的做法也不一致。唐人认为“以尊严之地，铙吹哗欢，既无明文，或乖肃敬”，所以只要求乐工、歌工在门外静候而已。等到告献礼毕，乐工们又奏乐导引大将一行前往皇帝所在的城楼前，此为二奏凯乐。“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仗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至此，乐队的导引任务告 一段落，在鼓吹令、丞的引导下至演奏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①此为三奏凯乐，也是最正式的一次演奏。奏毕“乐工立于旌门外，引俘馘入献，及称贺，俘囚出，乃退。”②
据《明集礼》的记载：“宋大将师还，先献凯乐于庙社，亦不奏曲，伺告祭礼毕，复上马导引奏曲。至宣德楼兵仗外二十步下马，兵部尚书引乐至楼下，遍奏歌曲。国朝大将师还，先献凯乐于太庙太社门外，不奏歌曲，伺告祭礼毕，然后于午门楼前遍奏歌曲。”③可知，自唐文宗时期拟定唐代奏凯之仪后，宋明等朝均以此为蓝本，略有调整而已。由此，也可见唐礼在中国礼制发展史中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性。
二、告祭献俘
奏凯仅仅是告功献俘礼仪的前奏，此礼的重头戏还是告献本身。如前文所述，《周礼》中提到的告功献俘礼仪就有告献于太庙、太社和学里的三献之仪。而著名的小盂鼎铭文则详细记载了周康王时命盂率军出征，获胜班师后，献俘庆赏的事迹。李学勤先生根据铭文，将当时的献俘庆赏之仪划分为七大步骤：“一，在宗庙，向王和邦宾献酒：邦宾尊其旅服。二，盂用振负鬼方首级，进入南门，向王报告斩获数目。三，盂将鬼方三酋带进大廷，王命荣审讯，斩杀三酋。四，孟带俘虏和馘耳进门，进献于西方道上；在宗庙举行燎祀。五，孟率其部属进入三门，依次向王报告战绩，向邦宾献酒；王命人向盂等献酒。六，在宗庙，禘祀先王；向邦宾献酒：王命人使盂送进所获取的各种玉。七，次日在宗庙，向王和邦宾献酒；对盂进行赏赐。”④周礼之繁复和严谨可见一斑。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归纳岀当时告功献俘礼最核心的内容，大致包括大将报功，献首恶斥责而诛之，献俘祭庙，饮至赏赐等。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大战后，晋文公率军于“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誠，饮至大赏，征会讨贰。”⑤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就提出：“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旅之遗制”⑥。当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献俘于学里的做法就已经被废弃。此后，历代告功献俘礼仪，或重献俘杀酋，或重告祭庙社，虽然皆是视当时之
————————————
① 此段所有引文均来自《唐会要》卷33（凯乐》，第607 - 608页（参见《旧唐书》卷28《音乐一》）。
② 《新唐书》卷23下《仪卫下》，第340页。
③ 《大明集礼》卷34《军礼二•奏凯》。
④ 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20-29页。
⑤ 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⑥ 《五礼通考》卷239《军礼七》。
实际情况而定，但大体不偏而已，故清人秦蕙田曰："汉唐以下凯还仪节历代不同，未便细分。”①
隋唐时期，战争频繁，告功献俘之事亦多。为了便于对其进行研究，笔者以《唐会要》、《册府元龟》的文献为主，以《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为辅，对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告献史实进行梳理，制成下表，以做说明。
隋唐告功献俘一览表②
皇帝 时间 事由 告献 赦或杀 备注
隋文帝 ※开皇九年（589）四月 晋王平陈 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丙午，帝坐广阳门受俘问罪③ 帝幸骊山亲劳。陈朝君臣器物从晋王广、秦王俊入，列于庙廷。
唐高祖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二十三日 秦王平薛仁杲 献于太庙 斩于市
武德三年（620）四月二十四日 秦王破宋金刚，复并州地 献于太庙
武德四年（621）七月九日 秦王平东都，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神器辇辂 献于太庙 数而赦世充为庶人；斩窦建德于市 高祖迎劳于长乐宫，秦王被金甲，陈铁马一万，甲士三万
唐太宗
贞观四年（630）三月二十九日 张宝相俘东突厥颉利可汗 献于太庙 数而赦之
贞观十四年（640）十二月丁酉 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执高昌王魏智盛④ 献俘于观德殿 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 征辽回京，献俘授，备法驾，具凯旋之礼 天子亲征，故有盛大入城式。
※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 右卫率长史王玄策破中天竺，俘其王阿罗那顺以诣阙 以一太牢虔告宗庙
贞观二十三年（649）正月 阿史那社尔执龟兹王及相等至长安 献于社稷，再献于紫微殿 释之，以为左武卫大将军
——————————
①《五礼通考》卷239《军礼七》。
② 文献来源《唐会要》卷14《献俘》，《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表中用“※”号标注的即为只见于《册府》，而不见于《唐会要》的记录。
③ 参见《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条。
④《旧唐书》卷3《太宗下》，第52页。
（续）
皇帝 时间 事由 告献 赦或杀 备注
唐高宗 永徽元年（650）九月七日 高侃执突厥车鼻可汗 献于太庙① 释之，拜左武卫将军
显庆三年（658）十一月 苏定方俘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到京师 献于昭陵，告于太庙，受俘于武德殿 敕免其死 首次献俘于帝陵
显庆五年（660）正月 苏定方俘思结俟斥都曼至东都 献俘于乾阳殿 赦免其死
总章元年（668）十二月 李勣平高丽 献于昭陵、太庙，受俘于含元殿 赦高藏，任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
永隆二年（681）十月 裴行俭执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献之。 斩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
唐玄宗
※开元二十年（736） 信安王袆大破叛奚及契丹于幽州之北 告享诸陵庙，献俘告庙
开元二十二年（738），六月 幽州节度使副大使张守珪大破契丹 遣使献捷，告太庙
开元二十二年（738），十二月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传屈刺、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
开元二十五年（737），八月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奏破奚契丹于捺禄山 告庙 有敕：自后，诸军每有克捷必先告庙。
※天宝五载（746），正月己巳 皇甫惟明献陇右所获吐蕃突厥俘于太清宫 献俘于太清宫，再献于太庙
天宝十三载（754），三月 北庭都护程千里擒阿布思献② 上御勤政楼受俘 斩于朱雀街
——————————
①《唐会要》卷14《献俘》只记“献于太庙”。但《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记：“高宗永徽元年（650）九月庚子，右骁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癸卯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甲寅献于武德殿。”《旧唐书》卷4《高宗上》记：永徽元年，“九月癸卯，右骁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诣阙，献于社庙及昭陵”。《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记：“侃率精骑追车鼻，获之，送于京师。仍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高宗数其罪而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记：“获之，献京师。高宗责曰：‘颉利败，尔不辅，无亲也；延陀破，尔逐亡，不忠也。而罪当死，然朕见先帝所获酋长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释缚，数俘社庙，又见昭陵。拜左武卫将军，赐居第。”似乎是《唐会要》所记有误。但考虑到诸书均记显庆三年，高宗问询许敬宗是否可以先献俘于昭陵一事，故笔者认为当是《册府》和新旧《唐书》有误。也许正因为发现了其中的不一致，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九月条很谨慎地记载：“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将军”。
②《旧唐书》卷9《玄宗下》，第228页。140
（续）
皇帝 时间 事由 告献 赦或杀 备注
唐肃宗 ※至德二年（757），九月 广平王收西京 捷书至行在，遣使入京告郊庙社稷
乾元元年（757），七月 郭子仪擒安守忠以献① 郊迎长乐驿，帝御望春楼待之
※上元元年（762），十月 广平王收怀州，生擒七千余众 献俘于太庙
※上元二年（761），二月 刘展斩伪署大将军汲子澄、杨子英等九人，传首至京。 告于太庙 枭诸街市
唐代宗
※宝应二年（763），正月 李怀仙取史朝义首以献。 告献朝义首于太庙
※大历二年（767），正月 平华州逆贼周智光 告太清宫太庙、七陵 枭首于皇城之南街
唐德宗 ※贞元元年（785），八月 李怀光败死，传首京师 告于太庙
唐宪宗 元和元年（806），十月。 东川节度使高崇文擒刘辟，槛送京师。 上御兴安门问罪。 斩于子城之西南隅，族诛。
元和二年（807），十月 平浙西，擒镇海节度使李锜，械送京师 献太清宫、太庙、太社；上御兴安门亲诘反状 其子师回皆腰斩，因为功臣之后免族诛。
元和十二年（817），十一月 李愬平淮西，擒逆贼吴元济以献 献庙社，狗市，引至兴安门问罪 斩于子城之西南 隅，独柳之下。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 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平淄青李师道乱，以露布报朝廷，并函送李师道并男二人首级。 先献于太庙、郊社。上御兴安门受俘，群臣称贺于楼前 师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庭，堂弟师和配流岭表
唐穆宗
长庆元年（821），四月 河北诸道平 荐告太庙
※长庆二年（822），八月 汴州平，逆贼李齐枭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师 分命摄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庙、太清宫 斩于京城之西市
唐文宗 太和三年（829），五月 宣慰使谏议大夫柏耆奏斩横海节度使李同捷于将陵 上御兴安楼下受俘。 宥李同捷母妻并男元达等，令于湖南安置。 槛送至将陵，有传言王庭凑欲救之，乃斩而传首。
——————————
①《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52页。
（续）
皇帝 时间 事由 告献 赦或杀 备注
唐武宗
会昌四年（844），二月 河东监军吕义忠擒太原横水都将杨弁等五十四人 献俘于阙下 斩之。
会昌四年（844），八月 平泽潞，枭逆贼刘稹，传首京师 告宗庙、社稷，再至兴安门受献① 其母、弟、妹门客等并斩于独柳②
唐僖宗 中和四年（884），七月 徐州节度使时溥函送黄巢及家人首级以献。 上御大玄楼受俘，献于行庙。 黄巢姬妾皆戮之于市
光启二年（886）， 王重荣斩邠州节度使朱玫及嗣襄王煜，函首以献。 上御兴元行在城门阅俘，受贺
唐昭宗 龙纪元年（889），二月 朱全忠槛送秦宗权并妻赵氏以献。 告社庙，徇市，上御延喜门受俘 宗权斩于独柳树下，赵笞死
乾宁二年（895），十一月 庆州行营兵马都统斩王行瑜，函首献于京师。 献首太庙，上御延喜门受俘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的告功献俘礼主要包括百官郊迎、奏凯入城，献俘庙社、天子受俘、法司问罪等五大步骤。但并非所有时期，都保持完整的礼仪环节，在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或增或减，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
这一时期虽然有隋炀帝暴政带来的动荡混乱，但从总体上看，其主题是统一和开拓。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国家趋于统一安定，疆域不断拓展，民族融合持续深入，民族文化心理也随之更加自信稳定。因此，这一时期有记载的告功献俘虽然只有9次，但从仪式上看却是整个隋唐时期最为盛大的阶段。不仅有天子亲迎郊外的荣宠，而且在奏凯入城这一环节，特别盛大的入城式就有三次。第一次是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晋王杨广率领平陈大军和陈朝君臣，从三月开始“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不绝。”及四月，“乙巳，诸军凯入，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从晋王广、秦王俊人，列于庙廷。”③第二次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平东都王世充、窦建德，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勤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
————————
① 《册府元龟》卷12作“兴安门”，而《唐会要》卷14作“安福门。”《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彰义泽潞》记“函稹首送王宰，献京师，告庙社，帝御兴安门受之。刘公直亦降于宰。”故这里采纳《册府》和《新唐书》的记载，记作“兴安门”。
②《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第602页。
③《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条。
庙”①第三次是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亲征辽东凯旋，“三月，至自辽东献俘授越，备法驾，具凯旋之礼。蛮夷君长及京邑士女夹道陈设，观者填噎，咸称万岁。”②在震天的凯乐声中，将士们耀眼的铠甲，整齐的军容和众多的俘虏、战利品，构成了一幅何等盛大的凯旋入城画卷。这样的仪式，不仅能起到扬我军威的作用，使社会形成一种崇军尚武的氛围，更能激发老百姓对国家强盛的强烈自豪感和自信心，进而增强其身份认同感，促进统一国家的形成。
当然，仅有盛大的入城式还远远不够。如果说西方古代战争喜欢以"圣战"相号召，那么中国古代战争就格外强调“义战”的重要性。为正义而讨伐罪恶，为仁政而推翻暴政，这样的战争才能占领舆论高地，才有以暴制暴的正当理由。所以，在盛大的入城式后，就是献俘、受俘等最重要的环节，这可以说是整个仪式的高潮。由于"献俘礼赏刑兼备，不仅具有庆功的性质，统治者也行使杀戮大权以显示威严。”③故早在周礼中，就有献俘问罪，斥而诛之的做法。但与周礼将献俘、问罪、杀俘皆放在宗庙举行不同的是，隋唐时期，天子受俘问罪的地点通常并不在太庙，而是在城楼或大殿上。换句话说，周代献俘太庙是实实在在的真献，而隋唐时期的献俘社庙其象征性意味较深，真正决定俘虏命运的还是天子受俘问罪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