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问军礼》曰：“舍奠于帝学，以讯戴告；大享于群吏，用备乐，飨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天子亲征之礼也。”②可见在告功献俘礼之后，周礼中还有在祖庙举行宴饮、赐爵授勋的军礼，此即饮至礼。在周代，这是天子亲征才能享有的军礼。在周代军礼体系中，此礼被认为具有“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③的功能和作用。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周代的饮至礼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首先，饮至礼从天子亲征之礼变成了"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④这与春秋时期权柄下移的时代特点是相吻合的。其次，从《孔丛子》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周代饮至礼其本身就包括赐宴和策勋两项内容，故并不存在所谓“饮至策助”的说法。但是在上文所引用的《左传•桓公二年》的记载中，“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很显然是将“饮至”与“舍爵”、“策勋”作为平行礼仪来表述的。这样的表述还不仅此一例，再比如鲁僖公28年（公元前632），晋楚城濮之战后，晋人得胜归国，“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献，饮至大赏，征会讨贰。”⑤这里也是把“饮至”与“大赏”并列，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饮至"一词已经不再是对周代凯旋献俘、朝会伐盟后至宗庙祭祀、宴饮记功之礼的统称，而开始单指庆功宴了。故清人秦蕙田在撰写《五礼通考》之“饮至”礼时，也以是否有宴饮之举作为记录与否的标准，“案以上二事俱有燕乐，故采入饮至之末。”⑥由于在庆功宴会上通常都要赐爵授勋，于是后世才有了所谓“饮至策勋”的说法。第三，周代举行饮至礼的地点是在宗庙，体现的是敬祖敬宗的宗法礼仪本质，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饮至”已经单指奏凯献俘后的庆功宴，其宗法血缘色彩逐渐淡化，故举行饮至的地点也就逐渐多样化了，尤其是在宫殿举行饮至策勋之盛典，就逐渐与在宗庙献俘分离开来。第四，“饮至”一词不仅被用于凯旋庆功场合，后来它还被用来泛指庆功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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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14《献俘》，第322页。
② [东周]孔鲋：《孔丛子》卷6《问军礼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5页。
③（东周）左丘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年，第94-95页。
④《左传译注》，第53页。
⑤《左传译注》，第306页。
⑥《五礼通考》卷239《军礼七》。
汉代焦赣在《焦氏易林•鼎之第五十》中就提到“吉日举钓，田弋猎禽。反行饮至，以告喜功。”作为田猎之后，为庆贺有所斩获而举行的庆功宴，这就已经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中了。
隋唐之际，饮至策勋礼虽然并未见诸礼书，但史书中关于饮至的记载却一直不绝于书，其礼与大宣露布、告功献俘并为当时凯旋庆功礼仪的三项内容。如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晋王杨广平陈班师：
“夏，四月，辛亥，帝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诸军凯入，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从晋王广、秦王俊入，列于庙廷。……丙午，帝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将士，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班赐各有差，凡用三百余万段。”①
从记载来看，隋代的献俘、受俘和饮至策勋礼分别在四月的“乙巳”“丙午”和“庚戌”举行，其中献俘之后一天举行了专门的受俘仪式，受俘后十九天才举行庆功宴，地点也不在太庙，而在广阳门。可见隋代的饮至策勋礼是相对独立的仪式，这与周代将告庙、献俘、饮至集中在祖庙一并举行的做法显然不同。
此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秦王世民平东都，俘王世充、窦建德凯旋。“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②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师。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执高昌王魏智盛，献捷于观德殿，行饮至之礼，赐酺三日。”③开元十二年（724），宦官杨思勖平溪州蛮，玄宗“依品级宴思勖以下立功将士于朝堂，谓曰：‘蛮夷不道，贼害平人，卿等竭诚，一举而定，穷深尽险，罔不率从，往返若飞，当甚劳弊，各赐卿少物，宴毕领取。’”④十五年（727），凉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凯旋，诏置酒朝堂宴之及将士等，并赐物有差。帝谓君㚟及将士等曰：‘吐蕃小丑，敢怀逆命，趣窥亭鄣，以逞凶狂，卿等智勇夙彰，军威克振，才整旗鼓，屡翦渠魁，深入寇庭，当甚劳耳。’”⑤二十二年（738），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可突干、屈刺，“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遂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馀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⑥唐代宗大历末年进士李子卿、崔损皆有《饮至赋》⑦可见，整个隋唐时期，每逢大胜，在凯旋庆功礼仪中则有饮至策勋之荣。但是由于隋唐时期的礼书和《通典》等典章制度史中未见有关此礼的详细记载，通过仔细翻检文献，收集与之相关的内容，通过零散的点滴之貌来努力呈现隋唐饮至策勋礼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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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条。
②《旧唐书》卷2《太宗上》，第28页。
③《旧唐书》卷3《太宗下》，第52页。
④《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⑤《册府元龟》卷136《帝王部•慰劳》。
⑥《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5页。
⑦《全唐文》卷454李少卿《饮至赋》，第4639页；《全唐文》卷476崔损《饮至赋》，第4860-4861页。
一、天子与饮至礼
在周礼体系中，饮至礼是天子亲征享有的军礼。春秋以后，诸侯出征凯旋也行饮至礼。此后大将出征，班师凯旋时，也有饮至之说。虽然可以享有饮至之荣的对象在不断变化，但主持此礼的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点却一直未变，否则就不是“饮至策助”之礼。事实上，领军出征的主帅在大捷之时，也会宴赏大军，但这种庆功宴就不能叫做“饮至”。比如开元二十二年（738），契丹别帅李过折“斩屈剌、可突干，尽诛其党，率馀众以降。（张）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刺、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①换而言之，只有由天子亲自赐宴，并记功受勋的凯旋礼仪才能叫做饮至礼。
那么，在这样一种隆重的军礼中，对作为主持者出席的天子有什么样的礼仪要求呢？首先，主持此礼的天子在服饰方面是有明确要求的，虽为军礼，却不着戎服，按《隋志》：
“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出宫行事、正旦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还宫及斋，则服通天冠。籍田则冠冕，……拜陵则黑介帧，白纱单衣。释奠则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纱袍。春分朝日，则青纱朝服，青舄，秋分夕月，则白纱朝服，绵舄，俱冠五梁进贤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绛纱袍。季秋讲武、出征告庙，冠武弁，黄金附蝉、左貂。祃类宜社，武弁，珠衣。篡严升殿，服通天金博山冠，绛纱袍。入温、凉室，冠武弁，右貂附蝉，绛纱服。征还饮至，服通天冠。庙中遣上将，则衮冕，还宫则通天金博山冠。赏祖罚社，则武弁，左貂附蝉。元日、冬至大小会，皆通天金博山冠。四时畋、出宫，服通天冠，并赤舄。明堂则五时俱通天冠，各以其色服。东、西堂举哀，服白恰。”②
在天子的冠帽系列中，通天冠是级别仅仅次于冕冠的冠帽。所谓“服通天冠”，就是指带通天冠，并着与之配套的服饰。隋代天子"服通天冠"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还宫及斋戒，二是征还饮至，三是打猎出宫，四是明堂祭拜。隋代行饮至礼时，天子"服通天冠"，这与举行季秋讲武、出征告庙、祃类宜社、赏祖罚社等军礼时所着之戎服完全不一样，可见饮至礼在当时应该是属于庆典礼仪一类，故天子在着装上与其他军礼不同。
“大唐依周礼，制天子之六冕，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③其中排名第二的衮冕就是唐代天子出席饮至礼的礼服。据《新唐书》记载：
“衮冕者，践柞、飨庙、征还、遣将、饮至、加元服、纳后、元日受朝贺、临轩册拜王公之服也。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金饰玉簪导，垂白珠十二旒，珠丝组带为缨，色如绞。深青衣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画，裳绣，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龙以下，每章一行为等，每行十二。衣、褾、领，画以升龙，白纱中单，黻领，青褾、襈、裾，绣龙、山、火三章，舄加金饰。”④
这是相当正式而华丽的礼服，也是天子在许多重要礼仪场合的标准服饰。天子在举行饮至礼时着衮冕，足见唐人对饮至礼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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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4页。
②《隋书》卷11《礼仪六》，第162页。
③《通典》卷57《嘉礼二》，第1604页。
④《新唐书》卷24《车服》，第343页。
除了礼服，天子在举行饮至礼时乘坐的大辂规格也是很高的。周制，天子车驾有五，即玉、金、象、革、木辂。隋文帝时，依内史令李德林所奏，废除北周和西魏的舆辇制度，“唯留魏太和时仪曹令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所遵用者。”①即以北魏和北齐之制为标准设定天子车辂。其制也是玉、金、象、革、木五辂，其中“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左建旟，右建闟戟。（旗画鸟集）余与玉辂同。驾赤鳷。朝觐会同，飨射饮至则供之。”②唐因隋制，也以五辂为制，其中用于饮至礼的同样是金辂，“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余与玉辂同，驾赤奋，乡射、祀还、饮至则供之。”③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高祖、太宗大礼则乘辂。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至武太后，以为常。玄宗以辇不中礼，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还。”杜佑注曰：“自是行幸郊祀，皆骑于仪仗之内。其五辂腰舆，陈于卤簿而已。”④可见，礼制规定与实际情况还是有所出入的。
二、宴饮与饮食
如上文所述，从春秋以后，饮至逐渐单指大军凯旋后由天子主持的庆功宴。庆功饮食是中国群体饮食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本质属于仪式饮食，那么，隋唐时期的饮至礼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赐宴
由于饮至礼是一种群体饮食活动，除犒劳三军外，天子还要宴请军队的中高级将领和部分士兵，所谓“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因此，饮至与一般的皇家宴会相比，规模较大，人员较多；与一般军中宴会相比仪式感更强，更为庄重。在这样的宴会上“宰夫供其牢醴，乐人陈其戛击”⑤，很是热闹。那么具体而言，这样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有哪些细节呢？
战国名将吴起所著的《吴子兵法》一书提到“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⑥所谓“重器”，即珍贵的器具，在战国时期特指青铜器皿；“上牢”即牛羊豕等美味，是规格最高的宴席。可见，在战国时期，庆功宴上是以上功、次功和无功来安排座位和饮食规格的。
后来，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古先帝王伯有天下，战胜于外，班师校功，集众于中军之门。上功赐以金璋紫绶，锡以锦彩，衣以缯帛，坐以重裀，享以太牢，饮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赐纹绫，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大将军捧赐，偏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奋不顾身，功超百万，斩元戎之首，搴大将之旗，功高于众，故赏上赏，子孙后嗣长称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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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10《礼仪五》，第137页。
②《隋书》卷10《礼仪五》，第137页。
③《旧唐书》卷45《舆服》，第1932页。
④《通典》卷64《嘉礼九》，第1795页。
⑤《全唐文》卷476崔损《饮至赋》，第4860-4861页。
⑥《吴子兵法》卷下《励士第六》，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第59-60页。
次功赏以银璋朱绶，纹绫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父母妻子赠以缯帛，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酗酒。偏将军捧赐，子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勇冠三军，功经百战，斩骁雄之首，搴虎豹之旗，功出于人，赐以次赏，子孙后嗣长为勋给之家。'父母妻子皆受荣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
下功赏以布帛之衣，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酝酒，父母妻子立而无赏，坐而无席。子将军捧赐，卒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戮力行间，劬劳岁月，虽无搴旗斩将，实以跋涉疆场，赐以下赏，子孙后嗣无所庇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众士咸知。
令毕，命上功起再拜大将军，让曰：‘某乙等忝列王臣，敢不尽节，有愧无功，叨受上赏。’大将军避席曰：‘某乙等不德，谬居师长，赖尔之功，枭悬凶逆，盛绩美事，某乙等无专善。'退而复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无谋无勇，遵师长之命，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身受殊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复坐。
夫如是励之，一会，则乡勉党，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二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三会，则行路相勉，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邻无敌国，邑无坚城，何患乎不勉哉！”①
李荃所记虽托名为古，但其实不难看出唐代饮至的痕迹。参加这场盛大庆功宴的不仅有军人，还有其家人。在宴会上，上功、次功、无功在赏赐的规格、宴会的席位和食物的档次上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不仅如此，其家人享受的宴饮待遇也与将士们的军功等级挂勾，呈现出巨大的层差性，此其一。
其二，饮至宴与一般的宴会相比，有一些特定的宴饮仪式，如赐赏、布功和回礼。这些仪式会根据军功高下，按顺序依次进行。比如在赐赏这一环节上，上功者由大将军亲自赏赐，偏将军亲自奉酒；次功者则由偏将军捧赐，子将军捧觞；下功者唯令子将军捧赐，卒捧觞。而在回礼环节，也是先由上功者向大将军回礼，再由次功向上功，下功向次功逐一回礼。只有在布功环节，一视同仁，都由大将军亲自向众人宣布有功者的功劳大小和赏赐规格。这些仪式不仅体现了对有功之士的敬重，更强调了功劳之间的差异，有利于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在军中形成崇尚军功，争立军功的良好竞争氛围。更有甚者，通过让家属参加如此盛大的庆功宴，将士们的英勇事迹也就一传十，十传百，在乡邻里党间传播开来，最终在社会上形成"行路相勉，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的爱军尚武之风。因此，笔者认为，在一支军队的文化建设中，提倡崇尚荣誉固然很重要，但授予荣誉的仪式更重要，唯有通过一定的仪式，荣誉感才能得以具象化，进而影响和激励更多的将士为个人荣誉，集体荣誉而战。对于这一点，在重视礼制与仪式规范的中国古代，显然古人的认识比我们到位得多了。
其三，饮至宴还体现了强烈的宗法血缘色彩。这集中体现在“父母妻子”不仅能参与饮至宴，皆受重赏，而且军功的惠及者还延及“子孙后嗣”。事实上，在唐军赏功时，有所谓“赏延”和“折给赐物”一说，“顷叙功劳，累增勋级，上柱国外，许及周亲，是谓赏延，载荣宗族，回充赐物，匪厚朝恩。"②也就是说，唐军因战功而累积的勋级是可以惠及亲属的，这就叫做“赏延”。如果没有周亲，将士的勋劳累积到最高级别的勋官上柱国后，还有余勋者，可用勋折换赐物，即为“折给赐物”。虽然天宝三载（744），唐玄宗下令“上柱国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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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白阴经》卷2《人谋下•励士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472-473页。
②《唐会要》卷81《用荫》，第1499页。
余勋，无周亲，折给赐物宜停，仍永为常式”①，但因战功而授其子以官位，或授其祖父母、父母以虚衔、致仕官待遇，在唐代是十分常见的，比如开元十五年（727）闰九月，负责抵御吐蕃的唐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㚟丧败，河、陇震骇。随即，朝廷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使，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力挽危局。开元十七年（729），信安王祎攻占吐蕃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自是河、陇诸军得以游弈自如，拓地千余里。玄宗闻之大悦，在石堡城新置振武军，并赐宴朔方军将士，“因其凯旋，聊加宴乐，各宜坐食，相与尽欢。其军将以下官赏，别有处分。信安郡王祎，与一子官。”②开元二十三年（739），幽州节度张守珪因讨契丹之功进京献捷，唐玄宗不仅为其行饮至之礼，同样“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③再比如，宪宪平淮西李希烈后，“锡宴以劳旋，……都统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刘玄佐，宜与子孙一人五品正员官。节度使检校右个射李澄、检校兵部尚书曲环、检校户部尚书李皋、兼御史大夫樊泽等，并与子孙一人七品正员官。都防御使、工部尚书贾勃、都团练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卢玄卿、兼御史大夫张建封等，并与子孙一人八品正员官。检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检校司空平章事李纳、检校左仆射平章事韩混、检校工部尚书田绪，……与子孙一人八品正员官。"④
（二）宴饮乐舞
南北朝时期，前秦符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⑤可见，饮至礼上一般还会有乐舞表演。庆功宴上的乐舞不同于一般宫廷乐舞之柔靡奢华，多鼓乐而少丝竹之声，正所谓“享宴将士，以激励于众，酒酣，使拔剑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气。丝竹哀怨之声不可奏，使人凄怆，损锐气，挫壮心，则难胜敌。”⑥
据《太白阴经》记载：唐军“随廷乐例：大鼓、杖鼓、腰鼓、舞剑、浑脱、角抵、笛、拍板、破阵乐、投石、拔拒、蹙鞠"。⑦其记载看似颇为零乱，实际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宴会上使用的乐器。主要有大鼓、杖鼓、腰鼓、笛、拍板等五种，其中大鼓、杖鼓、腰鼓、拍板等属于打击乐，笛子属于吹奏乐，所以军乐又可以叫做鼓吹乐。唐乐好鼓，“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⑧所以在庆功宴上使用的乐器中，以鼓的数量和形式最多。其中"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⑨足见当时西域胡乐对唐乐之影响。而杖鼓者，即两头用杖击打的鼓。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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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81《用荫》，第1499页。
②《唐大诏令集》卷80，玄宗《宴朔方将士敕》，第459页。
③《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5页。
④《唐大诏令集》卷80，宪宗《平淮西后宴赏诸军将士放归本道诏》，第459页。
⑤《晋书》卷113《荷坚上》，第2893页。
⑥《通典》卷152《兵五•声感人》，第3891页。
⑦ 《太白阴经》卷5《预备•宴设音乐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562-563页。
⑧《旧唐书》卷29《音乐二》，第1059-1060页。
⑨《旧唐书》卷29《音乐二》，第1079页。
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①而唐之“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②可知，唐代的杖鼓和羯鼓都是可以两头敲击的鼓，所不同者，杖鼓敲击用杖，羯鼓用手而已。而且，唐代鼓乐往往还可以单独成曲，独立表演，唐明皇和名臣宋璟都是此中高手。到宋代，随着尚武风气的丧失，鼓的演奏也逐渐退化为仅仅是敲击节奏以合乐曲，很少再有技艺高超的独奏了。除了各式各样的鼓，在唐代打击乐中还有拍板。拍板，也称檀板、绰板。用坚木数片，以绳串联，用以击节。据《通典》记载：“拍板，长阔如手，重十余枚，以韦连之，击以代拧。”杜佑自注曰：“抃，擎其节也。情发于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声以节舞，龟兹伎人弹指为歌舞之节，亦抃之意也。”③
二是宴会上表演的乐舞，主要有舞剑、浑脱和破阵乐。其中剑舞是自古流行于军中的乐舞，唐代公孙大娘之剑舞名动天下，但若与军人饮至兴起，拔剑而舞相比，则少了一份快意与豪气。《破陈乐》最早是军中自创之乐，"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④、并让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卅南、褚亮、魏徽等制歌辞，以歌唱之。贞观七年，唐太宗又把它改编成舞蹈，“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⑤舞成之日，“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由此看来，这是一种观后让人十分振奋的乐舞，自是常在一些重要场合表演。唐高宗即位之初，不忍观之，乃不奏此乐近三十年。后来，应韦万石之请，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⑨从中，我们几乎能够想像出《破阵乐》的激烈程度，此乐舞从音乐到舞蹈都肯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场厮杀，所以尽管高宗不喜此乐舞，但观后也不能不对父辈创业之艰辛感同身受，遂一度恢复此乐舞之表演。但武则天代唐，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因此，在此后的唐代饮至礼上恐怕是很难再看到《破阵乐》的身影了。实际上，除《破阵乐》外，立部伎八部乐中《安乐》和《大定乐》都与军事胜利有关，其中《安乐》是后周武帝平齐所作，而《大定乐》是太宗征高丽时所作，其时“帝将伐高丽，燕洛阳城门，观屯营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势，名曰《一戎大定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弦同轨乐。’象高丽平而天下大定也。及辽东平，行军大总管李勤作《夷来宾》之曲以献。”⑦可见，不管是《大定乐》，还是李勤所献的《夷来宾》曲，都可能在战后的饮至礼上作为宴乐表演。
李荃最后提到的“浑脱”原指北方民族中流行的以整张动物皮制成的革囊或皮袋，后指从唐代开始用小动物的整张皮革制成的囊形帽子，如唐初“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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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沈括著，张富祥译注：《梦溪笑谈》卷5《乐律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7页。
②《旧唐书》卷29《音乐二》，第1079页。
③《通典》卷144《乐四》，第3680-3681页。
④ 《新唐书》卷21《礼乐十一》，第308页。
⑤《旧唐书》卷28《音乐一》，第1046页。
⑥《新唐书》卷21《礼乐十一》，第310页。
⑦《新唐书》卷21《礼乐十一》，第311页。
浑脱彪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①李荃在这里指提到的“浑脱”则指的是一种与战争有关的舞蹈《浑脱舞》。此舞起于北周，由龟兹传入中原。唐代武后、中宗时为最盛行，不但都市相率为之，宫廷中亦舞《浑脱》。史载中宗景龙年间，宴请近臣，众臣纷纷自献歌舞，时“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为《黄鏖舞》，给事中李行言歌《贺车西河曲》，……而（郭）山恽奏：‘我所习，惟知诵诗。’乃诵《鹿鸣》、《蟋蟀》二篇，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近规讽，止之。帝嘉其直，下诏褒咨，赐服一称。”②可见，山恽不是不会歌舞，而是认为这些乐舞皆不符合礼制要求，才故意以《诗经》相规讽的。那么，山恽为什么认为《浑脱舞》不合礼制呢？据宋人陈旸《乐书》记载：
“唐天后末年，剑器入浑脱，始为犯声，剑器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不可以训，非中正之雅也。中宗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君子鄙之。神龙初，吕元泰尝谏曰：‘比见都市坊邑相率为浑脱，骏马胡服名为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其后睿宗入靖内难，韦族诛废，此其应也。”③
从中可见，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浑脱》和《剑器》二乐舞已经交糅在一起，故李白《草书歌行》中称赞怀素和尚草书了得时，就用了“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④之句，意思是怀素对草书的领悟源自其天生的才能，根本无非像张旭一样，需要通过观看公孙大娘的“浑脱剑舞”才能有所启发。故当时军中有舞浑脱舞的习俗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从吕元泰之言中可以看到，当浑脱舞作群舞时有“军阵之势”、“战争之象”，所以在庆功宴上若是群舞此舞，也是颇为壮观而切题的。山恽、吕元泰之流之所以反对此舞，不是反对在军中舞此舞，而是反对天子喜爱此舞，道理很简单，因为此乃胡舞，非宫廷雅正之乐也。
三是宴会上的娱乐性游戏活动，如角抵、投石、拔拒、蹙鞠等。角抵是从先秦以来就十分流行的一种两人角力游戏。《礼记•月令》中说：“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讲武，习射御，角力。”可见在先秦时期，角力是冬季讲武练兵的一项训练内容。至秦汉时，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表演成分的娱乐性游戏活动。到唐代，这种两人角力的游戏已经盛及朝野，并且演变出“角抵戏”和“角力戏”两种相近而又不同的游戏形式。据宋人陈肠的记载，角抵戏“角者，角其伎也，两两相当，角及伎艺射御也，盖杂伎之抱称云。或曰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载牛角而相抵，汉造此戏，岂其遗象邪？”由于表演“角抵戏”时一般要先化妆，所以其表演性较浓，也主要流行于民间。而“角力戏，壮士裸裎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既毕，左右军雷大鼓而引之，岂亦古者习武之变欤？”⑤可见，“角力戏”的竞技性更重，在军中流行的当主要是这种形式。但不管是角抵戏，还是角力戏，当时都深受唐人的喜爱，经常出现在皇廷、官府、军队和民间集会等场合中，唐代的许多皇帝都是此类游戏的爱好者。如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崩，二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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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34《五行一》，第581页。
②《新唐书》卷109《郭山恽传》，第3277页。
③（宋）陈旸：《乐书》卷184《俗部•舞》，光绪丙子刊印版；钦定四库全书版。
④《全唐诗》卷167李白《草书歌行》，第1731页。
⑤《乐书》卷186《俗部•杂乐》。
刚即位的穆宗就“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①故在庆功宴上的娱乐性游戏也是以角抵为主的。与角抵一样，投石，拔拒最初也是古代军中的训练项目，战国时期，秦将王翦率兵六十万击楚，却坚守不战，“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②可见，投石即投掷石块的习武活动，类似于今天军队中的投弹训练。而关于“拔拒”，有人认为是一种跳越障碍训练，也有人提出是比腕力的游戏，或两者皆不是，因为唐玄宗曾经御制《观拔河俗戏》一诗，在序文中，他提到：“俗传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其诗曰：“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噪齐山岌嶪，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③可见，唐代“拔拒”当是今天在军中仍然十分流行的拔河游戏，而且在当时它还是一种乞求年丰的仪式，故在民间，此戏也十分盛行。蹙鞠，即“蹴鞠”，本身也是始于军中，“蹋鞠之戏，盖古兵势也。汉兵家有蹵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铭曰：贠鞠方墙，放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踢鞠，亦其事也。蹩球盖始于唐，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否，岂亦楚鞠之变欤”④可见，这些在唐代十分流行的娱乐性游戏最早都与军事训练有关，故在庆功宴上用它们来活跃气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宴会饮食
既然是庆功宴，那么宴会上的饮食到底有哪些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李荃在《太白阴经》中，以一军12500人的标准，记载的唐代出师宴情况：
“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
羊，一口分为二十节，六百二十五口。
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万五千斤。
白米，一人五合，六十二石五斗。
薄饼，一人两个，二万五千个。每一斗面作二十个，计面一百二十五石。
馒头，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用面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蒸饼，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一百枚。
散子，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面二十五石。每面一斗，使油二十二斤。
饆饠，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八十个，面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餻羮，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菜，一人五两，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两。（此数不符，当云三千九百斤零一两）
羊头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
酱羊猪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
盐，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
酱，一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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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76页。
②《通典》卷155《兵八》，第3970页。
③（唐）张说：《张燕公集》卷2《杂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页。④《乐书》卷186《俗部•杂乐》。
醋，一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
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
姜，一人一两，七十八斤零二两。
葱，三人一两，二百九十六斤零六两。（此数不符，当云二百六十斤。）”①
李荃在书中提到的宴会饮食物品共有十九种之多，可以分为酒、肉、主食、小吃、菜和作料等六大类。如果我们对每个士兵的酒、肉、主食等份额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唐代的军宴还是很阔绰的。当然，在对这一系列数据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唐代度量衡的情况稍做了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
“开元九年敕格：……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粒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诸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②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知道唐代的体积单位主要包括龠、合、升、斗、斛，它们之间的大致换算关系为：1斛=10斗=100升=1000合=10000 龠。重量单位则有铢、两、大两、斤，其换算关系为：1斤=16两=384 铢。所谓大者，是以3为倍数，即3尺为一大尺，3斗为一大斗，3两为一大两。另“天宝九载二月十四日敕：自今以后，皆以三斤四两为斗。”③故可知斗与斤的换算关系为1斗=三斤四两=3.25斤=52两。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唐代的庆功宴上，一个士兵可以得到的酒肉、主食等的份额是多少。首先，酒是一人二升，按唐制，十升为一斗，故二升即0.2斗，又一斗等于3.25斤，故每个士兵能获得的酒赐为唐制的0.65斤，合10.4两，相当于今天的一斤左右。肉类主要有牛肉、羊肉，其中牛肉每人二斤，约相当于今天的三斤多。一口羊分成二十节，每人一节。成年羊的体重一般在100-150斤之间，按一口羊125斤计算，一人可分得羊6.25 斤。主食主要是米饭、薄饼、馒头一类。其中白米是一人五合，即0.05斗，合2.6两，大致与今天一个成年人一顿的饭量相当。但是若再加上“薄饼，一人两个”，“馒头，一人一枚”，其量还是很可观的。因为根据李荃的记载，一斗面做薄饼可做20个，若做馒头则为30个，蒸饼100个，散子30个，饆饠80个，可见薄饼不“薄”。一个薄饼相当于0.05斗，即五合，2.6两。而一个馒头重0.033斗，相当于1.73两。更何况馒头是一人一枚，而薄饼还是一人两个，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光主食就有9.53两，接近现在的1斤了。
再下来，还有蒸饼、散子、饆饠等各种小吃点心。蒸饼是与饼、胡饼、汤饼并列的一种小吃，据《事物纪原》记载：“蒸饼，秦汉逮今世所食。初有饼、胡饼、蒸饼、汤饼之四品，惟蒸饼至晋，何曾所食非作十字拆，则不下箸，方一见于此，以是推之，当出自汉魏以来也。”④何曾所食的这种蒸出十字裂纹的蒸饼，实际上是经过发酵后，整出来很酥软适口的“开花馒头”。十六国后赵石虎“好食蒸饼，常以乾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圻裂方食”⑤这种夹人果肉的蒸饼，实际上已是“包子”的雏形。“散子”即“馓子”，是一种以面搓条成束而扭成环状的油炸面食品，干吃的时候脆香可口，泡了糖茶后，即“馓子茶”，口感绵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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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白阴经》卷5《预备•宴设音乐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562-563页。
②《唐会要》卷66《太府寺》，第1154页。
③《唐会要》卷66《太府寺》，第1154页。
④《事物纪原》卷9《农业陶渔部四十五》，第471页。
⑤《太平御览》卷860《饮食部十八》，第3819页。
在唐宋的茶肆里，馓子茶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小吃，如据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在杭州茶肆中“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①。不仅在茶肆中十分常见，而且“馓子茶"还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夜宵和早点，"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间担架子卖茶馓子慈茶始过。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早间卖前二陈汤饭了，提瓶点茶，饭前有卖馓子、小蒸糕。”②而“饆饠”则是由西域传入的一种包有馅的面制点心。据《酉阳杂俎续集》卷1记载：“明经因访邻房乡曲五六人，……邀入长兴里饆饠店常所过处，……与客食饆饠计十二斤。”可见唐代长安城的长兴里就开有专门的饆饠店，是人们招待客人时喜欢选择的交际场所之一。当时比较高档的饆饠有蟹黄饆饠、樱桃饆饠、天花饆饠等③。《太平广记》卷234“御厨”条引《卢氏杂说》记：“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从事。”可见，饆饠也是皇家赐食的常见食品。在唐代的军宴上，每个士兵都可以得到蒸饼一枚，散子一枚，饆饠一枚，此外还有用糯米制作的羹，一人三合，四项加起来也接近今天的半斤了。
接下来，在李荃的记载中还有菜和汤，其中菜是一人五两，汤有羊头蹄、酱羊猪肝四汤等。此外，还有各种常见的作料，如盐、酱、醋、花椒、姜、葱等。可见，唐代军宴的食品实在很丰富，由于面向全军开宴，故大飨三军还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不可能每次获胜就大开饮至宴，也只可能是最重大的胜利才行之而已。大多数时候，军队获胜凯旋，天子还是以宴请军队高级将领为主。如唐高宗时，裴行俭计取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等部后，"帝亲劳宴，……即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④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河西、陇右节度王君㚟因大破吐蕃，“上又尝于广达楼引君奂及妻夏氏设宴，赐以金帛。夏氏亦有战功，故特赏之，封为武威郡夫人。”⑤这类的宴请虽也与凯旋庆功有关，但就不属于饮至的范畴了。
另外，从统计的份额来看，这些饮食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成年人一顿饭的正常食量，这些饮食很可能除了在宴会当天食用外，也是一种可以允许士兵带走的赐食。
三、策勋与赏赐
“师还而论功者，所以赏用命，示激劝也”⑥，故历代皆十分重视凯旋后的论功行赏一节。因此，在庆功宴上，赐宴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也最让将士们期待的当属赏赐和策勋了，否则就只能叫“大飨军”。比如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率征辽时，在正式出兵前，“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九月班师，十一月车驾至幽州，“十一月癸酉，大飨军于幽州。”⑦
事实上，在周礼中，天子赏赐与策勋还有十分正式盛大的礼仪。如据《左传•僖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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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吴自牧：《梦梁录》卷16《茶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第139页。
②《梦梁录》卷13《夜市》、《诸色杂卖》，第115-117页。
③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饆饠，珍美可尚。”宋高似孙《蟹略》卷3也记：“蟹饆饠：岭表绿异云，以蟹黄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饆饠，美可尚”。唐段成式《西阳杂俎》卷7《酒食》：“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中记有“天花饆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