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癸未，以摄左羽林军陇右防御使薛讷，为右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封河东郡开国公，赐物三百段，银五百两，钱三万贯，赏功也。以陇右防御副使、云麾将军、左羽林军将军、介休县公郭知运，进阶冠军，进封太原郡公，仍兼临洮军使，赐物三百匹，钱三十万，银四百两。左武卫将军清凉县侯白道恭，进封清凉县公，赐物二百匹，钱二十万，银二百两。以右威卫将军杜宾客为灵州刺史充丰安军使，封建平县开国男，赐物二百段，银二百两，钱二十万。右监门卫将军临洮军使安思顺为洮州刺史，充莫门使，赐物二百段，银三百两，钱五十万。右咸卫郎将杨楚客为右领军卫中郎，赐物二百段，钱十万，银二百两，并赏破吐蕃之功也。”⑦
开元九年（721），朔方大总管王、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等大败叛胡康待宾，玄宗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长安西市，然后大赐诸将：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清凉县开国男王睦，进封清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兼与一子官，赐物五百匹。天兴军节度大使、右羽林军将军、检校并州长史、摄御史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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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93《李靖传》，第3074页。
②《新唐书》卷93《李勤传》，第3079页。
③《唐会要》卷86《奴婢》，第1569页。
④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显庆〇五六《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266页。
⑤《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3281-3282页。
⑥《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第二》。
⑦ 《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第二》。由于薛讷卒于开元八年（720），不可能在开元九年（721）受封，因此，很显然《册府元龟》的作者错把不是发生在开元九年的破吐蕃之战与开元九年王暧、郭知运败叛胡康待宾之战记在了一起。对照其中提到的将领名字和衔职，笔者根据《全唐文》卷26《命薛讷等讨吐蕃诏》和《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二年八月条和十月条，判断这里提到的“破吐蕃之功”即发生于开元二年（714）八至十月间的武街之战。
国公张说，与一子官，赐物一百匹。天兴军蕃汉讨击使、特进史献，与一子官，赐物二百五十匹，赏平胡之勋也。”①
开元二十三年（739），幽州节度张守珪因讨契丹之功进京献捷，唐玄宗不仅为其举行饮至礼，而且同样“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②
可见当时对将领的赏赐在初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赐钱银、金银器物等内容，这与当时对士兵的赏赐中出现赐钱的做法是相一致的。玄宗朝对将领的军功赏赐如此丰厚，再加上凭军功入朝为相的惯例，这一切更激起边将以武邀功固宠之心，“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③
安史之乱后，对将领的实物赐更加丰富，在《太白阴经》中，李荃对肃代时期的情况做了详细记载：
“赏赐：马鞍辔、金银衔辔二十具、锦一百疋，维紫袄子、衫具、带鱼袋五十副，色罗三百疋，妇人锦绣夹檄衣、帔袍二十副、绯紫纳绫二百疋，彩色绫一百疋。银器二百事，银壶瓶五十事，帐设锦褥一十领，紫绫褥二十领，食桌四十张，食器一千事、酒樽杓一十副，长幕二十条，锦帐十所，白毡一百事，床套二十条、鸱袋绣塾一百口。”④
从内容上，这些物品显然是给予将领的赏赐。可知，当时赏赐的各种物品主要包括马匹装具、丝锦布料、衣袄服装、银器酒具以及坐卧用品等。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实物赏赐相比，唐中后期的赏赐不再是高级官员服色的衣袍，而是一些华丽而实用的衣饰，布料，生活用具等，更有意思的是在诸多赏赐物品中，还有“妇人锦绣夹禅衣妇、帔袍”等物，显然是赏赐给将领家属的物品，这说明了唐前期与唐后期的一个区别，唐前期的赏赐是真正的犒军，物品送至军营，故不可能考虑到给家属的赏赐，而唐后期的赏赐带有极大的安抚性质，一般都是送到节度使所在的辖区，除节度使外，军中将士也有一些家属随军，故自然会在赏赐中对家属给予一定考虑。
当然，这样的赏赐是需要财力支持的，至晚唐昭宗时国力衰败，赏无可赏，乾宁二年（895），当李克用奉诏讨王行瑜，驻军渭北时，唐昭宗急欲平敌，于是降朱书御札，将魏国夫人陈氏和内妓四人赏给了李克用。⑤ 自此，唐运也就走到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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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第二》。
②《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5页。
③《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
④《太白阴经》卷5《军资篇》，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561页。
⑤ 《新唐书》卷218《沙陀》：“帝诏弟事行瑜，贷茂贞，俾结好。朱诏赐魏国夫人陈氏。陈，襄阳人也，善书，帝所爱，欲急平贼，故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