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隘作为清代的税卡，自然也是互市贸易的场所，尤其是边境关也已有后来海关的性质。清王朝立国后即开始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交往、贸易，故这里有必要对鸦片战争前清代闭关锁国和海关设置的情况作简单介绍。
2.清代闭关政策
所谓“闭关政策”，就是严格限定设关地点，限制中外人员交往，限制中国人出海及侨居，限制外国人来华及活动，同时还对商人贸易和丝、茶等货物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不准制造大船，对船员人数及武器配备等严加限制。虽然不完全封闭海关，但因种种限制，实际上抑制了国人与外界的来往。
清代前期的200年中，实行闭关政策的严厉程度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1644～1684年， 这40年是实行海禁的时期。其中， 前10年因军事用兵统一疆土，虽无海禁诏令，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海上交往。但自顺治十三年 (1656 年)起的30年间，清廷明令，不准片帆入海，违者将予处死，船货没收，地方官因管制不严也予革职治罪。到顺治十八年，又发布“迁海令”，竟强迫东南各省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至50里，不得下海。对于沿边各国来华“随贡贸易”亦严格限制，朝鲜可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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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
次，安南和暹罗须4年一次，缅甸要10年才准一次，还规定必须在京师会同馆进行。
二是1685～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约有70年是实行闭关政策时期。因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郑成功抗清运动失败，清政府始宣布开发海禁，此后两年中曾先后设立四个海关，但仍对国际交往和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其中在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五年(1717～1727年)这10年中，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禁海令，规定不准大陆商船出海前往南洋贸易等，后引起朝野反对，才略有放宽。
三是1757 ～1840年的80年内，为进一步严格执行闭关政策时期。清廷客观上因西方入侵走私鸦片等，但实则是为了维护封建的自然经济，企图抵制资本主义市场冲击，担心西方国家的介入，打破其天下独尊的皇权统治。
除东南沿海外，清代西北方边境关隘的设置与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关系十分密切。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年) 订立的《尼布楚条约》和雍正五年 (1727 年) 订立的《恰克图条约》，除规定中俄间东段、中段边界外，还规定以恰克图 (中国境内称买卖城)为双方互市地点，两国均不收税，并允许俄商队每三年得至北京贸易一次，并免征关税，后来在乾隆二年即1737年以后又停止俄商来京。恰克图互市中规定中俄双方各设市圈，商人前往贸易，必须由正道进入，不得绕道或往他处贸易。并由理蕃院设监视官，对边界贸易进行监督。所有参加贸易的商人，必须先向理蕃院领票，凭票经商。但俄人常有渝约，私课货税，入边劫掠，以致清朝曾多次闭关停市。
清朝和西南的尼泊尔、暹罗、缅甸、安南及东边的朝鲜之间的使节往还，随贡时所携带交换货物的贸易，在京城或边境进行，均不收关税。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年)清廷颁布贸易通商管理章程，对西藏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地区的边境贸易作出了详细规定，并在西藏聂拉木、定结等地设立六处关隘，管理进出境事务，统归江孜、定日两处地方官管辖。
清代边境贸易及边民互市基本上免税，查禁走私和防止偷渡则由地方官员及边防军官负责，但却在稍近内地的交通要道设关以收税，此关称“户关”或“工关”，类似明代的“钞关”，也可统称之“榷关”。《大清汇典》载：“赴安南贸易商民所置之货，由浔州 (广西桂平)、梧州两厂 (即两个户关)收税，龙州隘口 (边境之龙州关)免其征收。”
乾隆至鸦片战争前在全国共设户关32处，分支机构却达400多处，大致分为四类。
(1)沿海关，即康熙时所设的闽、粤、浙、江四海关；
(2)沿河关，如天津关、淮安关、九江关、武昌厂 (关)；
(3)内陆关，如崇文门关、奉天关；
(4)沿边关，如凤凰关 (边关在中江)，还有后来所设之镇南关、腾越关等。
工关设关地点多有变动，主要有临清 (鲁西)、宿迁 (苏北)、芜湖、辰关 (湘西)等近10处。有些地方如芜湖、临清等地还同时设有户、工2关。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1684 ～1685 年)在漳州 (厦门)、广州、宁波、江南(上海)设四处海关，称为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海关之名即始于此。因其归户部管理，所以也习称“户关”。这其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其下还设有总口7处：省城大关、澳门总口、惠州口、潮州口、雷州口、琼州口、高州口，各总口下辖小口70处，遍及整个广东沿海。
管理户、工2关均设“监督”一职，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专任监督由皇帝从各部资深官员中选任，实际多由内务府满族司员派充。掌管粤海关、九江关、崇文门关、凤阳关等12处关。兼任监督由各省督抚或将军、道台担任，但实权仍操于内务府所派官员之手。各关行政直属中央，由内务府和户部领导，与理蕃院、吏部、兵部、刑部等机构亦有密切关系。各监督属员有笔帖式(满语，意为写字人，即书办)、委员、家人、书吏、巡役等。
清代户、工关均以征收货税为主，沿海、沿江诸关则兼收船钞。户关征收百货税均将货物折价，按银两计征。工关征收竹木税，一般征收实物。各关税率大致为3%～6%。虽然正额不高，但因关政腐败，商民纳税往往超过应交的一至数倍，故使商贾“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①。
关税虽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因其最初是建立在闭关政策基础之上的，所以并不体现对外贸易的发展，内地关税额往往大于边境关税收入，使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深受影响。
写到这里，原本是想对中国古代关隘的设置等作一个概括的梳理后就此打住，但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把我国古代海关的历史发展情况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虽然这不在本书涉及范畴，但似乎更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关隘历史意义的认识，所以也就不顾添足之嫌了。
3.中国海关回眸
我国古代边境关隘虽然是今天海关的滥觞，但沿海而设海关的历史却也很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齐、吴、越等诸侯国在其沿海的港口城镇，就已经开始与日本、朝鲜、菲律宾等海外国家发生贸易交往。秦汉时期海上贸易的航线已沿印支半岛远达东非，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虽然分裂动荡，但海上交通贸易却未受影响，海南诸国“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②，以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③，依然频繁。而且，自秦汉至初唐的七八百年间，历代王朝都设关派员监管海运及进出境贸易等，一般由地方官郡太守或州刺史执掌其事。但沿海关卡的名称在唐宋元明四代均以“市舶司”名之，直到清初才对沿海关卡以“海关”二字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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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②《梁书》，卷五四，列传第四十八《海南诸国传》，“诸夷”条。
③ 《宋书》，卷九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传》。
唐代国力强盛，造船和航海业颇为发达，已可造长达20多丈乘坐数百人的千吨级海船。来自海外的使节、商人、僧侣、留学生等络绎不绝，海上贸易和外事交往逐渐超过了陆路往来。于是，唐玄宗即位 (712年)后，就开始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以监理进出境海事。到宋元两代400年间，也因指南针的使用，造船业更趋发达，海上贸易交往久盛不衰，市舶司的设置也相沿如前。我国沿海在北宋时的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 (今青岛市西南)、秀州 (今上海)，以及南宋时的温州、江阴、澉浦 (今浙江海盐)，元代的庆元 (今宁波)等地都先后设过市舶司，以管理海上贸易交往。但到明初，以倭寇掳掠沿海、“海疆不靖”为由，开始实行海禁，永乐时一度放宽限制，但随后又至严厉，市舶司时有裁撤，港口关卡废置亦多，且仅限于对入贡船舶和随贡交易的准入管理，使正常的海外和民间贸易大为受挫，无法开展。
到了清代，虽有所谓“康乾之盛”，但却视海域为畏途，不仅实行海禁，还闭关以自守，面对磨刀霍霍的西方列强竟关起门来。康熙时还严禁打造500石 (约50吨)以上船只，违者将发送边卫充军。除禁止中外买卖船舶外，还不准商船携带防御武器，以致商人畏惧海盗而不敢出海。
明清两代的海禁和闭关政策，使我国曾居于世界前列的经济地位日趋衰落。当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我海关炮台时，多少英烈的鲜血也无法挽回败局了。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标志就是海关的陷落，国门难守，终致主权丧失。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大清国海关尽为洋人把持，关税当然不能自主，条约上竟明文写着：“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① 中国政府要变更税则却要得到外国官员的批准，国家岂能无祸？以致鸦片大量进口，贩毒公然“合法”，洋货充斥码头，土货廉价滞销。外贸畸形增长，长期巨额入超，造成金银外流，每年损失达数亿美元，使我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备受摧残，难以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他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他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②。
更有甚者，在西方列强把持下的半殖民地海关不仅国人难以插手，竟还包揽了许多其他侵害我国主权的事务，比如操办邮政。我国邮传历史悠久，自春秋以来就和关隘设置相匹配，沿途建立驿站、递铺以传邮。到11世纪宋仁宗时，官员传递公文时便允许附带家信等，明代开始已有办理商务通信和汇款的民信局和侨批局。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便在各通商口岸自设邮局，排挤民信局，甚至利用特权走私偷税。这种邮权旁落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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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见《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591 页。
处于世界正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转折时期的清王朝，为了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稳固，在继承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的同时，虽然没有用长城封闭自己，但却采取了先海禁后闭关的政策，关起门来做着目空一切的自大梦。曾经被视为蛮夷部族的清朝统治者们一旦居于正统，便以天朝自居，竟然也视边境之外的国家民族为蛮夷，在以我为中心的皇权思想支配下，他们对域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马克思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这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 所以，清王朝闭关锁国便也不足为奇了。当然，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之所以中国社会的前进受到严重阻碍，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极大挫折，其中封闭保守、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应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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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