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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史记》， 卷五， 本纪第五《秦本纪》。
④ 《史记》，卷一二九，列传第六十九《货殖列传》。
择。秦始皇二十七年 (前220年)，在统一天下的第二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就“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可知其巡视地区当为秦长城怀抱之地，即今甘肃定西、庆阳、平凉和天水地区，而其所经道路之上就已经北有萧关、南有陇关了。
(三)堑山修直道 车骑走山巅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除筑城御边外，还为加强内部统治大修驰道，以巡视郡县，“车同轨”即是缘于此，是对车驾的统一规定。与修筑长城相配套，秦代还在甘肃境内开辟了北去朝那、萧关、固原的“回中道”和西逾陇山经今秦安县、陇西县、渭源县、直抵当时的陇西郡治狄道 (今临洮县)的“陇西道”。同时为防御匈奴南犯，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212年)又命大将蒙恬从九原 (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向南修筑一条直道，堑山堙谷，直抵云阳。作为当时的国防大道，这些道路沿途多置关隘，这里有必要对其在甘肃境内的路段和所设关隘作一个简要介绍。 秦直道的基本走向在司马迁的《史记•蒙恬列传》中写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田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马迁在这里介绍了秦直道的起止和总里程。遗憾的是他没有记述直道沿线所经郡县和具体走向，这给后人寻觅当年遗迹留下许多疑难。
著名史地学者史念海先生认为秦直道的走向是：“由陕西淳化县北凉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起，经子午岭主脉北行，到定边县南，转向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东胜市，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①
据《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载，秦直道“是由咸阳通往北境阴山间最为捷近的道路。直道于甘泉山南侧林光宫 (汉甘泉宫)起，沿子午岭山巅北行，经今陕西淳化县鬼门口、旬邑县石门关，黄陵县艾蒿店、沮源关，折古道岭 (又名蝣蜒岭)北去，经富县槐树庄，张家湾西侧，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志丹县安条林场、侯氏乡等地进入安塞县境；又沿横山南麓并穿越横山入榆林县境，复沿榆溪河侧过毛乌素沙漠入鄂尔多斯草原，再经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西侧、昭君坟东侧渡过黄河，达包头市西。全长700多公里，大体南北相直，故称‘ 直道’”，“直道在行经子午岭的一段，完全沿子午岭山脊行走，遇到河川切断山岭处，下了岭坡旋即上梁，很少在川道中盘桓，设计上别具一格，是名副其实的‘沿脊线’路，是采取‘堑山堙谷’的办法开辟而成”。
子午岭横亘于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吴旗和甘肃的正宁、宁县、合水、华池等县境内，海拔最高处1800米，是秦直道经过的主要地段，据调查在甘肃境内的秦直道约有300多公里。
秦直道在甘泉山梨树掌与秦长城交叉之后，向西北沿子午岭 (此段子午岭为陕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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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第91页。
两省交界线)上的秦长城外侧向西北而去。直道与长城在此交叉，形成了一个防御与进攻巧妙结合的网络，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又经定边、吴旗、华池三县交界处的墩儿梁后，继续向北到达定边县的白马崾岘。华池县境内的秦直道全长百余里，其中与秦长城平行路段长约30公里。秦直道在甘肃境内主要通过庆阳市所辖之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在这四县境内，沿子午岭主峰由东南向西北延伸，与最南段的前马原两女砦和陕西旬邑县石门关段秦直道连接，最北段与陕西定边县白马崾崄乡白涧秦直道相连，全长近300公里。这其间分别在山间垭口建有不少关隘要塞，现有遗迹可寻者尚有石门关、凋灵关 (又作雕岭关)、沮源关(今称兴隆关)等，还有位于华池县元城镇碾子畔村的林沟梁障和吕沟嘴村附近圆山梁上的营盘梁障等。
(四)凿空通丝路 筑塞设两关
秦末汉初由于群雄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北方和西北周边的匈奴势力，匈奴冒顿单于杀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并趁“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①之机，“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重新占据了河南地，并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服楼烦、白羊，北征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等部落，取得了统治权。匈奴控制了战国秦长城至辽东以北的广大地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③，兵力空前强大。
随着匈奴势力的逐步强大，而原来游牧聚居于甘肃河西地区，也曾盛极一时的月氏族便被匈奴接连征伐驱逐，步步西迁。除有一小部分月氏人南越祁连山，与当地羌人逐渐融合，被称为小月氏外，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但月氏人随后又被臣服于匈奴的乌孙击败，迫使其再向西南迁徙，最后过大宛西，越锡尔河至河中地区，“遂都妫水 (今阿姆河)北，为王庭”④。原伊犁河流域遂为乌孙占据。匈奴在汉文帝时已征服统治西域天山南北30多个城邦国家，“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⑤。同时，占据河西的匈奴还与祁连山以南的西羌联合，置汉朝西北边疆于包围之中，成为匈奴据以西向掳掠的“右臂”。匈奴贵族倚仗对西北各部族人民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物资丰厚，势力日盛，对中原王朝的侵略也更甚，甚至威胁到京城长安的安危。处于战乱之后经济恢复期的西汉王室，因无力抗衡，不得不采取财物贿赂及和亲政策，即嫁宗室女与匈奴单于为妻，以求得暂时的安宁。然而，匈奴并不践守盟约，时时南下“牧马”，扰掠不息。
这种局面维持到汉武帝时，为解除匈奴的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刘彻即位后就出于战略考虑和策略需要，决定争取西域各国联盟以孤立匈奴，并隔断其与西羌的联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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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史记》， 卷一一○， 列传第五十《匈奴列传》。
④ 《史记》，卷一二三，列传第六十三《大宛列传》。
⑤ 《汉书》，卷九六上，列传第六十六上《西域传》。
“断匈奴右臂”。于是公开招“募能使者”①，以游说联络曾被匈奴逐出的河西的大月氏等，试图东西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应募出使西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②。张骞历尽艰辛，先后两次被匈奴擒获，面对威逼利诱“持汉节不失”，忠于使命，历时13年，终到月氏。但大月氏新居图安，无意东归复仇，张骞虽结盟未成，却了解到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为汉王朝以后的反击匈奴提供了重要的人文地理和军事资料。
汉武帝元狩四年 (前119年)，张骞又二次出使西域。但他是在汉将卫青、霍去病接连挫败匈奴、完全控制河西、驱匈奴于漠北的胜利形势下，再赴西域的。汉武帝为彻底击溃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肃清其残余，又决定联合与匈奴有隙的乌孙，共击匈奴。然而，因乌孙尚不了解汉朝，联盟亦然未成，但乌孙却愿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倒也不无收获。更重要的是：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历20多年，行程达数万里，亲自考察开通了汉王朝与西方联系交往的陆路通道，即为后来德国史学家巴龙•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所称的“丝绸之路”，为中国与亚洲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故被史家称为“凿空”，其历史功绩是无法估量的。
“丝绸之路”的路线虽历经各代有所变化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其路线基本上是较为清晰可循的。说到古代关隘时，还需提及的是，丝路不但是一条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贡使商旅来往于途的商道，还是一条士卒西进戍边攻伐的军事道路和信使飞骑、驿传通达的邮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过甘肃的这一段，基本上与长城相伴，都是各朝设置关隘的要冲，可以说历代关隘正是卫护这一千年古道的镇守点和加油站。
“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到敦煌长约1800多公里，在甘肃境内的主要通道，统称河陇道，尽管沿途多有歧路分支，但仍可分为南、北、中三条主干道，而北路又分为两支。北路一为从长安出发，沿泾河西北上，越陇山，过宁夏固原萧关、海原，至今白银市平川区的打拉池，再西至陡城渡黄河北上，经景泰直达武威。北路之二是从长安出发后，沿泾河向西，过六盘山向西北，沿祖厉河而下，在靖远虎豹口渡黄河北上至景泰，再达武威；或沿黄河溯流西南行至金城，再北去河西。
南路系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而上至宝鸡，绕过宝鸡至天水间峡谷，沿汧河西北到陇县，再翻越陇山度陇关，达秦安。自秦安西向经甘谷、陇西、渭源，越鸟鼠山到临洮。渡洮河后再向西，经临夏，沿大夏河北上，在永靖炳灵寺附近的凤林关渡黄河，到青海民和、西宁后，再往北渡大通河，经扁都口，越祁连山至张掖。
中路系从长安出发，沿南路至临洮后，北经阿干河谷至兰州，从河口青石关渡黄河至永登，再沿庄浪河谷越乌鞘岭抵武威。
这三条道路越过黄河后，都进入河西走廊，到武威后，西行经永昌、山丹、张掖西北、高台、盐池、临水至酒泉，出嘉峪关，经布隆吉、瓜州 (安西)到敦煌，然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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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六一，列传第三十一《张骞传》。
别经玉门关或阳关进入西域。河西走廊作为必经的“咽喉”之地，被视为黄金路段。
由长安通西域之路初为回中道，后又开辟大震关道和安定郡道，南越大震关(陇关)，北经萧关，均须穿越陇山。另外还有一条辅助线路“南由道”，亦称“安夷关道”，可出安夷关 (今宝鸡西境通关河上)到今清水山门镇，再至上邽 (今天水市)、陇西(今临洮)，这些路均通过武威后，进入河西走廊。其中从令居 (今永登)过乌鞘岭到武威的道路最为险绝，如其阻断，北可由今宁夏灵武越腾格里沙漠至武威，南可由陇西狄道西行经枹罕 (今临夏)入青海，沿祁连山南麓穿扁都口到张掖，再西去。关因路设，这几条路段的重重关隘，皆有驻军防护，以维持其安全通畅。
汉武帝在取得驱逐匈奴的胜利后，随着丝路的开通，“列四郡，据两关”，建立了统治河西的政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作为镇守河西走廊的军镇，逐渐成为东西商贸、文化交流汇聚的通衢州郡。而阳关和玉门关作为据守汉王朝边境的门户，控扼走廊咽喉之冲要，虽后来历代王朝边界西移至西域，乃至西亚，但仍备受呵护。在中华文化的千年积淀中，这两关已经成为标志或象征，其所牵涉的丰富内涵，早已深入历代曲赋诗文，故笔者无须赘言，读者也定会领悟于心的。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丝绸之路甘肃段还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官道和友邦朝奉于东土王朝的贡道。因为其在甘肃境内始终与长城相伴，沿途的各关隘驿站都是由驻军防守的官方接待站点，贡使商贾入境后的旅途安全既有赖于汉军的保护，一路食宿休憩也还得靠关防驿馆的接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又是一条由中原王朝武装卫护的军事要道和驿路。其之所以能延续千年难于断绝，正是由历代中央政府这种相沿不衰的驻防保护举措和对外友好政策的开放态度所决定的。历史证明，每当王朝更替，黩武边疆、仇杀不止时，此路就会阻断。而一旦闭关自守，军旅不振，或关防无守时，就必然是盗匪横行，商旅难行，满目荒凉，一派萧索。
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也对其南北散居的游牧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凝聚作用，异域来客对汉唐王朝人文财富的向往，成为其觊觎中原的诱因。对天朝文明制度的仰慕推崇，也使他们不再轻视中央政府的权威。汉唐王朝成为其学习效仿的样板，对其部族由落后的奴隶制政权向封建制的过渡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道路交通是发展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脉，血脉不张、细弱或梗阻，则必然导致封闭、瘫痪或休克。今日贫困山区的病根大抵如此，“要致富，先修路”，不正是对我们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最好借鉴吗？
(五)栈道通蜀汉 险隘遍陇南
陇南是甘肃境内关隘设置较多的地区之一。陇南关隘的设置虽与长城无关，但却是道路修筑的结果。陇南地接巴蜀，早在秦人居陇牧马时期就和蜀有交往，双方时有攻伐。秦惠文王更元九年 (前316年)秦决定伐蜀，于是大规模开凿蜀道，辟石牛道和褒斜道等，从关中越秦岭西南而下，多在山谷峭壁架木为栈道，故沿途险要多置关隘，其间亦有经今甘肃境内的路段。秦末刘邦与项羽的征战，对蜀道的争夺十分激烈。刘邦为迷惑项羽和雍王章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竟烧绝秦时所筑褒斜栈道，陇南地区遂遗有刘邦所经故道。西汉建都长安后，因粮食运输之需，武帝时又大力凿修褒斜道等。汉末三国争雄，诸葛亮六出祁山，魏蜀交锋于天水至陇南一线，堪称夺路之战。今陇西的文县、武都、成县、西和、礼县和天水、秦安等地都曾留有当年双方据险攻守的关隘遗迹。时魏将邓艾辟阴平道偷渡灭蜀，唐代诗人杜甫经青泥道入蜀，还有北宋修白水路抗金等，都随路依山谷之险，设关隘防守。这一方面是因陇南地区山高谷深，形势险峻，峡谷多为江流水道切割，坡陡沟深；另一方面因山地岩层破碎，多悬崖峭壁，道路修筑不易，故关隘往往易守难攻；同时，也是由其地重要的战略位置所决定的。
陇南自古就是古代氐、羌民族聚居之地，秦汉以来，氐人部族受汉官排抑，流窜于山谷间，“或在上禄，或在汧、陇左右”，东汉末就有氐王阿贵和百顷氐王杨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众，曾随马超反魏。西晋时氐人白马部日盛，其豪酋杨茂搜于元康六年 (296年)以今成县西之仇池山为都建仇池国，尽有武都之地，并“北侵陇西、天水，南侵汉中”，割据政权传五代八主，达76年之久，史称前仇池国。其后仇池政权几度兴亡，中心地区也有所变动，分别称为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自魏晋北朝十六国至隋，氐人割据政权盘踞陇南，前后历五国33 主，存续380多年。究其原因，一是因南北对峙，陇南处于中原王朝的“失控”地带；另外当得益于易守难攻的山川地域形势，而这却为该地区唐宋以来的关隘设置奠定了基础。细究今天遍布陇南地区的明清关隘遗迹，大都可探寻到其早先的历史踪影。时代更移，山河依旧，交通要道总有关隘相依，这些古代遗迹显示出当年此处的险要地位。
(六)屯垦守河湟 羌地多关城
临夏和甘南也是甘肃古代关隘较多的地区，这一带因与青海毗邻，属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故也称为河湟地区。因这里自古就是羌人聚居之地，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平定诸羌，占有其地后，就移民实边，屯垦戍守，开始刻意经营，以囤积粮草，供应当地和河西驻军之需。
羌人起初以畜牧为生，后来也从事农业生产、种植麦类等作物。至东汉时农业生产已相当可观，灌溉沟渠颇成系统。《后汉书•马援传》载，建武十一年 (35 年)马援击破先零羌后上疏刘秀说：“破羌(金城郡属县，今青海民和西北)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汉武帝驱逐匈奴占据河西之后，匈奴贵族不甘于失败，曾策动羌人叛乱，遂被武帝派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平定，并置护羌校尉管理河湟地区羌人事务。但匈奴与羌人同为游牧民族，习俗相近，又都出于对汉王朝强势政权的不满，故屡相勾结联合反汉，起义不断，一时成为羌患。为此，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分出二县，设金城郡以加强对河湟地区羌人的统治。但却因汉羌牧场之争，激起羌变。降羌又联合匈奴等部族不仅“攻城邑，杀长吏”，还大败汉骑兵于浩亹水 (今甘肃大通河)。
神爵元年 (前61年)，汉宣帝派身经百战的老将赵充国往河湟镇压羌人，赵充国审时度势，提出屯田之策十二便，得到朝廷赞同。于是来自淮南、汝南及中原地区的戍卒屯夫，带着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进驻河湟地区。随着土地开发和农耕经济的日益繁盛，羌人原来的牧场和农田备受侵占，被迫退居贫瘠险恶之地。于是民怨沸腾，羌人屡次反叛，屯田不得不告停。而叛羌一旦被镇压，即沦为奴仆，为防其乱，或被征调戍边屯田，或被强行迁徙分散安置于内地。加之汉官将吏一味穷兵黩武，无视羌民生存权益，侵凌压迫，杀戮无度，便激起诸羌一次次的起义反抗。东汉羌族大规模的起义有三次，基本上与汉政权相始终，前后延续60多年，加速了汉王朝的灭亡，同时残酷的镇压战乱也给甘肃尤其是河湟地区带来极大的破坏。
河湟地区自东汉末至魏晋十六国到隋统一中国的400多年间，由于政权更迭，征伐不断，几无宁日。处于掳掠奴役之中的羌人也起义不止，在反叛与镇压的较量中，险关隘口处处为战场。一些汉族官僚和少数民族酋帅“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此起彼伏建立割据政权，称雄一时。而河湟地区就先后被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等政权盘踞，至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445年)又被北魏政权统治。北魏拓跋氏政权本为鲜卑贵族，最初在对待所降服的其他少数部族时，亦能摒弃歧视偏见，采取怀柔政策，在其占领的“新附”区实行“优复”，减免徭役税赋，使当地经济得以恢复，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曾为盛一时。但出于剥削阶级本性，其统治本身就是以军事征服和镇压手段而实施民族和阶级压迫，强夺豪取，加之徭役繁殷，兵役无度，吏治腐败，官员贪婪残暴，视民如草芥，以致反叛不息，义军蜂起。汉、鲜卑、羌、氐、匈奴、敕勒等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反对压迫，也加剧了西北民族之间的融合。虽然大规模的起义多被镇压，但却动摇了北魏政权，使其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东、西分裂，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值得称道的是前代民族起义的历史，使其后的执政者大受震慑，不得不注意调整政治策略，注意缓和民族矛盾，整肃吏治，均田平赋，发展生产，以稳定时局。故而北周渐盛，乘势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为隋的全国一统奠定了基础。
关隘是战争的防御工事，也是各统治政权和反叛起义者争夺的军事要点。基于防守和攻伐的军事需要，两汉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境内的枹罕(临夏)、狄道 (临洮)、金城 (兰州)均为羌人聚居，各统治者一方面修复秦时关津，一方面也根据防守屯垦的战略需要另筑关隘。仅在今临夏境内的黄河沿岸就有凤林关、临津关、积石关等古关隘；还有莲花渡、哈脑渡、大河家渡等古渡口；另有银川驿、长宁驿、接官亭等古驿站。这些关隘成为汉唐以来，边将使节、中外商贾从这里渡过黄河，征戍边疆，出使西域，踏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七)唐蕃有古道 亲伐一路径
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崛起于“世界屋脊”。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尚处于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奴隶制社会。唐贞观二年 (629 年)，弃宗弄赞 (即松赞干布)即位作赞普后，削平内乱，加强王权，历经32世的扩张经营，完成了吞并吐蕃各部的统一大业，势力日盛。① 因仰慕中土文明，松赞干布便遣使向唐朝求嫁公主，未料遭到拒绝，遂发兵攻掠唐藩属吐谷浑和党项境内，达于今甘南青海之交的河曲一带始撤兵。于是，贞观十五年 (641年)，唐不得不嫁宗室女文成公主以和吐蕃，唐蕃结为甥舅之好，亲善维持了20多年。唐王朝为交通吐蕃，便开辟了唐蕃道。从长安越陇山经天水到通渭，再到安定巉口经榆中过兰州，西至永靖过黄河到青海境内。其甘肃境内基本是循丝绸之路中道而行，其重点是开通了经青海至西藏拉萨的路段。这一道路的开辟因系远嫁文成公主，所以当初可谓“友谊之路”。但松赞干布死后，以大相禄东赞家族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便撕毁盟约发动侵略战争。禄东赞亲自率兵北伐吐谷浑，以占领河湟地区，窥伺河陇，唐蕃道遂成吐蕃攻掠唐境的进军之路。
吐谷浑曾是驻牧于河湟地区的部族，在隋末屡为边患，不断寇掠河陇诸地。唐太宗即位后，侵扰愈甚，便于贞观八年 (634 年)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军出战，击败吐谷浑。但吐谷浑又卷土重来，于是太宗决意调集大军征讨，以绝其患。唐战将李靖、侯君集、王道宗、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等分别统率大军及归附的突厥部众，分兵进击，连战皆捷。追吐谷浑王伏允于乌海 (今青海兴海县境)，后逃入大碛中被部下杀死。本来吐谷浑到此就算灭亡了，但太宗却下诏恢复其国，并扶持伏允子顺为西平郡王，未料这个傀儡竟被臣下所杀。于是又立其子诺曷钵继承汗位，还于贞观十三年(639年)把弘化公主嫁给他，于此吐谷浑归服唐朝，便相安无事。
高宗龙朔三年 (663 年)，吐蕃出于对吐谷浑归顺唐朝的不满，便“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国遂败亡。时高宗大怒，于咸亨元年 (670年)派薛仁贵统兵十万伐吐蕃，却被吐蕃大将论钦陵大败于大非川 (今青海湖南)。自此唐蕃关系恶化，吐蕃连年寇边，进犯唐朝今甘肃靠青海一侧的甘、凉、湟、洮诸州郡。
唐蕃战事频繁，双方各有胜负，因唐国力尚盛，吐蕃攻城略地未遂。加之中宗在位期间，又嫁金城公主给吐蕃赞普尺带丹珠，并将黄河九曲之地作为公主陪嫁，让给吐蕃。于是黄河九曲道又开，成为联谊诸蕃的和平通道。然而，好景不长。吐蕃驻牧九曲数年后，又出兵十万余众扰掠临洮、兰州、渭源、渭州等地。玄宗命薛仁贵子陇右防御使、左羽林将军薛讷和太仆少卿王晙抵御，斩吐蕃17 000 人于武阶 (今临洮窑店一带)，又会战于长城堡 (今临洮城北三十里铺)，吐蕃大败，远遁洮河以西。天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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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传》下。
年 (753年)陇右节度使副使兼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悉收黄河九曲之地，置神策军，威震吐蕃，边境局势遂暂趋稳定。
但当唐肃宗至德元年 (756年)唐王朝因安史之乱，调集驻守陇右兵力东去进京平叛之机，吐蕃又乘虚而入，北上东进，占据河陇大部分地区。代宗广德元年 (763 年)，吐蕃尽占陇右，并沿陇山道东进，于同年十月袭破大震关 (今陕西陇县固关镇)，入居长安。经郭子仪等竭力抵抗，吐蕃掳掠15 天后即退兵，屯于原 (今宁夏固原)、会(今靖远)、成 (今成县)、渭 (今平凉)等州。自此盘踞陇山以西，以陇右为根据地，连年进逼关中。同时又回头来进军河西，攻占凉州，连克甘、肃、瓜、沙四州，并向西进占伊州 (今新疆哈密)，从此甘肃全境陷于吐蕃。
唐王朝经安史之乱后，每况愈下，而吐蕃势力却强盛之极，先后占据河陇诸州及北庭万里疆土。在吐蕃长达近百年的占领统治中，由于吐蕃奴隶主贵族疯狂的掠夺和奴役，加之对境内沦为奴隶的50多万唐民实行野蛮的同化政策，迫使更服换装，只准每年元旦着唐衣冠祭拜祖先，故每年此日，唐人皆东向号哭，盼唐军来收复故土。建中元年 (780年)唐使臣韦伦出使吐蕃归途中，见河陇地区唐人“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①。足见民心企盼光复的强烈愿望。
然而，在掠夺和扩张中，吐蕃统治者却因权力分配不均，争斗不休，终于分裂。混乱之中，被奴役的民众纷纷起义，“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②。镇守河陇的吐蕃守将，也为争夺地盘互相攻击，连年混战，生灵涂炭，各族人民便乘其内乱，聚众起义。大中二年 (848年)，沙州张议潮率众收复瓜、沙十一州归唐。第二年陇右民众又举秦 (天水)、原 (固原)、安乐 (环县)三州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峡、木靖、六盘七关归唐，老幼千余人至长安，“解胡服，袭冠带”，欢呼雀跃。③ 宣宗大中十一年 (857 年)，吐蕃首领尚延心以河湟二州降唐，至此，河陇地区才又复为唐所有。
唐初因国力强盛，在河陇驻军兵精将勇，并于险隘要冲设防巡守，对吐蕃的袭扰也常常是以攻为守，使其无隙可乘，保证了边疆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河西陇右经济空前繁荣。胡人安禄山得以入潼关而陷长安，皆因关隘不守。吐蕃也因唐调兵东进，边关只剩老弱残兵，才乘虚而入突破大震关，占据长安。唐由盛而衰与其东西两关的丢失不无关联，这一历史教训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军事防御的失败当为首。
甘肃境内唐代关隘遗迹不多，除去时间和自然原因之外，也和吐蕃长期统治占领有关。吐蕃攻袭唐朝边境，专在夺关掠地，蚕食边境军事据点，一旦得手，便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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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考异》，引自 (唐)沈既济：《建中实录》。
② 刘立千编译：《续藏史鉴》，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1945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大中三年八月乙酉”条。
大肆掳掠财货人畜，焚毁城郭，逼民迁徙。吐蕃每攻陷一地，均无意占守，只事掠夺，他们视农田为牧场，也无意于对耕地的保护和发展，使河陇地区在唐代一度十分繁荣的封建农业经济得到极大的破坏，贵族奴隶主的野蛮统治，对城镇的破坏不言而喻，更不用说再构筑什么关隘了，而史实证明，这种历史的倒退也必然难以长久。
(八)堡寨遍河陇 控扼踞要冲
位于陇中的定西，既是军事要冲，又是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加强边防和保护商道的畅通，有明一代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管理措施。为保持朱氏王朝的长治久安，防御元蒙残余势力的袭扰和地方异族部落的反叛，明太祖朱元璋大肆分封同姓诸王，以慎固边防，屏藩王室。先后于洪武三年 (1370年)、十一年 (1378年)、二十四年 (1391 年) 三次分封其23个儿子为亲王， 各领兵16000人， 辖军3护卫， 食粮万石驻守全国各战略要地。其中甘州的肃王、庆阳的庆王、平凉的韩王和安王、岷州岷王，都是“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① 者。同时，明政府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特设“土司”机构，以管理当地民族事务，并授予其部族头领为朝廷世袭命官，以笼络安抚其势力。各土司分别领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衔，管理土民族群，派驻兵丁把守各关城隘口。
明代与边防守御相适配的军事建置是创建了“卫所”制度，“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②。作为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战略要地设“卫”，次要者则建“所”。每卫以5600人为准，由指挥使统领，辖5个千户所。各千户所为1120人，长官为千户。每千户所领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为112人，长官为百户。“大小联比以成军”③，行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明初曾在定西诸地分别设有临洮卫、巩昌卫、岷州卫，时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所辖。明代仅在定西各县所筑堡寨、烽燧之类的军事设置就至为可观。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陇西有36堡，通渭有30多堡，漳县有2堡，岷县有58堡，安定有42堡，渭源有4堡，临洮有5堡，实际上当不止此数。
洮州 (即临潭旧城)至岷县西北面所修边墙 (长城)开门处名为“暗门”或闇门。岷州就有甘卜他暗门、官塔暗门、恶藏暗门、土桥暗门等。土桥暗门位于今岷县维新乡上磨沟和下磨沟之间，沟两岸山崖陡峭，暗门横跨磨沟，扼据险要，“西连洮堡长城”④，就是一处重要的门户和关隘。据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李振翼先生云，“闇门”之称在洮西地区较普遍，专指边墙口子，包括山口等。长城学研究者李璘先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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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同姓诸王表序》，齐鲁书社，1997年。
②《明史》，卷八九，志第六十五《兵志》一。
③《岷州志》。
④《岷州志》。
“闍”乃“隘”字音转，故“闍门”即“隘口”，不无道理。当然，闇门设置并不仅限于河东诸地，出于军事守御的需要，甘肃境内长城所经城镇和各卫所大都在就近的要害之地筑有闇门，闇门其实就具有关卡的性质。笔者在陇上走访调查中发现，长城沿线的城镇周边称闇门、安门、岸门、隘门的地方不少，应系自明清以来“隘门”称谓所演变，尽管无关津隘口之名，但应是关隘的一种形式。特录此以供参考，并在此书中统一写作“闇门”。
同样，甘肃河西各地也是明代修筑关堡城寨较多的地区。为防御残元蒙古势力的袭扰，切断其有可能与西部诸番联合攻击明朝的通道，朱元璋效法汉武帝列郡建关筑长城的策略，沿边特设“九镇”，驻以重兵，以加强国防，并修筑边墙以长城将各镇连接起来。甘肃镇作为九边重镇之一，有着不同于一般的重要地位。《肃镇志》云，甘肃镇“关乎全陕之动静，系夫云晋之安危。云晋之安危关乎天下之治乱”。明甘肃镇守马文升亦上疏云，如一旦“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①，只有甘肃“守备得安，而贼之出没可以预知、非惟庄浪、甘肃地方保无虞，而中卫、靖远、兰州等处亦不被深入大扰之害也”②。故明孝宗告谕甘肃镇守臣道：“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惟甘肃为最重。祖宗于此屯兵建阃，非但制驭境外之生夷，亦无扶绥境内之熟羌也。”③ 因此，河西成为明统治者重点防卫之地。
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朱元璋封其第十四子朱楧为肃王，封地甘州，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同时也为增强边防守御力量，将原设在固原的陕西行都司移至甘州卫，两年后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史宋晟也移驻甘州，并加封其为西宁侯，敕赐平羌将军印，总兵镇守河西，时辖甘州五卫。明建文元年 (1399 年)削藩，肃王又移驻兰县(今兰州)，但甘州亦辖有12卫和四个守御千户所。永乐年间，在陕西行都司地域设甘肃镇，甘州亦为其驻地。随着残元蒙古势力的西移，河西防务吃紧，于是开始大修墩台、关堡城寨和边墙等。据各地方志记载统计，各卫所所筑城堡隘口等，少者一二十处，多者达五六十处，墩台更多达上百处。《重修肃州新志》载，墩堡使屯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贼寡则本堡之兵，贼多则近堡合力，各大城兵马相机应援。大则可以斩获成功，次则亦可夺获抢掠，不至损失”。《五凉全志》亦称：“营堡之设，重保障也。无事则简恤士卒，有事则授兵登陴，右番左彝，斯编氓安堵，并受其福矣。”据《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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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马文生：《为预防虏患以保重地方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②《永登县志》，卷三，《艺文志》，民国抄本。
③ 《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典》载，在万历前期时甘肃镇“现存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关隘一百四处”①。河西诸地关隘城堡可谓星罗棋布，与长城形成了遥相呼应、互为一体的防御格局，有效地抵御了敌对势力对境内的扰掠，使边患大为减少，保障了河西军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为农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卫护作用。
三、长城巍巍拒羌胡 雄关座座镇河陇
甘肃自周、秦、汉诸王朝立国以来，就是其边疆西界。后来中原王朝的疆域虽曾扩展到今新疆以西，超越现甘肃辖区，但仍视甘肃为边陲重地，这主要是由其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一是长期以来甘肃介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是两大民族和两种文化冲突的接触点，作为国内矛盾较为集中的地区，不设防不足以制止内乱或反叛；二是若甘肃以西的敌对势力东进，除沙漠戈壁的阻隔外，甘肃河西走廊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咽喉地带，其南北两山的屏障地势和别无选择的通道作用，都使其成为一道至关重要的军事防线，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长城的修筑是甘肃关隘建置的一个重要依据，以农耕文化兴起的中原王朝从其得势之初，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游牧民族的征服。这一方面是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的剥削本性使然，土地的多寡就是其财富多少的标志，为了占有更大面积的土地以发展农业经济，其攻城略地的最后目的也全在此；另一方面，因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掠夺已成为其生产生活方式后，保卫土地和家园的自卫反击自然成为中原王朝的唯一选择。百姓和土地相依为命，长城是小农经济的围墙，在中原王朝重农轻牧的传统经济模式和对游牧民族的鄙视中，长城作为人为构筑的疆域界线和边防屏障，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致历代统治者都屡有修筑，设关防守以保境图安。
(一)昭王筑长城 狄道设郡名
秦人之盛，首先得益于其先辈历经100多年的征伐，平定占有陇右昔日西戎诸部之后，作为其后方根据地，陇右富庶的畜牧业为其储备了比关内各诸侯国要充裕得多的军事基础——战马。同时，更重要者是秦人还拥有了各国所难于匹敌的兵源——以尚武为习、攻战著称的强悍戎人。因此，为进一步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西部疆域和其先祖经营的这一方水土，在战国秦昭王时期(前279～前272年)就开始修筑长城，以防范西北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与此同时，还征调戍卒守御边塞，并开展移民实边屯田，广种粮禾，既解边备之需，又积谷以供朝廷军用。这样就打破了原来聚居于陇中地区的羌戎部族以游牧为主的较为单一落后的经济模式，农业的发展，使当时植被葱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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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 卷一三○，《镇戍》。
肥沃，水源充沛的陇中地区不仅“畜牧为天下饶”，农业也日见繁荣。尤其自秦孝公以来，变法图强，陇东、陇西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已成为甘肃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都为其挥师东进、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为区别于后来秦始皇时修筑的长城，通常把秦昭王时期所修的这段长城称作秦战国长城。该长城西起今甘肃临洮，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过宁夏又经镇原、环县、华池进入陕北后达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托克托县黄河对岸，全长约1250公里，在甘肃境内历八县，达800多公里。而为有效地统治和驻军戍守沿线之山隘关口，秦人在设置郡县时，是十分看重当地军事战略地位和山川形势的。陇西郡的设置就是因其郡治狄道 (今临洮)东有巍峨之崆峒山 (今马衔山)可为屏障，西有洮河天堑不易超越，故修筑长城可据险防守羌戎等游牧部族之袭扰，始辟为军事重镇的。
秦统一全国后，其边界又向西北扩展，故甘肃境内以前所修战国长城就多在秦境以内，遂失去了原来的军事防御意义，便日渐废置。加之该段长城多为当地黄土夯筑，大多坍塌倾圮，以致所建关隘难以寻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先后于1984年9～10月和1987年6～9月，对战国秦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据参加调查的蒲朝绂研究员提供的记录和定西市博物馆何钰等先生发表的文章看，一些遗址很可能在当时具有关隘的性质。2006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组织人力对临洮境内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测量，现根据这些材料，将具有关隘性质的遗址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为望儿嘴遗址。这是战国秦长城的起点，在今临洮县城北30里墩南坪，俗称小坡头。其地处洮河东岸高地，东临深沟，北依大碧河，位置高峻险要，唐代曾置长城堡于此，这里当为一处关隘。
二为长城口遗址。在临洮县窑店镇东峪沟东北的长城坡上，有一巨大的豁口，俗名“长城口”。其东有村名关门湾，据清宣统时所修《狄道州续志》载，宋咸平四年(1001 年)张斌曾破契丹兵于此，可知这是在后世还被起用的一处先秦关隘。
三为榜罗镇遗址。长城自窑店进入渭源县关山后南下，由野狐湾进入陇西县，经马儿坪到通渭县榜罗镇，这是一个山间盆地，其西的四落 (罗)坪川乃通向陇西的要道，这里现尚存有三重壕堑遗址，当为扼要冲而设的又一关隘所在。
四为半个城遗址。此遗址位于环县城西25公里的四合岔沟与相沟交汇的舌尖状台地上。台地现存5个城垣，5个城墩，均在长城内侧。在墩台南端有一方形夯土台，每边16米，高6米，当地人叫“敌楼”。在其南面有几座城堡，其中三个墙上有门互通，前端有瓮城，尤其最南的半圆形城址，有8个马面、外有一道壕沟，故名半个城。台地尖端堡子咀上战国瓦片较多，说明早期建筑在堡子咀上，现在城址当为后期在早期遗迹上修葺沿用。长城从半个城顺城西川经张滩滩斜上莫儿山，现山顶之上有一方形城障，障墙外有壕沟，中央的墩台呈下方上圆，基长、宽各12米，高5.4米，是一座典型的城障遗址。在东侧的山坡上有一段长城呈土垄状，扑下山来，站在对岸的河东，看得尤为清楚。早期遗存少见，却有晚期器物，说明此关隘曾在后期被修葺利用。
五为城子岗汉代遗址。此遗址位于环县城北莫儿山山下，南距环县县城15华里。这里是城西川由西向东，城东沟由东向西，环江从遗址东侧由北向南交汇之台地。台地东、西、南三面被山洪冲蚀，遗存面积不大。遗址上现只留北墙数段，连接起来约8米、高约2米、宽5米，东北、西北两角处有墩台，东、西两墙均不见。夯层中有新石器陶片、大量汉代瓦片遍布台地，汉以后的遗物为多，铁器残件也不少，说明汉以后延用时间较长。1987年发掘的汉代铸币场就在台地南端，深埋于地下1.56米处，表明此地有可能即后来环县建城之发端。
六为林沟梁城障。此遗址位于华池县元城乡碾子畔村与陕西省吴起县长官庙乡曾村交界处。该城障呈正方形，四周障墙保存较好，坐东向西，城障形制规整，障墙北、东、南三面较高，西墙稍低。其墙垣高度4～5 米，西墙最低为3.1米，基宽6米，顶部1.3～2米，障内东西33米，南北30米，障内中央有高大的烽墩，呈上小下大的四方体，底边长13米，顶部为3.3米，斜高10米，门向西开。夯层较厚，一般为15～20厘米。遗物有粗细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未见晚期遗物。
当然，秦昭王时期所修长城及沿线所设的关隘远不止这些，但随着后来秦国的强盛，边界的扩大，其军事防御力量的外移，这些关隘便失去了原来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王朝经营西北时，由于和割据政权及反叛势力之间的军事征伐不断，某些设在交通要道、险绝之地的关隘，也还有被后世利用者，前面列举的几处关隘城障遗址之所以能存之今日，也许就得益于后世的修复利用。否则，在交通较为便利和人口相对稠密的陇中、陇东地区，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地震及战乱，尤其是当代大规模平田整地等垦殖活动中，其遗存是很难保留至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