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蒙蕃相会晤 甘肃建行省
蒙古铁骑东征西伐，在凭借武力统一中国的进程中，也不乏采取较为温和方式降服其他民族的策略。蒙古建元前期，在灭夏亡金之后对吐蕃的征服就是一个特例。这就是1247 年在甘肃武威举行的“凉州会晤”。
蒙古灭金后于太宗七年 (1235 年)命“皇子阔端征秦、巩”，招降金朝残余势力。十一月，故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率吐蕃唃厮罗后裔临洮赵阿哥潘等秦、巩二十四州军民降，招抚叠州 (今甘南)吐蕃部落。阔端又攻阶、文二州，入蜀招降当地吐蕃堪陀孟迦等十族。随后，朵思麻 (今甘肃藏区)吐蕃各部相继降蒙。窝阔台遂将西夏故地和河湟吐蕃地区划为阔端的份地。
元太宗窝阔台十二年 (1240 年)，阔端派大将道尔达率军征伐乌斯藏(前后藏)，进至拉萨北部，受到僧人阻抗，蒙古军焚寺杀僧，威震后藏。这时阔端采用政治招降的方式，派部将多达那波持信函去邀请后藏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萨班)，希望他作为吐蕃各教派代表，到凉州商谈归顺事宜，以免生灵涂炭，并应诺让“其管领西方众僧”。而此时，据《西藏王臣记》载，蒙古军已迫使“吐蕃所有木门人家归降；东自工布，西至尼泊尔，南到门域，所有的堡垒都被攻破，按上位皇帝的诏旨，收归在严厉的国法之下，并向大颇章派遣使者”。在败局难挽、抵抗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萨班在其他教主观望之时，便毅然决定赴约与阔端会谈，特派其侄八思巴等先往凉州通报。
1246年8月，萨班以63岁的高龄，跋山涉水历时两年才抵达凉州。次年，萨班与阔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萨班就此草拟《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吐蕃各地僧俗领主，归顺乃大势所趋，符合蒙藏双方利益，并声称藏地现已属蒙古，自己受蒙古委派，为管理西藏之官员，要求各地方势力认清形势，接受凉州会晤的决定，归顺蒙古，“则尔等之地，各处部众原有之官员，仍然加委供职”。萨班的呼吁得到了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响应，于是阔端承认萨迦派为西藏佛教各派之首，特委派萨迦为金字使者、达鲁花赤，前往乌思藏“调查各地官员姓名、部众数字，贡物之量”等，以确立蒙古对西藏的统治。阔端和萨班于1251 年先后在凉州逝世，据说今武威百塔寺遗址之白塔即萨班灵骨塔，现已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西北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汉族政权的较量中，自然就成了天然盟友。为防止大而难制，对自己构成威胁，有史以来，中原统治者一直十分注意对各少数民族的分化瓦解。汉修长城是为“隔绝羌胡”，以防匈奴联系南羌；隋“离强合弱”是为分裂突厥。这种封建统治者狭隘民族政策的推行，只能导致更大的民族分裂。我们这个多民族分布的古老国度，几次大一统王朝的破灭，无一不是因民族问题而起。元以后我国再未出现魏晋或两宋以后那样大的动荡分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西部半壁河山始终较为稳定的民族格局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蒙藏两大民族的携手联合和宗教信仰的趋同，对日渐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统一平等的民族关系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从这一点讲，“凉州会晤”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对于甘肃来说，在元代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甘肃”一名最早见于史册，甘肃行省的建立。元蒙疆域空前辽阔，忽必烈即位后，蒙古四大汗国相继独立发展各据一方，虽然都以元朝皇帝为大汉，但元朝直接的统治区却仅限于漠南各地，即今中国内蒙古阴山以南和新疆天山以东的地区。为管理边疆事务，尤其是西北辖区，忽必烈采纳一些儒生的建议，沿袭宋、金的制度，对政权机构进行了规范。一是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同时还设立枢密院、御使台及若干管理具体事务的机构；二是专设宣政院以管理吐蕃地区的政教事务；三是在地方设置路、府、州、县。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专设中央派出机构，即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枢密院和行御使台。行省权力很大，各辖若干路、府、州、县，各路一般设总管府。各路至县均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也有少数是色目人，以独揽事权。
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年)以后，元代行省建制已基本定型。当时，除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由中书省直接统辖，称腹里外，全国共设置了含有陕西、甘肃的11 个行省，此后终元一代再未改动。
元代甘肃行省的设置，始于中统二年 (1261 年)，初称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此后撤罢，隶中书省，接着又立、又撤、再立，分设行省于甘州 (今张掖)，称甘州行省，后又罢此建置，至元二十三年 (1286)徙西夏中兴行省于甘州，改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其辖区尽有原西夏属地，相当于今甘肃河西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甘肃行省所辖，计有路、直隶州和属州共14处。路一级建置有甘州 (又称张掖郡)、肃州 (又称酒泉郡)、沙州(又称敦煌郡)、亦集乃 (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宁夏府 (今宁夏银川市)、永昌府 (辖西凉州)、兀剌海 (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等七处。直隶州有山丹州、西宁州 (今青海西宁)。此外，还有西凉州、瓜州、灵州 (今宁夏灵武)、鸣沙州 (今中宁县东)及应理州 (今宁夏中卫县)等五属州。
元代甘肃行省与今甘肃的辖区差别很大，据《元史•地理志》所载，现今黄河以东、甘肃中部、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在元代分属陕西等路行中书省，以及宣政院辖属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领河州路和脱思麻路统管。元代属陕西行省建制的州县有巩昌、平凉、庆阳、临洮四府，泾州、庄浪、秦州、宁州、镇原、西和、环州、金州、静宁、兰州、会州、徽州、阶州、成州、定州等15州，灵台、泾川、平凉、崇信、华亭、狄道、渭源、河水、成纪、清水、秦安、真宁、两当等十余县。这些行政区划尽管后来有过局部调整或变动，但在元代统治的上百年中，其基本格局再无大的变动，就此奠定了以后甘肃政区的基本框架。
这些州县的设置，细究其初始选址的立足点，似乎大都与屯兵防守的军事目的有关，也不排除有些城镇就是依据原来的关隘所建，或者是由关隘附近的军镇发展而成的，这是甘肃地区历史上政权并立、战争频繁、州县城镇兴废不已的历史必然，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考证。
(十)骁将驱鞑虏 拒敌筑边墙
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战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关隘作为战争的产物，到元朝末年又成为交战双方构筑和争夺的焦点。洪武元年 (1368年)八月，明大将军徐达攻克大都 (今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然而，元蒙实力却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其在甘肃境内者就有驻军沈儿峪 (在今定西安定区)的扩廓帖木儿(俗名王保保)，驻西凉 (今武威)的失剌罕。这些残余势力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成为对明王朝的极大威胁。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明太祖朱元璋便兵分两路，北伐西征。北伐是出居庸关讨伐北窜蒙古的元顺帝，而西征则是经西安，越陇关以捣定西的扩廓。
洪武二年 (1369年)三月，明军经西安，攻克凤翔。原盘踞关中的李思齐遂逃奔临洮，欲西入吐蕃，而张思道则退守庆阳，企图与扩廓互为声援。徐达会诸将于凤翔，以为“庆阳城险而兵精，猝未易拔也。临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备战斗，物产足佐军储。促以大兵，思齐不走，则束手缚矣。临洮即克，于旁郡何有？”①徐达决定留御使大夫偏将军汤和守营垒辎重，指挥金兴旺、余思明等守凤翔，便率师西进，连克陇州 (今陕西陇县)、秦州 (今天水)、宁远(今武山)，进至巩昌(今陇西)，元守将出降。接着，又分兵两路，一路由冯胜率军攻临洮，一路由顾时、戴德率军攻兰州。大兵压境，李思齐举城投降，兰州也被顾时攻占。
于是，朱元璋即命徐达攻庆阳和宁夏，达乃移师安定州 (今定西)，相继克会州(今会宁)、静宁州 (今静宁)。随后克平凉，又令汤和守泾州 (今泾川)，直抵庆阳，张思道惧走宁夏，为扩廓所执。思道弟张良臣诈降，随即又叛变。徐达乃重兵围庆阳，并遣李茂等率骑兵千人招降隆德、秦安等地未附余党，以扫清外围，孤立庆阳守敌。扩廓欲来援，被冯胜击败。良臣多次突围亦未成功，再求降也遭拒绝，在限于孤立无助中，因“粮饷乏绝，至煮人汁和泥咽之”②，困饿至极，只得开门投降。明军入城后，良臣及其余党200余人被斩首。于是徐、汤还军于京师，留冯胜驻庆阳总制军事。
扩廓见徐达回京，便自甘肃(即甘州、肃州)率步骑数万突袭兰州，并于黄河北岸白塔山东侧 (今王保保城遗址)和东关 (今东岗镇古城坪)筑堡以屯兵。明兰州守将张温坚守待援，城被围经数月而未破，扩廓恐明援军东来，便解围撤兵。然而，扩廓终为西北之患。明廷遂于洪武三年 (1370年)正月，命右丞相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都督冯胜为左右副将军，御使大夫邓愈、汤和为其左右副副将军，北征沙漠。这次出兵仍是两路并进，徐达亲率一部至定西以取扩廓，左右副将军则入沙漠，以追元顺帝，“使彼此自救，不暇应援”③。
1.沈儿峪之战
洪武三年四月初，徐达率军十万西奔至安定州，元守备吕显率众降服。扩廓分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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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二五，列传第十三《徐达传》。
② (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卷九，《略定秦晋》， 中华书局，1977年。
③ (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卷四，《故元遗兵•国榷》， 中华书局，1977年。
万军退守沈儿峪 (今定西市安定区车道岭以南，巉口一带之大涧沟，俗称沈儿谷口)。沈儿峪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水草丰美，又挟交通要道，正可横扼封锁明军之进路。明军进沈儿峪与扩廓隔沟对垒，每日数战，难分胜负。初，明军接连三日昼夜轮番击鼓鸣金以惊扰其兵，待疲惫后劫袭之，致元军大溃。但与此同时，扩廓亦暗使精兵百人间道偷袭明军东南营垒，使明将胡德济惊惶失措，一时大乱。赖徐达亲临指挥，将士奋力拼杀，才稳住战局。次日明军一鼓作气“整兵夺沟殊死战”，又夺其平西寨(今安定区鲁家沟)，遂大败扩廓于沟北乱冢间。擒元剡王、文齐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哈扎儿、虎林赤等官员1865人，吏卒84500余人， 马15280匹， 骆驼驴骡牛羊杂畜数以万计。因胡德济在胜败攸关之机处置失当，徐达念其父胡大海系功臣名将，免死押解京师，而斩其部下指挥将校数人，以整饬军纪。这就是明朝建国初期有名的“沈儿峪之战”。明军虽取得大胜，但却未擒获扩廓。扩廓兵败中偕妻子毛氏数人，仓皇北逃，至黄河得流木而渡，经宁夏逃奔和林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之哈尔和林)。都督沐英一直追到宁夏，无果而还。
明军至此，遂所向无敌。邓愈先后克河州 (今临夏)，降吐蕃诸部，追元豫王“破斩其大将。河州以西、朵甘、乌斯藏诸部悉归附，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①。接着明军又于洪武四年 (1372 年)五月，命宋国公冯胜帅颍川侯傅友德西征至兰州，“友德帅骁骑五千，直趋西凉，败元将失剌罕。追至永昌，又败元岐万王多尔济巴勒于和罗噶口，获其辎重驴马”②，并于当年六月，“冯胜等至甘肃，元将上都鲁帅所部民八千三百余户诣军门降。胜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进至额济纳路，元守将巴额特穆尔亦降”。同时，“友德复引兵至瓜州 (今瓜州、敦煌)，败其兵将，获金银印及牛马而还。于是甘肃悉平”③。
元末明初发生在甘肃的战争，和民族势力割据、王国政权并立时的情况不同，过去那种边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不再发生，以守御防止少数民族的袭扰和平抑内乱为主要特点。这固然是大一统王朝建立后，边防镇守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的结果；同时，也是因消除分裂局面后，社会必然趋于稳定的大势所致。残元力量在明初一度十分强大，因为其掳掠奴役被征服者的野蛮性和制造分裂动乱的客观影响，都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也必定要逐步走向失败。
2.明长城的修筑
为卫护新生的封建王权，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说：“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北部游牧民族势力的发展兴盛，密切关乎着中原王朝的存亡，当其不足于与中原政权抗衡时，零星的骚扰不断，一旦势力相当，就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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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二六，列传第十四《邓愈传》。
②③ 《明通鉴》， 卷四。
庭抗礼之举。终明一代，这一规律都有所体现。朱元璋在汲取其前历代王朝抵御西北异族势力以巩固边防的经验得失时，选择修建长城的对策措施便实属必然，也是他最初实践朱升“广积粮，高筑墙”策略的继续。
明长城的修筑，自1369年朱元璋命徐达修筑居庸关到山海关的长城起，终明一代，前后达200多年，计18次之多，而甘肃境内的长城则大部分为明世宗嘉靖元年 (1522年)以后所筑。
甘肃境内的明长城依其走向分，计有两条。西起嘉峪关沿河西走廊东到景泰黄河索桥堡进入宁夏者是其主干线。而为了扼河湟西南要冲，明还修筑了一条复线，即从武威黄羊镇东滩的长城干线分出，向南穿古浪峡，越乌鞘岭，沿庄浪河，贯穿今永登全境后至兰州河口，再沿黄河北岸至兰州，过桑园峡，至皋兰什川再至靖远县平堡之大浪沟。两段长城计有2000多公里，足见甘肃战略地位之重要和明代对甘肃边防的重视。
今结合史料查勘明长城的修筑，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修筑主要为开国之后，北伐瓦剌和鞑靼后为防御其残余势力南下，在北魏、北齐和隋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明代修筑时增建了烟墩、烽堠、戍堡或壕堑，并加厚增高重要地段的墙垣，有的还将原来的土垣砌筑为石墙。出于卫护京城的考虑，明代重点是修缮北京至大同的外边长城和东到山海关的沿边关隘。
第二阶段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是在明中叶“土木之变”以后。元亡后，蒙古瓦剌三部首领在永乐十年 (1412年)，分别被明成祖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自此每岁一贡，边界稍安。但此后瓦剌内变，三部又先后统一于脱欢及其子也先，势力日盛。正统十四年 (1449年)，也先大举入寇，太监王振挟明英宗亲征，大败后逃至土木堡 (今河北怀来东)，英宗被俘。代宗随即登基，也先空拥英宗而无所用，又与明讲和，送英宗还京，此即为“土木堡之变”。为防御瓦剌、鞑靼袭扰，明廷随后把修筑北方长城视为当务之急，自西向东建置九个重镇：甘肃镇、固原镇、宁夏镇、延绥镇、山西镇，大同镇、宣府镇、蓟镇、辽东镇，并将长城分为九个防区，各归每镇防守，并委派总兵官统辖，称为镇守，故称九边或九镇。
九镇在甘肃境内者为甘肃镇，另还有固原镇的大部分，其大致修筑情况如下。
1)甘肃镇
总兵官驻今甘肃张掖，所辖边墙东起景泰县黄河岸，另有一分支起自兰州市黄河北岸，北到景泰县西北境会合成一线，斜向西北，经民勤、永昌、山丹、张掖、高台、酒泉诸县境，又绕过嘉峪关市向南，抵达祁连山北麓而止，长 1600余里。沿线重要城关有甘州卫(今甘肃张掖)、肃州卫 (今甘肃酒泉)、永昌卫 (今甘肃永昌)、凉州卫(今甘肃武威)、镇番卫 (今甘肃民勤)和嘉峪关等处，尤以嘉峪关最为重要。
甘肃镇在明初即已设置，但因当时边患主要集中在今河北、山西、陕西一带，河西相对较为安宁，直到蒙古亦不剌部西迁，甘肃防务才日益吃紧，明代始议修筑长城之事。嘉靖十六年 (1537年)，巡抚赵载修竣镇番卫临河墩至永昌卫城土垣、沟堑近百公里。嘉靖二十年 (1541 年)，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赖河十五里，北至石关儿十五里，共三十里”①。石关儿在今嘉峪关黑山水库东北，是嘉峪关墙垣修建最早的记载。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1547～1548年)，巡抚杨博又主持了甘肃长城大规模的修筑工程。施工分三段进行：一为东起五坝堡沙岗墩 (今高台东9公里处)，西至九坝堡(今高台西北20公里处)，绵延于黑河北岸；二为东起山丹玉泉口丰城铺 (今山丹丰城堡)，西达大口子东乐驿 (今山丹西东乐驿)；三为续接东乐驿后，再西到甘肃镇城(今张掖)西北的板桥堡(今临泽板桥镇)。这三段长城基本上使甘肃镇所辖的河西走廊段长城连为一体，同时还在其北侧的龙首山各山口修筑了壕堑、墩台和关城。
当年甘肃镇总兵官治甘州卫 (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分五路驻防自今兰州黄河北岸至嘉峪关一线，长达800多公里的河西长城。五路各司其职，自西往东分别是：肃州路，西自嘉峪关红泉墩 (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乡卯来泉村西南)起，东到镇夷所 (今高台)九坝堡西之胭脂堡；甘州路，西接胭脂堡，东至山丹石峡口堡到凉州路界；凉州路，西起定羌堡(今永昌西北)至安远站堡南境 (今天祝安远镇)；庄浪路，自镇羌堡庄浪河南岸 (今天祝金强驿)，东至黄河北岸之沙井堡 (今兰州沙井驿)，此处以东的安宁堡即归固原镇所辖，是两镇的分界处；另一分界处在大靖路，大靖路又称“松山新边”，其西和泗水堡凉州路旧边相接，东到阿坝岭双墩子与固原镇芦塘路(今景泰芦阳镇)相连。由此可知，甘肃镇所辖防务范围基本是黄河以西以长城为防线的广大地区。
2)固原镇
总制府 (三边总兵)驻固原州，即今宁夏固原城。所辖边墙位于宁夏镇以南，东起自今陕西定边县西南，经宁夏盐池县南、同心县北、海原县北、甘肃靖远县北，然后沿黄河东岸南伸，至今兰州市西、洮河注入黄河处(今永靖刘家峡)止，长300多公里。全线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白马城，中路下马房关，西路兰州等都是重要关口。固原镇设于弘治十四年 (1501 年)，当时主要出于防范蒙古火筛、小王子等部族的袭扰，以卫固原、平凉等地。初修时从饶阳 (今陕西定边姬原镇辽阳村)起，西至靖虏卫花儿岔 (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黄河东岸)，时称“内边”。后来，明代又于嘉靖元年 (1522年)起，从靖虏卫沿黄河东南岸逆流而上，将长城向西南延伸，穿过兰州，又顺洮河东岸向南直修到今岷县境内。这段长城即所谓“黄河一条边墙”，因沿线均构筑关隘，故有“洮州十关”之说。
固原镇因陕西三边总督开府于此督办军务，故亦称陕西镇。辖今陕西定边经宁夏北部至兰州到临洮一线千余里的地界，也分五路驻守。一是下马关路，东自饶阳水堡西起，西达西安州所绵沙湾口 (今宁夏海原西北棉山湾)；二是靖虏路，一线为东起干盐池绵沙湾口，西至平滩堡大浪沟墩 (今靖远县西南平堡乡)，还有一线为隆庆年间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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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张雨：《边政考》，卷四，嘉靖二十五年刻本，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本。
的“裴家川边墙”，其东从今宁夏中卫西南黄河沿岸起，西至迭烈逊堡 (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空心楼村)；三是兰州路，东起黄河东岸一条城堡(今榆中县青城镇)，经兰州，西达高山堡 (今永靖县境)之南；四是河州路，北起河州卫 (今临夏市)黄河东岸，南抵旧洮州堡 (今临潭县)；五是芦塘路，东起黄河索桥 (今景泰芦阳镇附近)，西北到红水堡 (今景泰县红水堡)西境与甘肃镇“松山新边”分界。笔者曾亲往考察此路长城，现红水堡附近山梁尚存石砌墙垣多处，沿途山巅多有烽燧烟墩耸立，依然壮观。
第三阶段的长城修筑在明后期，因局势变化，多为对原长城的重建和改线。
明后期对长城大规模的重修改建工程，主要在甘肃镇驻防范围之内。隆庆五年(1571年)，廖奉节主持重建了西起嘉峪关至山丹一线的各段长城，重点修复坍塌墙体，开挖淤塞的堑壕，并视山洪流向，补砌了排水渠道。万历二年 (1574 年)以后，又陆续将多段长城包砌以青砖，使这一防御工程涣然改观，更加险固。
万历二十六年 (1598年)，盘踞于大、小松山 (今景泰、天祝、庄浪三县之交的寿鹿山、昌林山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出为边患。三边总督李汶集七路之师进剿之，役平后即筑“松山新边”。“河东自永安索桥至小松山双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门至小松山双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① 这段长城的修筑把甘肃镇的古浪所、庄浪卫 (今永登)、泗水堡、土门堡 (今古浪泗水、土门)和固原镇黄河东岸的裴家川 (今靖远县裴家堡)紧密联系在一起，隔蒙古鞑靼与吐蕃于南北，使其勿相交结为患，保证了出六盘、渡黄河，到凉州大道的畅通。沿线所建土门、大靖、裴家营、红水堡、三眼井、芦塘堡等，今天也大都是乡镇所在地。据笔者现场踏勘，这些营地堡寨地处要冲，多扼山梁峡谷或河津渡口，虽无关隘之名，但实为关隘之用，特录以为考。
(十一)清冷西北角 回民起义多
1644 年满洲贵族入关后，经过南征西伐，彻底扫除残明势力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然而，经过明末的战乱，加之灾荒不断，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甘肃地区尤其破败萧条，土地荒芜，人民非逃即亡，城市村镇一派颓废景象。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永昌县志》记载：“灾祲死徙之余，田亩之荒废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者十无一二。”② 陇南西和县“地多荒芜，民无完室”③。徽县、宁远等地“城市茂草矣，田野荒芜矣”④，“城市丘墟，亦多识其名”⑤。曾繁盛一时的河州竟然“瘠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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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梁份：《秦边纪略》卷一。
② (清)李登瀛修、南济汉纂：《永昌县志》，卷六，乾隆五十年刻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③ (清)丘大英纂：《西和县志》，卷三，乾隆版，《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④ (清)张伯魁纂：《徽县志》，卷七，嘉庆版，《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
⑤ (清)胡奠域修、李樟纂：《宁远县志》，卷二，乾隆版，甘肃省图书馆藏。
荒山，田宅皆芜葳”，“行来竟日无烟火，到处逢人哭野坟”①。凄凉冷清之状，由此可知。
然而，清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征服各族民众，尤其是汉人和回民，在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之初，就开始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令，以“剃发分顺逆”，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标志，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极大地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到各族强烈抵制，反抗斗争不断高涨，其中，西北回民起义使清廷最为震惊。
1.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
米喇印、丁国栋是清朝驻甘州部队的回族军官，他们对清廷重满轻汉颇为不平。又闻下剃发令，自军官始，米喇印乃与其同党丁国栋谋曰：“国家强人以难堪，与其豚尾长拖，为人窃笑，何如鸿飞远走，赋我遂初！国栋附之。”② 于是，一场带有鲜明的反民族歧视性质的起义就发生了。
顺治五年 (1648 年)四月，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率先揭开了西北回民抗清斗争的序幕。时值甘州清军奉命欲调往四川、湖广边界，前往镇压叛乱。米喇印遂“佯言兵变”，便置酒邀请当地清军高官将帅，以商议如何处置兵变为名，在宴席上将这些人全部杀死后，宣布起义。起义发动后，得到广大回族响应，“其种人多应之者”③。为更广泛地发动民众，“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栋奉明故延长王朱识玡，作乱”④。义军又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很快就发展为一支强大的队伍。《清实录》记载：“甘凉皆陷，渡河东而连陷兰、岷、临洮，遂围巩昌。号召土寇，众十万，关辅大震。”⑤
于是，清军三边总督孟乔芳受命，亲帅满汉兵，从驻地固原出发，星夜驰赴秦州，以阻止义军东进。同时，孟另遣军合兵于巩昌，与义军大战于广武坡，斩首3000级，解除了义军对巩昌的包围。接着，清军兵分三路，取岷、洮、河三州，又集合蒙古兵一起围剿起义军。面对清军强大的攻势，义军因缺乏统一指挥，战线过长，彼此难于顾应，被个个击破。
是年八月，孟乔芳又率清军包围甘州，义军固守不出。孟乔芳计诱义军出城劫营，被清军伏击，遂又败退回城。清军“重围累月”，终难获胜，便于第二年正月又发动强攻，城破后义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甘州城里有半数以上的回民惨遭清军杀害，米喇印率部分义军退至永昌水泉堡时，也英勇战死。丁国栋则“西破肃州，立土伦太(哈密巴拜汗之子)为王子，关内外诸回蜂起应之”。此时“大同羌瓖反山西，攻陷蒲州，与河西回贼响应，雍、凉复震”⑥。在回民义军东西奋起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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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全臣：《河州志》，卷六，甘肃省图书馆藏。
②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一七。
③《甘州府志》，(乾隆)卷三《国朝辑略》。
④⑤⑥ (清)魏源：《圣武纪》，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清的形势下，孟乔芳不得不分兵东拒蒲州义军，由于清军攻击力量的减弱，肃州义军才得以又坚守十多个月，直到当年十一月，肃州城才被清军攻破，丁国栋及义军部众等全体壮烈牺牲。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持续将近两年的斗争，响应民众之多，影响之大，都使清朝统治者十分震惊。在遭受沉重打击之下，清廷在平叛征伐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国计民生，为恢复残破经济，开始实行一系列较为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巩固其政权，即所谓“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①，“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心自消”②。
但是，作为征服者，清朝权贵对待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对回族的歧视压迫却有增无减，比如清《雍正朱批谕旨》中，雍正就认为“回教之理，原一无可取”③。雍正七年 (1729年)四月，雍正帝敕谕内阁诸臣说：“数年以来，屡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④ 并因此训示臣工，“回民之有教，无庸置议”，“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可知清朝官吏歧视回民非止一日，而至雍正时期更为显著，“刑部自宪庙(指雍正)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⑤。因此，在对待回族内部因教派、教权及势力范围之争，而发生冲突械斗时，清政府便不可能妥当处置这些争端，而是采取拉一派、打一派，残酷镇压，激化矛盾，所谓“以回治回”、“用老教打新教”等恶毒伎俩和卑鄙手段，以达其促使穆斯林内部互相残杀、自取灭亡之目的。
所以，在回族哲赫忍耶门宦即新教创始人马明心因传教而与老教争夺信徒的纷争中，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族、撒拉族群众的起义。
2.苏四十三撒拉族、回族起义
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三月，回教新、老两派之争愈演愈烈，已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新教徒循化 (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时为甘肃所辖)人苏四十三率领教众，袭杀老教百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委派兰州知府杨士玑赴循化查办，同时又派河州协副将新柱“会同弹压办理”。新柱宣称：“新教若不遵法，我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⑥于是激起新教信徒的愤怒，新柱和杨士玑皆被杀死，苏四十三乘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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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朱鼎清：《清明纪纲定人心疏》，《皇请奏议》，卷一。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九。
③《雍正朱批谕旨》，三函六册。
④ (清)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卷一四。
⑤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
⑥ (清)龚景瀚纂：《循化志》，(乾隆版)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
义军在苏四十三带领下，首先围困河州城，于四月初破城而入之后，尽杀知州官吏等，声势大震。“总督勒尔谨以标兵五百驰扼狄道州，调各镇兵剿之，捕教首马明心，下省城监狱。”为解救马明心，苏四十三决定攻打兰州。义军乘羊皮筏子渡过洮河，于四月十八日将兰州包围。“时兰州督标兵八百，迎击失利”，遂被义军烧断黄河浮桥，以阻清军来援，又攻夺西关和南关，直逼内城。①
起义的突然爆发和神速进展，使清廷惊恐不已。乾隆皇帝急忙传旨陕、川、豫、晋四省军队待命进击，严令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在兰州“督军坚守”，又命大学士阿桂佩钦差大臣关防，与尚书和珅统帅四千“京兵”前往兰州镇压，还“赦李侍尧于狱，以三品顶戴赴兰州总军饷”，并拨户部库银一万两以充军费。清朝统治者可谓不惜一切代价，而义军又将面临残酷的镇压。
义军围困兰州，坚决要求释放马明心。困守兰州的布政使王廷赞为牵制义军以待援兵，便押马明心至城头垛口，使其“劝谕”城下教民徒众。然而，“贼望见，攻稍缓，皆伏地跪拜诵新教经。明心俯向贼说番语(撒拉语)，色甚厉。俄挽头上巾掷城下，贼啸而起，攻转急”②。王廷赞见状，大受震慑，心生恐惧，为“以靖内变”，将马明心杀于城头。这更激起义军群众的愤怒，乘势发动猛攻，并焚毁城门。这时清朝援兵赶到，才解了兰州之围。义军攻打兰州之时，总督勒尔谨与西宁镇总兵贡楚达尔趁机占领义军家乡循化、河州，大肆捕杀新教群众和义军眷属，并切断义军归路。在回乡无望、两万清军大兵进逼的情况下，只有不到2000人的起义者们被迫退据龙尾山、华林山一带。义军在山上打窑洞、掘堑壕，居高临下与清兵对垒。因清绿营兵“多不习战”，“见贼即慌”，“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在英勇顽强，“勇悍异常”的义军反击下，清军伤亡惨重，督战的固原总兵和凉州都司先后被击毙，更使清兵不敢临战，将领观望不前，使勒尔谨、阿桂等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乾隆帝谕旨一再申饬，也无济于事，竟因“师久无功”将勒尔谨解京问罪，以李侍尧代之。③
乾隆帝因义军久攻不下，便亲自谕示阿桂等：“至逆回本因争立新教互相仇杀……杀官、抗拒、占领州城之贼，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教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故杀，伊等本系世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④乾隆这个“以回制回”的主意果然恶毒。接着，清廷又“调金川屯练番兵千人、阿拉山(善)蒙古兵七百助剿”⑤，即让善上山打仗的四川藏军进攻，而能骑善射的蒙古兵，“以备追捕”，再度发起攻势。六月中旬，义军撤出龙尾山，集中于华林山，居高临下坚守。清军兵分三路，分别从东、西、中攀崖上攻，并占据雷坛河，切断义军水源。“余贼四五百，食不下咽。适连雨，复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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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⑤ (清) 魏源：《圣武记》， 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② (清)升允等撰：《甘肃新通志》，卷四一，宣统元年刊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喘。”① 义军三面迎敌，寡不敌众，但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依然威武不屈，决心血战到底。当八月十五日华林山陷落后，义军部众肉搏杀敌，苏四十三壮烈牺牲。余众200多人退入华林寺，孤军固守坚持20余日。后清军纵火焚寺，义军除被烧死者，其余在突围时被“擒杀净尽”，“无一漏网”，全部捐躯，成为清代回族、撒拉族反抗压迫的一部悲壮史诗。
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是一次由宗教斗争引发的反抗统治压迫的义举，因为未能团结整个民族力量和其他民族群众参加，所以被清朝统治者利用教派之争，孤立瓦解，残酷镇压而遭失败，其教训也是深刻的。
起义的失败，使清政府对回族新教民众进行更加疯狂的屠杀，并把对新教的镇压扩大到对整个穆斯林及其他各族人民。为瓦解分化回族，清朝政府采取所谓以夷制夷政策，挑拨伊斯兰信众与其他宗教信徒的关系，不惜制造回、汉、蒙、藏民族间的矛盾，以加重民族间的敌对仇视心理，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恶果。
清政府在镇压苏四十三起义后，秉承乾隆旨意，“新教即是邪教，着传谕，将新教一类，使其不留余迹，以期永不滋事”，“逆犯家属，其妇女幼孩，不可合为一处，所有妇女，仍发厄鲁特等处为奴，其男丁幼孩，改发云南烟瘴地方”②。他们大开杀戒，循化、河州、安定、会宁等地的新教回民惨遭杀害，妻离子散，流放他乡，同时也祸及整个穆斯林和周边各族人民。新教礼拜寺被毁，老教也不得再建新寺，并驻军对回民聚居区进行监管，“以控回民”。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只能激起回族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三年后，便又爆发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
3.田五石峰堡回民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冬，伏羌县阿訇田五等，借口为马明心报仇，又兴新教。并于通渭县石峰堡构筑寨垒，制造旗帐兵械，准备起义。次年四月十五日，田五等在盐茶厅 (今宁夏海原县)起义。清廷命陕西总督李侍尧和甘肃提督刚塔等率兵镇压，田五不幸在九日后因腹中枪伤，于是日午后在马营水自杀。义军又在张文庆、马四娃领导下，先后攻靖远、会宁。此时“李侍尧逗留靖远，藉审讯余党为名，不亲赴督剿；刚塔又误用贼谋，向导官兵于无贼之地，故贼益炽。五月，贼从靖远渡黄河，陷通渭，胁从数千。西安副都统明善，以兵千二百，由静宁进，长趋深入，陷伏死”③。清军的失败，使义军精神大振。乾隆下诏逮捕李侍尧，刚塔亦以失机革职逮问，改命福康安、海兰察前往会剿，又命阿桂领健锐火器营二千以往。
六月七日，福康安、海兰察到达起义地区，企图先从隆德、静宁下手，再围困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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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
② 杨怀中：《饮定兰州纪略》， 卷一三，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 页。
③ 《石峰堡纪略》，卷三至八。
堡消灭义军。但起义群众采取避实就虚、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于山巅沟壑，诱使清军团团转。他们还在马家堡(今会宁县与安定区交界之地)内利用木棍撑起衣帽诱敌深入，借机转移人马，使敌人扑空一无所获。“贼人狡诈多端，于山前牵缀官军，潜分贼党，从山后赴伏羌滋扰。”“此次逆回，忽聚忽散，其鬼蜮伎俩，不肯死守一处，如苏四十三之束手待毙；且系内地回民，于山僻小径，狭隘要口，皆所熟悉，是以屡次翻山而遁。”①但是，鉴于清军人多势众，又不断缩小包围圈，义军及家属等不得不退守石峰堡，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石峰堡位于通渭县北的乱山中，是起义者的最后据点。据阿桂、福康安奏疏讲：“臣等亲至石峰堡上周围看视，系于山顶筑土墙一道，高七尺五寸，厚四尺五寸。堡外挑壕三层，堡内土墙内部长六十三丈，东西宽十五丈二尺，并无房屋，四面有窑洞百余座。因该处土性松浮，不能开挖宽深，每洞仅容数人。”②就在这样简陋的土堡和窑洞中，起义者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清军接连两日屠杀起义者及妇孺家属等约四五千人，义军宁死不屈，无一降者。
随后，清政府的镇压和屠杀更加残酷，仅在宁夏隆德县底店的一次屠杀就令人大为震惊。据《石峰堡纪略》载：“传集该处回民，明切晓谕，该回民等俱称情愿迁移。当即谕令各归收拾，并携眷口同行，使之不疑。至隆德，清晨，酌分数处，派兵严密防卫，即一面点名，一面正法，至日晡全行办竣，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至该回民妇女等幼孩，共二千五百余名，容候查明旨分别办理。”③其杀戮之残酷，由此可知。这样的屠杀，据清官方记载就达“万人以上”，实际上断不止此数。被杀者不仅有新教起义者及其家属，也有老教徒，还有与回民杂居的汉人。
田五起义使清朝统治者深受打击，尽管被镇压失败，但却促使清政府不得不整饬吏治，减轻赋税，注意加强对回族群众的安抚，如前布政使王亶望“罪斩，籍其家”，勒尔谨、王廷赞均赐自尽，陕甘总督李侍尧论斩，甘肃提督刚塔谪戍伊犁。清廷被迫“豁免甘肃积欠籽粮二百四十五万余石，折色银三十万两，以惠边民”④。
起义群众利用有利地形与清军周旋于荒山野岭，并据守当地险关要隘，随时打击敌人，也成为关隘在官方无力控制时反倒为反叛者所用的史例。
4.甘、宁、青回民大起义
自乾隆年间苏四十三、田五事件后，清政府加强了对甘肃回族的控制，对宗教门宦势力则采取压制打击政策，穆斯林信众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治年间，在太平军入陕和陕西回民起义的推动下，甘肃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穆斯林又举行大规模反清斗争。清代甘肃辖地还包括今宁夏、青海东部地区，境内关隘主要是为防止内乱、征收商税和阻隔民族地区人员的交往聚结而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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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石峰堡纪略》， 卷一五。
同治年间，甘肃爆发的回族起义遍及全境，并呈现与临近各省相互呼应之势。“甘肃自宁夏发难，踵而兴者，马化龙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其他府州县回虽未变者，亦蠢蠢怀异志，与汉民相猜忌。甘境之靖者，盖十之二三。”① 这次起义，回民以聚居村寨为基本单位，村自为战，较大的堡寨即是据点。同治二年 (1863年)九月，穆生华领导的秦安、清水回民军攻占平凉府城，与年初攻占固原州城的回民军联合。十月，马化龙等攻克宁夏府城 (今银川市)，十二月又攻陷灵州，据金积堡，控制了宁夏大部分地区。
西宁回军围困府城，又攻积石关，以阻绝清军来援。清廷无奈，遂招抚委任回军马桂源为西宁知府，任其兄马本源为镇标游击，回民军实际上掌控了西宁地区的军政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