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 (1864年)十一月，河州被马占鳌领导的回民军攻占，河西的肃州城也为马文禄的回民军所控制。马文禄与西宁、新疆的回民军相互联络，反复与清军议和，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即调集兵力以平定西北。陇东各处回民军试图阻截东来清军，因寡不敌众，固原、平凉相继失守，只得西退瓦亭关。
清军深入陇东回民军聚集的山区，欲平毁回民的堡寨据点，却大费周折，连月攻战，却难于北进。而北路清军畏缩不前，到百十里外的宁夏府城，竟费时一年。南路清军虽一路克固原、盐茶、同心等回民据点，但粮草不继，军心涣散。马化龙在金积堡伺机设伏，将回民军马队万余骑组成几十里的包围圈，待清军接近后便席卷包抄之，激战半日，清军即败退。后又连战十余日，清军死伤3000余人，仓皇南逃。
金积堡决战的失利，使清朝在甘肃的统治陷于瘫痪，直到同治八年左宗棠率湘军入甘之前，回民军大多在“抚局”的旗号下处于自我管理状态。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决定于同治七年 (1868年)十一月集中兵力进攻甘肃。清十万大军三路入甘，北经花马池攻金积堡，南阻河、狄、陕回东归，左宗棠自率中路进驻平凉。
北路清军在湘军悍将刘松山指挥下，对马化龙求抚的要求置之不理，马化龙只得组织回民军利用各村庄所修筑的500多所堡寨营垒与清军相持。然而，湘军依仗火器优势，先后将回民寨垒攻破，回民军所建防御工事及堡寨等，毁于一旦。回军不甘失败，于同治九年正月，在马五寨战斗中击毙湘军悍将刘松山，并夺取峡口要塞，清廷大为震惊，对左宗棠大加申饬，改派李鸿章西征。李行之潼关时，因天津教案又被召回，故仍着左宗棠主持西北战事。
左宗棠卷土重来，并奏请让刘松山的侄子刘锦堂接统老湘军，继续剿灭回民军。经同治九年 (1870 年)八、九两个月的相持后，清军又发动攻势，首先扫清外围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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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毓秀：《平回志》卷三，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第 107 页。
逼金积堡。清军四面合围，堡内粮绝兵稀，难于支撑。马化龙绝望之时，亲赴刘锦堂军营，欲以个人性命抵罪请降，未料清军以金积堡藏匿洋枪为由，将马化龙及其儿子、亲属等22人凌迟处死，其他家庭成员均被充军流放。所降万余回民亦被迁到固原、平凉一带安置，金积堡也被平毁，自此坚持近10年的起义斗争终于失败。
金积堡回军的失败，影响巨大，使河州回民军领袖马占鳌等渐萌降心。清军镇压陇南的回民军余部后，就直扑河州，马占鳌只得坐镇太子寺 (今广河县城)被动迎战。回民军固守河州门户三甲集，凭洮河之险阻击清军，清军五路合攻，双方激战自晨至晚，死伤千余，清军夺得三甲集，回军被迫北撤。同治十年 (1871 年)腊月至次年正月，马占鳌出奇制胜，一面出兵切断清军粮道，一面指挥500人的敢死队，夜间在清军阵地筑冰垒三座，顽强阻敌，伤毙清军千余人之多，取得了太子寺战役的胜利。
但是，马占鳌却又出乎意料地作出决定，派自己的长子马七五等“十大少爷”前往左宗棠营帐请降。左颇感惊喜，欣然受降，并亲自为马七五取名“安良”，表示不会亏待马占鳌等。于是，河州回民军按要求向清军缴械，呈缴马4000余匹、枪矛等1400多件。左宗棠考虑到要统治河州，必须扶持和依靠当地的回民势力，便将回民军首领大部分转入清军，组成三旗马队，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一年后升任清军都司。
马占鳌此后成为西北回族军阀势力的发端，同时也在清王朝的授意下，搜捕反叛者，成为镇压起义同胞的帮凶。
同治十一年 (1872年)六月，清军围肃州城，回民军在固守城池之时，也多次出击，屡创清军。清军围城近一年，终无进展，但城内弹尽粮绝，回军败局难挽。马文禄只得投降，当即就被杀害，城内无数回民也惨遭屠杀，坚持10年之久的肃州回民起义就此失败。
有清一代，在甘肃发生的主要战事，基本上都是因回民领导的起义而起，与清政府出兵镇压相关。当时所建关隘，应运而生，也由原来的边境关成为内陆关，民间堡寨也成了反叛者构筑的防御工事。
出于对民族战争中回民起义的肯定，在介绍甘肃历代战争与关隘的关系时，笔者特意将这一节作为该篇结尾，以不忘当年关隘喋血、曾经发生过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五、民族杂居兼农牧 关市繁荣传笙歌
甘肃关隘与内地关隘相比，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甘肃关隘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功能除直接的军事防御目的外，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活动，大致又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也是甘肃历史特色的具体体现，为关隘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历史当然主要还是由人所决定的。
一是因防守关隘，在附近所进行的军垦或民垦生产活动。这是由守关士卒或其家属等所参与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非军事活动，参与其事者是关隘驻军及周边的民众。
二是以关隘为中心，就近开展的以产品交换为主的互市交易活动等。这是由关隘驻军和当地边防机构等具体运作管理的商业性活动，也是在关隘设防中，边界双方非军事冲突的主要接触方式，因相互利益的需要频繁发生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为关隘两边或周边的势力代表及民众等。
三是在关隘防守中，因他国或民族势力出于外交关系的需要，围绕通关纳贡、派驻使节等所开展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办理由外来异域使节或商团的合法入境而引发的一系列接待处置事务。
四是在关隘设置中，国家政府或相应的军事指挥机构对其实施指挥管理的信息传递活动，即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边防指挥管理活动。在各历史时期，这主要是靠军邮驿站来担任实施的，而边界关隘则往往是信息的最初发布点或最终接收点，其间的信使，仅仅充当沟通上下的工具，关键人物为收发邮件的当事人，即指挥者和被指挥者，这正是历代邮驿制度都有着浓重的军事色彩的原因所在。
五是在甘肃关隘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一项历史遗存，即宗教活动也伴随着军事征讨的步伐，进驻边关。甘肃关隘的设置几乎和西来佛寺洞窟的修建开凿相始终。这一方面是因最初的城镇和关隘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关隘守护驻军的最高指挥者往往又是地方长官，在这种边界城镇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宗教自然紧紧依附于军事政体，这样，在甘肃长期作为中西宗教文化交流通道的历史进程中，佛寺石窟与关隘相伴就成为甘肃一道独特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关隘附近因互市交往等活动，是人群较为密集，人们接触最为密切的地点，所以地区文化的交流往往随着集市的繁荣而昌盛，关隘就成了人气凝聚的所在，那么宗教场所的选择自然非此莫属。
下面就甘肃关隘的历史特色，我们再分别对这五个方面作一些介绍。
(一)屯垦戍边防 兵民成一家
甘肃境内的关隘似乎自始至终都与戍守士卒的屯垦活动相伴。作为维系农业民族生存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保卫守护疆域土地的军事部署中，以农养战，寓兵于民，似乎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古老传统，甚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完善发展，屯垦体系虽有变易，但其基本形态和模式却是较为稳固的，并且直到现代都相延如故，在保卫边疆的神圣使命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就此而论，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新中国边防建设的实质，正是对我国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据笔者所知，在世界范围中，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上建立过像中国这样的边防屯垦体系，更不用说拥有传承近两千年之久的军垦史了。在今天，这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历朝各代以关隘为戍守重点的军事防御活动中，士卒们除了完成驱逐入侵者的战斗之外，平时的主要活动不外乎巡逻、稽查、训练等军事活动和耕种田地以自养的生产活动，而后者也是占据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
为解决军粮不足或作为发展农业积谷以为军备而在边关实行屯田的做法，最早当始于秦统一后因河为塞的移民实边措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并于秦始皇三十六年 (前213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①。秦始皇徙罪人戍边，并用“拜爵一级”的政策鼓励内地平民迁居边疆，移民实边，对边关的农业开发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失为一大创举。
1.汉代的军垦屯田
汉承秦制，在汉武帝驱逐匈奴，占据河西后，即采取移民实边的措施以巩固边防，并通过屯田来发展当地农业经济。据《汉书•武帝记》所载，汉朝曾先后于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又于元鼎六年 (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再于元丰三年 (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另外，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有当时移民的记载，如“□迫秋月，有徙民□来关”②；“居延移民，以物共□门□□ (下缺)”③。武帝之后，移民不断，河西四郡人口大增。
然而，人口的增多，必然给维持生计的粮食需求带来压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当时汉朝政府的唯一选择，于是屯田成为西汉经营边疆地区的一大创举。《汉书•匈奴传》载：“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居延汉简中亦载：“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骍马田官写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大规模的屯田已成军事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戍边是汉代农民负担的徭役之一，每个成年人都必须应征入伍服役，大量的农民被调发戍守边关。他们亦兵亦农，且耕且战，其中大部分戍卒都从事耕种屯田。内地戍卒一般要在当地服一年正卒，再到边关服戍卒一年后，才可遣归故里。边地人服役正卒、戍卒一样，合为两年时间。
汉代边关屯田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郡一级最高长官为农都尉，其下有护田校尉、候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史等。具体进行农业生产者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等，这些戍卒各有分工，有的负责开渠灌溉，有的管理仓储，有的从事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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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三十六年条。
② 劳干撰：《居延汉简释文》， 卷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15页。
③ 劳干撰：《居延汉简释文》， 卷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40 页。
戍卒屯田，每人耕种土地约20亩，须交租约为4斗。戍田卒与国家成为一种封建的租佃关系，他们亦兵亦农，既是边防军，又是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这种生产方式的推行也加速了边疆地区封建化的进程。
汉代屯田范围很广，基本上都在边疆地区，除西域外，今甘肃全境几乎都有戍卒屯田，如其北就有朔方部屯田，“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①，即从今宁夏朔方 (今银川市南北)黄河两岸到甘肃北部至令居 (今永登)的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因这里为防匈奴南下必经之地，有鸡鹿塞、眩雷塞等重兵戍守的汉塞关隘，所以分别设农都尉以管理其事。
西有河西走廊屯田。自今黄河以西的令居开始屯田起，随汉塞向河西走廊推进，屯田与长城关隘相伴，令居、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为屯田点，另外还派驻大军在今甘肃西北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肩水金关一带屯田。
河陇屯田，即指在陇右、湟中地区所进行的军垦民屯。西汉神爵元年 (前61年)，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反汉，赵充国奉命前往镇压，叛乱平定后，“诏罢兵，独留充国屯田”②。汉元帝永光二年 (前42年)陇西羌部反，冯奉世率军镇压反抗，羌人失利，元帝遂下诏：“其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③可知，这都是在平定地方部族叛乱后，对当地新占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为打破和改变民族地区原来较为单一的畜牧业模式、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田卒、戍卒互相配合，有效地加强了边防力量，既起到了隔绝匈奴与羌中的联系，又为挺进西域、继续扩大统治范围建立了基地和据点。所以《汉书•匈奴传》说，昭帝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东汉时期的屯田主要在河西、河湟地区和西域。河西屯田是西汉屯田的延续，但由于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曾“三通三绝”，因此，西域的屯田也随之三起三落，但河西屯田的规模却比西汉时期还大。另外，在甘肃的屯田尚有金城、汉阳 (治今甘谷县)、安定(治今泾川西北)、武都等郡。这些地区大都是羌汉杂居的地区，在这里屯田与在河湟屯田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防范羌人，抑制内乱，这也与当地修筑关隘坞壁驻军防守相辅相成，都有着很强的军事目的。
2.魏晋五凉时期的屯田
到魏晋五凉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繁而“河西独安”，各割据政权在推行“保境安民”政策中，都注意施行劝课农桑、农战并修之举，屯田经济依然发展不衰。尽管政权更替，战乱时有发生，但持续不久，大部分时间还是较为平静的，这就为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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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四上，列传第六十四上《匈奴传》。
②《汉书》，卷六九，列传第三十九《赵充国传》。
③《汉书》，卷七九，列传第四十九《冯奉世传》。
再生提供了可能。因而，除汉晋以来河湟屯田点为诸政权继承外，在西起高昌，东到枹罕的数千里地域屯田点星罗棋布，随处可见“军民得并田作”的情景。作为军屯点，前凉特设武卫、候和、溞川、石门、甘松五屯护军。西凉也将玉门关、阳关作为“广田积谷”的屯田基地。河西屯田的规模、范围均比汉晋时有所扩大。
北魏占领河陇之后，于太和十二年 (488 年)政府下令取州郡户十分之一兴办屯田，河西传统的屯田经济更趋兴旺。粮食、桑麻产量位居北方之先，成为六镇军粮的重点供给地。为给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乌加河北)发送屯粮，一次就“造船二百艘”，从河西运谷60万斛①，足见屯田之利，河西粮食储备的富裕。
3.隋唐时期的屯田
隋代在河西的屯田继承前代，相延不衰。在大将军贺楼子干击败吐谷浑对陇西的寇掠之后，首创政府组织百姓垦荒“营田”的“民屯”形式，筑城堡坞寨“营田积谷”，以增加粮食生产。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开拓，尤其是民屯与军屯相辅，使地尽其利、民尽其力，河陇地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农业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为唐朝西疆的兴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唐朝屯田 (亦称营田)主要设于北方三河 (河东、河南、河北)和西北地区，“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②。其中西北的关内、陇右、河西三道584 屯，超过全国总屯数的半数以上③。据称：“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已益军储。”④“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⑤而且以军屯为主，民屯为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唐代屯田规模和成效很大，尤以张掖和武威为著，如武则天统治时期，“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沃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斛”。而凉州屯田丰收之后，都督府所积军粮就可支数十年。天宝年间，河州、敦煌等地的屯粮除满足边兵食用外，还有余粮运往灵州 (治今宁夏灵武县)，被存入太原仓，以备关中凶年。据记载，当时河陇屯粮每年收入就达70余万石，可满足当地14万驻军半年的口粮。⑥ 所以，从唐初到安史之乱的这一段时期，由于河陇屯田的成功，驻军也逐年增多，一时“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⑦。边防力量的强大，使唐军的防卫策略也随之改变，一改过去消极防御的做法为主动出击，以攻代守，控其冲要，“自是寇不复至城下”。边关巩固，为境内农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故有“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 (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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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三八，列传第二十六《刁雍传》，“泰常七年”条。
②③④⑤ 《大唐六典》， 卷七， 尚书工部之“屯田郎中”条。
⑥ 《通典》， 卷二， 食货二《屯田》，“天宝八年”条。
⑦ 《旧唐书》，卷一九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传》上。
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① 之说。
然而，由于安史之乱，唐由盛而衰，吐蕃乘虚而入，占据了河陇地区，自此大量耕地毁弃，农田或成为牧场，或撂荒沙化，又使河陇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4.宋与西夏的屯田
北宋立国，北失长城军事防守屏障，随着党项李继迁的叛宋自立和双方战争的发展，西北战略地位日显重要。在宋与西夏长达140多年的斗争中，宋王朝只能控扼要冲构筑关隘堡寨，以为抗击西夏的据点基地。于是大军云集宋夏边境，到仁宗庆历初年，驻军就达30万，还有十四五万的乡兵。②每年军费最高时达银1500万两，成为宋廷最大的财政负担。③ 于是，宋庭认为“实边以策，惟屯田为利”④，为“纾西顾之忧”⑤，在西北大开屯田、营田。
为防御党项南下袭边，宋廷派范仲淹、韩琦、种世衡等驻守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时，就采取筑垒开营田、招募弓箭手 (民兵)、耕战守御的策略，颇有建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实质也是对前代军屯经验的应用而已。有宋一代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屯田、营田不仅持续时间长，规模也较大。从太宗至道二年 (995年)开始，一直维系到钦宗靖康元年 (1126 年)，分布几乎遍及当时的陕西路，如熙宁七年 (1074 年)“以(郑)民宪根括熙河、岷州地万二百六顷”⑥。张守约知秦凤在境内“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⑦。哲宗元祐八年 (1093 年)刘昌祚知渭州时，括陇山闲田10990顷，招募弓箭手5260人进行屯田。熙宁三年 (1073 年)蔡挺知渭州，“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又筑城定戎军为熙宁些，开地二千顷，募卒三千人耕守之”⑧。徽宗政和末年，王恩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手耕屯”⑨。同时宋廷还通过所谓钱物交换、政治诱惑、武力占有等各种手段从吐蕃等部族手中获取大量土地，有关记载不胜枚举。为兼制西夏，宋廷派王韶开拓熙河，取得胜利后即采取驻军屯田之制，以耕以守，经略河湟，达到了对青唐吐蕃势力镇守防御并遏制西夏的目的。南宋吴玠、吴璘领导的抗金斗争，也是在陇南驻军大兴屯田，有了丰厚的粮食储备，库存不虚，士卒不饥，才得以坚持抗战达5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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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二年”条。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条。
③《宋史》，卷一九○，《兵志》四，“崇宁五年三月”条。
④《文献通考》，卷七，《田赋》七。
⑤《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二十一册，《食货》二之二。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熙宁七年十一月丙午”条。
⑦《宋史》，卷三五○，列传第一百九十《张守约传》。
⑧《宋史》，卷三二八，列传第八十七《蔡挺传》。
⑨《宋史》，卷三五○，列传第一百九十《王恩传》。
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后，占有了河陇西北大部分地区，已经历代开垦的农田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们一改“不知稼穑，土无五谷”① 的游牧风习，在经营、恢复河西农业生产时，也注意吸取接受汉人屯田之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在敦煌、居延及甘、凉等地仿效前代汉族政府的举措实施军屯，将驻军守关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成为游牧民族也开始重视发展农业的范例。
5.元代的屯田
蒙古灭夏亡金之后，为给西征海都的平叛部队供应军粮，对河西走廊的屯田依然十分重视。到14世纪初，仅瓜、沙两州的军屯田，就岁入粮2.5 万余石②，而河西走廊腹地的肃州、甘州和走廊北缘的亦集乃，屯田之数也甚为可观。元朝建立后，“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③。
至元元年 (1264年)，元政府立甘肃路总管府，始治水田，并派员主办河西水利、垦荒事业，此后多次选派官员到河西诸州管领屯田。元政府为充实河西屯田的劳力，还于至元十八年 (1281 年)从四川与太原调集蒙、汉和新附军五万余人到河西戍守屯垦④。大德八年 (1304年)，成宗诏曰：“凡为衙兵者，皆半隶屯田，仍谕各卫屯官及屯田者，视其勤惰，以为赏罚。”⑤ 至大二年 (1309 年)中书省奏：“沙、瓜州谪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今乞仍旧遣军屯种，选知屯田地利色目、汉人各一员领之。”⑥至治二年 (1322 年)， 诏“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⑦。
元代屯田有军屯，也有民屯。民屯不仅规模大，而且戍守屯垦者成分也最为复杂，有汉人、蒙古人，也有其他各族人，有内地人，也有从内地、西域乃至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征调来的人，成为今天甘肃一些少数民族得以形成的渊源。
但是，因元朝统治者在实行屯田的政策中，税赋剥削与民族压迫并行，到后来经营不善，戍卒逃逸，人民流亡，以致水利不兴，土地沙化，“甘州气寒地瘠，少稔岁”⑧。据载，从仁宗延祐元年 (1314 年)至英宗至治二年 (1322 年)，仅从兰州籴运到甘州的粮食，每年就“多至二万石”⑨，“安西等郡旱饥，以粮二万八千石赈之。”⑩ 从其他各地挽运者尚不在其数。屯区竟然需从外地籴运粮食，反映出元朝统治已近于衰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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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传》，“党项羌”条。
②⑥ 《元史》，卷二三，本纪第二十三《武宗纪》二，“至大二年八月壬子”条。
③《元史》， 卷一○○， 志第四十八《屯田》。
④ (清)钟庚起撰：《甘州府志》，卷二。
⑤《元史》，卷二一，本纪第二十一《成宗纪》四，“大德八年三月丁巳”条。
⑦《元史》，卷二八，本纪第二十八《英宗纪》二，“至治二年十二月甲子”条。
⑧《元史》，卷一二一，列传第八《博罗欢伯都传》。
⑨《元史》，卷一三九，列传第二十六《乃蛮台传》。
⑩《元史》，卷二二，本纪第二十二《武宗纪》一，“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癸亥”条。
6.明代的屯田
明朝建立后，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元蒙残余势力的攻击。因此西北边疆防务成为朱元璋最为担心，也极其重视的经国大计。他在《皇明祖训》中说：“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于是就有了长城的修筑，并辅以重兵防守，各处关隘成为防御重点。甘肃地处西陲，尤其是河西走廊处于蒙番夹击之中，即所谓“甘肃孤悬矢末，四面受惊也”①，所以得到明廷的加倍重视。明初即在甘肃建置卫所，屯驻重兵，大约有兵员近12万人。面对当时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的现况，为大量养兵又不加重人民负担，大力屯田成为明廷的唯一选择，被看成“长治久安之道”。
明代屯田，对驻军初无比例规定，于洪武十三年 (1380年)九月，“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卫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输”。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十月，明政府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都卫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五之四”②。另据记载，军士则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土田肥瘠，地方缓冲为差”。一般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③，只有个别地区例外。推算下来，甘肃约有8万军士屯田，每人按50亩计，屯田当在400万亩左右，而实际情况却因时因地有所变化，如在15世纪中叶以后，就因军士大量逃亡，各军屯缺额严重，甘肃屯军仅剩23 383人， 屯地也减为11 691余顷。④
明初，甘肃军士多为罪谪之人，他们拖家带口，远赴边疆，只有种地这一条生路。故明朝政府允许他们“寄藉屯种”，“供给正军”。并规定“三年后与土著军户一体输租应役”⑤。所以除正军屯田外，尚有大量的余丁及戍卒家属也参加屯种。后来这些军户子孙人口繁衍日多，到正德初，甘州十五卫所属旧额军壮屯田11 115.50顷，而舍余人等屯田却达到15176.60顷⑥， 军余屯田数已超过正军了。
明初屯田最盛，效果也显著，如因经济残破降州为县的阶、徽二县，就因屯田而使粮食、人口大增，又复升为州。庄浪、河州、洮州、凉州、临洮等卫，元末一度沦为荒凉贫瘠之地，到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时，已因屯田而成为米多价贱的富裕地区了⑦。明代大力推行屯田，以“纾民力，足兵食”，使“兵农兼务，国用以舒”，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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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查继佐《罪惟录•九边志》。
②《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九四。
③《明太祖洪武实录》， 卷一○○。
④《明经世文编》，卷一九八至一九九，潘璜《会议第一疏•理财十事》。
⑤《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四四。
⑥《明宗武正德实录》，卷三八。
⑦《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九五。
使元末凋敝的甘肃经济得以复苏昌盛，还为巩固边防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是到明中叶以后，因宫豪势要的巧夺豪取，霸占屯田，役使戍卒，加之战乱时起，戍守与耕种两不相顾，屯军逃亡者到弘治时竟占了甘肃总军额的40%以上。嘉靖末年，河西军卒只剩下不足旧额的25%，仅有17000 人。于是军屯逐渐废弛，嘉、隆以后基本上近于瓦解。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国运也随之不振。虽有长城，却边防不守，关隘戍卒衣衫褴褛，甚至反为入寇者充当向导，边兵亦多为反叛义军中的骨干，明王朝的统治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7.清代的屯田
清军入关，取得统治地位后，其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对于这些曾世代以游牧为业的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执政之初就已经注意到发展农业生产是维持政权稳定的关键。所以，从顺治到雍、乾几代，都把鼓励耕种、奖励垦荒、减免税赋作为治国方略，在各地大力推行。而在边疆地区，每年驻守关防军队的兵饷就占到政府费用的80%，因此，利用驻军士卒的劳动力，垦荒屯田，耕种自给，就又成了后继者的必然选择。顺治初，清政府即制定法规，大兴军屯，先是计兵授田，官给牛具种子等，后在顺治三年(1646年)又改卫军为屯丁，“改编凉州戍军为屯丁，免除军名，令种屯地”①。屯丁因此不再受戍守军规的制约，成为专事农业生产的个体劳动者，故用力最勤。
故“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雍正四年 (1276 年)，甘肃、宁夏之插汉、托辉两地就垦田达60万亩之多。据雍正七年十一月，署川陕总督查郎阿上疏称：“招往安西、沙州等处屯垦民户，统计共有二千四百零五户，所种小麦、青稞、粟谷、糜子等项，计下种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其余各色种植亦皆丰厚，家给人足，莫不欢忻乐业。”② 乾隆五年 (1740 年)闰六月，甘肃巡抚元展成就曾上疏说：“兰州府属之狄道、渭源、金昌，巩昌府属之会宁等四州县，接收临洮卫报垦荒地三千三顷六十六亩。”③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年)十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高台毛目等处，劝垦水田五千二百亩有奇。”④
清廷通过屯田垦荒等措施，使破败的甘肃经济逐渐得以复苏，人丁兴旺，耕地倍增。人丁数从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 的273 292 口， 到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年) 的80多年间， 就已经增为11537 539口， 翻了40多倍， 而耕地面积也由康熙二十四年的10308 767 亩， 到乾隆三十一年时增为23 633 095亩， 翻了一番还多。这一时期， 甘肃各县屯田总额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10以上。然而，屯田面积日多，民田却很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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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一七。
②《清世宗实录》，卷八八。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
④《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七。
整个河西而言，可耕之地几乎全为官家所有。官豪士族因此占有巨额财富，而广大农民却贫困不已。
乾隆后期，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现象愈加严重。一般年景，贫者已身无寸缕，地无立锥，一遇荒歉，则“卖儿鬻女”，“饥殍载道”，而“田连阡陌”的地主豪绅却“一食万钱”，“米谷溢库”，“坐拥厚资”①。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是封建地租剥削的加重所致，农民无地可耕，租佃“一年所获，不足供一年之养”，“不独凶年困，乐年亦困”。加之更有“催征之苦”，各地官府征收赋税，层层勒索，各乡里长书手更是欺上瞒下，愚弄百姓，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而“小民不敢不惟命是听”。再者还有各种徭役之差发，州县官府常年有差，若在“军旅繁兴”之时，农民更是强被征调，不知归期，所以为逃避差役，只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而里胥“终日奉檄饬解人夫，遂终日奉檄饬缉逃差，并终日饬换妥役，旋解旋缉旋换，差票四出，岁无宁晷”②。丁逃地荒，屯田日废，到处是破败景象。
而在清廷驻军中，官吏自上而下皆为满人把持，到清中叶之后，此辈多系“纨绔子弟”，只知弄权拢钱，沉溺声色，肆意玩乐，不知军事，疏于边防。更由于管理不善，军屯日渐荒废，粮食无收，戍卒乏食，官府周济无着，军饷难支，乃至国家兵勇形同乞丐。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写道：“虽东南所募精壮惯阵之士，每遇进战，辄言手足软弱，执械摇颤，举步倾欹，甚或卧毙在途，竟成饿殍。”③
而自清乾、嘉以来，吏治日益腐败，即使在地瘠民贫的西北边陲，官吏舞弊贪污之手段亦令朝野震惊。乾隆末年甘肃皋兰总督勒尔谨、藩司王亶望“捏灾冒赈、侵亏正帑”，亏空库银160余万两的奇贪大案，以及“冒请建仓”案等，暴露出清代腐朽政权统治中的弊病。甘肃经济在清中叶得到复苏后又日趋衰败，究其原因，除天灾之外，主要还是“人祸”。连左宗棠也承认：“甘肃之事，兵不能维民，反以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变。”④ 同治以来，甘肃战乱不息，民不聊生，回、汉民族起义此起彼伏，清军的血腥镇压，更激起民众的拼死反抗，以致田园荒芜，城垣败颓，白骨遍野，灾害频仍，往昔富庶闻名的河陇大地，竟成了苦甲天下的贫寒之乡。
据关屯田曾是历代统治者养兵戍边的最佳选择，当轻赋恤民时，就实效显著，一旦剥削加重，便屯收不济，结果就是丁逃地荒，反使大量已经开垦的耕地沦为荒漠，引起生态恶化。历代屯田到后来未能继续产生最初的效用，这是封建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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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三。
②《永登县志》。
③《杨勇悫公奏议》，卷十。
④《左文襄公批札》，卷二。
然而，兵，之灾，不仅使生灵涂炭，也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早年的大量屯田弃耕后，由于缺乏植被的覆盖，土壤风蚀，逐步盐碱沙化。曾经是水渠纵横、黍麦连畴的沃野绿洲，如今遗迹犹存，却无力回天，难于耕种。当追寻昔日关隘城埃的残垣断壁时，总能发现四周大片土地已为荒漠的景象。这几乎成了甘肃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童山濯濯，荒野茫茫，风沙扑面，满目苍凉，发人深省之余，不禁为当年封建王朝的竭泽而渔、大力开发感叹不已。
(二)边关颂繁荣 互市易茶马
中国历代王朝在守护疆域、筑建关隘时，都是在对以往边界双方的交通来往的考察基础上实施的。因而，筑关设隘并不只是阻断要冲，扼制关卡的另一目的恰恰是为了监控交往，以通关市。边关的开闭往往是一种外交手段，总的来说，战时闭关自守的时间要少于开放的时间，而边关大部分时间当是处于和平守御状态的。
那么，这种在边关的物质交换或互市贸易究竟起于何时呢？这恐怕要从追溯“关市”这一名词的产生入手了。常识告诉我们，人们通过生产获取物资，而是随着地域环境的不同各有差别的，为了取得别处所产的物品，除了武力掠夺强取之外 (贡献有时也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就是采取相互交换的和平方式以通有无了。考古发现表明，这两种方式大概从人类原始蒙昧时期就开始了，许多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远非本地的物品，显然是经过转手来自远方的。
到文明时代后，各政权之间的社会关系大抵不会出于这两种活动。对人口、土地、物资的争夺，成为各统治集团间矛盾交织的实质和焦点，而战争与和平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两大轨迹。我们顺延其迹便会发现，原来繁杂纷乱的世界历史，却如此清晰。正如史家司马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来往互动的最大动机是获取利益，商业应运而生，成为难以抑制的社会行为，也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剂。否则，如老子所言，“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这样社会矛盾自然减少，但历史便因此而停滞不前，这当是定论。封闭必然保守，必定落后，也势必灭亡。老子的睿智大概就在于此，他骑青牛出关西去，却蛊惑人们不要来往，则是困兽犹斗，待其自绝了。
1.周、秦关市
春秋末年，伴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长足发展而俱来的奢侈欲望，是战争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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