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史记》，卷一一○，列传第五十《匈奴列传》。
“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①，寇边不止。
这种忍辱受欺的局面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后，才得到彻底改变，前面已经谈及，此不赘述，现仅对这一时期在边关地区的互市贸易作一个简单回顾。
2.汉、魏边贸
汉朝河西之战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后，即筑长城以守御，防止匈奴的袭扰。这期间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于是汉王朝由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西域乃至西亚和中国内地的官方联系从此开始。玉门关、阳关的设置虽然是出于要冲战略防御的目的，但似乎也可以说还是为这种门户开放的需要而设的。虽然汉王朝势力已到西域，但人们却仍以两关为汉朝国界，当来自西方世界的贡使胡商进入“中国”时，第一道关卡就是这两关。所以，最初的边贸大概就此产生了，不过当时入关的胡商主要是随贡贸易，但其中应不乏私商交易，这极大地刺激了关市的发展繁荣。史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② 到东汉时，北匈奴势力西移，河西遂成为汉、匈发生联系的主要地区，武威则成为双方贸易的中心。其地“通货羌胡，日市四合”，商业很是繁荣。
汉代西北边关地区商业贸易非常活跃，据敦煌、居延所出土的汉简记载，当年在边关交易的商品有粮食、蔬菜、肉类、调料、药材、酒、衣物、布帛等生活用品，也还有牲畜、车辆等，甚而田宅、奴婢等也都可进行交易，如居延新简中的《寇恩册》，就记载了寇恩为甲渠侯粟君到觻得 (今张掖)卖鱼之事。而市场交易者除当地居民外，还有边塞驻军和戍卒等。为此驻军还有专门的“贳卖名藉”或“市记”，表明军中进行的有关买卖似乎都是要登记入册的。
如在居延破城子 (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以下各简云：③
市记——为苏长买练六□为靳奴买布六尺□ (E. P. T52： 112)
受阁卒市买衣物各籍一编敢言之 (E. P. T65：56)
吞远侯史谭市牛还□□ (E. P. T65： 527)
另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平初“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可知，汉政府对于匈奴要求互市，并因此不再寇掠的请求还是应允的。
元和二年 (85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言，北匈奴“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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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四下，列传第六十四下《匈奴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列传第七十八《西域传》。
③ 以下三简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 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36、423、454页。
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① 在与羌人交界的边塞地区，也同样开设“粜谷市畜”② 的互市。尤其是在东汉初年，窦融“怀辑羌虏，甚得欢心，河西翕然归之”，出现了“上下相亲，晏然富殖”的繁荣景象。在出土的汉简中，也有不少当时汉与匈奴、羌等民族贸易的记载，如“五年四月癸未佐梁买胡人栊板四杖付御吏夏赏官马下用。(D557)”又有“甲渠言毋羌人入塞买兵铁器者。(E. P. T5： 149)”之简，反映当时在关卡的交易仅限于谷粟、布帛、牛马等生活用品，而对于兵器和铁器这些军用物资是严格禁止出关交易的。在冷兵器时代，以后各朝边关都是执行这一禁令的。
东汉末年，中原连年动荡，陇右、河西也不安宁，处于中西交往孔道的敦煌，也因“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自然谈不上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在曹魏政权平定叛乱，占有河西之后，却因派“清约有方”的仓慈任敦煌太守，而大有改观。他“抑挫权右，抚恤贫羸”，改变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的贫富不均局面，实行保护鼓励少数民族经商、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使以往胡商受欺、动辄受阻的状况得到改善。当时贡使和胡商从西域进入敦煌后，都有一套以颁发“过所”为标志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凭“过所”则可经河西走廊，东去内地朝贡贸易，一路受到官府的保护和提供方便。所以，西域贡使或商人“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因此，仓慈大受百姓及胡商拥戴，史称“民夷翕然称其德惠”③。这使得敦煌诸地的经济得到恢复，中原和西域的往来日渐密切，一度出现了羌胡融洽、边界稳定的兴旺气象。
汉末三国以后，中原战乱不断，河陇诸地历经魏晋、五凉、三秦和北魏、西魏、北周等各代的统治，都曾先后在政权初建时有过一段短暂的稳定兴旺时期，并且在“天下丧乱，凉州独全”的特殊环境中，“轻赋敛，除关税”，使甘肃大地得到开发繁盛。而边关贸易也随着各政权之间的关系断续发展，日渐成为民族和地区间经济互补、生存相依的重要经济活动。
北魏时期，虽然前期内地商业较为萧条，但在河陇地区却属例外。原因之一是西北正统划一局势渐稳，东西道路通畅，到拓跋焘时，为“振威德于荒外”④，以恢复西域诸国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的先例，拓跋氏便先后派董琬、高明等携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后又“遣使六辈使西域”⑤。于是，西域诸国使者及商贾“相继而来，不间于岁⑥”，“胡商贩客，日奔塞下”，丝路贸易渐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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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十九《南匈奴列传》，“元和元年”条。
②《后汉书》，卷八七，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
③《三国志》，卷一六，魏书十六《仓慈传》
④⑥ 《魏书》， 卷一二○， 列传第九十《西域传》
⑤《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世祖记》，“太延二年夏四月甲申”条。
当然，有魏一代与西域的商品交易，其实多是朝贡贸易，西域使者所献“大马、名驼、珍宝甚众”①，以及其特产汗血马、驯象、牦牛、宝剑等，无非是皇家喜好之物，对国计民生并无大利。但对贡使来说，却并不是赔本的买卖，因为他们将会得到皇帝加倍的赏赐，而这正是可以回国货卖后聚敛的财富，更何况他们入境后还享受特殊保护及许多便利的待遇。因此，西域等国纷纷遣使纳贡，以图暴利。后来，这些贡使发现，中原帝国的主子们其实对贡献在意的只是外邦对其政权的认可和遵从，只要取悦于最高统治者，所得赏赐足以使其回国后大赚一笔。所以，异域商人争相充当彼国使者来华进贡，自是假冒使节的商贾不断，魏建都平城时就有100多次贡使来朝，迁都洛阳后西域各国朝贡也达119次。其中不乏欺诈之徒，但只要龙颜怡悦，边关也就不论真假，统统放行了。北魏曾实行“不设科禁，买卖任情”的商业政策，如此从边关到内地，一路关隘城镇皆成为这些所谓使节的逗留之地，贡使成为行商也就不足为奇了。故许多商贾贩客进入河西或到中原后，有些竟然乐不思归，长期居留以经营买卖。而当时的北魏政府对这些异域“官商”却优待有加，如北魏正光年间 (520～525 年)因起义反叛不止，水旱灾祸连连，百官例酒被下令停断，却特别照顾“远蕃使客，不在断限”②。如此，随贡贸易带动民间交易，沿边互市也颇为繁荣，河陇诸地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陇西等都发展成为新的商业都会。
北魏对外贸易均由官府掌控，并垄断经营以牟取最大利益，对入境商贾均征收关税和交易税，故而胡商团队和贩运珍宝的蕃客邸肆成为最受中央欢迎之征税对象，其他人或沿途地方官吏是绝对不许染指的。但实际上“切税商胡，以断行旅”③ 之事，虽禁难绝，盘剥商胡，中饱私囊，概为常例。
北魏为此曾设“关津之禁”，以防止走私，打击偷漏税。在关隘津渡检查商旅、稽查违禁货卖物品和防止奸民出入，各关津置津主、贼曹、直水、校尉等职官，征收商税，查禁走私。太和七年 (483 年)北魏官府鉴于发展商业所带来的滚滚利润，下令对商贾“驰关津之禁，任其往来”，进一步开放互市，并派“士”监管交易秩序，收取估税 (中介费)，“交市之日，州遣士监之”④。
然而，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北魏官僚经商者不绝于市，假公济私等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夹带违禁物品通关者有之；借出使他国而携带货物市卖者亦有之；利用镇守边关职务之便而走私商品者也有之；更有当地官吏妒忌暴富胡商，杀其全家而劫其财物者。此类案件虽治罪严惩而禁绝不止，载入史册者随处可见，这已发展成为后来历代腐败政权的痼疾，自然也是加速其覆灭的内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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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七上，帝纪第七《高祖纪》上，“二年秋九月丙辰”条。
②《魏书》， 卷一一○， 志第十五《食货志》六。
③《魏书》，卷九九，列传第八十七《且渠蒙逊传》。
④《北史》，卷九四，列传第八十二《库莫奚传》。
3.隋唐边贸
隋统一全国后，在继承前代御边守土交通外邦的经验基础上，对边关的朝贡贸易和民间互市都很重视。其中最有影响的活动是大业五年 (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河右时在张掖焉支山召开的所谓有西域诸国使节参加的“二十七国交易会”。当然，这次盛会只是中原天子炫耀声威以震荒服的外交活动，其意义在于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实际的商业运作。但接着于第二年春天在洛阳召开的同样性质的盛会，却因炀帝下令使“掌蕃”引导“蛮夷”与百姓交易，对推动商业活动颇有裨益，客观上促进了丝路的开通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这是应予以肯定的。但因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政局失控，终致覆灭，遂使当时丝路繁荣成为昙花一现，在隋末唐初又陷于断绝停顿状态。
隋末丧乱，群强并起，诸蕃称雄，相互征伐不已。在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后，割据势力依然坐大，与唐为敌，盘踞西北河陇地区的薛举、李轨割据势力遂成为牵制唐中央政权东进削平诸政敌的后顾之忧。而西北党项、诸羌、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也觊觎中原，屡为边患。于是用兵西北成为李唐王朝的唯一战略选择和当务之急。随着军事进攻的节节胜利，西北边境得以收复平定。为防后患，唐政府加强戍防，着意经营，以稳定河陇。这其中除增加屯兵布防、以攻为守的军事措施外，还注意在边关广开互市，对民族间的贸易尤为重视。即便和少数民族上层政权之间发生战争，甚或互为敌国，但对双方民间交易互市却不予阻绝。因此，吐谷浑、党项、突厥、吐蕃都曾请求互市，而唐政府“甲兵休息，互市交通”，与吐蕃“岁时往复，信使相望”，“修其旧好，同为一家”。给突厥一次送来“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①。用布帛丝绢和粮食与游牧民族交换马羊等畜产品等，使边疆民族间“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呈现出“蕃汉非常快活”的和谐局面。如果说唐军事镇守边关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强硬的一手，那么通过贸易调剂农、牧民族间的需求，无疑是消除隔阂、促进融合、增强边疆部族对中央王朝向心力的最佳方略。而这“软”的一手，恰恰是唐代强盛时期治理边疆最为成功的地方，也最具历史的借鉴意义。
唐代对交通和市场的管理较前代更为完善，主要是在交通干线各段点设置驿馆，驻军戍守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而实行“过所”制度，就是通过关戍、守捉必须持有通行证明“过所”。“关令：掌禁末游，伺奸逆，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② 商贾行人通过关隘，必须交验过所，经审验合格才予放行。“过所”制度始于汉代，经历代沿用，到唐时更为严格。“过所”上要写清人名、性别、年龄、通关人数、携带牲口物品等，并须沿途各关卡官吏检查盖章后才予通行。近年考古出土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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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万岁通天元年”条。
②《旧唐书》，卷四四，志第二十四《职官》三，“官令”条。
煌、吐鲁番文书中就有过所等文书九件之多①，其中当年的“过所”实物有《唐开元二十年 (732年)瓜州都督府给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其上就记有“称从西来，到此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已来，路由铁门关，镇戍守捉不练行由，请改给者”等文字，并在其后注有沿途悬泉守捉、常乐守捉、苦水守捉、盐池戍守捉“勘过”的记载。最后还有“染典蒙瓜州给过所，今至此市易事了，欲往伊州市易”等批文，可知石染典是西来沙州贸易的商人“市易事了”，经沿路守捉勘验，欲往伊州市易的真实记录。②
唐代在长安经河西至西域的6000多公里丝路上，凡关隘之处都有驿馆，以供应商旅食宿及牲畜草料。故而，驿站关隘附近往往成为商货集散地，甚至还建有客店、商铺、手工作坊等。凡客商集中的主要聚散地均设市，委派市令管理，查验“违禁品”，征收商税。《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对以上物品禁止民间出口，其目的显然是要由官府垄断经营，既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也是保证财税的需要。因此，唐代对于边贸物资的出口管理甚严，各市由市令勘问，沿途由守捉盘查，对正当商业活动予以保护，否则将予定罪严惩。商人需取得合法手续后，才能进行贸易。
4.茶马互市
唐代边关贸易中，影响深远的当是其首开“茶马互市”，以茶叶换取游牧民族马匹的交易活动，成为历经宋、明、清，长达1000多年的传统贸易形式。《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列传•陆羽》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盖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中提及长安及各地城市饮茶习俗时说：“多开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旧唐书•李珏传》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国，嗜好尤切。”③“由于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茶叶开始成为商品，而茶商“摩肩接踵而至”④，乃至“周流天下”。随着丝绸之路的流布和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互市贸易，饮茶习俗很快为西北之回鹘、突厥、吐蕃和西域、中亚等地人民接受，并日益成瘾，食不可缺。
据《滴露漫录》称：“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多嗜乳酪滞膈而茶惟通利，能涤荡油腻故也。”茶具有化解油腻，消除腹胀，有益于食物消化的功能。而西北各游牧民族多以奶酪、畜肉为食，故番族“不可一日无茶”⑤。所以，当茶叶成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又无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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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0～47 页。
② 程喜霖：《唐代的公验与过所》，《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③《全唐文》，卷七二○，李钰《论王播增榷茶疏》。
④《全唐书》，卷八○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⑤ (清)徐廷章：《甘肃边备疏》，见《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册。
生产时，就与产茶的内地人民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当马匹恰恰也是农耕民族骑乘耕种和重要的军事装备力量而又无力繁育时，这种互惠互利的交易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使中国各民族间的联系从此更加密切，这种互补型的经济结构甚至相延至今，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民族相依千年的纽带。
翻阅手头资料，据说茶马互市最早始于唐开元十九年 (731 年)，吐蕃要求与唐划界互市，唐政府准予在赤岭 (今青海日月山)开市①；又说互市自唐德宗贞元末年开始。笔者分析，根据饮茶习俗在唐中期才盛行于内地的时段看，茶叶在边疆少数民族中日渐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必然有一个形成过程，故进而以马易茶的活动当晚于这以后才较为合理。但无论在何时，甘肃作为西北边陲的游牧民族聚居区，都是开展茶马互市最早和延续最久的地区。
5.宋、元榷场
宋代，辽、金、夏三个游牧民族政权长期与宋对抗，宋在加强边关防御的同时，也利用茶马互市作为对敌斗争的手段，一是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二是为增强军事实力，获取大量的马匹。西夏占据河西和陇右大部分地区达200多年，一直与宋为敌。作为党项游牧民族政权，因为其经济上的依赖性，人民生活必需的丝绸、茶叶等全赖宋廷贡赐或互市获取，故宋为制止其入侵便屡停互市以示制裁。“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故“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③。当西夏向宋称臣或保持友好时，宋廷都针对其每年的朝贡，给予其数以万计的粮食、绢帛、茶叶、银钱等赏赐，同时还在边关附近开设榷场及互市，通过官方控制，进行双边大宗贸易，并利用关卡稽查出入商品和征收税赋，如嘉祐五年(1060年)，宋即在今甘肃境内的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 (今镇原)、德顺军 (治今静宁)设置榷马场，由京师每年支银4 万两、绸绢7.5万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8000 余匹。④
宋前期曾在成都、秦川各置榷场，买马司派官“入蜀经划买茶，于秦 (今清水县东北)、凤(今陕西凤翔)、熙 (今临洮)、河 (今临夏)博马”，后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察市司者”，其后又改设大提举茶马司，专门掌握以川茶与少数民族易马。作为对官方垄断贸易的补充，甚或是对抗，宋夏边民绕过关卡，以牛、马在边境博粜米谷或交换茶叶等，所进行的“私市”亦很活跃，以致使宋朝官方市场大受影响，“本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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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传》上。
②《文献通考》，卷三二二。
③《西夏书事》， 卷二○。
④《宋会要辑稿》，兵二十二之六。
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博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①。因此，宋廷在各边关隘口对这种“非法贸易”查询甚严，但仍禁绝不止，如熙宁四年 (1071 年)十月，宋诏令指出，宁夏两边蕃汉百姓“肆意往来，所在无法禁止”，“私贩不绝”②。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仍有官员上言，边人与夏国“私易，殊无畏惮”③，反映出封建专制政体下，政府利用国家权利对市场的干预，并不是出于民生之需，而是出于为其巩固边防、财税充盈服务的政治目的。边界关隘这时也正发挥其为统治政权服务的职能，成为阻断民间交往贸易的道道关卡，使国家及边界概念得到强化。
元代设甘肃行省，地区民族间联系因政权统一而得到加强。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也曾“榷成都茶”，在京兆 (今北京)和巩昌 (今甘肃陇西)设局专卖④。至元十五年 (1278年)元政府在甘州设置和粜提举司，负责收购粮食，于是“兵不乏食，而民亦用以不困”⑤。但由于元在蒙古草原上有充足的战马来源，故对茶马互市不如前代重视。但利用甘肃前代的关隘堡寨以控制管理附近的互市交易，仍然是相延不衰的做法。此时因元疆域的辽阔，甘肃已不再属于边地，而前代许多关隘周边因驻军和贸易的兴盛，也多已发展为城镇。除此而外，随着地区和民族之间交易活动的需要，元政府在甘肃行省凉、甘、肃、沙等州境内设立了许多驿站，还有脱脱禾孙马站六处⑥，以稽查来往使者和商旅。一些旧关隘这时也得到继续利用，降为内地关，不再有边关的性质。当然，关隘也根据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有新建者或废弃者。
6.明、清互市
明朝建立后，甘肃又成为边疆地区，经过兵赞战乱的荼毒，到处是土旷人稀、荒榛弥望的破败景象。明廷在筑边墙、建堡寨，以防北元蒙古残余势力的同时，依照前代遗制，也十分注意发展边境贸易。为获取边防守御的军马，切断蒙藏民族联系，以分而治之，朱元璋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之急务在马。”⑦ 洪武初明政府即开始逐步加强“茶法”和“马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茶马互市制度，于是在边远地区特设“茶马司”以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为便于管理控制，茶马司多设在互市双方交界控扼要冲的关隘附近。明政府通过征收茶税来确保茶叶的上市，并设立茶课司管理茶叶的生产和税收，依法严厉打击茶叶交易中的假冒伪劣等影响互市声誉的行为，“谪戍”不法分子，并将其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政府还经常派“茶马御使”到各茶马司巡视，严禁贩卖私茶，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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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甲申”条。
②③ 《宋会要•食货》，三八之三一、三三。
④《元史》，卷九四，志第四十三《食货志》，“茶法”条。
⑤《甘州府志》， 卷二。
⑥《元史》，卷一○一，志第四十九《兵志》四，“站赤”条。
⑦ (明)褚铁：《议处仆苑官员疏》，见《褚司农文集》。
国家对茶马贸易的垄断。明太祖曾下令：“以私茶出境者死，虽勋戚无贷。”① 而“关隘不察觉者，处以极刑”，且“家口迁化外”② 之地，连驸马都尉欧阳伦都因私贩茶叶而被赐死。明代边境关隘在履行军事防御职能的同时，还负有稽查私茶贩运的职责，如“不察觉”，将“处以极刑”，反映出明代甘肃关隘亦兼有后来“海关”的特点。
为严格控制茶马交易，洪武年间政府还曾实行“金牌之制”，据《甘肃通志稿》记载：“明设茶马金牌一十六面，以其上号藏内府，下号给曲先等四卫及申藏等十三族。其文左曰皇帝圣旨，右曰不信者斩。每三年一遣官赉奉合符。凡征马三千五百匹……岁给甘(肃)镇马千九百匹，以供征操。”此外，还给河州卫发金牌21 面，征马7750匹；给洮州地方发金牌6面，征马3050匹。据《明史•曲先卫传》记载：“明初设安定、阿瑞、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这种“差发马”都是要按马计价给茶的，大致用茶50万斤，换马13 518匹。互市的马价由明政府规定，如若不当，必致争端，甚至引起边患，如正统十五年 (1449 年)就因宦官王振裁减贡市马价，导致瓦剌额森 (即也先)不满，率兵伐明，遂成“土木之变”。于是，“各边互市皆停”，金牌信符之制也同时废止。当然，明朝之所以把茶与国防联系起来，以茶易马乃是“求义安之计”③，“以茶饵之，使其志向中国”④，却又“不劳中国甲兵，不烦中国粮饷，自足以安边虏也”⑤。其实质显然是为消弭边患，乃“曲示羁縻”⑥ 的怀柔政策而已。
清沿袭明代茶马互市之制，随着全国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的稳定，以及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民间贸易日渐活跃，茶法、马政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以往由官方指定的互市形式便逐渐被空前繁盛的民间自由贸易所取代。清初曾在西北设立过五个茶马司：西司驻西宁府、洮司驻岷州、河司驻河州、庄司驻平番、甘司驻兰州，时行“中马之法”。同元代相似的是，满族亦是马背民族，其征服各游牧民族后，马不再成为短缺之物，“大宛、西番尽为内地，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⑦。因此，到乾隆时清廷遂罢“中马之制”，不再以茶易马，而是让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缴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至此，茶叶成为单纯商品，不再专作易马的兑换品。乾隆时还裁撤了洮、河、西三茶马司，由国家直接向茶商征收课银。⑧ 至此，“茶马互市”之制遂废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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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要•兵五•茶马》， 卷五，《兵部•茶马》。
②《明会典•兵部十七•马政》， 卷一七，《兵部•马政》。
③《明太宗实训》。
④ (明)魏焕：《皇明九边考》。
⑤ (明)王任重：《边务要略》，见《王太仆集》。
⑥ (明)郑洛：《收务番族疏》，见《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册。
⑦ (清)嵇璜、剂墉撰：《清通志》。
⑧ 徐方千：《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边政公论》，1944 年第11期。
1000多年来，茶马互市把内地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经济交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经济互补而加强了地区和民族间互相依存的社会关系，对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边疆关隘并不仅仅是隔绝阻断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时候还成为密切联系边关内外的场点。甘肃在大一统王朝的领域内，随着边界的消除，关隘不再是国防前哨，而逐渐成为民族和地区间交流贸易的集市，为日后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贡使越关山 奇珍献中华
纳贡之制，早在虞舜时期就开始了。据载，虞时“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可见古籍中有大禹治水成功后，各地首领来纳贡的记载①。据说那时对周边所臣服的部族实行“五服”之制，以到王畿的距离500里为率，每隔500里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按此五个等次，分别依例纳贡。甘肃地处边远，乃上古九州之“雍”地，属“荒服”之例，“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②，即规定所纳税赋属第六等，贡物是美玉、美石和珠宝。商代大致如此，但在这之前夏商还都是小邦林立，方国与方国之间、中央王朝与方国之间，界线都不甚明确，当无边关之设。
1.周、秦纳贡之制
到了周代，各诸侯要年年给天子献贡“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③。又有九贡之制，“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九贡是：“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存贡，九曰物贡。”④ 周朝还专设管理纳贡的官吏“怀方氏”，“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⑤，对于来贡者朝廷还要安排馆舍住宿和饮食。
自古以来，边界关隘就是接待外国使节入境的第一站，作为国门。各国贡使出入境必须办理相应的通关手续，并接受有关检查，这是古代关隘产生之初就有的职责，如《仪礼•聘礼第八》载：“及竟，张旃，誓。乃谒关人。关人问从者几人，以介对。君使士请事，遂以入竟。”这说的就是周代边关审查人员入境的事情。
西周初期文王虽征服西北诸戎，却常有“叛服不常”之事。武王灭商后，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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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 卷一《五帝本纪•虞舜》。
②《尚书•夏书》， 禹贡第一。
③《礼记》，射义第四十六。
④《周记》，天官冢宰第一。
⑤《周礼》，夏官司马第四。
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①。时西北边境稍安，然而，从康王时起，鬼方叛周，穆王时“犬戎不贡”，遂引发周对荒服之地犬戎的征伐。《西汉书•西羌传》载：“犬戎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乃逐戎于大原。”其实，这只不过是周王朝为驱逐犬戎以霸占其领地而找的借口而已。
春秋到战国是各诸侯国军事攻伐和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割据势力地域观念强化、攻城略地、边界纷争不断的时期。在今甘肃境内，秦人在乱中崛起，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秦人驱逐犬戎，又护送平王东迁，遂得到周室的信任和封赐，为其东进关中和称霸西戎奠定了基础。此后，秦人东征西伐，到穆公时“益国十六，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秦向西部的拓展，使得陇右的羌戎逐步被征服融合。曾居于河西的月氏、乌孙等民族也畏秦西迁，匈奴乘机发展，势力大盛，以致秦昭襄王为保卫新开辟的领土，不得不修筑长城，秦这时的西疆已到黄河东岸。因史籍不详，大约此时的国界“因河为塞”，各段都应有关梁之设，否则无法驻军防守。这时匈奴强大，屡犯秦境，到秦一统天下后，“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蒙恬驱逐匈奴之战，看来是取得胜利了。可是秦王朝只存在了15 年就垮台了。史论者述及秦在西方的影响，认为外国称中国为“支那”(china)，系“秦”或“丝”的音译。如此，则这种影响当始自穆公之后，秦必与西域有联系，而昭襄王所筑长城之关隘，也应有贡使或商贾通关朝秦的记录。据说早在商周时期，就有所谓“玉石之路”，从阿尔泰山 (先秦所称之昆仑山)贡献玉石到内地；又有“草原之路”，出河套、沿腾格里沙漠边缘，经居延绿洲到巴里坤草原后达于西域。就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可知，输往中亚和欧洲的中国丝织品，大约最早就在这一时期出现，当然这也只能是零散的民间商贾所为，远不如之后那种国家之间官方贸易的规模和数量。
2.汉代贡献与赏赐
甘肃境内明确地划定边界，建关而守，并接待外国使节来访或朝贡的官方记载，多在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书•西域传》卷九六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又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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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一○， 列传第五十《匈奴列传》。
②《史记》，卷五， 本纪第五《秦本纪》。
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也就是说，所谓“凿空”通西域，就是汉王朝官方正式与西域各民族属国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西域史专家余太山指出：“西北国始通于汉，具体地说，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① 而这种双向的官方交往，即汉朝遣使出访外国，外国也派使节到汉朝。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汉朝使节到外国是为煊赫大汉声威，希望西域诸国与汉朝结盟，而与匈奴决裂，这当然是汉使秉承皇帝旨意的政治目的。但是当这一目的没有达到时，汉使仍然不辱使命，起码使西域诸国对汉王朝有了初步的了解，产生了也希望与汉朝交往的意愿，这当然是双方友好的方式。“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② 可是，当还有一些小国惧于匈奴而与汉使交恶，甚至杀害汉使时，强大的汉帝国也绝不示弱，遂出兵讨伐之。这就是汉王朝据有河西后，又进军西域的历史。
所以，汉武帝后期的西域诸国，基本上都是臣服于汉朝的属国，因而对汉朝纳贡成为他们每年的定制或奉例，表现出西域各属国对汉王朝的认可或归属。值得称道的是汉使到西域，基本上都是一些带有商业性质的友好使团 (明代郑和下西洋也与汉朝一脉相承，而不是武力征服掠夺性的侵略)。《史记•张骞传》载：“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尽管“天子好宛马”，但汉使是准备以所携带的金币丝绸等交换所好，当对方贪财绝义攻杀汉使时，遭到汉军的讨伐只能是咎由自取了。
史载，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③。而其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自此之后，汉朝“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④。西域等国也“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⑤，汉关内外“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
汉朝称西域的朝贡为“献”，但对其贡献也绝不白要，往往给予加倍的偿还，专称为“赐”。一献一赐，似乎是一种交易，但却表明了上下主从关系，汉皇要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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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②《汉书》，卷九六下，列传第六十六下《西域传》。
③④⑤《史记》，卷一二三，列传第六十三《大宛列传》。
名分。从武帝起，大国虚荣的意识似乎就成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外交做派，而汉武帝待“外国客”，往往“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甚至不惜以虚假方式炫耀富足，以收取异域“见汉之广大，顷骇之”的意图。当然，汉皇之所以要干这些赔本的买卖，目的不在于经济利益，要的是政治影响，既有标榜中华礼仪之邦的风度，也有点装门面摆阔以镇蛮夷的意味。正因如此，西域诸国使者可谓闻风而动，“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①。甚至在利益驱动下，“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②，竟冒充使者以贡献为名，前往汉朝晋见皇帝，以享受大国丰厚的赏赐和荣耀的使节待遇。
这时的大汉西疆军镇敦煌，就成了来往各国使节驻足停留之地，阳关、玉门关就成为贡使出入的门户。由于汉代对西域采取开放政策，并对西来贡使给予各种方便的待遇，甚至官方要护送其晋京面圣，故汉时入关当不会有赋税之征。
东汉以来，河陇地区经受了王莽篡汉与隗嚣割据的变乱，加之匈奴贵族又重新控制了西域，“杀略抄掠甚重，北边无复宁岁”③。建武二十五年 (49年)，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因连年灾害和南匈奴、乌桓、鲜卑的攻击，势力渐弱，故多次遣使至汉“贡马及裘”，请求和亲、互市，遭到拒绝。后来，汉光武帝采纳司徒掾班彪的建议，对北匈奴采取羁縻政策，赐献相当，不遣使者，拖到永平七年 (64 年)才通使互市。但北匈奴却勾结南匈奴反叛势力复又杀略河西，并胁迫西域诸“国”一同入侵西境。
此时，东汉政权已稳，遂于永平十六年 (73 年)春二月，汉朝命诸将率同南匈奴、及乌桓、鲜卑、羌、胡等近50000骑，兵分四路，展开了对匈奴的全面出击，败北匈奴呼衍王部，占伊吾卢城 (今西疆哈密西北)。汉政府为巩固胜利，在伊吾卢设置宜禾都尉，留吏卒屯田。章帝建初元年 (76年)，中原大旱，明帝新逝，于是汉军只得罢兵撤军。
然而，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却独留西域为使未归。为恢复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班超不辱使命，在西域30余年，联合亲汉诸国，在异域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与北匈奴和反汉势力机智斗争，颇有建树。先是“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④，到永元六年 (95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⑤。次年，和帝下诏表彰其平定西域之功，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汉军虽撤，而北匈奴却因连年发动战争而人心思定，许多贵族多有附汉之心，建初八年 (83 年)即有38 000余人驱马两万匹、牛羊十余万头到五原降汉，自此归附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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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后汉书》，卷八八，列传第七十八《西域传》。
②《汉书》，卷九六，列传第六十六《西域传》。
③《后汉书》，第八九，列传第七十九《南匈奴传》。
④《后汉书》，卷四七，列传第三十七《班超列传》“建初三年”条。
断。北匈奴统治行将分崩离析，危机日甚，于是东汉乘机再次征伐。章和二年 (88年)二月，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侍中窦宪执政。窦太后力排众议，以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率汉军及羌胡兵等数万骑于第二年六月，深入漠北，大破北匈奴于稽洛山(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南之阿尔泰山)，出塞3000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和爱山)，刻石记功而还。随后又于次年夺伊吾卢，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仅以身免。为彻底消灭北匈奴，窦宪出屯凉州，于永元三年 (91 年)二月，汉军出居延塞，又在金微山 (今阿尔泰山)大破之，北单于率残部西逃康居，退出漠北。东汉政府终于取得了对外战争的胜利，“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叩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①，说明匈奴在西域的野蛮统治毕竟不得人心。
史称东汉与西域“三通三绝”，这也和中原政局的形势有关，此后，虽然边患平定，但内乱又起。西羌诸部先后于安帝永初元年 (107 年)、顺帝永和五年 (140 年)、桓帝延熹二年 (159年)举行大规模起义，后来由于官军的血腥镇压虽叛乱平息，但亦损兵折将，“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②，人民流离失所，国运从此大衰，而河西破败尤甚，一度繁荣昌盛的丝路重镇大多荒废，东汉政权迅速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