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魏晋时期的朝贡
三国时期，曹魏割据北方，却一时无力西顾。尽管史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③ 实际上见诸史籍的西域贡使来朝的记录仅有六次。西晋时河西连年战乱，中原政权由河陇赴“西北国”的交往几乎中断，丝绸之路这一贯通中西的大动脉也只能发挥着局部的交通作用，西域也仅与河西的割据政权之间在相邻的边界地区发生商贸联系，双方贡使虽有往来，但也仅限于小范围之间的互动了。这也说明即便在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状态下，西域以及远至中亚、西亚诸国也依然没有放弃与“中国”的沟通交往，所谓“断绝”，当是指官方以朝贡为标志的联系，而民间的交往贸易实际上也不可能彻底禁绝。
到北魏统一北方后，西域诸国才又主动遣使，来华开展贸易活动。于是，魏太武帝于太延 (435年)年间，曾派出26批使臣，前往西域、中亚等地。其中王恩生、许纲和董琬、高明的相继出使，被认为“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西使之一，堪与张骞、甘英媲美”④。王、许出使与当年张骞一样，“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⑤。蠕蠕即柔然之别称，是公元5世纪初雄踞于蒙古草原的奴隶制国家，曾一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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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八，列传第七十八《西域传》。
②《后汉书》，卷八七，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
③《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麦传》。
④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⑤《魏书》，卷一○二，列传第九十《西域传》。
制由蒙古草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的草原丝绸之路。其强盛时曾控制高昌，寇掠河西，成为遮挡魏使西去的阻力。
然而，魏使虽被执，但已访诸国如鄯善、粟特等，当年即遣使者商贾来朝。北魏王朝决心“振威德于荒外”，“致奇货于天府”①，便再通丝绸之路。并于太延二年 (436年)又派出六批使者西去，此时高昌等地使节商旅也已先后来朝。时匈奴卢水胡后裔沮渠蒙逊割据河西，称国北凉，势力所及，西达葱岭，但惧于北魏，遂受封为凉州牧、凉王，已表臣服。沮渠牧犍继父位后，苟安于北魏、柔然之间，四时贡献以讨好北魏，北魏使臣赴西域，过姑臧均由其派向导护送。然其听信柔然挑唆，一时怠慢魏使，遂成为拓跋焘灭凉的借口。于是魏太武帝亲征河西，破姑臧，灭北凉，使西北诸地最后统一于北魏政权。自此，北魏开始经营河西边防，频频遣使西通诸国，使丝绸之路又现繁荣。
拓跋焘擢董琬、高明为散骑侍郎，对其出使，十分重视，不仅“多赉锦帛”，又诏命“便道之国，可往赴之”②。董、高至西域，不仅招抚九国，还远赴破洛那 (即大宛)、者舌 (今塔什干)等中亚国家。“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③
魏使受到西方各国的欢迎，也使中原王朝的声威传及西亚，于是西方来使不绝于途，仅《魏书•世祖纪》所载，就可见一斑：
太延元年 (435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诸国各遣使朝献”。
太延元年八月丙午，“鄯善国并遣使朝献”。
太延三年三月癸巳，“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槃陀、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
太延三年冬十月甲申，“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
太延五年夏四月丁酉，“鄯善、龟兹、疏勒、焉耆诸国遣使朝献”。
太延五年五月癸未，“遮逸国献汗血马”。
太延五年十一月乙巳，“刘义隆遣使朝献，并献驯象一。是月，高丽及粟特、渴槃陀、破洛那、悉居半诸国各遣使朝献”。
“是岁，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槃陀、破洛那、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
太平真君十年十一月，“龟兹、疏勒、破洛那、员阔诸国各遣使朝献”。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破洛那、罽宾、迷密诸国各遣使朝献”。
从太平真君五年 (444 年) 至太昌元年 (532年) 的近90年间， 仅《魏书》记载的西域诸国对北魏的朝献、朝贡、遣子入侍等就达120多次。而北魏也频频派使，太延元年“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次年又遣使六批西行，使节来往十分频繁。《洛阳伽蓝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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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魏书》， 卷一○二， 残传第九十《西域传》。
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胡商贩客日奔塞下，他们出入关隘、接受守关将士登记检查的情景，一定繁忙热闹异常。
魏初对商业实行“不设科禁，买卖任情”的政策，许多西方商胡贩客进入河西，直至中原可谓通行无阻。北魏政府对入塞西域官商历来都十分优待，但却在与南朝的军事对峙中，沿淮水一线闭关设防，严禁商旅越界交易。也许是受西域贡贸的影响，“淮禁”也在后来取消。自皇始元年 (396年)起，北魏与南朝东晋为敌的150年间，双方互派使节，以“朝贡”方式进行的交易就达五六十次，因而西域所献也得以通过这种周转方式达于江南，而南货也可到北国，甚至远抵西域，这充分说明了商业文化的渗透力之强，在南北政治交恶时也可以跨越民族、地域、国界而通行天下。
4.隋代朝贡贸易
隋代虽然短暂，其制度却为后世效法。因其结束战乱分裂，一统天下，隋文帝杨坚又利用人心思治的大好时机，轻徭薄赋，厉行节俭，经济得以恢复，社会渐趋稳定，成效十分显著。到隋文帝开皇年间，已是“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①。到隋炀帝大业年间，“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万千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②。“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③，“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隋氏之盛，极于此矣”④。隋炀帝正是在其祖辈节俭积蓄的雄厚经济基础上，野心膨胀，要混一戎夏，作世界的“太阳”⑤。
鉴于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隋代从大业三年 (607)开始经营西域。此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进行贸易，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在张掖管理互市，广泛接触“诸蕃”，遂悉心“访采胡人”，记载各国山川地理、风俗礼仪、物产奇珍等，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合44国，并辅以图画，上奏炀帝，主张经营西域。此奏唤起了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便复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
吐谷浑在隋初屡次犯境，曾遭到杨坚的打击。隋统一南北后，吐谷浑惧于隋之强大，则不再入寇边境，又与隋通婚联姻，朝贡岁至，保持友好。但炀帝即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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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志》。
②《通典》，卷七，《食货志》七，“历代盛衰户口”条。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大业五年”条。
⑤《隋书》，卷八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传》，“西突厥”条。
却“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发动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大业五年 (609年)三月，炀帝亲率大军西征，一举破灭吐谷浑，并乘势西巡，在焉支山召开大会，接见西域等27国使节，极尽铺排，以煊赫声威。“复令武威、张掖仕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① 当然，对于“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的使者和老百姓来说，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自然惊叹欢呼之声贯耳，称羡仰慕之言不止，使这个中原“天子”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也许还嫌不过瘾，炀帝回京后又接着在洛阳大办盛会。“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②
此后，“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③，诸国“相率来朝”，“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④。为此，隋炀帝在鸿胪寺下特设四方馆，以接待四方使者。西方称西戎使者，“掌方国及互市事”，使者之下还设有互市监及副监以“掌互市”⑤。还专设西域校尉于张掖，以处理与西域各国事宜。这些官署主要是为管理官方往来和开展互市而设置的，自然民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应在其管辖范围内。
炀帝时，西域及中亚等许多国家都曾遣使来朝，这当然与其煊赫声威的影响有关。并且这种影响不是动用武力所致，而是耗费巨资，以“经济”的手段，吸引外国遣使朝贡，使中国友好交往的影响享誉域外，不仅提高了当时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威望，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其历史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隋炀帝这种“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以夸耀富有、大事铺张万国来朝的排场，以及为维护其天下至尊的虚荣心粉饰太平，不惜劳民伤财大办节会，以致两京缯锦为之虚耗殆尽的奢费，都无疑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尤其在与各国的交易中，贡使入境，“所经州县送往迎来，靡费以万万计”。他只图口耳之欲，滥施皇恩，重赏厚赐而大作赔本买卖等，影响极坏，故而范文澜先生说其“行为极其愚蠢”⑥，对后来的东西贸易也造成了不良后果。
当然，因为贡使往来，商旅不绝，河陇地区的交通贸易和文化风气等也日益活跃，甘肃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逐步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对西部边疆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当然是经济规律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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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隋书》， 卷六七， 列传第三十二《裴矩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大业三年”条。
⑤《隋书》，卷二八，志第二十三《百官志》下。
⑥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 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1页。
5.唐代丝路贡贸
唐代的甘肃，是由于海上航道的开辟而使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冷落的时期，但是作为西部边疆，尤其是在与相邻的地区和国家的交往中，依然繁盛不已，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去绕道海上再进入中国。正因如此，在唐代的边界已远到中亚时，甘肃原先的边关也仍然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甘肃作为沟通中西的必经之路，尤其是河西走廊，被誉为“诸夷入贡”之要道和咽喉之地，这是无可选择的。因此，有唐一带仍然是西方贡使足迹不断的通途，而一路关隘仍见证着他们匆忙的身影。
唐前期，内乱已平，社会安定，河陇经济迅速恢复，贸易日渐繁荣。唐朝为更有效地管理出入境贸易和民间互市，一是实行“过所”制度，在要隘津渡继续利用或新修关戍，查验过往商贾，卫护贡使通行；二是实行驿馆制度，自京城长安到西域6000 里的官道上，沿途设驿站，为官员、贡使、客商等提供食宿及牲畜草料等。其实，途中的关隘附近往往就有集过所、驿馆与互市于一体的军镇商埠，如河西四郡中，阳关、玉门关附近的敦煌，嘉峪关附近的酒泉，山南关、铁门关附近的张掖，武威则西有焉支山峡口关、东有乌鞘岭、古浪峡为屏障，它们之所以逐步发展成为西部重镇，是和其险固的地理环境及交通位置分不开的。
唐代来往于丝绸之路经过或居留甘肃境内的外国人，最多的是贡使和僧人。随着唐王朝在西域地区统治的稳定，除天山南北及丝路南道一些国家不断向中央政权进贡外，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亦多次遣使长安，最多是大食、波斯及昭武九姓的康国、石国等。不论是天山南北，还是葱岭以西的国家，遣使来华主要是因政治、外交的需要，但因为他们所带的贡物大都是他们国内的特产和珍稀贵重之物，而皇家政权作为安抚和体现怀柔，往往“回赐”更多的物品，这其中最多的就是丝绸织品，当然还有受赠国家所没有而需要的其他物品，如漆器、瓷器、铁器、药材等，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一种交易，故被称为“朝贡贸易”。随着贡使来往的频繁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商人也必然加入到朝贡的行列，尤其是中央王朝对异国来客的友好政策和优惠待遇，更刺激、强化了中西之间商业贸易的流通，而在唐代，这种由朝贡所带动或引发的商潮，远远超过了北魏和隋代，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也成为甘肃历史发展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因此，甘肃境内丝路沿途之关隘性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其除军事防御的职能之外，又增加了友好接待来往贡使的任务，成为真正的“友谊”关。而来朝贡的国家，《旧唐书•西戎列传》中提到的就有“泥婆罗、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天竺、罽宾康国、婆斯 (波斯)、拂菻、大食 (今阿拉伯)”等，当然，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史载：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又载：波斯国“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大历六年，遣使来朝，献真珠等”，“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①。经过甘肃到京城的外国朝贡记载之多，真是不胜枚举。
《旧唐书》中说：“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天宝之乱，边徼多虞，邠郊之西，即为戎狄，藁街之邸，来朝亦稀。”这是对唐代与西域诸国贡输状况的概括总结，还是切合史实的。
唐王朝的兴盛，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万国来廷，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②的“贡道”。这条友好之路，贡使不绝，商贾云集，也带动了沿途城镇的繁盛，使甘肃境内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陇西、河州、天水等日渐发展为西北商埠重镇。而随着东西交往沟通的进展，不只是把中国的丝织、造纸、火药、印刷、冶铁等文明成果传布西方，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石榴、胡瓜等农作物传入内地；更重要的是其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文化艺术也传入中国，使河陇地区成为中西文化混融的预热区，对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宝之后，吐蕃乘安史之乱于广德元年 (763年)十月破大震关 (今陕西陇县固关镇)，入据长安。此后，陇右河西之地尽陷于吐蕃，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 (857年)才被唐收复，河陇地区有近百年处于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使一度繁荣的局面迅速冷落下来。即使这样，西方贡使也千方百计通过一道道险关要隘，奔赴东方帝都，在陇原大地留下了他们艰难跋涉的足迹。
6.宋代西方贡献
唐五代到宋金辽夏时期，政权并立，攻伐不止，王朝更迭频繁，但西域诸国却依然朝贡不断。五代以后，沙州敦煌的曹氏政权曾多次向宋贡献方物，“周显德二年 (955年)来贡”，“至天圣 (1023年)初，遣使来谢，负乳香、硇砂、玉团。自景祐至皇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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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列传》，“贞观十七年”条。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一，画二《谭宾录》，“阎立德”条。
中 (1034～1053 年)，凡七贡方物”①。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州回鹘也遣使朝宋，但到后来“往来皆经夏国”②，便因受阻而另选别路了。
据《宋会要•番夷》统计，自北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 年)至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的158年间，西北各少数民族部族和西亚、南亚诸国对北宋的朝贡就达239次以上，其中有89次是今甘肃境内的瓜、沙曹氏政权，甘州回鹘、西凉六谷部政权及秦州回鹘的进贡，其余则是居住在今青海境内的唃厮啰，今宁夏境内的党项和今新疆境内的西州回鹘、于阗、龟兹、高昌及帕米尔以西诸国途经陇右而对北宋政权的朝贡。
宋廷规定，外蕃贡使等在路经州县时，可按指定范围“得与官私交易”③。进贡使团如超过规定人数，其人员货物只能停留在熙、秦等州，上市交易。如元丰元年 (1078年)十二月，宋朝政府诏令熙河路经略司通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只有带国王书信和方物者才允许赴阙，人员不得超过50人，驴马牲口也不能超过此数，其余人货等留在熙、秦等州，差人主管买卖④。哲宗元祐二年 (1087 年)十月，宋廷又严格规定，于阗国使“间岁听一人贡，余令于熙、秦州货易”⑤。但却对归顺宋朝的唃厮啰董毡等例外，因其对党项羌有牵制作用，故欢迎他们“数遣人来”，不予限制，可以任便交易。
由于朝贡贸易往往“赐”大于“贡”，贡使可得到宋廷丰厚的赏赐，所以西域及葱岭以西诸国都派贡使朝宋，“曾无虚岁”⑥，不绝于途。这些贡使有些其实就是商人充当，所以他们有的利用赏赐银钱，采购绢、茶、丝麻、干姜等本国紧俏物品，回国后大赚一笔。有的则滞留在华，“家秦陇间”，娶妻生子，以经商为业，定居不归。甘肃地区作为贡使必经之地，沿途重要关隘附近的州县也因此成为中西商品交易的集散地，由西向东的瓜、沙、肃、甘、凉、河、洮、兰、秦诸州都成了丝路重镇，并因此促进了道路交通的建设，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西北和内地的关系日益密切，为后来中华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增强了向心力和凝聚力。
西夏建国前，经常向宋朝进贡马、骆驼及其他畜产品等土特产，以换取宋朝回赐的金银、绢、茶等生活必需物资。元昊称帝后，与宋连年交战，俸赐断绝，关市禁闭，以致夏境“尺布可直钱数百”⑦，国人作歌“十不如”抱怨之。元昊被迫与宋议和，要求宋廷继续“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⑧。谈判结果是宋朝每年以“岁币”形式，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互市。⑨ 除此之外，夏与宋边界的民间贸易也无法抑制，熙宁四年 (1071 年)十月，宋诏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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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史》，卷四九○，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高昌传》、《回鹘传》。
③④⑤《宋会要•蕃夷》， 卷七至四三，第7896～9630页。
⑥《巩昌府志》，乾隆版，卷二一。
⑦《续资治通鉴》，卷四三，宋纪四十三，“庆历元年十月壬寅”条。
⑧《宋史》，卷四八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传》上。
⑨ 李清凌、田澍主编：《史学论丛》，第十一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蕃汉百姓“肆意往来，所在无法禁止”，“私贩不绝”①。为此，宋廷也只好开放和市，许“蕃汉交易”，“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专置官监临，抽取税赋。②
西夏立国后，控制了丝路要道河西走廊，回鹘商人和辽、宋贸易，“往来必由夏界”，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③。所以，西域天竺诸国朝贡途经西夏，必遭羁留和勒索。《西夏纪》卷六载：“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二月至夏州。先是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留京三月，帝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因为西域贡使往往遭到西夏的“钞略”或“劫掠”，因此不得不避开河西走廊，穿越荒漠，经柴达木盆地，至甘青交界的河湟地区，经河州、安定、天水等地而赴北宋朝贡。西域喀喇汗王朝灭于阗后，由于与西夏的对立，其向宋朝派遣的贡使，也只得绕道青唐线，从青海柴达木至西宁，过积石关入甘后，东去中原。而大食国的贡使及商人本可选择陆海两路，但经宋朝劝告后，便放弃陆路而走海程。自此，丝绸之路一度衰落。
7.元代西北朝贡
元代疆域辽阔，版图广大，蒙古西征所向披靡，铁骑驰骋欧亚大陆，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中西地域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被史学家称为“是继汉唐以来出现的东西交流的第三个高潮时期”④。此时西方诸国通过甘肃与中央王朝的官方贸易等往来很是频繁，不仅有大汗与四汗国之间的使节密切往来，贡献不绝，同时还有原西域之外亚欧大陆的许多国家也以朝贡贸易的方式，派遣商贸使团远赴中国朝见大汗。1246 年秋，元定宗贵由继位，欧洲罗马教皇、俄罗斯、波斯的木剌夷、巴格达哈里发、小亚的罗姆苏丹等皆遣使来贺。而意大利、法兰西、妇雷铭(法国西北)，也都遣使访问大汗朝廷以贡为贸，其使节备受皇室款待。并且外国来宾只要愿意效忠者，还往往被任命为各等官员，如中亚布哈尔人赛典赤•瞻思丁及其后代就历任云南封疆大吏，波斯人札八儿赛夷曾任黄河以北达鲁花赤的高职，费尔干纳人阿合马曾任财政高官，畏吾儿人廉希宪曾历任吏部高官，欧洲人爱薛历经定宗、世祖、成宗、武宗，堪称“四朝元老”，卒后还被封为“秦国公”和“拂菻忠献王”等。见于外国记载者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参加的使团。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经甘肃敦煌、玉门、张掖等地进入中国，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后，还曾被任命为扬州总督。由他口述而写成的游记，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元代丝绸之路沿途地理物产、社会风俗等历史状况的珍贵记录。
元代西北地方民族政权对皇室的朝贡贸易也相延不衰。吐蕃、维吾尔等部族皆有贡献，如武宗至大年间 (1308～1311年)，豳王出伯向元廷进贡“玉六百一十五斤。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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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卷三七之一四。
②《宋会要》，食货卷二○之七。
③《文献通考》，卷三二二。
④ 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 页。
千五百两、银二万两、钞万锭、从人四万锭”①。元政府还遣使往西域，“遗诸王不赛因绣才币帛二百四十匹”。文宗至顺三年 (1332年)四月，“诸王不别居法郎遣使者要忽难等，及西域诸王不赛因使者也先帖木尔等，皆来贡方物”②。同年七月，“诸王答里麻失里等遣使来贡虎豹。”“西域诸王不赛因遣哈只怯马丁以七宝水晶等物来贡”③。
元代河陇地区的关隘多与驿站相并，称为“蒙古站赤”，以接待来往官员贡使及客商，提供食宿、马匹草料等，同时还负责途中的安全保障。元代驿站遍布全国，西北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范围内就有陆站80处，水站1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有马站6处。与之配套的是驿站的管理，实行金牌信符制度，官府来往使臣差吏等凭金、银两种圆牌或铺马圣旨、剳子，就可使用驿站马匹，享受不同级别的接待服务。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中书省臣奏文中讲道：“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承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乞一概追之。”④ 反映了元代官方凭牌符接待贡使商贾颇为冗滥、不得不加以限制的情况。
然而，在关隘驿站承担所谓官方接待服务职责的运行中，由于封建特权思想和剥削阶级本性使然，出现的问题很多，成为元代一大苛政。一是过往官员及僧人仗势欺凌驿员，肆意提高接待标准；二是滋事生非，扰乱驿站秩序及沿途治安等，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1282年)四月，“禁吐蕃僧给驿太繁，扰害于民，自今非奉旨勿给”⑤。元武宗至大四年 (1311 年)二月，“命西番僧非奉玺书驿卷及无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辄至京师，仍戒黄河津吏验问禁止”⑥。元泰定二年 (1325 年)十二月，监察御使李昌奏道：“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⑦”这种通达繁荣的背后，是驿户徭役的加重，百姓经济负担的过载。故而有站户难以忍受暴虐而攻杀过往官吏者，也有不堪重负，弃站逃离者。陕西行省所属临洮等处驿站，“日逐起马不下百匹，昼夜未尝少息，常见铺马不敷，停留使客”，竟至“站户被害，鬻产破家，卖及子女，诚可哀悯”⑧。有鉴于此，元朝政府不得不给予站户以赈济。如至元二十七年 (1290年)，“永昌站户饥，卖子与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还，给米赈之”。⑨ 延安驿还发生馆人受虐而扼杀使臣之事，“有中使代祀秦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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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二二，本纪第二十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条。
②③《元史》，卷三六，本纪第三十六《文宗纪》五，“至顺三年四月丙辰”条。
④《元史》，卷二二，本纪第二十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十一月乙巳”条。
⑤《元史》，卷一二，本纪第十二《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下四月辛卯”条。
⑥《元史》，卷二四，本纪第二十四《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二月丁卯”条。
⑦《元史》，卷二○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传》，“泰定二年”条。
⑧《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经世大典•站赤》，“至大四年九月”条。
⑨《元史》，卷一六，本纪第十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己未”条。
川，道出延安驿，以马不善驰，命从者以革带系馆人耳，悬于柱端，挞之流血，馆人憾之。俟中使还宿驿中，夜入扼其吭以死”①。有压迫就有反抗，元代驿政如此，虽贡使相继，但却日趋衰败，纵有险关要隘也难以阻挡起义者的反叛，甘肃一度中西交通繁荣的局面也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沉寂了。
8.明代朝贡与赏赐
到了明朝，统治者力图通过与西域的朝贡贸易，而阻止和分化蒙古贵族与西域诸国结盟，以减轻其北部边防的压力。自朱元璋时起，诸帝都很注意要尽可能地通过朝贡贸易与西域诸国修好关系，这成为明朝外交政策的主要举措，也是其基本国策之一。确保丝路贡道的畅通和贡使的安全，就成为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镇的重要职责。为此明朝特别设置“关西七卫”和“西域七卫”，以保卫从嘉峪关到哈密卫长达1500余里的丝路的安全。
正统九年 (1444 年)明英宗对沙州等卫首领说：“今戎地而来朝使臣千户沙力兔力等回，朕念其路远，恐小人在途邀切，有失远人归化之心，已敕甘肃总兵、镇守官遣人送至尔处，尔等宜各发人马，护至哈密，听其自去，毋致疏虞。”② 明代“西域三十八国，朝贡皆经哈密”③，“每岁各处回回进贡者至此，必令小憩，以馆谷之，或遇番寇劫掠，则人马亦可保护”④。凡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其贡使到哈密后，由哈密“译文其间，乃发”⑤，并奉朝廷之命，“馆伴来使，送至甘肃而还”⑥。如系还未与明朝建立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如通贡，则由哈密奏报明廷。英宗曾对哈密首领说：“果有归慕朝廷，欲来进贡使臣，审实起送入境。”⑦ 哈密卫和甘肃镇互为依托，就是为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以确保西域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
因为明廷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一贯坚持“厚往薄来”的不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中往往是献少赐多，但皇帝意在宣赫恩威，以显示天朝大国的政治影响，故一再宽待贡使。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宁使物薄而情厚，毋使物厚而情薄。”⑧ 这种只算政治账，不计经济得失的做法，似乎成为一种传承，终明一代，甚至到清代，都成为中华帝国外交友邦的惯例。其实，这种交易的实质是西域诸国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有所依赖，而中原王朝也需要得到其政治上的支持。朝廷为维护边界的稳定，抑制反叛动乱以维护其封建的统治秩序，正如俗话所说，是花钱买平安的一种经济手段。就这一点来就，当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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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见《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4年。
②《明英宗实录》，卷一一四。
③《明会典》，卷一○七《西戎上》。
④《明孝宗实录》，卷九一。
⑤ (明) 罗曰褧：《咸宾录•西夷志》，卷三《哈密》，中华书局，1983年。
⑥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三○《哈密》之“两使外国不赏”条，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⑦《明英宗实录》，卷二一○。
⑧《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
不在乎经济得失了。朱元璋曾对诸臣说：“遣使入贡吾朝廷，亦以知其事上之礼。”① 还对别失八里贡使讲：“朕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朕复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大有惠于尔国也。”② 只要西来贡使三呼万岁，就说明其有“归顺”臣服之心，疆场亦可无忧，因此大获封赏。这样便宜的交易自然促使周边小国不断来朝，而西域诸国趋之若鹜也就实属必然了。
但是，如果朝廷回赐减少，甚或取消，却必将引发纳贡诸国的不满，反致事端。例如，明世宗即位之初，因吐鲁番的崛起，西域诸国政治格局改变，明廷就试图以闭关绝贡来制裁吐鲁番，以迫使其归顺。但“西域诸夷怨朝廷赏赐大减”却“反相率从 (吐鲁番酋长)阿黑麻”③，结果在明世宗时因关闭嘉峪关，导致吐鲁番大举入寇河西走廊，真正是“孤立”不成，却促使其“独立”，反而把西域诸国贵族推向敌对势力一方。尽管这一愚蠢的做法时间不长，但却对后来明代坚持朝贡贸易的外交政策影响甚大，于是集中反映在嘉峪关对来往贡使的管理制度方面。
9.明代通关及贡使管理
明代为抵御残元蒙古贵族和通好西域，稳定西北边疆，故对河西走廊特别着力经营。史载：“高皇帝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不问。”④ 而“嘉峪关外，并称西域”⑤。这样，嘉峪关就成了西来贡使前往内地的必经之地，也是进入明朝的唯一关口。作为实际上的“国门”，明廷始终都有一套严格的出入境规定。西方来使通关，首先要符合明朝规定的朝贡时限，并限制使团人数不得过于庞大。《明史•西域传》载：“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贡，贡三百人，送十一人赴京，余留关内，有司供给。他若哈烈、哈三、吐鲁番、天方、撒马儿罕诸国道经哈密者，或三、五年一贡，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赏赉如哈密例。”⑥未至贡期叩关，则甘肃守臣将奉命予以禁阻。
嘉峪关作为终明一代在西北的边界关，其对西方贡使的出入境管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现归纳史料简述之。
第一，按期纳贡，违期莫入。明朝对西域诸国按亲疏远近及形势需要，分别定有间隔为一至五年的贡期，如准予哈密每年一贡。但到嘉靖中后期，因其对明廷的作用减弱，遂减为五年一贡。而天方、哈烈、撒马儿罕、吐鲁番、别失八里、于阗等西域大国则定为三年一贡，嘉靖时则改为五年一贡。由于朝贡贸易有暴利可图，故西域诸国都想增加朝贡次数，并缩短周期，所以常常违期叩关，要求入关朝贡。鉴于接待贡使耗资巨费，应接不暇，明政府对此态度坚决，要求甘肃守臣对违期来贡者一律以礼阻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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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
②⑥《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传》四。
③ (明) 罗曰褧：《咸宾录•西夷志》，卷三《哈密》，中华书局，1983年。
④ (明)高岱：《鸿猷录》，卷一三《兴复哈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
⑤《明会典》，卷一○七，《西戎上》。
放行入关。天顺八年 (1464年)，礼部官员鉴于哈密一年三贡，上书皇帝：“若不审量事机，听其自来自往，费扰实多。今后宜审验相应者，方许放入。”① 宪宗允准。此后，明廷屡次晓谕西域诸国，要求按时入贡，并责令甘肃守臣严格执法，非请莫来，来即劝归。然而，受利益驱动，各国来贡者仍不守约，频频叩关。守关官员轻易放行，就要被追究治罪。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甘肃总兵官仇鸾、都御使傅凤翔无视禁令，曾将违期的800多吐鲁番贡使全部迎入嘉峪关。不久，杨博取代傅凤翔而巡抚甘肃镇时，也未及时弹劾，皇上知道后谕令按律严惩。世宗道：“先抚镇官滥放入关，新巡抚官不即参论，并当究治。凤翔、鸾姑夺俸各三月，傅一月，兵备、参将等官两月。如再失处，重治不贷。”②不久，世宗再次晓谕甘肃守臣：“有因循滥放者，从重论罪。仍俟各夷出关，省谕使知遵守。”③ 因轻易放贡使入关，两任边官要员等均受到处罚，成为当时震动边关内外之严重事件。但经此整饬后，西域贡使随意叩关或关守私放、滥放贡使的行为得到了抑制。按贡期限制入贡次数，目的当然是为减少朝廷负担。但由此也反映出，嘉峪关当是守卫官员详细掌握当朝与西域诸国外交关系，并及时向朝廷通报使节动态，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较为密切的重要设置。
第二，按约限制入境人数，依例选派代表晋京。明朝为标榜其交好外邦，“怀柔远人”，树立王朝富强之形象，以确立其大国地位，对待外国贡使的做法即这一精神的体现。对于西域贡使入贡中国，明廷有一系列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目的在于减少异国使团到京人数，以减轻对皇帝的纷扰和国家财政支出。这些规定起初并不严格，待到外邦纳贡成为劳民伤财的“公害”时，明政府才步步谨严，留心于控制使团人数，以削减资费。
凡按期入贡者，明廷均礼遇迎入关内，然后将贡使分为两类。一为可进京的“起送贡使”，一为未能进京，应在边关就近留居甘、肃等州的“存留贡使”。这些贡使不论进京或留居，其在华期间的一切食宿行旅费用等均由明朝承担，并享受明廷不同等次的赏赐，当然，起送贡使要比存留贡使所得较为丰厚。据《明会典》载，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进贡到京使臣，分五等，一等彩缎五表里，绢四匹；二等四表里，绢三匹；三等三表里，绢二匹；四等二表里，绢一匹；五等一表里，绢一匹。俱佇丝衣一套，靴袜各一双。存留甘州男女人等，有进贡者，照五等例赏；无者与绢一匹④”。对其他西域国家贡使的赏赐也基本如此，足见进京与否差别之大。因此，诸国贡使入关后都千方百计想加入起运贡使之列。
其实，明代对起送使臣人数的比例规定也无定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全在皇帝一句话，因此，曾一度限制不严，遂致大批贡使入京，造成“公私骚扰，边患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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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宪宗实录》， 卷九。
②《明宪宗实录》，卷三二一。
③《明宪宗实录》，卷三二九。
④《明会典》， 卷一一二《给赐三》。
的局面。成化初，礼部尚书姚夔认为：“哈密乃西域诸番之要路，祖宗待之特为优厚。然朝贡栖止，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将瘦损驼马数匹，明为进贡，实则贪饕宴赐。朝廷保小怀远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于迎接，府库竭于赏赐。”① 有鉴于此，明廷只得诏示甘肃镇守，必须严格控制起运人数，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此项耗费。
据阿里•玛扎海里讲：“当商队到达甘州时，中国的运输机构将亲自负责把准备向天子进贡的物品运给他，把使节以及享有特权的商人及其‘贡品’(他们的商品)直接运往北京。至于人数众多的‘使团侍从’(鄂本笃即为其中之一)及其驮兽，则必须在甘肃停留一年左右，作为供养他们的中国政府的客人。惟有一定级别的‘侍从’才允许径直前往宫廷。在百名‘侍从’中，仅有10名获许偕其主要亲莅北京。”
永乐四年 (1406 年)，明成祖要求甘肃守臣“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②。永乐二十年 (1424年)，明仁宗批准黄骥的提议，“敕陕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顺王及赤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许令送京来，不过一、二十人”③。由于成化前明廷限制不严，以致甘肃守臣起送使臣进京过滥。所以，明廷不得不于成化元年(1465年)制定较为详细明确的规定。要求“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丝兰五十人。其吐鲁番、赤力把里等或三年、五年入贡，经哈密者，依期同来，不得过十人”，并“抚谕夷民，严加防范”④。
弘治十二年 (1499年)明孝宗又命令边关“今后遇有各处使臣入贡者，俱约至八月初旬，方许验放入关。每年止许一次，亦不许人数过多。违者治罪”⑤。到嘉靖时，世宗调整西域政策，对贡使人数限制更严。进京贡使一般都控制在使团总人数的10%～20%，但有时又往往流于形式。嘉靖十一年 (1532 年)，世宗诏令“肃州哈密卫夷人委兀儿等自今五年一入贡，每贡不得过百人，起送不得过三十人，著为令”⑥。嘉靖十六年 (1537年)，明廷又批准甘肃巡抚赵载的奏议，将西域诸国“分为等第，每十人许二人赴京，余留在边听赏”，后又大力削减哈密300人的贡使团，规定“每贡三十人，起送十三人，余留边听赏”⑦，同时取消其每年一贡的待遇，与诸国皆为“五年一贡”⑧。这样西域进京贡使的人数逐步得到了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