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洪武实录》，卷二五。
⑤ (明)谢缙：《谢学士文集•送习贤良赴河州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一。
⑥ (明)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
里，无虞寇盗矣”①。而从巩昌府的秦州 (今天水)经徽州 (今徽县)、阶州 (今武都)，入蜀之路，多有栈道勾连，因沿途民户稀缺，则以军站充传递，由各卫所调兵充任驿卒、递送军报等。
明代为使驿、递、铺相对独立，各司其事，以减少互相干扰，还专设递运所，以运输军需物资和贡物。为便于与使客联系，递运所一般距驿站不远，或者与驿站相邻。陕甘大驿路是明代沟通西北的重要途径，根据军事防御，以及接待西域和番藏贡使的需要，沿途均设有递运所，配备马匹、驴骡和车辆、车夫，河西还有驼队以通沙漠各卫所。
与驿站和递运所相比，明代的急递铺设置数量最多也最普遍，其不仅要设于大驿路主干道上，并且还设于每个州县及其通道上，故数量是驿站和递运所的十余倍，甚至数十倍。急递铺一般相距10～15里，最多也不超过25里。因其为步行接力相传，昼夜不停，故每站间距不宜太长。明正德《南康府志》说：“置邮传命，其来远矣。必十里一铺，以均其势；必昼夜不息，以急其务。上下公移，无远弗届，其事若细，而所系匪轻也。”“均其势”和“急其务”正是其优势，就传邮全程看，其速度并不次于骑马驰驿。但是却较驿站和递运铺花费少，设施简单。
急递铺只有铺司和铺兵两种人员。铺兵实非兵，是“佥选附近人民有丁力而少壮者充任走递”②。铺兵实际上是一种徭役，必须是“少壮正身”、较可靠的本地农民，这样还可免除其他杂役。在要路的急递铺每铺10人，僻路4～5人。铺兵每年可得工食银七两二钱左右，比驿夫少。在长城沿边诸地，铺兵多由军卒充任。其基本设施和走递方式，大体和元代相似。
明代州、县所在地均设急递铺，称为“县前铺”或“总铺”。县总铺设铺司一人，负责巡视县内各处递铺。州、县官吏负责本地递铺管理，重要地区铺司可增至三人，“专一赉送旨意公文，如有稽违，依例问罪”。
明代州县驿站设驿丞，递运所设大使，均属无品级的专职管理人员，但驿丞却是一驿之长，总管驿站一切事务，是“民间丁粮相应殷实之家，选其财貌可用者”③，经由下而上一级级推举批准方可任职。明后期官场腐败成风，驿丞按上、中、下委派，上级以贿赂授权，上等驿站可“岁入千金”，故多为上峰亲友等占据。下缺则多为无力行贿者，其地也多在边远荒僻之地，无便宜可图。其时，驿站也成了“逐膻分肥”之地。④驿丞虽然官卑职微，但是迎来送往，多接触显官大吏，稍有不慎即遭申斥，时有达官显宦殴打驿丞致死之事。
明代驿站夫役也称驿卒，包括马夫、水夫、轿夫、车夫、驴夫、馆夫、厨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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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三三一，列传第二百十七《西域传》三。
②《明会典》，洪武元年制颁。
③《明会典》，卷一二《承差•知印》。
④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二。
子、库子、斗级等。其来源较为复杂，有常年受雇服役的职业驿卒，有自备口粮轮番到驿站服役的贫苦农民，有到驿站服役的边防戍卒，还有被发配在边远驿站服刑的囚徒。他们收入微薄，工作苦累，“百姓之差，驿递为重；而驿递之差，轿扛为重”①。明代中后期驰驿冗滥，驿站夫马不足，只得取给于里甲，差徭名目繁多，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驿站的馆舍建筑规格大体相仿，规模依所在位置的轻重有大小之分。一般都有前后厅堂、门廊、正房、厢房、鼓楼、厨房、各种库房等，另外还有马神、牛神庙、羁留过境人犯的驿狱等，建置颇似衙署，可谓一应俱全。在关隘之地的驿站，还筑有城池，以作守御。递运所也大致如此，只是服务侧重点不同而已。
明代驿传开支巨大，除分摊由各站点附近农户以徭役的方式来承担基本业务外，官府还必须拨付一定数额的银两作为经费，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经费支配分为“存留本州 (县)”和“协济”两项。协济是在一定范围内，“以彼有余，益此不足”，带有辅助要冲或边远驿递费用不足的作用，如属于庄浪卫的沙井驿就因其贫瘠边远，得到乾州驿“协济”的大笔站银。而甘肃镇驿站每年驿银达两万八千余两，全靠西安府之蒲城、朝邑、乾州、邠州、同官五州县协济，但平时每年至多才可协济五六成或七八成，到崇祯十五年 (1632年)，已拖欠达八万四千余两，致使“驿马倒毙”殆尽，“军 (卒)大半皆逃亡，呼军无军，呼马无马”，“甘肃一路驿传尽为无人之境”②。由于官吏侵吞或协济单位挪借他用，被协济驿站经常发生征银不解，或失时减少现象，甚至使渴盼成为泡影，一无所获。“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来冒费，竟致无有。”③贫瘠地区的驿站因无以支撑而募夫四散，最终倒闭。
明代驰驿，全凭驿券，否则严禁驰驿。明代驿券在不同时期各有其名，但大体有符验、看合、火票三种，而黎民百姓外出，则必须持“路引”，违者将被关津擒拿，依律治罪。洪武初，驰驿者发给关文。洪武四年 (1370 年)颁制三种牌符：一为宝子牌，限于军机文书，只许都督府、中书省长官奏请发给，加盖御玺；二为军中调发符牌，用铁制，长五寸，阔二寸五分，上刻二飞龙，下刻二麒麟，上端有圆孔，贯有红丝绦；三为金牌信符，用于茶马交易，限于和西番诸国往来，牌上刻篆文“皇帝圣旨”四字，左刻“合当差发”，右刻“不信者斩”④。
同时，还有用黄麻织成的符验，并织有船、马图案，乘船用“水”字号，乘马用“马”字号，并以不同字号表示乘用的交通工具及数量，“达”字号可乘双马，“通”字号为单马，“信”字号可乘站船。符验由各省的都、布、按三司及卫所发给公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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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羌宝：《驿传议》，见《明经世文编》。
② 陈正祥：《明崇祯年间驿递制度史料》，《历史档案》，1983 年第1期，第164页。
③ 明万历三十年兵部议覆保定巡抚汪应蛟《议处驿传钱粮疏》。
④《明史》，卷六八，志第四十四《舆服志》四，“符牌”条。
员，持之到各驿站可使乘运输工具，“关领符验，给驿而去，事逡则缴”，即差事完毕，须缴回销号。①
明代勘合又称半印勘合，“其制以薄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 (存根)，左纸付天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隶州、州、卫所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凡五军都督府、六部、察院有文移，则于内府领纸，填书所行之事以下所司。所司以册合其字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② 在洪武时即使用勘合，并规定军情重务及奉特旨差遣给驿者，均由兵部填给勘合。嘉靖后，为纠正泛滥给驿，以勘合代替符验，使原持有符验的官员无法再肆意驰驿，减少了驿站干扰。但勘合较易于伪造，结果制假冒名者不断，却反而贻害驿置传运。
为不影响军情传递，明代使用火牌，亦称火票，取其“火速”、“火急”之意，专由兵部制发。万历时火牌改为纸票，故也称火票。火票“止许一人一马，给与饭食。凡经由水路与不系军情，不许擅用，例甚严也”③。持有火票可领取廪给、口粮，所以使差途中多有停留拖延时日者，反而使军情不能火速递达。
路引是明代继承秦汉的“传”、隋代的“公验”、唐代的“过所”、宋代的“公凭”等历代同类凭证演变而来，是出门旅行者所持的身份证明。路引由本人所在地官衙具写，填明籍贯、年龄、职业、行李多少和旅行目的，重点用于非军籍人员。途中的关津、逆旅、要详细查对引目，如有差异，立即擒捉赴官。若有疏漏，检查人员将被处以连坐之罪。
明弘治年间 (1488～1505 年)将行人持“路引”定为法律，当时出行没有官府开具的“路引”或不按路线关津走路，都是要严惩的。“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观者，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凡天下要冲之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须要常加提督④”。“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渡者，杖九十。若越度沿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路)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⑤ 由此可知，在当时出门不按“关”就“点”就是犯罪，处罚之严厉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路引”和汉代的传符一样，要付钱买，官吏借机敛财，中饱私囊，贪污引费者不绝，成为明代一大弊害。持有“路引”途中安全可以保证，明代曾发生用空白“路引”去京城引走逃犯之事，故对出具空引者，将处以死刑。但如系赴京告密，则无“路引”也可通行。“路引”是为防范适龄壮丁逃避兵役、防止人民串通造反而实行的一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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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六八，志第四十四《舆服志》四，“符牌”条。
②《洪武实录》，卷一四一。
③吴晗：《传•过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1948年，第5卷第4期。
④《弘治会典》，卷一三三。
⑤《明律》， 卷一五《兵律》。
机制，目的自然是为维护封建的独裁统治。
明代驿律、律令以唐律为样板，经过多次修改，在洪武三十年 (1397 年)即颁布了《大明律》， 在其中的《兵律》中有《邮驿律》18条， 另有“例”10条。“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即所谓“例者一时之旨意”。明代驿律规定详尽，禁例与罚则相辅，基本上对邮递乘驿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并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较为严厉，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执行得力，为维护驿递的正常运转起到了较强的威慑作用。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吏治日益腐败，驿传弊病丛生，许多规定难以实行，成为一纸空文。例如，明驿律规定，驿递必须按规定时限到达，违者，常被杖打；失误军机者，斩。起解官物违期，杖打；如系军需，罪加二等；造成临敌缺乏失误军机者，斩。可是到成化年间，驿程违限之事就成了惯例，如从甘州到北京5400里，“止该二十日”之程，日行程都不足300里，却“延误五十日以上者”，过去说不好就要杀头，但承差者敢于沿途滞留以致超时一倍以上，足见此时管理的松散和效率之低。
另外，明驿律对不按规定路线驰驿，即所谓“枉道驰驿”者，要予处罚治罪。但后来差使人员夹带土产奇货，沿途售卖，或替人寄送人事物件，或私访亲友等，为逃避检查故意绕道而行者也已成风，难以禁止。
朱元璋认为元之大弊在于吏治腐败，上下蒙蔽，声息不通，故强调：“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① 于是在洪武十六年 (1383 年)六月，朱元璋便令各地将所属卫所城池及境内道理远近、山川险易、关津亭堠、舟车漕运、仓库邮传、土地特产等，全部绘图上报；同时命儒臣收集天下地理资料，以及全国水马驿程等，编纂成《寰宇通衢书》，可惜今已失传。他还认为元代驿递称“站”，“俚俗不雅”，诏令恢复唐、宋旧制，仍称作“驿”，并汲取元末泛滥给驿的教训，对乘驿严加限制，规定“非军国急事不许给驿”，非“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务奉旨差遣”者，一律不准给驿。所谓军情重务，是指“朝廷调遣军马，征讨寇贼，守御边寨及报警至边将，以备设策”，以及“守边将帅及各守御衙门，飞报军情往朝廷请旨，急降御宝，调遣军民等情”②。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明廷又颁布《应合给驿条例》，榜谕天下，宣布大小官员“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朱元璋“以法治驿”，异常严格，甚至对皇亲也不姑息。洪武三十年 (1398 年)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 (安庆公主之婿)违犯茶禁，走私贩运茶叶，沿途骚扰驿递，即使大吏都不敢过问。其家奴周保更是蛮横，辄呼有司科民车数十辆，在兰州遇到河桥巡检司检查，擅塞辱司吏，吏不堪忍受，遂上告之。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不但将家奴周保伏诛，还毫不手软赐死欧阳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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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洪武实录》，卷一六六。
② (明)熊鸣岐：《昭代王章》。
以，自太祖、成祖到宣宗的五六十年间，“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①。
到宣德年间，驰驿规定放宽，“京官卒皆给驿”，“许进表官得宿驿舍”。于是到明朝中后期，如元末泛滥给驿的弊端又滋生蔓延起来。到明英宗时，驿政弊端日显，“竭民之财，穷民之力，辗转相传，无有纪极”，“通天之下，莫不皆然”，“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所致也”。② 由于官吏残暴，驿递人员受疟，各地遂有一些“邮蠹”、“驿棍”孳生，盘踞把持驿递事务，役使剥削驿夫，成为危害一方的恶徒。而过往官差也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敲诈勒索，多要夫马银两。“少不如意，拳殴驿官，鞭打驿卒，头无遗毛，身无完肤矣。若银色不足，砂置马背，箠楚马肋，绳缄马口，急追疾跑死，不倒死亦不可再驰矣。”③衙差与驿棍交相作恶，损人害马，“民之罹害，不可胜言”④。正统六年八月，刑科给事中庄某自陕西返京言：“诸驿马头多积年在役，马毙者，鬻子女以偿马，伤者哭之如父母。”⑤
驿递腐败混乱如此，“清邮传以疏民困”之声四起，明廷不得不进行整饬改革，先后在嘉靖、万历、崇祯三朝都采取措施进行了整顿。其中以万历初年由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较有成效，他抓住根本，削减浮费，限制官员驰驿特权，严惩违例官员，使驿递得以振兴，如甘肃镇巡抚侯东莱之子擅自驰驿，就被革职，对于朝野颇具震慑。但张居正也因此而触犯到贪婪成性的封建地主官僚阶级的利益，他死后便遭到反对者群起攻讦，昏庸的神宗还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遂使驿递又趋衰败。
崇祯帝登基后，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面对千疮百孔的局面，便亲自主持裁革驿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限制官员驰驿特权，取消原来的待遇，“俱裁十分之六”。然而对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溃烂而莫可救”的形势，却如久病下狠药，矫枉过正反而“欲安而得危，图治而得乱”⑥。陕甘诸地一向贫瘠，因军事防守之需，驿运繁忙而驿夫众多，驿卒多为破产农民，随驿传流动尚可为生计。一旦裁革，驿弊未除，反使大批驿卒失业，纷纷参加农民起义。《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载：“驿递之设，贫民不得自食者赖之，裁之太过，将铤而走险。”明末“天下之驿皆裁，而乱独起于秦”⑦。陕北米脂县银川驿驿卒李自成，正是因被裁生计无着，而加入高迎祥的义军，成为“闯王”，最终率大军攻陷北京，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
9.清代邮驿及递运所
清代前期，出于平定准噶尔叛乱分裂活动和巩固西部边疆的政治军事需要，清政府对西北道路和驿站建设十分重视，甘肃作为连接陕、宁、青、新的通道纽带，更是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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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一。
②③⑦ 刘广生：《中国古代邮驿史》， 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第282～302页。
④ 嘉靖《建宁府志》。
⑤《英宗实录》， 卷八○。
⑥(清)彭孙贻：《流寇志》，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
关注，境内 (含今宁夏、青海)有驿站140多处，递运所100多处。① 甘肃陆路交通网络四布，被称为官马大道的大车道就有六条，在这些交通主干道上，还有许多地方性分支的“官马小路”，将各府、州、县、镇连接起来。
其一是属于清代官马西路②，即横穿今甘肃全境的“皋兰官路”，是由北京经保定、正定，西至太原，南下平阳(今山系临汾)，过陕西潼关，西到西安、咸阳后，向西北经陕西乾州、邠州 (今陕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泾州 (今泾川)，经平凉、会宁、靖远后分道。或南下皋兰、到兰州，或从靖远过黄河、西经景泰到武威，进入河西走廊，经甘州、肃州，过嘉峪关西去新疆的大驿路，也即古丝绸之路。与之相辅，还有一条驿路即皋兰至关中的南大路，从皋兰东南至安定，经陇西、伏羌、秦州、清水，东北越陇关，进入关中，也可从秦州东越小陇山到宝鸡东去关中长安，乃基于丝绸古道之南路。
同时，还有一条东西向的驿路是专门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的“塘路”，也称军路。从肃州酒泉军站至灵州花马池军站，再东北过陕西定边、榆林、神木、府谷，过黄河去山西大同，经张家口后，抵达北京，是甘、宁、青、新疆驰递军情急报的军道。
甘肃境内南下入川的驿路，是从皋兰经安定 (今定西)，到陇西分道，一经岷州、阶州 (今武都)、文县，从碧口入四川；一经秦州 (今天水)、成县，东南出白马关抵陕西略阳南下入川。而北上到宁夏的道路，则是由皋兰东北至靖远，至中卫到银川，或从平凉至石嘴子道，从平凉西行至瓦亭，折而向北到固原后，再沿清水河、黄河北行，经平罗到石嘴子 (今宁夏石嘴山市)。还有就是皋兰赴西藏的官马大路，则是从兰州黄河北至平番 (今永登)，经碾伯到西宁，或由官马小路由皋兰经新城营，渡黄河溯湟水到西宁。随后从西宁西去，翻日月山缘青海湖西南行，达于西藏。
皋兰官路是沿袭明代的丝绸之路，连接西北的大通道，也是清军西征，平定新疆及青海民族分裂势力的进军路线。清中后期，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同治年间西进至新疆天山南北，驱逐沙俄侵略，收复伊犁，当时大批军火、军需物资等，全要依赖此路供给。因此，左宗棠对这一大道的修治十分重视，他指挥所修的皋兰官路路基大抵宽3～10丈，最宽处可达30丈，大车来往通行无阻。沿路五里筑一小墩，十里筑一大墩，作为官路里程标记。为保证物资军火的运输安全，自陕西直抵兰州府，“五里一卡，十里一哨，百里一营”③；并“每十里建兵房三间，土墩五、标明里地”。同时，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在路两边植树，一是可稳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行”，免得践踏农禾；三是可供行人纳凉。据湘人陆无誉《西笑日觚》载：“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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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升允等撰：《甘肃新通志》，卷一九《建置志•驿递》，宣统元年刊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清代的驿路以京师为中心，分为官马北路、官马南路和官马西路三大系统。
③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第161 ～165 页。
④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第161 ～165 页。
因而其部下杨昌浚行经西北，见一路杨柳夹道，即赋诗赞道：“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公柳”被后人称道，传为一时佳话。
清代的皋兰官路不仅是军路，还是中国内地与西亚地区通商贸易的贡道和商道。清沿袭明制，于顺治二年 (1645 年)制定《陕西茶马事例》，差茶马御使一员，辖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招商领引，从中课税。当时将汉中、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所产各种茶叶，集运至陕西泾阳，压制成茶砖或封装成包，进行粗加工后，通过皋兰官路运至兰州盘验，再行销各地。同治十三年 (1874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议，督印官茶票以代替原来的“茶引”制，无论何地商贩，均准领票。时印发引票835张，每引50道， 给票一张。每票40包， 每包净重正茶100斤， 副茶15斤。因此，在皋兰官路和去各茶马司的支线道路上，茶叶成为大宗货物，车运畜驮，络绎不绝。以致地处西去甘、凉，南下皋、兰的黄河渡口靖远古城，“商旅往来，轮轴辐辏，盛极一时”①。
《清史稿》卷一四一载：“驿置肇自前汉，历代因之。清沿明制，设驿马，为额四万三千三百有奇。各省驿制，定于康熙二年，凡赍奏官驿马之数，各藩马五匹，公、将军、提督、督、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从兵部侍郎石麟请也。边外之驿，定于九年，凡明诏特遣，及理藩院饬赴蒙古诸部宣谕公务，得乘边外驿马。”有清一代，由于满族统治者注意与蒙、藏民族关系的处理，牧区马匹供应较为充裕，成为驿递和运输发展的动力，较明代大为改观。
“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驰驿者验邮符，泄匿稽留者论如法。”②清代驿递名称因地区而异，京师及内地皆称驿，蒙古地区置军台，西藏、吉林、黑龙江设站。嘉峪关以西至新疆旧设军赤台，新疆建省后塘、台兼设，军台归旗管理，塘台归绿营管理。甘肃称所，皋兰官路上的驿站统称驿。庆阳至榆林一线军路驿递有军站、腰站、塘站之称。
清康、乾、嘉时期，驿递“呼应较灵，责成较专，需索亦较少”，但到后来由于民变迭起，清政府忙于派兵镇压，军情火急而驿递不及，以致获罪驿宫，驿递邮传乏人支撑，只得乱抓差，遂渐至败落。到光绪、宣统时，多数驿站马倒夫逃，已徒有其名，陷于瘫痪。光绪“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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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靖远县志》(康熙版)。
②《清史稿》，卷一一四，志第八十九《职官》一。
③《清史稿》，卷一四一，志第一百一十四《兵志》十二。
因此在左宗棠西征新疆时，甘肃驿铺大都名存实亡，迫不得已，只得利用沿途驻军的马匹和夫子，节节传递文报。为解决官兵和解运军实夫役、骡马的食宿及生活用品等，清政府便在原来驿站、军台或营塘旁，建造了一批简单的房屋，并置备粮草，供人、畜歇宿，称为“官店”，并同意在营旁半里搭盖棚场，作为军民交易场所，即“商棚”，这里就被称为“买卖街”。大军西出嘉峪关时，有大批商贩随之做生意，被称为“赶大营”。甘肃官路到处都有官店和商棚，而铺递工作也逐渐为邮政局取代，延续两、三千年的驿传制度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甘肃自汉唐以来，作为中原王朝的西境，丝路绵延横贯全境，河陇诸地在西去驿路的开辟中，许多驿站成为后来的乡村、城镇，如许多以驿、铺、店、站为名的村镇等。而县府、州郡也大都在关隘要塞防护之地，这成为千百年来西北城镇发展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也有些驿站村镇因时代或道路的变迁而废弃了，但甘肃大多数乡镇城市则曾是古代驿路的站点，这已是不用列举的历史存在了。
(二)石窟近关隘 僧侣来天涯
关隘设置本来与宗教场所无关，但宗教场所诸如石窟寺庙等却离不开关隘，这似乎成为古代甘肃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当然就佛教本意讲，最初僧侣修行，多选择在远离城镇较为僻静的山林幽谷之中。而实际上僧徒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就其普及宗教的世俗化趋向讲，则又是贴近人群，以众生所在为依存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来佛教在传入东土时，石窟寺会像据点一样，散布在丝绸古道的路边上，而不是到其他更远的人迹罕至的偏僻隐秘之地。
所以，石窟近关隘，究其原因：一是关隘守扼交通要道，是各色人等必须逗留通过之地。佛教西传，僧侣往来，无不叩关而驻足，其近旁自然就成为最便捷的修持场所；其二是关隘是驻军守卫的要地，且不论士卒的宗教需求，起码有水源可饮用，生活供给也应不成问题，故较之别处当更具生存安全保障，故亦为石窟开凿或修造寺庙的最佳选址；其三是关隘近旁往往是关内外部族民众互市贸易之地，也因此渐成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为吸纳大量的信徒，就近凿建朝拜习诵经卷的寺窟庙宇等自属必然，同时也成为举行庙会、法会、设坛讲经等佛事活动的最佳场所，这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因由了。
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后，以佛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等，也伴随着贡使商旅的脚步踏入中国，甘肃成为首先浸染接触地区，被文史学者们称为西方文化东传的“预热区”。从甘肃目前的历史遗存看，几乎在通往中原王朝京都的大道上的每个关口要冲，都有佛寺石窟的修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具特色的名胜古迹。
下面让我们结合各地所处位置，按通常划分地段的惯例，由西向东对甘肃境内的石窟地点等进行简要介绍，你就会发现关隘和石窟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密切。
1.敦煌石窟群
敦煌是与佛教最初较为兴盛的西域接壤之地，当佛教东传并在西域站稳脚跟之后，随着中原汉族政权驱逐匈奴，对河西实行有效统治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信仰及其文化艺术等自然随着东西商业贸易的交流，而首先进入河西的最西端，即敦煌诸地，并同时在沿途的重镇酒泉、张掖、威武等地弘扬传布。敦煌一向被称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至今仍然遗存的石窟寺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从西域进入汉界的标志是通过玉门关或阳关，而距两关最近的城镇就是敦煌。敦煌是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四方来往必经之地，也是唯一可驻足休憩补给的人居环境。征途跋涉，一路艰辛，突然有此佳境，自然成为僧侣们驻留开窟造寺的首选之地。因此这一带除闻名世界的莫高窟外，还有西千佛洞，瓜州县境内的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五个庙、一个庙等。因这些石窟大都在古敦煌郡境内，故称之为敦煌石窟群。
1)莫高窟
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下，开凿于流经这里的宕泉河西岸40多米高的崖壁上。窟龛自下而上，大小错落，层层相叠，栈道悬空，曲折盘旋，连通洞窟，气势恢弘，蔚为大观，曾是当年庙宇焕彩、香火繁盛、僧众如云的一处佛国世界。据说莫高窟是在前秦建元二年 (366年)始建，《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曰：“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① 这两位西来东往的游僧在三危山开窟的记载，说明此地正当东西交通的咽喉，遂成为后来僧侣驻足、信徒聚集、商旅使节瞻仰礼拜的神圣场所。莫高窟经历代官宦守将、富商大贾布施功德，不断开窟造像，成了今天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个朝代，距今1600多年，拥有735个编号洞窟，其中有壁画雕塑者492个，造像2400余尊，壁画45000平方米的一处佛教胜地。同时，又因上世纪初藏经洞的发现 (今17窟)，5万多件魏晋至唐宋时期的古代遗书经卷等得以面世，流散海外，蜚声宇内，成为今日显学“敦煌学”发端之宝库。敦煌因玉门、阳关而成为“咽喉之地”，“华戎所交之一大都会”，也成就了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使其历经千载而光辉依旧。莫高窟作为凝聚着万千佛子虔诚的心血，闪烁着智慧灵光的佛教艺术结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7 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名扬世界的佛教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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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武则天圣历元年 (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
2)西千佛洞
西千佛洞位于古代西去阳关的大道上。距敦煌约35公里处有一站叫南湖店，以供路人休息，其近旁的党河北岸崖面上，今存有19个佛教洞窟，即西千佛洞石窟，也是距阳关最近的一处石窟。西千佛洞现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榆林窟
榆林窟位于唐代瓜州城东南75公里处祁连山境内的峡谷之间，石窟开凿于榆林河谷两岸的崖壁上，俗称“万佛峡”，现有洞窟41个，也是依水而建，临近丝绸古道，靠近边关的一处大型石窟群。其石窟造像壁画数量在河西仅次于莫高窟，但精美绝伦处几可与之比肩，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和莫高窟同时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东千佛洞
东千佛洞位于今瓜州县锁阳城镇(原踏实乡)古锁阳城南30公里的祁连山中，遗存有西夏洞窟20多个，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还有红口子石窟、碱泉河石窟、水峡口石窟、旱峡石窟等，都是距当年锁阳城 (据称即隋代玉门关)、破城子 (今踏实镇附近)等边关要塞较近的石窟寺，成为当时当地军民信众参拜的宗教道场。
5)五个庙石窟
五个庙石窟在敦煌沿党河往东南行90公里处，距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仅20多公里。其石窟开凿于党河北岸的河谷冲积谷地——浪湾西端的崖壁上，因洞窟悬于半崖，在由北到南的300多米的崖面凿有19个洞窟，今可登临者只有五个，故称五个庙石窟。这里系河谷盆地，碧野连绵，绿树成林，曾是一片富饶清幽的绿洲，也是汉代以来，自青海穿越党金山口，出阳关或北去敦煌，过玉门所必经之路旁的一处石窟。该石窟现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河西石窟群
河西地区是以河西走廊为天然通道的丝绸之路必经路段，这里所说的河西石窟群是指从敦煌石窟群以东，到永靖炳灵寺以西的石窟群。这一段地区正处于交通要道，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代政权争夺和重点掌控的枢纽地段，故军镇、关城、堡寨遍布其间，而石窟庙宇也一路相伴，尤其这一路还是历代官军屯田之地，石窟亦多在军垦驻防的关堡附近。让人觉得，佛门僧侣和军营士卒似乎成了彼此的追随者一样。
1)昌马石窟
昌马石窟在今玉门市玉门镇东南62公里处的昌马水峡村。这里也是一个河谷盆地，昌马河蜿蜒流过，环境幽静清雅，石窟开凿于河岸高高的崖壁间，距地面20 ～40 米不等，现存有11个窟龛，仅中段四窟保存较完好，其余多已崩塌或一无遗存了。这里西距安西榆林窟才60多公里，也在丝绸之路的地方支线上，在汉代以来疏勒河流域军垦屯田的区域内。该石窟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文殊山石窟
文殊山石窟位于酒泉县城西15公里的文殊山 (亦称嘉峪山)中，现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汉代酒泉郡的辖地，文殊山系祁连山之支脉，其东西两峰间为一天然峡道，即文殊山沟口，岩壁陡峭，地势十分险要，是经卯来泉堡通往祁连山进入青海的大道、肃州的东南门户，也是万里长城西端的防务要地，历代派兵驻守的一处重要关隘。文殊山从南北朝到清代，修筑庵、观、寺、庙等360 多座，石窟窟龛达百余个，可惜多毁于“大跃进”时期，令人扼腕痛惜不已，现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肃州县志》载：“城西南三十里山峡之内，凿山为洞，盖房为寺，旧称三百禅室，号云小西天。”过去每逢文殊山庙会，四面八方朝拜者络绎不绝，僧徒信众、官吏商贾、文人墨客云集，烧香拜佛，互市贸易，热闹繁盛，远近闻名。
3)马蹄寺石窟群
马蹄寺石窟群在今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东南60多公里处，位于祁连山支脉临松山一带，这里芳草如茵，河水清澈，是一处向阳避风的天然牧场，古称“蘸谷”，时称“薤谷石窟”，而“马蹄寺”之名，却缘于石窟地面的一马蹄印迹。石窟群由马蹄寺南、北二寺，金塔寺，千佛洞和上、中、下观音洞等七个单元组成。这些石窟以马蹄寺为中心，分布于周围的深山中，各窟相距约二三公里，或十几公里，现存窟龛少者三五个，多者几十个，能编号者共有70余个。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董玉祥研究员判断，这一石窟群最初开凿当始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①，其东距民乐县城仅35公里。而民乐又是从青海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到张掖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这一石窟群在路西一日的行程之内，正处于北凉王沮渠氏的发源地“沮渠川”，而北凉南下出兵青海灭南凉就经此路，故石窟开凿的时代背景和时限当不会有误。该石窟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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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玉祥：《梵宫艺苑•甘肃石窟寺》，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4)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凉州区南的天梯山中，此石窟的开凿似乎稍晚于马蹄寺，但都是北凉同时代所为。沮渠蒙逊于公元412 年将都城由张掖迁到姑臧 (今武威)，出于弘扬佛法和信仰的虔诚，其选择一方胜地开窟造像实属必然。于是，他在距武威东南约40公里的北祁连山间的天梯山崖壁上开凿洞窟，后经历代不断开凿修缮，到明朝正统年间尚有洞窟26个，后因地震等灾害破坏，今仅存13个洞窟。洞窟开凿于依山傍水的崖壁上，分三层排列，最高者距地约60多米，洞窟之间用栈道连通，气势非凡。可惜在1958年兴建水库时，绝大多数石窟造像和壁画被搬迁，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尚存者只有无法拆迁的两个大窟了。20世纪末，天梯山石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经当地政府协调，已重新修复，使原搬迁之塑像等归位。这里地处黄羊河河谷盆地，群山环抱，山势陡峭，如登天梯，故名天梯山。其地就紧邻汉代以来的一处关塞，即张义堡，又称“小张掖”，其城址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陇中石窟群
陇中以甘肃省中部为限，是丝绸之路因黄河阻绝，须渡河西进，进入河西走廊的要津所在。这一区域内的石窟寺多开凿于渡口关隘附近，如炳灵寺石窟群就在永靖黄河渡口，唐凤林关所在地，其上游30公里处亦为隋临津关和唐积石关。当年由临洮，经枸罕 (临夏)，必经此地出凤林关到青海西宁，或过浩门川 (今大通河)经大斗拔谷(扁都口)到张掖，再西去敦煌、西域。石窟居于丝绸古道东段南线的大道之旁，紧扼出入河湟地区的要津渡口，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都曾从这里通过。
1)炳灵寺石窟群
石窟在今永靖县西南40公里处的黄河北岸，就是《尚书•禹贡》所说“导河自积石”之小积石山。这里群峰耸立，山势独特，壮观绮丽，是一处典型的丹霞峰林地貌。石窟群由上寺、下寺、野鸡沟、佛爷台和洞沟几个单元组成，共有洞窟200多个。其中主要洞窟以下寺为著，开凿于大寺沟西面的红砂岩石壁上，有编号窟龛184个，存有各代造像776尊，还有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是甘肃境内仅次于莫高窟、麦积山的第三大石窟，现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炳灵寺最早曾叫唐述窟，唐代又称灵岩寺，宋代始称炳灵寺，“炳灵”是藏语“香巴本朗”之音转译，意为“十万尊弥勒佛居住之地”，同汉语“千佛洞”、“万佛峡”的称谓意义相近。其开凿年代，据离地位置最高的169号洞窟中“建弘元年 (420年)”的题铭判断，起码在西秦乞伏炽磐当国时就已兴盛，另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其初创年代则可上溯到东晋。炳灵寺就是一处因关隘而开凿石窟，或因石窟而设关隘的典型。其地的凤林关遗址，今已淹没于刘家峡水库，却使峡谷更显幽深，满壁石窟也因此得到保护，在碧波荡漾高峡平湖的映照下魅力独具，已成为陇上著名的旅游胜地，享誉中外。
沿丝绸之路，越六盘山，由宁夏固原或平凉东来，经海原或会宁到靖远后，去兰州或西去凉州的大驿路上也有多处石窟寺，今遗迹尚存者有三四处。石窟均临近黄河两岸的关津渡口，其选址都在近城靠河的交通节点上，这一路本系丝绸之路东段北线，也是魏晋以来佛教东传所经的最早路段。
2)五佛寺石窟
五佛寺石窟在今景泰县城东20多公里处的黄河岸边。这里是经靖远法泉寺，顺黄河西北行，渡河去景泰以通武威的黄河渡口。其位置就在汉时媪围县附近，唐会宁关近旁，自古以来就是黄河要津。五佛寺石窟，又称沿寺或盐市，创建于北魏时期，其地背山面河，昔为盐茶交易场所，今仅存一窟，为中心塔柱式佛窟，其间塑有五尊佛像，故称为五佛寺，乡依其名，属景泰县。石窟已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为高扬程电力引黄提灌工程的一级泵站，今已辟为旅游点。
3)寺儿湾石窟
寺儿湾石窟在距靖远县城约20多公里处的北湾乡天字村东，位于从靖远到兰州的途中。从靖远沿黄河西南逆流而上，在黄河北岸的红砂岩石壁上原有窟龛六个，其中五个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仅存一窟，内有唐以后各代造像63尊，可惜多被后人涂漆丧失原貌。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地以石窟为名，称寺儿湾，又称红罗寺，今附建有佛殿楼阁等，为当地信众朝拜之地。
4)法泉寺石窟
法泉寺石窟在离靖远县约15公里的东湾乡杨稍沟沟口的红山岔。由靖远沿黄河北上，在杨稍沟口有一处石窟，这里是一个小山谷，石窟群坐北朝南，三面环山，依次开凿于山内侧的红砂岩石壁上，残存有大小洞窟36个。窟旁有泉水从岩脚流出，清冽成池，四周树木葱郁，环境幽邃，曾是一地处黄河要津附近的禅林。据笔者踏勘，其北20公里处即西汉鹑阴县治，魏晋时乞伏部族西秦政权的建都之地，曾为前秦平凉郡、西魏会州城故地，黄河要津鹯阴口所在。石窟前为黄河支流杨稍沟大砂河，位置正在入河口北侧，处于西来东往、北上南下的交汇点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防御地位，时至今日，都一直有部队驻守。据《靖远县志》载，石窟凿于北魏时期，宋代崇宁年间(1102～1106年)和明代嘉庆、万历年间都曾有过大规模的修缮。可惜至今壁画造像被毁坏殆尽，洞窟所雕造像等均系今人所为。石窟以泉得名，称法泉寺，据说为陕西法门寺的下院，僧侣最多时达1500人之多。因此地山崖砂岩呈土红色，故又称红山法泉寺。该石窟现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已被当地开辟为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