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山寺石窟
红山寺石窟位于今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打拉池西面的一处红砂岩石壁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寺内碑刻所记，此地原名开元寺，始建于北魏，原有石窟多处，虽历代屡次凿修，但终难逃地震兵燹之灾，至“文化大革命”时塑像寺庙被摧毁殆尽，一度沦为废墟。因1936年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此会师，驻军48 天，彭德怀军部就设在窟内。因山岩皆红，又有红军驻守，被彭总称为红山寺。1985 年8月白银市恢复成立后，此地从靖远县划归新建的平川区所辖，为纪念红军长征打拉池会师，区政府在此修建了纪念碑亭，当地信众又在窟内重塑佛像，修建殿堂等，遂再度兴盛。这里以屈吴山为屏障，系当年丝绸之路从陕西、宁夏西渡黄河去河西的捷径，也是从宁夏固原北上海原，再西进甘肃的门户。其地西与法泉寺相距不足30公里，自汉魏以来就是军事要隘，筑有城堡驻守，西夏称打啰城，宋收复后建怀柔堡，明以后俗称为打拉池堡。
笔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宁夏西吉县城北约20公里的火石寨写生时，在一个叫扫帚林的山谷红砂岩峭壁上发现一处石窟，在离地20多米以上的岩壁上凿有数层十多个窟龛。因栈道毁绝，仅能进入底部几个洞窟，所塑佛像为晚唐风格，与固原须弥山石窟遥相呼应。这两处石窟寺正在丝绸之路东段北线上，沿途多关隘堡寨，把宁夏固原经海原到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打拉池红山寺、靖远法泉寺的石窟地点连为一线，特录以备考。
4.陇东南石窟群
今甘肃天水、甘谷、武山等地，古属秦州统辖，为中原通西域的“关会之地”，是由关中越陇关、经清水，或由宝鸡越陇山到天水，西去陇西、临洮、河州的丝绸古道的必经路段。故自魏晋以来，沿途城镇关隘附近多有石窟寺开凿营建。现存有天水麦积山、仙人崖石窟、武山水帘洞、拉稍寺、千佛洞、木梯寺、甘谷大像山石窟等。而陇南自古即是秦陇入川蜀必经之地，也是河湟地区经阴平至蜀郡的通道，历史上亦多有高僧来往其间。其地古代关隘遍布，凡关隘附近多凿建有石窟寺庙，其中尤以西和县境内的法镜寺和八峰崖石窟为著，另外还有成县大云寺石窟和徽县广佛寺石窟、佛爷台石龛、罗汉洞石窟等，无不与险关要隘为伴。
1)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今天水市北道区东南35公里处，这里是秦岭西脉小陇山林区，在万木葱茏、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奇峰突起，如农家麦垛之形，就是著名的麦积山。在其山腰绝壁上开凿有大小洞窟194个，各窟间以栈道勾连相通，层层叠叠，横悬崖壁，登临者如履云间，凌空四望无不心惊目眩，顿生天上人间之感，是一处依山借势、超凡脱俗的人间佛国世界。如今各洞窟岩壁间石雕、泥塑造像达7200余尊，绘有壁画1000多平方米，尤其是窟中塑像不乏惊人之作，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堪为佛教艺术宝库。此石窟自1955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保护所守护以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又拨巨资修复加固山体洞窟和栈道，使这一名胜古迹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名扬四海的旅游胜地。
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断非一时一世所为，现今遗存的洞窟表明，从西秦、北魏、北周，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1600多年里，均有凿建和修缮。据史料并结合最早的洞窟造像壁画风格分析，学界普遍认为石窟开凿约始于姚氏后秦 (384 ～417 年)时，从当时佛教东传的大背景看，应是可信的。西汉末年隗嚣割据天水时，曾在此建避暑宫。唐代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三八《敬塔篇》中说：“秦州麦积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灵安寺。”显然，周穆王时不可能造寺，佛教产生并东传时代要晚得多。当然，开窟之前当地也应有所依凭，南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一中说，南北朝宋武帝永初年间 (420 ～422 年)僧玄高隐居麦积山时，已有“山学百余人”，有僧徒300人之多，即表明早在西秦之前就已经有人在此建寺弘法了，而石窟之东不远就是扼守南北要道的燕子关。
2)水帘洞石窟群
水帘洞石窟群位于武山县洛门镇正北10 公里处的榆盘乡钟楼湾村称作鲁班峡的群山之中。这里系第三纪红色砂岩崭露的一片地貌独特的峰丘冈峦，山岩突兀，峡深谷幽，密林隐石径，绿树拥丹崖，可谓别有洞天。而石窟就借依山势，开凿于各崖壁之间，主要由拉稍寺、水帘洞、千佛洞和显圣池四个单元组成，有“七寺五台”之胜景。①
水帘洞石窟在拉稍寺南约一里的莲花峰山腰的天然洞穴之中，因夏秋洞外降雨时水顺崖壁流下，似玉珠银链，垂挂如帘，遂有“水帘洞”之称。此洞高达30米，宽约50米，深20多米，由外而内建有亭台楼阁，洞穴壁面残存有北周壁画浮雕等十余组，为佛教题材的佛、菩萨、飞天、供养人及佛塔、牛车等，弥足珍贵。
拉稍寺石窟主体开凿于莲苞峰南壁的一处高60多米的崖面上，其崖壁紧临响河沟山谷，其上雕塑有通高34.75米的一佛二菩萨浮雕造像，神情威严，气魄慑人，为全国仅见，称为摩崖大佛。据其右下侧铭文可知，此像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 (559年)，时任秦州大都督的尉迟迥所出资建造。其佛座下亦悬塑有高约四米的立佛及其二胁持菩萨，其身躯虽多残毁，木架绽露，但所喜肩首尚存，髻发如缕，两耳长垂，直鼻丰颐，弯眉挺秀，细目半睁，双唇含笑，十分传神，令人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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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七寺为显圣寺、拉稍寺、千佛寺、粉团寺、砖瓦寺、硬山寺、观台寺，五台即清净台、莲花台、说法台、钟楼台、鸣鼓台。
千佛洞石窟在拉稍寺西北一里左右的山沟里，现存大小窟龛30余个，有编号51个，位于半山腰的天然洞穴中。因岩壁上曾塑有七个佛像，故称此地为“七佛沟”。惜七佛身躯已毁，今只剩一佛头高悬于壁上，尚残存有一佛二菩萨及二弟子塑像等，均为北周时期所作，亦不失为难得的佛教艺术珍品。其中最可观者是34号摩崖壁画，虽为大型说法图之残存，但所见头戴宝冠之菩萨及前后随侍三弟子，仪态端庄稳健，表情生动微妙，两眼炯炯有神，造型勾勒准确，线条劲挺有力，虽简笔淡彩，却生动之至，令人过目难忘，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宋元壁画神品。
显圣池石窟位于水帘洞石窟峡谷东端，距文管所1.5 公里处的花果山对面的天然崖穴凹面之中，原塑像多已不存，仅有残存壁画90余平方米，铺排在右侧岩壁上，尽管大都剥落，人物面部模糊，但仍可感受到昔日宏大的佛坛说法图景，细细辨认，亦可见昔日画工严谨描摹的笔力和遗韵。
水帘洞石窟群，地处丝绸古道，其地山林环抱，寺观古朴，清净隐秘，景色独特，四季可观，有道是：阳春花繁丁香紫，夏雨腾云玉帘垂，秋风吹拂满峡金，莲峰雪飘壁生辉。如今这里已被评为AAA级景区，并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大象 (像)山石窟
石窟位于甘谷县城西南2.5公里处，窟在山崖峭壁间，内有石胎泥塑善跏趺坐，高23.3米、腰宽10.4米的唐代释迦牟尼大佛一尊。大佛洞窟两旁，依山附势修有走廊，廊上窟龛相连，现存22个平面近方形的窟龛，并有僧人修行的禅窟，是丝绸之路上甘肃东南部融石窟与古建筑为一体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据考，石窟始凿于北魏，到唐代更趋完美，因以大佛塑像闻名于世，称大像山。惜原洞窟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大佛也仅剩三层石胎。后由当地群众集资再建庙宇，并依原貌重塑大佛，亦有盛唐气象，成为当地民众朝拜旅游的一方胜土。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认为按释迦牟尼“乘象入胎”之记，应以大象山为名较妥，始称今名。该石窟于1981 年9 月10 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有关部门拨专款再次进行了维修，2001 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法镜寺石窟
法镜寺石窟位于西和县城北12公里的石堡乡石堡村五台山支脉崖壁上，据《西和县志》载，法镜寺原有大小窟龛31个，分南崖、北崖两处，南崖15窟，北崖16窟，而实际上现存大小窟龛仅24个，造像11身。1962年改建西(和)徐 (家店)公路时，将南侧山崖拦腰劈开，部分洞窟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中，绝大部分窟龛内的造像被摧毁，残损极为严重，现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前原有的古寺建筑在明代被洪水冲毁，遂移建于五台山上，后因地震塌陷，又于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年)三月重建，雍正三年 (1725 年)再次重修。法镜寺石窟造像分石雕、石胎泥塑和彩绘泥塑三种。窟龛形制主要以摩崖浅龛为主，兼有平面方形窟、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窟。其中7号窟最大，高、宽各8米，深1米；11号窟最小，高、宽各0.8米，深0.5米。北崖原建有法镜寺正殿，系崖前建筑，结构十分宏伟，现虽已不存，但尚在4米高的石崖上留有3个石龛，其中雕凿有三世佛像，居中的释迦佛高达6米，面容庄重和蔼。位于南崖中部的13 号龛内有身高约6米的石胎泥塑立佛一身，被当地人称作“寒山笑世佛”，该佛像肉髻高耸，宽额方脸，弯眉突目，直鼻阔口，目视前方，双唇紧闭，短颈端肩，挺胸而立。内穿交领衫，外穿“V”形领袈裟。衣带于胸前打结分两缕下垂，服饰上阴刻稀疏刚劲的衣纹线，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保存尚较完好。法镜寺石窟不见于史料记载，从其尚存的中心塔柱式洞窟推断，似为佛教东传早期开窟的延续，而其佛像服饰及衣纹处理亦有鲜明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造像特点。经专家与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同时期的窟龛造像比较，大致可推定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年代应在北魏中晚期，唐诗人杜甫曾经此地，写有《法镜寺》一诗，可见其佛事活动至少在唐代时仍很兴盛。石窟现存三通清代碑刻：一为康熙二十八年 (1688 年)《复建五台山法镜寺碑》； 一为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年)《法禁寺碑记》；一为雍正三年 (1725年)《重建五台山法镜寺碑》，其中有法镜寺“西邑西北境，号曰石堡镇古郡”，“耸翠穷峰，岛屿之萦回；彩彻云霄，列岗峦之体势”，“俨然崆峒形势，西南润流直注汉水渊源。倚欹休哉，何风之景也”等语，记述了寺窟重修移建和当地形胜等情。据此可知，明清之际，周边民众曾数次捐资对法镜寺进行修缮活动。
法镜寺石窟东崖下的石堡村即石堡城，为历代屯兵驻防的军事要塞，其谷道因两山夹峙如屏，故又称屏风隘，被视为古西和的北大门。
5)八峰崖石窟
八峰崖石窟位于今西和县城东南32公里的石峡镇坦途村群山之中，因其山八峰并峙，故称八峰山，石窟即开凿于其西峰山腰间距地200米的天然岩穴中。岩穴高约15米，深达60米，又称峰腰崖石龛，仅有一线栈道可凌空援壁通达，形势十分险峻。石窟为两层14龛，原有殿宇14间，造像200余尊，现仅存90余尊及部分壁画。窟中塑有宋代菩萨、元代三世佛、明代弥勒佛及清代普贤菩萨等。塑像生动传神，颇具匠心，是陇南地区难得的古代石窟遗存。《陇右金石录》载，此窟于明代即已修筑完备，据残存遗迹和历史传说推知，此石窟当开凿于西晋怀帝永嘉之乱以后，仇池国割据时期。八峰崖石窟与仇池山相望，仇池国杨茂搜称王时曾于八峰崖下的寺湾村建寺，后寺毁于山洪，便移佛殿于山腰岩穴中。故此石窟寺的最初开凿很可能是在魏晋以来佛教东传时期，应和敦煌、大同等地的石窟开凿相左右。石窟雄居于塞峡古干道上，紧临仇池战略要地坦途关，南与双石寺石龛遥相呼应，是石峡一地因路设关而开凿的两处古代佛教遗迹，反映出关隘附近必有石窟佛寺的历史特点。唐诗人杜甫离秦州 (天水)到同谷 (成县)曾经此地，有《石龛》一诗传世。石窟现已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陇东石窟群
甘肃陇东地区的平凉、庆阳两地，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宁夏、内蒙古、河西的军事重镇，险关要隘遍布，是古丝绸之路北线途经之地，成为与河西走廊、渭河、黄河上游其他路段同时浸染的佛教艺术繁盛的区域。这一带自秦以来就是兵家争夺要地，关堡城寨到处可见。自北魏以来，这里先后开凿的石窟寺遗存至今者就有20多处，较著名者计有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王母宫、平凉禅佛寺、镇原石空寺、华亭石拱寺、庄浪云崖寺、朱林寺及合水保全寺、张家沟门石窟、莲花寺等。
1)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位于蒲、茹两河交汇之处的覆钟山下，距今庆阳市西峰区约25公里，是陇东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群，共包括寺沟、石道坡、花鸨崖、石崖东台和楼底村北一号窟等几个部分，窟龛总数共计295个，其中寺沟窟群规模最大，有窟龛283个，大小造像达2126尊，是全国著名的石窟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石窟寺曾经湮没于群山之中，被人淡忘，直到1959年之后才被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发现，并多次组织人力进行调查测绘、修复保护。1985 年董玉祥研究员执笔出版调查报告《庆阳北石窟寺》一书，该石窟始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北石窟寺的创建，据清代碑刻记载，南、北石窟寺同为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509年)时，由泾州刺史奚康生所建。该窟群曾经西魏、北周、隋、唐、宋历代开凿修缮，而其中以唐窟为多，造像最盛。楼底村北一号窟在相距三里之外的蒲河西岸，开凿于距地高约6米的绝壁上，惜雕像多已风化，仅存残迹，远不如寺沟之盛。
2)南石窟寺
与北石窟寺遥相呼应，其位置在丝路重镇泾川县城东北7.5公里处，开凿于泾河北岸的下蒋家村崖壁上。该窟创建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 (510年)，与北石窟寺同为泾州刺史奚康生所建。据说可能是宣武帝之妃、孝明帝之母，安定临泾(今镇原县)人司徒胡国珍的女儿胡太后，因生子元诩被扶正，独揽大权后，指派泾州刺史所为。石窟凿于红砂岩崖壁上，今存大小两个洞窟，雕有七佛、弥勒、胁持菩萨、力士等十余尊，窟顶有满布佛传故事的浮雕等，现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云崖寺石窟
云崖寺石窟位于庄浪县东端，系丝绸之路古驿站，为东汉时刘秀剿灭隗嚣割据势力，开辟番须道所经之地，其北店子峡即关山西麓扼守大道的重要隘口。这里是以云崖寺为主由红崖寺、木匠崖、朱林寺、佛沟门、三清洞、罗汉洞、陈家洞等佛窟寺观组成的方圆10里的石窟群。云崖寺现存窟龛共有3层，除第二层8个洞窟尚残存有17 尊北魏、北周时期的石造像外，大部分洞窟和塑像等已颓毁。洞窟开凿于悬崖绝壁之上，下层距地10米、中层20米、最上一层达60多米，峭崖耸空，白云入洞，气势慑人，因称云崖寺。此地峡谷幽邃，古木葱茏，怪石峥嵘，雀舞莺啼，清丽可人，现已辟为旅游景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王母宫石窟
王母宫石窟在泾川县西汭河与泾河交汇之处的回中山下，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现仅存一大窟，有方柱居其中，分为上下两层，雕有佛及供养菩萨等，残损较甚，多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从石窟形制和雕刻题材风格看，均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相近，故其开凿时间当在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 (500年)前后，略早于南、北石窟寺的开创。今其前为新修之王母宫大殿，成为供奉西王母的道教庙宇。石窟已于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石拱寺石窟
石拱寺石窟位于华亭县城南25公里的上关乡，石窟凿于千河上游秀水河畔的崖壁上，存有窟龛14个，从其造像风格判断，约开创于北魏晚期，所雕之三佛及胁持菩萨和浮雕释迦、多宝佛、供养人群像、维摩、文殊等，可谓上乘之作，亦较珍贵，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石空寺石窟
石空寺石窟在镇原县城东约2公里的茹河北岸，石窟开凿于离地8米的山崖上，今存窟龛5个，仅有2个较完整，雕有五佛四菩萨或一佛二弟子等，据窟壁题记及风格看，此窟当建于宋代。石窟地处交通要冲，东有彭阳古城，为北宋与西夏征战时的关防重地。该石窟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合水保全寺、张家沟门和莲花寺石窟位于合水县东北子午岭山区太白乡平定川沿岸，其相互距离在1.5～5公里，是陇东石窟较为集中之地。这些石窟所在地自汉唐以来就是通往西北宁夏等地的重要通道，也是西北民族割据势力南下袭扰关中的进犯之路，在北宋时成为与西夏对峙的边关之地，当时所筑之平戎寨就在石窟附近。
保全寺石窟在平定川源头西岸，现存窟龛25个，开凿于40多米长的山崖上，从窟内造像呈北魏流行之“秀骨清像”的特点判断，此窟开凿应在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
张家沟门石窟在平定川中部，北距保全寺约10公里，凿于平定川西岸的崖壁上。现存窟龛8个，其中北侧崖面凿有4个券顶形佛龛，每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结勋趺坐，菩萨长发披肩，风格古雅稚拙。据窟内崖壁上供养人“太和十五年”的铭文记载，这里的石窟亦应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 (491年)前后开始凿建，乃陇东所存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处洞窟。
莲花寺石窟位于平定川西岸，开凿于长20米、高7米的崖壁上，有编号窟龛25个，大部分为唐宋时期所造。除唐代的雕像以阿弥陀佛为主外，宋代雕刻的500罗汉堪称一绝，内容系表现佛祖释迦牟尼灭度后，500罗汉前来集会的场景。罗汉表情各异，神态不同，十分形象生动，令人叫绝。
以上石窟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如今已成为合水县重要的旅游资源。石窟地处林木葱茏的子午岭与蜿蜒北去的秦直道交相辉映中，集历史、人文、自然风光于一身，实乃访古寻幽的好去处。
6.高僧逾关出河陇
汉魏以来，横渡黄河去西域求法取经的僧众不断，同时由西域东来，经过甘肃到京畿长安等地弘传佛法者也络绎不绝。他们过关越隘，东来西往，曾留下不少记载。对于曾通关旅历河陇的高僧，这里拣选其要，不妨简而述之，以飨读者。
佛教为印度人乔达摩•悉达多创于公元前6世纪，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西域的龟兹、于阗、高昌诸国，至中原西汉王朝时已十分兴盛了。因其时匈奴盘踞河西，与内地隔绝，故在张骞通西域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逐渐东传，始为内地各族众和统治者所信奉推崇。据说汉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突袭匈奴，斩获颇多，其“收休屠祭天金人”，即为匈奴休屠王所供奉之金佛。这大概是汉朝人最早接触佛教偶像的事件。
但佛教的传入却要在张骞开通丝路之后，最早见诸记载者当为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据梁代僧人慧皎《高僧传•摄摩腾》所记，他们相伴到洛阳后，受到汉明帝的隆重接待，还专门为其修建了“白马寺”作为译经传教的场所。
甘肃河西作为佛教东传的中转地带，西来僧侣无一不曾驻足弘法，遂成为高僧辈出之地。也许是在东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期，到魏晋以后，佛教才得以在中原地区兴盛。而西来传教的高僧则多在甘肃敦煌、凉州等地驻留，逐渐熟悉东土语言习俗后，遂再逾陇山而抵关中，在长安、洛阳等内地布道传法，如东汉末的安息人安世高、后赵佛图澄、前秦道安、北凉昙无谶、后秦鸠摩罗什等，都是西来假道甘肃传教译经的高僧。
1)敦煌竺法护
西晋时的著名高僧竺法护，就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他“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有着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既通竺语，又畅晋言”，所以成为最初大量翻译佛经的高手，被尊称“敦煌菩萨”。他所译多系当时西域流行之大乘佛教诸经典，缘于他曾两次西行西域诸国取经，熟悉了36国语言后，又回到敦煌、酒泉等地译经，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又到洛阳译传经典。他名重京畿，有僧徒千余，被誉为和当时“竹林七贤”山巨源齐名的人物，卒时年78岁。故慧皎在其《高僧传》中赞其“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但是，竺法护译经，均属直译，不讲求文辞，故不宜传诵。
然而，佛教东传毕竟也因梵汉语言不通，文字相异，成为影响东传最大的障碍。佛学经典通过西域诸国各部族为中介，口耳传诵，待译写辗转传至内地时，往往晦涩难懂，或歧义百出，如此岂可服众。所以为正视听，穷本溯源，寻求真经原品，以把握佛典要义，就成了大德高僧们神圣的追求。
2)西天取经的朱士行和法显
北魏甘露五年 (206年)颍川僧人朱士行“誓志捐身”，决心西行求取真经。他率众徒从雍州 (今陕甘之交)启程，穿越河西走廊，经敦煌、涉流沙，到达于阗，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西行取经的汉僧第一人。
后秦太元十八年 (393年)姚兴称帝，崇信佛教，到处搜罗高僧，组织翻译佛经。法显脱颖而出，成为“众僧数百人中，莫不叹服”者。法显 (335～422年)，俗姓巩，平阳郡武阳 (今山西襄垣县)人。他为了求取戒律，于后秦弘始元年 (399 年)出关西行，时已是64岁的老人。法显西上度陇，正值河陇军阀混战、动荡分裂之中。河西受阻，他们一行只得在西秦凤林关附近的炳灵寺石窟“夏坐”三月，后又行经南凉西宁，过丝路要隘山口大斗拔谷，越祁连山到达张掖。时“张掖大乱”，敦煌太守李暠谋叛段业，但他们却遇到不少“同志”，一路上取经的队伍也有所扩大，到敦煌时已有10人，并受到崇信佛教的西凉王李暠的款待和支持，随后经西域到达印度，后经海路回国，成为求法行程最远的高僧，创一代佛门壮举。
3)龟兹鸠摩罗什
西来传教僧侣中，鸠摩罗什 (344～413 年)可谓贡献卓著者。他生于龟兹，出身皇族，自幼随父母出家，受教于高僧，习诵小乘经典，少年时代讲经于沙勒，声誉鹊起，此后又拜师改学当地信奉之大乘，由只求个人解脱，而立志普度众生，境界遂大开。因为他大、小乘兼通，自此登坛论辩，无不折服，20岁时就“声满葱(岭)外”。后其遵母命，传教于东土，在龟兹备受尊崇，又说服其先教他习小乘的老师改信大乘，一时“道震西域，名被东国”。西秦苻坚佞佛，为求高僧辅国，竟命骁骑将军吕光领兵七万，进军西域，以请鸠摩罗什。然而吕光却不信佛，虽得到鸠摩罗什却不予尊重，在苻坚淝水之战兵败亡国后，便拥兵称王，建都凉州，即为后凉。已据有长安的后秦主姚兴慕名诚邀鸠摩罗什东来关中，但吕光不放，于是后秦便兴兵消灭吕光，鸠摩罗什才得以到长安。鸠摩罗什自41岁被吕光所扣，滞留凉州达17年之久，虽无法传教，但他却因此得以接触学习汉语，并精通了文字辞章，为其在长安译经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后秦姚兴的大力推崇下，鸠摩罗什如鱼得水，宏图大展，到其70岁圆寂时，在长安就住了15年，故门徒众多，有“四圣”、“八俊”、“十哲”等，皆成一代高僧。因鸠摩罗什通晓汉语，故其译经偏重意译，在不失原意的同时，力求通俗易懂，并注意声调语趣，讲究音律辞藻，所以被后世佛教文化界列为中国古代翻译佛经的四位大师之首。①
4)天竺昙无谶
昙无谶 (385～433年)是中天竺人，六岁丧父，被母亲送进佛门，初学小乘，后改宗大乘。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昙无谶被邀至姑臧(凉州)，被命译经，他因为还不太熟悉当地语言，而暂拒之。“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足见其虔诚认真之心。其译经注重戒律的翻译，力求不失原意，富于文采，对后世影响很大。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慕名相邀，并扬言“若不遣谶，便即加兵”。蒙逊惧昙无谶事魏不利于己，派刺客将其杀害，昙无谶死时才49岁，而后，沮渠蒙逊也因此被拓跋焘出兵消灭。为一个和尚而战，因一个和尚而亡，足以反映出佛教兴盛时高僧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
5)西游唐僧玄奘
玄奘 (602～664年)俗姓陈，名祎，唐代洛阳维氏 (今河南偃氏)人。他11岁出家，20岁受具，成为“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藉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通晓蕃、梵语言的高僧。他在研读佛经中，产生很多疑问，便决心求取“真经”，“以问所惑”。于是在报请朝廷出国未准的情况下，玄奘毅然西行，越陇山大震关到秦州(今天水)，又过铁堂峡、洛门川镇戍军到陇西 (今通渭)，达渭州治所襄武县(今陇西)，再西北行经临州治所狄道县 (今临洮)，北上至皋兰抵兰州。又出金城关，沿庄浪河西北上，越洪池岭 (今乌鞘岭)达凉州治所姑臧(今武威)。时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②。他应道俗请求，宣讲经论，深得好评，声名大振。但玄奘不为此而满足，却谢绝众僧挽留，矢志西去求法。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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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僧即后秦鸠摩罗什、真谛、唐玄奘、义净。
② (唐)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
都督李大亮也劝其回京，勿“偷渡”国境，但他仍在当地僧人秘密护送下，昼伏夜行逃至瓜州。在追查他的通缉令接踵而至时，当地崇信佛教的州吏李昌为其舍身求法的精神所感动，遂助其行。然而玉门关五座烽燧守护谨严，实难通过，玄奘又被守将校尉王祥擒拿。在其诚心和精神感召下，王祥又助他越境西去。就这样一路艰辛，历经苦难，玄奘终于完成西天取经宏愿。他“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拜谒名师，好学善辩，寻访佛迹，精研典籍，遍览“真经”。在天竺(印度)巡礼讲学，深受拥戴，声振西天。所以当他载誉东归时，唐太宗李世民亲敕诏令降使出关接迎，并在京城举行盛大仪式欢迎玄奘大师的归来，此举遂成千古美谈。
玄奘西行，成为中土第一位漫游五天竺者。作为法门领袖一代宗师，其杖策孤征的惊人壮举，又激励后来“英烈之士，复起求经”，自此百年中，西去求经者达50人之多，也出现了像义净、悟空、慧超等当时冠绝一时的高僧大德。同时玄奘也感化西土，有梵僧数十人，越葱岭、跋雪山，涉流沙、沐热风、过关隘，抵京都，弘法传教，开窟造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厚重的一页。
6)异域出家的悟空
唐代西行取经求法的高僧，值得一书的还有半路出家的悟空。悟空，俗姓车，名朝奉，北魏拓跋氏后裔，京兆云阳 (今西安)人。天宝九年 (750年)闌宾国 (在今克什米尔地区)“愿附”大唐，请求唐朝遣使巡视，唐玄宗遂于天宝十年 (751 年)派中使张韬光率40多人的使团告别京城，沿丝绸之路西行，夜宿大震关，跋涉陇右，穿越河西，度过大漠盐泽，翻越帕米尔高原，南抵天竺，历时三年，才到达罽宾东都犍陀罗，受到当地热烈欢迎和款待。此后，车朝奉患病未能随团东归，因发愿：如病愈即皈依佛门，后果如愿，遂落发为僧，号达摩驮都，于唐肃宗至德二年 (757年)受戒，时方29岁。自此悟空潜心向佛，拜谒高僧，搜罗经典，学识大进，后复思回归，辗转至唐北庭都护府时，归途已被吐蕃占据，无奈中又滞留多年，直至唐德宗贞元五年 (790年)才回到长安，在外漂泊达40年。其历程被载入《悟空入竺记》中，已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中亚历史的重要典籍。
7)北宋行勤与继业
随着佛教的东传和兴盛，西行取经求法活动一直延续到宋初，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二年 (984年)曾诏令沙门300人赴天竺求舍利和贝多叶经。行勤等僧侣157人应诏奉命从阶州 (今武都)出发，经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由伊吾、高昌、焉耆、酋兹、疏勒 (今喀什)、大石诸国，过雪山到迦湿弥罗、犍陀罗等国，又经大曲女城 (卡脑季)、鹿野苑到摩竭提国，在那烂陀寺附近“馆于汉寺”①，后道经泥波罗 (尼泊尔)，翻越拉达克雪山，由故道回到阶州，并将所得梵经舍利等进献给宋太宗赵光义。随行僧人继业一路诵经，并随手将沿途见闻记于卷末，他晚年隐居峨眉山中心寺，以84岁高龄圆寂。时著名诗人范成大在翻阅继业遗物时发现所附行纪，遂整理辑录汇入其著作《吴船录》一书，成为我们了解当年域外山川风物和佛教历史的珍贵资料。
宋以后，佛教在印度等地日渐衰落，原来作为佛教东传中转地的西域诸国臣民的信仰也多被伊斯兰教取代，这些都促使佛教在中国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佛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变革，世界佛教中心也自然成了中国，因此西行的宗教意义丧失，且因丝绸之路的渐趋冷落，中西求法僧侣的踪影便淡出了甘肃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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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范成大：《吴船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