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四关即玉门关、阳关、金关、悬索关。
此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对外开放的参观景点之一。
实际上，现在的这座四方形小城堡仅是汉代的一处障坞遗址。方位东经93°52'、北纬40°22'，北距疏勒河南岸约7公里，东南距芦草井子约16公里，距今敦煌市区约71公里。障坞位于湖滩间的戈壁走廊上，周围为草滩，北为洋水海子，海子东南侧有“跌水泉”，是汉代驻障官兵的饮用水源。
此障平面呈方形，全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0.08～0.11米，总面积630多平方米。北墙长23.6米、高10.05 米，南墙长25.4 米、高9.9米，东墙长24.4米、高10.5米，西墙长27.3米、高8.75米，墙基宽5.1米。障顶设有内外女墙，南墙障顶宽3.65米，外女墙宽1.5米，残高1.15米，内女墙宽0.85米，残高0.3米，女墙间走道宽1.3米。城内东南角有一条宽不足1米的马道，靠东墙向南转上可直达顶部。登障顶的台阶，在障内东南角，由南转西，宽0.83米。早期开北门，门宽3.1米，高4米，后以土壑封堵，土壑尺寸为38厘米×25厘米×8厘米，土壑已被人为拆毁。晚期开西门，门宽2.1米，高2.95米，深4米。障外北、西、南三面，均有灰层，西侧灰层厚达0.8米，并有遗物、简牍出土。障北约64米，有一风蚀台地，东西长约91米，高约7米，台地上的建筑已平毁，台地东、西、南侧均有灰层。1907年，斯坦因在此挖掘8个地点，除第五地点压在唐代小庙遗址之下外，其余7个地点均为汉代遗存，出土近百枚简牍，以及封泥柙、漆耳杯、丝、麻织品残片、五铢钱等。1944年，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此台地顶上，曾掘一长24米，宽2米，深0.20～0.4米的探沟，出土汉简4枚，以及丝、毛、麻织品残片、麻绳、木栉等物，其中写有“玉门都尉”一简至关重要。
小方盘城耸立在东西走向戈壁滩狭长地带中的砂石岗上，南边有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长城北是疏勒河故道。登上古关，举目远眺，四周沼泽遍布，沟壑纵横，长城蜿蜒，烽燧兀立，胡杨挺拔，泉水碧绿。红柳花红，芦苇摇曳，与古关雄姿交相辉映，使人心驰神往，百感交集，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至于玉门关之名，据李正宇、李树若二先生在其《玉门关名义新探•金关、玉门二名互匹说》①一文中分析考证，过去相传系和阗美玉须通过此关输入中原而得名的说法，误。他们认为“玉门”为古之成词，与西域贡玉无关。时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从传世记载考察“玉门”一词，当源于“帝王室苑玉饰之门”、“西方山名”、“成皋北门”等，并结合传统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学说分析了“玉门关”的成名原因，其得名取义无非是希图稳固疆域威震夷狄之意。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传说中对“玉门”的理解虽属望文生义，但亦反映出“玉石之路”的影响，自是一种文化衍生现象了。
玉门关的初建年代过去曾有争论，但据有关史料记载，汉玉门关当于元封四年(前107年)，汉王朝“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时始建，这一说法还是可信的。至于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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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正宇：《玉门关名义新探》，《甘肃文史》， 2005年第2期。
关初建时的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据西北大学李并成教授和酒泉博物馆刘兴义先生等史地学者考证，汉初玉门关最初的设置当在今嘉峪关附近的石关峡内，即后称之“玉石障”。笔者以为此说有多种文献和实地考察依据为凭，还是符合实际的。否则，太初二年 (前103 年)李广利伐大宛未果，武帝大怒，发使遮玉门关，广利“留军敦煌”，不敢东向入关则就有悖史实了，而敦煌之东也只有石关峡可“遮”挡其归酒泉郡。
至于玉门关的西迁，应在太初二年李广利再次西进征服大宛诸国期间。《汉书•李广利传》云：“其夏，汉亡湜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由此得知，太初三年，贰师西征还未出敦煌，至太初四年其再伐大宛得胜而归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从而可知贰师从敦煌出发，再回来所经玉门关，已非前之玉门关了。大约在太初三年，李广利二次出师未归之际，玉门关即西迁至敦煌以西了。其原因可能是在汉朝疆域西移时，随着长城向盐泽 (今罗布泊)的修筑，为卫护敦煌、扼守西域东来之通道，才在敦煌西北再筑玉门关。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自1979 ～1990年，对河西汉塞长城烽燧等多次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古调查，并在小方盘城以西11 公里之马圈湾出土简牍1200余枚。经初步整理，对探索西汉玉门关与玉门关候的位置，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据吴礽骧研究员等考证：“西汉之古道似沿长城内侧西行，而玉门关的设置，亦应在长城内侧的交通大道上，坐东向西。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打破了玉门关设置于长城之上，关口北开的传统观念。”而今存之小方盘城堡，曾出土“酒泉玉门都尉”木简，可知其城堡乃是玉门都尉治所，也即东汉玉门障尉的治所。“玉门都尉”属下有玉门侯官和大煎都侯官两个障侯，玉门关属玉门侯官管辖。很显然，小方盘城仅是玉门关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并不是玉门关治所。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后来由东西迁所置的玉门关址似应在今小方盘城11 公里处的马圈湾与羊圈湾之间的高地上。其确切位置据测当在距今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西北距羊圈湾临要燧1.3公里，东经93°45'，北纬40°21'的地方。据《沙州图经》(P.5034) 记载：(玉门关)“周回一百二十步，高三丈。”则当是此遗址之规模。惜今地面遗迹已破坏无存，仅捡到过个别汉代的灰色绳纹陶片。
汉武帝开发河西后，为防止匈奴侵扰，特沿武威、张掖酒泉北边，修筑长城东接秦长城，西至敦煌乘塞列燧，并在长城线上设置阳关、玉门关等。玉门关西至盐泽，北达伊吾 (今哈密)南接阳关，对开发西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玉门关扼制丝绸之路的中、北两道，自汉魏以来一直是西陲锁钥。东汉时，“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通三绝”，玉门关也随之或关或闭。两晋之后战争频繁，玉门关外始渐趋衰败。
到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西去伊吾的道路开通，较原玉门关守护的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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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道路要便捷得多，故西来贡使客商等多选择此路入境，于是又选择新址筑关，并仍称玉门关，即今所称之唐代玉门关。但关于其东迁的时间和遗址的具体地点，学者们过去争议颇多。
唐代玉门关的设置时间，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玉门关东迁和伊吾大道的开通应是唐初之事。根据是《隋书•裴矩传》中所引裴矩《西域图记•自序》称：“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认为此文记述西域道路时仍以敦煌玉门关为凭据，故得出玉门关在隋炀帝时尚未东迁，其迁置当为唐初之后。另一种意见认为，伊吾大道在北周时即已开通，为控扼其要，玉门关至迟亦应在隋代东迁新置。《周书•高昌王传》载：“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往来，多取伊吾路云。”而《北史•高昌王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此认为玉门关当应在伊吾路开通之后，趁便而东移。又据《隋书•西突厥传》载：“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之玉门关晋昌城。”则玉门关已在晋昌城，故向达先生认为，汉玉门关至迟在隋炀帝之前就已东迁。笔者也认为前一种意见所据裴矩之《自序》概为记述其前代之事，并不排除当时玉门关已东迁的可能，按理，关因路而设，在当时东西边界争端较为敏感的地段，隋王朝不设防是不可能的，因此玉门关的东迁应和伊吾大道的开通有关，其下限至迟应在隋炀帝之前不无道理。
而对东迁后的关址，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玉门关应在当年的晋昌城，即今瓜州苦峪城 (又名锁阳城)；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今瓜州之双塔堡。
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城”记载：“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五记：“十四里过窟窿河，唐时玉门关迁此。西即双塔堡，疑即唐瓜州晋昌县故址也。”1942 ～1943 年，向达、夏鼐先生率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到河西进行考古调查，认为六朝以迄隋唐的玉门关，当在唐瓜州晋昌县北。阎文儒根据实地勘察和有关文献记载亦认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附近。严耕望先生则认为，唐初玉门关在瓜州 (锁阳城)西北50里之葫芦河上，但后来迁至瓜州城近处 (该卷二436 ～440页)。李正宇先生认为唐玉门关(新玉门关)为安西县桥子乡西北15 公里马圈村西的一所小城 (面积68米×60米)， 小城西南30 米处另有一座大城 (面积260米×260米)，为唐之晋昌县城。李并成教授在《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①一文中，结合其多年在河西走廊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认为：“唐玉门关确应位于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向达、阎文儒等当年的推断是正确的。……既然新玉门关位于双塔堡附近，那么今天在这里是否仍有关址留存呢？向达、阎文儒先生当年考察中仅见到的若干烽燧遗址，自唐代以后千余年来的风雨剥蚀，玉门关址可能早已毁之荡然。另一种可能，清代曾在这里筑双塔 ——————————
①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38 页。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堡，或许筑堡时利用了唐玉门关的残址，故而玉门关址为后世所不闻。”由此考证晋昌县故址即今甘肃省安西县桥子乡南约8公里的锁阳城。根据今天尚存遗址分析，笔者同意李并成先生的判断。至于新玉门关址是否在隋唐时期亦有迁移变动之事，因史无记载，尚不可妄断。但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唐玉门关遗址即是位于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已淹没于双塔水库之中的古城址。
据前安西县博物馆过去实测，这座距今1300多年的古城堡，东西宽155 米，南北长160米， 总面积2.48万平方米， 城墙残厚3.5～4米， 城外四周护城河宽12米， 深2.5米，保存十分完整。河岸上曾散乱堆积有唐代大方砖、灰陶片、褐釉陶片等遗留物，表明这确系唐代城址。更令人信服的是，以其地点为参照，结合史料进行访察，又找到其北1.5 公里处的汉长城，西52公里处的汉代渊泉县城址，南面45公里处的汉广至县城址和50公里处的晋代晋昌郡城址，东南55公里处的唐代皇家寺院开元寺 (今塔尔寺)遗址。还找到了通往瓜州、敦煌、赤峰驿三条古道以及环卫此关的11座烽燧的确切遗址。其中被称为关西第一烽的苜蓿烽，今日残墩仍高达9米，依然雄伟壮观。至于关城遗址现虽没入水库，但在每年春、夏、秋三季水位因灌溉下降时，仍可看见其城垣高耸于水面的雄姿，历千年风雨又经水浸泡仍未溃颓，足见古人筑城技艺之卓绝。
唐代玉门关较汉之规模要大得多，从唐玄奘偷越玉门关的记述可知玉门关当年是戒备森严的一处险关。据玄奘弟子慧立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西行取经，因系私自出国，在凉州被都督李大亮发觉后，一路跟踪缉捕到瓜州，因遇虔信佛教的瓜州刺史独孤达庇护，又有州吏李昌为其精神所感动，当面撕毁“通缉令”，劝其及早动身过关。但自瓜州“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幸遇胡僧石槃陀为其带路，玄奘于半夜三更到距玉门关10里之地的沙河偷渡，砍胡桐树搭桥而过。此时，胡僧因怕偷渡过五烽时被擒遇害，拔刀威胁玄奘归还，玄奘道：“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引。”他不畏胁迫，执意西行，胡僧只好告辞。玄奘孑然独行，等天黑时绕到第一座烽火台西侧泉边取水时竟被发现，差一点被箭射中。他临危不惧，反而挺身而出，被守御校尉王祥所执。王祥查明玄奘身份，欲劝其回敦煌，被玄奘谢绝。王祥信佛，深慕其诚，便为之皮囊盛满水，备足干粮，亲自送行，并嘱咐玄奘绕开二、三烽，到他族弟校尉王伯陇所守之四烽求助。玄奘果然受到王伯陇款待，顺利通过四烽，也亏其襄助，叮嘱他要绕开性情暴躁的五烽守将，避免了意外，才得以西去异域。玄奘一路有人相助，越境尚且如此艰难，可见唐时关防之严。
安史之乱后，河西于唐德宗建中二年 (781 年)陷于吐蕃，又先后被回鹘、西夏、元蒙等政权统治，唐玉门关的边防意义渐失，仅充当驿站税卡而已。到明代又置嘉峪关之西诸地而不顾，唐玉门关遂日渐废弃。
玉门关作为汉唐边关，之所以有名，是源于中原王朝一向视其为自己实际统治疆域的西部界关，尽管当时势力实际上已扩展到葱岭以西、巴尔喀什湖西北的大片领土，但因视其为蛮夷荒服之地，所以从感情上要疏远得多。正如东汉班超期望叶落归根，向皇帝祈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表达的思乡情怀一样，更多的是借助这一地名，抒发对故国的眷恋。尤其是在民族战争频繁、山河破碎的历史背景下，玉门关就成了文人志士借以寄托家国之思、伤怀离别得失，或讽喻时局的代名词。所以千百年来，尽管玉门关早已湮没无存，但它却已经渗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成为内涵丰富的一个情结独具的名词。
13.河仓城遗址
距玉门关小方盘城15公里处，有一汉代古城遗址，因同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非关隘，但系汉玉门关守卒的粮仓，虽只存断垣残壁，也不妨稍作介绍。因两个方形城堡遗址相比以此为大，故被当地人们称为大方盘城。
经甘肃省文物考古所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考古调查发掘，探明这是一处汉代仓储遗址。已故吴礽骧研究员在其遗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一书中对此遗址作了详尽介绍，特录于此，以飨读者。
据马圈湾出土汉简，汉代似名“昌安仓”，位于疏勒河以南的湖滩南岸低洼沙滩上，东有东泉，西有西泉，西南距小方盘城11公里，东南距今敦煌市区约65公里。仓建于风蚀台地上，呈长方形，夯土版筑，东西长134.8米，南北宽18米，墙宽1.5米，由西向东，第一仓房，内长42.3米，宽14.5米，仓内通风孔为三角形，下宽0.9米，高0.9米，北壁上部3个，下部4个，北壁西半部和南壁已倒塌，情况不明；第二仓房，内长42.3米，宽14.5米，通风孔，北壁上部3个，下部5个，南壁上部1个，下部2个；第三仓房，内长42.3米，宽14.5 米，通风孔，北壁下部3个，南壁上部1个，下部3个，南壁因风蚀台地水积塌陷，导致部分墙体随之坍塌。南墙最高处，现存7.6米。仓外有两重坞墙，内坞墙，南距仓房12米，原有的北墙、东墙、南墙，现已倒塌，北墙中间仅存一墩台，四角原有角墩，现存西南角墩，残高6米，东南角墩，有倒塌残迹；外坞墙，北墙仅存部分墙体，距内坞墙约24米，东墙、西墙无存，南墙坍塌成土垄，北距仓房91米，中间坞门宽4.7米。在仓房东南50米处，有一小风蚀台地，台地高约10米，上有一小房。1907年，斯坦因在内坞墙内西北角和第二仓房西北角，采集汉简340余枚。1944 年，夏鼐、阎文儒先生在上述小风蚀台地东侧坡下东北角处，曾掘一长约7米的探沟，出土“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乐生”石刻一件。按，“泰始”为西晋武帝的年号，仅有10年，次年正月即改元“咸宁元年”(275年)，由于敦煌距洛阳路途遥远，改元消息或未传到 (此种情况，在汉简中常见)，故仍以“泰始”纪年。在坡下，掘出五铢钱和凸形断柄小木器。在北坡附近，掘出丝织品残片和陶片等。以西晋石刻推测，大方盘城仓储遗址，或至东晋五凉时仍在使用。
河仓城位居戈壁滩所怀抱的洼地之中，极为隐蔽，不到近前很难发现这里的仓城。其北临湖，岸边芦苇、红柳、甘草等植物丛生，东西两端为沼泽，不可穿越。南北为高出城堡数丈的大戈壁，城堡即建在高出湖滩3米多的台地上，因临疏勒河，三面环水，故名河仓城。其周围还筑有好几座烽燧，以卫护此城堡。河仓城四周碉堡耸立，不仅墙垣高大，仓储规模也足够广大，是储藏粮秣草料、军服兵器等军需物品的大仓库，主要供应守卫玉门关的将士及来往官员使节，以及过往客商之食宿等。如上所考，此城从西汉至魏晋都在使用，长达500多年，成为当年这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今虽满目残垣断壁，但面对其高大的城墙，却似乎仍能感受到昔日驼队来往穿梭搬运粮草、此地金戈铁马巡视威严的繁盛景象。如今这里亦是一处著名旅游景点，成为远道而来的中外游客驻足留览怀古之地。
14.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位于今敦煌市东部50多公里的甜水井公路以南1.5公里处，其西南3.5公里即三危山，遗址在山前砂砾冲积扇上。遗址东南的吊吊沟内1.4公里处，有一苦水泉，汉、唐名“悬泉”，清代名“吊吊泉”。自汉代以来，此地为酒泉至敦煌的必经之地，故汉、晋、唐、清各代，均在此或附近置有邮驿。作为西去敦煌接待过往官员宾客和驿卒的站点，此地虽不属于关隘性质，但因其与周边关隘联系密切，故也介绍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汉悬泉置遗址，由坞、传舍、厩、仓等部分组成。坞近正方形，边长50米，面积2300平方米，东北、西南隅各有一角墩。坞门位于东坞墙正中。传舍位于坞内，分为上、中、下三等。沿北坞墙的一组传舍，有四个院落，每个院落前有长廊，中为客堂，后有寝室、洗手间，内有蹲式厕所、净手瓮和排水设施，大约是接待高级官员、外国使者和贵人的所谓“上传”。沿西坞墙的一组“一”字形排开的土整平房，似为接待一般官员和驿置办公处所的所谓“中传”。马厩位于南坞墙外，为棚式建筑。仓位于东坞墙外东南侧，为一长方形大型重檐式土木建筑。
遗址出土的纪年简，最早的为西汉武帝太始三年 (前94年)，最晚的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 (107 年)，由此判断，此遗址始建于西汉武帝后期，废弃于东汉中期。魏晋时期，在汉代废址西南角重建邮驿，筑有块石垒砌的烽燧、坞墙、房屋、马厩等。遗址前后历经五期，经过多次整修和改建，延续近400年。遗址出土汉代简牍35 000余枚，经整理编号17 904 枚，出土有字麻纸、帛书、印章、笔砚、生产工具、马具、车具、箭镞、生活用具、丝麻织品残片、玩具、画板，以及大量大麦、小麦、青稞、谷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苜蓿等粮食、饲料，约6000余件遗物。此外，还在坞内东北角房屋倒塌堆积中，出土墙壁题记，内容涉及诏书、医药方等，尤其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 (5年)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以墨线界栏，直行隶体，保存比较完整，是极难得的珍品。而因有明确纪年简共存，出土的带字麻纸更将我国造纸并用于书写的历史提前到东汉以前。
该遗址是全国目前唯一尚存的汉代驿站遗址，所出土的各类文物，尤其是数万枚汉代简牍，史料价值异常珍贵，不仅可弥补正史之不足，更具体地记载了边陲军事外交、诏书律令、文化典籍、关防邮驿、文书档案、公私信函、契约凭据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汉代以来历史面貌的难得文献。因此，这一发掘工作被国家文物局和有关传媒列入“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列为“九五”期间全国重大发现，悬泉置遗址亦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悬泉的记载，曾见之于敦煌遗书，据唐《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引《西凉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亦载：“悬泉水在县(敦煌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大至即出多，少至即出少。”两处记载讲了一个故事，其实此泉今当地人称“吊吊水”，苦涩不可饮用，当属后人称颂前贤的传说而已。
敦煌遗书中有《敦煌二十咏》，其中《贰师泉咏》一诗亦云：
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危迥，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苏。
15. 金塔寺堡
金塔寺堡在今金塔县城东南2.5 公里处，依山傍水有金塔寺，寺内有一土质古塔，高五丈，围七丈，上锐下圆，金墨铜顶，塔身洁白，形如古瓶，铎铃四悬，因风而鸣，上供金面释迦佛铜像一尊，十分古朴雄伟。塔前有大殿、小殿、配殿、廊房、钟鼓楼、乐台、山门等。该寺据说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塔为黏土夯筑，并在筑塔时辅以芨芨草绳为筋以防其开裂，故最初名“筋塔”，后塔屡有毁损或重建。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此地置金塔寺营守备兼管地方，城堡及附近地名遂多冠以“金塔”二字。现塔由清康熙三十八年 (1700 年)游击将军孙一贵倡导修筑，1986 年金塔县政府又拨款加固重修，并立碑保护，金塔寺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塔堡地处要冲，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所设之会水县地，属酒泉郡。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其地为河西走廊中段的北部咽喉，其东黑河 (弱水)流贯南北沿岸成为通道，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可为屏障，南依夹山阻隔可卫护肃州，成为汉王朝与匈奴激烈争夺之地，时驻重兵，并修筑长城壕堑亭障等军事设施，严密防守各道路隘口。随后历经各代，都在此驻军防守，并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明初为防御蒙古部族侵扰，大将军冯胜筑遮虏障，墩燧相望，设关防守。清代亦相延如故，驻兵守御，设游击1员，千总1员，把总2员，马战兵146名，步战兵134名，守兵193名， 官马12匹， 兵马146 匹。
《重修肃州新志》云：“金塔寺堡，在(肃)州东北一百里，即明金塔寺城也。土城周一百九十丈。嘉靖五年 (1527 年)，巡抚陈九畴言：‘哈密内徙，居金塔寺等处，宜将肃州北境弃地及威虏旧址，修筑安插之，今设游击。’”可知当时这里曾是安插哈密等处移民之地。史载，嘉靖七年 (1528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归化内附。巡抚唐泽在威虏城、天仓墩、毛目城、白城子 (在金塔寺堡东北)等地散处其众。嘉靖二十八年 (1549 年)，巡抚杨博又在威虏、金塔寺、白烟墩、东八里堡、西八里堡等十多处地方安置吐鲁番帐房700余处。嘉靖三十年 (1551年)，在王子庄安插吐鲁番头目哥里哥什和察黑包子之子满个虎力等。吐鲁番部族除在这一带进行畜牧外，也开始向当地汉人学习农耕种植，并从事商业活动，金塔寺一度成为山西、包头等地客商云集的贸易中心。
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 (1716年)，肃州卫守备曹锡钺驻扎金塔堡，开垦户口坝。清高宗乾隆元年 (1736年)改金塔寺游击营为协镇营。乾隆二十七年 (1736 年)，王子庄州同治所由威虏堡移驻金塔寺堡。乾隆五十年 (1785年)，王子庄州同彭以懋扩充金塔寺堡，改称金塔城。光绪元年 (1875年)，王子庄州同郝迂龙修葺金塔城垣与北门瓮城门及敌楼。民国2年 (1913年)，改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为金塔县，今之金塔县城即在此基础上扩建，成为由古代关隘军镇发展而来的河西县城。
16. 镇朔墩
镇朔墩位于金塔县城西北45公里处，是汉长城内侧 (南侧)重要烽燧，为居延丝绸古道向西行分南、北两路的标志，也是西域沿丝绸古道东进河西的重要关口。镇朔墩下有一眼泉，后改为水井，向东约2.5公里处即北海子。镇朔墩西北约4公里有一古城遗址，正北2公里处有一东西走向，长约15公里的低矮土丘，今已风蚀为零散残丘，再北去2公里便是汉长城。其东北约3公里处的山上原有一座小城，俗称“石营子城”，可能即当时之关卡。石营子城山下的峡谷为从金塔城到镇朔墩后分道西去玉门、安西或北上越孤红山、过南泉、沙坡泉或红柳泉，去今新疆北境或蒙古国的大路分岔点。据考，此道在汉代为阿尔泰山和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族进入河西的捷径。镇朔墩位于当时所筑之偃前 (泉)障汉长城与这条古道的交汇点上，成为与黑河通道上的肩水障、肩水金关并重的东、西两大关隘，故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直到明、清时期，镇朔墩仍为这一烽燧线上的据点，驻有重兵防守。“此为交通之路，由此往西，由此往北，俱经道于斯。”① 其北有镇北墩，以防“孤红山来者”，②并在孤红山的南泉设卡，派兵沿途巡逻，再由镇朔墩向南，有白雁墩、王子庄墩等烽燧烟墩一线排列，直抵酒泉城，成为当时控扼游牧势力西来或南下袭掠的重要军事防线，到近代民国时期，镇朔墩一带仍为驻军防守之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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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清) 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见陈棐：《防边碑》，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225页。
现镇朔墩为金塔县文物保护单位，其周围的“镇朔墩雅丹地貌”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
17. 双城堡
双城堡位于今金塔县航天镇双城村，为西夏时修筑，是居延塞防线上的一处重要关城，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双城原名平朔城，现存故址修筑于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重修肃州新志》载：“平朔城，镇夷城北二百二十里，周围二里，门外有教军场。平朔，元时守御，明初为二所，属威远卫。”至今尚存城垣遗址，城呈正方形，边长250米，墙垣残高2米，基宽11米，城内外已辟为农田，城外当年校场遗迹亦平坦可辨。因该城中间有东西走向的隔墙将城一分为二，南、北各占一半，南北两端各开一城门，故称“双城”。当时驻守的元军分为两支，嫡系蒙古亲军驻北城，旁系汉军驻南城，故民间称之“蒙汉城”。至清代，该城依然按亲疏驻防，嫡系八旗军驻北城，而汉军绿营兵亦驻南城，又改称“满汉城”，成为异族统治时期中国军事驻防的一个通例。
18. 威远城
威远城是明代威远卫治所，在今金塔县航天镇天仓营盘村，即当年游击将军芮钊“专司攻守”的驻军营地。明代威远卫辖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境域东至毛目东山，西至金塔北山和夹墩湾，南至镇夷，北至青山头。明太祖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年)，先后在河西所设卫所之一，其辖区即今金塔县黑河灌区，主要为防御鞑靼自西北入侵。威远卫指挥史司驻威远城，主要兵力驻扎在狼心山和青山头，防守大红山、炮台山至青山头一线，同时还在守御时开垦屯田，兼理地方。《重修肃州新志•烽堠》载：“夜摸墩在天仓、永宁西南，离城三百四十里，接天仓墩烽火。明初自为一所，属威远卫，后废为墩。”夜摸墩就是天仓沙门子村西北一公里处山顶上的唐王墩，也叫沙门子墩，位于天仓头墩和永宁墩西南5公里处，南距酒泉城170公里。明初于此置千户所署治，主要以天仓北山为防御重点，防区范围为今航天镇天仓一带。又载：“毛目城，镇夷城北一百六十里，周围二里，故址尚存，何代所筑未详，亦近威远者也，恐属威远。”① 毛目城位于今鼎新镇友好村，元顺帝至正十五年 (1355年)筑，城内有关帝庙，是元代西北新疆诸地部族往来京城大都 (今北京)的大道，俗称北大路(现辙迹尚存)所经之地，后也成为明初残元势力和游牧部族进犯或归附的必经之地，而和平时期，则逐渐发展成为各地客商辐辏的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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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 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见陈棐：《防边碑》，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339页。
19.大湾城遗址
大湾城遗址是汉居延遗址的一部分，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国家文物保护区划，古居延遗址跨越甘肃、内蒙古两省区，甘肃境内主要包括大湾城(东大湾城、西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及现存92公里的长城段及其沿线的59 座烽燧等。
大湾城故址在金塔县城东北145公里处，即天仓乡北15公里的黑河两岸，东岸为东大湾城，西岸为西大湾城，两城隔河相望。
东大湾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8.75万平方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由内、外城和障三部分组成。内、外城现仅存几段残高1 米左右的城墙和2 座烽火台。城内外有房屋残迹，曾出土汉简900余枚。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部，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40米，墙基宽2米，残高1.65米，北、东二垣保存较好，与外城垣相距10米平行。北墙正中开门，东北角筑烽火台，残高7米。城内曾出土汉简500余枚，其中有西汉“田卒簿籍”所载史料十分珍贵。南垣一小坛曾出土西夏文雕版印刷文书和西夏文的丝绸各一件。城门在东墙，由2座10米×8米门橹构成，门宽5.2米，进深17.5米，有坡道可上门顶，顶上建筑已毁。外城仅东垣较完整，基宽2米，垣内有一道宽5米的浅壕，东南隅有烽火台1座，底边长5米，残高10米。城外似有壕沟环绕，现东侧有宽30米、残深1.5米的干河道，应为护城壕遗迹。障位于内城西南部，面积90米×70米，障墙残高8.5米，基宽4～6米，中有椽柱孔，顶部残存矮蝶。城墙系夯土版筑，夯层厚0.2米，夹棍直径0.1～0.2米不等，棍距4米，行距1.7米。障内有宋元时期所筑土坯房3间，障四周有两道平行的土墙，应为宋元时期建筑。现存东西一段，与障之间有一道7米长的壕沟。
西大湾城距东大湾城2公里，面积180米×210米，城墙亦为夯土版筑，其筑法与东大湾城完全相同。现墙基宽8米，顶宽3.4米，残高8米。门在北墙，已毁，宽9米，有斜坡道进出，城内现有两处后代所修的土坯房。
据考证，大湾城故址系汉代张掖郡辖肩水都尉府所在地，宋、西夏、元时当为驿站。古时东西两城依山傍水，遥相对峙，为兵家必争之地。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发掘出土汉简1500余枚，还有西夏文印版文书及西夏文丝绸残段各1 件。1972年，甘肃居延考古工作队又在此发掘出土汉简百枚和部分珍贵文物。
东大湾城现存遗址保存较为完好，而西大湾城因地处黑河岸边，随着河床的自然扩宽，其故址南墙和东墙分别被水冲毁了150米、120米，并有继续扩延之势。为保护遗址，1998年10月，金塔县政府在按国家文物局和有关专家的要求论证后，修建了大湾城防洪堤坝。堤坝筑于西大湾城东侧的黑河西岸，全长792 米，可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有效地防止了洪水对遗址的破坏，1999 年 10月竣工后，经省、地有关部门验收，还被评为优质工程。
20.地湾城故址
地湾城故址在金塔县城东北151 公里的黑河东岸的戈壁滩上，位于双城乡东北约34公里古河道汇入黑河口处，属居延遗址的一部分，是汉代肩水侯官所在地。
1986年9～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城址由三坞一障组成，现仅存一障，呈方形，面积21.6米×21.6米，建于一夯土台地上，台基宽7.5米， 高0.2～0.6米， 障遗址范围100米×100米。障垣墙基厚6米， 顶宽2.8～3.5米，残高7.9～8.2米。障顶四周有夯筑女墙，残高0.56米，长2.3米。障顶东北角有一候望屋， 与女墙间距0.27 米， 墙厚0.6米残高0.43 米， 长12 米。障门西开， 外宽26米，内宽27米，门高36米，进深5米，自外向内呈漫坡。障门内左右两壁基部残存纵向地袱，东段尚存有方榫，插入榫孔。墙垣皆为夯土版筑，夯层厚0.2米，夹棍间距4米，行距1.7米，在北墙离地3米和东南墙角离地2米处，有两排木棍洞。障内靠东墙有一土坯砌筑的房屋，已焚毁。障外北侧有一迁葬的东西向墓坑，坑内尚遗有苇席夹丝绵的裹尸残片，西端有残漆钵1件。障外北侧和东侧，有虎落尖桩各四排。
坞分早、晚期夯筑，早期坞墙西南角因地势较低已被洪水冲毁，故坞内建筑主要集中于障南的东北角。晚期坞墙系叠压在早期的坞墙上，或取直已纠其偏。坞门向南，两侧有土坯砌筑门墩，残存有地袱、门框、门臼等。早期坞墙外侧，有虎落尖桩和梅花桩三排，虎落尖桩呈方形排列，每桩基部掘成34 厘米见方之坑，桩距0.7米。梅花桩以每组4～5 根木尖桩斜插土中，相互形成枝杈，似为后期补缺所为。晚期坞墙西侧，虎落已呈零星散布，遗迹破坏较重，已无规律。据测，地湾城东北距肩水金关约600米，西北距黑河北岸700米，与大湾城和金关城三城方位皆为正南正北，而黑河走向却并非如此，说明汉代在修筑城池时已使用指南针定位。
此地在1930年贝格曼试掘时曾在18个地点出土简牍约2000余枚，其中纪年简集中于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以内 (前84～24年)。同出器物还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织物以及2支残毛笔等，根据出土的检署，知此障为“肩水侯官”所在。因遗址后来破坏较甚，省考古所这次发掘仅出土千余枚汉简和少量遗物，收获不大。
20世纪60年代，因在此附近修筑铁路、车站时以障坞遗址作后勤基地，使遗址遭到破坏。1981 年9月，这里的古城遗址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受到了保护。1988年1月，居延遗址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由县、省划定了遗址四周外延500米的保护区域范围，使保护工作得到显著改善。
21.肩水金关遗址
肩水金关，又称金关，有固若金汤之意。其遗址在金塔县城东北约152公里处。坐标为东经99°94′，北纬40°50′，位于金塔县天仓乡北约25公里， 距东大湾城7公里的黑河东岸上。
其关址属居延遗址的一部分，为汉代要塞关城，是当时通往南北、进出河西的咽喉之地。1973年8月，甘肃居延考古队曾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今遗址主要为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关门和烽台，以及坞堡等。现存烽台8米见方，是仅存遗迹。关门向北，门道宽5米，前口东侧有烧残的大门构件：地袱、垫木、门枢、门臼等。其两边为6.5米×5米的楼橹残壁，残墙最高1.12米，厚1.2米，两侧壁脚各残存有4根半嵌入墙体的排叉柱，楼橹外筑有土坯关墙。坞在关门西南侧，墙为夯土版筑，厚0.7～0.8米，残存最高处为0.7 米。坞经过多次重修，其下叠压有早期坞墙、灰层、积粪层，以及更早的灶、炕、桔槔、篱笆等。
坞西南角残存有烽台和方堡，堡门内有迂回夹道，两侧有住室、灶房、仓库，中有院落。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其燧、堡及关门内外和“阙柱”外侧，均排列有呈正方形的虎落尖桩，有的尖桩还在下部刻有缺槽，并贯以横木，以防其动摇。发掘中可见烧焦的树干、芦草和炭渣，整个建筑有明显火烧过的痕迹。
根据出土简牍所记，此遗址至迟在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隧”；同时设有“通道厩”，可知其兼有关口、邮驿、候望等多种职能，又其地屯戍活动约在王莽末年渐趋衰落，虽在东汉建武初年曾有恢复，但活动已相对冷落了。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贝格曼在考察金关遗址时曾出土汉简850余枚。这次居延考古队又在此遗址共出土简牍11577枚 (其中未编号的1426枚)， 遗物1311件， 其中有货币 (半两、五铢)、残刀剑、箭镞、转射、积薪、铁器、农具、陶器、竹木漆器、丝麻毛革制的衣服、鞋、帽残件、渔网、网坠、织网梭、粮食、(大麦、小麦、糜、谷、青稞、麻籽等)、棨信、印章、封泥、笔、砚、木板画、尺、麻纸等。
肩水金关扼守在黑河东岸，东西两侧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为天然屏障，黑河沿岸成为沟通南北的必经之路。其地居要道之中，拱卫着南面的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和肩水候官所在地地湾城，是汉代防御匈奴南下掳掠的主要边防重地，成为激烈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冲。所以，自汉武帝西驱匈奴时就在这里构筑长城，置关城坞堡，并驻军屯驻，严密防守。而肩水金关正是当时集屯戍、斥堠、驿厩为一处的咽喉门户。据所出多枚记有“肩水金关”字样的函检推断，此城应属肩水候官所辖金关遗址。又据所出元凤四年至六年 (前77～前75年)通道厩“财务出入”、“谷出入”等简册分析，金关又名“通道厩”。作为昔日通道，而今坞外厩圈遗迹仍存，想必这里还是当年邮驿过关换乘之地，其通道的名称也似乎反映了金关在当时的军事交通地位。这一遗址是目前河西四关中仅存的唯一一处确认无疑的汉代关城遗址，对研究汉代关城的结构、形制有重要意义。其所在的居延地区先后出土的数万枚汉代简牍，是我们了解古代边防制度、军事建制、屯戍律例及边关军民生活细节等记载的第一手资料，成为补文献之不足、印证丰富历史真实面貌的珍贵文物。1988年1月，肩水金关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 悬索关
悬索关属汉张掖郡居廸都尉管辖，是与肩水金关具有同等重要的汉关之一，二者与玉门、阳关合称汉河西四关，但其关址至今尚未找到，据考，似应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东岸布肯托尼附近。此关虽不在今甘肃境内，但作为古代与河西紧密相依的边防关隘，也不妨介绍于此。
悬索关在居延汉简中又写作“县索关”，县为“悬”之略写，意同。据金关遗址出土的编号为15•19简载：“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蔷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自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闰月丙子，穌得丞彭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书到如律令。掾晏、令史建。”由此简文知，觻得县批发给该县北乡义成里崔自当去居延县市场做买卖的“传”(过所、通行证)，经由肩水金关而至居延悬索关，则悬索关必在金关之北，且又扼守居延县的南大门，入此关才能进入居延县城市场。因此，曾到实地作过考察的吴礽骧研究员认为悬索关似应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即额济纳河东岸布肯托尼附近的卅井塞上。李并城教授也赞同此看法。① 布肯托尼地处卅井塞垣的南端点，这段塞垣斜横在古居延绿洲的东南边界，其北端点为古居延南端的博罗松治。而布肯托尼正当该绿洲的南部门户，实为咽喉之地，而且又与南部肩水都尉所辖的金关遥遥相望，二关之间一河孤悬，烽燧连绵，形势险峻，为兵家必争之地，关系到绿洲的命脉，故以“悬索”为关名，确也名副其实。若切断悬索关与金关之间的联系，居延地区就会孤悬在外，遭受来自西、北、南几个方向的攻击，并威胁到河西腹地的安全，足见此两关战略防御地位之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