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 隘 概 述
关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可以说“关”系重大。有史以来，虽夏商无载，但西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关备废弛而身亡，东周列国群雄称霸，攻城略地，关隘首当其冲，成为三代征战之渊薮。其后，秦人越陇关、据关中、出函谷而灭六国，修长城、筑关塞以拒匈奴，终成一统大业。刘邦据虎牢，出武关而伐楚，遂致项羽有霸王别姬之叹，始有汉家天下；汉武驱匈奴，列四郡，据两关，遂有丝绸之路以通西域。三国争雄，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成千古美谈。魏晋以降，十六国南北纷争，江山易主华夏乱，关隘处处为战场。隋唐开边扩土，边塞未稳，即因安史之乱潼关失而京城陷，致吐蕃越陇关而掠长安，自此一蹶不振。及至两宋，辽、金、西夏、蒙古逾关犯境，边患不止，疆域不宁，以至亡国。时金兵越居庸关而辽亡，蒙古攻居庸关而金溃。元蒙疆域广大，前朝边关多内置为镇戍卫所，但却难抑国内叛乱，义军蜂起，终致覆灭。明筑边墙建关设防以自保，虽雄关当道，终难阻铁骑，遂有“闯王”入居庸关而亡明，清兵进山海关而主中原。其后，大清式微，闭关自守，西方列强叩关通商，鸦片荼毒黎民，国土竟至瓜分。而到现代，日寇入关越我长城，娘子关失陷传悲歌，平型关大捷扬国威……历代王朝盛衰更迭，中华民族多灾多难，边关可为见证。而千百年来，围绕边关、边备、边患的奏议和论著不知凡几，抒写戍边守塞、记述边关征战的诗词歌赋早已汇聚成中国文学之洋洋大观，牵涉关隘者不计其数。而对古代关隘的探究，必将对当今积淀深厚的地域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这也正是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说文解字》释为“以木横持门户也”，意指门户的关闭。而《仪礼•聘礼》注：“古者境上为关。”《礼记•王制》注：“关， 界上门。”《吕氏春秋•仲夏》注：“关，要塞也。”《管子•问》曰：“关者，诸侯之陬隧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据此概括起来，“关”即有边境要道上的门户之意。
《辞海》释“关”：“本义为门闩。如：拔关而出；斩关落锁。”又指出“要塞，出入的要道，如雁门关、山海关”，又释“隘”为“险要之处”，释“关隘”为“关津要隘”。《长城百科全书》“关”这一条目说：“本义为门闩，引申指边境上的出入口。因其常建置在险隘的山口或要塞处，又称关口、关寨或关隘。关须设门，平时据以查验过往的商旅和行人，战时可闭门以御来犯的敌人。长城上的关还建有关城，出境入境必须通过关城。”
古代关的名称很多，又称关口、关津、关河、关山、关塞，亦称关门、关卡等，其实皆为驻兵戍守的要塞。《南齐书•萧景先传》载：“ (萧)惠朗依山筑城，断塞关隘。”限制行人必须由关出入，以控制交通。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记一》“太祖开平元年”条时说：“关，往来必由之要处，津、济度必由之要处。”当然，津与关不同，但有类似“关”的作用，有些津渡往往关、津并置，如汉唐时期兰州附近的金城关、永靖的凤林关，明代靖虏卫的索桥关等。河流渡口未必都建有关，而若建关则必为要津。关塞为秦汉时期的称谓，秦始皇“城河上为塞”，即于黄河岸上筑城为塞防，而汉代又称长城为塞，要塞必建关以守，于是关塞也即后来所称之关隘。又因古代许多险关要隘多为边界防守的重点，故边塞、边关等亦是关隘的别称。
从历史角度讲，“关”当是古代国家在边界建立的政治军事设置，因此被称为国家的门户，是现代国家海关的滥觞。“隘”泛指山谷峡口等。关是统治政权人为构筑的以军事防御为主的设置，而隘则是自然形成的地理环境，因关之所设往往为便于防守而依山隘险要构筑，所以，关隘相依就成了一个意义稳固的名词，泛指一切关口要隘。但是，隘口不一定就有关的设置，只有那些历史上曾明确设防建关的隘口等，才可称之为关隘。当然，出于边防或互市的需要，也有些关的设置不一定就在险绝之地，人工构筑城垣以建关御敌开市者也还是有的，严格来讲，那就只能称“关”而不可带“隘”字了。例如，建立在茫茫戈壁较为开阔地带的汉代玉门关就是为控扼交通要道，才筑长城以阻车骑、建城障以为关卡，只称“关”而已。同时，还有一些实际上作为关隘但名称却不带“关”字的要塞，如口、堡、寨 (砦)等，也应据实归入关隘之列。
此外，在甘肃省内的长城沿线和洮西一些卫城附近，还有许多称为“闇门”的地名，专指边墙口子，包括山口等。长城学者李璘先生认为“闇”乃“隘”字音转，故“闇门”即“隘口”，不无道理。明代出于军事守御的需要，甘肃境内长城所经城镇和各卫所大都在就近的要害之地另筑有闇门。闇门也有暗门之意，是专供当地兵丁民众等出入的内部门户，一般较为隐蔽，并有士卒看守。所以，闇门其实也具有关卡的性质。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省内称闇门、安门、岸门、隘门的地方不少，估计当系自明清以来“隘门”称谓所演变，如明代靖虏卫所在的靖远县城西的“闇门”，地处祖厉河汇入黄河的三角地带，是沿祖厉河南来或从古渡“虎豹口”过黄河进入靖远城的门户。这里当年就有城防，具有关隘性质，尽管无关津隘口之名，但应是关隘的一种形式。特录此以供参考，并在此书中统一写做“闇门”。
关隘作为古代在道路险要或重要津渡之处的设置，一是为军事防御以控制交通，管制过境人员；二是为查验进出境物资以征收关税；三是为开展周边地区民族间的资货贸易。本书所称关隘，仅是对历代甘肃境内关隘设置的一次简略梳理，故但凡有名址载于史籍方志者都尽量予以辑录，以供方家考证补充。
二、关 隘 溯 源
关的设置起于何时呢？查阅上古典籍，似未见设关的记载。而经考古发掘所得的甲骨文和金石铭文中也只有“门”却无“关”字。
关隘是古代道路上的设置之一。在道路险要之处或重要津渡设关，是为了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后来也成为征收关税的重要机构。
据上古史籍分析，我国关隘之设应在奴隶社会城邦初建时期，是随着领地和城市的出现，为防御敌对势力的侵扰应运而生的。因此，它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军事色彩，而在政权稳固之后，才逐渐有了开关互市的经济功用，也才设立相关的专门管理机构。
西周建国之后，诸侯封国，互为邻邦，边界相连，各据一方，疆域渐趋明晰，经济日渐繁荣，商品交换的需要和周边部族的交往及冲突增多，国家机器较商代相对完备，史籍中始见“关”之建制。《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昔者 (周)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是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周时，农民税率为九分抽一，给出仕者以世代的俸禄，在关口市场只稽查不收税，也不禁止在河湖捕鱼，对罪犯也只惩罚其本人。原话虽系借古喻今，但似乎反映出周代就已有“关市”之说，应该还是可信的。
周代关的设置基本上是一些军事要塞，其主要任务，一是战时防卫敌人入侵，据关以攻守；二是在和平时期检查出入境的客商及所带货物等。《礼记•王制》曰：“关执禁以讥。”“讥”作“查问”讲，所谓“讥异服，识异言”，即对那些服饰言语不同于当地的外乡可疑之人进行盘查，以管理境内外人员的出入，稽查奸细入境或罪犯出逃，管制重要物资的出入境等。
另据郑玄著《周礼注疏•地官司徒第二》中说：“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间，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关，则亦十二关。故云关，界上之门也。”界首就是指边界或边境，这里指王畿与诸侯国交界的地方。在距王城周围五百里的四面边界各置三处关口，道路必经此关口才能进入王城。这种防御和控制交通的道路布局，对诸侯王以及之后的历代王朝京城、城邑四面设关的军事防御思想颇具影响。
近年来随着全国史前城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展，探究关隘产生的历史也似乎渐显眉目，笔者据手头史料分析，在此理出一些线索，简述如下。
(一)关隘是古代战争的军事防御点
毫无疑问，关隘是战争的产物。关隘是边防军事防御的着重点，也是构筑城垣的节点。史前人类为争夺领地的战争大概从未间断，起初仅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争斗，这个时期的战事也许只是小规模的相互兼并的战争，军队和兵力都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只是当社会发展到王权出现、国家产生之后，统治集团为了卫护各自的疆域，便会沿边设防，据隘筑关以御敌。于是军队有了新的部署、分工及卫护京畿和边防驻守的战略任务，使关隘成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第一道防线。我国先秦的军事思想向来推崇以少胜多、据险为营、以守为攻的战略战术。而古代关隘的构筑，一般都选择在临近水源的交通要道，或为山峡隘口，或为江河要津，扼险绝以钳制要冲，并以其为重点，审视地形山势，或高筑城垣，或深掘堑壕，或辅以桥索船舶，以断绝其他通道，正是为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目的。
东周列国出于军事防御目的，都曾据险要、设关隘或筑长城以卫疆土，如位于河北西部的中山国为防御西南赵、晋强邻的侵犯，就在其西南部 (今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修筑长城，设五阮关等 (即宋之“紫荆关”)；齐国在今山东黄河东岸平阴至胶南一带，也为防御楚国而修筑了齐长城；魏在今河南境内黄河西岸和经郑州、密县亦修建长城；赵为防东胡、林胡在河套平原修筑了北界长城，这些长城沿线都设有相应的关口。秦从昭王起就沿边构筑长城并设关以守，同时还利用秦岭等天然分界，在陕、豫交界之地设武关以防楚。这些都是据隘筑关以防不测的范例。到了秦灭六国统一华夏之后，秦始皇为削除残余势力割据的地理屏障，对前诸侯国所设之关隘堡垒加以平毁，但却对沿边燕、赵等旧长城加以保留，使之与新筑长城连为一体，遂逾万里以拱卫中华，成为世所罕见的军事防御工程。此后历经千百年来，直到清代，长城都是中原王朝驻军卫护的界限，而其沿线的关隘则往往都是西北等地的门户，也成为守卫重点。尽管历代有所兴废，但这些关隘的军事战略地位依然举足轻重，即便到近代，关隘在我国军民抵御日寇入侵时，也还发挥了一定的防御作用。除此之外，也有些古代关隘，仍然是现代边防或军事驻守的要地。
(二)关隘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守护点
关隘的出现是农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原始部落集团间暴力冲突的战争究竟发端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我们却发现史前农业的发生却促使集团间暴力日渐显著，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升级和扩大。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① 而“农业的发生发展促进了人类定居的普遍性，发展农业生产和定居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又极大地限制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空间范围，对适宜农业生产和居住场所的土地依赖性，导致领域观念的空前高涨。基于这种对可耕土地的高度依赖以及浓厚的领域观念，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存条件，使得捍卫领地成为农业民族始终不渝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环壕等防御性聚落之所以首先出现在农业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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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5页。
中，其原因多在于此”①。
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徙，居无定所，他们是断不会筑关设隘自绝前程的。而古代中国的历史，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史。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关隘设置除为防止内乱的“御内”作用外，其主要的目的正是农耕民族为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而设。两大民族为争夺生产资料和领地的战争持续不断，同时也在这种冲突碰撞中互相影响、融合，为先进的农业文明所取代。值得一提的是，每每强悍的游牧民族奴隶主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又都在农业文明的影响下，最终被融合同化，转而继承前代军事思想和加强原来的防御系统，而关隘的设置就成了防止新的异族势力入侵和捍卫王权的主要举措，成为维护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屏障。
(三)关隘是国家疆域边界的标志点
农业文明的产生、发展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关隘设置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因为疆域领土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统治空间，而关隘往往是边界的标志点，无边界何以称国，无关隘则边界不守。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探索中，随着全国各地科学考古工作的深入进展，一大批史前城址的发现，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国家初始阶段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原始聚落周边的堑壕设置最初主要是为防御凶猛野兽的袭扰危害，而后来更加严密和高大的城垣的构筑，就基本上是为抵御其他部落侵掠的军事防御工程了。随着人们开发自然、适应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部落族群的日渐强大，都可能促使部落联盟间为争夺划分势力范围和生产资料引发战争。而由于战争的需要，防御敌人的工事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便延伸到边界。关隘则成为国界的标志点和国之门户，而自古以来许多国家都以髙山大河等险绝天堑为界，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史前聚落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城市就成了必然的产物。在夏王朝由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防御奴隶造反，开始兴建城郭。《礼记•礼运》载：“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为礼 (帝位父子相传)，城郭沟池以为用。”表明已开始重视修筑城墙沟池的防御作用。这说明原始聚落的社会生产力较前已有了显著提高，氏族部落首领出于维护政权和更大规模的交易，以及与周边并存势力争夺划分统治地域的军事冲突的需要，筑城建市就成为必须实施的工程了。以至到商周时期，“国之所在，必筑城居之”。周天子所居之“王城”、诸侯封国之都邑、卿大夫之食邑和子男之城一时成为当时有严格规定的四类城池。而这些城市一般都筑有墙垣壕堑，并与市场、道路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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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236页。
以有效地控制国内和周边的异族势力。高耸的城垣可以令敌人望而却步，城门便成了城市的唯一出入口，所以对其关闭、开启和防卫的意义就至关重大，把守“关”门就由专人负责并形成专门的职官及其职责。关门之“关”由动词到专用名词“关”的演化，也许就是“城关”之词的由来。
当国家统治政权的中心和标志——王城都邑出现后，随着疆界的拓展，为防止出现兵临城下的被动局面，这种抵御敌人入侵的防线便外移。在卫护京畿的一道道防线上又必然会设置一个个关口，而这些内、外关的设置，就是所谓的内地关和边境关。因此可以说“关”就是都市门户的外延，既是防止外敌入侵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也是防止内乱、管理境内国民出入贸易的场站，另外还是监护办理外交贡使出入境的接待机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隘就是都邑城市门户的延伸，是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
(四)关隘是控制交通要道的征税点
关隘除了军事防御的重要功能外，还是古代控制国家交通要道的站点和税卡。古代关隘无论是内地关还是边境关，其设置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扼要道以管制交通。很明显，建关设卡，其目的除军事防御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征收关税。查阅史籍，关隘的这一职能，在其早期就已经产生了。《周礼•地宫》载：“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凡货不出于关者，举 (没收)其货，罚其人。”“国凶札(荒年)，则无关门之征，犹讥 (稽查)。”就是说关之设置，在于监管货物的出入，凡国家不允许者要就地没收，并且还要给予处罚，至于遇到荒年等可以免除关税，但仍要检查。而通过关卡携带货物还必须有“节”，即“节符”，相当于今天的护照或官方介绍信之类的凭证。据说货物凭“节”验放，持“节”者还可享受免税优待等。1973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就是当时的实物凭证，该金节为青铜铸造，分车节和舟节两组，共10枚，每枚各刻有篆字100多个，规定楚国贵族鄂君启在楚国经商的车或船通过关卡时“见其金节则毋政 (征)”，予以免税的待遇，为我们研究先秦关卡管理制度提供了实例。
秦汉以后，关隘制度日趋完备，在官制、税率、驻军、通关、验证等各方面均有相应之规，具体形制将在下面章节有所论及。
(五)关隘是古代邮路驿站的连接点
历代政权对通信都是非常重视的，并都有相应的建置和管理规定。早在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为及时了解掌握领地和诸侯封邑及卿大夫的动态，就在都邑修建了经途、纬途和环途，还在郊野农田中修筑有宽窄不同的径、畛、途、道、路和联系城乡的“野途”，形成了经纬交错以镐京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并在交通干道上每30 里设“路室”，50里设“候馆”，接待来往使臣、信差、宾客，提供食宿等。到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对路政和驿传管理就更趋快速完善了。关隘作为道路通过的站点或抵达的目的地，尤显重要。其一，无论内地关还是边境关，其传达的信息最主要的应该属军事情报，那么这些信息的源发地必然为边境的门户，即来自关隘的报告。相反，中央应对的指示命令等，最终送达的目的地也应是边防前哨的关隘。其二，对于内地关来说，因其居于通达边境的要道之上，是抵达边关必须通过的中间站点，故也有卫护驿传的职责。
我国邮驿制度的发端很早，而较为完善是在秦代。秦代虽然统治仅有短短的15年，但在统一文字、开辟道路、修筑长城、制造车驾、设置驿亭等方面都奠定了较为成熟的大一统帝国的基础，后来的西汉王朝正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而在武帝时臻于昌盛的。汉代的邮驿设置随道路的开辟四通八达。从北上五原、云中，东去蒲津、河关，到南下贯通秦岭、巴蜀修治褒斜栈道；自汉武帝“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遂北出萧关”逾陇巡视之回中道的开辟，到远及西域的东西大通道“丝绸之路”的开通，均筑关设驿递之便。尤其是在维护长安至西域间的大驿道上，“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把戍守、屯垦、驿道三者结为一体。其间征途遥遥，关山万重，驿马奔驰，羽檄飞传。可以想象驿递来往匆匆、邮使每经驿站关隘休憩换马、投宿验符、出入忙碌时的景象。
(六)关隘是地方民族经济的贸易点
由于关隘有管理货物进出境的职能，随着历代王朝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易的兴盛，关隘近旁就逐渐形成了集市。在内地则成为地区间农商贸易的市场，在边境地区，关隘附近则往往是周边各民族杂居、交相往来、通商互市之地，是国家开设或地方民间的贸易点，如魏晋时期的“绢马互市”，隋唐所设的“互市监”和“马市”，以及宋元以来的“榷场”或“荼马互市”等，大都选择在关隘附近。到了明清，为管理地方贸易以增税收，甚至单纯是为征税而扼官道要津设立关卡，如“钞关”、“户关”、“工关”等，依通关船只、货物等收取不同的赋税。需要指出的是，内地关的设置主要管理本国商人或民众的就地交易，边境关则主要管理出入境贸易，兼有后来“海关”之职。
在我国历代王朝边界扩大、关隘日渐外移之时，同时也往往是国力强盛、威服四方的时候，关隘就是外邦朝贡通商的门户，成为外交接待迎送的站点。而对于关隘内外的百姓来说，关隘也就成了他们互通有无，进行生产、生活资料交换贸易的场所。这种交换多在边界关隘附近专门设点，既可解决异国生产土货之不足，又可调济两地异族生活必需之物产，成为和平时期“强国”认可的获取资货的“合法”途径。
中国地域广大，出产各异。这其中，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虽异，但二者关系却最为密切，几乎有史以来就难解难分，恩恩怨怨千古不休。单说农耕民族生产运输所需之马牛牲畜等有赖游牧民族供给，而游牧民族衣皮寝毡、食肉饮乳所必需的布帛盐茶等也须仰仗农业民族的生产。当这种供求交易失衡，或以强凌弱有欠公平时，战争就成为必然。而当国界两边的势力出现变化反复时，新的强势一方便会要求更改交易规则，在谈判盟约不足以解决问题时，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就是战争，这似乎成了一条跨越地域民族的世界性规律。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下，既有游牧民族南下牧马侵掠大汉王朝的所谓“华夷之乱”，又有中原政权西征戎狄的“镇虏之役”，关隘这时又成了势力争夺的焦点，正是：“一时管弦歌舞地，沦为兵戈杀人场。”即便是近代，回想“鸦片战争”的硝烟，不也会使我们临“虎门”而伤怀以往吗？
(七)关隘是民族冲突融合的交织点
在我国古代，关隘又往往是民族冲突中交战双方争夺的交织点。无论谁胜谁负，关隘都是胜利者盘踞的营垒。但中国古代却往往是农业政权以守关为常态，而游牧势力以夺关为其能。中原统治者设关隘以防边患，自秦汉以来就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屯兵戍边，既耕且戍，兵民一体，战乱时可集结为伍以御敌，安定时则耕养自足以济边备之需。这样，关隘就成了与异族邻邦最近、交往最频繁的地方。和平时期关隘内外百姓和睦为邻，习俗相染，教化熏育友邦，中原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较为落后的部族所倾慕，文化宗教的互相渗透、经济贸易的互补互惠，都为当地民族间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然而，当烽烟四起时，关隘一旦为游牧势力夺取，则又成其防守反攻的营寨，其附近边民又可能被掠为生口奴役，或编为丁卒供其驱使。如唐时吐蕃日盛，连年进逼关中，劫掠关内民众数以万口，并逼迫改俗换装以为蕃民，使遍地俘户皆东向号哭以盼唐军收复失地。同时，也还有些部族不堪奴役，内徙降附唐朝。如公元808年东突厥之沙陀就有三万余人跋山涉水自新疆巴里坤东迁归唐，后被安置于北部边塞守关屯田，之后逐步融入汉族。而在元代一些被征调内徙的西亚部族也因被安置在边关作为戍守屯垦的军户，也成为如今一些少数民族的先祖，如甘肃青海之交的撒拉、保安、东乡族等。
于是，历经千百年来各民族势力的反复较量，关隘便成了古代各民族最初相融合的切入点，也可以说是民族冲突和相互融合的交织点，也应是今天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所应关切之处，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八)关隘是地域民族文化的融汇点
如前所述，因为关隘是周边民族在通商互市或冲突征战中的矛盾交织点，那么自然也就成了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融汇点。
战争与和平是围绕关隘发生的最具影响的两大历史主题。回望我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史，虽然战火不断，兵聚遍地，但总的说来，战争还是短暂的，所以相对来讲，关隘地区的和平时期还是较长的。战争时的关隘成为敌我争夺的胶着点，既是军事交锋，又是文化习俗的碰撞，胜利一方必然对败北一方进行文化征服。在战争中，中原王朝得势，则必在边关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重宣教以化胡人，致力于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使边境地区周边的民族深受习染。而异族文化也因其夺关而入、问鼎中原，对汉文化施以强势影响。
在和平时期，异域文化则更是以易于被他族接受的方式双向传播，互相浸染。关隘地区因居于边界，故而往往成为进出贡使驿夫、戍将守卒、商贾贩客、艺伎工匠等最初涉足逗留之地。以玉门、阳关为例，其关隘所维系的敦煌一带，就如西北师范大学胡大浚教授所言：“这里既是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又成了中西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预热区。”①而多民族混融的文化景观尤以宗教信仰的趋同为标志，特别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方的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伴随着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纷至沓来。佛教日渐兴盛，几乎信徒遍地，而又以边关为最，如在甘肃境内，西起敦煌，东至泾川、庆阳，几乎一路关津渡口都有开凿营建的石窟寺庙，似乎成为佛教东渐直逼中原的一个个据点，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现象。而那些精美传神、庄严绚丽的雕塑壁画在折射昔日昌盛的同时，也留下了其与东方文化兼容并蓄的痕迹。
即便是国内，各地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多发生在边关地区，--是历代边境戍守屯垦的士卒大部分系来自内地的移民，同时也还有被安置的归顺依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二是边关历代开设的榷场、互市等本身就是异族通商、借交易以补有无的场所。关隘地区这种蕃汉杂居、沟通四方的人文环境和经济贸易机制，都使其成为地域民族文化的交汇点，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蔓延开来，成为华夏民族吸纳外来文化、不断丰富强大自己的融合点。
(九)关隘是古代城镇发展的立足点
关隘之设，多因险绝，一般不会紧依其地开市置场，而是就近必建城镇相辅，作为关防管理服务机构所在地。尤其是边境关，其出入境人员的通关及货物查验手续的办理等候，来往商贾车马驼队给养的补充和休整，以及关隘内外民族民间的互市贸易都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边境城镇便应运而生。究竟是先有关隘、后有城镇，还是先有城镇、后设关隘以卫护城镇？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比较而言，内地关先市后关的情况多一些，而边境关则先关后市的情况多一些。边界既定，关隘往往是门户，门户内外必有城镇，而此类城镇在中国边境内外应不乏其例。
细究我国古代城镇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不少城镇就是在当年关隘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古代的一些边境军事重镇更是如此。闻名天下的山海关、嘉峪关、睦南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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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大浚：《陇文化丛书•序》，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页。
自不必说，另外有名的如被称为“首都北大门”的张家口市、古称天下九塞之一的紫荆关所在地的河北易县、曾为明长城九镇之一的天津蓟县、山西雁门关附近的代县、河北铁门关和喜峰口所在的迁西县……真可以说随口道来，不胜枚举。而现在甘肃境内的大部分城镇这一历史特点更为突出，似乎都可找到与历史上附近的关隘设置相关的证据，如甘肃省会兰州市的产生就和汉代以来“金城关”的设置有关，敦煌市就发端于汉代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置，散布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古城，最初设置就是军镇，自汉代以来均为就近设关驻军，重点卫护的州郡。在全国各地的县城乡镇中，与古代关隘设置有关者当为数不少，其历史和遗迹无疑都是有待我们今天重新发掘认识、整理保护的地方文化遗产。
当然，如今也有一些古代关隘或隐迹于荒山僻野，有残垣断壁可供探寻；或荡然无存，徒有其名而难于勘定者。但大凡关隘附近有津河水源、地域宽畅者，一般都会有城镇之建。而究竟是先关后市，还是先市后关，有时还真如鸡和蛋孰先孰后之争一样，一时难于勘定。不过关隘与城镇可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有些关废了，附近的城也就荒了。城镇因自然或战争原因毁弃后，附近的关隘也会因此不再设防而被废弃。这在中国边疆城镇的发展史上，似乎屡见不鲜，当属惯例，这里就不再举述了。
总之，近代的许多城镇，尤其是位于历代王朝统治边界的一些军事重镇，若细究其建置的初衷，似乎都和“关、市”相关，因此说关隘是古代城镇发展的立足点，这似乎是其又一个特点。
(十)古代关隘是近代海关的起始点
近代海关是国际交往和通商贸易在海上航运日渐发达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国家管理机构。然而，在内陆国家，或海运不发达的时期，大凡建在边境口岸、专门负责检查进出境人员和随带货物，以及办理商贸税收等事务的国家机构，尽管与海无关，但也称海关。因此，海关产生的历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开始的，就其性质职能讲，和古代关隘的设置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发展轨迹其实就是一部海关史。
我国历史悠久，随着国界的产生变迁，边境关隘便日渐具有海关的性质和职能，验放出入人员和商货，以及收税、查禁、缉私、反偷渡等便成为后来的主要任务。但是我国古代关隘的性质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是侧重于卫护统治政权的军事防御目的，之后随着边境门户的开放和双边贸易的发展，其军事防守目的便逐渐淡化，直到近代关隘才成为进出境商贸管理的专门机构。
古代关隘包括边境关和内地关，其中边境关又分内陆关和沿海关。由于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和朝鲜、日本、菲律宾等有海上交往，出海港口散见于各临海的诸侯国。秦汉时广州就已发展为南方海上贸易中心，汉武帝时我国海船就已远航东南亚、斯里兰卡，与罗马帝国东来的船队进行交易。此后“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畅通，到唐代中期以后，海上贸易和外事往来就逐渐超过了陆路交往，一直到宋元时期都是如此。但到了明清时，因为实行海禁政策，我国航海业和海上贸易都深受影响。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才又开始重新与海外交往贸易，但却是在屈辱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下的交易。沿海诸关门户大开，近于无守，而海关治权也长期掌控在洋人之手，偌大一个中国终致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早期中国海关主要是以边境关的形式出现的，本书在探询古代关隘时，对其所具有的海关性质和近代海关的设置等，也在下一章予以简要介绍，以供有兴趣者进一步了解研究。
(十一)关隘是今日旅游开发的兴奋点
如今旅游业日盛，关隘作为一种古代曾经设置的军事防御遗址和自然景观，其厚重的人文情愫，散发着独特的诱人气息。尽管现今的古代关隘遗址大都不再是设防的边境口岸，但其气势险要，雄风犹在，其周边的风光、自然环境依然壮丽，其所依附的历史文化掌故也生动感人。在长城关隘中，以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为龙头的现代旅游城市早已蜚声海内外。而甘肃敦煌附近的阳关也已新建博物馆，成为游客西行必然眷顾的一处胜地。甘肃省甘南迭部的天险腊子口似乎是一处近代关隘，因当年红军长征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而名载史册，并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跻身国家级百个红色经典景区，如今已成为当地旅游热点。然而更多的古代关隘却依然不为人知，有的遗迹尚存，却已被今人淡忘……而这些都应是我们今天应该予以关注并注意实施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
能不能使当地的古代关隘成为如今旅游的兴奋点，当然要审时度势，根据其遗址现状分析其是否具有开发价值，然后再作出科学的规划，才能使其成为永久的亮点。我们反对毫无依据地人为打造、发掘所谓“文物古迹”，但利用发挥当地曾有的古代关隘遗址，并结合当今人们旅游的兴趣需要，开辟一些新的景点，这无疑是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也许新的发现和尝试在等待着我们，笔者期望各地的古代关隘，在合理开发之后都会成为当代旅游的又一个兴奋点。
三、关隘的历史文化学意义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可以说，关隘之设是历代统治者政治教化、军事战争、经济贸易、道路交通、邮驿通讯、贡赋税收和外交事务诸方面成果的集中反映，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因而也可以说关隘是地域历史文化的凝聚点。
关隘作为一种在中国各历史时期都深受重视，并刻意经营的设置，反映出国家政权对疆域领地的卫护意志。其兴废沿革、位置变移，是古代国家发展史、战争史、军事史、外交史、民族史、交通史、贸易史、邮政史、海关史、税收史、建筑史等历史研究领域都应予以关注的。尤其对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多元一统的泱泱大国来说，关隘已成为千百年来滋养和牵系中华民族心理感情的所在，其所凝聚的历史文化意义之深厚广博自是不言而喻。
“关隘”作为军事建置或一个地点名称，会使你审视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其所归属的国家或地区的门户。
“关隘”作为一个地域标志，走近它，则会提醒你对自身位置的注意，因为你无论出关或入关，毕竟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
“关隘”作为一个地点符号，它会引起人们对关防内外双方势力的认同好恶，引发许多历史的关联忆想，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关心一词，将“关”与“心”相系，可谓生死攸关，就是因为“关”曾是维护人们安危之所在。而关键之谓，即指“关”门之“楗”，楗之不存，则门户大开，成为最关紧要之处。至于“关节”，则是制约活动之要害，关节不通甚至发炎，办事有碍，行动困难，自是痛苦。“关”在中国词语中的数量实为可观，细究其语言意蕴，似乎都带有维系安危、休戚相关、沉甸甸、离不开的意念，容不得有丝毫轻视，备受关注。
首先，我国古代关隘的设置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统治集团的疆域和边界，以及军事防守的重点。同时关隘也是了解分析古代重大战争和战役发生的地点、行军路线、攻守策略等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另外，它也是了解研究历代王朝和境外民族、国家交往贸易及文化交流、古代民族变迁或地区沿革的生发地。关隘还是了解内地和边境经济税收、边贸邮驿等历史状况的联系点。历代关隘之建，在依险选址、筑垣建城或掘壕架桥、开门设障等各方面，都有一套较为严密的设计构思和运作程式，凝聚着古代军民的心血和智慧，堪称中国军事防御思想与建筑艺术的结晶。而就其关城形态各异的形制来讲，其为布防设险而构筑的围墙城垣、门楼箭垛、烽燧障堠、砖雕刻石等，无不匠心独运，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古代建筑艺术的发展脉络。因此，就历史意义来讲，可以说中国关隘史就是一部记录反映和凝聚浓缩着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兴衰史。
其次，在中国文化史上，关隘也始终是时代文明的凝聚点，尤其在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东西文明交流史上，似乎有“关”的东西太多，无“关”几乎就无法记述其事。从佛教西来、高僧度陇，到玄奘西行、偷越玉门；从胡笳羌笛吹彻阳关，到胡姬醉舞西凉州……文化的东传西渐，无一项不是异国他乡的人们风尘仆仆一路播撒在漫漫丝绸之路上，过关越隘、你来我往输送到东西方世界的。
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上，边塞关隘更是历代君臣将士、诗家文豪久写不衰的题材。戍边守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抵御侵略的神圣职责，牵系着多少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我们可以从历代史籍和千古传颂的诗文记述中感受到雄关当道、兵戎相见的残酷战事，也可沿着悠悠驼队的足迹，体察到古人进出关隘时的无限感慨和复杂心理。当我们打开中国卷帙浩繁的诗词歌赋文集、吟读品味那些千古绝句时，有谁不为那跨越时空和地域的“关隘”意象所打动呢？你看，阴铿描写昭君出塞“跨鞍今永诀，垂涕别亲朋；汉地行随尽，胡关逐望新”的悲凄，王维送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忧思，王之涣释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责怨，表达的都是一种由关隘引发的“情语”，忧则忧矣，怨则怨矣，却都是出于借物抒情、忧国伤怀的感叹，不见凄恻萎靡的小家子气。
以关隘戍守为题材的诗歌在唐代篇幅最多，“边塞诗”风韵卓越，堪称唐诗中的风骨所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诗坛，成为赋诗为文者学习的典范。从李世民“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的出征凯旋，到骆宾王“长驱万里砻祁连，分麾三命武功宣”，卢照邻“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的平虏之战；从杜审言“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崔融“十月边塞寒，四山迈阴积”，到李昂“春云不变阳关雪，桑叶先知胡地秋”的边关荒寒迥异；从王昌龄“昔日长城战，咸言义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到李颀“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的血腥残酷；从王维“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到李白“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地，思归多苦颜”的凄凉悲苦；从杜甫入蜀对“一夫怒守关，百万未可傍”过剑门关的感叹，到岑参“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对边关驿递繁忙的记述，无一不是身临关塞之由衷感怀。而这些千古名句，虽都反映了在特有地域征战戍守的危难悲壮、幽怨凄苦之情，但却丝毫也消弭不了其中所蕴涵的因为卫护领土的“神圣”意志和维系人民安危的“恤众”情怀，而形成的激励时人报国建功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意气风发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才能够在危难险绝、凌辱压迫的强势侵略下，始终威武不屈地坚挺。
在中国封建社会日益衰落的暮色中，闭关锁国的明清王朝当然无法禁锢人们对昔日盛世的缅怀，文臣武将笔下借汉唐以讽时政的诗词也广为流传，关隘作为浓缩着家国命运的符号，也总在他们的笔下频繁出现。
被誉为明代诗坛前七子的甘肃庆阳诗人李梦阳，其笔下诗句“壮士驱车出汉关，马头丝络紫金环”，“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胡紫塞头”，描写边关将士打击掳掠的帅气英武；“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虎道”，记录边关激战的惨烈。这些都堪称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遗韵，均属关隘为题、心系国运之歌唱。
自清军入关到近代的文坛，文人志士不满于异族统治，不甘于国家残破和边关无守的衰落，因此关隘之咏，更成为他们抒发胸臆的依托。王夫之“飞将不见期，萧条阻北征，关河空杳霭，烟草转纵横”的诗句，是忧国明志的慨叹。林则徐“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的感慨，是其过嘉峪关时心境诙谐悲凉的反映。康有为“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何存？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则是对边防不靖的伤怀感慨。他们抒发的都是对关塞得失的忧虑和无奈。这些诗句都蕴涵着深深的家国情怀，读来令人思绪难平。当年左宗棠“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豪情、孙中山“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的悲怆，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度，无不透射出一种博大豪迈的英雄气概。
是的，关隘作为维系国家安危的所在，寄托着多少热血儿女的爱国情怀，而古代关隘，又铭记着前代多少将士为保国守土所作出的顽强拼搏和英勇牺牲，其中不少关隘已成为后人凭吊先烈的“圣地”。对此，我们当保护之，开发研究之，这毕竟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和精神文化财富。
今天，有些古代关隘依然是联系世界的通商口岸，有些也依然是边防和军事要地，有些已经是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著名的旅游胜地⋯⋯关隘，历经战火的洗劫，阅尽人世沧桑，深深的忧患意识总是萦绕着它，因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这个一度饱受异族侵略奴役的民族，再也没有比亡国之痛更让人刻骨铭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