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隘的设置，随着历代王朝的不同而各有侧重，总的来说，内地关以税收为重，而边境关则以军事防御为主。因此，历代关隘的设置管理相应有别，这里不妨对其沿革作一个简略的概述，以增加我们对甘肃古代关隘的了解与认识。
一、夏商周时期
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国家的产生和疆域观念的强化，对于领地的捍卫成为最重大的国事。周之封建奴隶主贵族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于祭祀宗祖，通过宗教活动等强化王权，即宗主意识。“戎”则具有两重意义：一是防御戎人的入侵，以减少对统治政权的威胁；二是扩展领地，发动对异族的征伐。所以，因隘据险，筑关守土，自然深受统治者重视，这当是情理中事。只是夏商文字阙如，但先周关隘之制，定非空穴来风，当是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近年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夏商都邑城址的考古发现不断，其疆域区划亦渐明晰，而某些遗址中的城垣墙基，似乎为关防之设的雏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考述。
商代周人受异族薰育的攻掠，古公亶父从陇东高原迁至岐山之下的周原，即已开始“营筑城郭”，并筑城设防。武王克商，西周遂盛，其关隘设置，据古代文献记载最早有东都洛邑 (洛阳)王畿十二关之说。郑玄所著《周礼注疏•地官司徒第二》载：“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间，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关，则亦十二关。故云关，界上之门也。”界首指边界或边境，这里指王畿与诸侯国交界的地方。在距王城周围五百里的四面边界各置三处关口，道路必经此关口而进入王城。这种防御和控制交通的道路布局，对诸侯王以及尔后历代王朝京城、城邑的四面设关颇有影响。周代著名的关隘为战国时设置的“轵关”，因其当轵道之险，故名。其关址位于两山夹峙的峡谷道路之间，扼王城进入晋国高地之要冲，形势险峻，为历代军事要塞，是太行八陉中的第一陉，其故址在今济源市西11公里的封门口村。《国策•赵策》中苏秦说赵王曰：“秦出契道，则南阳动。”“南阳”指太行山以南地区，即今焦作市所辖各市县境，说明织关所处之重要军事地位。函谷关，战国时秦设置，传说为周武王克殷后放牛的地方，遗址在今灵宝市坡头乡王垛村与孟村峡谷口的宏衣洞入黄河口处。其地东指洛邑，西望长安，南依秦岭，北瞩黄河，自崤山至潼津，其中有8公里绝崖壁立，柏林阴谷，殆不见日，号称关隘，可通各函谷，又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得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另外还有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直辕关、天井关、孟门关等。
西周在中央分别设置有管理政务和事务的官，管政务之官主要为“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徒又名“嗣土”，专管籍田和公田，有征发徒役，调动农奴或庶民修筑道路、城垣等职责。司徒的属官有掌管地图的“职方”，有保护田界之井径道路的“保介 (界)”，有掌管仓廪的“廪人”和掌管山林川泽供献的“虞人”，以及掌管牧养牲畜马匹的“牧人”。“司马”则是掌管军赋与战车及供应牲畜草料等职责的官员，故有“司马陈刍”之记。而“司空”则主要掌管国邑筑城、修路、田间沟渠的开掘与规划建设等。
“三司”之外，《周礼》又有“六官”的记载，可能是由“三司”发展演变而来。“六官”即天官 (冢宰)、地官 (司徒)、春官 (司空)、夏官 (宗伯)、秋官 (司寇)、冬官 (司空)六大部门。其中在类似后来户部的“地官”之下又设“司关”之职，并规定其编制为“上士二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同时还在“司关”之下每关设关令、关夷即“司关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士为官员，府、史为管理征税和文书的吏员，胥、徒为工役。当国有外患时，“则蕃塞道路，而止行者”，平时则在关隘处派人防守，并查验符节。西周对于路政和驿传的管理较为完善，镐京方圆千余里的王畿内，道路经纬交织，通达四方。出镐京后有野途至12个关口，出关后又有大道直达各诸侯国，沿途均有路室、候馆负责护路、接待、提供食宿及驿传接待等。见诸史籍的“关人、关夷、关令”大抵为管理者，而先秦关隘因多系边境要塞，所以除以上官吏外，还依防守之轻重，驻有数量不同的军队士卒。
春秋以来，关隘设置除军事目的外，就已经开始征收关税，先秦古籍中已出现“关市之征”的记载。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产品交换的频繁和市场的兴旺，以及各诸侯国之间交往的增多，军事冲突的加剧，关卡渐多，许多著名关隘都是由各诸侯国设立的，如秦国在今陕甘宁周边所设的陇关、萧关，豫陕之交的函谷关，燕国西北的居庸关、晋之壶关、郑之虎牢关、楚之昭关 (在今安徽)等。
二、秦 汉 时 期
早在战国时期，秦昭王就在其西北边界，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境内修筑了长城，秦长城西起今甘肃临洮，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过宁夏西吉、固原，又经甘肃镇原、环县、华池进入陕北，经吴旗、靖边、榆林、神木后达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全长约1250公里，并沿线置郡县军镇，戍守山隘关口，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天下一统，又“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卒以实之”①。外筑长城，内修驰道，以抵御匈奴侵扰。为防止各覆灭势力复辟作乱，分裂疆土，阻塞交通，还对原各国边界的关隘等予以平毁，“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但却对边境的关隘重视有加，除设置构筑长城沿线的关隘外，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仍保留了内地的部分关隘，如函谷关、散关、武关等，如西汉贾谊《过秦论》所云：“秦兼诸侯，循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秦代在边防城镇设郡守、县令，在边关设关都尉以管理其事，如史籍中所载的陇关、萧关、散关都尉等。都尉主要负责边防守卫，同时也兼有管理查验进出境人员和随带货物等职责。中央还专设管理机构“典客”，以管理外交事务和商务贸易。《过秦论》说秦“赋敛无度，天下多事”，秦代关卡当如战国晚期之制，也是照样征收关税的。
西汉初年，为迅速恢复战争所造成的残破经济，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汉高祖“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汉文帝十二年 (前160年)三月又“除关，无用传”②，开放交通，发展贸易，以商促农。“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③ 但到汉景帝四年 (前153年)春却又“复置诸关用传出入”④，以加强对民间商贸活动的限制，应对当时曾出现的淮南王、衡山王反叛所引起的动乱政局⑤。同时因“文景之治”后经济的恢复，商贾势力也日益兴盛，引起重农轻商的封建官吏们的忧虑，便奏议征收关津税以抑制商贩的转运活动，使国家的财赋有了更多的积累。
汉初的敌对势力主要是来自西北边疆的匈奴部族，双方征战不断，一度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局面。《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汉王朝除采取通关互市以减轻匈奴的侵扰外，还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以求得暂时的安宁。王昭君出关远嫁包头呼韩邪单于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正是经过这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汉王朝在推行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减租轻赋，重农抑商的一系列政策后经济日趋繁荣，国力日渐强盛，如《史记•平准书》所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仓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汉武帝就是凭借这时所积累的财富和关内较为稳定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开始整治西北边境国防，反击匈奴势力的侵扰，并借以扩展疆土的。于是以武力驱除匈奴于漠北，并打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列四郡，据两关”，筑长城，设亭障，置邮驿，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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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 卷一一○， 列传第五十《匈奴列传》。
②《汉书》，卷四，本纪第四《文帝纪》，“十二年三月”条。
③ 《汉书》，卷四五，列传第十五《蒯通传》。
④ 《汉书》， 卷五， 本纪第五《景帝纪》，“四年春”条。
⑤ 《史记》，卷一一八，列传第五十八《淮南衡山王列传》。
隘成为当时极为倚重的重要政治军事设置，并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管理制度。例如，武帝时在对外的主要通道设玉门关和阳关，其关设都尉，下有候官、候长、燧长等官吏。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记载，玉门关关都尉之下还设有4个“候”和15处“燧”，官员隶属约50多人，士卒当有数百人之多。主要职责是驻防巡守，通报敌情，保护屯田，护送使节，查验客商及其所携货物、行李等。
汉代，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尤其是开通丝绸之路后，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与周边民族或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边关成了国家民族间进行“绢马互市”的场所，“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反映出边关繁荣和谐的和平景象。而当时在东北、西南的边界地区，也曾同样出现了与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当地部族间这样密切交往贸易的关市。汉代政府的对外贸易由“少府”主管，朝廷还设立“大鸿胪”和“蛮夷邸”，负责接待外来商贩宾客。
汉代关隘的设置构筑因军事扩张、平定割据势力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在对秦代原来的交通要道和长城修复利用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增减。其表现重点是在防卫匈奴的西北边界上，以修筑长城为依托，设置建立了一系列关隘，如阳关、玉门关、居延塞、肩水金关等。北部边疆主要是加强了对秦时“回中道”的疏通，设萧关、长武和代郡的五原关 (今包头附近)、常山关 (今河北北部)和内部防御二线的居庸关等。西南边疆设有界关 (今越南北部)、合浦关 (今广西合浦县)、荔平关、离水关、谢沐关 (此三关均在今梧州附近)、雍鸡关、近桑关 (今贵州凯里西北)等。
而内地关的设置，主要是继续治理构筑了卫护京城长安的东西部屏障的潼关、函谷关和陇山的大震关 (陇关)、安夷关(均在今陕甘之交)等，还有南面贯通秦岭的褒斜道、散关道之散关、废丘关 (留凤关)、斜峪关、石门 (均在今陕西西南)等，以及今陕西东南部之武关道的峣关、牧护关、六郎关、武关、郧关及子午道之石羊关 (子午关)、腰岭关、马岭关、饶峰关等。其他地方内地关不多，仅有太原郡的上党关、壶口关 (今山西黎城东北)，还有巴郡的江关 (今重庆奉节东)等十多处。
汉代无论边境关或内地关，都对通过的人员、货物凭“传”(东汉以后称过所)验收放行，以防止犯人、戍卒出逃，控制主要物品出境和接待朝贡使节等。汉律对人员、货物出境均有严格规定，严禁兵器、铁器、铜钱、食盐、蚕种、壮马等输出边关，金银、丝绸等也由官府掌控，用来交换马匹或珠宝。其管理由边境的地方官及边关的关都尉执行，但实际上因这些官吏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违反禁令的事情不断，偷漏税和走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之关税最初是不征收的，起码有上百年间免税，目的就是宣扬国威，怀柔远人，刺激商品流通，以促进农业生产，缓和边界民族矛盾。武帝太初四年 (前101 年)以后，开始在内地部分关卡征收关税。东汉时税率逐步提高，有时竟超过百分之十。所以到后来至魏文帝曹丕执政时即下令减税：“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苑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①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自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近400年的时间里，政治动荡，战乱频繁，军阀割据，关卡封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东晋后淮河成为南北疆界，南朝制定的互市地点主要为寿春 (今安徽寿县)和襄阳。但各国与各自沿边的少数民族及临近各国的贸易却相当活跃，边境关市的绢马贸易也继续进行，并均免征关税。但各国境内敌对双方则互相对峙，严格管理。政府设市令 (或互市令、津主)，征收关税。尤其是南朝各代，税种繁多，税率常超过百分之十，对象主要为小商贩，形成苛扰，以至皇帝也常下诏令“关市征赋，务从优减”②，“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③。
西晋时期，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掠，晋武帝太康二年 (281年)曾“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国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④。由此可知，西晋是在秦汉长城的基础上，沿辽宁朝阳至河北碣石到承德整修过一道长3000里的长城。而北魏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因仰慕农业文明，在加速汉化的同时，举族内迁，但却为防御北边柔然 (蠕蠕)和东北契丹等游牧部族的南下掠扰，也效法秦汉，于明元帝泰常八年 (423年)“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⑤。修筑了由河北赤城经张北、尚义，入内蒙古集宁、武川、固阳至五原近2000多里的长城。后来太武帝亲征柔然、高车，取胜后还把降服人口迁徙到这一带从事耕牧，并设六镇建关隘以守之。随后又于太平真君七年 (446 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⑥。在北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以南构成一道弧形防线，即所谓之“畿上塞围”。其中所设之关隘如居庸、雁门、宁武、偏关等，直到后世明代修筑内、外边墙时也都是重要关口。
另外，北齐废东魏自立后也仿效汉人，在周边大筑长城以防御邻国的威胁。北周也承续前朝传统，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改旧”，续接、加固或新筑长城，设关隘以守边。有意思的是，这些短暂的游牧民族政权，都对筑城建关极为重视，却又最终关破城毁，相继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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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卷二，本纪第二《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条。
②《南齐书》，卷四，本纪第四《郁林王》，“永明十一年八月”条。
③ 《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春三月庚辰”条。
④ 《晋书》，卷四二，列传第十二《唐彬传》。
⑤ 《魏书》，卷三，帝纪第三《太宗纪》，“泰常八年二月戊辰”条。
⑥ 《魏书》，卷四下，帝纪第四《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七年六月甲申”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原战乱不定、政权多变的华夏南北大动荡时，偏于一隅的甘肃河西地区，却相对有过一段较为繁荣兴旺的时期。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天下丧乱，凉州独全”，中原流民纷纷西上河陇，“日月相继”，达武威、安西者动辄上万户。当时，前秦苻坚一次就迁徙江汉人口万余户到敦煌。据史料统计，河西安置大江南北人口当不下20多万。河西尽管也相继有五凉和前秦、西秦之变，但总的来说要较关内平稳一些。大量东来的农业人口，使河西沃野得到开垦，水利得以兴修，先进的中原农耕技术得以传播，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东渐。丝绸之路东去阻塞，却使河西因此获利，西域贡使商旅不绝于道，胡僧乐伎云集于河西。一时商贸流通，文教开明，硕儒高僧荟萃，东西文化汇融，石窟佛寺兴盛，这种繁荣局面竟延续了100 多年。这一时期由于时局动荡不定，河西新兴地主豪强均高筑堡坞庄寨以自保，割据政权则利用或加固秦关汉塞屯军护持，“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①。但关隘构筑终因河山易主，变换频繁，屡相毁损，难有定制。
四、隋 唐 时 期
隋统一全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并综合前代各种制度，厘定隋制，为唐至清历代所沿袭。为加强边防，隋寓兵于民，改前代“坊兵制”为“府兵制”，选精壮农民充兵，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免其租庸调，从事耕种。农闲时训练，战时可随时调发，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由各级军官督率，较前之完全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费用大省。但因为隋改变了以往对突厥消极贿赂的做法，致使其可汗怨恨不满，遂不时骚扰北部边境及河陇地区，隋文帝针对威胁，命令缘边州县修保障，峻长城，屯兵数万以备之。并采取熟悉边疆部族情况的谋臣长孙晟的献策，“离强合弱，远交近攻”，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他又对日益强大的西突厥采取安抚政策，使边疆局势渐稳。隋炀帝继位后倚仗前世丰厚积累，为强化统治，宣威四海，巡游天下，大批征调人役，“于是凿通渠，开驰道，树以柳杞，隐以金槌。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堑山堙谷，浮河达海”②，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③，并于塞外“乃发榆林北境至于其(突厥)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④。以致“民力凋尽，徭戍无期”⑤，上下怨叛，终致倾覆，不久即为李唐所取代。
唐承隋制，尤重关防。《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关二十有六，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关是往来必由之地，津是济度必由之处”，统称关津或简称关。关的任务是“限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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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八六，列传第五十六《张轨传•张骏附传》。
②⑤ 《隋书》， 卷七○， 列传第三十五《李密传》。
③ 《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纪》上，“大业三年五月丁巳”条。
④ 《隋书》，卷五一，列传第十六《长孙览附晟传》，“大业三年”条。
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即约束制止坏人来往，划分中外边境界线。
关于二十六关名称，新旧唐书均未载，仅见于《唐六典》卷六，盛唐时的统计，实际远超此数。有书可查者约为50个，前后累计达150多个，包括著名的玉门关、阳关、萧关、铁门关、居庸关、临榆关、潼关、蓝田关、武关、散关、雁门关等。而铁门关在新疆和硕县南面，早在西汉时就是军事要地，从唐代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国民政府均在此设关检查行旅。唐代之关设关令、关丞，下有录事、府、史、典事、津吏 (或津主)等役员，归中央政府尚书省刑部的“司门”管辖，实际多由地方官兼管。
隋在甘肃河西各郡所设交市监，唐改为互市监，管理通过边疆关卡进入内地和从内地出境的货物人员，也有管理周围少数民族交换马匹货物的职责。各地互市监属中央政府的“少府”领导，每监设监、丞各一，下设录事。府、史、价人、掌固等员役。玄宗时开始在靠近边陲的游牧民族驻地设马市，在陇州(甘肃境内)和赤岭 (青海境内)设互市场，以金银、丝绸、盐茶等内地产品和沿边民族交换马匹、皮毛等，主要是和吐蕃之间的贸易，也有管理进出境事务的职责。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国际交往和对外贸易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当时长安、洛阳、凉州、敦煌号称四大贸易城市，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 (隋称西方馆)管理互市和接待外国使节、商旅等。当时唐政府对外商多有过分照顾之举，使之往往大获暴利，以致回约商人“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①。《太平广记》卷一七四中有记载说，一裴姓商人在武则天时“徙北庭 (唐北庭都护府，在今新疆北部)，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成为唐代鼓励宽待外商的政策实施中，一个著名的暴富事例。
唐代边境货物和人员的出入境管理制度较为严格，“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②，即必须持有中央刑部司门所批准核发的通行证“过所”。否则，将对偷渡关津者判处一至二年的徒刑，严重者甚至可予处死。但为了鼓励中外交往，便于合法出入，还规定“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余关不讥”，即入关检查一次后，再经其他关就可以不再受检。要求各关做到“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③。而对于故意刁难客商军旅的关津官吏，唐律规定要处以“笞杖”等刑罚。
唐初的100年中，边关和内地关市都不征税。高宗时所颁唐律之关津制度的七条律文中，就没有提及逃欠关税的问题。武则天时，有关吏员曾建议开征“关市税”以增加国家财赋，凤额舍人崔融提出六条反驳意见，最终使朝廷否决了关市税的建议。④ 但自玄宗天宝“安史之乱”(755年)以后，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社会矛盾激化，原有的免税制度已难维持，各地纷纷开征关税。到德宗建中四年 (783 年)朝廷也正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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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五，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回纥传》，“大历八年十一月”条。
②《旧唐书》，卷四四，志第二十四《职官志》三。
③ 《旧唐书》，卷四四，志第二十三《职官志》二。
④ 《旧唐书》，卷九四，列传第四十四《崔融传》三，“上书柬事”条。
定：“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至本。”① 即对通关商货要征收10%的关税。但当时边境关卡的主要任务仍为检查出入境人员，而征税却主要由内地关、市、津或互市监等机构负责执行。所以，自中唐以后由官府开征的“关市税”，其出口税实际上都带有“市税”的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后各朝均开征关税，虽税制多变，但都是构成我国封建社会“商税”的主要部分，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清代前期。
唐代对于出口物资的管理非常严格，规定凡禁止出口的货物不得过关，《唐律疏议》称：“依关市令，锦绫、罗毅 (音胡)、绸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缘边诸州。”如私自与外人交易则要处以徒刑，特别是兵器，严禁私自交易，违者将处以死刑。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因朝政的日益腐败，关隘职官的贪虐营私、违禁走私漏税之事也屡见不鲜。在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第一二卷中就载有“ (唐朝)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 (私)出”的句子，但仍有冒险藏匿蚕桑籽种私度关卡者。
五、宋 元 时 期
由宋至元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大动乱、大融合时期，中原统治者与周边民族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十分频繁。在两宋王朝和西北崛起的辽、金、西夏、蒙古势力的300 多年较量中，关隘处处是战场，同时也还是双方对峙、相对和平时期的交易场所。本来中原物产与边疆所需就是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交易不成，刀枪相见似乎也是一种历史惯例。但当双方势均力敌之时，和平交易就势在必行了，这一时期的“榷场”便应运而生。《金史•食货志》云：“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两国之货。”管理榷场的官署称“榷署”，设提领、措置、提点、主管、押发等职官，总称“监临场务使臣”，管理双边贸易。由朝廷特设之榷易院和户部统领，对边境的进出口事务进行监管。
在宋辽南北对峙的160多年中，最初的双方贸易仅限于民间，还无官方机构的介入。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 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但却常因边界冲突而关闭。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年)双方缔结“邅渊之盟”后，才进入一段较为和平的贸易时期。辽首先在涿州新城 (今河北涿州)置榷场。第二年，宋也在“令雄 (瓦桥关)、霸州 (益津关)、安肃军置三榷场……又于广信军置场”②，成为当时有名的“河北四榷场”，存续百年而“互市不绝”。同时榷场还是双方聘使往来的合法通道。据统计，北宋时仅宋辽间来往的各种使臣就达1600多人，而每位使臣又都带有大批随从和馈赠物品，还有许多供私下交易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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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九，志第二十九《食货志》下，“建中三年九月”条。
②《宋史》，卷一八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志》下八，“咸平五年”条。
但是，宋辽双方对榷场管理甚严，来往商人均须领取“关引”(又称关子、标子)，才可在官府监督下进行交易，同时还要缴纳关税、牙钱等。一般旅客禁止出入，商人交易完毕即令返回本境，对重点物资双方均加以控制，严禁私下进行交易。同时，辽还一度“禁吐浑鬻马于夏，沿边筑障塞以防之”① 凡违禁走私或偷渡者，均会受到严厉惩处。宋为刺面流放，辽则“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戳之，远配其家”②，处罚更为严厉。当然到后来，因为官方之间的贸易往往对百姓无助，而民间因生产生活需要，却促使一些商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或贿赂关吏以营私，或越境偷渡以贩运，以至“旅客公然贩运违禁物色。……虽设禁置，仅成空文”③。可见关隘之险、禁令之严都阻止不了民间的迫切需求和商品交易。
1125 年辽亡，宋室南迁，从此又开始了宋、金120多年的对峙时期。这期间和平共处的时间要较战争冲突的时间为多，故而也和宋、辽时期一样，主要靠榷场进行互市贸易。
宋金双方主要在淮河两岸各自的一方相对设立榷场。南宋共设有六场：盱眙榷场(今江苏盱眙县)、光山榷场、花靥榷场 (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榷场 (今湖北枣阳)、邓城 (今湖北襄樊市北)、天水榷场 (今甘肃天水西南)，其中盱眙榷场是南宋建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榷场。而金代设立的榷场却有12 个之多，最重要者是与南宋的盱眙榷场相对应的泗水榷场 (今江苏泗洪县东南)，另外还有位于今河南、陕西、甘肃的颍州、息州、蔡州、唐州、邓州、风州、秦州、巩州、洮州和山东的密州等。
宋金基本上沿袭宋辽旧制管理榷场的贸易。双方均严禁私渡，金代甚至还将私渡者判以死罪。参加交易的商人进场前必须接受官方检查，不得携带藏匿金银铜钱或法定的违禁品等。同时进行交易的货品必须提前运至指定的仓舍，由专门的中间商“牙人”往来通过评议后才能成交。当然这主要还是便于控制税收，金代据此所获财赋相当可观，故《金史•食货志》云：“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然而，南宋对贩往金国的货物每贯均收取200文的关税 (即20%的税率)，但却对金国商人仅收取5%的关税，以显示其对外商的优惠，很有点坐大逞强的意味。④
两宋除和辽、金对峙时在关隘附近进行榷场贸易外，还在西北边疆与新崛起的西夏政权进行边境互市。西夏政权占据了原来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地区，却与西域诸国在文化宗教和经济贸易等方面联系密切，也成为最大的转口贸易国，故辽、金也与西夏在边境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同时，这些政权还与周边的部族以及避开西夏而来自西域、欧亚的客商等发生交易关系，进行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例如，宋朝就曾在今陕西志丹县的保安军和甘肃镇原的镇戎军设置榷场，以管理与西夏之间的进出境事务和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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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一一五，二国外纪第四十五，《西夏》。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
③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卷四○。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志》。
贸易。而这期间有些边境关因主要用于军事防御，一般在战时都完全封闭，平时主要为防止人员的非法出入境，故不再开关设市，如宋辽之间的雁门关、宋金之间的散关等。
宋和辽、金、西夏先后对峙300多年，各自都在边界设置了不少的关隘，互相之间征战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但在相持不下的短暂和平时期内，却又因榷场的开设，促进了地区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敌对政权之间人民的关系，为中华民族最终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作为隔断政权间的关隘，在经历战火的洗礼后，随着新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便失去了昔日的军事战略意义。
元代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400年的分裂局面，蒙古铁骑征服了欧亚大陆，疆域空前辽阔。作为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奴隶主贵族，元在其建政之后的统治中，逐渐汲取吸纳过去汉王朝的封建体制，始创行省制度，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管理地方事务。而对沿边关隘的管理也建立了一套类似于唐宋的制度。元律规定：“诸关讥不严，受财故纵者，罪之。”①“沿边应禁物货无得私相贸易，及奸细人等不致透漏过界，如所在官司防禁不严，仰究治施行。其关津因而故将行旅刁蹬阻滞，亦仰究治。”②“关津主司知而受财纵放者，减犯人罪三等，除名不叙，失检察者笞二十七。”③ 于此可知，当时管理不严要治罪，而故意刁难或受贿失察，都要追究处罚。有元一代，因为又使欧亚大通道“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来自西方的贡使商贾、艺伎工匠甚至传教士等络绎不绝，为此元代在中央特设泉府院 (也叫泉府司)，管理商业和市舶事务。在京师设大都宣课提举司，各地设抽分场提领或税务提领以验货课税，但实际上却对入关贸易较为放任，仅收三十取一的关税，商贩往来也较为自由。这在当年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有所反映，这里就不再引用了。
元代兵力强大，为加强边地防卫，在蒙古军事首长的统领执掌下，一方面多次征调汉军、南宋降附军和所谓“南人”等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屯垦守边；另一方面又在边关安置西征时从中亚和西域所征发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大食人、色目人、维吾尔人等执行戍守和屯田的任务，他们被编为探马赤军后，多聚屯而居。这样就形成了许多以关隘为中心和纽带的军户。“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些来自异乡的“客人”因为各自语言、信仰和驻地的不同，在既集中又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下，经过长期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便发展成为以后的少数民族。今天聚居于甘肃青海之交的回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追究起来，当是这些边关将士的后裔。
六、明 清 时 期
明王朝建国之后，为防御北方和西北一线元蒙残余势力的袭扰，即重修长城，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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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 卷一○五， 志第五十三《刑法志》四，“禁令”条。
②《元典章六•台纲》。
③ 《元史》， 卷一○四， 志第五十二《刑法志》三，“盗贼”条。
山海关和嘉峪关等，以加强边界防务，同时也在西部的甘肃临洮和青海西宁的边关地区设“茶马司”，以茶换马，进行茶马互市。在北面的山西大同和东北的辽东 (开原、广宁)设“马市”，进行“绢马贸易”。其茶马司和马市有如唐之“互市监”、宋之“榷场”，均是管理进出境事务，有着以后海关性质的机构。
明代各关同样对盐、铁、茶、马、牛和军品、丝绸、铜钱等物品的出口加以严格控制，并严禁人口偷渡。明律规定：“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货物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 (发)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盘验，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俱发边卫充军。”①“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察觉者处以极刑。”② 明代以“海疆不靖”，施行海禁，尽管有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的壮举，但非官方的出海贸易却严令禁止。明朝法律规定：“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③ 当然，明代也设有市舶司，但其只是管理海外诸国来华朝贡之事务，所进行的所谓“随贡贸易”十分有限，且对进口货物一般都是免税的。
1.明代长城关隘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在闭关锁国思想的主导下，对长城的修筑和关隘的设置很重视。其对长城(明称边墙)的修建自明洪武到崇祯年间，几乎终明一代从未间断。明代在东起鸭绿江，西至祁连山的长城沿线修筑了抚顺关、山海关、古北口、居庸关、胜金关、嘉峪关等1000多座险关要塞。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还在京畿外围修筑了内外三关。关隘成为维系长城沿线的节点，驻军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军事战略要地。
明长城关隘多选择在古今通衢大道上，如山海关雄踞于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嘉峪关控扼河西走廊西端的咽喉，古北口与居庸关东西对峙是京师通往内蒙古草原的要道，自古就是雄险之地。关隘的得失，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乃至国家的安危。这些大关口历来为兵家必争的要地，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北方游牧势力犯边入侵多沿河道上下，所以选河口建关是明长城特点之一。当年河北境内250余座大小关口中大部分都是建在河口之处，同时也还有一些是建在山口的关。有的山口河流奔涌，通行不便；有的险崖壁立，易守难攻，如涞水的大龙门等就是这一类关隘；另外还有一种是在山坳的豁口处筑关设防，有如门户，以通步骑，如沙岭口、龙王峪口、界岭口等，都是可通车骑和千军万马的要隘。
长城关隘，不但着眼于阻断敌人的主要进攻路线，同时还依据关城，伸出两翼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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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明会典•兵律•关律》。
②《明经世文编》， 卷一○三。
③ 《明洪武实录》，卷二三一。
制高点，达到点线结合，形成掎角之势以控制防御地区的效果。譬如山海关，不但形势险要，而且构筑坚固，关城前后还有瓮城和罗城。左右两侧的城垣，一端与长城相接，另一端伸入大海。其沿线还有南北水关、南北翼城、宁海城、威远城、旱门关、角山关、九门口等。这些关隘烽堠，以关城为中心构成了一套有机的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长城关隘多选择构筑在具有重要战略、战术意义的地方，或在高山峻岭之上，或在深沟峡谷之中，或在河流津渡之畔，或在可控扼港湾的海岸，均着眼于能以较少兵力抗击较多敌人的进攻，以充分发挥其抵御入侵者的屏障作用。
关隘处所构筑的关城，是长城防线上起支撑骨干作用的守御要点，和长城防线在某一地区的安危直接相关。关隘的关城，大都由方形或多边形的城墙及城门、城楼、墩台相互结合而成，有的还有护城河，能驻扎和部署较多的兵力，储备足够的兵器、食粮和军用物资，直接供应和支持关城所管辖范围内长城线上的防御作战。它同时也是封锁突破口、保障纵深控制兵力、反击入侵之敌和堵塞突破口的有力支撑。
然而，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明朝，在初始阶段虽经朱元璋严刑峻法以整饬吏治，但却难以抑制朝政腐败终至衰亡的命运，这当然是由其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所决定的。可是，其“闭关绝贡”以自守的政策，却对西北边陲的发展繁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虽筑嘉峪关以守卫西土，却弃关外玉门、敦煌及新疆诸地于不顾，以致关外大片土地弃耕荒芜，使延续2000年之久的丝绸之路走向衰落，甘肃又沦为边地，河西走廊西部自此便一蹶不振。当然，作为明王朝的边墙，也因其军事防御目的，对于稳定墙内的农牧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卫护作用，关隘附近的屯垦实边和茶马互市等，也对活跃地方经济、促进民族融合有积极的影响。可是到明末崇祯时，周一敬在所著《甘肃镇考见略》中记述他巡阅三边时见到的情景是：“今目睹各墩，缺人守瞭……一二鹑衣穷卒，手足仓皇，烽柝俱废，甚至以人少为虏所拉，反为向导焉。甚则营卫婪怯，吏买闲雇替，塞白一时，并实在墩瞭无之矣。”也就是说，他见到的边关守卒衣裳褴褛，器用毁废，甚至还被收买，为敌张目，或为官吏花钱雇佣，已有名无实。这些曾经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实际上趋于解体，边防事业已败坏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
因此，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便在防备荒疏的西北“三边”爆发，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在拔关夺城中势如破竹，竟“下宣府，历怀来，入居庸，薄都下”①，攻降“自古称为险绝”的居庸关，占据北京，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同样，新崛起的清朝也乘虚而入，跨过山海关，入主中原。关隘之失确实关乎政权的存亡，但其中的内因毕竟是统治者的昏庸和腐朽。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开拓用兵，建立了一个疆域广袤、空前强大的王国。其对于边防的重视虽然不亚于前朝，但在防御策略和对内外民族关系上却独有其一套政策制度。首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关外的马背民族，向来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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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19页。
原王朝防范的异族势力，故与汉民族历史积怨较深。尽管是胜利的主政者，但作为汉族统治者眼中的异族，他们自然要把解决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隔阂，甚至矛盾当成第一要务来思考对待。所以，清朝统治者在对待汉族的态度上，以鼓吹“满汉一家”为基调，通过开科取士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并利用尊孔崇孟的文化思想统一人民的意志。而对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则采取“怀柔政策”，并利用宗教、婚姻、联谊等手段，安抚那些对其统治存有潜在威胁的蒙、回、维、藏等边疆民族。这种较为尊重他民族的“友善”行为，当然是面对一个多民族大国所应采取的明智之举。同时，在疆域已扩大到长城之外的国防建设问题上，防御措施和军事部署也因面对新的考验和挑战，使大清皇帝不得不考虑历代王朝兴衰的教训得失。于是，康熙三十年 (1691 年)清圣祖玄烨在批阅总兵蔡元请求对其镇守的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的奏折时，写下了那道有名的谕旨：“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挡，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① 充分表明了有清一代在边疆地区内外关防和民族关系上的立场。然而，清王朝也并非视长城无用，甚至弃而毁之，而是对沿边的关城和隘口注意维修利用，乘便设为驻防关卡或驿站等。故而清代的关隘大都为当地交通要道上的税卡或邮驿站点，当然在一些介于民族冲突或临近疆界的战略要冲，其关隘也还是作为军事防守重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