㉒ 参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㉓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88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㉔《礼记•王制》。
㉕《左传》僖公十五年。
㉖《汉书•地理志•下》。
㉗ 关于“畹”的解释请参见本书第一篇“程耕”注㉘。
㉘《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第94-95页，文物出版社1976 年版。
㉙《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成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㉚ “则”为量词，代表30步的长度，见阜阳汉简残简“卅步为则”，参见注㉛胡平生文。
㉛ 此段释文参考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十九辑）。
㉜《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盗徙封赎耐”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㉝《汉书•食货志•上》。
㉞《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集解》徐广曰。
㉟ 见注释㉝。
㊱ 见注释 ②。
㊲《四川郫县犀湾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㊳参见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报》1980年第3期）。
㊴西汉初年的江陵张家山墓葬中发现的竹简汉律里，有些关于制田的文字内容与青川秦简《为田律》基本相同，说明当时还存在着那种划分整齐，以顷为单位的方田。不过，从年代稍晚的江陵凤凰山汉简“郑里廩簿”所载的农民占田情况来看，由于土地分割得比较零碎，个人占田数量不平均，土地每顷划分成一个方块，四周标立边界的制度已经是很难普遍实行了。
四 交 通
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各种运输工具和特定的线路使人员、货物实现移动，保证了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进行，对于巩固国防以及国家的行政管理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交通运输业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规模和范围，我国封建时代，陆上的人货流动和书信传递主要用步行、大车运载和牲畜驮运来完成；这几种交通方式的运输能力也是社会经济史需要考察的课题之一。运输能力，即交通运输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按每个工作者分摊的吨公里或人公里（货物、人员运量乘以运输里程）来计算的，古代的情况则可以用“石”、“里”等当时通行的计量单位来表示。《九章算术》书中，有些这方面的记载；本文试图结合其它史料来分析一下，看看它们是否反映了两汉交通运输能力的实际水平。
（一）人力负重步行
负重步行是最原始的运输手段，在汉代，它包括担负和背负两种方式。《九章算术》有三道算题谈到了背负步行，内容如下：
《均输章》第8题，“今有负笼，重一石一十七斤，行七十六步，五十返。今负笼重一石，行百步，问返几何？
答曰：“四十三返六十分返之二十三。”
《均输章》第7题，“今有取佣负盐二斛，行一百里，与钱四十，今负盐一斛七斗三升少半升，行八十里。问与钱几何？
答曰：“二十七钱十五分钱之十一。”
《商功章》第21题，“今有盘池，上广六丈，袤八丈；下广四丈，袤六丈， 深二丈。问积几何？
答曰：“七万六百六十六尺大半尺。
负土往来七十步，其二十步上下棚除。棚除二当平道五，踟蹰之间十加一，载输之间三十步，定一返一百四十步。土笼积一尺六寸，秋程人功行五十九里半。问人到积尺、用徒各几何？
答曰：“人到二百四尺。
用徒三百四十六人一百五十三分人之六十二。”
《均输章》第8题讲“负笼”各重若干。《说文解字》曰：“笼，举土器也。”即指背负的土筐，装上东西后分别重一石一十七斤和一石。汉代一石重120斤（文中计量单位“石”、“斤”、“里”不注明者皆为汉制，汉代一斤约合今0.25公斤，一里约合今0。415公里），上述负笼的重量就是137斤和120斤。负重137斤者要求在76步的距离上，往返运输50次，约行走25.3里。负重120 斤者要求在100步的距离上，往返4323/60次，约行走28.9里（汉代一里为300步）。这道算题谈的是对负重运输者劳动量所做的计算规定。汉代的服役农民经常从事负重运输，非常劳累，如《淮南子•精神训》曰：“今夫徭者揭䦆臿、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居延汉简也有犯过失的吏士被罚作苦役，搬运物资的记载。① 官府对这些服役者制订了各种劳动定额，以便进行考课，更有效地管理和剥削他们。像敦煌汉简中就有："三人负粟，步昌人二反致六橐，反复百八十八里百廿步，率人行六十二里二百四十步。“三人负麻，人反十八束，反复卅里，人再反六十里。②”登记了戍卒在一天之内搬运粟、麻的数量和行走距离。看来，第8题的有关内容，可能就是为解决官府在这方面的实际需要而编写的，它提供了统治者们考课人功所必需的计算方法。
《均输章》第7题说的是雇人背盐时计算工价的情况，按照负盐的数量多少和行路远近来计价付钱，没有规定必需的时间。题中讲“今有取佣负盐二斛，……今负盐一斛七斗三升少半升”；据一些同志实测，济南出土的齐市陶量容4220毫升，盛食盐4.17公斤；按此推算，汉代一斗约合今 2000毫升，二斛为 40 公升，约盛盐39.52公斤；一斛七斗三升少半升盐约为34.25公斤。③ 又《管子•海王篇》曰：“盐百升而釜。”尹知章注曰：“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九铢二絫为釜。”按此推算，二斛即200升盐约重153.6斤（38.4 公斤），一斛七斗三升少半升盐约重133.1斤（33.27公斤），与实测的重量数据大致相符。
《商功章》第21题是说土工作业的工程量和所需劳动日的计算方法，提到“土笼积一尺六寸”，即土筐的容积是1.6立方尺。汉代一尺约合今23.1厘米，1.6立方尺大约合19.7立方分米，土的比重如果按 2.0计算，④哪么土笼盛土的重量约为39.4公斤，合汉代157.6斤，这就是劳动者每次背负的重量。"秋程人功行五十九里半。”秦汉时代多用“程”来表示数量标准。“秋程”是指秋季的劳动定额，当时官府劳动的工作量有季节差别，如《秦律•工人程》“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⑤”冬季的劳动量相当于夏季的2/3，这是因为冬季气候寒冷，昼短夜长的缘故。文中的“人功”是指劳动日，这句话是说官府规定每个劳动者在秋季必须完成一日负土行走59。5里的运输任务。
应该注意的是：第一，该题表明有些特殊距离需要折算成平地距离，如“棚除二当平道五，踟蹰之间十加一。“棚除”，《九章算术》刘徽注曰：“棚，阁；除，邪道。”是指用木板架成的倾斜阁道。由于它上下困难，所以“棚除”的20步距离相当于平地的50 步。负土者上下阁道相遇时要踌躇停步，耽误时间，因此计算时还要加上1/10的距离。“秋程人功行五十九里半”，是假设在平地上步行运输的劳动定额。
第二，劳动者是负土前往，空身返回。在59.5里的行程中，有一半距离是没有携带重物行走的，可以称为“半途负重行走”。如果往返都负重，每日的行程还应该缩短一些。
以上算题的内容反映了两方面情况，首先，它们提供了每个劳动者负担重量的数据，如《均输章》第8题中的137斤、120 斤，第7题中根据实测推算的158。1斤（39.52公斤）、137斤（34.25公斤），《商功章》第21题中的157.6斤。《论衡•效力篇》曰：“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举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举十石之力。”是说汉代普通人步行运输的负重大约在一石（120斤）左右。《均输章》第8题的负笼分别重1-1.14石，第7题的负盐分别为1.14石-1.32石，《商功章》第21题的土笼满载约重1.31石，和《论衡•效力篇》中所说的负重情况相差不多分别合30，34.25，39.4，39.52公斤，不算十分重。考虑到运输者还要行走终日，所以负重不能太多，这几个数据基本上是可信的。我们还可以参见一些后代的同类情况，如唐朝曾规定：“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⑥”是一人负重50斤，唐制每斤约合666克，⑦50斤为33.3公斤，合汉代133.2斤，1.11石；也与《九章算术》的有关记载相吻合。这说明多年以来步行运输者所负担的平均重量是变化不大的。
其次，算题还反映了负重步行者一日的运输距离。《均输章》第8、7题虽然有负重行走的里数，但都未注明所需时间，所以不好判断其行进速度。《商功章》第21题中谈到负土约1.31石者，每日往返行走59.5里。从汉代其它有关史料来看，当时的人们在不同条件下步行的速度、距离是有差别的。这些资料大致可以分为5组：
（1）重装行军。古代的行军分为“重行”和“轻行”，⑧ 士兵的负担很沉重像“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⑨“重行”的士兵和辎重车辆在一起行进，速度比较慢；为了保存体力，应付战斗，每天一般只走30里，就宿营歇息，参见：
《吕氏春秋•不广篇》高诱注：“军行三十里为一舍。”《汉书•陈汤传》载甘延寿、陈汤率军击匈奴，“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高城三里，止营傅陈。”。
《后汉书•虞诩传》：“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
《后汉书•南蛮传》：“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
（2）轻装行军。每日行进约50里。见《汉书•陈汤传》：“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汉书•贾捐之传》：“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
《汉书•王吉传》：“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3）半途负重行走。即往返运输当中，前往或返回时没有负重，每日步行距离大约是60里左右。参见前引的敦煌汉简：“三人负粟，步昌人二反致六橐，反复百八十八里百廿步，率人行六十二里二百四十步。”王国维解释简文是说凌胡燧的戍卒前往步昌燧背粮，三人往返二次，共背回六袋粮食，合每人每日行走62。8里。⑩“三人负麻，人反十八束，反复卅里人再反六十里。⑪”是说三个人背麻，每人每次背回18束，来回30里每人每日往返二次，行走60里。
（4）空身行走。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普通人的日行距离大约在70里左右。《汉书•袁盎传》载袁盎乘夜从吴营逃走，“屐步行七十里，明，见梁骑，驰去，遂归报。”将近一夜走了70里，接近于一日步行的距离。
《居延汉简甲乙编》157.14简提到某月九日临木、当曲等烽燧的戍卒传送文书之事，有“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时三分实行七时二分。”是说这一段距离共长95里，官府规定的传送时间是八时三分，实际上只用了七时二分。汉代一昼夜12时，④ 每时10分；如按一日为六个时辰计算，简中的定行速度约为每日68.7里，实行速度为每日79.2里。
又163.19简“南书一封居延都尉章，诣张掖太守府，卅八里定行三时五分□□三十□□□。”约合一日（六时）行走65里。
317.27简写道“……界中廿八里定行□□程二时二分。”约合一日行走76.4里。
以上的5个数据依次为日行65里，68.7里，70里，76.4 里，79.2里。最后一个数据因为是二人接力行走完成的，稍微有些高。综合起来看，空身每日行走的距离大致在70里左右。这里也可以对照一下后代的有关数据，如唐朝到明清，政府都规定赴任官员或流放犯徒步上路时每日行程不得少于 50 里，⑬日行距离在65汉里以上（唐制1里约合1。3汉里）。
（5）急行军。一日可达100里。见《后汉书•虞诩传》：“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是说他率军一昼夜走了将近200里。参见。
《后汉书•段颎传》载段颎“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
《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书》：“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故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载孙权撤兵，“霸夜追之，比明，行百余里，邀贼前后击之。”
由此看来，《商功章》第21题中半途负土运输者日行59.5里。与第（3）组中半途负重日行60里的数据基本相符，证明这一起载是可靠的。但是，如果全程负重行走，速度还要慢一些，应该低于日行60里，大致在轻装行军和半途负重行走的日行距离之间，即50里以上，60里以下。
根据以上分析，汉代步行负重者的运输能力大致如下：每人负重约为1-1.14-1.32石，这里取中间的1.14石为平均数每日行程在50-60里之间，大约平均在55里左右。按此计算，平均每个劳动日合1.14石×55里=62.7石里。
（二）车辆载运
车的使用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说“黄帝作车，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⑭”秦汉时期，车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的应用，规格也趋于统一。秦灭六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⑮”规定了道路和车轨的统一宽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⑯ 汉承秦制，并没有改变。⑰除去“鹿车”等简陋的小车之外，合乎尺度标准的车辆俗称“丁车”⑱，大概是因为它们和人丁一样，要登记在户籍上，每年纳税，还要被官府征发使用的缘故。由于普通货车的规格基本相同，又都以人力或畜力挽拉，所以载重量和行驶速度也相差无几。像汉人著作《管子•乘马篇》所说：“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汉代货车的一般载重量是多少，史书没有记载；但在《九章算术》里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其文字略如下：
《均输章》第1题，“今有均输粟，……凡四县赋，当输二十五万斛，用车一万乘，欲以道里远近、户数多少衰出之，问粟、车各几何？”
《均输章》第3题，“今有均赋粟，……凡五县赋，输粟一万斛，一车载二十五斛，与僦一里一钱，欲以县户输粟，令费劳等，问县各粟几何？”
《均输章》第4题，"今有均赋粟，……凡六县赋粟六万斛，皆输甲县，六人共车，车载二十五斛，（下略）”。
上述三道算题的内容是按各县民户多少、道里远近等比例条件来分派赋税徭役，其中都讲到一车载粟25斛。居延汉简里也有很多用车运粮的记载，裘锡圭同志曾摘录了11条简文，大部分都证明一车所载的粮食也是25斛。试举几例：
“入栗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正月乙未𰀀”。
“入粟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𰀀。”
“入粟大石百石 车四两尉史李宗将𰀀。⑲”
西汉时，“石”既是重量单位（120斤），又是容量单位（10 斗）但只是后者有“大石”、“小石”之分。东汉时为了避免用词混淆，重量单位称“石”，容量单位则多称“斛”，分为“大斛”、“小斛”。汉简中一车载粟大石25石，显然是指容量，与《九章算术》中一车载粟25斛的数据完全相同。据一些同志实测，每斛（2万毫升）栗重13.5公斤。⑳25斛粟则应重337.5公斤，合汉衡制11.25石。㉑看来，这就是汉代普通货车的一般载重标准。当然，私人用车载货的数量不会那么一致，或者多些，或者少些；但上述算题和汉简内容反映的都是为官府运输粮食的情况，所以载货多少有一定制度，这样便于统计和考课，象裘锡圭同志所说：“（汉代）雇佣的僦人和服役的将车者输送粮食的时候，大概一般比较严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车的常规。㉒”
《方程章》第12题，“今有武马一匹，中马二匹，下马三匹，皆载四十石至阪，皆不能上。武马借中马一匹，中马借下马一匹，下马借武马一匹，乃皆上，问武、中、下马一匹各力引几何？
答曰：“武马一匹力引二十二石七分石之六。中马一匹力引十七石七分石之一。
下马一匹力引五石七分石之五。”
按此题所言，载重17石余的车辆能被一匹中马牵引上阪。那么前面所说载重11.25石的普通货车可以很轻松地用一匹中马或大牛挽拉。
另外，据此题记载，汉代已经有了三马牵引的大货车，可载重40石。《墨子》、《韩非子》等书曾提到战国时期就有载重30 石以上的大车㉓，从汉代贵族多乘坐三马、四马驾驶的车辆来看，完全有出现这种大货车的可能。但是两汉的马匹昂贵，牛的价格比马低，饲养的费用也少得多，因此社会上普遍用牛车载货；马车主要载人，运货的事例不常见，即使有这种大货车也是数量很少的。
关于汉代车辆每日行驶的距离，可见《九章算术》下列各题的内容：
《商功章》第22题，“……载土往来二百步，载输之间一里，程行五十八里，六人共车，车载三十四尺七寸，问人到积尺及用徒各几何？”
《均输章》第4题，“今有均赋粟，……六人共车， 车载二十五斛，重车日行五十里，空车日行七十里，载输之间各一日，（下略）。”
《均输章》第9题，“今有程传委输，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今载太仓粟输上林，五日三返，问上林去太仓几何？”
前两题讲的都是六人共挽一车；《均输章》第9题没有说明，从该题中货车的载货和日行距离来看，和《商功章》第22 题完全一致，可以认为它也是六人共挽一车，后两题讲官府规定重车日行50里，空车日行70里。而《商功章》第22题则曰“程行五十八里”，略有不同；因为此题是说短途往返运输，返回时
是空车行驶，所以日行距离在50-70里之间，为58里，并不矛盾。由于是人力挽拉，车辆的行驶速度应当接近于步行的速度。这里把车辆日行距离的数据和前面总结的步行有关数据做个比较，列表如下：
重装行军日行 30里
重车日行 50里 轻装行军日行 50里
半途载重车辆日行 58里 半途负重日行 60里
空车日行 70里 空身步行日行 70里
急行军日行 100里
重车的日行距离和轻装行军相同，半途载重车辆的日行距离和半途负重步行差不多，空车和空身行走的日行距离也相符；可见《九章算术》中的有关数据并非虚构，而是有现实根据的。以上数据反映的是汉代人力挽车的行进速度，马车和牛车的情况则缺乏详细的资料来证明。一般来说，和人力挽车的速度相比，马车略快，牛车略慢；如唐、宋两代牛车的日行距离在30 里左右，㉔约合汉代39里。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算出汉代普通货车的运输能力：人力挽车6人1车，载11.25石，日行50里，每个劳动合93.75石里。
牛力挽车1人1牛，车载11.25石，日行约为40里，每个劳动日合450石里。
马力挽车1人1马，车载11.25石，日行距离暂按人力挽车的50里计算，每个劳动日约合562.5石里。
（三）乘马行驶
用马、牛等牲畜驮运是古代交通的另一种主要手段，《淮南子•齐俗训》曰：“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驮畜当中，马的特点是速度快，负重能力略差一些，所以多用来载人或驾驭客车，以便发挥它的长处，挽拉货车或驮运货物的事例较少。乘马行驶是古代最快的陆上交通方式，俗称“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㉕”《九章算术》书中也有几道涉及这方面情况的算题：
《盈不足章》第19题，“今有良马与驽马发长安至齐。齐去长安三千里，良马初日行一百九十三里，日增十三里。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日减半里。良马先至齐，复迎还驽马。问几何？日相逢及各行几何？”
《均输章》第16题，“今有客马日行三百里。客去忘持衣，日已三分之一，主人乃觉。持衣追及与之而还，至家视日四分之三。问主人马不休，日行几何？
答曰：“七百八十里。”
《均输章》第21题，“今有甲发长安，五日至齐；乙发齐，七日至长安。今乙发已先二日，甲乃发长安。问几何？日相逢？
答曰：“二日十二分日之一。”
上述各题中的数据有很大差别，《盈不足章》第19题说良马行走日增13里，驽马行走日减半里，都不是固定的常数。实际生活当中，马的日行距离自然不会出现无限的持续增减，这部分内容看来是编撰者为符合算题的需要而假设的。抛开这些因素，这道题提供的数据是“良马初日行一百九十三里”，“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关于驽马的日行距离，可以参见：
《荀子•修身》：“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亦及之矣。”
《淮南子 • 齐俗训》：“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 驽马十舍，旬亦至之。”高诱注：“旬，十日也。”
骐骥可以日行千里的路程，弩马走完却要用10日，合一日走100里，接近“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的数据。还可以参考后代的有关记载，如唐朝规定官员乘马赴任，每日行程不得少于70 里，约合91汉里，㉖与97里的数据亦出入不大。
良马的日行史料，其它汉代史料有：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青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会明，行二百余里。”一夜相当于一日的行程。
《汉书•武五子传》言昌邑王赴丧长安，“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时间不到半日。
《汉书•王吉传》：“今者大王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
《后汉书•第五种传》言第五种乘马逃亡，“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日行距离亦在150里以上）
上述记载中马匹的行驶速度大多超过一日200里，似乎已经到了极限；看来，良马日行193里也是能够完成的。
《均输章》第16题曰“客马日行三百里”，主人马日行“七百八十里”第21题未言其交通方式，但说到“甲发长安，五日至齐；”按《盈不足章》第19题所说“齐去长安三千里”，那么甲的日行距离当是600里。“乙发齐，七日至长安；”日行距离大约是429 里。无论步行或者乘车都达不到这样高的速度，只好暂定它说的也是乘马。第16、21题共提供了四个数据，依次为日行300 里，429里，600里，780里；它们的可靠性令人怀疑，汉代史籍中没有多少单马日行300里以上的事实材料，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关于千里马的记载。例如：
《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谓乌江亭长："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淮南子•主术训》：“夫华骥绿耳，一日而致千里，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
《汉书•贾捐之传》：“（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
《论衡• 状留篇》："且骥一日行千里者，无所服也；使服任车，与驽马同。”
《后汉书•循吏传序》：“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
《后汉书•第五伦传》：“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至三公选举，心不能忘。”
《后汉书•段颎传》：“（建宁）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
《古文苑•曹公与杨太尉书》中，赠礼有“八百里骅骝马一匹。”
汉代马匹的优良品种多出自西域，像著名的乌孙马、大宛马等等。塞外的胡马普遍要比中原马匹强壮善走，日行距离有可能达到300里。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曰：“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又《后汉书•西羌传》载：“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而日行千里，则等于中原良马行程的五倍，恐怕是难以达到的。关于这方面实践活动的记载又非常少见，所以我认为，俗说的“千里马”多半只是褒美的名称，不见得真能够日行千里。
从一些史实来看，当时乘马昼夜行程在500里左右者，基本上都是采取短途接力奔跑的方式来完成的。汉朝官府在交通要道上每隔 30里就修建“传舍”，置备车马，用来迎送来往的官吏，或传达政令公文。㉗乘车称为“乘传”，骑马叫做“驿骑”，每奔跑30里到下站即更换马匹，以求加快速度，缩短时间。洪迈《容斋续笔》曰：“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
若除去议事一日，往返用六日，每昼夜行程约为483里。《汉书•酷吏传》载王温舒为河内太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奏行不过二日。”按《后汉书•郡国志》，河内南至洛阳120里，洛阳西至长安950里，共计1070里，奏行二日，每昼夜的行程约535里。
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驿马驰传每昼夜可达千里。例如：
《汉旧仪》：“奉玺书使者秉驰传，其驿驹也，三骑行日夜，千里为程。㉘”
《东观汉记•东平宪王苍传》：“苍到国后，病水气喘逆，上遣太医丞相视之，小黄门侍疾。置驿马传起居，以千里为程。”
《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为荆州刺史，“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益急。”注：“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照上述驿马驰传的情况来看，《均输章》第16、21题所说日行429、600、780里的数据，即使是昼夜奔驰，也只有通过马匹短途接力的方法才能实现，单骑行进一般是无法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盈不足章》第19题中良马日行193里、驽马日行97里这两个数据，它们比较接近汉代马匹行驶能力的普遍水平。
根据《九章算术》和其它史料的记载，我们大体上推算出汉代交通运输业的几种劳动生产率，它们分别为：
人力负重步行每个劳动日约合62.7石里。
人力挽车每个劳动日约合93.75石里。
畜力挽车：每个劳动日约合450-562.5石里。
骑乘驽马：每日行走90-100里。
骑乘良马：每日行走190-200里。
短途乘马接力：每昼夜可达500-1000里。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人力负重步行的运输能力是最低的，像《盐铁论•未通篇》所说：“民蹠耒而耕，负担而行，劳罢而寡功。”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大规模或长途的运输，往往是得不偿失的。武帝时通西南夷，“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而致一石石。㉙”成帝时筑昌陵，大发卒徒工庸，“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贾。㉚”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那末，为什么人力运输的现象在当时还很普遍呢？主要在于：
第一，汉代中原地区由于人口稠密和受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充足的放牧环境，所谓“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㉛农业又多以粮食生产为主，畜牧业因而不太发达；马牛等大牲畜的数量较少，价格且贵，许多贫民无力饲养，也没有车辆，只得靠人力运输。《汉书•兒宽传》载三辅百姓交租税时，“大家牛车，小家担负。”就是一例。
第二，人力运输虽然效率很低，但是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可以弥补车马运输的某些不足。例如，它对道路条件要求不高，无论崎岖坎坷的小路，或是曲折狭窄的里巷，都不妨碍挑担背负者行走。像《九章算术》所载的开沟挖池等短途运输工程，需要频繁的装卸和上下，也只适于人力搬运。因为这些缘故，车马运输不能完全取代它的作用。
车辆的载运能力虽然大大超过人力搬运，可是比起船只的水上运输能力又逊色多了。汉代大船的货仓能容纳几百斛，“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㉜”还可以借助风、水流等自然力行驶，其载运量大，节省劳力，运输成本低，这些都是车辆载运所不及的。
上列数据还反映出在我国封建社会交通发展史中汉代运输业的水平和特点。我们看到，秦统一中国之后，随着驰道的开辟，中原至边疆地区的陆上交通网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㉝” 汉代继续开通西南夷、西域、南越及褒斜、回中、子午、飞狐道等，加以完善。以后历代王朝很少兴办大规模的筑路工程，即便有一些“新道”，也不过是对秦汉陆上交通网所做的局部补充。就交通设施而言，秦汉时期的陆上运输业已然达到了封建时代的较高水平，在新的生产力未出现的情况下，陆运设施可以挖掘的潜力已经不是很大了。汉代以后，封建中国交通设施的发展重心开始转移到水运方面，例如隋唐以降运河的开凿和使用，元明清时海上漕运的兴盛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汉代陆地运输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后代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两千年来封建中国的运输业当中，虽然人力搬运和牲畜驮运的效率没有什么进步，以人、畜为动力之车辆的行进速度也没有很大提高，可是车辆的平均载重量却增加了不少。如前所述，汉代普通货车每辆一般装运25斛粟，合11.25 石，337.5公斤。而北魏时政府征发雇佣民间车辆运粮，规定“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㉞”约合18石，540公斤。唐代普通货车的标准载重是1000斤。㉟按唐制每斤合今 666 克，1000斤等于666公斤。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普通货车大者载10石（明制），约合750公斤；小者载3石，约合225 公斤。㊱自汉至明1500多年间，普通车辆的平均载重增加了一倍多（337.5公斤-750公斤）。又据前引《九章算术•方程章》算题记载，汉代三马牵引的大型货车载重为40石，合1200 公斤。而宋朝以后，出现了“用十几匹骡马驾驶的巨型货车，可载货四五千斤（宋制每斤约为640克），㊲也提高了一倍多。可见，在中国封建时代，两汉的陆上运输业、特别是以车辆运载为主的陆上长途运输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是比较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汉代货车的构造太简陋。当时官贵豪富乘坐的马车制造工艺很高，可是民间的货车却没有受到重视。如牛车的轮子多是用宽厚的木板拼制而成的，没有辐条；㊳车箱制做也很粗糙，以致被称“柴车”； ㊴因此使车辆的载运能力受到局限。这种现象沿续了很长时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货车、挽具的结构才逐步得到改进，渐渐地提高了车辆的载重量和运行水平。
注释
①《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61.3，194.12，262.31，285.10。
②《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戍役类》22。
③文中有关历代度量衡制度的数据请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261页所附《历代度量衡换算简表》，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有关盐的比重换算请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44页，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④不同质地的土壤比重相差很大，如泥炭、森林散落物层的比重约为1.4-1.8，黑土2.4，砂土2.66，壤土2.71，粘土2.74。因为这些比重数据都是把土压实后计算得出的，和自然状态的松散泥土之比重不同，后者要轻一些，所以这里按2.0计算。有关数据可参阅北京林学院主编的《土壤学》上册第132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⑥《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⑦ 见注释③。
⑧《司马法》卷下《严位》。
⑨《汉书•刑法志》。
⑩ 见注释②第23。
⑪见注释⑩。
⑫另有人认为汉代一昼夜分为18时，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此说尚待进一步探讨，这里仍从汉代一昼夜12时辰之说。
⑬《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流配人在道会赦条》；《明律集解附例•名例律•徒流人在道会赦条》注；《大清会典》卷七〇《吏部•处分例》康熙三十六年致准条，卷五九九《刑部•吏律职制》官吏赴任过限条。
⑭《初学记》卷25《车部》引谯周《古史考》。
⑮《史记•秦始皇本纪》。
⑯见注释 ⑮。
⑰ 参见《汉》• 袁盎传》：“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
⑱《三国志•魏书•仓慈传》注引《魏略》。
⑲《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156.22，59.2，122.6。
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43页，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㉑《说文解字》记载："和，百二十斤也。……禾黍一和为粟十六斗大半斗。”按此推算，25斛粟的重量则是1800斤，合15石，450公斤；与实测重量有差别。这里暂按实测比重计算。
㉒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十二辑第9页）。
㉓《墨子•鲁问》：“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吾不如为车貌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
㉔《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按《唐六典》卷五注有“诸司皆置车牛，以备递运之事，”上文“车三十里”显然是指牛车。又《邵氏闻见后录》卷22载沈括语曰：“今之民间锱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可知唐宋牛车日行在30里上下。
㉕《后汉书•马援传》。
㉖ 参见注㉔《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㉗ 参见《后汉书•舆服志•上》：“驿马三十里一置，……”《晋书•刑法志》：“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
㉘《初学记》卷20《奉使》。
㉙《史记•平准书》。
㉚《汉书•陈汤传》。
㉛《盐铁论•未通篇》。
㉜《汉书•伍被传》。
㉝《汉书•贾山传》。
㉞《魏书•食货志》，
㉟《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久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
㊱《大明会典》卷148《驿传•驿递事例》：“凡递运所，……每所设置车辆不等，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人夫三名，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人夫一名，牛一头。”按明代一斤为627克（参见注③），大车载10石（1200斤），约合750公斤；小车载3石（360 斤），约合225公斤。 。
㊲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北方大车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数驾之。管车者仅一主一仆，叱咤之声，牛骡听命惟谨。”《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东京般载车，大者日太平。……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拽之。……可载数十石。”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卷第九《舟车》：“凡四轮大车，量可载五十石，骡马多者或十二挂，或十挂、少亦八挂。……”
㊳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二》：“下泽车，田间任载车也，古以谓‘箱’者。……今俗谓‘板毂车’、其轮用厚阔板木相嵌，狮成圆样，就留短毂，无有辐也。……汉马援弟少游尝谓乘下泽车，是也。”还可以参考《周书•宣帝纪》：“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唯官人得乘有辐车，加粉黛焉。”
㊴参见《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谢夷吾传》，卷83《逸民列传•韩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