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献中因人情以礼改法之例更多。例如：长庆二年(822),云阳(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角抵力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在康宪索要过程中，张莅乘醉拉康宪，致其气息将绝。康宪男康买得，年仅十四，为救父亲，将木镭击张莅首见血，致其三日后死亡。康买德被处以流刑。③依《唐律疏议》卷23《斗讼律》总335条，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至死者，依常律。④所谓常律，即《唐律疏议》•贼盗律》总256条：谋诸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康买得14岁犯罪，但因所犯为流罪以上，不得收赎，当处斩刑。⑥但法司因康买得少年孝顺，特请穆宗宽减其刑，皇帝特予减死罪一等，即处以流刑。这是礼法冲突，礼冲击法的体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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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P.3813V《判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8册，第155页。
②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第367—368页。
③《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97页；《旧唐书》卷50《刑法志》,第2155页；《唐会要》卷39《议刑轻重》,第712页。
④《唐律疏议》,第360—361页。
⑤据《唐律疏议》卷4《名例律》总30条：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第62—63页。
⑥桂齐逊：《我国固有律对于“礼”“法”冲突的因应之策》,韩金科主编：《’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5页。桂齐逊《国法与家礼之间——唐律有关家族伦理的立法规范》认为穆宗的裁断，并未完全依据唐律规范定罪，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77页。
(二)有司失职不察
因有司失职不察导致案件违律判处，唐前期典型案例如案例061。唐玄宗开元前期，京兆少尹秦守一诬告殿中侍御史敬昭道，致其被贬汴州尉氏令。据《敬昭道墓志》记载，因京兆少尹秦守一有不正于家，殿中侍御史敬昭道(673—725)因职责所在，欲加纠劾。而秦守一为了自保，诣阙先奏，诬告敬昭道。因所司不察，敬昭道被左迁为汴州尉氏县令，由清要的御史台官员被贬为地方县令。①京兆少尹秦守一不检讨己身之不正而诬告他人，殿中侍御史敬昭道由京官贬至外地，其行为有违《唐律•斗讼律》总342诬告人条，当反坐所诬告之罪，但有司失职不察，使此案成为一件冤案。再如：关中茂族冯翊郡督邮韦冰(774—827)为其祖父左赞善大夫韦怡然成功伸冤，之前也是因为有司不察误判。据《韦冰墓志》,韦怡然因“持纲洼误，坐贬建溪”。太子正字“固辞旨命”,愿侍祖父南行，但迫于其父绛州录事参军韦巡，“遏留守任”。于是，韦冰利用在京师任职的机会，“日诣天门，引文陈恳，誓雪沉冤”。不论“雨晦风飘”,天气如何，韦冰“初鼓则至，沥血启词”,坚持了30天后，“执政始为信览”,特徙韦怡然荥阳郡司户。从韦冰坚持一个月申冤，执政也将被贬的韦怡然徙官来看，之前有司对其的判案应有不妥之处。惜未等到韦冰与弟弟安邑县主簿韦凝迎回，韦怡然便去世了。②唐后期的此类案件如案例134,开成时期(836—840)金州判司刘方老遣妾妇诬告知金州事韦识于长安，也属于政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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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故太子舍人敬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22,第1310页。
②西岳处士崔中规撰：《唐故同州录事参军京兆韦府君(冰)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02,第880—881页。
荡导致政府职能缺位，详见本节特殊政治和军事环境导致曲法判案的相关部分。
因有司失职不察而成为冤案的案件，传统文献中也有记载，如武德时期安抚大使盛彦师无罪被赐死案。徐圆朗谋反时，唐高祖李渊所派遣的盛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争而没于徐圆朗处。徐圆朗对之厚礼相待，令盛彦师作书报其弟，让其举城降已。盛彦师却修书于弟曰：“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徐圆朗大怒，盛彦师泰然自若。徐圆朗钦佩其有壮节，依旧厚礼相待。待徐圆郎之乱被平定，唐朝对盛彦师的行为不察，以其为降敌，故将其赐死。①有司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失职不察，是使案件成为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法不责众
因法不责众而从轻或免予判处，见于案例076、078、090、101、105。前三例案件，均为唐朝官员在安史之乱后出任安史伪官，依唐律，谋叛当处斩刑，但因法不责众，回归唐朝后依然得以任官。案例076中，天宝十五载(756),左领军卫胄曹参军王伷任燕政权河南道宣慰判官，其后，又先后出任安庆绪、史思明伪官。曾暗中阻史思明攻唐之谋，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代宗拜其为襄王友，又除侍御史。案例077中，河南府寿安县主簿寇锡受安史伪职，因法不责众，寇锡仅依例被贬远州外官。案例090中，宝应元年(762),安史叛军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曹闰国归顺本朝，改授试光禄卿，镇守恒岳。曹闰国属于未降官品仍然为官。其原因在于，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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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69《盛彦师传》,第2521页。
宗严惩出任安史伪官者，曾腰斩河南尹达奚珣等，以致“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朝廷屡起大狱”。到代宗时“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①代宗之所以有此转变，并非源于本性仁恕，而是出于维护唐朝统治的考虑。
案例101中，贞元初期，廉使在江州(江西九江市)有非法赋敛，刺史韦应物以调非明诏，悉无所供，被有司调查。真相调查清楚后，德宗优诏赐封韦应物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依《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总173条，廉使非法而擅赋敛，赃重入官当计所擅坐赃论，最高可处徒三年。该案中，廉使的违法行为未受任何惩罚，而江州刺史韦应物仅是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却受到德宗的奖赏，说明德宗时期不少官员非法赋敛，因法不责众，反而需要奖赏少数的未非法赋敛官员。案例105中，贞元时期(785—805)不少衢州贫民因宰守征收赋税时贪污而被迫卖儿鬻女，裴郾任衢州刺史后，抓获300余名赃污者，为贫民赎子。在裴郾墓志中，此举被当作地方官员奉行慈惠之政的表现，但前任宰守的结局未予提及，很可能并未受到惩罚。
(四)出于某种重要考虑而重判严惩
这种情况体现于案例117、136、148。案例117中，元和时期(806—820),濮州(治山东鄄城县)僧道峦属火于顶，加钳于颈，以苦行惑民，骗取大量钱财。依《唐律疏议》卷25《诈伪律》总37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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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56《刑法志》,第1416页。
规定，当准盗论，最高被判加役流。道峦最终被杖杀，当是出于为释民惑和消民害的考虑而重判。案例136中，会昌三年(843),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之子刘稹据泽潞镇谋叛，大将郭谊斩刘稹首，泽、潞平。依《唐律疏议》卷17《贼盗律》总251条，刘稹家族15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本案中，刘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刘从谏亡，其宅没官；刘稹之母装氏妹，因参与谋反，伏诛，均合乎法律规定。而刘稹之妹四娘、五娘合当没官，却被处斩，不符合唐律缘坐规定，属于重判，可能朝廷为宣示对藩镇的主权而对其此案予以重判。案例148中，中和三年(883),太原祁家丁母忧期间，群盗犯祁家，祁振误抵锋刃而死。依《唐律疏议》卷20《贼盗律》总289条规定，共盗，临时有杀伤者，以强盗论，即杀人者斩。其余共盗，当依所盗财物多寡而量刑。该案中，祁振长兄祁坦上诉于都统使诸葛公，使此案受到高度重视。很可能为对其他群盗起到震慑作用，擒获群盗徒党后，都统使对之均予诛锄，属于重判。
以上，在其他因素中列举了四种违律原因，加上前七大类违律原因，一共涉及11种违律原因。不论何种违法判案，都有其主客观原因，找出违法的诸多因素及其间关联与关键点，才有可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