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政变，借口是诛“二张”，实质是政变夺权。《通鉴》及其他史书的记录是一致的，其文为：
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暐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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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檀弓》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年，第329页。
②参见李贵昌、李守庆：《先秦合葬墓刍议》，《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第91—97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78页。
政变主力是大臣，中宗开始没有参与谋划，后来加入并不积极，存在部分迫不得已的成分。他对于诛杀二张没有意见，但担心惊扰武则天，犹豫不决，最后参与其中，是因为政变已经发生，他已经无力制止。政变其实仅仅杀掉了张氏兄弟数人而已，武家的基本势力依旧存在。政变实现了李唐的复辟，帮助中宗更快地成为皇帝，但是政变者与武氏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唐中宗反而左右逢源。张柬之等五位政变领袖，后来被册封为郡王，史称“五王”，他们是神龙政变势力的代表。武则天已经病入膏肓，迁入上阳宫居住，所以武氏势力由武三思担任核心角色①。
张柬之劝中宗诛武三思等，中宗当然不听从，矛盾不断加深。《通鉴》记录如下：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②
如果张柬之的话可信，那么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引中宗杀武三思，从而坚定中宗与自己阵营的统一战线。但是，同书也记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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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唐华全：《试论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9—109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87页。
洛州长史薛季昶、朝邑尉刘幽求曾经劝张柬之、敬晖早日除去武三思等，但两人认为胜利在握，并不认真对待①。即便中宗不从，五王也不能放弃斗争。但是，力量的天平却越发向武三思方向倾斜，所谓人心思唐，更像是虚拟的概念。
政变发生的时候，王同皎劝中宗加入②，以及桓彦范要求武则天传位给太子的时候，大家都表达出人心思唐这层意思。《通鉴》的文字为：
彦范进曰：“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③
人心思唐，很容易令人联系起王莽之后的中国，但是人心思唐真是神龙政变发生的动力吗？事后看来，证据显然不足。武则天病重，已经无力指挥朝廷，从李唐的立场上看，确实是夺权的好机会。这个政变是否存在大臣立功心切的动力，显然疑问很大。
《通鉴考异》引《统纪》的记载，有文如下：
太后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及在上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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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86页。《通鉴考异》根据多种记载，指出五王有关是否诛杀武三思的问题有分歧，所以政变当时并未采取针对诸武的行动。
② 王同皎劝太子参加说：“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80页。《通鉴考异》指出，《旧唐书•李湛传》记载劝太子的话是李湛所言，但《考异》根据《中宗实录》《唐历》《统纪》而认为是王同皎。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80—6581页。
不复栉颓，形容羸悴。上入见，大惊。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上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谋。①
《考异》虽然引用此文，但并不同意文中观点。武则天口中的“五贼贪功”，是否命中了神龙政变的本质？这恐怕会有仁智之见。但只要改变中宗的认识，对于政治的影响就已经发生。中宗为什么疏远五王而亲近武三思，武则天发挥作用是可能的，而否认五王的政变功劳是疏远五王的前提。武则天把中宗从房陵接回朝廷，确有接班的安排，如此，政变对于中宗的归位皇帝而言，自然会显得多余。从认可政变之功，到否认政变之功，肯定是先有中宗思想的转变，然后才有疏远五王的行为。
中宗的态度，也是影响朝廷两大派系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比如，五王的人被派去监视武三思，但卧底变成了叛徒，反而成了武三思的心腹。最典型的就是崔湜，《通鉴》如此概括此事：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②
从官场一般情形看，从强是铁律。在五王与武三思之间，崔湜最初的选择是追随五王，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皇帝更亲近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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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1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0页。
思，崔湜于是叛归武三思，而他叛变后，立刻获得奖赏，从考功员外郎晋升为中书舍人，这反过来证明了他叛变的价值。
于是，原本与二张联系密切，理应受到打击的人，很快集合在武三思身边，而郑愔就是典型代表，《通鉴》记载如下：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愔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愔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为大王寒心。”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①
投靠武三思的人，前罪一笔勾销，立刻荣升要职，除了发挥榜样作用，也很充分地证明了朝廷的形势。不仅如此，得罪武三思的人，则会遭遇打击，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武三思势力的强盛。《通鉴》概括此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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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1页。郑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机者，史书自然无传，而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郑愔确实也提供了另外一面人生之镜。对于此人，黄约瑟先生有很全面的研究。见黄约瑟：《郑愔政治生涯述论》，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7—322页。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①
从《旧唐书•毕构传》能够得到更具体信息：“毕构，河南偃师人也。父憬，则天时为司卫少卿。构少举进士。神龙初，累迁中书舍人。时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构次当读表，既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由是武三思恶之，出为润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②毕构朗读削武氏王爵表，不仅声音表达出来感情倾向，还进行了文句解析，让人听了更清楚削王的必要性。
唐朝已经恢复，非李氏不该为王，诸武理应主动辞去王位，但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主张削去诸武王位的是张柬之等政变派，不能消灭诸武存在，减小他们的影响也是有利的。何况从国体上看，诸武称王，确实不合制度。而赞成这个观点，等于站在诸武对立面，分野明显，一望而知。最后遭遇打击，也在情理之中。
在上引《通鉴》文中，“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一句，很能反映朝廷的一般情况。诸武称王，于法于理皆所不容，但是更多的人了解朝廷的政治状况，虽有理而不敢坚持，选择回避态度，不想得罪武三思的势力。政治斗争的一般情节在这里再次上演，真正出面斗争的属于少数，绝大多数人甘心充当观众。在武周已经宣布结束，唐朝已经复辟的前提下，政治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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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2页。
② 《旧唐书》卷一〇〇《毕构传》，第3113页。
生一面倒向李唐的局面，而发动政变推翻武周的张柬之等五王，反而日益显得孤立无援。
唐朝复辟成功了，但代表李唐政治立场的并不是皇帝唐中宗，而是五王。唐中宗也不代表武周，武三思才是代表。如果把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看作是李唐与武周斗争的话，唐中宗似乎并不是主角，但身为皇帝的他，却是最关键角色。双方都要打击对方，因为属于政治斗争范畴，必须经过唐中宗才能完成打击目标。争取唐中宗，双方采取不同的战略，李唐势力主张中宗要与武则天切割，而武周集团则努力把唐中宗与武则天联结在一起。
唐中宗也不该甘心任人左右，神龙元年（705）四月，他颁布了几个重要任命。《册府元龟》有如下记录：
四月，以端州高要县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以刑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景为辅国大将军，中书令崔玄暐为检校益州都督长史、判都督事，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雍州长史杨再思兼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判都督事，国子监祭酒、中书门下三品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初，高宗在春宫，元忠等继为左、右庶子等官，故有斯授。①
对于这组任命，《通鉴》胡注写道：“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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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七二《帝王部•命相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80—781页。《通鉴》置此事于四月甲戌日，二十五日也。见第6589—6590页。高宗，当为中宗之误。
授。”①其实，皇帝要建立自己的宰相团队，任命自己的故吏是常见做法，而中宗要使用这个办法摆脱五王与武三思的包围，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宰相团队，也有政治倾向问题。《通鉴》就有武三思如何争取魏元忠的文字：
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②
《通鉴》记载此事时，武则天刚刚去世。魏元忠的感激涕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百户之封，与武则天存有君臣之情，这应该是武三思政治能量的一部分。
姚崇的情况也能证明这一点。姚崇是参与神龙政变的，但是，当把武则天从长寿殿迁往上阳宫的时候，姚崇不禁流露出君臣之情。史书曰：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合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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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6—6597页。
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无几，出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①
姚崇的表现，应该属于正常情况，但张柬之等不同情，因为五王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与武则天一刀两断。最后，姚崇“出为亳州刺史”，这自然出自五王手笔，然而，这是五王的诸多政治败笔之一。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统一战线，以为胜利在握，颐指气使，结果让武三思逐步占据上风。
五月甲午（十六日），敬晖、张柬之等正式被册封为郡王，《唐大诏令集》记录下了唐中宗的《封五王制》，其词如下：
门下：建侯之典，岂独于懿亲，茅土之荣，必覃于茂绩。侍中、上柱国、开国公敬晖，侍中、上柱国、谯郡开国公桓彦范，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兼修国史、上柱国、汉阳郡开国公张柬之，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令、博陵郡开国公崔玄暐，中书令、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袁恕已等，早竭忠谠，夙罄腹心，在身喻于股肱，在物均于舟楫，除凶而殄逆，更安社稷之基，荣命而褒崇，爰申建侯之宠。敬晖可封为平阳郡王；彦范可封为扶阳郡王，仍赐姓韦；柬之可封为汉阳郡王，兼特进，勋及食实封各如故；玄暐可封为博陵郡王；恕已可封为南阳郡王。仍令准例，朔望朝参，便即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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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2—3023页。
推让，主者施行。①
《唐大诏令集》标明时间为“五月十日”，综合考证，应为十六日。《通鉴》在记载封王事之后写道，“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②。五王被封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政治舞台的核心，之后进一步遭受迫害。
到武则天去世的时候，唐朝的上空，劲吹武周之风。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所以在此后，针对武三思的斗争依然层出不穷，有告发、有暗杀，在这些行动失败之后，直到景龙元年（707）七月终于发生了太子重俊的政变，虽然夺权未成，但武三思、武崇训及其亲党十多人被杀，武氏势力遭遇第一次毁灭性打击。但是，这次事变，并没有改变唐中宗的政策，摇摆在李唐与武周之间，成为整个中宗时期的基本色彩。如今的史书，对于中宗的摇摆不定，尤其是对武周的亲近，总体的感情是恨铁不成钢。但是有关孝道的压力，是我们后人无法体会的，中宗的态度，恐怕正是历史的症结所在。处在两难之间，铸成了中宗的历史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