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复辟之后，作为唐朝应该如何对待武周？就此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处于政治最高位置的唐中宗，如何对待武
———————
① 《唐大诏令集》卷六一《大臣•异姓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31—33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2页。
周的另一个层面，是如何对待母亲的问题，于是在浓厚的孝道时代氛围中，中宗的抉择便遭遇巨大困难。神龙政变之初，五王占据上风，但到了五月，武三思的势力明显胜出，这也意味着中宗立场的变化①。中宗的抉择当然重要，在他的思想深处，即使涉及政策，武则天还是挥之不去的核心概念。就整个政治环境而言，武则天从下台到去世，后武则天时代来临，但武则天的影响，并没有伴随武则天的去世而结束。有关武则天的问题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在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分野中，至少在中宗时代，武则天的因素依然是核心标志。
唐中宗的艰难抉择，乾陵的“无字碑”问题应该是重要证明。按照武则天为高宗立碑的传统，中宗觉得应该给武则天立碑，但碑立之后，甚至格子都打好，却一直没有刻文字。如今的研究者，从多个视角推测各种可能。一个影响最大的观点认为，是武则天决定了“无字碑”，因为她对于自己的历史书写很自信，所以用无字碑的方式表示任人书写之意。这个猜测虽然有利于武则天的评价，但距离真实可能最远。立碑而不书，是典型的烂尾工程，无论如何责任人是脸面无光的。所以，思考无字碑问题，唐中宗作为葬礼的主人，他的所思所想才是关键所在。如何评价自己的母亲，绝对是一个大难题。作为唐朝的皇帝，刚刚复辟成功的皇帝，对于篡夺唐朝的唯一皇帝武则天，除了抨击、批判，还能选择其他方式吗？但是，中宗虽然参与政变，说到底还是武则天安排了唐中宗的继承人角色，更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如何能够批
————————
① 研究中宗时期政治的论文不多，可参见唐华全：《略论唐中宗时期的政治风云》，《河北学刊》1993年第2期，第78—83页。
判自己的母亲呢？这些内容在武则天的碑文中能够回避吗？有办法迂回过去吗？显然不能。《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崔融之死，其词为：
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时年五十四。①
崔融是朝廷的大手笔，传文记述他是因为撰写《则天哀册文》累死。撰写武则天的哀册文，难点何在？当然是如何评价。崔融是出色的文学家，但评价武则天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艰难的政治问题，虽然是大手笔也无法应对。崔融之难，正是中宗之难，对武则天的评价在当时的朝廷是最棘手的问题。连崔融都累死了，中宗恐怕再也找不出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执笔人。无字碑就这样，成了永久的烂尾工程②。
严善思引发的武则天是否合葬乾陵问题，其实仅仅是当时围绕武则天展开的斗争的一个部分而已。严善思的观点至少引起了唐中宗朝廷的重视，所以最初的反应是令“百官详议”。通观历史上的大朝仪，多与礼仪问题相关。武则天应否与唐高宗合葬，至少看上去是一个礼仪问题，或许因此才有“百官详议”的问题，而详议之令一定是皇帝发出的。虽然我们知道最终朝廷还是下令合葬，但可
————————
① 《旧唐书》卷九四，第3000页。
② 有关无字碑的问题，参见樊英峰、刘向阳先生的论述，见《乾陵文物事迹述丛》，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廖原先生又有增论，见《关于乾陵、定陵的“无字碑”》，《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92—94页。
以肯定的是，百官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而严善思的主张和最终朝廷的决定正是两个对立的意见代表。
在严善思的报告中，把乾陵的修建完成当作不详的开始，“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所谓国难，正是指武则天的统治，可以概括为“武则天称帝事件”。从时间的起始与结束来说，武则天称帝事件，正是开始于高宗的驾崩，而结束的时间正则是神龙政变。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太后时期和女皇时期。对于唐朝而言，武周篡唐当然是唐朝的大灾难，称作国难并不过分。
严善思始终没有明说，但实质内容人人都会明白，即给唐朝带来如此灾难的武则天，是否还有资格与唐高宗合葬？他的具体建议是“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看看乾陵形势，以梁山为陵，既然不入乾陵，便是在梁山之外建立陵园，那相当于驱逐了武则天。唐高宗生前确实与武则天为夫妇，但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背叛了唐高宗，甚至废唐立周，自称皇帝。谁都知道，武则天的帝位，是神龙政变之后被迫取缔的，说武则天是唐朝的大敌并不夸张。然而，当武则天去世之后，这样的一位高宗皇后，如何还能够与高宗合葬呢？严善思反对武则天再入乾陵，从乾陵的情形看，那就是不入乾陵，不合葬，他称之为“从葬”而已。显然，这便是对武则天有罪的具体惩罚。
严善思的主张含有这些内容，但文字上却不如此表述。把武则天当作唐高宗的罪人来对待，自然有可通之理。但是，此事过于复杂，是否把武则天看作是唐高宗的罪人，最关键的人物是唐中宗。中宗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共同的儿子，在武则天的葬礼问题上，中宗是丧主，而且他还是皇帝，所以他的认知与态度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历史上，凡是涉及相关问题的，通常都是皇后被剥夺了名号，于是相应待遇自然被取消。而武则天的皇后名号，不仅是她自己的遗嘱内容，也是中宗朝廷所承认的。这对于事情的最后结局而言，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此时的唐朝，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没有进行，整个中宗甚至睿宗时代，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都无法进行。大概正是这种政治局面，决定了严善思的文字风格，思想内容很明显，但不得不闪烁其词。
那么，严善思的主张，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或者说，在当时的朝廷中，这种观点是否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分野及其斗争呢？让我们先看看严善思的经历，大体估计其人的政治动向。《通鉴》有如此记载：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共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撰，以字行。①
—————————
① 《资治通鉴》，如意元年七月，第6485页。
由此看来，在武则天时代，严善思就属于“公直敢言”者，对于酷吏政治敢于斗争，并为此付出过代价的人。然而，这些资料不能证明严善思就是反对武周的斗士，不能证明他反对合葬的主张是他一贯反对武周的新表现。
不过，神龙政变以后，新复辟的唐廷确实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武周虽然不复存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周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一方面，武三思作为武周势力的代表，依然活跃，尤其与皇帝、皇后的关系依然密切，还在不失时机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武周的感情，并不是想当然地立刻划清界限。神龙政变主导者希望的一呼百应局面，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如今的皇帝，并没有跟武周一刀两断的思想与行为，甚至不否定自己与武周的血肉联系。此外，武则天提前进行的防范性安排，如今切实地发挥了作用。
总之，到武则天逝世的时候，中宗朝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武周政治势力的代表不仅没有受到清算，反而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其中，我们观察历史记载，对于中宗的这种作为，史书通常表达的是不满和无奈。尤其是，大书特书武三思与韦皇后奸情严重，而中宗对此却百般维护，把唐中宗的弱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实，中宗对于武则天的态度无法如五王那般坚决，母子之间虽然有政治上的立场差别，但是中宗无法回避的是孝道拷问。神龙政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宗而言是多此一举，因为武则天安排中宗为接班人的意图天下共知。于是，愧对于母亲的心理在中宗这里是多有表现的。中宗的这种思想，自然强烈地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政治面貌。
然而，武周问题依然存在。武周对于唐朝的颠覆，是大家共同经历的，唐朝复辟成功，对于武周的历史清算是迟早要进行的。赵雨乐先生认为“陵议之争，是武韦党人与张柬之附党的初次交锋，由此促使三思等人外放五王的政治部署”①。其实，反对武周最具代表性的势力即“五王”，在武则天去世的时候，已经离开了政治中心，认为严善思属于张柬之附属党羽是难以证明的。严善思这位政治立场并不分明的官员，他提出的问题是真切的，是中宗朝廷需要面对的。即，武则天与唐朝的关系，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作为取代唐朝的武周皇帝，是否有资格再恢复原来的皇后身份，重新进入李唐的太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终，我们看到，中宗朝廷采取的策略是回避根本问题，坚持继续维护武则天。中宗朝的政治，于是无法摆脱其过渡性质。不仅如此，睿宗也无法超越。这致使史学家不得不十分强调武周的强大影响力②。
后世历史学家对武则天的评价与研究，与中宗时代不同，武则天已经彻底回归历史，如何评价都不涉及政治。武周时代，可以看作是唐代的一个插曲，在基本的历史逻辑中，依然属于唐朝。武则天称帝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态影响有限，而武则天努力控制，不让称帝事件超越政治范围，比如酷吏的打击面，主要集中在中央，并不殃及地方。制度变革方面，也是在贞观与开元之间，架起了一座连续发展的桥梁，以至于陈寅恪
————————
①赵雨乐：《唐代武、韦政权辨析：从二后祔葬问题说起》，《乾陵文化研究》（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86页。
②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66—295页。
先生总把武则天与唐玄宗联系起来看待，认为他们在改变传统的关中本位政策上是一致的。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还是呈现向上的趋势。人才辈出，为盛唐的到来储备了重要的人才队伍。甚至文学倾向也受到武则天政策的积极影响①。武则天的时代，给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吴宗国先生认为，武则天在五个方面对历史做出了贡献：一是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这里说的就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二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三是稳定了边疆形势；四是推动了文化发展；五是发现了一批人才②。
——————
①有关武则天的总体评价，学界成果甚多。参见胡戟：《武则天本传》第二十二“武周政绩”，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129—134页。赵文润：《论武则天的功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6期，收入《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20—234页。赵先生研究武则天多年，这篇文章之外，《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武则天是怎样处理民族关系、维护辽阔疆域的》《论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等论文都是从一个方面评价武则天的研究，一并收入《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一书中。
②吴宗国：《武则天》，原载《中华文明之光》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收入作者《中古社会变迁与隋唐史研究》（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