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对此，本书有专章讨论，见第九章《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
平反。
元万顷与刘祎之一样，“善属文”是他的特长。他的传记还记载道：“万顷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则天临朝，迁凤阁舍人。无几，擢拜凤阁侍郎。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他帮助武则天修书，最后没有获得善终。他们曾经的同事呢？“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①
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和胡楚宾，都入《旧唐书•文苑传》，大约因为命运相似，范履冰等人的传是以元万顷传的附传方式出现的。
元万顷之外的四人，苗神客和胡楚宾在高宗时期就已经去世。“苗神客者，沧州东光人。官至著作郎。”《旧唐书•五行志》记载一个故事，其中涉及苗神客的思想，其文如下：
调露元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已灭。鸲鹆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剌诛死。大鸟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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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第5011页。
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无患者，德胜妖也”。
看来，苗神客在五行方面还是一个行家里手，否则不会引发裴行俭的请教。
还有胡楚宾，“胡楚宾者，宣州秋浦人。属文敏速，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楚宾终日酣宴，家无所藏，费尽复入待诏，得赐又出。然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学拜右史、崇贤直学士而卒”②。
范履冰和周思茂，都死于武则天时代，周是垂拱四年（688），范是载初元年（689）。“周思茂者，贝州漳南人。少与弟思钧，俱早知名。自右史转太子舍人。与范履冰在禁中最蒙亲遇，至于政事损益，多参预焉。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四年，下狱死”。“范履冰者，怀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户曹召入禁中，凡二十余年。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寻迁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坐尝举犯逆者被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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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68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所附，第5011页。《刘祎之传》写作“韩楚宾”，误。
③ 《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所附，第5011页。《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记载为垂拱四年（688）“三月壬戌，杀麟台少监周思茂”，天授元年（690）“五月戊子，杀范履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页，第90页。
《新唐书•艺文志》还提及一个参与者是卫业。情况暂不清楚。
通过现有资料可知，武则天的编书工作，都是在高宗时期进行的，是在高宗的支持下完成的一种文化建设事业。近千卷书，不到十年编写完成，这些参与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武则天，这是没有疑问的。
武则天的这些著述，著作人当然是武则天，这本来不该成为问题。但是，后来的武则天篡夺了唐朝，另立武周，成为唐朝明确无误的公敌，于是如何评价武则天的这些著述，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其中，否认武则天著作人的倾向显然是存在的。《新唐书•艺文志》所谓：“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
中古以下，中国的政治人物有编写图书的传统，从《世说新语》到《昭明文选》都是例证。唐朝，早在高祖的时候，不管是东宫还是秦王府，都汇聚了一批文学之士，虽然没有可观的作品出世，但在当时天下未靖的条件下，读书是一项光明正大的活动。
至晚从唐太宗开始，就习惯用著述的方式给后人留下教训。唐太宗有《帝范》四卷，长孙皇后有《女则要录》十卷，唐高宗有《天训》四卷。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是个编书能手，有《春宫要录》十卷，《君臣相发起事》三卷，《修身要录》十卷①。
初唐皇室编书，唐太宗的儿子魏王李泰编著《括地志》五五〇卷，应该是最著名的。《旧唐书•李泰本传》有此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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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第2026页。
（贞观）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长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无出今年租赋，又赐泰府官僚帛有差。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①
太子也好、亲王也好，包括皇帝、皇后，凡是以他们名义编写的书籍，无不是成于众手，都是组织学者文士完成。唐朝喜欢编书的还有玄宗皇帝，情况也没有不同。但是《新唐书•艺文志》在他人主编的书籍中，不置一言，偏偏在武则天的书下注明是他人所撰，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偏见，这当然和武则天的历史形象密切相关。
这其中，尤以《新唐书•艺文志》所说最为典型：“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等撰。”元万顷这些文人学士，奉旨帮助皇后编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为此获得荣誉且不言，但履行这些工作并不是义务的，他们的俸禄待遇，就是相应的报酬。这些书籍的编写，都是从武后的立场出发的，都是符合武后身份的，参与编写的学者任何人，都不会写出这类以训导臣民为目标的书籍，因为身份不相符。文人学士充当的角色是协助，从一开始就是有偿劳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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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七六《濮王泰传》，第2653—2654页。根据《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括地志》完成上表是贞观十六年（642）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74页。
为他们协助编书工作是皇帝派遣的，是有俸禄报酬的。所以，武则天是这些书籍编写的发起者、主题思想的策划者、编写人员待遇的承担者，最后武则天享受著作人待遇，合理合法。其实，武则天的著作权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地方是后来史家的说法，为了否定武则天，竟然要紧剥夺她的著作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