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凡治中古史者，必奉为圭臬。那么《李武集团》一文，在后来的继承发展情况，也是我们观察理解这篇论著的一个重要视角。
上文已述，《李武集团》一文，承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尤其以“关中本位政策”为根本线索。学术界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多有讨论回应，其始点并非自《李武集团》一文，而是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始。述其大要，学界对于关陇集团的观点基本是认同的，但关于关陇集团统治的结束时间，看法并不相同，争论多由此展开。
岑仲勉先生很早在他的《隋唐史》一书中就做出反应，认为：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之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彟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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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岑仲勉：《隋唐史》下卷第十八节“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岑仲勉先生统计唐太宗时期的宰相，多不是关陇出身，因此认为唐太宗时期已经不再坚持关中本位政策了。可见，岑仲勉先生是认可关中本位政策的，不过不同意关陇集团的历史结点而已。但是，相对于陈寅恪的多方论证而言，这样的回应其实更近似意见表达，系统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
汪篯先生就相关论题，写作两篇论文，一篇为《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论证唐太宗要提升西魏北周人物的社会地位，建立一个新的族阀，“这个族阀乃是以皇家外戚即以前的关陇贵族的主要家族主其轴心，而以‘凡在朝士’之各种来源复杂的家族环其外围，让它慢慢地成为坚强而巩固的团体”①。可见，汪篯先生不仅赞同“关陇贵族”这一概念，支持陈寅恪的相关论述，而且进一步认为，唐太宗依然有强烈的关陇观念，甚至采取实际政治行动巩固关陇集团的核心政治地位，努力提高关陇核心家族的社会地位，力图建立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新团体，把其他来源的官员都纳入这个团队之中。
汪篯先生另一篇论文《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②，可以看作是前文的姊妹篇，该文以唐太宗的二十八位宰相为研究对象，其中属于高祖时期的旧相六人之外，属于唐太宗提拔的有二十二名。在这些新宰相中，发现山东人占一半，是十一人，关中人占据六名，而江南人有五名。这个现象岑仲勉先生已经发现，但是解释却大不相同。汪篯先生认为，一方面关陇贵族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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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初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收入作者《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0—164页。汪篯先生论著多为身后发表，其具体创作时间多难明确。
②《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32—149页。
是核心家族本来就人数不多，不足以应付统治庞大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山东人士本来就人数众多，且太宗又有团结山东，缓和矛盾的政治考虑。尤其是，这些提拔的山东人，多出身微族，并不是山东士族，而对传统山东士族的代表崔卢李郑等，太宗一直提防甚至压制。陈寅恪先生认为，唐太宗就是关陇贵族的代表，所以分析宰相成员以山东为多，但掌控朝廷还是关陇集团。因为山东人是关陇政治核心的统战对象，尤其又是微族出身，为关陇所用的意图自然显现出来。
汪篯先生又著《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非常明显是对陈寅恪《李武集团》一文的全面发展。“废王立武”事件在陈先生的《李武集团》一文的属于部分内容，很多内容点到即止。汪篯先生此文，完全可以看作是《李武集团》一文在“废王立武”这一点上的全面展开。唐太宗去世之后，长孙无忌代表关陇贵族执掌朝廷，此时提拔的新任宰相清一色出自关陇集团，而围绕皇帝继承人问题，长孙无忌等也早做安排。从王皇后与武则天的出身来看，王皇后及其舅舅柳奭皆关陇集团中人，而武则天则与关陇集团则毫无关系。废王立武，以长孙无忌一派失败而告结束，最重大的后果则是关陇集团失势，包括随后的持续打击，导致“关陇集团的残余灰烬亦遂不复有再度燃烧的可能了”。①
汪篯先生作为陈寅恪的研究生，他的研究对导师学术的继承发展十分鲜明，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来自陈寅恪，加深论证、拓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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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65—188页。
证、详细论证是他对陈先生史学的具体发展之路①。
胡戟先生著《武则天本传》，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后、长孙无忌等被贬杀之后引用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的文字，指出此事“标志一个多世纪里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几百年后残存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②。足见胡戟先生是赞同陈寅恪观点的，承认关陇集团的退出与“废王立武”的关系。
黄永年先生接受关陇集团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集团何时退出历史舞台问题，有自己的观点。黄先生著《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认为关陇集团掌握中枢政权在西魏、北周时代是确实的，但是到了隋杨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黄先生的论证是通过对比隋文帝时期的“四贵”、隋炀帝时期的“五贵”和洛阳越王侗时期的“七贵”具体出身来进行的，证明具体解体从隋炀帝时代已经开始。为什么“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的统治到隋朝开始解体呢？因为原来的政策是特殊分裂时期的产物，统一到来之后，“稍有头脑的统治者就绝不会继续惟关陇人是用的政策”，“关陇集团到这时开始解体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有赖于其后武曌个人的努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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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篯隋唐史论稿》序言由唐长孺先生撰写，汪篯对陈寅恪先生学术的继承，唐先生有明确的说明。此外，胡如雷先生曾著《读〈汪篯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一篇长文，对于汪篯先生的学术也有总结。见《读书》1982年第2期，收入作者《抛引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28—233页。
②胡戟：《武则天本传》，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在同一“贬逐国舅”题目下加副标题“奏响门阀制度的挽歌”，第35页。
③黄永年：《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学术集林》卷九，1996年12月，收入作者自选集《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4—168页。
黄永年先生另一篇论文《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可以看作前一论文的姊妹篇。在这篇论著中，黄先生的论证思路与汪篯先生的《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很相似，但资料引证更丰富，不仅宰相群体纳入讨论，太原功臣、凌烟阁功臣等都纳入讨论，结论也与上文相联系但与汪篯先生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到隋代之开始解体和入唐初之不复存在”①。关陇集团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退出历史舞台也有一个过程，黄永年先生强调关陇集团在隋朝已经开始解体，唐初已经不存在，而陈寅恪则用“废王立武”事件作为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在退出时间点上意见不同。就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问题，陈寅恪已经指出“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
对于关键的“废王立武”事件，黄永年先生也有专论，即《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新皇帝与顾命大臣集团的最高权力之争，顾命大臣要控制皇帝，而皇帝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至于皇后废立，不过是斗争的焦点，并不是斗争的实质②。这样，黄先生就从这样的真相否定了“废王立武”事件与关陇集团败退存在什么联系。此文撰写最早，但就讨论关陇集团问题而言，黄先生的几篇论文都是互相印证，彼此支持的。不过，陈寅恪并非没有看到“废王立武”有宫廷斗争的一面，只是没有停止在宫廷斗争的层面而已。
雷家骥先生对于关陇集团与“废王立武”的关系，似乎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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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收入作者自选集《文史探微》，第169—182页。
②《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第203—219页。
种谨慎态度。在《武则天传》的一个注释中，雷先生写道：“（长孙）无忌代表关陇集团，此说始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汪篯于其《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引申此说以论此次废立事件，认为此集团虽有一百五十年历史，却只凭着武力以维持政治优势，在文化上、社会上并无巩固而雄厚的基础，故无忌一失地位便趋于瓦解。笔者认为，一个发展了一百五十年的集团，竟然仅有这几个宰相能活跃，且在文化上、社会上无巩固而雄厚的基础，诚属不可思议。抑或他们只是一个以无忌为首，权力来自皇帝授予的‘朋党’？一旦皇帝收回授权，则轻易趋于瓦解。”①
胡如雷先生对陈寅恪观点的回应最具时代特色，他的《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用地域集团的概念分析唐代政治斗争是不准确的，武周兴起，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的中小地主阶层与大官僚贵族集团的斗争②。后来，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角度理解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关系，成为史学界的常规研究思路③。而从地域集团到阶层的观念转变，也可以看作是对陈寅恪观点的极大改变。此外，黄永年先生用“李武政权”概念描绘从武则天称帝到太平公主覆灭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权，认为存在一个“以李氏居虚名、以武氏掌权的畸形政权”，但却没有使用陈寅恪的李武韦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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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注释3。
②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作者《隋唐政治史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0—263页。后来，胡先生又著《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于武则天研究中的阶层等问题再进行新的研究，比如阶层意识，等等，都属于新论。收入《隋唐政治史论稿》，第264—288页。
③此前的学术总结，参见胡戟等先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姻集团概念①。
比较而言，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概念，获得学界的认知最高，引发的讨论也比较多，但就具体文章而言，还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影响更大，单篇论文《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本来是补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但后续的讨论多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研讨对象，提及《李武集团》一文的学者不多。
这种状况引人注意。王寿南先生著《太平公主与玄宗之政争》②，从题目就能发现这与《李武集团》一文的内容大有重叠，但王先生引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文字，却不提《李武集团》一文。陈寅恪讨论武则天之后武氏政治影响的长期存在，认为中宗时期韦皇后以及太平公主等等参与的政治斗争，都是李武集团内部的斗争，但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反响。同样，有关高力士问题，在陈寅恪先生的论证中，高力士是武氏政治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而高力士在玄宗朝的影响力之大又人所共知，可王寿南先生的高力士研究篇却不予涉及③。关于武则天以后的唐朝历史，特别是有关婚姻集团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可能是，后来学者很多并不同意陈寅恪的观点，但皆有礼貌地回避了争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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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永年：《说李武政权》，原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收入作者自选集《文史探微》，第220—242页。
②王寿南：《太平公主与玄宗之政争》，见作者《唐代人物与政治》，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9年，第53—70页。
③王寿南：《高力士与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唐代人物与政治》，第71—94页。
④陈寅恪先生在武则天之后强调武氏家族的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但在玄宗掌权十分稳定的前提下，这种强调，确有勉强之处。就高力士而言，他的出身与武氏有联系，但他现实却是玄宗的宠臣，两者之间，恐怕还是应该以现实观察为主。
小 结
陈寅恪先生对唐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前引学者汪荣祖、王永兴、袁英光等都有系统评述。就《李武集团》一文而言，学界关注的还是与关陇贵族集团相关的问题，即“废王立武”是否标志着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赞同、反对或者受到启发引入其他概念，学界的反应不一而足，没有疑问的是，陈寅恪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考和学术发展。
关陇集团，是陈寅恪先生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时代发明的重要历史概念。这个概念，不仅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核心概念，在《李武集团》等论文中，也无不贯彻着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与历史问题便被有机地贯穿起来，可见这个概念还包含着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
唐代柳芳论氏族，常被学者引用，其词为：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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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所附，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7—5678页。
柳芳所论氏族，士族及其代表性家族无不具有地域性，而士族的地域性与特定政权的地域性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政权具有地域性特征，决定了与特定政权联系密切的士族也具有了地域性特征。
用关陇贵族这个概念统摄西魏、北周以来的北方最高统治者集团，与士族门阀的代表家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说士族门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力的根据就是祖上的政治地位，而新兴的政治军事集团往往与特定的政治、军事条件相关，很难与既有的士族门阀保持丝丝入扣的关系，但在政治分裂的条件下，则与地域关系更加紧密。关陇集团作为西魏北周以来的统治阶层，其政治地位是有保障的，但是要获得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还需要相当的积累，暂时地看，与门阀士族存在矛盾和斗争是必然的。
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士族的侨姓、吴姓作为南方社会精英的代表，属于被征服地区，作为统战对象是有价值的，但因为隋唐的政治重心在北方，所以山东的郡姓即崔卢李郑王等族姓，显示出更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遭受到朝廷明确无误的政治打压。正如陈寅恪已经指出的那样，统一条件下，关中本位政策无法继续贯彻，关陇集团独揽政治的条件不复存在，国家向其他地域的社会精英开放政治势在必行。就此而言，从关陇集团消退的视角观察唐代政治的走向，依然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而关陇集团依然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历史概念。
把陈寅恪的地域集团概念，转换为阶层概念，在一段时间内相当流行。在分析牛李党争的时候，陈寅恪观察到传统的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进士科出身的官员）矛盾斗争关系，可见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抓住地域集团不放。在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对立面究竟怎样概括是个难题，取代关陇集团的人群如何概括，这同样是个难题。地域性如宦官团体，阶层性如武人集团，由婚姻媒介构建的李武韦杨集团，等等，陈寅恪先生一直在尝试用新的概念去厘清分析唐代特别是中后期的历史。然而，学界反响依然比较集中在“关陇集团”问题上。后来从地主阶级内部阶层关系去理解唐代的政治斗争，虽然一时流行，今天看来还是不得要领，因为官僚队伍是不稳定的，划分地主的大小不仅困难，地主与官场也存在距离，等等。
“关陇集团”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在陈寅恪的史学中，这个核心概念具有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的功能，尤其是在打破王朝史学框架方面，居功甚伟。因为种种原因，陈寅恪先生后来并没有再提出一个与“关陇集团”相似的概念，有些具体论证如“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反响也不强烈，但陈寅恪的史学贡献已经足够伟大。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未来的唐史研究依然需要从陈寅恪出发。
后 记
最初下决心研究武则天问题，是1996年。当时我在读研究生，忽然收到母亲因病住院的消息，就赶快赶回齐齐哈尔。母亲的精神不错，她好像更关心的是我的学业。多年来，我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学习和工作，母亲都用她特有的方法表示牵挂。我在新疆工作的时候，母亲就找新疆的书来读，有一次竟然跟我谈起张承志的新疆小说，令我十分感动。这一次，在第一医院的病床上，母亲关心的都是唐朝问题。一是杨贵妃对于安史之乱，到底有多大责任；一是唐朝为什么会允许一个女人当皇帝。前一个问题我还能够回答，唐玄宗的子孙不好意思追究他的责任，只好把责任推到杨贵妃身上。后一个问题我回答得很不好，连自己都不满意。没想到，那一次与母亲的谈话，竟然是最后一次。我要研究武则天，不然对不住母亲。母亲姓宋，讳宝霞。多年来，每当思念母亲的时候，武则天研究的意念就会升腾。如今，小书新成，就算交给母亲的一份迟到作业吧。
1998年秋天，是博士生第一学期。台湾著名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到北大访学，他当时的一项计划是撰写《武则天传》。他要搜集大陆这些年的武则天研究文献，在一本唐史研究目录书上划出要复印的文章篇目，我负责去北大图书馆为雷先生复印。这个工作持续两周左右，课余时间全在图书馆，于是有了许多机会阅读雷先生要读的资料，还仔细观察了雷先生复印文章的特点。这个工作是荣新江先生布置给我的，雷先生应该至今都不知情。事实上，这个任务对我帮助极大，从此对武则天研究文献，多少已经心中有数了。
研究生期间，一直跟随吴宗国先生读书。关于武则天，我的许多观点都来自吴先生。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高宗时代真的能为所欲为吗？吴先生研究三省制度，认为三省制度中没有武则天的立足空间。武则天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但具体的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能一条逻辑走到底。比如，武则天对于后世有自己的安排，“合同李武”是有成效的，但重回李唐的计划被五王政变打乱。2007年，我正式启动研究工作，第一步就是到吴先生家汇报，吴先生立刻检出所有武则天的书籍给我。武则天研究积累很深厚，中国武则天学会就出版过许多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多处寻找，最后在任士英的书房中全部获得。
1995年开始结识冯其庸先生。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聘请冯先生担任首届院长，我也从历史学院转到国学院，从此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冯先生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也关心我的学术研究。当得知我已经开始进行武则天的研究之后，2008年，很愉快地为我题写了《武则天研究》的书名。如今想来，竟然过去了十多年。题签为本书增彩，本书也是一个感念，感念先生多年的亲切关怀和教导。
谭凤嬛是冯先生弟子，作为画家，工笔红楼人物最有成绩。有一次闲聊，她谈到武则天印象，跟我头脑中的武则天形象十分吻合。四川广元有一座雕像，据说是武则天，但一点武则天精神都没有。我说现在还真缺一幅武则天的画像。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久之后，她传给我一幅照片，是她的武则天画稿。这就是天意啊。十分感谢凤嬛，她同意在本书中使用她的武则天画像。冯先生题签，谭凤嬛作画，武则天有知，也该满意吧。
最后，要感谢谭徐锋先生，如果没有谭兄从中努力，还真不知道四川人民出版社有此良机。感谢出版人、策划人和责编，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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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研究／孟宪实著，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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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武…Ⅱ。①孟…Ⅲ．①武则天( 624-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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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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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过去了，武则天还是孤独一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在写什么？荒野风景、人间情感？不，都不是。他在写一个人——武则天。我，是顽固地如此想。
陈子昂面见过女皇陛下，我们却不能。在数百位中国皇帝的群体中，只有武则天最独特。多年来，人们并不欣赏这道美丽风景。为了防范另一个武则天出现，历史学为政治服务，设下无数的高墙和陷阱。这，也是武则天历史研究的障碍。
关于中国制度、关于中国文化，武则天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武周替代李唐，这取决于个人的奋斗还是历史条件？严密的制度、严整的理论，为什么忽然之间天地洞开？女皇的事业风调雨顺，为什么却要回归李唐？天地河山依旧，是什么让女皇忽然回心转意？
武则天横空出世，就是为了完成一场政治试验吗？
——孟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