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武则天才人名分的获得，包括这个名号带给武则天的委屈，其实都不该从美貌与否去考虑，作为帝国的主人，在婚姻之类的问题上，政治与社会的考虑是不可避免的。而理解武则天入宫，关键还应该从她的父亲武士彟身上去寻找根据。
武氏在唐朝的历史，自然是从武士彟开始的。武士彟从太原时代起，就追随唐高祖李渊，以太原元从功臣的身份，很快进入武德时期的中央权力中心。《旧唐书•武士彟传》，讲述武士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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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917页。
② 《唐六典》卷二，第37页。
③《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第2294页。
太原起兵过程中的功绩，主要有三件事：其一是向李渊“进兵书及符瑞”，李渊的回答是：“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显然，武士彟是推动李渊起兵的众人之一，而李渊的回答是赞赏并相约同富贵；其二，当王威、高君雅怀疑李渊动向的时候，是武士彟说服两人，没必要无事生非；其三，留守司兵田德平也怀疑李渊募兵的问题，想促使王威、高君雅调查李渊，武士彟再次说服了田德平，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暗中保护李渊，且有献兵书祥瑞的举动，证明武士彟与李渊已经为一党，积极为起兵做准备，排除敌对阵营的险情。所以“义旗起，以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①。不过，在这段文字之后，《武士彟传》突然出现这样一段文字：
初，义师将起，士彟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
文字的内容与上文存在明显矛盾，否定武士彟的含义十分清楚。对于太原起兵，武士彟到底参加没有？这里说的是“不预知”，具体含义令人难以明白。参与密谋是预知的话，也许他确实没有预知。但是，他如果不知道李渊动态，那么献兵书和符瑞，岂不是陷李渊于不义？也难以理解李渊同富贵的说法。平京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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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17页。
武士彟明明获得提升，为什么忽然斥责他是王威之党？叙述梦境之词，不过是另一种献符瑞而已，李渊为什么忽然前后判若两人？对照《攀龙台碑》，武士彟所谓献兵书，就是他自己写的三十卷《古今兵要》，而符瑞正是自己的一个梦境，梦见李渊骑马登天，手把日月。《武士彟传》这段前后矛盾的文字，应该是后武则天时代加入的，否定武士彟有利于否定武则天。在本卷的“史臣曰”中，关于武士彟的评论是：“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这里承认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至于褒美之词，认为是出于许敬宗之手，但最后是“削而不书”①，即传记中已经把虚美的文字删削了。那么，讽刺否定的文字呢？自然是删削同时的行动结果。
武士彟后来的种种高级评价，如《攀龙台碑》，完全可以说是“因人”的，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后，特别是当了皇帝，对于武士彟的书写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尽力吹捧。但武士彟参加太原起义，是太原起义功臣，这个事实是不必“因人”的。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高祖下诏表彰晋阳起兵功臣，《唐会要》对诏书的记录较全：
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理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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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八，第2318页。
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加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都水监赵文恪、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卫尉少卿刘政会、鸿胪卿刘世龙、吏部侍郎殷开山、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左骁卫长史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等，并恕一死。①
太原元从功臣，一等功三人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可恕二死；二等功臣十四人，可恕一死。武士彟属于二等功臣，史载昭然。武德元年（618），武士彟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尚未结婚，武士彟的功臣名誉，与武则天毫无关系。
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载，是经过后武则天时代史家删削之后的。因此无法窥知原来史书如何写武士彟的“褒词”。或者，圣历二年（699），由武则天朝廷“大手笔”撰写的《攀龙台碑》，可以反映部分“褒词”的内容。攀龙台即武士彟的陵墓，此前称作“昊陵”，因为重新命名，李峤受命撰写此碑文，其内容通过了武则天时代政治观念的审查，获得武则天的首肯是毋庸置疑的。②
其次，有关武士彟的唐朝历官。武士彟在唐朝的历官，不过是武德与贞观两朝，但经历却并不平坦。在武德朝，武士彟担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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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四五《功臣》，第935页。此内容也见《唐大诏令集》卷六四《铁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53页。所录诏书是节选，没有完整的名单。《册府元龟》有完整名单，见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第1465页。另外，《旧唐书•刘文静传》所附诏书，名单完整。
②李峤：《攀龙台碑》，《全唐文》卷二四九，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95—1499页。
高职事官是工部尚书，对此《旧唐书•武士彟传》已经有记载。不过，《攀龙台碑》记录更具体，为“（武德）三年，拜工部尚书”。根据《册府元龟》所记载，李渊让武士彟出任工部尚书的时候，武士彟百般谦让推辞：“唐武士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赐实封八百户。士彟为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后三让，方遂所陈。”①这类记载很可能也属于“褒词”的一部分，但武士彟出任工部尚书是可以肯定的，而具体时间为武德三年（620）至武德末。②
工部尚书，是六部之一，六部尚书加上左右仆射，合称“八座”，是非常重要和荣誉的职位。与此同时，武士彟还担任宫廷宿卫之职。《册府元龟》卷八五三记载：“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③《攀龙台碑》也说他“兼知南北牙兵马判六曹尚书”。所谓判六曹尚书，当与上文《册府》所载“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为一事。南北牙兵马，即是指中央宿卫，用的是汉代南北军的典故，与《册府》记录相印证，证明武士彟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领导人是没有问题的。
武德末期，武士彟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攀龙台碑》记道：“杜伏威初行僭逆，辅公祏继以乱亡。泉薮未惩，萑蒲犹在。帝思俾乂，遂纡时哲，以本官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辅公祏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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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六四《台省部•谦退第二》，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244页。
②严耕望《仆尚丞郎表》把武士彟任工部尚书时间定为武德三年至七年，初稿1952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41页。武士彟的工部尚书之职，武德末屈突通继任，时间当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所以很可能武士彟的任职一直到玄武门事变，之后改任专职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③《册府元龟》卷八五三《总录部•姻好》，南京：凤凰出版社，第9937页。
是武德六年（623）八月，搅动江淮。到第二年三月，即被赵郡王李孝恭平定。不久，朝廷以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从碑文的内容看，武士彟到扬州任都督府长史，是在辅公祏叛乱平定之后，所谓“辅公祏继以乱亡”，当时江淮地方上还没有肃清残余，不安定的因素还存在。那么，这是在什么时间呢？李孝恭担任大都督的时间不长，“寻征拜宗正卿。九年，赐实封一千二百户”①，这是《旧唐书•李孝恭传》的记录。而李靖作为大都督府长史，武德八年（625），“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太谷。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寻检校安州大都督”。武德九年（626），李靖还出任过灵州道行军总管。如此，武士彟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应该在武德八年（625）李靖离开之后。扬州是大都督府，长史虽然只是从四品上之官，但因为是本官检校，属于临时性任务，总体上的地位并未降低。
武士彟在扬州期间，意外地躲过了长安的玄武门事变。虽然如此，他的政治轨迹由此展开另外一幅图景，如同好运气突然中断一样。李世民控制中央之后，曾经召集地方大员“入朝”。《攀龙台碑》的记载是：“九年，太宗以储宫统事，乃征帝入朝，宠赐频繁，事以殊礼。”其实，当时各地的大员都被召入朝，武士彟如此，幽州大都督府都督李瑗也如此。但李瑗是李建成的人，担心李世民报复，在幽州发动叛乱未遂，被王君廓杀掉②。武士彟在玄武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立场并不清楚，但从他贞观时期的经历估计，他应该是站在朝廷立场上的，因为贞观时期他的历官一直走着一个平缓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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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〇，第2348—2349页。
②《旧唐书》卷六〇《庐江王（李）瑗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351—2352页。
玄武门事变不久，武士彟调任豫州都督，《攀龙台碑》记录的是：“使持节豫、息、舒、道等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豫州是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以后设立的，最初称作总管府，武德七年（624）改为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废豫州都督府，变为普通的豫州。武士彟来任职的时候，豫州尚未从都督州变为普通刺史州，即使如此，因为豫州地位无法与扬州相比，虽然豫州都督（从三品）比扬州长史从四品上高一阶，但因为两者地位不同，武士彟遇到的问题似乎是明升暗降，更不用说他原来的中央官职工部尚书了。
贞观元年（627），武士彟在豫州都督的位置上不足一年，又被调往利州担任都督。利州的原都督李孝常，阴谋政变，事未发而被破获，时间是贞观元年（627）的十二月。《攀龙台碑》说道：“利州都督义安郡王孝常称乱剑南，扇动夷落。孝常诛死，余党分窜，劫掠未息。朝廷患之，太宗博访群寮，咸以为非帝不可。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武士彟就任利州都督，取代犯罪诛死的李孝常，按照碑文的意思，是解决了朝廷的一个大难题，别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才派武士彟去担当重任。其实，李孝常的谋反，主要是在长安进行的，他联合一些禁卫军的军官，图谋不轨，并不是在利州广泛动员以与中央对抗。武士彟到利州接替李孝常，一是因为这里出现了空缺，二是因为豫州的都督府被取消，武士彟应该得到安排。利州，按照《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的记录，有户口9628，远不如豫州人口数量，也是下都督府。从豫州到利州，对于武士彟而言，是平级调动。既然没有升级，这种频繁的调动显然是没有价值的。
贞观五年（631），武士彟“改授荆、峡、澧、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在利州都督的任上，武士彟整整坚持了四年。在唐朝，官员的任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三年或者四年一任的，尽管《攀龙台碑》一再强调武士彟在利州都督的任上业绩突出，受到皇帝的亲自表扬，但是竟然没有在官职升迁上有所体现。贞观五年（631）的这次工作调动，武士彟的官职可以看作是提升，因为碑文上明确把荆州都督府写作是大都督府。不过，《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的记载也很明确，说荆州原来确实是大都督府，但是在贞观二年（628），“降为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有关都督府等级的规定，《唐会要》有记载，“武德七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管十州已上，为上都督府，不满十州，只为都督府”①。所以贞观时期，荆州只是都督府，绝不是大都督府。后来在唐高宗时期荆州升为大都督府，但那是后话。碑文使用的依然是一个不真实的概念②。这就是说从利州都督到荆州都督，武士彟依然是平级调动，他品阶依然是从三品，没有获得升迁。在荆州都督的岗位上，武士彟一任又是四年，直到贞观九年（635）死在这个岗位上。
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历官，比较武德时期，下降是很明显的。在唐朝职官制度内重外轻的唐朝前期，即使在外任上品级更高，也比不上品级低的中央官③。武士彟在武德时期出任工部尚书，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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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六八《都督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11页。
② 《唐六典》的都督府名单中没有荆州，可能是在开元时代被取消。《唐六典》卷三，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2页。
③宁志新先生在《武则天与唐高宗》一文中指出：玄武门事变后，“武氏家族也受到冲击，武士彟本人被免去工部尚书头衔，长期辗转于豫州、利州、荆州，官品虽未降低，但在初唐重京官、轻外官的政策下，实际已遭贬黜”。见阎守诚主编：《武则天与文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39页。本文十分赞同这个意见。
贞观时期只能在地方的都督之职上东西奔波，甚至连品级都达不到武德时期。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推测是政治站队问题，以武士彟这样的太原元从功臣，在贞观时期只能在地方上沉浮，最大的可能便是玄武门事件中的立场在唐太宗看来大有问题。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不如意是明显的，尽管《攀龙台碑》利用文学手法尽量想混淆这一点，但现在看来，还是无济于事。
唐太宗既然如此对待武士彟，完全可以永远对武家置之不理，为什么还是娶了武士彟的女儿武则天呢？现在所见史书的书写，不管是美貌还是才貌，应该都不是要点，武士彟依然是最该追究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