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彟的经历在贞观时期平平淡淡，但在贞观九年（635），就在唐高祖李渊去世的时候，武士彟的生命忽然爆发出最后一段高潮，令人刮目。《攀龙台碑》是这样记述的：“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敬想忠义之风，缅惟臣主之分。求诸古昔，未之闻也。时年五十九。”①除去文学夸张部分，武士彟因为唐高祖的驾崩，悲伤过度，一命呜呼，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
唐高祖驾崩，是贞观九年（635）五月六日，《唐会要》记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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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峤：《攀龙台碑》，《全唐文》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5—2523页。
“贞观九年五月六日崩于大安宫垂拱前殿（年七十），其年十月庚寅，葬献陵。”①根据唐高祖的《遗诏》，“其方镇岳牧在任官人，各于治所举哀三日”②。作为荆州都督的武士彟，当然属于岳牧之官，对于太上皇的追悼仪式，包括荆州在内都应该举哀三日。荆州到长安，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襄阳至长安和襄阳至荆州的距离，是1720里③，全国同日举哀是制度要求，得到消息的各地，立刻进入哀悼时间。《神尧遗诏》中也是这样指示的：“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嫁娶饮酒食肉”之语，可以理解为太上皇驾崩的消息达到之后，举三日之哀。
武士彟应该就是在举哀期间去世的。《攀龙台碑》的记述，“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等文字应该是如实描述，可能是过度悲伤导致心脏病突发。然后，“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如果武士彟在荆州，这很难理解，1720里的路程，朝廷得知武士彟得病已经多日，再不断地派遣医生前往，“道路相望”，怎么可能呢？如果人在长安，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远在荆州，这实在太难做到。所以，此时的武士彟，人应该在长安，住在自己的老宅子里，因为身份所在，自然参加长安的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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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页。《旧唐书》的《高祖本纪》《太宗本纪》记载与《会要》一致。
②《神尧遗诏》，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67页。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山南道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8页。不过，《太平寰宇记》记载荆州“西北至长安一千六百五十五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33页。可以考虑计算方式不同，有误差，这里取其较远之义，不再细究。
从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经历，可以理解他在太上皇举哀期间的悲恸。武士彟追随高祖太原起兵，一路高歌夺取长安，然后平定全国，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大唐帝国。他的身份地位和官职，也在武德时期达到人生顶峰，但是他的命运跟随着唐高祖，随着玄武门事变的发生，陡然跌入低谷。唐高祖后来住进大安宫，这里正是武德时期的秦王府。从现在所知的情况看，贞观时期，唐高祖其实一直属于监视居住，如同武士彟一直控制使用一样。贞观六年（632）二月，唐太宗要上九成宫，姚思廉提出谏议，而唐太宗辩解说：“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接着，监察御史马周上疏，其词如下：
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上深纳之。①
唐太宗的“气疾”是家族病，高祖李渊也患有此病，既然太宗需要避暑，太上皇自然也需要②。按马周的说法，大安宫不是一个宽敞的建筑，名义上虽然与皇宫差不多，但实际上“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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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94—6095页。
②《资治通鉴》就记录说“上皇自去秋得风疾”云云。《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12页。
总之，史书虽然记录了唐太宗接受了马周的建议，但从中不难看出，高祖李渊的状态大有问题。这样的事情，既然史书记录下来，那么唐朝的当时，恐怕也大为人知。远在外地任职的武士彟，自然也不会不了解。但是，此事如何对外人道，只能埋在心底。
武士彟的遭遇，他自己心中何尝无数？但是，这其中的缘由典故，也无法对外人道，只能默默承受。现在，跟自己命运丝丝相扣的太上皇终于驾鹤西去，这让举哀中的武士彟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的气孔。大臣哭皇帝或者太上皇，自然是情理中事，多数的人应付礼仪远远胜过情感抒发，而对于武士彟这样背景的人而言，这一哭便带出了多年的郁闷情结，先是一病不起，接着吐血而亡。太上皇创建了唐朝，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却如同囚犯一样活着。看看《神尧遗诏》所说“久厌干戈，常思闲逸。是以拂衣高谢，归老栎阳，爰委万机，属之才子，所授得人，遐迩宁辑，四海清宴，八表来庭，养志怡神，于今十载”。玄武门政变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唐太宗的血腥夺权在这里被轻轻地说成是太上皇厌政，委任了唐太宗接班，最后的诏书还在大书特书唐太宗的功劳。想想过去，再看看未来，武士彟能看到希望吗？太上皇已经完成了人生，不满六十岁的武士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尽头呢？多年忧郁和未来的无望，引发了身体的极度不适，武士彟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只有五十九岁。
武士彟之死，既然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当时的伦理观念而言，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事件，造成了官场的轰动。所谓忠君爱国，不过是日常政治伦理教育的老生常谈而已，但真的有人会因为皇帝的去世而伤心绝命，意外与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同时，相应的分析推理如影随至，武士彟与太上皇刻骨铭心的关系，两个人在贞观时期的相似遭遇，凡此等等，即使不是人们当众议论的话题，也会成为人们私下讨论的重点。如此，对于唐太宗的朝廷而言，压力就这样地出现了。武士彟的行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挑剔，无论怎么说显然更接近忠烈，对此，绝对不可能去打压，只有承认、表彰，才不会违背众意。
根据《神尧遗诏》，可以认定武士彟之死，发生在遥远的荆州。如果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太上皇去世的时候，恰好武士彟在长安，那么我们以上推测唐太宗的送医问药关怀就应该是事实，那么武士彟之死造成的轰动就会更大。长安是政治中心，太上皇驾崩是朝廷大事，一时间会成为长安的核心事件，而武士彟的悲壮死亡，无疑会为这件大事加续了一个巨大的悲壮结局。长安从来都是政治谣言的发源地，而武士彟与太上皇的故事，对于政治想象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发挥空间。是否善待太原起兵的元从功臣，因此会成为一个现实政治的思考对象，具体而响亮。
多年不太涉及的一个概念，正是在高祖去世的这个过程中被提取出来，这就是太原元从功臣。《册府元龟》所记《髙祖山陵毕赐元从功臣及营奉百姓恩泽诏》，是在献陵葬后发布的，其内容如下：
髙祖太武皇帝天纵神武……德被于四海，休烈光于千载，巍巍荡荡，无得而称焉。朕嗣膺宝祚，夙夜兢惕，思述先志，被之率土，其内外姻戚、平生故旧、太原从官人及历试之所文武僚佐，爰洎胥吏，往虽每降国恩，恐未周悉，或才用不申，阶品屈滞，或家道贫匮，子孙沉沦，须有矜量，咸使得所。先朝优劳庶政，惟以恤民为本。诸州都督刺史政绩可称者，具名奏闻。其诸州百姓，营奉山陵，宜量有蠲免，可令有司详为条例闻奏，并务从优厚，称朕意焉。贞观九年十一月。①
其中“内外姻戚、平生故旧、太原从官人”都是要给予优待的范围，十分值得重视。而“太原从官人”②，在《册府元龟》的另一处写作“太原元从官人”，显然这便是太原元从功臣。
武士彟是太原元从功臣，而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功臣。《攀龙台碑》尽量描写唐太宗对武士彟丧事的重视。唐太宗表示了应有的哀悼，高度肯定武士彟的忠孝行为。皇帝命令史官把武士彟的先进事迹记录下来，并“追赠礼部尚书，配食太上皇庙……官造灵舆，送达故乡。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丧事。缘丧所须，并令官给。遣郎中一人驰驿吊祭，谥曰忠孝公。礼也”。其实，这都是按照礼仪规定进行的，包括追赠官。礼部尚书，正三品，终于在死后武士彟获得了生前最高官职相似的官位。根据武士彟的遗愿，归葬山西文水，“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
不过，武士彟并没有因为是太原元从功臣而获得陪葬献陵的结局，他最终葬在了自己的老家文水。《唐会要》的说法是：“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③显然，陪陵葬是个很重要的荣誉。在我们获知的《献陵陪葬名氏》中，除了高祖李渊的亲人以外，确实有功臣，但没有武士彟。这个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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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七七《陵寝下•优劳》，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34页。
②《册府元龟》卷六三《帝王部•发号令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72页。
③ 《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第479页。
楚国太妃万氏、馆陶公主、河间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诞、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道王元庆、郑王元懿、虢王元凤、酆王元亨、徐王元礼、滕王元婴、邓王元裕、鲁王元夔、霍王元轨、江王元祥、密王元晓、并州总管张纶、荣国公樊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邱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茂、刑部尚书沈叔安。①
为什么没有武士彟，我们今天无法获得背后的原因。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武德元年（618）八月，唐高祖定太原功臣，其文如下：
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尚书令秦王世民、尚书右仆射寂，或契合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特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犯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裴寂、刘文静如恕二死。长孙顺德、刘弘基、赵文恪、窦琮、刘政会、刘世龙、殷开山、柴绍、唐俭、武士彟、张平高、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并恕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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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第480页。
②《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65页。同样内容也见《唐会要》卷四五《功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35页。根据《旧唐书•刘文静传》，李世民也在“特恕二死”之列。
在太原功臣中，拥有“特恕二死”特权的人，在贞观九年（635），只有当今皇上李世民，而裴寂死于贞观四年（630），刘文静死于武德二年（619）。拥有“约免一死”特权的人共十四人。毫无疑问，这个人群，就是太原功臣的代表人物。
但是，在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太原功臣名单中，竟然没有一人陪葬献陵。玄武门事变之后，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再搞一次功臣评定，其中太原功臣再次成为功臣的包括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张平高等人①。这些人似乎无法陪葬献陵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新君主的功臣。即使如此，所谓“功臣密戚”陪陵葬的说法依然无法理解。或者，高祖的功臣密戚都没有提出申请？这恐怕是最有可能的。武士彟在两《唐书》的位置都是唐高祖的大臣，他之所以没有陪葬献陵，不是地位不够，而是他或者家属没有这个意愿，毕竟，从现实政治的立场出发，作为唐高祖的大臣，在贞观时代并不是什么正面的资源。
武士彟没有转身成为唐太宗的功臣，这与长孙顺德、唐俭等人大不一样，所以作为太原功臣，武士彟的代表性似乎更强。他在唐高祖举哀期间的表现，应该更强化了这个印象。于是，不管唐太宗内心深处是多么不喜欢武士彟，但是武士彟的统战资格实在是太强硬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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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所附，第2294—2295页。
②罗元贞先生著《关于武则天的故乡和出生地》一文，在“武则天只能出生于长安”题目下谈及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地位，认为武士彟在玄武门政变中，“是坚决支持和拥护李世民的。所以，政变后，唐太宗就重用他，派他出任地方军事长官”。本文的观点与此完全不同。见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6页。
唐太宗的统战动作，最后落实在武则天身上①。五品才人，不管对于武家而言是多么委屈，皇帝毕竟还是迎娶了武则天，尽管都是表面文章，但是对于长期遭受唐太宗朝廷冷落的武家而言，这个表面文章的价值很高。唐太宗表达了宽宏大量的皇恩，武家必须接受②。至于这个统战的政治动作的后来影响，自然是谁都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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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剑敏曾著《武则天与唐太宗的情史钩稽》一文，认为武则天始终不得唐太宗宠爱，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考角度，这也可以看作是统战婚姻的必然结果。载《武则天与偃师》，天津：历史教学社，1997年，第167—175页。
②赵文润先生认为太宗娶武则天，一是因为美貌，二是出于对已故武士彟的怀念，三是出于对杨氏母女相依为命的怜悯。见《武则天为才人的史实考释》，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期，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