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永徽时代的唐朝政治，传世史书并非口径一致。《旧唐书》在评价唐高宗的时候，并没有专就永徽这个时期做出特有的评价，还没有发明“永徽政治”这样的概念。当然，《旧唐书》是对唐高宗做出否定评价的，在《高宗本纪》之后的“史臣曰”中，表现很充分，其文如下：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①
《新唐书》对于高宗的评价同样不高，在《高宗本纪》之后的“赞曰”中，也把武氏之乱很自然地归罪于唐高宗，其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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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第112页。
赞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棕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棕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棕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①
对于高宗的评价，都是从武则天出发的。《旧唐书》的史臣曰说是高宗荡情于帷薄，于是使得原本还是有贤可称的高宗“顿异明哉”，成为前贤后愚。《新唐书》认为，武氏之祸甚于褒姒，不仅唐高宗有责任，甚至确立唐高宗太子地位的唐太宗也有责任，从而导致“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那么，所谓永徽政治，从何而来呢？高宗使用的年号多达十五个，为什么只对永徽情有独钟呢？此事肇始于《新唐书》，《资治通鉴》再接再厉，因而形成了一种历史概念。《新唐书》对于永徽政治的评价，放置于长孙无忌传中，其内容如下：
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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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79页。
也。既二后废立计不合，奸臣阴图，帝暗于听受，卒以屠覆，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①
《新唐书》的《长孙无忌传》，在介绍长孙无忌死后才有这段评论的。事实上，《新唐书》的这个看法，是把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失败，看成了唐朝这一时期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政归武氏，几至亡国”。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下月正式册封。而此前的九月，褚遂良被贬官潭州都督。虽然长孙无忌被治罪“被自杀”是在后来的显庆四年（659），但比较而言，永徽时期基本上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的辉煌时期，而进入显庆时期他们彻底失败。所以，高度评价永徽时期，其实质意义是从一个角度对显庆此后的政治进行否定。
《资治通鉴》继承了《新唐书》的这种思维和具体说法，但是《通鉴》把他的评价文字放在永徽元年（650）正月，其具体表述如下：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新唐书》把对永徽政治的评价放在长孙无忌“被自杀”之后，而《通鉴》把自己的评价放在永徽之初高宗与长孙无忌关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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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22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中华书局点校本，1957年，第6270—6271页。
洽之时，反映了司马光的独特用心。同时，《通鉴》不直接表示对显庆之后政治的否定，仅保留对永徽政治的正面评价。但是，《通鉴》如此安排，并不表明与《新唐书》的用意不同。在显庆四年（659）八月，记录于志宁被贬荣州刺史之后，《通鉴》有一句不太引人注意的评价：“自是，政归中宫矣。”①《通鉴》的做法，不再像《新唐书》那样大段地使用否定性评价，但是否定的文字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因为作者用意更隐蔽，显然更容易使读者接受。这就是说，比起《新唐书》那样态度鲜明的否定性评价，《通鉴》的文字技术性处理，对于实现同样的目标，效果更佳。
所以，永徽政治这样的概念，是《新唐书》首先发明的，其后《通鉴》继承并发扬。那么，这些著作在使用永徽政治这个概念的时候，论证的视角和特有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对此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唐书》：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
《通鉴》：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无论是《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他们在评价永徽政治有贞观之遗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新唐书》用了两个词汇，一是悉心奉国，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唐高宗在永徽政治如何，《新唐书》未提一字。《通鉴》也是先强调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辅政”，但提及高宗，说高宗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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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317页。
显然，在《通鉴》的这个描述中，依然是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主，高宗不过是无为听从而已，是一种从属地位。当然，《通鉴》还提到另外一点，即“百姓阜安”，这算是一种社会标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通鉴》还是发展了《新唐书》的永徽政治观念，把永徽有贞观遗风论证得更扎实。
讨论永徽政治，百姓的状态当然可以纳入讨论，不过，这里的重点显然是君臣关系。永徽政治之所以受到表扬，是因为唐高宗听从两位大臣的安排。而永徽之后的政治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唐高宗后来放弃了听从安排的习惯。对此，参与《资治通鉴》编写工作的范祖禹表述得十分清楚：
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问民疾苦，尊礼辅臣，恭己以听，故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不数年而悖谬昏惑，忠臣不可谏，骨肉不相保，虽享国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亲贤，后用佞也。①
范祖禹《唐鉴》此论，可以看作是《通鉴》的注释与发展。在这里，辅臣即忠臣，尊礼辅臣即是尊礼忠臣，后来放弃这种尊礼，所以导致后来的灾难。范祖禹不仅继承了《通鉴》的观点，还有深入论证，即君主亲近什么人直接导致了政治后果的天壤之别。
这样，从《新唐书》到《资治通鉴》把永徽政治的实质定性为君臣关系的良好，具体而言即唐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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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祖禹：《唐鉴》卷四《高宗》，西安：三秦出版社，白林鹏、陆三强校注，2003年，第92页。
对此，赵文润先生早就指出，《通鉴》等肯定“永徽之政”，是为了“颂扬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贞观元老宰相执政的格局”，而“永徽年间确实是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辉煌时代。这主要应是唐高宗的政绩。要说其中有宰相辅政的功劳，那亦在情理之中”①。赵文润先生也承认永徽政治的积极价值，但是与《通鉴》等相反，不认为是宰相们的功劳，而是皇帝的功劳。
历史上，把如此短暂的一个时期进行概括评论是很罕见的，一般则是“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类时间较长、特征稳定的一个历史时期才会被集中评论。对于一个时期的历史评价，一定要有比较统一的稳定性，而永徽政治，从第五年出现废王立武问题，朝廷矛盾激化，真正稳定的永徽政治还不足五年。对于如此短暂的永徽政治提出系统的评价，其实是不妥当的。如上文所论，《新唐书》《通鉴》的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论述策略，是为了突出唐高宗的错误变化，从而达到否定唐高宗的目的。
总之，唐高宗因为武则天的关系，受到历史的否定性评价，而所谓永徽政治的概念，从属于否定唐高宗这个更重大的论证目标，赞扬永徽这个短时期的政治，是为了全面否定整个唐高宗的政治。所谓“永徽之政”，完全是服务于特定观点的技术性论证策略。然而，这种叙述策略，对于影响读者的历史认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认真对待永徽政治的评价，对于正确理解唐高宗不可回避。永徽政治到底应该怎么看，可以有多重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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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原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1998年第7辑，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76—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