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时期的所有症结，以“废王立武”事件为最终爆发点，深刻的朝廷矛盾由此暴露无遗。而所谓永徽政治叙述，当然不包括废王立武事件本身。《新唐书》《资治通鉴》强调的永徽政治，就时间上看，就是以废王立武事件为分水岭，此前可以归为永徽之政的论述，而此后则是对永徽之政的怀念。永徽之政的核心问题，《新唐书》重点表彰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忠心奉国，而《资治通鉴》强调长孙无忌、褚遂良与唐高宗之间的合作良好，虽然也有一句“百姓阜安”，但并不是诉求核心。总之，永徽之政概念从发明之时开始，就是围绕君臣关系展开的。所以，永徽之政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君臣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大臣集团与唐高宗的关系问题①。
赵文润先生撰文《唐高宗再评价》，在基本同意永徽之政概念的同时，列举史实，也证明永徽之政确实良好，但是他的结论则与《新唐书》等不同，认为永徽之政业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唐高宗而不是长孙无忌、褚遂良。赵先生拟题“唐高宗的永徽之政”，已经标明了初衷，而从纳谏勤政、关心民众、发展生产和保持国家统一等几个方面论证永徽年间的文治武功，指出“永徽年间是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辉煌时代。这主要应是唐高宗的政绩。要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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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克尧认为，武后之立，是唐高宗与长孙无忌斗争的表现，参见《武后之立与君相权力之争》，《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收入作者《汉唐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5—190页。
中有宰相辅助的功劳，那亦在情理之中”①。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有力地反驳了《新唐书》《通鉴》把永徽之政归功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观点。
永徽时期不论如何风调雨顺，百姓生活如何安定和谐，都不能证明这样的功劳应该属于谁，无论归功于皇帝还是执政大臣，都是偏颇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君臣没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朝廷的事情双方应该都是有所参与、有所贡献的。本文这里强调的是，即使不把废王立武计算在内，永徽之政也绝非一片光明。比如褚遂良置产案件，比如房遗爱案件。其中不乏朝廷黑暗和政治丑陋②。
褚遂良置产案件最初也不过一件普通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应该也是有限的。中书令褚遂良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购买中书省译语人史可耽的房屋，而价格却是根据政府征收时估算的价格。
对此，《通鉴》的记载比较简略，为：
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睿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睿册循州刺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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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原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1998年第7辑，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第282页。
②雷家骥先生著《武则天传》第四章有“永徽政局的阴暗面和皇后废立的贿赂关说”一节，虽没有正面批评歌颂永徽政治的旧说，但意图所指确实很清楚的。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十一月己未日，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272—6273页。此事，《唐会要》卷六十一《御史台中》也有记载，互有异同，《会要》记录是买宅而不是地，并且涉及大理寺丞张山寿，而另外一个当事人是译语人史可耽，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褚遂良买地案件，以褚遂良贬官同州刺史，维护褚遂良的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贬官循州刺史而告一段落。根据《旧唐书•高宗本纪》时间是永徽元年（650）十一月己未，即十一月二十五日①。褚遂良因为强行低价购买属下译语人的土地，被监察御史告发，虽然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起而维护，最终还是受到贬官处分，至少证明是犯法行为②。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永徽三年（652）正月己巳（十一日），“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③，仅仅一年，褚遂良东山再起。原来担任中书令，现在改为吏部尚书，都是三品，但是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而这就是宰相最明显的标志。这就是说，褚遂良虽然犯法受到并不严重的处分，但这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他的官运不降反升，成了当朝宰相。褚遂良既然再次得势，当初告发他的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韦思谦传》写道：“及遂良复用，思谦不得进，出为清水令。”④褚遂良的报复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永徽元年褚遂良购地案不是什么大案件，但永徽三年底四年（653）初的房遗爱案件，则是名副其实、震惊朝野的大案。房家的祸事至少看上去都是高阳公主引造出来的。最初，为了替丈夫房遗爱争夺房玄龄留下的封爵，诬告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非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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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8页。
②雷家骥先生写道，“由此看来，遂良可能真有此事，故长孙无忌快速处理，让遂良外出暂避风头，以免根究之下获罪更深，牵累更多人，是则无忌隐然有纵容贪污、乡愿朋党之意”。见雷家骥：《武则天传》，第107页。
③《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页。
④《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861页。
己，企图以此获得房遗直已经继承的封爵。房遗直也用反告的方式还击。没有想到，房家兄弟的阋墙之争，引来了虎视眈眈的政治敌人。长孙无忌从一个流氓案件入手，深入调查，结果很快发现了一个谋反的集团。荆王元景、将军薛万彻、驸马都尉柴令武等都在其中。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证据存在，从严整治，也不算冤枉。但是，吴王恪是被生硬陷害的，虽有房遗爱揭发这个环节，但毕竟是对长孙无忌诱惑的呼应。再有，李道宗也因此案牵连而死，原因是李道宗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向来关系不好①。所以这个案件具有铲除异己的政治本性就不难证明了。
《旧唐书》作者在写《长孙无忌传》的时候，还是很认真地承认长孙无忌的忠诚的，所以在“史臣曰”中写道：“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讬，为敬宗旨诬构。”②但是，在同一部书的《太宗诸子传》的史臣曰中，开篇即言：“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③同一部书的两个“史臣曰”，竟然如此不同调，至少可以证明一方面李恪之死海内冤之，同时对于主持该案件的长孙无忌也有气愤的一面。如果说，房遗爱案件是永徽年间政治黑暗最典型的一幕，应该是没有多少异议的。
在这个案件中，唐高宗的角色很值得重视。长孙无忌与吴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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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李道宗传》，“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6页。《通鉴》的文字是“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卷一九九，第6281页。
②《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之“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第2456页。
③ 《旧唐书》卷七六，第2666页。
恪的结怨，史书写得清楚，就是因为唐高宗。太宗已经确立了李治为太子，但是有所不满，认为吴王李恪英武类我，又再次萌发重新选立太子的念头。结果，长孙无忌坚决捍卫李治，反对李恪，李恪的太子之路就此中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孙无忌对李恪痛下杀手，也可以看作是为了唐高宗的安全。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对于李恪的最后处置，唐高宗究竟是同谋者还是不知情呢？《通鉴》记录了一个情节，在诏书宣布赐荆王元景、吴王恪自尽之后，唐高宗流着泪对侍臣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①结果，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皇帝的要求就被否决了。唐高宗真的无能行使赦免之权呢？还是有意作秀呢？对此，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只能认为两者皆有可能。不过，可以说明的一点是，在此之前，唐高宗与长孙无忌虽然也有过一些摩擦，但是公然否定长孙无忌，唐高宗一次也没有做过。要么是唐高宗演技太高，可以在大臣面前流出泪，要么是确实无奈，只能看着亲人死去而不能救助。
言及永徽之政，《新唐书》《资治通鉴》十分强调唐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的信从。不过，史书还是记录了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摩擦事件，这对于理解永徽政局，显然是不可以忽略的问题。
唐太宗对唐高宗的期望是很清晰的事。唐太宗在高宗为太子的时候不仅谆谆教导，还专门为太子撰写了《帝范》一书。《贞观政要》卷四《教诫太子诸王》记载唐太宗对太子的殷切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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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1页。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①
观太宗对高宗的教诲，无非是爱惜民力与克己纳谏两项，而这也是唐太宗治国的最重要心得。《资治通鉴》还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帝范》完成之后，太宗对太子说不要以自己为榜样，因为“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等等②。
唐高宗即位以后，应该说还是想努力实现太宗的遗愿，所以不仅勤政，而且乐于纳谏。永徽元年（650）正月，唐高宗亲自接见各地朝集使，每天接见十位刺史，问百姓疾苦，了解地方政治③。本来，这些作为朝集使的刺史，可以统一接见表示一下皇帝的关心即可，而高宗却要一个个接见，不辞辛苦。史书记录此事，也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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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集校》，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3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1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0页。
表示皇帝的勤政而已。同年九月高宗外出行猎，谷那律谏议，高宗的表现是立刻接受批评“上悦，为之罢猎”①。永徽二年（651）九月卢文操盗窃，因谏议大夫萧均的谏议而免去卢的死刑并称赞萧均“此真谏议也”②。这些行为，显然都是可圈可点的，唐高宗的勤政努力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唐高宗的努力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永徽元年（650）、二年连续几次的晋州地震更让这新皇帝心存疑虑。晋州在山西，高宗以前就是晋王。所以，晋州的连续地震肯定让他感觉特别不妙。在人们相信天人感应说的时代，年轻的皇帝有点紧张是很正常的。为此，高宗征询了侍中张行成的意见。张行成是贞观老臣，跟高宗私人关系很好。高宗即位的时候，搀扶高宗登上宝座的就是张行成。张行成一定看出了问题所在，所以回答让人十分震惊：
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③
张行成的地震解说，《旧唐书》本传并未标明时间，但《新唐书》本传却接着写道：“帝然之，诏五品以上极言得失。”④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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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2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5页。
③《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④ 《新唐书》卷一〇四《张行成传》，第4013页。
《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写在永徽二年（651）六月“庚辰，晋州地震，诏五品以上言事”①。由此可知，地震、张行成建议和诏五品以上言事是相互连续的因果事件。当张行成认为地震与政治相关，或者“女谒用事”或者“大臣阴谋”的时候，高宗采取的对策是让五品以上官员对朝廷提意见，如果这个信息表述为“言事”的话还是很和缓的语气，而用《张行成传》的说法则是“极言得失”，显然是更加尖锐的表述。那么，高宗诏令言事，究竟是针对“女谒用事”还是“大臣阴谋”呢？
皇帝下令五品以上官员给朝廷提意见，结果怎么样呢？《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对此有所披露：
永徽二年，监修国史。高宗尝谓公卿：“朕开献书之路，冀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曰：“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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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52页。
②《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54页。
唐高宗对公卿们表示不满和失望，开了献书之路，结果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意见。这里的献书，应该就是上书言事之意。对于皇帝的不满，没有人回应，一贯不太当众表态的长孙无忌只好自己回答，他的看法是因为朝廷做得太好，没有疏漏，上书言事的人抱着侥幸心理，当然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当然他还大方地表示，开放言路还是必要的。这其实否定了皇帝诏令大家提意见本身。皇帝受到否定，立刻还击：你说朝廷没有问题，我则听说朝廷有情面问题。长孙无忌也毫不客气，说照顾情面是人之常情，相信皇帝也不可避免，但是绝没有严重到因为人情而枉法的情况。此事，《资治通鉴》放在永徽二年（651）闰九月①，显然与六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言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令人无奈的是，从《旧唐书》的《长孙无忌传》到《通鉴》，在高宗与长孙无忌的这个对话之后，都要讲一通高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这段对话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皇帝与长孙无忌的冲突。从贞观末到永徽中，长孙无忌大权独揽，这是人所共知的，给朝廷提意见，岂不就等于给长孙无忌提意见？所以我们看到，皇帝号召官员提意见，但大家反应冷淡，令皇帝大感失望。而从长孙无忌的言谈看，则知官场冷淡的原因了。在长孙无忌和皇帝之间，大家不敢贸然响应皇帝的号召，毕竟比起皇帝的不满来，得罪长孙无忌是更严重的问题。那么皇帝最初令五品以上官员言事，究竟针对的是“女谒用事”还是“大臣阴谋”呢？显然是后者。朝廷上气氛沉闷，似乎是永徽政治的一大特色，到永徽五年（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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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5-6276页。
秋天，唐高宗还在表达不满，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①唐高宗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怎么可能贞观时候论事终日不绝，而今天却无事可议。“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面对高宗的责问，这些五品以上的官员除了沉默还能说什么？难道永徽二年（651）长孙无忌所谓的朝廷“固无遗缺”之说，还能继续糊弄皇帝吗？
高宗对朝廷执政的不满一直在持续，而妥协忍让的一方始终是皇帝。永徽三年（652）七月，又一件让高宗不爽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皇帝有了太子。对此，《通鉴》的记载比较简略：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②
立太子当然是朝廷重大事，但是陈王李忠的确立，却是从稳固王皇后地位的目的出发的。中书令柳奭作为皇后的舅舅发明此谋，而长孙无忌等积极配合，结果唐高宗表示同意。但是，在我们对照新旧《唐书》以后才会发现，立太子之事，原来是有过更复杂的过程。列表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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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6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8页。
表4-1
《旧唐书•燕王忠传》 《新唐书•燕王忠传》
时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右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三年，立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为父后者赐勋一级。① 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②
中书令柳奭的谋划先得到了王皇后的同意，但是王皇后却在高宗那里碰了钉子。《新唐书》只说到王皇后“请于帝”没有讲结果，而《旧唐书》等甚至没有提到这个环节。如果皇后直接说服皇帝同意立李忠为太子，朝廷的众多宰相们就没有必要再费口舌了。此事，皇后首先与皇帝商议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能想象皇后没发言宰相们反而先置喙。为什么朝廷中的大人物纷纷出动呢？《新唐书》用“继请”，《旧唐书》用“固请”，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先行前来说服皇帝的人都遭到皇帝的拒绝，所以才有大人物们陆续出场。正是因为皇帝坚持拒绝，所以才有大臣们“继请”和“固请”。这么多人来说服一个人，唐高宗要面对这么多人的喋喋不休，还要维持朝廷的大局，最后只好妥协，听从安排了事。
在这个事情上，皇帝和皇后到底谁的感情更重要呢？一切被安排的唐高宗虽然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抵抗不了对方的人多势众。皇帝连自己的接班人也被人安排好了，虽然这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最后却不得不妥协。皇帝希望如贞观时期那样，朝堂之上人人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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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六《燕王忠传》，第2824页。
②《新唐书》卷八一《燕王忠传》，第3586页。
欲言，但是他的热情却遭遇到了沉默甚至冷漠的无情打击，对此他又无计可施。此时的唐高宗，作为皇帝，徒有其名而已。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永徽执政集团，却远比皇帝更有权威，更能为所欲为。从这个观点观察房遗爱案件，长孙无忌的掌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皇帝哭诉希望保全叔父、哥哥的性命被无情驳回，也是同一政治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兵部尚书崔敦礼在永徽四年（653）十一月能够晋升为宰相，应该就是因为协助长孙无忌，亦即回绝了皇帝的请求有关①。唐高宗在永徽年中的忍让、妥协、郁郁不申，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一切矛盾最终以废王立武事件为爆破点实现总爆发，顺理成章。
总之，高宗在永徽时期，作为一国之君，却基本上处于被安排的位置上。对此《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却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认为是君臣关系良好的时期，甚至说有贞观之风。这种看法，究竟是忽略了事实呢还是认识不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