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是一个充满政治变数的时期，以长孙无忌大权在握，到废王立武高宗完全收回权力，政治激荡，斗争炽热。伴随着掌权人物的改变，一批朝臣随着起伏。而陈寅恪先生认为，在这些权力斗争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动，从此掌控中国北方政治的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而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一批人物在政治上崛起。“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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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雷家骥先生的观点，本文十分认同。参见雷家骥：《武则天传》，第113页。
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之世局也。”①
本文不准备对永徽政治进行社会层面的探讨，单就政治而言，讨论其特质所在。所谓政治特质，这里是指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有政治功能，或称特有本质。永徽是唐高宗的第一个年号，是他继承唐太宗的朝廷，继续统治天下的初期。对于唐高宗而言，这个初期的政治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学习、实践和熟悉朝廷的政治生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而更好地完成皇帝的角色。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专门为接班人写作的《帝范》，对于皇帝的角色进行了高度概括，既是唐太宗的政治心得，也是唐太宗对接班人的政治期望。《帝范》第一卷第一章为《君体》，内容很简略：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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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②唐太宗：《帝范》，收录吴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5—596页。
其中，涉及帝王的品格特征，即使唐太宗没有逐字逐句解释，唐高宗也一定会认真思索。怎样做好一个皇帝，就是新皇帝面临的最重要一课。从新皇帝的个人立场看，新近登基，合格的皇帝就是最重要的目标。不仅如此，就实际权力的掌控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学习掌控的过程，直到完全掌控为止。新皇帝的这个成长过程，从主观到客观，从预设到实践，这条道路是别无选择的。
但是，永徽政治，就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这样的一条皇帝成长之路显然不是很顺利。就皇帝个人的视角而言，唐高宗做出了种种努力，不论是与大臣配合还是勤政，从主观上说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唐高宗却越发感觉到压制的力量，贞观时期的风气不见了，没有积极建言、人人努力的政局，而他自己的努力也泥牛入海。朝廷之上万马齐喑，而党同伐异的流言又不绝于耳。几年下来，唐高宗与最高权力的距离不仅没有越来越近，似乎是越来越远。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执政团队。从永徽政治的特质来说，皇帝的逐渐成长有赖于辅佐大臣的协助，而长孙无忌、褚遂良就是这个团队的代表。以长孙无忌而言，当初既有推立之功，后来又有维护之益，现在辅佐高宗不仅据有太宗遗志，更因为名分职务，无不高高在上。但是，几年之后我们看到，对唐高宗的压制，恰恰来自这个执政团队本身。究竟是因为他们感觉皇帝尚不成熟，认为大政奉还的机会还不成熟；或者认为他们实际掌握实权对于江山社稷更有利，反正皇帝与执政团队的矛盾在不断的积累中。皇上不想立的太子，被他们最终确立了。皇帝不想让叔叔、哥哥死，最后还是死了。
应该说，在永徽政治的特殊时期，皇帝逐渐掌权，执政团队逐渐让出权力，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向，也是既定的政治方向。长孙无忌等正应该扶上马送一程然后放手让皇帝执政，这既顺理成章，也能减少政治动荡。毕竟，平稳过渡，是永徽政治的绝对主题，“过渡”是本质，“平稳”是条件。执政大臣团队紧抓权力不放，而皇帝掌权又是大势所趋，如此一来，矛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其实，我们看到的君臣矛盾，不是军国大事，常常是皇帝亲身经历的政事或者皇帝身边的事情。比如，对于边疆问题的处理，就没有见到君臣之争，而在永徽年间，西北边疆问题是很严重的。这大约可以说明，皇帝参与意见的政事应该是有限的，而在他能够参与的政事中，每每出现掣肘、摩擦和不愉快。为了皇后安全而确立太子竟然不顾皇帝的意志，这合适吗？当初李承乾谋反都可以不杀，为什么李恪一定要杀？最后，唐高宗要废王立武，执政大臣团队坚决反对，双方斗争于是全面爆发。永徽作为过渡政治，本来可以不必如此的，但是这场终极性的对决终于还是到来了。
三省制度之下，没有三省官员的配合，皇帝一人只能成为光杆司令，因为皇上发令必须经过中书与门下两省官员的签署才能生效。而当时三省长官除了李勣之外，基本上都是长孙无忌的人。所以，皇帝有需要是必须经过长孙无忌的。有一个事件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高宗第一次准备提出废王立武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前往长孙无忌家，希望通过贿赂的办法获得长孙无忌的同意。《通鉴》如此记录此事：
（高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①
皇帝知道长孙无忌的地位与作用，要废立皇后必须经过这一关，于是与武则天一同前往长孙无忌家来拜访，用官位与财宝讨好长孙无忌。结果，长孙无忌礼物照收就是不办事。皇帝与武则天“不悦而罢”，不悦显然是很正常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朝廷到底谁在掌权。长孙无忌明知道皇帝的来意，而皇帝的这个意图他是不赞同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坦然收下重礼。皇帝需要长孙的同意，甚至不惜用重金行贿。行贿与受贿，反映双方之间的关系，谁也不会同意大权在握的人会行贿自己的下级。唐高宗作为皇帝的存在，在长孙无忌这些执政大臣的眼中，不是太过轻微了吗。
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斗争双方的不同叙述。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方面，强调王皇后的无过错和武则天的道德缺陷（曾经侍奉过太宗皇帝）。唐高宗最初以王皇后无子为理据，但拥护皇帝一派的后来叙述，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李勣的家事说，即认为废王立武一事“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第二，许敬宗的田舍翁比喻：“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②皇帝一派，虽然如许敬宗的比喻不免粗俗，但是道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废王立武之事，皇帝有权自己决定，别人无权干预。可是，现在的皇帝却不能自己决定，不相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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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7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91—6292页。有关李勣的特别作用，本文暂且阙如，将以专文的方式进行讨论。
坚持反对，让皇帝都不如田舍翁。李勣的家事说，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在李勣的言语中，自己是外人，褚遂良等也是外人，皇帝自己应该说了算。很清楚，执政大臣一派强调道德正当性，而皇帝派强调权力正当性。在同一件废王立武之事上，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但强调的重点是完全不对应的。
尽管双方叙述重点不同，但是对于废王立武事件的看法，一千多年以来应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影响巨大。从社会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深刻独到。仅从政治层面说，废王立武事件标志着当局最高权力的转移，唐高宗从此大权独揽，而此前的执政大臣则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原本可以平安的权力转移最后却闹得大动干戈，惨烈收场。这可以看作是权力悲剧性的再次呈现。
永徽政治以悲剧结束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而唐太宗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太宗临死之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太子李治在病榻之前安排后事，首先对两位大臣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又谓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无忧天下！”最后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①胡三省注曰：“武、许之间二臣，玉儿之命犹在高宗之耳，何剧忘之邪！”胡三省认为武则天、许敬宗就是离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人，是高宗忘记了太宗的临终之命。在太宗的临终命令中，前两番话都是正常之语，希望今后君臣互相信任，而最后一句含义丰富。这里，太宗先肯定无忌的忠诚与功劳，但最后一句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唐太宗认为自己死了之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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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7页。
有人离间长孙无忌。所谓离间，显然是离间长孙无忌与新皇帝的关系，所以才会要褚遂良从中实施保护。
结合长孙无忌的历史，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曾经当面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①。唐太宗为什么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呢？遍查长孙无忌的个人经历，与此事相关的只有一事，即贞观二年（628）罢相事，《通鉴》记载很清楚：
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②
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录相似，也是无忌“深以盈满为诫，恳请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陈情，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③。据《长孙皇后传》，长孙无忌初任右仆射皇后就不同意，后来有多次催促无忌“苦求逊职”④，但没有提及有人密表之事。密表所称“权宠过盛”，当有事实根据，否则以无忌与皇帝的关系，谁敢无事生非。何况，最初任命长孙无忌为右仆射的时候长孙皇后就是反对的，而太宗根本不理会皇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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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0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46—6047页。
③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47页。
④ 《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第2165页。
意见。现在，皇后依然坚持固有意见，而太宗最终解除了长孙无忌右仆射之职，就不得不承认密表的作用。从太宗召集百官表白的情形看，朝廷中人应该多有了解。权宠过盛，宠应特指皇帝的特别信任；权，当指揽权过限。长孙无忌后来又几次谦让权位，是可以看作善避嫌疑的。但是，从唐太宗的领导者地位出发分析，对长孙无忌的表扬完全可以看作是正面鼓励之辞，而正面肯定本身就是希望避免长孙无忌走向反面，因为他是有揽权的嫌疑或事实的。
所以，太宗担心自己死后有人离间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关系，其实就是担心长孙无忌揽权的旧病复发。可想而知，如此一来，与当朝皇帝高宗的矛盾必然爆发。但是，唐太宗仍然用正话反说的方式表达这层含义。胡三省只看到了唐太宗语言的表面，没有继续深究，所以把最后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矛盾爆发，仅仅视为唐高宗单方面的责任，并没有全面理解唐太宗的用意。
比较而言，唐太宗对于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一定会更偏重于儿子一方。上文所引《帝范》首章，可以看出太宗对高宗的希望，如山岳，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总之，太宗皇帝绝不会希望高宗成为大臣的傀儡，也曾经担心高宗软弱而难当皇帝大任。可以设想，太宗给高宗留下的大臣班底，太宗一定会耳提面命，反复交代，哪位大臣有什么特点，应该如何应对。只不过，史书没有留下相关资料，让很多读者误以为唐太宗只想保护长孙无忌，而从人性的基本面分析，在长孙无忌和唐高宗两个人之间，唐太宗理所当然会以高宗为重。在太宗心目中，长孙无忌主要是手段，高宗才是目的。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驾崩，几天之后的六月一日，唐高宗就正式即位，这就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一周岁。唐太宗生前，对于身后的政治有多方面的安排，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保证唐高宗接班顺利，稳定唐朝的政治。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辅佐大臣团队，正是唐太宗亲手建立起来的。为了求得稳定，唐太宗让长孙无忌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贞观二十二年（648）长孙无忌一度以司徒检校中书令，同时“知门下、尚书二省事”，即三省长官皆由长孙无忌一人担任。胡三省为《通鉴》作注，特别标示到“长孙无忌盖总三省之事”。雷家骥先生也特别说到，这是一种“破坏三省权力制衡的方式”。但是，如此突出长孙无忌，肯定是唐太宗的主意。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史书记载很多，而让长孙无忌担任过渡时期的朝廷大总管，在唐太宗看来一定是最合适的。首先，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这层关系无人能比。其次，在李治担任太子的问题上，长孙无忌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第三，后来唐太宗还一度因为李恪而犹豫，是因为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所以捍卫唐高宗长孙无忌也是居功最高。第四，长孙无忌是同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功臣，凌烟阁功臣榜长孙无忌排位第一，因此在官场上威信最高。第五，长孙无忌有才干，也曾被唐太宗表扬过。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总之长孙无忌有条件被唐太宗选中担任如此重要的使命。长孙无忌在贞观末期的大权独揽，是来自唐太宗的信任，永徽时代，不过是同样状况的继续而已。但是，这种情势本身就容易招致危险，因为君弱臣强向来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历史上，霍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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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第6252页。
② 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常被当作这方面的典型，而长孙皇后就经常以霍光为教训。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关系还十分良好，矛盾爆发距离尚远，但是洛阳人李弘泰在正月里就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结果被杀掉。李弘泰不会有什么证据，他的行为不过是根据朝廷的政治格局认为皇帝与长孙无忌应该发生问题，他便来投机，寄希望矛盾已经爆发，皇帝趁机清除长孙无忌，如此自己就立得大功。结果，他的投机时间不正确而导致牺牲性命。如果到显庆四年（659）再来，李弘泰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后来皇帝和许敬宗为了清除长孙无忌，不得不对没有什么关系的李奉节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案件加以利用。
总之，从最初唐太宗的安排到君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永徽政治应该是一个过渡时期，长孙无忌顺利辅佐唐高宗，最后实现唐高宗完全执政。但是，永徽政治却陷入“二元政治”结构中难以自拔。所谓二元政治，就是政治出现了两个中心，法理上皇帝唐高宗为最高政治首脑，而事实上长孙无忌是政治首脑。因为长孙无忌没有及时让出权力，并且对皇帝进行了种种的制约与安排，导致两个中心发生冲突，最后以废王立武事件为爆破点，长孙无忌一派彻底失败，以个人悲剧的方式退出政治舞台。
所谓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的说法，是很荒诞的。永徽政治的结局，《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以他们的学术建树，绝对不可能没有了解，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提出了“永徽政治”这个原本就不成立的议题呢？他们没有提供直接证明，但从本文最初提供的资料，即所谓永徽之政说的创立，我们今天能够进行合理的判断，症结还是武则天。没有废王立武，就不会有后来的武则天称帝，而武则天毫无疑问是唐朝的破坏者。所以，追踪原始根据，长孙无忌一派反对废王立武，反而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一种有远见的行为。因此，君为臣纲的老原则在永徽政治论中只好后退，让我们看到很不习惯的立场，站在长孙无忌一派大臣的立场上批评作为皇帝的唐高宗。
其实，武则天称帝是彻底的偶然事件，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把武则天称帝归罪于唐高宗是不公正的，因为高宗同样无法预料后来的事情。至于因此而把高宗与长孙无忌的矛盾也颠倒论证，则更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有违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立场。北宋女主政治发达，是否北宋的史学家希望通过武则天的例证阻吓北宋的政治女强人，此意属于北宋政治课题，需要论证。作为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司马光，考虑北宋实际而立论唐朝历史，如果确实存在，我们则不得不努力排除这种行为带来的历史误解。
